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麦肯齐
（一）亚历山大·麦肯齐（1822年1月28日—1892年4月17日）是加拿大自由党领导人，第二任总理（1873年-1878年）。建筑承包商出身，在历史上他是作为加拿大国父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的政治对手而闻名。他为人诚实，而且笃信宗教，但饱受同僚出卖和对手的攻击。麦肯齐在任内致力改革和简化政府架构，他引入不记名投票；设立加拿大最高法院；在安大略省建立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设立审计专员办事处；兴建部份的加拿大国家铁路。1878年加拿大首位总理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领导的保守党击败麦肯齐的自由党政府而从新执政，败选后麦肯齐继续担任自由党领袖直至1880年，但保留国会下议院议员一职直至逝世（1892年）。1822年麦肯齐出生于苏格兰高地南部 的古老城市邓凯尔德，他家中有好几个兄弟。1842年20岁的麦肯齐和情人海伦·尼尔一道来到上加拿大，他在金斯顿附件的一个小农村和尼尔的一家一起渡过第一个冬天。第二年春天他重操石匠旧业，独自承包一些建筑，开阔视野，并迅速的富裕起来，1845年他终于同20岁的海伦·尼尔结为夫妻。1847年麦肯齐夫妇搬到萨尼亚市，因为他的哥哥在那里当上市长，他的建筑生意一直很红火，联邦建立以后他当上“独立火灾保险公司”董事长。1852年他的妻子在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损害健康，不幸早逝。当时自由党人正在召开联邦建立前的大会，麦肯齐本来只是想帮他哥哥进行政治活动的，但他很快受到乔治·布朗的影响，这位来自《环球》杂志的人成为麦肯齐的良师益友。麦肯齐也学着当上积极倡导改革的《兰巴顿盾报》的主编，不幸的是这家报纸因为批评当地的托利党内阁部长而犯有诽谤罪，最后倒闭。1861年麦肯齐被选入加拿大立法院，他是一位坚强有力的辩论家和不屈的政治组织者，麦肯齐支持建立联邦。1867年他在加拿大自治领第一次选举中被选入众议院，乔治·布朗失败引退后把陷入混乱和分裂之中的在野党的领导权交给麦肯齐、路德·霍尔顿、安托英艾麦·多利安、爱德华·布莱克。政府把当时安大略省总理约翰·桑福尔德·麦克唐纳看做是反对党的正式领袖，但是反对党的实权是掌握在麦肯齐及其同伙手中。桑菲尔德·麦克唐纳实际上是约翰·麦克唐纳的盟友，自由党人仍然希望乔治·布朗出来领导他们，麦肯齐也真诚的希望乔治·布朗重新出山，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确实腻歪透了，真希望摆脱这种可恶的生活。”但乔治·布朗不愿复出。
（二）1872年自由党人参加大选失败以后安大略和魁北克的自由党委员会被迫重新推举领袖，布莱克拒绝这一职务后委员会勉强选择第3号人物麦肯齐。而麦肯齐也很勉强的接受这一职位，他本来是希望在布莱克手下继续工作的（布莱克担任安大略省首席部长时麦肯齐担任该省的财政部长）。1873年11月麦肯齐刚刚接任自由党领袖不久麦克唐纳政府在“太平洋铁路丑闻”中倒台，自由党领袖麦肯齐应邀组织政府。1874年1月这位来自苏格兰珀斯郡山村的穷孩子在选举中大胜，52岁的麦肯齐已经爬上本杰明·迪斯雷利所说的“油腻的竹竿”的顶端、这位绝对正直的人经过忠诚和无私的奉献以后终于得到报酬。麦肯齐第二次结婚，娶了来自珀斯郡的简·西姆，她是一位可爱的女主人，麦肯齐首相从此精神愉快，在办公室里喜形于色。但是麦肯齐的麻烦为期不远，就像60年后的威廉·莱昂·麦肯齐·金一样，被赶下台的麦克唐纳正好躲过日益严重的经济萧条。为了增加税收，麦肯齐被迫把进入加拿大的工业产品的关税由原来的15%提高的17.5%，这种做法虽然违背他的自由贸易原则，但麦肯齐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在那个年代财政赤字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东西。加拿大官员厌恶的铁路业给新政府带来灾难，保守党人曾许诺在1881年前完成通往不列颠哥伦比亚的铁路。麦肯齐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尽管麦肯齐投入大量的金钱，但是仍有人指责他怠慢铁路工程。铁路线要通过崎岖地带而减慢勘测工作，麦肯齐抱怨说：“即使我得到印度的全部财富，也无法加快工程的进度。”麦肯齐还在魁北克受挫，因为他缺乏一名强有力的法裔加拿大助手，他错误的任命有才干的安托英艾麦·多利安为魁北克首席法官，但却没有人接替多利安原来的职务。1874年威尔弗里德·劳雷尔第一次被选入议会，但他太年轻不能领导来自魁北克的议员，直到1877年劳雷尔才进入动荡不安且管理混乱的政府。为人精明但性格动荡的爱德华·布莱克在1874年的大选以后推出内阁，企图争夺麦肯齐的职位。布莱克发表演说，全面攻击政府的政策，动摇麦肯齐的政府。经过一段冷却时间以后麦肯齐第二次把布莱克召进内阁，担任司法部长，因此内阁中只有性格暴躁的财政部长理查德·卡特赖特（他说布莱克“总是不能够衷心替别人效劳”）是一位真正能干的部长，所以麦肯齐没有记仇的余地。
（三）这位首相一方面深受经济萧条和同僚们的拖累，这些同僚既平庸无能又经常背信弃义，另一方面又负责沉重的工作（麦肯齐兼任公共工程部长）。与此同时麦克唐纳已经重振旗鼓，寻找机会卷土重来。麦克唐纳也来越明智，他利用经济萧条时期民众的忧虑以及自由党的力量在魁北克被削弱之机宣布自己的治国方针，例如调整关税、保护制造业主和农产主的利益。1878年麦克唐纳的保守党重返政坛，麦肯齐惊奇的说：“我的政府因拒绝多收税，不愿提高消费品价格而被赶下台。如果这是全体人民的意志，岂不令人遗憾吗？保守党人说通过一项议会法案就可以让各个阶层富裕起来，民众居然相信了。他不仅精神痛苦，而且身体多病，守偏瘫的折磨，他最后几乎不能说话。如果说当初麦肯齐是勉强接任自由党领袖的职务的话，现在他知道自由党盼望他早些让位，但他还不愿撒手。在1880年的自由党代表大会上麦肯齐拒绝党的决策委员会的劝告，同年4月议会中的五名自由党代表来到麦肯齐的办公室，决意向他讨论领袖问题。威尔弗里德·劳雷尔给了他最后一击，他宣言“败军更换自己的统帅完全是人类的天性。”第二天麦肯齐就辞去领袖职务，由布莱克继任。辞职那天麦肯齐在下院演讲：“从现在起我不再用言行为别人效劳，只为自己效劳。”虽然麦肯齐被剥夺领袖职务，但他去世前一直担任议员。1892年麦肯齐去世，享年70岁，10个月以前他的伟大对手麦克唐纳在首相任内去世。同麦克唐纳一样，亚历山大·麦肯齐也是来自苏格兰，靠个人奋斗起家，但在其他方面这两人完全不同。他支持禁酒运动，不过很清楚在全国展开禁酒运动是得不到公众支持的，麦肯齐为人的诚实无懈可击，而且笃信宗教。麦肯齐为人严厉，单调而精明，他为自己的国家和政党作了大量的工作以后逐渐脱颖而出，但国家和政党都没有给他应有的报酬，他的自由党同僚从未给他任何慰藉。麦肯齐崇拜乔治·布朗，但乔治·布朗利用麦肯齐的忠诚，加重他的生活负担。精明而任性的爱德华·布莱克虽然是麦肯齐的同僚，但他攻击麦肯齐的政策，破坏麦肯齐的领导地位。麦肯齐的为人比他的自由党同僚想象的要好，他缺乏麦克唐纳的想象能力和管理才能，但为人执着地忠实，同麦克唐纳一样，麦肯齐热爱自己定居的这个国家。他的这些品质还不足以保证他能身负重任，继布莱克担任自由党领袖的威尔弗里德·劳雷尔在评价麦肯齐的性格和能力时承认：“麦肯齐没有具备领导一个政党或一个国家的所必须的创造力和视野。”
约翰·阿伯特
（一）约翰·约瑟夫·考德威尔·艾伯特爵士 （1821年3月12日—1893年10月30日）是第三任加拿大总理，亦是第一位在加拿大本土出生的加拿大总理。他的任期由1891年6月16日至1892年11月24日，他在私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都谨慎从事。加拿大法学家、教育家、政治家，麦吉尔大学毕业。1847年取得律师资格，后成为皇家律师，是商业权威。1855～1880年任母校法律系主任，1865年加入保守党。后任参议员，在参议院中为执政党领袖。1891年出任总理，次年因病辞职。阿伯特是一位英国到加拿大传教的牧师的儿子，出生在魁北克的安德鲁城，22岁那年他在蒙特利尔工作5年之后考入麦吉尔大学，毕业时取得民法学学位，其后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1849年娶了蒙特利尔安立甘主教的女儿，1855年他34岁的时候成为母校法学院院长，其后长期担任麦吉尔大学董事会董事。英国放弃特惠关税制度，加拿大政府答应赔偿法裔加拿大在1837年起义的损失之后一群急躁的年轻保守党对此感到愤慨，1849年他们在蒙特利尔发表《兼并宣言》，号召与美国合并。艾伯特也在宣言上签字，这是他政治生活的开始。这个宣言被大部分加拿大人鄙视，在宣言上签字的人在人民眼中几乎成了卖国贼。艾伯特后来极力为宣言开脱，他声称：“就像任性的孩子打保姆，不是要故意伤害她一样，签名的组织者也不是真的要和美国合并。”阿伯特曾经长时间担任国会下议院议员（1857-1874，1880-1887），同大多数英语加拿大人一样，他强烈反对成立联邦，他认为联邦建立后将英语的加拿大人将居于少数地位。他最大的兴趣是经商，1862年他被任命为”加拿大中部铁路公司“董事长，负责经营布洛克维尔至渥太华的铁路，这条铁路向西延伸至彭布罗克，艾博克可能想过要建筑一条穿越加拿大的铁路。1873年2月5日约翰·麦克唐纳爵士发给休·阿伦爵士等人建筑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许可证，并为铁路建设拨款2500万美元，拨出土地2500万英亩。1873年4月议会复会时来自谢福德的自由党议员指责阿伦资助保守党35万元的竞选经费才买来许可证，艾伯特是阿伦的法律顾问和亲密的商业伙伴。太平洋铁路丑闻最有利的证据之一是一位机要员从艾伯特的办公室内偷走的一份电文，麦克唐纳在给艾伯特的电文中说：”我还需要1万，这是最后一次向你求援，不要使我失望。速复。”这桩丑闻导致麦克唐纳政府在1873年11月的辞职和约翰·阿伯特在次年的选举中失去议员的位置。
