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当今社会，“祛魅”这一概念日益受到关注。从高中作文题到法学、传媒等领域，人们对“祛魅”的理解各不相同。韦伯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世界的祛魅”概念，深入探讨了现代社会中理性主义与宗教信仰的互动。本文将结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以学术为业》这两部著作，探讨现代社会是否全然“祛魅”，以及人们对此现象的态度。

关键词：祛魅；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学术为业；现代社会；

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第四章中，介绍了加尔文宗不同的预定论观点。[1]《威斯敏斯特信纲》等文件中认为上帝的恩典是可以撤销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对人性的忏悔、对上帝的笃信不疑以及圣礼重新获得。而加尔文则正好相反，他认为上帝至高无上，他自由决定哪些人将得救、哪些人将被罚下地狱，且不受人的行为或意愿影响。即“那些上帝已经给予恩典的人就永远不会失去这一恩典，而上帝拒绝给予恩典的人也永远不可能获得恩典。”这一教义对当时的信众们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多人感到内心空虚。韦伯在文中列出牧师、圣礼、教会乃至上帝都不能帮助他们。这一变革便被称为“祛魅”，后与希腊的科学思想结合，否定一切意欲获得救赎的巫魅手段。在《以学术为业》中，韦伯提出了“世界的祛魅”的概念。[2]强调了现代社会中宗教信仰的衰落以及理性主义的盛行，人们用理性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

“祛魅”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就被用于对历史和现代社会的研究中。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中认为苏格拉底发现了“概念”这一伟大的工具，是科学发展的里程碑事件。尔后进入现代社会，各领域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推动了社会的祛魅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论述了加尔文宗带来的祛魅现象对于理性化现世世界和发展资本主义精神来源的天职观与禁欲主义都发挥了作用。在现代世界，整体上，现代社会的祛魅进程持续推进。科学思维和研究方式使人们逐渐了解社会和自然，政治的法治化和民主化使得人们更广泛地参与到社会和国家治理中。近代中国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态度也是一个典型的祛魅过程。以铁路为例，早在1866年，英国使臣便向清廷提议修建铁路。当时朝中重臣们认为铁路只有利于洋人、易形成垄断，民间也对火车充满疑虑，都反对修筑铁路。1876年，洋行谎称修筑一条马路购买地皮，修建了中国境内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引发民众和官府的不满，甚至发生了破坏铁路之举。这一事件最终以清廷收购铁路并拆除而告终。但不久之后，以李鸿章、刘铭传为代表的官员对铁路巩固国防、发展工商业的作用有了认识，大力推动铁路的修建。[3]于是在淞沪铁路拆除后20年，在原线路基础上再次修建起了一条铁路，今天上海地铁3号线北段也基本沿此线路。因此，尽管现代社会在祛魅化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也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充满了挑战和变革。

然而也有人并不将祛魅作为目标。即使在加尔文所在的时代，也有不少人坚持其所理解的教义本源，不同意加尔文“上帝的恩典不会失去和获得”的观点，这在其他新教教派和天主教会中依然盛行。[4]这与祛魅最初的概念相反。在基督教早期，神学家的一些观点即与祛魅背道而驰。如罗马帝国最重要的神学家之一的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对基督教神学体系做出了阐释，创立了“神创论”，阐释了世界诞生的过程。他还结合逻各斯的哲学概念提出教会轮等观点，称赞“上帝之城”，对中世纪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不同文明的横向对比间，祛魅程度也显然是不同的，在不同领域祛魅程度也各不相同。相比于西方宗教，中国的宗教是世俗化的，表现出更多的祛魅特征，而西方在科学技术表现出更多的祛魅特征。中国在隋唐以后政权运行较少受宗教因素影响。而在西方，宗教的直接影响一直延续到三十年战争，一直到现在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国的行政、立法、司法活动中都能看到宗教的影子。如美国《独立宣言》的前言中“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来源于基督教传统，也确认了人类法律必须遵循上帝的律法。更为具体的案例发生在德国。德国的第一次堕胎判决规定在精卵结合14天内可以堕胎，以受精卵一般地在子宫上着床的时间作为标准，体现了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而在第二次堕胎判决中，出于宗教传统的影响，德国宪法法院认为“人性尊严于未出生的人类生命中即已存在，其非与出生后的人类生命或经教育的人格始见存在。其基因的同一性、独特性与不容混淆性，业已确定其乃是不容分割的生命，此项生命在成长与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并不是渐次演化成为人类，而是身为人类而在逐步发展之中。”[5]因而对堕胎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在2017年，俄罗斯全国上下曾围绕圣彼得堡的以撒教堂“回归”东正教会的问题展开过激烈争论。以撒教堂位于圣彼得堡市中心，是该城最大的东正教教堂，也是当地的地标性建筑。沙俄时期该教堂属于皇家所有，十月革命后改归市政府，不久后被改为博物馆。因此俄罗斯东正教会从未拥有过以撒教堂，市民也普遍反对东正教会接管教堂。而圣彼得堡市长等政府官员支持东正教会，由此产生的争论也一定程度影响了2018年俄罗斯总统选举。[6]综上所述，宗教对西方诸国的国家行为都仍然产生着影响。在这点上东西方的祛魅程度便存在着较大差异。

