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9世纪中期以来，在以德罗伊森、罗斯托夫采夫、塔恩、沃尔班克等学术巨擘的带动和影响下，希腊化研究已经从一个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成为西方古典研究中的一个独立分支。近30年，该学科的发展势头更是迅猛，这不仅表现在研究队伍的扩大，标志性成果的不断出现，也表现在对此前主流观点或权威结论的反思和修正。新的考古资料的发现，特别是在走向全球化的时代，人们对历史上文明或文化相互传播与影响的关注都会进一步推动希腊化研究的深入。

一、“希腊化问题”的由来

“希腊化”(the Hellenistic)是古史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专业术语，是一个时代的名称，一般用于从亚历山大征服(公元前334年)到埃及托勒密王朝最后灭亡之间(公元前30年)约三个世纪的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即通常所说的“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Age)。

“希腊化”一词从词源上看，似乎古而有之。在古希腊语中，动词Hellenizo(‘

，不定式是Hellenizein，‘

)的原意就是“模仿希腊人，说希腊语”(to imitate the Greeks，to speak Greek)，它的名词形式Hellenistes(‘

)就是指一个希腊人的模仿者(an imitator of the Greeks)。这个词源的本意是指非希腊人说希腊语，接受希腊人的生活方式，也特别用于当时接受了希腊语言和文化的那些犹太人(如将希伯来语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的所谓的“七十子”)。但现在学术界所使用的“希腊化”一词是近代德国学者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的创造。1836—1843年，他出版了成名之作《希腊化史》(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汉堡)，首次提出了“希腊化”的概念，以此来概括从亚历山大帝国到它的后继者们所建立的各个王国的历史。在德罗伊森看来，这是世界历史上一个最为重要的发展时期。正是由于亚历山大对东方的征服，“希腊的统治和文化扩展到了那些曾经拥有辉煌文化的民族当中”，从而最终导致了革命性的世界宗教———基督教的产生。他的Hellenismus一词，既是指这个时代，更是指这一时期希腊文化的传播及其与东方文化的融合。德罗伊森的这一历史分期及其名称很快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和采用，但对其具体内涵的理解却见仁见智。以时间而论，关于希腊化时代起于何时就有多种说法，有公元前360年前后希腊化的特征已露端倪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即位之时)，前338年喀罗尼亚战役说，前336年亚历山大即位说，前334年亚历山大东征说，前323年亚历山大死后说;其中的前334年和前323年两说比较流行。笔者倾向于前334年说，因为自从亚历山大踏上东方的大地，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的接触交流实际上也就开始了。至于结束的时间，学界意见比较一致，基本都是以公元前31年亚克兴(Actium)之战或前30年托勒密埃及亡于罗马为限，但也有以公元前146年科林斯的陷落作为这一时代的结束的观点。至于此词的内涵，从目前笔者掌握的学术动态来看，德罗伊森的“文化传播—融合论”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是希腊化研究中的主流观点。除德罗伊森之外，代表人物及其著作主要有罗斯托夫采夫(M．I．Rostovetzeff，1870－1952)的《希腊化世界的社会与经济史》(1941年);塔恩(W．W．Tarn，1869－1957)的《希腊化文明》(1927年第1版，1930年第2版，1952年第3版)、《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1938年第1版，1951年第2版，1984年第3版)、《亚历山大大帝》(1948年)以及1928年版的《剑桥古代史》第7卷(其中塔恩和罗斯托夫采夫分别是希腊化世界历史和社会经济的撰写者)。各家的表述及重点或有差异，但总的看法是: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对东方的征服和统治使希腊文化传播到东方，并和当地的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具有统一特色的文化，即以普通希腊语(Koine)、希腊艺术形式、希腊城市为主要载体的希腊化文化(Hellenistic Culture)或希腊化文明(Hellenistic Civilization)。这种观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到强烈质疑。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沃尔班克(F．W．Walbank，1909－2008)为首，彼得·格林(Peter Green)随后跟进，提出了一种“文化并存论”，认为:在这个希腊人统治的世界内，希腊人和当地人、希腊文化和当地文化实际上处于相互并立的两个层面，所谓整体上统一的、同质的文化或文明并不存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希腊化研究的深入，一种新的观点开始引起学界的注意，这就是强调希腊化时代是古典时代的继续的“延续论”。有的学者以希腊化时期的希腊城邦(polis)与古典时代相比，发现其基本的自治特征仍然存在，希腊人的新城市也保留了古典城邦的传统。从目前的情况看，“传播—融合说”固然受到质疑，但“并存说”和“延续说”也无力否认与古典时代迥然有别的希腊化时代的存在，无法否认希腊文化这一时期的向外传播，无法否认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结合，无法否认这一时期的文化碰撞、交流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巨大后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国际上对希腊化时代的研究，已经证明了它是介于古典希腊到罗马帝国之间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是沟通东西方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桥梁。没有这一时代及希腊化世界的存在，就不会有今天欧亚大陆的历史文化格局。“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Age)这一时空概念的确立不论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在学术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近年希腊化研究的主要成果与特点

