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杂谈主要尝试从哲学、精神分析以及部分是社会学的角度，对星铁2.0的支线《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作一番感言。其实，我也有想过写这样的文字很可能不会被人看到或者理解——毕竟，对于大多数朋友们来说，这些似乎是玄奥的语言表达总是想让人敬而远之的。但是，就像司马迁压抑不住内心的郁气那样将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史记》，我也希望能将“自身”的一些事情说出（文比较长，应该是3000多字，怕字的朋友可以自行斟酌是否继续看下去）。

上一次专栏，笔者主要尝试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部分结合了拉康的理论）的角度来解读和推测2.0主线的一些设定。现在看来，这样的分析至少部分是合理的。结合今天刚做完的柯柯娜的这条支线（做完我都掉小珍珠了，娜娜的经历让人同情，甚至对于其他朋友来说可能是在照镜子），我更加确信，开拓者在匹诺康尼要面对的“敌人”不会是米沙或者“钟表匠”，而是有意识地构造起庞大的“美梦”机器的“家族”。不仅如此，我个人认为，从娜娜身上可以以小见大地看到意识形态作用的机制，它的方式是那么微观和无孔不入。（恰好最近论文的主题就是关于意识形态的，看到娜娜遭受身心摧残的时候真的十分难受）。因此，这一次我将尝试从意识形态和精神分析角度出发，对前文所分析的一些设定推测做一些补充。

“为什么天下雨要下到大海里，下到山丘上和大路上？”

哲学家马勒伯朗士不理解“为什么要有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个世界要有我”这样的问题，柯柯娜似乎也不理解。当娜娜的父母和朋友发问“想好以后要怎么生活了吗”，娜娜的回答是：“我不确定”或者是“老师说我可以走这条路（指的是从事音乐相关的工作）”。

那娜娜自己呢？“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我们心底或许涌上来这么一句话，正如娜娜的父母训斥的那样，可是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难道就很自主吗，真的什么都是发自内心地做出选择吗？即便娜娜后来多次下定决心并试图劝说父母同意自己对音乐的追求，但这或许也不是娜娜“自己的”想法，或许只是她听到老师、朋友对她的称赞后自我确证的结果，即“觉得”自己可以从事音乐行业。看到这里，你可能疑惑，那么有一个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决定”吗？拉康言，欲望即是欲望他人的欲望；哲学家德里达也声称，我们这个世界不存在所谓“真正的”或者说“纯粹的”东西，“真正的”、“纯粹的”是理念化产生的效果，人的观念总是“不纯洁的”。那看来，就是说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自我决定”咯？貌似也不是，齐泽克还说，这是你对自己“太实诚了”，或许我们对于自己的看法有别的出路。

那现在这个出路又是怎么回事？谁给我规定的现在这样的生活意义？是自己吗？是娜娜作为一个个体所生活于其中的“美梦”，或者从超脱虚拟的数字世界的角度来讲，是我们所生活的现实（Reality）。娜娜的父母以及她的同事会觉得成为奢侈品店的店长是一份“好的”差事，这是他们“自己”的想法吗？也不是，联系一下我们所在的现实，这难道不是因为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这样的要求正是社会上的每个其他人都正在做的事吗？娜娜的父母强调自己匹诺康尼人的身份，以示与此地现存的其他种族和阶层的不同，他们认同了自己的种族和阶层身份，因此认为匹诺康尼人和大富大贵的“家族”和逐梦客们不同，是“需要”找一份体面的工作的，而只有这样才能活得有意义。

我们思忖，身份又从何而来，它难道不正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吗？这种要求个体有一个体面的工作的“常态”或者说“正常”是一种社会规范，而在娜娜的家庭中还杂糅了“身份”的复杂背景——所谓“匹诺康尼”（Penacony），即是penal和colony重新打碎组合而成的一个词，由此，我们大致可以猜测这里的原住民身份始终有类似于“原罪”的东西缠绕着，这种身份就象征着不洁、罪恶以及低贱，毕竟这里曾是关押着无数罪犯的监狱行星，这里的原住民就都是“犯人的后代”。

既然个体寻求一种意义，那么社会就“生产”出了每一个个体都必须服从的“社会常态”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后者的稳定和发展则有赖于前者的稳固。