（二）随着麦克唐纳政府的重新上台，太平洋铁路竣工后为了能进入太平洋铁路董事会， 1887年他成为国会上议院议员，并加入当时总理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政府的内阁，出任不管部部长。他亦是蒙特利尔英语社区的重要支柱，更于1887年至1889年其间出任该市市长。他另于1887年5月12日至1893年10月30日其间出任国会上议院政府领袖一职，凭着其出色的法律及行政才能，阿伯特迅速成为政府的领导人物之一。1891年总理约翰·麦克唐纳于任内病逝，面临分裂的保守党希望阿伯特能够接掌总理一职，阿伯特只好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接受这个请求。当时他已年近古稀，疲惫不堪，他自己说他被挑选为首相的原因同美国总统候选人当选一样，是因为没有人特别讨厌他。艾伯特面临两大挑战，麦克唐纳的保护关税仍然不能帮助和安抚失业者，全国继续滑入萧条的深渊。同前任政府一样，在他十八个月的任期内爆出丑闻不断，自由党成员揭露政府为了让承包商支付回扣给魁北克的保守党作政治基金而增加承包商的合同款项，这些指控导致一名内阁部长辞职、一名内阁部长入狱。阿伯特其中几项政绩包括：改革公务员制度、修订刑事法则、跟美国签订互惠条约。另外在他任内一共有五十二次补选，其中四十二次均由保守党胜出，令到保守党以十三席之差继续成为多数党。这些胜利很大程度归功于自由党的失误，自由党首脑爱德华·布莱克发表告别演说时莫名其妙的说自由党的政策是最终和美国合并，这几乎给予自由党以破坏性打击。魁北克自由党首席部长奥诺雷·梅西耶因重大贪污罪被解职，他的罪行使得同样罪行的保守党自愧不如。但艾伯特没能充分利用魁北克最强有力的保守党人沙普鲁的才智，因而为威尔弗里德·劳雷尔1896年的大胜铺平道路。阿伯特在出任总理一年后尝试将总理一职交予下院领袖，信奉罗马天主教的约翰·斯帕洛·戴维·汤普森，但是因为受到有宗教偏见的保守党核心小组反对而未能成事。1892年罹患初期脑癌的阿伯特因为健康逐渐衰退，被迫退出政坛，而 约翰·汤普森最终成为新一任加拿大总理。阿伯特在退休后希望能到欧洲治病恢复健康，但与1893年10月在欧洲去世，享年72岁，他被安葬于魁北克省蒙特利尔皇家山公墓。
麦肯齐·鲍威尔
（一）麦肯齐·鲍威尔（1824年12月27日—1917年12月10日）是加拿大第五任总理（1894年12月21日—1896年4月27日） ，他是加拿大国父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爵士死后的4位继任人中间相对平庸的一个。在处理曼尼托巴法语学校问题和执行日常工务上的失策导致加拿大历史上罕见的内阁成员集体哗变，然究其一生依然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加拿大政治家。1823年鲍厄尔出生在英格兰的萨福克郡，10岁那年随着当木匠的父亲来到加拿大后，被父亲送到当地的一家报纸《贝尔维尔信使报》当印刷学徒。按照当时的习惯，他同老板住在一起。老板叫乔治·本杰明，是为有影响的人物。老板不仅把他训练成一个熟练的印刷工人，而且对他的性格有很大影响，事实上鲍厄尔的生涯的很多重要方面都接近乔治·本杰明。18岁的时候他已经省下一大笔钱，于是辞去工作到哈斯丁县的悉尼上学。在学校里他刻苦学习，6个月即获得教师合格证书，受雇于附件的一座高级中学。就在他即将应聘担任教师之前的那个星期六，他接受本杰明的请求，回到《贝尔维尔信使报》担任工头，月薪10元，6个月后本杰明让给他部分股权。1847年鲍厄尔同当地的一位姑娘哈里特·穆尔结婚，他追求这位女士已经整整五年，他们结婚后生育9个孩子。鲍厄尔与内弟合伙买下本杰明的《贝尔维尔信使报》，但鲍厄尔不久以后就买下内弟的股权，成为这家报纸的出版者和主编。雄辩好胜的鲍厄尔当然要参加政治，鲍威尔加入上加拿大的两个组织。毫无疑问加入这两个组织有利于他的政治前途。一个组织是地方民兵武装，在这个远离英国的殖民地中地方民兵武装绝非象征性的武装，当时令人不安的美国国内政治家都在大谈领土扩张命定说。鲍厄尔是贝尔维尔步枪队的创始人之一，又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他为此而非常自豪。美国内战期间鲍厄尔参加守卫上加拿大西部边疆的队伍，芬尼党人第一次进攻加拿大的时候他正在普列斯科特要塞执行特别任务。另一个组织是“奥兰治党”，它在当时的加拿大政治生活中影响很大，参加这个重要的新教徒组织对于许多选区（特别是东安大略）的选举很有必要。鲍厄尔19岁的时候加入这一组织以后承担越来越多的义务，最后成为“不列颠北美大师”。鲍厄尔提出好战的新教思想，他的许多追随者深受种族主义影响，敌视法语加拿大及其独特的文化，具有讽刺性的是鲍厄尔开始政治生涯以后被迫做出于“奥兰治党”的观点相悖的决定。
（二）1863年鲍厄尔从前的老板本杰明在担任北哈斯特斯保守党议员14年以后决定隐退，鲍厄尔接受提名取代本杰明参加竞选。这是一次相当激烈的纷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由党人乔治·布朗的《环球报》挑起这场纷争。种族和宗教是争论的主要问题，党派之间的强烈敌意充斥着这次竞选。鲍厄尔支持保守党以法语加拿大为后盾，同其他保守党人一样，鲍厄尔被迫为自己的党辩护，即使他这样做违背自己“奥兰治党”的观点。鲍厄尔的处境有助于解释他在1863年的失败，1863年到1867年间各种新力量在加拿大兴起，1864年的夏洛特敦会议和魁北克会议为建立联邦铺平道路。到了1867年地区纠纷退居次要地位，保守党人在安大略省取得胜利，鲍厄尔也再北哈斯特斯当选为下议员，直到1892年进入参议院时为止鲍厄尔一直占有下议院的席位。鲍厄尔的雄心把他拖入议会的繁忙事务，他进入议会后很快成为引入注目的人物。鲍厄尔最擅长批评别人，“太平洋铁路丑闻”导致约翰·麦克唐纳爵士下台，亚历山大·麦肯齐的自由党政府上台，鲍威尔就成了在野的保守党的最强有力的声音之一。1878年麦克唐纳重返政坛时鲍厄尔入阁并不令人吃惊，此后他一直担任关税部长，保护新生的加拿大工业。鲍厄尔虽然是麦克唐纳内阁的成员，但他这位老党魁的关系并不密切。保守党基本上是安大略的奥兰治党和魁北克的天主教派之间不稳定的联盟，麦克唐纳、卡蒂埃、塔珀、汤普森之类的温和派填补两派之间的鸿沟。麦克唐纳的内阁中还包括来自魁北克的民族主义者赫克托·郎之万，所以麦克唐纳需要鲍厄尔在内阁中起平衡作用。麦克唐纳去世以后鲍厄尔担任约翰·阿伯特政府的民兵管理部长和汤普森政府的首任商贸部长，他怀着满腔热情管理者新的部门，在一年内他率领的贸易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强烈要求敷设连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海底电缆。他组织殖民地会议，并担任第二年在渥太华召开的殖民地会议主席。汤普森任命他为参议员，还担任这参议院执政党主席。鲍厄尔有些勉强的接受在参议院的席位，因为进入参议院就意味着要放弃占有25年之久的北哈斯特斯的下议院席位，此外进入参议院还意味着实质性的政治影响的结束。1894年首相约翰·斯帕洛·戴维·汤普森去世以后鲍厄尔担任代理总理，这一职务本来应有前总理的法定继承人担任，但事实并非如此。1894年总督阿伯丁伯爵约翰·坎贝尔·汉密尔顿-戈登任命鲍厄尔组织政府，在正常情况下这一任命为非常荒唐的，但是汤普森没有指定继承人，他留下的内阁软弱而混乱。
（三）鲍厄尔接受阿伯丁的任命时没有其他领袖能团结内阁，正是由于加拿大保守党内出现衰败的现象，鲍厄尔才得以组成那个倒霉的内阁。鲍厄尔下台的主要原因是又来已久的曼尼托巴学校争端，加拿大联邦建立以后法裔加拿大人在魁北克和曼尼托巴赢得保留罗马天主教学校的权利，遭到曼尼托巴新教徒的强烈反对。1890年曼尼托巴省立法机构取消法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建立一种不迎合任何宗教信仰的教育体制，曼尼托巴和魁北克两省强有力的罗马天主教领袖立即要求否决《曼尼托巴省学校法案》。麦克唐纳这位拖延大师提议该法案交法院裁决，终于推迟这个问题的爆发，但是这个火山在鲍厄尔跟前爆发。如果由联邦政府决定的话，它能够通过补充立法恢复1890年以前的曼尼托巴学校体制。鲍厄尔最后同意发布补救性命令，但由于他长时间迟疑不决，保守党内重要人物对他失去信心。鲍厄尔发布的命令为时太晚，不能安抚他在保守党内的反对派。但鲍厄尔的命令激怒整个曼尼托巴，结果帮格林维尔及其自由党追随者的忙。曼尼托巴省拒绝执行鲍威尔的命令，该省的自由党政府认为省政府有权决定自己的教育政策。鲍厄尔左右为难，曼尼托巴省不服从联邦政府。魁北克要求采取行动，同情曼尼托巴的安大略新教徒批评鲍厄尔走的太远。而威尔弗里德·劳雷尔这颗自由党新星这时正冉冉升起，作为来自法语加拿大的自由党全国领袖，劳里埃为人机智，没有像奥兰治党所预料的那样本能的支持法语加拿大和罗马天主教。劳里埃相信不管他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魁北克最终还会跟随他，所以拒绝支持鲍厄尔。鲍威尔的支持者越来越少，在通过一项突然袭击的动议时鲍威尔的内阁七名阁员表示他们对鲍威尔失去信心，进而辞职。法语加拿大人认为那些被鲍威尔称为“一伙叛徒”的人之所以变节是为了防止鲍威尔采取补救性措施，事实上这些阁员的反叛是为了抗议这位总理的无能，这时的政府管理机构几乎陷入停顿。他们要求鲍威尔辞职让位给受人尊敬的老政治家查尔斯·塔珀爵士，查尔斯·塔珀曾在伦敦担任高级专员一职，刚刚离职回到加拿大。鲍威尔大为震惊，羞怒之余痛斥背叛他的内阁阁员，继续控制残缺的内阁，直到1896年4月才被查尔斯·塔珀取代。鲍威尔继任总理时保守党行政当局已经病入膏肓，鲍威尔短暂的统治仍然不能避免一场灾难。查尔斯·塔珀爵士上台以后面临一项长期政治觉醒任务，鲍威尔统治的后果是产生此后统治加拿大15年的自由党政府。1896年鲍威尔称为参议院的保守党领袖，直到1917年去世。
威尔弗里德·劳雷尔
（一）威尔弗里德·劳雷尔（1841年11月20日—1919年2月17日）是加拿大第七任总理，首位法裔加拿大总理。任内曾经历第二次布尔战争，其肖像现在印于加拿大五元钞票上。保守党执政多年遗留的诟病使该党在1896年的联邦大选中一败涂地，执政仅两个月的总理查尔斯·塔珀黯然下台，由魁北克律师威尔弗里德·劳雷尔领导的自由党越位成功，领导加拿大走进新时代。威尔弗里德·劳雷尔在位时间长达十五年，创下加拿大总理在位时间最长的纪录。威尔弗里德·劳雷尔于1841年出生在魁省东部小镇St. Lin的一个农庄，在当地上了多年小学后被父亲送往附近小镇New Glasgow的一个罗马天主教学院学习英语。后来他前往McGill大学学习法律，1864年从McGill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在蒙特利尔当律师。威尔弗里德·劳雷尔初入政坛加入魁北克激进的“红党”，该党是联邦自由党的支持者。1866年威尔弗里德·劳雷尔到倡导自由主义的报纸《Le Défricheur》担任编辑，1874年威尔弗里德·劳雷尔作为自由党成员在联邦大选中胜出，同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在Alexander MacKenzie领导自由党执政的短暂时期威尔弗里德·劳雷尔曾出任税务局局长，他的雄辩才能、个人魅力、出众智慧使他在自由党成员中脱颖而出。1887年Edward Blake辞去自由党领袖，威尔弗里德·劳雷尔成功接任。1896年威尔弗里德·劳雷尔领导自由党，战胜摇摇欲坠的保守党，赢得联邦大选的胜利，威尔弗里德·劳雷尔成为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位法裔总理。国家的联合、民族的融合是威尔弗里德·劳雷尔上台后的最首要问题，他领导加拿大走入二十世纪，在他执政十五年间加拿大的政治、经济、工业化、移民吸纳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也使加拿大从英国的控制中得到更多自治。威尔弗里德·劳雷尔上台后的第一个行动是解决曾导致前总理Mackenzie Bowell下台的“曼尼吐巴天主教学校事件”，他采取折衷方案，允许曼尼吐巴省说法语的天主教徒可以在学生人数足够的情况下接受天主教教育，这一方案受到各方认可。