近年来国际希腊化研究的队伍异军突起，标志性成果不断出现，表明希腊化研究已经完成了学科自身的转型定位，成为西方古典研究中的一个独立的分支。

2006年，奥斯丁(M．M．Austin)在《从亚历山大到罗马征服的希腊化时代》第2版“前言”中指出：“希腊化时代的研究原来处于古典研究的边缘地位，现在已经得到了与其他时代同样的重视。”这样的评价应该是客观的、适当的。自德罗伊森开创希腊化研究以来，已经一百七十多年过去了，但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专门从事希腊化研究的学者可以说是寥若晨星，可以数得上的代表人物也就是那么几位。不过，像德罗伊森、罗斯托夫采夫、塔恩这些学者确实是开一代先河的泰斗级人物。他们的著作虽然观点可能被人质疑，资料或有误读，方法或有不当，但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所达到的学术高度却是后人难以超越的。他们的著作可以说迄今仍然是希腊化研究领域的经典，他们的某些结论或假说仍然是当代研究的起点。即使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真正终身致力于希腊化历史研究的学者仍然为数寥寥，最为著名的也就是英国的沃尔班克和法国的克莱尔·波(C．Peaux，1904－1979)，后者因用法语写作而不大为世人所知，影响不大。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希腊化研究的面貌大为改观，参与的学者明显增多，各类成果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不同语种的希腊化研究系列丛书的陆续出版。其中由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系列丛书《希腊化时代的文化与社会》(Hellenistic Cultureand Society)最为著名，从1990到2010年已经出版51部专题性的著作。它标志着希腊化时代研究的深入和扩大，表明这一时代的研究已不再是个别学者的副业或一时的兴趣，而成为西方古典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诸多学者长期的、稳定的甚至是终其学术生涯的研究方向。希腊化时代再也不是过去人们眼中从希腊古典时代到罗马帝国时期之间的一段低谷，而被视为奠定西方文明基础的深刻的变革时代。这套系列丛书不是一次推出，而是陆续面世，现已出版的著作中涉及希腊化时代的历史变迁、伟人业绩、社会经济、宗教信仰、哲学流派、文学艺术、民族身份认同、文化传播与融合以及各种考古发现、钱币碑铭资料的解读，等等，可以说包罗万象，涵盖了这一时期在这个以希腊人为主体的世界内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

