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设定中最普遍而又最难处理的设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物设定（或者拟人化的生物），这不仅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呈现着整个社会，而且因为人本身具有一种复杂的主体性，这让其只能被间接地（通过语言或表情等媒介而非直接地加以理解），而其他的设定都是可以站在被把握为一种相对纯粹的客观事物的，这对于人物的设定就有极高的要求。
在本期，我们将以汉弗莱爵士独特的长难句这一最鲜明的人物特征出发，来简要地聊一聊汉弗莱·阿普比爵士这个人设。
汉弗莱·阿普比爵士，毕业于牛津大学贝利学院古典学系（包括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历任内政部常务秘书长、内阁秘书长，政治态度保守，为人圆滑、谨慎、沉着冷静，欣赏戏剧，精通官僚政治，以极其擅长长难句著称。
既然我们是从长难句作为出发点，那为什么汉弗莱会擅长于长难句？这样一种追问就涉及到了设定的逻辑自洽性，而解决这样一种自洽性就涉及到设定本身成立与否的关键。
联系全剧，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原因：
对于长难句的出现最为主要的原因自然是整个文官系统的运作结果与传统文化。由于句法的复杂与概念的模糊不清的缺点而带来的显而易见的好处，包括不明确的表达意思以争取回旋余地（如“Yes and no”），使意思得以模棱两可的表达从而迫使接收者主动地被迫放弃（如哈克在发现母国向恐怖分子出售武器后，需要向首相传递消息以避免追责但是又要消息模糊不清以避免影响反恐协议的订立），在这些种种好处的驱使下，这样一种冗杂的书面语的形式当然会成为官僚系统中所常用的公文形式，无问西东。同时，这也形成了一种文化，无论是伯纳德还是外交部秘书弗兰克，都是在整个公务员系统下继承着类似的语法传统。乔治·奥威尔就曾批评当时英国官僚系统的官话的诸多问题，包括：垂死的隐喻（失去了本义）、操作假肢（被加入的无用的成分）、自命不凡的措辞（有偏见的伪装成公正的判断）以及毫无意义的话语{如果用中文对于这些特点加以理解的话，会有点使得这些措辞毫无意义}。而所有这些几乎也都能在汉弗莱的语言中找到影子。
在某种程度上汉弗莱表现出一种自恋型的人格特征，而长难句的表达方式或许也是使他通过对于语言的组织从而达到的一种证明自身优越性的方式。通过长难句的高难度与复杂度的语法以及长时间的被关注都能带来一种尊严与优越感，这一点与汉弗莱的好为人师（尤其因为这一点导致差点失业）也相契合。当然了，人格只是一种片面的僵化的划分方式，在此只是借以说明其长难句的形成部分原因。汉弗莱同样带有其他人格的特质，比如强迫型人格的好争辩、喜控制、爱评论的特征，而且，有趣的是，根据弗洛伊德的观察，强迫者可能是因为经受了父母过早或过严的如厕训练。而在20世纪早期，也就刚好是汉弗莱投胎的时期，西方中产阶级的父母普遍接受权威建议，在婴儿一岁左右就开始进行大小便训练。所以，……，或许吧。
汉弗莱毕业于牛津大学的贝利学院的古典学（人文经典）系。古典学主要聚焦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哲学、文学艺术、历史、语言等内容，以赛亚·伯林、奥斯卡·王尔德、（以及，勉强值得一提的鲍里斯·约翰逊）均为该专业毕业人物。从这个学科的内容这门学科首先肯定要求对于英语以及希腊文和拉丁文有较高的掌握，同时要求一定的哲学的思辨能力（幸好他学的不是康德与黑格尔）。由于汉弗莱作为成绩第一，当然是不会把这些内容当作聒噪的背景音，所以其中对于语言反复的运用和长难句的反复出现会自然而然影响他，就像各行各业会普遍把行业黑话用到日常生活中来，尤其是哲学。在这里说句题外话，由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哲学主流（柏拉图、奥勒留）相对而言比较偏向保守，而且带有一种鲜明的阶层特征，这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汉弗莱为何有极其保守的政治主张。（但我没说大家全去学激进左翼的思想）
