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了个课程论文，顺便传一份上来。
前言
之所以选择苏联建筑作为选题，是因为长久以来建筑学界的关注焦点大多集中于西方国家与本国的建筑历史和其美学、技术上的地位，而不论是在本科教材还是在实际授课环节中，苏联建筑因为短暂而不起眼且带有过于浓厚的官方色彩而被不约而同地被忽视、避开，然而这不免让人好奇，苏联建筑是怎么样的？我们该如何评价苏联建筑，本文旨在基于这些问题完整而简略地介绍苏联建筑的发展历程与代表建筑，并从中窥探其所反映的哲学意涵。长年以来，我们都在建筑学对哲学理念的幼稚借用中受苦颇多，诸多如“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名号虽自称一派却与其原本的哲学相去甚远，现在我们终于能抛开这一纷杂繁扰的领域，去领略“社会主义式建筑”与真正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关联。
一、时代划分与代表建筑
1.十月革命时期
十月革命时期苏俄的艺术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思潮，各种思想相继萌发，创作活力旺盛，诞生了许多具有划时代色彩的现代建筑，如水平大厦(1925)、第三国际纪念塔(未建成) 、梅尔尼科夫之所(1929) 、鲁萨科夫工人俱乐部(1928) 、苏耶夫工人俱乐部(1926) 、纳科夫公寓(1928)等。此时的人们沉浸在革命的胜利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的喜悦之中，所有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构思着未来社会的新时代图景。
在这里要提到的是构成主义建筑流派，它诞生于欧洲未来主义、俄国至上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的多重影响下，具有强烈的革命性艺术色彩，代表人物有里希茨基：其所设计的水平大厦和国家工业大厦等国家工业建筑试图将西方的包豪斯式大楼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形式；塔特林：设计的第三国际纪念塔采取的结构形式和建筑形体相当大胆而创新；罗钦可：涉及了大量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的海报和摄影作品；维斯宁兄弟：设计的莫斯科劳动宫、莫斯科无产阶级文化宫和第聂伯河水电站成为了时代的代表性建筑，饱含着那个年代艺术家们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独特理解。
水平大厦
2.斯大林时期
随着斯大林时期与超工业化时代的来临，构成主义充满创新却天马行空的思想，开始渐渐被更加实用效率的思想所吞没，构成主义因为其极具特性的文化内涵和资源耗费而进行的社会实验受到了排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承认为苏联唯一认可的艺术形式，同时苏联工业化所采取的官僚体制更是与艺术家们的社会构想大不相同，同时因为战争造成的国力急剧下降与城市的满目疮痍，艺术家所面对的不再是光明的未来，而是穷困潦倒的苏联人民。
而随着工业化和官僚化而来的是一种称之为斯大林式新古典主义的建筑，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就是为人熟知的“七姐妹”：莫斯科国立大学主楼、乌克兰酒店、Kotelnicheskaya堤防大楼、Kudrinskaya广场大厦、莫斯科列宁格勒酒店、外交部的主体建筑以及红门行政大楼。这些建筑具有明显的新古典主义色彩，以其厚重的体块布局和高耸的塔顶为主要特征，同样也成为了人们眼中苏式建筑的典型形象，其影响也传播到了中国，时至今日我们依旧能看到这些风格的建筑，如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主楼、太原火车站、太原市工人文化宫，乃至太原理工大学的电机馆、机械馆。
太原市工人文化宫
3.赫鲁晓夫时期
谈及赫鲁晓夫时期的建筑就不得不让人联想到赫鲁晓夫楼，这是战后苏联在应对住房资源短缺问题时所设计的预制件装配式建筑，以1958年维塔利·拉古坚科设计的K-7楼型为首，赫鲁晓夫楼普遍具有外形简易方正、拥有独立厨房卫生间、建造过程简单、工程效率极高、重复度高同质化严重、成本低材料缩水等特点。
赫鲁晓夫楼设计图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赫鲁晓夫楼的出现并没有使阶层化的观念得到改善，同斯大林时期一致，许多官僚的住房依旧相当精致华贵，他们并不会进入为了工业化建设涌入城市的农民工人而准备的简陋住房。