与此同时，还有几部影响较大的希腊化时代的通史性著作出现。如，沃尔班克的《希腊化世界》(1981年初版，1992年再版)、希普利(G．Shipley)的《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世界(公元前323—前30年)》(2000年)、沙穆(F．Chamoux)的《希腊化文明》(2003年)，以及涉及希腊化时代内容的《剑桥古代史》第2版的第6卷(1994年)、第7卷(1984年)、第8卷(1989年)、第9卷(1994年)。克莱尔·波的《希腊化世界:从亚历山大去世到罗马征服希腊之间的希腊和东方(公元前323年—前146年)》(1978年)，E．威尔(E．Will)的《希腊化世界政治史》(1967年初版，1979—1982年第2版)也获得了较高的评价。另外还有一些多位学者合作的论文集出版，如卡特里奇、加恩赛(P．Garnsey)和格伦(E．S．Gruen)主编的《希腊化的建构:文化、历史和历史编撰学论文集》(1997年)，奥格登(D．Ogden)主编的《希腊化世界:新的视野》瑏瑠(2002年)。这些论文集都反映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厄斯金(A．Erskine)主编的《希腊化世界研究指南》(2003年)实际上也是一部论文集，收录了包括主编在内的数十位专家撰写的29篇专题论文。第一篇“走近希腊化世界”(Approaching Hellenistic World)可视为全书的前言，由主编厄斯金撰写，集中介绍了希腊化研究的概况以及这一时期有关的各种资料:古典作品、纸草文献、碑铭、非希腊语记载等、近期出版的一些重要著作，特别是注释类和翻译类、铭文集成类的著作等。以下分为7个部分，每部分包括若干篇论文。每篇论文之后都有作者推荐的进一步阅读的书目(Further Reading)，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新近出版的布夫(Glenn R．Bugh)主编的《剑桥希腊化世界研究指南》(2006年)是由多位专家合作完成，介绍和总结了涉及希腊化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哲学、医学、宗教、民族关系等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可以作为希腊化时代研究者的入门教材。

近年来关于这一时期的资料集陆续出版，其中最有名的是由奥斯汀编译的《从亚历山大到罗马征服的希腊化时代》(古代史料译选)。此书于1981年初版，2006年新版时增加了47条史料(原有279条，现为326条)，钱币图版4类32种，地图2幅，另外还对全书做了再次修正和校订。除此之外，相继出版的还有伯斯坦(S．M．Burstein)编译的《从伊普苏斯之战到克列奥帕特拉七世之死》(1985年)，罗兹(P．J．Rhodes)和奥斯本(Robin Osborne)主编的《希腊历史铭文(公元前404—前323年)》(2003年)，巴格诺尔(Roger S．Bagnall)和德罗(Peter Derow)主编的《希腊化时期历史资料译文》(2004年)。新近整理翻译出版的楔形文字文献《巴比伦天文日志及其相关文书》也颇有参考价值，它提供了亚历山大与大流士三世在高加米拉战役时准确的开战日期和具体战况，亚历山大进入巴比伦城的时间(公元前331年10月21日)，亚历山大的确切死亡时间(公元前323年的6月11日，而非通常所说的6月10日或13日)，以及塞琉古王国安条克二世曾有一子取伊朗名字等前所不知的信息。这些资料集为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学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到现在为止，由于罗叶布古典丛书的不断补充，可以说所有古典与希腊化时代主要作家的原始文献都有英文的翻译版。近几十年来国际学术界(包括我国)悄然兴起的希腊化时代研究热在很大程度上与可读资料的增多有关。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召开了一系列关于希腊化时代的专题学术研讨会，如英国利物浦的希腊化经济会议，希腊的关于希腊陶器、雅典雕塑和建筑、雅典马其顿人等专题会议，法国里昂的关于安那特里亚希腊城市的军事和市政制度会议。这些研讨会吸引了希腊化研究的各个方面的专家，推动了希腊化研究向微观化方向的发展。这些国际会议的论文集同样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三、近年希腊化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如此大量的研究成果的出现，不仅说明研究领域的扩大和专题研究的深入，而且反映了对过去被推崇为主流观点或权威结论的反思和修正。其中主要涉及对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的“融合论”与希腊化文化或文明的“同质论”的质疑，希腊化时代与古典时代的关系，以及巴克特里亚、印度希腊人的历史定位问题。

1.关于“融合论”和“同质论”