尽管可能还存在着其他的原因，但这三条原因已经使得长难句的习惯足够合乎逻辑了。
那再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由此出发，探讨设定的深度问题。
从第一点关于文官系统的文化出发，在这里所要强调的即是一种社会角色与真实的个人的差异。
这种差异我们可以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深刻地看出，对于官僚机构成员而言：事实上，难道不正是他的“官场”知识和“实际工作”的“机械性成分”“抵消了”他的“道德教育和思想教育”吗？难道不是他的实际精神和实际工作作为实体而压倒他的其余才能的偶性吗？原来他的“官职”就是他的“实体性”关系和他的“饭碗”。黑格尔用“直接的道德教育和思想的教育”来反对“官场知识和工作的机械性成分”，这真是妙不可言！做官的人要确保官不受自己侵扰。这算什么统一！从精神上抵消。简直是二元论的范畴！
我们于此可以看到一种鲜明的对立，即作为职业的抽象的身份与真实的实际的个人的对立，而在这种对立中，职业身份压倒了个人。而这一现象对于哈克而言就是为了选票与位置而必须放弃良心，所以汉弗莱对伯纳德表示想要有一颗清白的良心如此回应道，“你何时有了这种奢侈的想法”。
在此对于职业身份而言，人存在的意义只是作为一个理性的机器，如卢卡奇所说“人的行为仅限于对这种过程的成功的可能性作出正确的计算”，而真实的本我的个体在这种职业的要求下是不必要的甚至会阻碍程序运行的，德行与良心亦然。
汉弗莱可以说是这样一种体系影响下的一个悲剧人物，在这样一种职业身份带来的观念的扭曲下，整个人与人的关系转变成了物与物的关系，所有活生生的人都近乎化作了数字与物象，而不再是一个具体的有情感的存在。这种观念扭曲也让汉弗莱与其家人并不和睦，他甚至表示他爱他的车甚于他的儿子，他比起陪伴家人也更习惯于外出遛狗。
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极其荒谬的悲剧现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物化的存在变成了针锋相对的麻木的纯粹利益之间的关系，反倒是人与宠物的关系，由于这样一种职业身份的缺位反倒成了一种真情式的存在，这种逐利的人没有依赖自己的宠物可爱的想法或许也能解释为何在今日社会下存在部分极端的爱护主义者，这样一种逐利竞争的缺失，或者说这种身份的关系的缺失，让人们能够在动物身上寄托美好的情感，而却在人身上看到一种人性的恶，动物成了比人还亲切的存在。
难道有些许文明的人的“恶”要比动物性的恶还要多吗？这恐怕并不是那样一个抽象的永恒的人性可能的存在，而是社会发展下造成的阶段性结果。
可是尽管如此，汉弗莱为了逃税把他的财产全部提前（英国的法律规定：如果你在你去世之前七年或以上的时候把财产都给后代，那么他们就不需要缴纳遗产税）转让给了他的儿子。这样一位道德真空了一辈子的文官，最后却指望着道德来维系其自身的生存，结果是，在儿媳的主张下，最终汉弗莱被移入精神病院。由此当汉弗莱真正从一个抽象的文官身份，为数不多展现真情实感时，他却反而因此陷入了困境，这种真实的情感，如果按照现世的对于成功的判定，在结果上反而成了应该被否定的事物了。
这种双重性体现在哈克身上就更明显了，尤其在关系良心或选票的选择中。在关涉到选票问题上，占主导的是政客哈克，在此他是政客，只是这个政客名叫哈克，在此他按照其政客的身份行事，而在关系到向恐怖分子出售武器的问题时，因其与选票不那么相关，此时哈克是有良心的哈克，政客只是其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但可惜的是，当其运用这一手段时，哈克的双面人生又展开了，他在权力的网络中重新变为名叫哈克的政客，不得不按照一名政客的方式解决问题。
而从第二点个人心理的角度加以延申，我们可以由此得到一个心理层面完整的汉弗莱。对于汉弗莱而言，其核心的目标不同于“大魔王”阿诺德维护整个文官系统，而是维护自己的地位并为自己赚取利益，为了达到这一标准，作为道德真空，他利用各式各样手头的权力作利益交换，将公共权力交换而获得私利。