（二）1899年为了争夺南非的殖民地，南非的英国移民与早先的荷兰移民（又称“布尔人"）发生矛盾，激起著名的英布战争（简称布尔战争，又称南非战争）,结果是布尔人战败，英国殖民者于1910年成立南非联邦。布尔战争期间英国曾要求加拿大派兵支持英国皇家军队,在加拿大国内英裔势力的支持和法裔势力的反对下总理威尔弗里德·劳雷尔最终决定向英国派遣志愿兵，而不是英国最初希望的正规军，但这次派兵仍然受到法裔加拿大人、魁省省长Henri Bourassa的指责。由于国家繁荣，加拿大吸引更多移民，特别是西部地区也有大量移民迁入.Saskatchewan和Alberta两省于1905年建省，成为最后加入加拿大联邦的两个省份。1910年威尔弗里德·劳雷尔引入“海军服务条例”，创建独立的加拿大海军。从总体来说威尔弗里德·劳雷尔在位十五年的功大于过，他最大的失误在于铁路规划上的野心。加拿大首任总理John A. Macdonald策划修建加拿大第一条国家铁路，威尔弗里德·劳雷尔希望与前任总理相媲美，开始修建第二条国家铁路，这一计划造成巨大的财政灾难，导致自由党在1911年的联邦大选中失利。作为反对党领袖的威尔弗里德·劳雷尔在一次世界大战中反对征召青年人入伍，1917年的“征兵危机”令自由党内部造成分裂，大多数支持征兵的英裔自由党人，加入保守党总理Robert Laird Borden组成的新党“自由-联合党”，一举在1917年的联邦大选中赢得绝对胜利。威尔弗里德·劳雷尔于1919年2月17日在渥太华去世，他在众议院任职长达45年之久。他的葬礼举行得极为隆重，5万名加拿大民众和来自全球各地的上千位政客前往渥太华为这位伟大领袖送葬。为了纪念这位伟人，威尔弗里德·劳雷尔的故乡Saint-Lin-Laurentides被列为加拿大历史遗址；威尔弗里德·劳雷尔生前在渥太华住宅所在的Somerset街被更名为Laurier街；安省一所大学则更名为威尔弗里德·劳雷尔大学；加拿大五元纸币上的头像也是威尔弗里德·劳雷尔总理的头像。
罗伯特·莱尔德·博登
（一）罗伯特·莱尔德·博登（1854年6月26日—1937年6月10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加拿大总理，身为律师、历史学家及教育家，1901年后成为保守党领袖。曾致力于公务制度改革、电话和电报公有化、特惠贸易，反对经济上依赖美国。强调加拿大在世界事务中的独立性，为加拿大在国际联盟中赢得单独的席位。他著述范围很广，涉及加拿大历史、宪法、法学等方面，其肖像印于加拿大一百元钞票上。坚持要在国际联盟中保有加拿大成员资格，他在争取加拿大从殖民地过渡到独立国家过程中起过决定性的作用。1854年6月26日生于新斯科舍的格朗普雷，15岁中断正规学习。1874年进哈利法克斯法律事务所攻读法律，1878年取得律师资格，稍后成为法律界权威。1889年建立法律事务所，1896年参加保守党被选为哈利法克斯议员，进入众议院。虽为反对党后座议员，却是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00年竞选中出任临时领袖，直到1911年，1914年获爵士称号。作为总理的他最关心英、加关系，他长期致力于争取对英帝国的政策保有加拿大的发言权，1917年英国劳合·乔治建立帝国战争内阁时实现他的这一要求。他在内阁会议和外交会议上都支持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由于行政上无能和发战争财等问题，博登政府信誉下降。他为了实行徵兵制而组成联合政府，曾支持盟国出兵干涉俄国革命。1919年他因阻止总罢工遭到工会反对，1920年7月辞职，退休后于1921年参加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1930年出席国际联盟，著有《加拿大宪法研究》（1922）、《大英国协联邦内的加拿大》（1929）和《回忆录》（1938）。1911年9月25日罗伯特·莱尔德·博登作为取得竞选胜利的保守党领袖登上加拿大联邦总理的宝座，这位来自新斯科舍省的苏格兰移民后裔早年曾执教于新斯科舍的一所中等学校。1878年进入律师界，1896年入选国会。1911年担任保守党领袖之后力图推行一些改革政策以恢复党的活力，但收效甚微。在1911年大选中他联合各派力量，成功地组织起反威尔弗里德·洛里埃阵线，从而结束自由党长达15年的统治。然而新政府上台以后面临的却是众口难调的困难处境，在大选中支持博登的魁北克民族主义者同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者是截然不同的两支政治力量：前者深恐在大不列颠承担义务，对洛里埃的海军服役法深恶痛绝；后者则忧心于来自美国的控制，为具有此种倾向的互惠贸易协定而惶惶不安，一些曾使洛里埃一败涂地的敏感问题却转过来考验着保守党政权。
（二）博登缺少洛里埃的机敏、老练，但却具有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同洛里埃一样，博登要走的也是一条妥协、中庸路线，这一点从博登新政府的构成上即可见一斑。来自多伦多金融集团的托马斯·怀特被任命为财政部长，怀特是与洛里埃分道扬镳的多伦多自由党中“十八个反叛者”之一，与麦肯齐-曼财团关系密切。具有类似背景的阿瑟·米恩担任副司法部长，保守党在内阁中的代表除博登外还有4人：来自马尼托巴省的罗伯特·罗杰斯任内政部长；乔治·福斯特任贸易与商务部部长；萨姆·休斯任民兵部长；里德博士任关税部长。博登也谨慎地邀请魁北克的代表参加内阁，亨利·布拉萨个人对之不屑一顾，但却表示如果博登赞同将海军问题诉诸公决，放宽移民政策，安抚西部少数民族，他可以推荐蒙和其他魁北克人加入内阁。这些条件对博登来说不成问题，这样新政府中又增加几位魁北克民族主义者，包括公共工程部部长蒙、国内税务部部长布鲁诺·南蒂尔、司法部长多尔梯和不管部部长乔治·珀利。保守党在议会众议院占有多数席位，但参议院中却聚集着一批自由党当政时期任命的终身参议员，预示着博登在推行新政策的道路上不会一帆风顺。在内政方面博登基本上是循着洛里埃走过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国家政策自然是政府施政的基石。博登既没有许诺、也不曾打算有什么重大建树，互惠贸易协定的失败解决工商业者担心的关税问题；入境移民的持续增加保障西部拓殖事业的顺利进行；铁路发展计划仍在紧锣密鼓地制定与实施。然而由于资本主义本身发展规律的作用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保守党政府上台后加拿大的经济状况并不象原来设想的那样美满。洛里埃时代的繁荣到1913年就显出凋谢的迹象：小麦价格的降低导致农民收入减少；国外投资的削减引起经济建设速度的放慢；西部拓殖事业已接近尾声，加拿大结构中的灵活因素正在消失。然而博登政府对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一筹莫展，新政府与生俱来的民族主义热情使加拿大自然而然地卷入国际纷争的漩涡之中。博登政府上台之际国际局势正日趋紧张，在欧洲的德国的迅速崛起对英国的海上霸权构成严重威胁，德国无论在军舰生产能力和海军发展速度上都超过英国，促使英国政府下决心诉诸一战。一旦英国卷入一场世界战争，作为英帝国重要成员的加拿大势难洁身自好。
（三）博登希望加拿大能在帝国中发挥积极作用，不仅仅是共赴战争，而且在共同的外交政策上拥有发言权。在1910年关于海军法案的辩论中博登就提出：“我坚决主张以英国两党和帝国各自治政府为成员的防务委员会，应对帝国防务在组织上予以控制。如果我们参予帝国的持久防务，我们必须对这些事有一定的控制权与发言权。”为此应当促成中央集权的英帝国转变为未来合作的英联邦。要实现这一目标，博登面临着双重难题：既要说服英国当局让加拿大分享权利，又要使加拿大人明白承担帝国义务的必要性。1912年夏博登乘船赴英，通过与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和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的会谈，博登意识到加拿大必须有所行动，以准备一场迫在眉睫的战争。回国后博登于1912年10月14日向议会提出海军援助法案，建议议会提供3500万加元的紧急拨款，以便在英国建造和装备3艘战列舰。博登的提案在内阁和议会中都遇到相当大的阻力，蒙明确反对在帝国防务中采取联合行动的主张并提出辞职。蒙的态度代表布拉萨等法裔加拿大人的立场，布拉萨坚决主张取消博登海军方案，他巧妙地援引爱德华·格雷爵士在1912年1月29日所作的要求其他国家不要干涉帝国冒险事业的声明来反对加拿大卷入英帝国事务。他总结说：“如果我们的政治家无视英国人民，把时间浪费在取代英国国务活动家，拯救英国舰队和母国的努力中，他们会突然从帝国主义的美梦中觉醒，去面对因忽视保卫加拿大经济安全和国家统一而引起的加拿大的严重问题。”除了来自魁北克的强大阻力外，博登的计划也受到在野的自由党的掣肘。洛里埃在魁北克强调指出如果英国真的面临危险，他与其他法裔加拿大人会以各种方式伸出援助之手，但他反对为任何“虚张的危机”贡献什么。1912年12月博登的海军方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却被自由党占多数的参议院以未经加拿大人民批准为由否决了，两党在帝国防御问题上形成互相掣肘之势。到1914年8月4日英国对德国宣战为止博登的宏伟蓝图并无半点进展，他既没能说服加拿大人民承担起帝国义务，也没有为加拿大争得在帝国外交中的发言权。