在以上的例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现代社会不全然是祛魅的，“复魅”现象也普遍存在。在《以学术为业》中，作者也以原始人和现代人对日常工具原理的理解程度为例说明了在科技发展的今天现代社会也不全然是祛魅的。[7]在苏联解体后的动荡时期，俄罗斯迅速回归了曾经在沙皇时代盛行的东正教传统。2017年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调查结果显示，俄国79%的国民信奉东正教、4%信仰伊斯兰教、9%为无神论者，这标志着俄罗斯重新回到一个东正教国家。[8]东正教会还与俄军合作，在军队中发放圣经、设立宗教机构，成为军队信仰集中的重要工具。[9]世俗政权也多次与东正教会合作，推动包括以撒教堂内的原国有文化遗产转移给教会；教会也配合政府在疫情时宣传防疫政策、配合外交活动等。[10]复魅现象在那个年代的俄罗斯拥有着开阔的市场，使社会逐渐摆脱了苏联时代的无神论观念。然而复魅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即使俄罗斯大部分国民信仰东正教，但也有相当多的俄国人对教会的贪得无厌和高度商业化所反感，这也阻碍了东正教会的一些举措。从大正时期到昭和时期，日本的神道教和其他宗教氛围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大正时期，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和民主思想的萌芽，日本社会开始对传统宗教观念产生质疑，神道教虽然仍占据主导地位，但其绝对权威地位受到挑战。其他宗教如佛教、基督教等开始在社会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宗教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进入昭和前期，随着日本对外扩张和军国主义思想的抬头，思想统制体制逐渐确立，神道教作为国家神道，其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虽然科学技术仍然在进步，国民教育和工业化都已在日本全国铺开，但神道教与国家政治紧密结合，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色彩，成为巩固军部统治和对外扩张的重要工具。[11]由此可见，现代社会不全是祛魅的，祛魅与复魅常常会共存、甚至并行发展。这其中会受到科技水平、政治力量、社会氛围等因素相互交织带来的影响。

现代社会既存在着祛魅的趋势，即理性主义盛行、宗教信仰衰退的现象，也有与之相反的复魅的现象。从加尔文宗到对不同文明的比较，都呈现了这种复杂的现实。无论是科技发展、政治力量还是社会氛围，都对祛魅与复魅起到了推动或制约的作用。因此，现代社会并非单一趋势，而是祛魅与复魅共存、交织的复杂现象。

[1] 马克思·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M]. 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03.

[2] 马克思·韦伯. 学术与政治 [M]. 李菲,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22.

[3] 王光. 论洋务派对修筑铁路的初步认识——以“淞沪铁路事件”为例 [J]. 青年文学家, 2013, (23): 239.

[4] 徐新. 西方文化史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186-188.

[5] 吳信華,译.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第二次墮胎判決要旨 [N]. 司法周刊, 1994-5-4(4).

[6] 戴桂菊. 从以撒教堂“回归”东正教会风波看当代俄罗斯的政教关系 [J]. 基督宗教研究, 2018, (02): 242-253.

[7] 马克思·韦伯. 学术与政治 [M]. 李菲,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21-22.

[8] 白胜洁.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俄罗斯宗教风险研究 [J]. 世界宗教文化, 2019, (01): 26-32.

[9] 林凤. 宗教在俄罗斯武装力量中的复兴 [J]. 国际展望, 1992, (20): 14-16+1.

[10] 张熙. 新冠疫情下俄罗斯宗教组织的防疫进程与发展趋势 [J]. 世界宗教研究, 2020, (03): 23-29.

[11] 王春芸. 昭和前期的思想统制体制研究[D]. 东北师范大学, 2021.DOI:10.27011/d.cnki.gdbsu.2021.001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