实际上，汉弗莱的这种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与马基雅维利主义相合。这种契合甚至可以从文本中找到。如马基雅维利又如此说道：“对于一位君主说来,事实上没有必要具备我在上面列举的全部品质,但是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我甚至敢说:如果具备这一切品质并且常常本着这些品质行事,那是有害的;可是如果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那却是有益的。”这一段与汉弗莱回应伯纳德让英国民众认为其被保护的主旨十分类似。
汉弗莱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高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特性。一个高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特征为，他们操纵更多，更少被说服，不会与他人产生情感上的牵连，他们更现实。
如果我们要探讨汉弗莱这样观念的起因，也一定程度上涉及马基雅维利主义得以在今日保留之原因，那么这就不得不提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基雅维利主义在马基雅维利那个时代（文艺复兴时期）是并不普遍的，这样一种极端式的纯粹利己的主张并不为人们所接受，大部分人们没有意愿去争权夺利，也不愿意劳累自己去换取更多的金钱，因为对他们而言，这种金钱带来的物质生活提升赶不上所付出的辛劳，没有一种被迫迫使他们必须选择劳累。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天职观（即每个个体都有天职，获得救赎要履行好天职，故而需要通过不断地劳动来获得来自上天的救赎的观念）的产生与发展，人需要在生产劳动中维系自己的生活，同时生产劳动本身成为了使自身获得救赎的方式，成为了一种价值评判标准，而逐渐的内生的对于劳动本身的观念被外部的对劳动成果——财富的衡量成为了一种社会衡量成功的标准。由是，一种无关乎自身的本我的价值与幸福，纯粹的对于财富的积累成为了主要的生活方式，而其被深深刻入整个社会的潜意识与潜规则当中，被人们不断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履行着，这也就是很大程度上为何资产拥有者而对于现实所有有一种永不满足的态度，不断进行财富生产，不断敛财。而且由于其深刻入集体无意识当中，故不同于前文的职业的身份，这种精神是难以像职业身份那样，当摆脱了原来的职业身份则其影响很大程度上减弱，而是始终不断地，就像汉弗莱在退休后会转而选择支持脱欧（其尽管符合大英外交目的，却不符合公务员追求不变的态度），但他不会选择放弃在逃税上勤于思考一样。
从政治主张上看，保守派是愤世嫉俗的，支持体制的，反叛者是愤世嫉俗的，反对制度的，而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是愤世嫉俗的，支持自己的。说其愤世嫉俗，其实也可以从最后一集对于失业的态度中看出，汉弗莱激烈地批判了当前的举措而甚至差点导致了自己也成为了失业者的一员。但是，这样的愤世嫉俗对汉弗莱而言仍旧是在其利益之下的，尽管对他而言体制存在巨大的问题，但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为自身谋取利益，而维持现有的体制，可以为自己维持最大的利益。也正是这一点使得汉弗莱与阿诺德相区分。阿诺德的目标是以维护整个文官体系为核心，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为自己谋取利益，而汉弗莱则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为核心，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维护文官系统的利益。也正是由于汉弗莱缺失了对于整个体系的维护，而更多的关注于自己，所以其在后期与首相的斗争中屡遭失败。这一点从汉弗莱与经济部常任秘书长争夺文官体系首位的权力就能看出，阿诺德就不会像汉弗莱这样如此强烈地维护个体的利益。