这两论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因为只有在承认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充分交流融合的前提下，希腊化世界的同质性才会显现出来。既然希腊—马其顿人统治东方之地长达三个世纪，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的接触、碰撞、交流、某种程度上的融合显然不可避免。这可能不是有意识而为，但出于统治的需要，客观上也会发生。且不说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继承了波斯、埃及君主制的基本特点:王权神授，君权至上。就是在一些具体的文化内容，如宗教观念、艺术、建筑、天文学等方面也都吸收了一些东方文化的因素。因此，争论的焦点不在于融合的有无，而在于程度和范围，从而有可能影响到对希腊化文化的定性问题。沃尔班克在《希腊化世界》一书中，以“希腊化世界:一个同质文化吗?”为题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希腊化世界的同质性或希腊性(Greekness)是存在的，但这只存在于希腊人的主流社会中，当地人是不可能进入这一社会的，除非他被希腊化了。在诸希腊化王国统治的这个世界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社会层面:一个是以希腊人、马其顿人为主体，希腊式城市为聚居地的希腊文化圈，普通希腊语、希腊人的神庙、剧场、体育馆构成了希腊化文化同质性的氛围，那些大大小小的各级统治者以及汲汲于名利、奔走于这些希腊化宫廷和城市的文人、艺术家、工匠、雇佣军等构成了这个希腊人社会的主体。也就是说，在希腊—马其顿人所构成的上层社会中，文化上的“同质”和“统一”是存在的。但在另一个层面，即在不同民族的当地人社会中，在埃及和亚洲的广大乡村，他们的文化与从前一样，依然保持着当地的传统。沃尔班克也承认，由于帕提亚人的崛起，割断了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与希腊化生活主流的联系，为了对付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这些地方的希腊人和当地人建立了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因此，希腊化世界的同质性值得区别对待和认真思考。

法国著名希腊化史学者克莱尔·波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在这个希腊化的世界，存在着由国王主导的希腊人的城市文化和由庙宇、乡村所组成的当地人世界的两极对立。希腊化时代并没有产生一个像德罗伊森等学者所说的新的混合文明。亚历山大征服开创的世界是一个殖民世界，希腊人和非希腊人在这一世界中对立并存，平行活动，除了宗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深入的交流，没有二者的融合，只有非希腊人的被同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征服者和臣民、希腊人和非希腊人的对立决定了希腊人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优势地位。作者注意到希腊化时期的polis作为社会生活和文化的中心的重要性，认为希腊城邦和希腊的自由并未随着喀罗尼亚战役死去。但她更多的是关注新城市和国王的关系。总之，这是一个修正之作，是对德罗伊森—罗斯托夫采夫—塔恩体系的否定。

奥斯汀虽然高度评价德罗伊森是“希腊化史的近代创始人”，但他坦率否认统一的希腊化世界的存在，认为它的差异性要大于统一性。

就目前的学术总体发展态势而论，沃尔班克和克莱尔·波的观点获得了较为普遍的认可。但不可否认的是，只要学术界仍然把希腊化时代或希腊化世界这些表示这一时空范围的特性的概念作为古代历史中的一个研究单位，实际上也就承认了希腊化文化的多元性和统一性。希腊化文化或文明的中心不在东方的乡村，而是东方大地上的城市。这些城市主要是希腊人或希腊化了的当地人的聚居地。因此，希腊化文化实则城市文化，城市文明，考虑这一文化或文明的性质时，主要是看这些城市文化或文明的特性以及它们的共性。作为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异族统治，他们的文化不可能在短期内渗透到整个统治区域，改变那里已经存在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因此，两种文化层面的并存是客观存在的，但出于统治与生存的需要，二者的努力融合、适应也是必然的。这一时期的文化与古典时代希腊文化的最大不同不是成果的多少，而是其中含有一定的、明显的东方文化因素。德罗伊森的“希腊化”一词应该是对那个时代、那个世界文化特性的概括。但如果由此认为那个世界的所有民族都希腊化了、同质化了，这显然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2.关于“延续论”

这里的“延续”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就希腊化时代与希腊古典时代的关系而言，另一是就希腊化时代或世界内部的发展而言。