尽管此类住宅问题诸多，但在那个年代它是平民经济住房问题的优秀解决方案，也是曾经一代苏联人民的回忆，这样的住房模式也在同一时期影响到了中国，在诸多城市出现了大量的仿制建筑，这一点也足以说明它在住房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在此可以引用一位俄国网友的评价：
“Те, кто критикуют 'хрущевки' никогда в подвалах не жили”
（那些批评“赫鲁晓夫楼”的人，从来没住过地下室。）
4.后赫鲁晓夫时期
在赫鲁晓夫时期之后，平民住房领域的建筑改革并没有革命性变化，但在官方公共建筑领域却出现了一阵雨后春笋一般的思潮，而这一时期的建筑创新被后续称之为——粗野主义。这一理念的核心便是不加修饰地表现建筑结构和材料，形式上包括了厚重巨大的建筑结构和混凝土外表。代表性的作品包括国家机器人研究院(1968)、苏维埃之家(1970)、科学技术与信息研究所大楼(1971)、公路交通建设部办公大楼(1974)、波普拉夫科餐厅(1976)、友谊疗养院(1985)等。
公路交通建设部办公大楼(1974)
波普拉夫科餐厅(1976)
尽管是受到了当时国际上诸多建筑作品以及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的影响，但是同为粗野主义的建筑在苏联的出现却经历了十几年的延迟，并呈现出一类特殊的共性：不同于斯大林时期扎实而上收的建筑体块，而是将底层进行虚化镂空，以巨大的承重构建拔地而起承托其上层外延的建筑主体，整体体块不受约束。
二、社会主义与其建筑的内在矛盾
首先应当确认的一点是，经历了沙俄时代的苏俄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脱离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理念，十月革命后虽然苏俄与国际同步地出现了现代式的建筑，然而不过是凤毛麟角，所以重点应该首先放在苏联建筑的现代化转向过程之上，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文艺复兴与宗教阴影下的新生的国度中，现代建筑是如何出现的？我们应该先从斯大林式古典建筑开始切入这个问题。
斯大林式古典建筑已在上文初步介绍过了，这里要探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将此类斯大林式建筑与同一时期的美国帝国大厦相结合而得出某种结论？两者的特征上高度重合：1.都是国家政治权力的延伸和象征。2.都是大体量的高层建筑，基础雄厚、顶端缩进。3.作为工业时代建筑需要工业化进程的技术与力量。4.建筑形制相对复古和保守。而且似乎二者的背景不过是不同地区所呈现的同一幅图景：在美国，国家资本主义正在经济危机的深渊中进行着大规模基建；在俄国，工业化与集体化的快车牵引着战后残缺的经济体系。如此看来，这类建筑正是工业化时代的必然产物，似乎每一个经历工业化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无法绕过这个环节。
有趣的是，同样是在1943年战败前夕，德国元首希特勒当面会见了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二人合谋规划着重建被炸后的柏林城：“第三帝国只有工厂、摩天大楼和旅馆。”而施佩尔趁此机会保留了除被炸后的历代宫殿和教堂，这不也是同类的某种“工业古典主义”的体现？
在此，绝对的现代化与全然的复古合而为一，工业化的建筑形式吸纳了古典建筑理论作为自身的内容，但此处的古典内容却早已不过是形式自身，没有任何一以贯之的传承，而是空洞的套用和搬运，我们在此所遇见的是一个悖论：着迷于古典形制而保守不前的工业时代建筑恰恰是舍弃传统建筑开启新时代的第一步，印证了形式吸纳与物质吸纳、形式的同义反复的辩证命题。
难怪齐泽克在评论列宁主义政治与达达主义的邂逅幻想时如此形容：
我们总在两点之间变换视角，而两点之间，绝不存在任何综合和调停的可能。因此，这两个层面无法和睦相处，也没有共享的空间。尽管它们密切相连,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完全一致，但它们毕竟处于同一个莫比乌斯带的完全相反的两面。
至此，我们能够很容易地设想从文艺复兴的古典建筑到工业时代的现代建筑的转变中的过程及其“消失的中介”，然而还有一个问题仍未解决：如何看待早期苏俄建筑界的先锋主义思潮到中期斯大林式古典建筑的突兀转折？