（四）阿瑟·米恩（1874年6月16日—1960年8月5日）是加拿大第九任总理，首位在加拿大联邦成立后出生的总理。1874年6月16日生于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安德逊附近一农民家庭，1896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后移居马尼托巴省并在那里学习法律，1903年成为律师，次年与伊莎贝尔·考克斯结婚，育有子女3人。1908年当选为马尼托巴省波尔塔格-尼帕瓦的保守派议员，1908年米恩在议会第一次发表演讲时就以他那雄辩的口才给自由党的威尔弗里德·劳雷尔总理留下深刻的印象，并预言他将有非凡的政治前景。此外他还给1911年成为总理的罗伯特·莱尔德·博登留下深刻印象，他对博登激烈的辩护使他深受保守党的欢迎，但同时也使他永远疏远加拿大的大部分选民。1913年任副检察长，1917年出任博登政府的内政部长，其间他努力使议会通过战时选举法，剥夺1902年成为加拿大公民的德裔和奥地利裔加拿大人的权利。1917年《军役法》实施以前他把反对征兵的魁北克人称为“落后民族”，法裔加拿大人和加拿大的少数民族永远也不能原谅他怀疑他们的智慧和爱国心的行为。1919年洛里埃去世，自由党人选举威廉·莱昂·麦肯齐·金为党的领导人，米恩虽与这位党魁在大学期间就认识，但并不喜欢他，两人之间的不和一直持续着。1920年7月博登因健康原因辞职，他被指定为总理继任人，并于7月10日就任总理，任期内他大力反对《英日同盟条约》。在1921年召开的伦敦帝国会议上，他展示非凡的外交才能，使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相信续订英日同盟会激怒美国人。然而他却没有引起加拿大选民的注意，他认为美国的经济势力是加拿大人的致命威胁，因此主张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上任后米恩即宣布于1921年12月举行大选，当时加拿大正经历一场经济衰退，自由党领袖金把这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他，故在1925年的大选中他的保守党虽赢得众议院中的多数票，但未超过半数。于是金在进步党的支持下组成临时政府，不久进步党便放弃对金的支持。1926年加拿大总督朱利安·赫德沃思·宾元帅任命他组织新政府，并要求按法律规定辞去在议会中的职务，结果被仍在议会中工作的金指控他篡权，尽管他曾要求解散议会但未获得总督批准。在同年的大选中他失去占优势的选票，败给金，任期很短。退位后他成为多伦多的一位出名的投资银行家，1960年8月5日在多伦多去世。
威廉·莱昂·麦肯齐·金
（一）威廉·莱昂·麦肯齐·金（1874年12月17日－1950年7月22日）三度担任加拿大总理，在位时间长达21年，是英联邦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总理，其肖像印于加拿大五十元钞票上。威廉·莱昂·麦肯齐·金（1874-1950年）是加拿大政治家，他于1919-1948年担任自由党领袖，并担任加拿大总理近22年（1921-26年、1926-30年和1935-48年），1948年他因为健康状况不佳而卸任时已成为加拿大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1874年12月17日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出生于安大略省的柏林（今基切纳），190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09年6月2日出任劳工部长，1919年当选为自由党领袖。1921年12月29日出任加拿大总理，1926年6月28日辞去总理职务。1926年9月25日再度出任加拿大总理，1930年8月7日辞去总理职务。1935年10月23日第三次出任加拿大总理，1948年11月15日卸任总理职务，1999年他被历史学家评选为最伟大的加拿大总理。金出生于安大略省的基切纳（时称柏林），其外祖父威廉·莱昂·麦肯齐是争取加拿大自治1837年起义的领导人。他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其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并于1909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在威尔弗里德·洛里埃爵士领导自由党执政时金于1900年被任命为劳工部副部长，从此开始他的政治生涯。1908年金当选为国会议员，接着便进入洛里埃内阁任劳工部长（1909-1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为洛克菲勒基金会调研美国劳资关系，并撰写《工业和人道主义》（1918年），1919年自由党推选他接替洛里埃出任党领袖。从1921年到1930年间除了1926年的其中三个月之外他一直担任加拿大总理，在这段时间内他竭力融合法裔加拿大人和英裔加拿大人，并促使自由党成为这两个群体和谐共处的政党。他还致力于寻求在大英帝国内实现加拿大自治，在《威斯敏斯特法案》（1931年）的制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部法案奠定英联邦的基础。1935-1948年他再度出任加拿大总理，他同美国在经济事务和国防政策上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密切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维护国家团结，他坚持不实施征兵制（征兵制为法裔加拿大人所反对），直到战争后期通过全民公投后征兵才得以实施。他于1948年退出政界，1950年7月22日在渥太华附近的金什米尔去世。
（二）1935年的选举又一次显示出麦肯齐·金的政治天才，从而也开始一段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时代，世人对这位外表刻板但却法力无边的政治家不能不刮目相看。1908年应洛里埃之邀，担任洛里埃内阁中的劳工部长。1911年自由党竞选失败后金也暂时离开政界，转而致力于劳资关系研究，完成《工业和人道主义》一书。1919年洛里埃去世以后金出任自由党领袖职务，在1921至1926年、1926至1930年两度担任加拿大首相。官场上的几度沉浮使金积累丰富的政治经验，他可以敏锐地洞察人心向背，以此决定自己的施政方向。作为一个非凡的现实主义者，金无论在触目惊心的大萧条年代还是在风云莫测的战争岁月，都能牢牢地把握住自己的权力，魔术般地控制着这个国家。由于1935年大选中普遍存在的对贝内特新政立法的疑问，麦肯齐·金的自由党政府上台以后在自治领与省权问题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加之金内阁中久经官场的老政客占居多数，这些人固执的性格和狭窄的视野决定新政府执政初期只能采取回避政策。自由党在传统上一直提倡地方分权的加拿大联邦主义，反对麦克唐纳的国家政策，对贝内特提出的国家干预与联邦控制等主张不以为然。然而要兑现金在竞选中提出的消除贫困、扭转颓势的许诺，恢复经济与社会的繁荣，就必须采取实质性的社会改革措施来应付国内问题，促进对外贸易。为摆脱1935年选举给加拿大改革运动带来的消极影响，金宣布其政府在采取行动之前先要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一番彻底、公正的调查。1937年成立一个关于自治领与省关系的皇家委员会，负责调查以往75年间联邦对经济与社会变化所作出的反应，并对寻求更为满意的职能和步入平衡的途径提出建议。经过3年的时间后委员会终于在1940年5月向政府提交一份报告，报告所提出的不仅仅是全面、真实的调查结果，更重要的是一套针对自治领与各省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的改革方案，其重要性不亚于北美历史上任何文献。报告建议某些关系重大的经济控制和某些耗资巨大的社会服务，如失业救济与失业保险都应移交自治领，剩下的社会与发展服务保留在各省。同时联邦政府要承担各省的现有债务，并发放所谓国家调整赠款，以便使各省能够行使其职能。由联邦政府征收所得税、公司税和遗产税，以承受如此沉重的财政负担。这是一项惊人的改革计划尽管推行起来会遇到许多困难，但如能付诸实施将会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期存在的自治领政府与各省政府之间在经济控制与岁入分配上的矛盾。不幸的是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打破加拿大改革的梦想，加拿大再度卷入国际纷争之中。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
（一）一般认为现实主义关心现实和实际，现实主义在博雅人文范畴中有很多含义，特别是在绘画、文学和哲学中，它还可以用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尽管现实主义者对道德进步和人类能力都持悲观主义的态度，但它们对现实主义的悲观主义根源的认识又是不同的。经典现实主义的悲观主义植根于人性，它认为人性本恶，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利益对立和冲突受人类本性中根深蒂固的客观规律的支配是无法避免的。与经典现实主义不同的是新现实主义的悲观主义更多的是根源于国际体系的性质，新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肯尼思·沃尔兹认为：“国际体系与国内体系不同，国内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之间是上下级关系，某些部分有权指挥，其它部分要服从。国内体系是集中的和等级制的，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之间是同等的关系。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国际体系由于缺乏国家之上的权威而导致互相的不安全、冲突及对于有组织的暴力的依赖，国际体系的性质导致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不断发生。国家可以通过外交和权力均衡的方式来缓和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影响，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它的影响。”其次现实主义也可被视为一种理解国际政治的研究方法，那些自视为现实主义的学者们可能持有上述现实主义的那种哲学悲观主义，但当他们努力阐述有关主权国家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的理论概念时就往往超越这种悲观主义。大多数现实主义学者力图建立能用以解释和预测国际行为的社会科学理论，然而这两类现实主义学者间的界限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现实主义者基本的哲学观点是：国际政治一直是也将永远是以权力、军事力量和现实政治的运用为标志，他们对国际法、道义以及诸如联合国等到机制的价值持怀疑主义态度，可见现实主义是一种理解国际政治的一般研究方法，而不是一种单一的、统一的理论。现实主义的许多批评者和支持者往往未能认识到现实主义也是一种理解国际政治的研究方法，它是由许多相关理论组成的集合体。而把现实主义视为一种单一的、统一的理论的观点实际上忽视现实主义思想中的多样性，结果使他们对现实主义的认识过于简单化了。虽然安全研究中的见解经常受哲学现实主义的影响，但当代在国际政治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大量争论却是围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现实主义理论上的问题而展开的。必须指出尽管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关于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经常不一致，但他们在下述有关国际政治的本质问题上拥有共同的核心理念。首先他们相信国家是国际政治中主要的和最重要的行为体，是构成当今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因此国际政治的研究将集中于国家间关系的研究，而较少注意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事实上不可能取得国家那样重要的地位。