西方学界提出两个时代具有延续性的代表作，应该首推希普利的《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世界(公元前323—前30年)》。此书提出了许多新的修正性观点。其中主要的一点就是强调希腊化时代是一个延续与变革并存的时代，并非独立的创新时代，但也非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衰落的时代，代表了从古典希腊(特别是雅典)巅峰的跌落。希腊化世界在他看来与过去没有任何明显的断裂，它的许多方面都前已有之，创新是例外而非特点，而且仅仅表现在精英的层面，大众文化基本上依然延续。希腊的Polis也未在喀罗尼亚战役之后消亡，传统的城邦制度在希腊化时代仍在积极地发挥着作用。但此观点受到评论者的质疑，认为作者不应该忽视这个时代富有特色的文化互动以及它的独创性。

新版《剑桥古代史》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奥斯丁在一篇论文中指出，不论是在希腊还是在东方世界，就希腊化世界的某些方面而言，早期学术界强调其所具有的创造性，而新版《剑桥古代史》则强调它们与过去的延续，向那种认为希腊化世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观念发起了挑战。但他也对新版《剑桥古代史》中忽视希腊化世界各种政治、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以及未对历史事实发生的原因作出必要的、合理的解释等提出了批评。应该说，这样的批评是中肯的。《剑桥古代史》将有关希腊化的内容分散在四卷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它们之间的联系。这大概是一部囊括古代世界历史，且由各方专家分头撰写的巨著所难以避免的。

沙穆的《希腊化文明》似乎要对当前希腊化研究中的这一修正倾向予以矫正。该书以希腊—马其顿人的统治和希腊人的贡献为主线，对东方的影响涉及不多。它承认希腊化时代的独特性和对罗马帝国、西方文明的影响，认为希腊人、希腊文化传统是这一时代的主角，东方只不过提供了他们需要适应的新的外部环境。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结合是存在的，但希腊文化因素是主体。对塔恩所主张的亚历山大建立世界帝国的梦想也有同感。但同时也强调在希腊化君主制统治的环境中，希腊城市仍长久地保持了古典时代的模式，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变化。他认为，虽然希腊化时代是个人创造历史的时代，但希腊人的城市日常生活依然如旧。市民社会并非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彻底衰落，仅剩下一个空壳。市民的命运和城市息息相关，城市的机制形式上仍在照常运行，这从许多留下来的铭文中就可看出。但他也承认，这绝不是“希腊城市的黄金时代”，这样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在希腊化时代，城市的完全自治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因为即使在古典时代，一般的城邦也要受到雅典与斯巴达、斯巴达与底比斯之间斗争的左右。他对希腊化时代的总体评价是:它既非一个衰落的时代，也非由盛世到乱世、由爱琴海到意大利、由希腊语东方到拉丁语西方、由雅典到罗马的过渡。这个时代不论在任何转折时期，还是在所面临的任何问题上，都是创造与延续并存，坚持传统与乐见新奇并存、怀旧复古与满怀激情面向未来并存。亚历山大和他的马其顿人没有破坏城市的基础，其居民仍然相互知晓，分享各自的关心。在他们建立的王国内，他们仍然尽力坚持着希腊过去的传统。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作者所说的城市显然主要是指原来古典时代就存在的希腊人城邦，而非希腊化统治者新建的希腊式城市。但不论新老城市，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事实上均不复存在，这是希腊化时期的所谓城邦或城市与古典时代的“polis”的根本区别之处。作者的“城市模式延续论”似乎有矫枉过正之嫌。

在学界重视希腊化时代与希腊古典时代延续性的同时，格林的《从亚历山大到亚克兴:希腊化时代的历史演进》则更多地注意到希腊化时代和希腊化世界本身内部政治、经济、文化各自发展的连续性。格林在“前言和鸣谢”中说明了自己写这部书的动机和原则。他首先对德罗伊森等宣扬的希腊文化传播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希腊文化对东方的传播作用被过分夸大了。希腊文化、风俗、文学、艺术、宗教在征服的土地上的传播是一种有意识的、理想化的、使命般的宣传，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个有害的神话，更不要说对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这些征服者的颂扬了。编造这些神话的目的就是为了在道德上证明希腊—马其顿人的大规模帝国式的经济剥削压迫的合理性。作者坦率承认自己是一个修正主义者(“任何历史学家本质上都是修正主义者，当然我也不会例外。”)，他写作此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修正这种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有意识地把希腊文化带给野蛮人的传统说法，就是对这种文化扩散的影响、本质和范围进行一次更为实事求是的描述。

