之前反驳黄河清的“匈奴西迁后变成匈牙利人”的理论文章，我已经写过了。其实这个理论已经被众多国内外历史学家否定了，反驳依据包括但不限于“匈人存在人工颅骨变形的风俗，而匈奴没有”，相貌差别巨大，以及匈奴时期会冶铁而匈人反而极为落后，匈奴西迁路线并不是欧洲方向等等，在这里不再过多描述。而黄河清视频里将大月氏读成“大肉汁”的错误，我也不再多说（因为之前文章已经详细介绍了）。

我们这篇文章主要介绍黄河清的其他错误。

很多人都知道，黄河清最近几年出书了，叫《以图证史：言不必称希腊》《以图证史：光从中华来》

如图所示，是黄河清著作里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巴黎天文台和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年份没错，但是在这两个天文台落成之前，西方已经有：黑森的威廉四世私人天文台（1564年），教宗国格里高利十三世天文台（1582-1585，具体年份不详，不早于格里高利颁布历法的1582年，不晚于格里高利去世的1585年，用以观测天体以验证格里高利历的准确性），瑞典的第谷乌拉尼堡天文台（1576年），荷兰莱顿天文台（1633年），巴伐利亚英戈斯塔特天文台（1637年）波兰海维琉斯但格斯克天文台（1640年），巴西马克格拉夫天文台（1638年），第一座南半球的大型天文台，葡属巴西。

大家看看，这些都是黄河清说的“1644年汤若望当上中国国家天文台台长”之前的例子。所以西方的天文台在传教士进入大明前，都有相当的成例可以参考，完全不存在“只有传教士得到了大明技术，西方才能修建大型天文台”的情况。

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不知黄河清认为法国的巴黎国家天文台的建立和“1644年汤若望当上中国国家天文台台长”这两件事具有的直接关联的原因是什么？

黄河清似乎是“创造”出了明代天文学被传教士传到欧洲才诞生了欧洲天文台，以及欧洲传教士大规模盗窃明朝典籍才使得欧洲文明大爆发，所以“光从中华来”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徐光启等明朝大臣是帮助欧洲传教士盗窃科学典籍的窃贼。而清朝的康熙皇帝，居然也被描绘成了和传教士勾结的卖国贼。（我不知道徐光启是否有后人，他的后人是否愿意听到有人说他祖先是汉奸的这个理论）

嘿，现在还真有人相信了这个理论，并且跑过来私信骂我然后拉黑我。

明代西方传教士以教宗国下辖的耶稣会为主，而早在16世纪英国就在查理八世的主持下进行宗教改革，独立创建圣公会了。晚明第一批传教士来华的1610-1620年，英国当政的是詹姆斯一世，距离英国最后一个天主教国王玛丽一世都三四十年了，现在通行的《詹姆斯一世圣经》就是他在位期间编修的。

圣公会教士和罗马耶稣会士是对立关系，难道耶稣会士还暗通款曲，资敌英夷？耶稣会士盗窃明朝科学典籍资助英国的理论实在是过于荒谬。

如图所示，黄河清认为，在欧洲传教士南怀仁执掌钦天监之后的“决定性十年”里，欧洲完成了科学各方面的成就，其背后的原因就是传教士从中国搬运过去了，而当时的康熙皇帝就是与其合作的卖国贼。

我们来看一下，1669年，南怀仁当上钦天监，那么黄河清所说的时间段就是1669年到1679年。但是，早在1665年年初，牛顿首先发现了二项式定理。他阅读瓦里斯《无穷算术》时，受到求曲线包围面积计算方法的启发，把瓦里斯的整数幂有限项级数计算推广到分数幂无穷级数。他发现，新的无穷级数用于求解面积问题十分方便，就进一步用无穷级数求开方和作除法。在这个过程中，他成功地总结出二项展开式中变量的指数变化规律和每一项系数的变化规律，得到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牛顿二项式定理。更为重要的是，他从这一发现中懂得了，把一个理论从特殊推广到一般的强大思维力量。后来，他的最重要的理论研究，都成功地由个别推广到普遍，最终形成庞大的思想体系，并在其不朽名著《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中得到完美体现。1665年到1668年间，牛顿还发明了无穷级数展开、微积分、无穷小概念，并且提出了极限概念的初始定义（不是现在所看到的最终定义）。牛顿于1666年编写论文《流数简论》,标志着微积分的诞生。

你们说说，牛顿的这些发现是在1669年之前，并不在黄河清所说的“决定性十年”里。黄河清对此该如何解释呢？

黄河清教授得出了诸如欧洲古建筑伪造，非洲古建筑伪造的结论，为什么不把这些结论告诉中外联合考古项目参与方的中国工作者和专家呢？我对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好奇的。

之前英国人写了一本奇书，说明朝的郑和船队到达了欧洲，有把《农书》《授时历》《火龙经》《武经总要》等著作送给教皇尤金四世，这个理论在这几年又被很多人大肆在国内宣传，说达芬奇的绘画就是抄袭了中国的《农书》（这个理论，你在黄河清的书中也能看到类似的内容）