最后，从古典学影响出发，结合文官系统的语言特色，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对于繁琐的无意义的语言的运用是十分广泛的，无论对于官僚系统还是对于学术领域都是如此，而这必然造成一个语言与语言间的脱节，尤其是当民众语言更加内容符号化、表达更加简单化的趋势下，这样冗杂的黑话是难以被人理解，也无法吸引人们去理解的，除了解构以娱乐的时候(黄龙江一带全都带蓝牙）。而这带来的问题即是，人们不愿意参与对于这些领域的事务的管理以及思考，按照汉弗莱的话也就是说“人们有无知的权利”，但这样一种权利的放弃造成的是大众对于政治领域与学术领域的放弃。
是的，人们在此看似获得了一种充分的自由，但实际上由于人们主动的自由的选择放弃，对于现状采取一种“关我屁事”的态度，一种悲惨的现象出现了：整个系统（主词非托克维尔原话但是可能相对而言更加合适）“用一张其中织有详尽的、细微的、全面的和划一的规则的密网盖住社会，最有独创精神和最有坚强意志的人也不能冲破这张网而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并不践踏人的意志，但他软化、驯服和指挥人的意志。他不强迫人行动，但不断妨碍人行动。他什么也不破坏，只是阻止新生事物。他不实行暴政，但限制和压制人，使人精神颓废、意志消沉和麻木不仁，最后使全体人民变成一群胆小而会干活的牲畜”，由此之结果是“民众醒来后固然可能感到痛苦，但已丧失团结而反抗的能力”。
当然，这绝不是说重视到公共领域就足够了，对公共领域的重视只是开始，众多人还没进入其中，而少数重视这一领域的人部分也只是非理性的表达着自己或者说作为一个载体无意识地流露自己的情绪，而不是真实地深入地去思考问题与现状。若是能在网络上碰到汉弗莱这样相对而言理性化的长篇幅的言论反而是一种难得。
不过在这里可以转而思考的一个问题即是，既然古典学如此缺乏实效（这一点也被汉弗莱自己所承认）那么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从众多问题中思考设定：对于一种专业化的领域，一种理想化的语言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否应当是能够允许大众所接触和理解的而非高高在上的存在？同样，我们可以思考的是如果说汉弗莱是一个极其擅于长难句的文官，那么一种擅长用表情包和颜文字及简单语言的政客能够存在吗？其若能存在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不过，一个更为要紧的问题是，这样缺乏实效，甚至起着反作用的存在，只局限在语言这一个部分吗？
在此我们可以又回到剧中首相和大臣的区别中，在哈克任大臣期间，对付汉弗莱少有胜利，但在哈克任首相后，却常常能让汉弗莱失败。当然，哈克的政治能力的提升是一方面，但更大的一方面是首相和大臣职务的区别。首相能够决定公务员与大臣的升迁，而且命令具有绝对权威，而大臣则二者都不能达到，由此决定了二者的差异，而汉弗莱尽管塑造了哈克由大臣转向首相这样一个事实，但却未能从心态上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依旧采用傲慢与强控制的方式对付哈克，由此收到了反制。但是我们不必止步于此，而是要更进一步追问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首相要大于任何一位公务员与大臣？
因为从形式上说，首相所代表的是选民，是剧中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公民。可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什么？现实是，即便在关系到教育问题上，真正为首相关注的也只是作为孩子的准选民而不是孩子。同时，所谓的内阁集体责任制在实际上也只是集体不负责制。由此内容（民主等）与形式（代议制等）发生了矛盾，在此这种机制“把形式的东西充作内容,而把内容充作形式的东西。”，而产生了数个奇怪的等式：选票等于民主，不变等于安定，私利等于公益，舆论等于事实，长难句也就等于了官方态度。
那么，我们进一步问，为何是这样的呢？为何形式与实质相分离呢？除去不得不被保留的由于人类能力有限造成的认识上的剩余，剩下的原因即是“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而为了掩盖这一事实，提供一种合法性，于是不得不存在一种虚假的共同体以一种脱离实际内容但符合实际内容对应的所谓的形式的方式来遮蔽此问题。