为达此目的，他为本书的写作制定了几项原则:首先，强调希腊化时代在这三个世纪中的直线式、历时性和演进性的发展(thelinear，diachronic，evolutionary development)。简言之，要注重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强调变化和演进。而这一点在格林看来，沃尔班克主编的《剑桥古代史》(第2版)第7卷也没有做到，因为它的基调仍然是共时性的(synchronic)，分离性的(separatist)。其次，要重视希腊化时代文化发展的各个重要方面，即从视觉艺术到文学、从数学到医学、从哲学到宗教都要进行考察。要从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更非永恒的角度，对它们进行评价，要把它们都看做是持续发展的整体文明史的组成部分。再次，对希腊化世界各个方面要尽量保持叙述的连续性，避免不必要的中断或碎化。他把这个原则特别运用于希腊化时期的政治史上。他认为，在这一领域，任何一个将托勒密(Ptolemies)、塞琉古(Seleucids)、阿塔里斯(Attalids)、安提柯(Antigonids)诸王朝和希腊城邦等分开并连续叙述的企图，都不仅带来令人绝望的混乱和重复，而且更为糟糕的是严重歪曲了虽然复杂但事实上相互联系依赖的地中海历史原貌。最后，要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小失大、以偏概全，这是希腊化研究中的通病，原因在于实证资料的有限。他以托勒密埃及为例来说明。近代以来埃及确实出土了不少反映这一时期埃及历史信息的纸草文献，许多历史学家利用这些文献也写出了不少划时代的杰作。但这些纸草文献充其量只能反映埃及一地，不可能涵盖整个希腊化世界。即使是著名的“芝诺纸草文献”(Zenon Archive)，虽然具有国家档案的意义，但其大部分也是地方性的、次要的和特定的，不具有反映托勒密王国整个社会历史的价值。一叶知秋或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原则在这里是不适用的。为了贯彻他注重“纵向延续和横向联系”的希腊化史观，他把全书按照历史发展序列分为五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有对那一时期政治、文学、艺术和哲学的专题论述。这种断代式的整体考察强调的是历时性背景下的宏观统一，在希腊化研究史上还是别开生面，值得借鉴的。