如图所示，黄河清的书中还有很多其他的惊天理论。其中一个章节里说英语China就是“秦哪”的音译，China和赛里斯都表示“秦”的意思。

但是在史学界，Serice，汉译一般写作赛里斯，作为欧洲人对我们中国的称谓，其来源有蚕说、丝说，绮说、锦说、疏勒说、秦国说，楚国说，蜀国说等多种说法，主流学界并没有定论。但黄河清这个人，就喜欢自己下定论。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提出，China是印度对秦国的称呼。但是秦国在公元前316年才灭掉蜀国，秦国统一中原的时间更晚。而支那这个名称在印度的出现却可比这个时间早了近百年（时间是公元前4世纪初），可见伯希和的说法不能成为定论。

德语、英语中的China以及法语中的Chine等皆起源于梵语Ci^na—stha^ na。古代希腊、罗马等国对中国的称呼，除了有缯绢之义转化来的Serice(塞里斯)外，还有与支那同源的Sin, Thin，或 Sinai, Thinai。据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著作《地理学指南》中所绘制的世界地图显示，在古印度东方标注了一个名为“Sinae”和一个名为"Serica"的国家。其中“Sinae”的名称和古印度人对“丝绸”的发音一样。丝之国的解释是主流学界所认可的学说之一。

文僧苏曼殊(1884-1918)通英、法、日、梵诸文，曾撰有《梵文典》。他认为China起源于古梵语，用以指代中国地区。

而从丝绸交易路线来看，则可能是指成都平原一带的地区。古代中国通往西方和海外的丝绸之路有四条：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联系起来。

南方丝绸之路便是由四川东部的盆地出发，经云南过伊洛瓦底江,至缅甸北部的孟拱,再渡亲敦江到达印度东北的莫帕尔,然后沿恒河流域转入印度西北,至伊朗高原。（蜀地——身毒通道）

古蜀文化从商代以来就对南中地区保有长期深刻的影响，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已同印度地区存在以贝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易和其他方面的文化交流，这就为古蜀名称远播于古印度提供了条件。另据《史记》和《汉书》，蜀人商贾很早就“南贾滇、僰僮”，并进一步到达“滇越”从事贸易，还到身毒销售蜀布、邛竹杖等蜀物。滇越，即今天东印度阿萨姆地区，身毒即印度。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的印度古籍《政事论》提到“支那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所说蚕丝和织皮纽带恰是蜀地的特产。这与中国史籍《史记》所记载的汉武帝时张骞在今阿富汗见到当地商人从印度贩回“蜀布、邛竹杖”的情况，恰相一致，而张骞在中亚所见到的惟一的中国产品就是“蜀布、邛竹杖”等“蜀物”，这就表明了战国时期蜀人在印度频繁的贸易活动，而这又是同商代以来三星堆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交流一绪相承的。在这种长期的交往中，古印度地区必然会对古蜀及其名称产生较之中国其他地区更多的印象和认识。

“成都”这个名称，产生很早，已见于《山海经》，春秋时期的四川荥经曾家沟漆器上还刻有“成造”（成都制造）的烙印戳记。“成”这个字，过去学者按中原中心论模式，用北方话来复原它的古音，以为是耕部禅纽字。但是，从南方语音来考虑，它却是真部从纽字，读音正是“支”。梵语里的Cina，在古伊朗语、波斯语、粟特语以及古希腊语里的相对字，均与“成”的古音相同，证实Cina的确是成都的对音或转生语，其他地区的相对字则均与成都的转生语Cina同源。从时间上来看，秦国灭蜀国是公元前316年，也就是公元前4世纪的后半叶，晚于古蜀与南亚地区的交流时间。China一词来源于成都或者丝绸的可能性都大于“秦国说”。

再来看看这个暴论：浙江大学黄河清教授发现：西语“机器”一词，意思是“马秦”，就是“大秦”，伟大的中国的意思。英文和法文的“机器”（machine）一词，里面都装了一个“中国”（chine ）。法文“machine”一词，字面意思干脆是“我的中国”。但这样的意思解释不通。后来发现，Machine原来是Mahachina缩写! Mahachina是“摩诃至那”的意思。摩诃为“大”，至那为“秦”，意为“大秦”，就是“伟大的中国”。所以Machine就是“马秦”。

于是，黄河清得出结论：西域在历史上经常以“马秦”，“摩秦”指称中国。所以，西语“机器”一词，意思是“伟大的中国”无可置疑！

我的评价：您不是天天质疑西方吗？您不是鼓励民众质疑权威吗？怎么您这里开始说自己的理论不容置疑了？如果您的理论成为学术主流，您是不是也极力打击质疑者，并且给他们扣上“没有民族自信心”的帽子？甚至说他们是大殖子？

机械之英语词machine源自于希腊语词mēchanē (Μηχανή)，原指“巧妙的设计”，主要是为了与手工工具区别。这是多利亚方言对阿提卡方言中mēkhanē的变体，意为“装置、工具、机器”。其进一步的词源可以追溯至原始印欧语系（PIE）的*magh-ana-，意为“使之能够的工具或手段”，根词*magh-则表示“有能力、有力量”。这和“中国”一词有什么关系？您在微博和各大网站误人子弟，您这样做真的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