初步分析可以很容易得出的一类结论是：斯大林式古典建筑是苏联（俄）建筑理念上的倒退，从原本富有生命力和创造性的先锋派撤退到逐渐僵化的固定制式，代表着革命之后的空无与文化革命的失败。然而转变或许并没有这么简单，结合那个时代的背景思考又不免得出另类的结论：在那个政治清洗与农业饥荒相继并发的年代里，难道精心设计而别出心裁的新式单体小体量建筑本身不就是一种奢侈吗？但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即使是在信息与科技高度发展的现中国，在城市中规模最大、占比最多的还是风格单一的房地产住宅小区（顺便一提，此种建筑经济模式也相当独特而值得深入分析），而乡村中最常见的也不过是以旧有材料为主的坡屋顶自建房。为什么时代与背景各异的两个国度的建筑却呈现出了同样的发展面貌？这不得不让人承认，自20世纪至今，所有试图取代旧时代美学艺术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最终要么呈现为某种旧时代艺术的批量化变种，要么呈现为某种被剥夺美学性质的纯实用化复制品，似乎自本质上就放弃了美学上的探索与创新。
切换角度，我们可以结合这一时期前后的政治与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化尝试去分析这一转折所涉及的意识形态变化，以美学上的停滞为代价，建筑理念的重心被转移到彰显政治机构权威性与满足普通民众生存的实用性之上。从这个角度来看，难道斯大林宏大庄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赫鲁晓夫唯功能的实用主义不是同一社会意识下的两个方面的产物吗？社会主义新国家的巩固急需稳定集中的权力与行之有效的政治机构，而对稳固权力的追求体现于“七姐妹”的敦实庄严的建筑风格；而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时期，民生与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了新的议题，于是一座座同质化的赫鲁晓夫楼构成了城市的主基调……
如此分析还是不够的，它依旧没有触及两者共同的核心问题，我们并非面对的是这样一副图景：先是斯大林的到来修筑了高大的宫殿，而后赫鲁晓夫接替在宫殿周围规划了一片片方盒子……严格来说，两种建筑是同时出现于一幅图景之中的，也就是如上文所述的：两种建筑理念是同一社会意识在不同角度的两个方面。这一社会意识也贯穿了整个苏联（俄），即：一直以来无产阶级所身处的一直是一个分裂的境地：一方面我们面对的是理想化的、伟大的乌托邦理想（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与共产主义的建立），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的是惨淡而贫乏的物质生活困苦（资本的剥削、饥荒与战争）。而在无产阶级付出了一切之后，乌托邦理想物化为了国家与政治机关，官僚人员在高档华贵的酒店和别墅中出入；而人民的物质生活依旧惨淡，往返于拥挤而灰暗的楼房之中。
所以我们自始至终都应该如此看待苏联（俄）建筑：它是两种对立面的统一，是视差矛盾的焦点，是底层民众的视界，永远处于分裂，绝对的力量与绝对的无力在此合而为一。
同样地，我们很容易能够在这个核心矛盾中找到早期苏俄建筑理念的位置：隐含在早期共产主义纯洁的乌托邦理想中的是一种精英主义：只有有能力的无产阶级才能够接近富有创造性和可能性的解放图景，而绝大多数无产者只能挣扎于暴力斗争而无法仔细设想未来。低头者默默前行，而抬起头的人驻足望向远方。只有在暴力席卷所有人之后，这种精英主义造成的差异才会真正被嵌入实体自身。难怪构成主义的塔特林的第三国际纪念碑从未被真正建成：革命之后的从来都不是解放，而是更加艰辛的从零开始。
在大革命前，自由主义者在沙龙里唇枪舌剑，尽情享受他们自身的矛盾和由此导致的悖论。艺术家以其对强权的抗议, 大讨当权者的欢心。但是彻底赞同下列转化就会困难重重——把动荡不安的局面转化为严酷的革命恐怖这一新秩序。同样，想要与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那疯狂而又富有创意的动荡局面一拍即合, 轻而易举。那时的至上主义者、未来主义者、建构主义者，等等，全都充满了革命的激情, 奋勇争先。但是，要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强迫集体化中，识别出要把这种革命激情转化为积极的社会新秩序的努力，却困难得多。 ……实际上, 苏联社会的躯体只是在1928—1933年的时期才真正经历了彻底的转型: 在1917—1921年间那个艰难困苦又热情澎湃的年代里，整个社会处于紧急状态，新经济政策标志着倒退，苏联国家权力的巩固使社会躯体的肌质——绝大多数农民、工匠、知识分子等等——基本完好无损。只有1928年的冲击力才直接地以改变社会躯体的构成为目标，才要使作为个体业主阶级的农民彻底破产,才要以新知识阶层取代旧知识阶层（教师、医生、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员)。