3.关于巴克特里亚、印度希腊人的历史定位

巴克特里亚与印度西北部都曾是波斯帝国的属地。亚历山大征服这些地区后曾设置总督，留下驻防军。塞琉古王国建立后，将印度西北部割让给了印度的孔雀帝国。不过，从孔雀帝国阿育王发布的希腊语诏令看，当时仍有一部分希腊人留在孔雀帝国的境内(今阿富汗坎大哈地区)。公元前3世纪中期，巴克特里亚总督狄奥多托斯(Diodotus)宣布独立，脱离塞琉古王国。公元前2世纪初(约前180年前后)，巴克特里亚希腊人侵入印度，曾经控制了远到印度河以东的地区。由于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其中包括来自中国西北的大月氏人)的压迫，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在公元前145年(也有约130年之说)前后退入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印度西北部。这些希腊人虽然或自相争斗，或受到外来民族，如斯基泰人(《汉书·西域传》中的“塞人”)、帕提亚人、月氏人的挤压，但仍然残存到公元前后。对于这批孤悬远东的所谓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和印度—希腊人的历史如何评价和归属，两种观点营垒分明。塔恩早在1938年《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初版的“前言”中就明确提出:将印度的希腊人作为印度历史的一部分是不幸的，也是毫无意义的。他们的活动区域是希腊化世界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历史是塞琉古王国历史的一个分支，他们的国家可以被视为第五个希腊化国家，总之，他们的历史应该属于希腊化研究而非印度历史研究的范畴。但这一观点遭到了印度本土学者纳拉因(A．K．Narain，曾在英国留学，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任教，已退休)的反对。恰好在塔恩逝世的1957年，纳拉因出版了他的《印度—希腊人》(TheIndo－Greeks)一书，对塔恩的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主张印度—希腊人的历史属于印度而非希腊化国家历史的一部分。纳拉因参与了《剑桥古代史》第8卷的编撰，在他执笔的第11章“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中，利用最新的考古资料再次系统论述了两地希腊人的历史变迁。2003年，纳拉因将原来1957年版的内容和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包括《剑桥古代史》第8卷的第11章并入一书，仍以《印度—希腊人》之名出版。尽管几乎半个世纪过去了，纳拉因仍然坚持以前的观点，并继续改造使用罗马帝国凯撒的原话(“我来，我见、我胜”)作为自己的结论:希腊人来了，希腊人看到了，但印度人胜利了。由于塔恩的去世，这一论战无人应战，成了一方的宣示。不过，在笔者看来，这场争论的焦点恐怕不在资料本身，而在历史学家的立场。塔恩的观点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难免从西方文明扩张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希腊人的历史，自然将其归于希腊化文明或希腊化世界的一部分。纳拉因的观点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印度独立时期，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段历史，自然把它作为古代印度历史的一部分。但无论如何，这些希腊人的后裔最终都融入了印度人的汪洋大海之中，消失得几乎无影无踪。因此，纳拉因的观点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四、希腊化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1.研究的资料和证据将会更多地依靠考古发掘资料。由于希腊化时代的文献记载保存至今的相对稀少，地下出土的资料对于希腊化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成果，尤其是像埃及托勒密时期的纸草文献、亚历山大里亚古城的水下遗迹、塞琉古王国境内的杜拉－欧罗波斯希腊殖民地遗址、底格里斯河畔塞琉西亚城遗址、帕提亚都城尼萨、巴克特里亚阿伊·哈努姆遗址的发掘，以及希印双语币和各种碑刻铭文(如著名的阿育王诏令)的发现，都曾大大深化了希腊化文化的统一性和多元性的研究，也使得巴克特里亚—印度希腊人的历史面貌得以大致复原，王朝体系初步确立，塔恩的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王国可视为希腊化国家之一的观点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同时，这一时期的资料还为后来占据此地的帕提亚人、斯基泰人、月氏—贵霜人、萨珊波斯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所以，新的考古资料，包括城址、碑铭、钱币、纸草文献的新发现，有可能给希腊化的研究带来新的突破。现在，在南亚次大陆、中亚、西亚、埃及等地，与希腊化时代有关的考古发掘仍在进行，相信在欧美学者和本地学者的合作努力下一定会有新的资料重见天日。

2.古史研究与现实关注的联系将会更加紧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近代以来希腊化研究的学术史同样如此。因为希腊化研究的主导权或主要研究者从来都是掌握在西方或欧美学者手中。19世纪的世界实际上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盛行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于工业文明的威力，几乎将世界瓜分完毕。西方文明向全世界的强力推进带动了西方学术界对东方的兴趣，但他们是把东方作为他们的参照系———“他者”来进行研究的。因此，近代西方文明向全球，特别是向东方的扩张就类似于亚历山大的东征，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古代历史的重演。东西方的对立古而有之，在古希腊的希罗多德看来，可以追溯到特洛伊战争;在现代西方的东方主义学者看来，可以追溯到希波战争和亚历山大时代。“希腊化”一词之所以受到质疑，此词本身所隐含的希腊文化优越论或欧洲文化中心论无疑是原因之一。德罗伊森、罗斯托夫采夫、塔恩等虽然都没有公然否定东方文化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成果，但都难以摆脱他们所处时代的影响，站在西方的角度来研究这一段历史。即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后殖民时代”的那些希腊化的研究者，尽管对前辈们的结论进行了严肃的修正，但对“希腊化”一词的沿用说明他们仍然承认“希腊性”(Greekness)是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但对于东方地区的历史学家，尤其是印度的历史学家，希腊文化的影响固然存在，但早已与当地文化融为一体，其结果不是东方文化的希腊化，而是希腊文化的东方化。上述塔恩与纳拉因的对立实际上是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对立，是殖民时代和非殖民化时代的对立。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希腊化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全球化时代之一，此说不仅言过其实，而且有回归德罗伊森体系之嫌。亚历山大东征的历史教训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不久，休斯敦大学的霍尔特教授就著书以亚历山大当年在巴克特里亚(包括今日阿富汗在内)、印度西北部地区的艰难征服为例，说明凡是外族入侵阿富汗，最终都难免失败的结局。作者还举了近代以来英属印度、苏联侵入阿富汗均遭惨败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推断。他的研究成果不仅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而且通过美国电视“历史频道”和英国的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广为传播。他关于亚历山大在东方的战役的研究还受到美国军方的注意，被列为国家阿富汗军事研究所的课程。