（二）其次现实主义者将无政府状态（即不存在任何共同的最高权威）视为国际政治中最显著的特征，在无政府状态下自助必然是行动的准则，国家必须使用自助的一切手段（包括武力）来保护其利益。竞争是这种无政府体系的必然结果，国家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军事安全领域，但也表现在经济和其它领域。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国家都深切地关注其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和相对于他国的相对优势，这种关切引导着国家的行为，使国家之间的合作较难达成。第三，现实主义者认定国家将最大限度地寻求扩大其权力或安全，一些现实主义者集中于权力，认为它本身就是目的，摩根索就是这种现实主义的突出典型。而另外一些现实主义者则将权力看作安全的手段，如沃尔兹强调权力不过是实现安全目标的一个手段而已。第四，现实主义者假定国家是国际事务中统一的和理性的行为体，它能够合理地确定其对外政策目标，考虑各种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和可能导致的结果，然后选择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目标的政策方案。正如罗伯特·基欧汉所指出的：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国家是一个统一的理性的行为体，它会仔细权衡可供选择的各项行动成本，并寻求预期效用的最大化，尽管这样做还存在着相当的不确定性和缺乏可供理性选择的足够的信息。以上述这些假定构成现实主义者分析国际政治的出发点，但这并没有导致他们对于国际政治的一致认识或关于国家行为的单一理论。虽然每一现实主义者都接受这些核心假定，但由于他们对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现实主义理论的认识不同，从而导致他们对当代国际政治作出某些不同的解释，形成现实主义者在国际秩序模式上的一些差异。秩序模式：权力均衡：国际秩序反映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某种方式，它应包括三个方面内容：①国际秩序的基本单位是什么？②它们互动的方式是什么？③它们之间的互动以什么为目标？按照权力分配方式的不同，国际秩序可以划分为世界政府型、霸权型、权力均衡型、参与型和国际组织型五种类型。现实主义者从上述四个基本假定作为分析国际政治的出发点，根据他们对国际秩序的理解，认为权力均衡即均势是主权国家体系中维持国际秩序稳定的理想模式。因为在他们看来国际政治的现实状况永远处于“围绕权力的斗争”中，通过相互对立的实力主体“国家”间的均势和抑制进行操纵，在各种实力之间将产生出稳定和秩序，均势有助于防止全球性霸权的产生、确保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各成员国的独立、防止战争的爆发等功能。
（三）均势理论是现实主义者推崇的理论之一，也是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均势反映国际关系中权力均衡和不均衡的各种态势，而均势理论则是一种研究权力均势转变之特点、规律、原则、手段和形式的分析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处理国际关系的特殊政策。阿诺德·沃尔弗斯认为：“均势是一个有助于描述当代国际体系的概念，均势是指两个对手之间的力量的平衡，或大体上的平均分配，也就是霸权或统治的对立面。”尽管均势仍有一些缺陷，但它作为管理权力的一种方法仍然值得推崇。他不同意集体安全的方法，认为民族国家迄今为止尚未表现出多少愿意利用集体安全办法来解决国际冲突的倾向，而均势才是最符合当代国际体系的方法。基辛格也是均势理论的积极倡导者，这位被称为“均势大师”的前美国国务卿承袭和发挥19世纪初梅特涅和卡斯尔雷的均势思想，进而提出依靠均势建立一种适合美国霸权需要的“和平结构”的主张。他认为这种“和平结构”是“外交哲学”的重要目标，而均势政策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说历史能给人以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不可能没有平衡而取得和平，也不可能没有克制而实现正义。”肯尼思·沃尔兹对均势也十分看重，他认为：“均势理论是结构现实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如果说有什么独特的、关于国际政治的政治理论的话，均势理论就是。”当然对均势理论进行全面系统阐述的当首推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体系构建：摩根索以人性本恶为哲学基础、以权力和依据权力来界定的国家利益为核心概念，建构了他的现实主义均势理论体系。他认为，“政治同一般社会一样，受客观规律的支配，这种规律的根源存在于人性之中。”“作为政治规律之根源的人性，自力图发现这些规律的中国、印度和希腊古典哲学以来，迄未改变。”人的本性是利已的，人为了自身的安全要追求权力；国家的本性同人的本性一样，国家为了本国的利益也要追求权力。“政治的铁律”即各国都要追逐强权利益。政治家无可选择，在国际舞台上只能按强权政治的原则办事。摩根索从国家追求强权和强权政治的逻辑出发，直接导引出均势论。他说：“若干向往强权的国家，各自试图维持现状或推翻现状，最后必然会导致一种称为均势的格局及旨在维持这种结构的政策。”“均势和旨在维持均势的政策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大家庭中，它是必不可少的稳定因素。”
（四）同许多其他现实主义者一样，摩根索认为：“均势是一个以各国竞争为基础的国际体系里管理权力最有效的方法。均势是权力政治的副产品，也是国家在某种情况下追求的政策目标。他将均势视为国家对外政策的万能工具，是维护各国独立所必不可少的，主张通过均势来限制国际强权斗争，通过外交来尽可能协调互相冲突的各国利益，以便确保国家的独立和国际体系的稳定。在摩根索看来均势既是维持国际体系稳定、防止战争的有效手段，又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状态，即若干国家强权分配大致均等的实际状态。均势内部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一旦由于外部力量或由于组成这一体系的这一或那一要素起了变化而导致均衡失调，该体系便显示要重建原均衡或确立新均衡的趋势。”国际体系是一个从均势到非均势再到均势的不断循环的过程，也是一个从稳定到动荡再到稳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和状态下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可例外，要么参与直接对抗型的均势，要么参与竞争型的均势。他认为均势有四种不同的含义：①针对一定事态的一种政策；②一种实际存在的状态；③大体均等的强权分配；④泛指任何强权分配。维护或重建均势的过程可以通过两种方法进行，或削弱实力较强一方的力量，或增加实力较弱一方的力量，具体地说有分而治之、战后领土补偿、裁减军备或增强军备、组建联盟和设立缓冲国等方法。然而维持国际和平靠的不是均势本身，而是均势所基于的国际共同意识。在均势通过对抗势力之间的力学相互作用得以对各国的强权向往施加限制之前相互雄长的国家先得承认均势是它们各种努力的共同框架，这样一种共同意识会限制一切帝国主义所固有的无限度的权力欲，并防止它成为政治现实。尽管现实主义者都认为均势是解决权力竞争造成的国际冲突或不稳定局面的最有效办法，但他们对均势问题的认识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在经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两位代表人物摩根索和沃尔兹身上表现的最为明显，两人对均势形成的原因、两极还是多极、哪个更有助于国际体系稳定等问题的认识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关于均势形成的原因问题，双方的解释是不同的。沃尔兹认为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中均势原理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他与摩根索不同，不是从国家的主体性和自律性努力这一构架中（即还原主义的方式）来解释这一原理的成立和机能，而是从国际体系的结构和单元的相互作用中推导出均势形成的必然性的。