正如希拉·菲茨帕特里克栩栩如生地指出的那样: 如果一个1914年离开莫斯科的侨民 1924年故地重游,他会发现这个城市一如既往, 还是那一排排的商店、办公室、剧院, 在多数情形下,还是那些人在掌权; 但是,如果他在1934年(即十年后)重返莫斯科，他会发现这个城市已经面目全非，社会生活的整个肌质已经今非昔比。关于1929年后的岁月, 关于大推进的岁月，要把握的难题是，在难以识别的行为中，我们能够看到残酷却又真诚和热情的意志，即推动社会躯体进行整体性革命巨变，以创造新的国家、知识阶层、法律制度等的意志。 ———《视差之见》齐泽克
而在后赫鲁晓夫时期的建筑创作复兴，所反映的不仅是已然嵌入社会躯体的精英主义分裂，更是官僚主义试图以某种文化性取代底层民众同质化匮乏(以赫鲁晓夫楼为主)的一次尝试，显然易见的是，这次尝试是绝对自上而下的，它甚至不存在完整的下沉过程：富有张力的粗野主义建筑只是取代了斯大林式古典建筑，但没有取代平民的公共建筑，例证则是其充当国家机构与科研院所的建筑功能。但在另外一方面，二者所共享的是同样灰暗的混凝土外表：
1990年，艾娃霍夫曼在穿越后共产主义的波兰——她年轻时的家园——的时候，写了一篇报导，她表示，那荒芜而灰暗的社会主义郊区，引人忧郁的水泥建筑矗立于宽敞的大街，没有海报、没有霓虹灯，看起来显得很不一样，甚至更具压迫感： “我认识这种灰暗：我以前甚至还喜爱它，它是我们成长过程中情绪与天气的一部份，以一种令人欣慰的忧郁透进骨头之中。那么，为什么现在看起来比以前还要凄凉呢？我猜我是在用一种不同的触角来看它，不再受到体制的滤器保护，而体制以往解释说明了好多事情：甚至包括灰暗。没有错，这种死气沈沈，以往某种程度来说是他们的作为，这不只和经济有间，也是一种蓄意的清教徒行为……现在这个地方就只是它的原貌而已，是一种失去重要性的赤裸。” 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现实社会主义中的异化的倒错解放层面：现实并不真正属于我们平凡人，而是属于他们(官僚)，现实的灰暗见证了他们的压迫统治……现在，他们失去了权力，而我们突然间被迫要承担这种死气沉沉的灰暗：这不再是他们的，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敏感的主体》齐泽克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苏联后期的粗野主义建筑思潮试图填补的匮乏并不来源于严酷的机构体系，抑或是任何极权主义倾向所导致的文化和社会管制，而是来自于阶级社会的躯体本身，来源于无产阶级所面对的不可调和的分裂和自我分裂。面对这一分裂，所有的经济与文化措施仅仅是隔靴搔痒，建筑创作本身甚至毫无能力去弥补，就连填补其所造成的匮乏和营造一种虚假的乐观图景都是奢望。严格意义上说，这里的匮乏不是物质上的，而是本体论层面的匮乏。
可是，如果作出设想，真正社会主义化的建筑是什么样的？我们会得到一个自由而丰富多彩化的建筑图景吗？或许答案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会继续生活在灰暗的建筑之中。然而这里的灰暗绝非上述的官僚社会灰暗，在这里我们应该更为激进：建筑本身就是被牺牲的对象。也就是说，摆脱灰暗而色彩各异的建筑只是作为转移建筑服务对象差异性(即阶级差异)的资本主义式繁荣，灰暗破败的平民建筑与灰暗威严的官僚建筑的对立只是靠灰暗而掩盖差异而伪造同一性的幻觉，而作为差异性而存在的灰暗本身却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现实：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无法被归结为普遍叙事的一环，因为它是绝对的特殊，其本身直接就普遍存在，这样的灰暗无法被符号化或转换为任何必要的牺牲，所有现象的存在都被这样的灰暗所沾染。
参考文献：
[1]斯拉沃热·齐泽克.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M].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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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汪河.论苏联建筑艺术的现实主义基础[M].建筑工程出版社,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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