希腊化时代既然已经被视为希腊古典时代到罗马帝国之间的一个过渡时代，公认的希腊化世界囊括了从东地中海到现在的中亚、印度的欧亚非三大洲之地，因此，不论从西方文明还是欧亚文明或东方文明的角度来看，它的影响或多或少都是存在的，都是可以感知的。对它的研究将不再是西方学者的专利，而应为全世界的学者所关注。这一段历史的性质和地位以及具体的属地问题(像印度—希腊人的历史)和文化渊源问题，都会引起学者们对希腊化时代的现实关注。即使我们中国，虽然远离希腊化世界，但通过丝绸之路的间接传送，也在汉代感受到了希腊化文化的信息，只是张骞一代的中国人对此并无明确的意识而已。我们现在对希腊化时代的关注，实际上也包含着对中华文明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的定位问题的关注。

3.研究将会进一步深入和细化，地区性研究不平衡的现象将会有所改观。希腊化时代、希腊化世界、希腊化文明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单位已经在学术界得到普遍的承认。随着新资料的发现，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的运用，新的研究成果将会不断出现。特别是在全球化、现代化风靡世界的背景之下，具有多元文化特征的希腊化文化或文明受到越来越多的学术关注也是可以理解的，学术上的突破也是可以预期的。而且，随着民族主义的复兴，原来被囊括于希腊化世界范围之内的国家和地区也会对希腊化时代与本地区历史的关系产生兴趣，从而鼓励本土学者加入这一研究，欧美学界垄断希腊化研究话语权的局面可能会有所改变。此外，由于希腊化研究对考古资料的依赖程度较高，每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都有可能改写一段历史。如前所述，埃及纸草文献的发现曾经改写了托勒密埃及的社会经济史，中亚和印度等地希腊式钱币的发现使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的王朝体系得以建立(尽管分歧仍然存在)，阿伊·哈努姆遗址的发现再现了希腊化时期希腊式城市的基本特征。

整体研究的基础是个案研究、微观研究。像希腊化时期各类城市或Polis的区别，三大王国在面对不同统治环境和对象时所采取的政策的差异，希腊人和当地人的关系，希腊化时期与希腊古典时期的关系，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的关系，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的历史地位，印度—希腊人的归属，甚至希腊化君主制的要素构成，希腊化时代与基督教诞生的关系，希腊化时期的文学创作(史诗、田园诗)、哲学流派(斯多亚、伊壁鸠鲁学派等)、造型艺术(雕塑与钱币)、自然科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工程技术以及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特别是心灵追求和宗教信仰)等问题，还有关于亚历山大及其所谓“民族融合”、“人类皆兄弟”(the brotherhood of man)、“世界国家”理想的评价，希腊化世界与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关系等，都是应该而且有望得到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如此诸多层面的深入和问题的逐步解决，就有可能影响到对希腊化时代整体定性的重新评估，同时改变现在对希腊化各王国或地区研究不平衡的局面。

杨巨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西方古典文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