（五）他说：“均势理论的开端，是对国家的设想。国家是单一的行为主体，国家最起码要维护自身的存在，而从最大限度而言，国家追求对世界的统治。”国家以或多或少理智的方式，通过使用可找到的各种手段（如提高自身实力和结盟等手段）去实现它们所看到的目标。但在国际政治的竞争环境下国家之间不可避免会产生互相影响和冲突，国家的行动和互相影响的结果是趋向于均势的形成。沃尔兹认为：“均势是国家体系必然出现的一个特征，是不管国家是否寻求建立和维持平衡状态都必然会发生的一种体系趋势。不管是一些国家还是所有国家有意识地寻求建立和维持平衡状态，或者不管是一些国家还是所有国家想要征服世界，均势形成的趋势还是会出现。国家为了达到控制别国的目的，可能有动机改善自身的地位，但这种尝试将会刺激别国采取类似的反对行动，去平衡正在崛起的大国，其结果是均势仍会恢复。因此均势并不是各国自觉维持的一种平衡状态，而是一种自然状态。”摩根索强调国家的行为引起国家间互动和相互关系，从而产生均势的结果。尽管他也承认均势是国际政治实际存在的一种状态，但他同时又认为维持均势状态是彼此独立的每个国家的一种政策。而沃尔兹强调国际体系的结构对国家互动的影响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迫使每一个国家为摆脱安全困境而采取同样的行动，从而导致均势的产生，显然沃尔兹对均势原因的认识与摩根索有着显著的区别。多极均势：对于第二个问题，即两极还是多极均势，究竟哪个更有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双方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摩根索认为均势的理想形态是多极均衡，在一个主要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中，多极均势是常态。多极均衡是1648年至1945年国际政治的主要特征，而两极格局则是历史的反常。在多极均势中因为没有单一大国的主导，各种联盟因时而异，大国间的外交斡旋和经济的相互作用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这样系统本身的灵活性就增大了，形成两大敌对集团的可能性就相应地减少了，因而系统性战争行为也会随之减少。但沃尔兹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参与者数量越少的体系越是稳定，参与者数量越多则越不利于稳定。因为随着国际行为体数目的增加，每个政策制定者采取特定行动所产生的不确定因素的数量也随之增加。而不确定因素越多，一个政策制定者对潜在敌人的意图和行动就越可能产生误判。因此多极体系的不确定因素要比两极体系多，多极体系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也比两极体系大。
（六）在沃尔兹看来两极均衡最有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简单的两极关系及其所产生的很大的压力会使两个国家变得保守起来，双方都力图维持现状，即使发生战争也是维持均势的战争，目的在于制止另外一个大国建立霸权，沃尔兹还从经济相互依存和安全依赖性两个结构因素说明两极均势比多极均势更具有优越性。其实不管是为了安全还是为了权力，平衡权力还是平衡威胁，均势理论要求国家采取的手段是一样的，那就是“平衡”政策，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国际体系的现状，确保国家不受威胁，增强自己的力量和安全感。总体概述：总之经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对均势问题的认识是有明显分歧的，它们对均势问题的不同认识本质上源自于双方对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现实主义的不同认识所致。经典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对于手段和目的、原因与结果的考察是不同的，摩根索认为：“权力是国家对外行为的决定因素，权力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本身，理性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应最大限度地获取权力。在均势中国家对外行为的政策目标就是要平衡这种权力，以维护国家自身的安全和国际体系的稳定。”而沃尔兹认为：“权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国家目标可能使用的手段，权力太大或太小都有风险，国家最终关心的是安全，而不是权力。在均势体系下国家并不是要谋求权力的最大化，而是寻求权力的平衡分配，均势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大国间权力的均衡分配。”经典现实主义把因果关系看成是单向的，即主要从处于相互作用中的个人和国家那里寻找原因，从个人和国家的行为及其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后果中寻找原因。而新现实主义则认为国际政治的规律并不是单向地从相互作用的单位到其所产生的后果，而是双向地进行的。存在于单位层次上的原因是与存在于结构层次的原因相互作用的，只有在研究方法上既注重单位层次，又注意结构层次，才能够全面把握国际体系内的变化和延续。尽管摩根索与沃尔兹在均势问题上存在以上这些不同看法，但他们都认为国家对彼此之间的力量是多疑的，国家必须时刻注视着现实的威胁或可能的威胁，集中各种手段以应付这种威胁已成为国际生活的基本方式。由于相互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因而行为者总是相互猜疑，并且经常彼此敌视。尽管就其本性而言它们并不愿意相互猜疑和敌对，且不论每个国家是否具有侵略性，从整体上讲它们的行为本身导致军备竞赛和联盟体制，这种“安全困境”是权力均势产生的根源和结果。
（七）内在矛盾：均势是现实主义者推崇的国际秩序模式，现实主义者认为“均势维护国家独立”的观点主要是从下述两个角度来判断的：（1）均势的固有特性，即在一个竞争性的国际体系中任何一国企图获得世界性支配地位的努力，总会招致其他国家自动的、以联盟为方式的制衡压力。因此国际体系中的均势结构可以阻止一国或国家集团成为该体系的支配性力量，从而自动达到维护他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目的。（2）认为均势的存在为维持国际秩序所必须依赖的其他制度，如外交、国际法和大国管理的实施提供条件，从而为国家的独立在法律上提供一种国际保障。然而均势果真如现实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可以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国家的独立吗？事实上并非如此。不难发现所谓均势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弱小国家的独立其实是一种假象，在被称为欧洲均势“黄金时代”的18世纪恰恰是欧洲大国火并、大国掠夺和瓜分小国、战祸连绵的时代，而此阶段欧洲列强对殖民地的掠夺和瓜分恐怕也是一个“黄金时代”。而这些行为都是在所谓均势原则的名义下进行的，大国对波兰的三次瓜分便是典型的例子。赫德利·布尔在批评“均势维护国家独立”这一命题时指出：“对于受均势之害的弱国来说均势是一种残酷的原则，维持均势的原则毫无疑问往往是牺牲小国利益而为大国服务，大国间的均势经常是通过瓜分和吞并小国来维持的。”可见所谓和平一方面只是相对于未爆发大规模大国战争而言，另一方面则是将战争和冲突转嫁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因此从历史事实看所谓均势可以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国家独立的命题值得怀疑。再从均势的本质来看这个命题也是与均势本身的逻辑存在着矛盾，均势是存在利益冲突的强权政治的产物，它是建立在对各国实力的测定大致均衡的基础上的，但这种测定只能是静止的和粗略的，很难精确计算。在国际社会中由于没有一个国家能有把握地肯定它对任何特定时期的强权分配的测算是正确的，所以为确保不至于由于任何测算错误而使自己在强权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力争一个起码的安全保障，各国实际上都不以力量均势为目标，而以取得自己的强权优势为目标。而且既然没有一个国家能预知它测算错误到底会有多大，所有国家终究都得谋求在情况许可下的最大限度的强权。
（八）正如尼古拉斯·斯拜克曼所指出：“实际情况是各国只希望看到对它们有利的平衡（不平衡），它们的目标不是均衡，而是一边倒。如果一个国家的力量同潜在的敌人一样强大，是谈不上真正的安全的。要想得到安全，就必须比对方略强一些。如果一国的力量被别国的力量完全抵消，那它就没有行动的可能性。只有当一国拥有一部分可以自由支配的多余力量时才有可能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贪得无厌的强权欲在各国的强权追求中总是潜在地存在着，但在均势中找到使之转化为现实的强大推动力。永无止境的强权追求，其逻辑的结果是导致各国在强权斗争必然要引起冲突和战争。由于各国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当某国的发展远远超过其他一些强国时关心维护现成强权分配的国家就会为了维护原有的强权地位而声称其破坏均势，必然会想方设法遏制其发展。而这个国家则由于自身实力的增强，也会按照自己的利益提出对己有利的权力分配。国际政治的动力学即各国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不平衡发展，当它在维持现状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起作用时必然会导致均势失调，因而看来只有战争才能使维持现状国家至少有一个矫正均势，使之有利于己的机会，于是预防性战争就发生了。摩根索指出：“预防性战争尽管在外交语言上令人厌恶，也为民主舆论所厌恶，但实际上是却是均势的自然产物。”可见摩根索是充分认识到均势和战争的内在联系的，他在后面还指出：“不难发现自现代国家体系诞生以来已经发生过的大多数战争都渊源于均势。”赫德利·布尔在谈到均势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时也指出：“均势的主要作用也并非维护和平，而是维护国家体系本身，因此当别无他法来阻止一个潜在的国家获取霸权时维持均势便需要战争来实现。”其实均势真正的作用并不是维护和平，而是维持现状，即维持现存的不对称的、不平等的强权分配，实质上是谋求或保持优势。任何声称要保持均势的国家实际上都是在谋求优势，号称意在均势实则志在优势，这就是均势内在的本质，因此所谓均势可以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国家独立的命题也是与均势本身的逻辑相矛盾的。至于大国均势下的保障制度，它的确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保护一些国家的独立，但总的说来这种保障制度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因为所谓的“国际保障制度”本身就是大国利益角逐的一种妥协和折衷，它更多反映的是大国的利益分配，而不代表弱小国家的利益和立场。因此所谓的“国际保障制度”可以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维护一些弱小国家的独立，但无法永远保障这些国家的独立。