常态（即健康）这个词可用两种方式来定义。从功能社会的观点看，如果一个人圆满完成了他在既定社会中所要扮演的角色，便可称为常人或健康人。再具体点说，也就是他能够按照那个特定社会的时尚要求去工作，不仅如此，他还能够参与社会的再生产即能够组建一个家庭。

大多数心理学家想当然地认可他们自己所在社会的结构，认为那些与社会不合拍的人就是没有价值的不健康者。另一方面，与社会合拍者则被认为更有价值，更合乎人类的价值尺度。……一个所谓能适应社会的正常人员，不如一个所谓人类价值角度上的神经症患者健康。前者很好地适应社会，其代价是放弃自我，以便成为别人期望的样子。所有真正的个体性与自发性可能都丧失。相反，神经症患者则可以被视为在争夺自我的战斗中不准备彻底投降的人。

弗洛姆从社会学的角度为我们揭示出了现代社会中个体所接受的社会规范是如何将常态与非常态的个体分门别类的，这一点我们在福柯的一系列著作中也可以看到，尤其是《疯癫与文明》中提到的大禁闭，它对人的区分生产出了人自身的分裂，并由此得到关于人自身的所谓知识和真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钟表小子的愤懑之言——“一切都过于‘正常’”，恰好是“最大的‘异常’”——也可以被视作是对人的三六九等区分的批评。然而，这些成人世界中各种各样的身份所带来的区分却是人类知识建构的基础。虽然福柯从未使用过“意识形态”这样的字眼，但是他和阿尔都塞一样，都在同一个问题域中从事着自己的批判活动（福柯追随尼采，常常用“权力”的字眼来替代“意识形态”的相关说法）。不过，这不是在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所说的，“意识形态”仅仅是一种关于现实世界的“虚假反映”，是关于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反映。无论是福柯还是阿尔都塞，又或者是星穹铁道设计人员所意图在这里表达的那种“现实”，都不是“虚假”的，不是单纯的观念上的反映。否则，为什么无论是上至匹诺康尼这个社会，还是下至娜娜的家庭、同事以及她的上司都在按照着某种意识形态的样式在活动呢？一个可能的回答是：不是或不仅仅是人在按照某些社会所给定的观念在活动，而且某种意义上，是按照这种意识形态在活动的人们再生产了这一曾经被给定的意识形态本身。用一种更露骨的方式来表达，就是匹诺康尼从上至下的整个社会体系都不断地生产着名为“美梦”的意识形态，而每个沉溺于其中按其所给定的方式行动的人们都是意识形态再生产自身的帮凶。意识形态是每一个个体在其中的行动所产生的效果。所以，娜娜所面对的身边的每一个人看上去都和她的理想作对并不完全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私心或者偏见。因为这不是一个纯粹观念的问题，而恰好是我们每一个人所生活的现实。

在灵魂的尽头，娜娜坦白，“不管我再怎么尝试，结果都不会变”。娜娜的自白很快就得以应验，梦境护理师乔凡娜的表态告诉我们，作为整体的“美梦”秩序并不必需“柯柯娜”这个人，这台运转着的“美梦”机器所损耗的齿轮，很快就会被新的齿轮所替代。柯柯娜的上司以一种嘲笑不正常者的方式、一种可以被称之为狗智主义者（她知道了，但仍然这么做）的姿态显示了关于他们的现实的真理：“美梦”烧得如此耀眼，靠的完全是我们这些可被替换的但却不可再生的“燃料”。似乎，只有当娜娜的躯壳躺在冰冷的棺椁中时，她那惴惴不安的魂灵和沉重无比的肉身才能得以安息，不是肉体困住了灵魂，而是“这个灵魂囚禁了肉身”。

福柯描绘了一个将自己全然交给这样的现实（一个意识形态的世界）的情境：

我抑制了所有的内在性，我把我的言语交给了外部，它对我的生命如此漠不关心，如此中立，以至于它不知道我的生死有什么区别。

一百年前，鲁迅追问娜拉走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认为，我们现在也可以追问，娜娜在与我们分别之后又会怎样？是驯顺地回到那个熟悉的奢侈品店，还是拒不服从意识形态的唤问而献身于自己的理想？或者说，这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两难问题，因为现实并不是我们自由选择的结果，我们只是随波逐流。归根结底，现在我们无法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