由此，总而言之，我们在此简单点说即是，汉弗莱爵士所运用的长短句是一种处在特殊位置的具备特殊资源的特殊个体为维护自身利益及整个特殊位置的群体的利益并为之提供合法性从而建构的一种脱离了实际上承诺的共同体实质而单独存在的一种形式上的缺乏实质意义的由整个系统的内部结构与知识再生产加以保障的个体在集体无意识的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的特殊的极具特色的语言形式。
最后，对于这样一个设定对于人设的启示包括：
充分展现人物的一个鲜明特征从而使其形象鲜明。对于汉弗莱这个角色其最突出的特征，最让人能记住他的特征就是汉弗莱的长难句，也正是因为这种形象极其鲜明以至于汉弗莱的扮演者奈杰尔·霍桑也在其他剧集中以长难句为特征的角色露面。
人物是矛盾的载体，矛盾正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展开的，故而世界观的主题就必须呈现在人物上，而这种呈现，也最好加注到人物的鲜明特征中去，以此间接地暗示世界观的主题
人物的特征须符合人物的内在逻辑，尽管这种逻辑不是锁定式的，存在人物自身的独立性，但从大体上是符合人物的心路历程的，否则就会有人设的问题乃至坍塌。
人物的内在逻辑与人物特征要符合人物的基础设置，包括职业身份、家庭状况、人物经历和社会环境等，同时人物特征与实际的符合也能深化主题。当然，这里存在一种主体性能够冲破社会条件的束缚，但是这样的不合理的冲破总体上说却又是合理的，是能够被诸多因素所解释的。
尽管人物的鲜明特征对于人物的塑造起着很大作用，但是同样的，对于人物的塑造也必要存在一种对于鲜明特征之外的，不同于这一特征，或者打破这一刻板印象的举止表现。而这其实是根源于一种矛盾的现象：我们在认识的过程中越熟悉一个人却又越不熟悉一个人，我们随着了解越来越把那样一个TA，归结于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形象，我们塑造的形象更能拟合TA了，但与此同时，我对于这样一个形象的依赖又加深了，我们对TA的偏见加深了，我们又在此对真实的TA更不熟悉了。当然了，对于一种固定化的存在，如抽象的人设，则不存在实际上真实的那个形象，那么我们对其的认识也就是通过这样对其超越自身的把握。
在此，观者这样的把握是非常必要的，那么反过来，对于设定者而言，提供这样可深化把握的机会也就是很重要的。这也是为何在首相后，汉弗莱有时面对失败的结局不得不显示的相对灰头土脸，而这是之前的汉弗莱几乎不可能表现出来的。同样，汉弗莱的长难句在其晚年也显得有些不再合理，而是成了相对机械的辞藻堆叠。（这二者也体现了前面所说的人物特征符合其基础设置）
及时的对于人物塑造的停止，《是，首相》这部剧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即是，编剧敢于完结。在人物塑造机械式重复之前结束整个剧集，由此人物得以具备着一种持续的鲜活的生命，同时也能避免为了完结造成大量逻辑上的问题，当然，作为设定，在编年史上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人物隐去（除非停止不写），而是需要对其结局进行一种交代，在此，我绝不是鼓励各位如那些著名创作者那样将角色写死，而只是说要给其一个交代，像顾问弗兰克那样派驻海外，去各类旅游胜地苦苦的服务民众未尝不是一个好的交代。
整个长短句这个设定还是相当鲜明且具有现实特色的，而且作为相对早期的电视剧也是极为新颖的设定，不过由于距今略有久远，且时间不足，也不展开来谈了。
本期的视频到此结束，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参考资料：
乔纳森·林恩 安东尼·杰伊《是，大臣》
乔纳森·林恩 安东尼·杰伊《是，首相》
南希《精神分析Ⅲ：人格结构》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乔治·奥威尔《英语与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