（九）而且国际保障制度在多变的大国关系中也是不稳定和脆弱的，一旦利益转换、攻守易势，旧有的大国关系及其安排就会发生变化。总之均势作为一种国际秩序模式，它并不能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国家的独立。究其原因在于均势作为一种国际政治的指导原则，它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均势原则的逻辑矛盾之一是它必须首先考虑主要均衡力量的需求，其次才能考虑次要均衡力量的需求，总体均势的重要性必须优先于任何局部的或特殊的均势。为了维持总体均势或大国间均势，大国总是以牺牲小国利益为代价。均势原则的逻辑矛盾之二是：在均势体系下各国实际上都不以力量均势为目标，而以取得自己的强权优势为目标，而且总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强权，这势必与均势的内在趋向维持现状，即维持现存的强权分配发生矛盾，其结果必然要引起大国间的冲突和战争。所以均势不能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原则，也不能当作对外政策的目标、原则，更不能将其绝对化、理想化为一种维持国际秩序的模式。当然这并非说均势在当今就毫无作用、已经过时了，均势是存在利益冲突的强权政治的产物，在当前国际政治中现实利益冲突还大量存在，强权政治仍充斥现实世界的21世纪，均势作为一种遏制霸权、反对霸权的手段仍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利用均势来维护国家利益仍不失为一项可以选择的政策。国际关系：新现实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正值美国的霸权地位衰落和第三世界异军突起之际。1973年的石油斗争震撼整个西方世界，经济危机、能源短缺、人口爆炸等一系列全球性重大问题困扰着世界各个国家。战后一直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已经无法充分解释和说明国际社会的现实，此外在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上的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之间的论战也接近尾声，传统主义显然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而行为主义过于复杂玄妙、晦涩难懂，也不能有效解释现实问题。在这种背景下西方一批学者开始对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进行修正、改造和补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现实主义学派。肯尼思·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1979）是现实主义理论的巅峰之作，因其强调国际体系的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制约作用，新现实主义有时也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
（十）三大修正：沃尔兹对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做了三个重大修正：人性：摩根索把国际政治的第一推动归为人性，即“政治法则的原则是人性”。沃尔兹认为：“按照科学哲学的要求，人性是难以验证的东西。传统现实主义的性恶论将国际冲突追溯根源到人性，虽然看到人性中恶的一面引发冲突，却忽视人性中善的一面在相反的方面遏制冲突。此外将国际冲突追溯根源到人性的观念不能说明战争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发生的变化，如果人性一成不变，那么战争为什么不能同样一成不变呢？”沃尔兹认为国际冲突的根本原因不是人性，而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理性：摩根索认为“理性”的政治家就是孜孜不倦的积累越来越多的权力，权力被视为目的本身。而沃尔兹把权力看做一种使用的手段，国家拥有的权力太大或太小都会有风险。力量软弱会招致攻击，力量强大则会是对手不敢发动进攻；而力量过于强大则会刺激别的国家，使它们增加军备并联合起来对付它，因此明智的政治家总是力图拥有适度的权力。沃尔兹认为在紧要关头上国家所最终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单向性：传统现实主义将因果关系看作是单向的，即主要从处于相互作用的个人或国家那里寻找原因。沃尔兹承认某些国际后果的原因存在与相互作用的单位层次上，但是还有某些原因存在与结构层次上，存在于单位层次上的原因与存在与结构层次上的原因相互作用，因此仅仅从单位层次上理解会把人引入歧途。如果人们在研究方法上既注重单位层次，又注重结构层次，就能够全面地把握国际体系内的变化与延续。结构定义：结构是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沃尔兹确定有三部分组成的结构定义：排列原则、单元的特点和能力的分配。按照这一定义，国际政治体系具有以下结构特征：①主权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②行为体之间最小限度的功能差异；③国家间能力的分配。在他看来前两个特征是不变的，否则国际政治体系与国内政治体系的区别也就消失了，这样结构的变化是第三个特征“各单位实力对比的变化”所造成的，或者更简单地说是有大国数量的变化造成的。结构通过社会化过程和竞争过程给行为主体设定一系列限制条件来鼓励国家的某些行为，惩罚那些不响应鼓励的行为，因此结构的变化会引起国家行为的变化。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借鉴科学哲学、结构—功能主义以及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为新现实主义建立高度简约的“理论模型”，差不多具备国际政治理论的“最好外壳”。除了沃尔兹以外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还有罗伯特·吉尔平、奥根斯基、布诺伊·德·梅斯奎塔。
理查德·贝德福德·贝内特
（一）理查德·贝德福德·贝内特（1870年7月3日—1947年6月26日）是加拿大第十一任总理，大萧条时期的加拿大总理。出生于东部的大海边一个小村庄的穷人家庭，成为律师后闯荡西部，获得财富和权力，但惟独没有收获爱情。因努力工作和金钱铺路而成为保守党领袖，1930年在危机时刻上台，但在5年任期内无所作为，卸职以后成为英国上院贵族，是唯一一个葬在英国的加拿大总理。1870年7月3日贝内特出生于新不伦瑞克省一个小村庄的造船主家庭，他的父亲一度生意兴隆，家庭也不算贫穷。贝内特先后当过教师、律师和政客，不过他的一生主要是从事后两种事业。他最初在学校任教，随后进入哈利法克斯的达尔豪西大学学习法律，大学毕业后贝内特同新不伦瑞克省查塔姆市的一位律师合伙开办特迪威-贝内特公司。1896年他以一票优势赢得第一次竞选，进入市议会，他的竞选主任是一位17岁的小伙子马克思·艾肯特（即后来著名的比弗布鲁克男爵）。当时马克思·艾肯特还在贝内特的律师事务所帮忙，他可能是本内特毕生最亲密的朋友，虽然两人的友谊在20世纪30年代曾一度断绝。1897年贝内特定听到“到西部去，年轻人”这句话，于是打点行装出发，后来他每年都回家同母亲一起过圣诞节（他一直是独身），但从未返回大西洋沿岸居住。他在卡里加尔定居，同著名的保守党人詹姆斯·拉菲德参议员一道从事律师职业。贝内特对政治有着持久而浓厚的兴趣，在西部的他再次对政治着迷，到达卡尔加里一年以后他以保守党的身份被选入西部地区的立法机构。1905年他竞选阿尔伯达省首届议会的席位时遭受第一次挫折，1909年他才如愿以偿。1911年他辞去在省立法机构的席位，在卡尔加里东部选区成功的赢得下议院的议席，与此同时保守党在全国也取得胜利。在担任第一届众议院议员期间贝内特因进一步援助“加拿大北方铁路公司”的问题同保守党领袖罗伯特·莱尔德·博登分裂，当时该公司为了与“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竞争，正在承建另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贝内特指责“加拿大北方铁路公司”的承包人厚颜无耻、野心勃勃、贪得无厌、弄虚作假、巧立名目、到处要钱，贝内特还质问：“岂能以虚报盈利和伪造账目为基础，要求使用来自全国人民的贷款？”贝内特主张由公众控制铁路的股权，博登和米恩最后采取这种政策。然而贝内特与“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长期交往使人们怀疑他对“加拿大北方铁路公司”的指责。
（二）一战期间他任全国兵役局负责人，他为人坦率已经对公共事务的全心全意的投入使他获得人民的信赖。贝内特是一位很有感召力的人物，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能引起别人的注意，而且能随遇而安，他的外貌和举止给人的印象是活力、热情、坚定、严厉。他口才敏捷、讲话有力，而且讲起来滔滔不绝，完全能够克敌制胜。贝内特没有参加1917年的竞选，他可能因后座议员的前途渺茫而感到泄气，但更可能是因为即使竞选成功罗伯特·博登也不会请他入阁。1921年贝内特在阿瑟·米恩内阁后期担任6个月的司法部长，不过他担任这一职务时在下议院没有议席。1921年加拿大保守党失败时贝内特本人也以16票之差败北，此后他还在1926年短命的米恩内阁担任过两个月的财长。1926年发生宪法危机，米恩倒台以后他被选为保守党的领袖，这主要是因为他的财富，他把大量的金钱投入保守党，到去世的时候他还有350万元巨款。但谁都不知道他的财富是怎么来的，虽然他当律师是非常赚钱的。他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和“哈德逊湾公司”的主要法律顾问，1909年贝内特和马克思·艾特肯合伙投资于“加拿大水泥公司”，第二年又组建“卡尔加尔电力公司”，他担任该公司董事长达10年之久。贝内特还和艾特肯合作经济“卡尔加里酿酒公司”，不过这项投资违反贝内特的本性，因为他强烈反对饮酒，终生滴酒不沾。事实上贝内特郁郁寡欢的形象破坏他在1935年的选举中的形象，保守党被麦肯齐·金领导的自由党人打得一败涂地，东部有人问贝内特：“西部在想什么？”他却回答“西部没有想什么，只是在喝酒。”1912年贝内特再次和艾特肯合作，在加拿大西部建造谷物转扬机和面粉厂，这些活动为贝内特带来财富。贝内特还有一些奇特的收入，他在新不伦瑞克和达尔豪西大学的一位女同学嫁给一个富翁，这位叫珍妮·谢里夫的女同学死的时候把价值几百万的股票遗产全部都给了他，他就这样暴富起来。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暴跌，加拿大经济遭受重大挫折，但总理威廉·莱昂·麦肯齐·金认为经济危机很快就会结束，没有必要耗费巨资进行新的社会改革。
（三）在1930年大选中前麦肯齐·金又犯了一个令人吃惊的错误，他在答复各省总理要求解决给失业者特别救济问题时麦肯齐声称不会给保守党占统治地位的区域提供一分钱的失业救济，他冷漠无情的讲话使得加拿大民众和舆论极为愤慨，这使保守党以138席的明显优势获胜。对大多数加拿大人来说1930年只能让他们想起大萧条、购面包的长队线、施粥棚，股市场的自杀、抵债、破产，以及加拿大西部历史上毁灭性的旱灾，保守党就是在这种绝境中上台的。大选过后贝内特和麦肯齐·金戏剧性的交换角色，麦肯齐·金质问政府打算如何解决经济危机，贝内特反问道：“什么危机？”贝内特确实施行过一项公共工程计划，但他自己也承认这不过是杯水车薪。他认为经济补救措施的关键在于施行保护性高关税，这样加拿大人就会尽可能使用加拿大的产品，事实上他是借用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爵士的国家政策。他还寄希望于大英帝国，即英联邦内的经济合作。大选过后他没有居住在专门为历届总理设置的办公地，而是住进渥太华最豪华的宾馆“洛里耶城堡”的豪华套房。别人认为贝内特有以下特点：独裁武断、报复性强，不受约束、出手阔绰、多愁善感、工作努力、野心勃勃、仗势欺人。在他任总理的5年内的确用严厉的手段统治国家，除了担任总理外他还兼任财政和外交部长，他不愿意也也不善于同下属分权。他施行的完全是一人政体，贝内特的内阁会议变成只要他宣布自己做出的决定。有一个故事说内内特独自坐在办公室喃喃自语，一位陌生人问：“他在干什么？”别人回答说：“贝内特在召开内阁会议。”他当上总理以后他相信经济困难不能有具体的措施来解决，时间的流逝会使一切好转。加拿大人逐渐意识到理查德·贝内特没有充分认识的加拿大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直到1934年底他才突然改变想法，开始大动干戈的解决当时的问题。他为什么突然变成改革派？其原因很可能是大选临近，他认为应当办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才能保证自己连任。毫无疑问他也受到自己派去调查价格和市场的那个委员会的调查结果的影响，该委员会揭露商业界的许多丑恶现象。内阁成员中的斯蒂芬认为政府在艰难时期没有履行对人民负有的义务，贝内特的确还受到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影响。
（四）他的妹夫是加拿大驻美大使，此人强烈的主张在加拿大实行新政。在没有事先同保守党商量，也没有事先在内阁讨论的情况下，贝内特就宣布自己的计划：“我支持改革。我认为改革就是政府干预，也就是政府控制和调节。这意味着自由主义的终结。”贝内特在政治纲领中提出就最低工资、最长工时、养老金、失业和医疗保险、建立全国就业服务中心和国家经济委员会、限价，典当物品、反托拉斯、住房、税收、银行等方面进行立法。但加拿大选民对他做出的一切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如果让贝内特重新当选，他可能对这些经济政策做出修订。贝内特的财富帮了他的倒忙，在普遍萧条、大旱和普遍悲惨的时期让一位傲慢的百万富翁来治理国家是不能安抚人心的。他的竞选演说听起来像说教，而不是在争取支持。按照惯例，现任首相通常不到任期届满就要举行大选，但贝内特任职五年，声望没有一点提高。这次大选是保守党的灾难，他们只得到下议院245个席位中的39个，麦肯齐·金重新上台后废除贝内特的大部分立法，但也有一些改革成果幸存下来，如加拿大小麦局和加拿大银行，还有加拿大广播公司和加拿大航空公司。贝内特仍然在议会担任反对党的领袖，直到1938年他才辞去在议会的职务，永远退休。贝内特认为自己不能再待在加拿大，他很快便去英国定居，住在老朋友比弗布鲁克勋爵附近的一个庄园里。经过比弗布鲁克勋爵的活动后贝内特后来被任命为英国上议院议员，并且被封为贝内特领米克尔汗、卡尔加和霍普威尔子爵。在英国的他从事过一些有益的战时工作，但是他的健康逐渐恶化。他的晚年是在痛苦中渡过的，这位孤独可怜的老人于1947年6月26日去世，终年76岁。他选择英国为安息地，这是加拿大历史上一位埋骨他乡的首相。贝内特通常被认为是加拿大最没有作为的总理之一，当然这与他恰逢大萧条时期有关，责任并不完全在他。他的事业和人生观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1931年10月他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今天在渥太华当首相，明天可能下台，但是我不在乎，生活已经给予我人生所企求的一切。我以61岁了，到这个年龄的人应当享福了，但是我所拥有的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加拿大给我的，如果我能做些什么回报，那完全是出自于我的愿望。如果加拿大人民觉得不需要我的时候，我也能心满意足的立即走开。”
路易斯·圣劳伦特
（一）路易斯·圣劳伦特（1882年2月1日——1973年7月25日）是加拿大政治家，加拿大第十二任总理（为1948年11月15日 – 1957年6月21日）。1882年2月1日路易斯·圣劳伦特出生在魁省东部城镇Compton的一个小商人之家，父亲是法裔加拿大人，开店为生，母亲是爱尔兰人，这使得路易斯·斯蒂芬·圣劳伦特在流利的英法双语环境中成长。1905年从魁北克城的LAVAL大学法律系毕业，三年后与Jeanne Renault（1886-1966）结婚，婚后育有两子三女。大学毕业后的路易斯·斯蒂芬·圣劳伦特一直从事律师职业，直到1914年他的母校LAVAL大学聘请他担任该校法律系教授。路易斯·斯蒂芬·圣劳伦特在公司法和宪法方面的研究卓著，使他成为加拿大最受尊重的辩护律师之一，从1930年至1932年间他担任加拿大律师赤会主席。路易斯·斯蒂芬·圣劳伦特的父亲一直是联邦自由党的忠实支持者，特别是对前总理威尔弗里德·劳雷尔极度地忠诚和信服。父亲的政治倾向也影响路易斯·斯蒂芬·圣劳伦特，然而作为自由党的支持者，年轻时的路易斯·斯蒂芬·圣劳伦特却对政治兴趣不大，而是更专注于他的律师职业和美满的家庭生活。他成为魁省最出色的律师之一，他的才华得到保守党总理Arthur Meighen的赏识，于1926年邀请他加入保守党内阁。1941年联邦司法部长、负责魁省事务的部长Ernest Lapointe去世，由于急需来自魁省的部长取代Ernest Lapointe的位置，平衡联邦与魁北克省的矛盾，自由党总理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召回路易斯·斯蒂芬·圣劳伦特，担任战争时期的政府司法部长。当时的路易斯·斯蒂芬·圣劳伦特已届六十岁，已经想退出法律界、逸养天年，他认为自己进入政坛只是临时性的策略，最终还将回到魁北克，接受总理的任命。1944年总理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决定征召军人前往二战前线，引起一些法裔加拿大人的反对，在魁省爆发“征兵危机”，自由党内部也产生分歧。路易斯·斯蒂芬·圣劳伦特是支持征兵参战的一小部分自由党人之一，总理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对于路易斯·斯蒂芬·圣劳伦特的忠诚和支持非常感激，他力劝路易斯·斯蒂芬·圣劳伦特留在联邦政府，帮助政府重建战后国际秩序，任命他为对外事务部长（即后来的外交部部长）。在担任对外事务部长期间路易斯·斯蒂芬·圣劳伦特代表加拿大参加联合国代表大会的成立，他指出联合国在战时没有军队，导致对各国战争监管不力，因此建议成立一个联合国部队，用以维持战争国家的和平。
（二）1956年路易斯·斯蒂芬·圣劳伦特担任加拿大总理期间时任外交事务部长的Lester B. Pearson将路易斯·斯蒂芬·圣劳伦特的这一理念再次提出建立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并以此方法成功解决“苏伊士运河危机”冲突。总理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在执政后期力劝路易斯·斯蒂芬·圣劳伦特成为他的接班人，他确信路易斯·斯蒂芬·圣劳伦特作为一个英法双语的领导人，可以整合自由党以及国家的团结。1948年威廉·莱昂·麦肯齐·金退休，他不动声色地劝说党内资深部长支持路易斯·斯蒂芬·圣劳伦特成为新的领导人。在1948年的自由党内部选举中路易斯·斯蒂芬·圣劳伦特赢得自由党领袖之职，并接任加拿大总理，他的矜持、威严、腼腆、慈祥、平和使他深受加拿大人爱戴，声望日渐高涨，人们甚至亲切地称他为“Louis大叔”。在1949年的联邦大选中自由党成功击退George Drew领导的保守党，继续着自由党连续执政22年的辉煌。路易斯·斯蒂芬·圣劳伦特的内阁在国际舞台上扩大加拿大在战后全球秩序重组上的所扮演的角色，1949年加拿大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参与美国的朝鲜战争及联合国的军事事务。路易斯·斯蒂芬·圣劳伦特内阁中的外交事务部长Lester Bowles Pearson、St. Laurent促成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成立，Lester Bowles Pearson因此赢得195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并最终成为路易斯·斯蒂芬·圣劳伦特的接班人。而在加拿大国内，路易斯·斯蒂芬·圣劳伦特执政期间促成纽芬兰省加入加拿大联邦，建立新的社会和工业政策。路易斯·斯蒂芬·圣劳伦特政府对加拿大进行谨慎的改革，开始实行征税，建立支持艺术发展的加拿大委员会，扩大社会福利计划如家庭福利和老年退休金等的发放范围，引入医疗保险的最初雏形。政府同时参与多项大型公共建设，如横贯加拿大高速公路、横贯加拿大输油管线、圣劳伦斯河海运等。然而这些大型项目的巨额投资也使自由党政府的声望下降，执政22年的自由党政府在1957年时已略显衰老和疲态。1956年加拿大掀起对横贯加拿大输油管线建设的争议，导致公众对政府耗用巨资不满。1957年John George Diefenbaker领导的保守党在大选中以微弱优势战胜自由党，保守党在议会256席中获得112个议席，自由党获得102个议席，然后获得25个议席的第三方政党“国民合作党”投向保守党，使保守党得以组成少数党政府。75岁的路易斯·斯蒂芬·圣劳伦特在担任一段时间的反对党领导后最终决定退出政府舞台，由他最为得力的部长Lester Bowles Pearson继任自由党领袖。退休后的路易斯·斯蒂芬·圣劳伦特专注于对法律的研究及享受家庭生活，和他的孙儿孙女们共享天伦之乐。1973年7月25日路易斯·斯蒂芬·圣劳伦特在魁北城去世，享年91岁，葬在家乡Compt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