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党

（一）根据1947年颁布施行的《日本国宪法》（又称“和平宪法”）的规定，日本国实行多党制。发展史：简介：日本是亚洲近代史上最早出现政党的国家之一，现行政党体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以天皇为象征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的建立而形成的。日本实行多党制，但长期由一党执政。早期政党孕育：日本政党最早出现于明治维新后的自由民权运动时期，1874年1月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等顺应新兴中小资产阶级反对藩阀专政、要求政府设立民选议院的潮流，发起组织爱国公党，但不久解散。同年4月板垣、片冈健吉等成立立志社，1875年2月又以该社为基础成立爱国社，1880年3月改称国会期成同盟。成熟政党的建立：19世纪80年代初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衰落，中小资产阶级从宣传请愿活动转入组党活动，以准备在开设国会后参政。1881年10月国会期成同盟等组织改组成为自由党，板垣退助任总理（即主席）。1882年4月以大隈重信为总理的立宪改进党宣告成立，这两个政党的成立标志着日本正式出现组织形态较完备的政党。首个政党内阁出现：1884年10月自由党宣告解散，1890年1月大井宪太郎等重组自由党，河野广中等组成大同俱乐部，板垣退助等组成爱国公党。同年9月三党联合组成立宪自由党，1891年改称自由党。1896年立宪改进党吸收几个小党改组成进步党，1898年6月自由党与进步党合并为宪政党，组成以大隈重信为首相、板垣退助为内务大臣的“隈板内阁”，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政党内阁。宪政党的分裂：宪政党执政约4个月即因旧自由党系和旧进步党系争夺内阁官位而发生分裂：旧自由党系继续使用宪政党的名称；旧进步党系则改称宪政本党，后来又改组为宪政会。经过多次改组，这两个政党分别嬗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的两大资产阶级保守党——立宪政友会和立宪民政党。社会主义政党的发展：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政党组织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1898年片山潜等人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1900年1月改组成带有政党性质的社会主义协会，1906年2月日本社会党宣告成立。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日本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有所发展，社会主义团体不断涌现，这些团体于1920年12月10日联合组成日本社会主义同盟，随后出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1926年3月杉山元治郎等组织劳动农民党，同年12，该党分裂为4派：劳动农民党、日本劳农党、社会民众党和日本农民党。这些合法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于1928年参加第一次“普选”，并取得8个议席。

（二）经过多次改组，它们于1931年7月合并为全国劳农大众党，1932年7月改称社会大众党。在日本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逐渐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出现无产阶级政党，1922年7月15日片山潜等领导创建日本共产党。二战期间的政治体制：1940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维护军阀法西斯独裁统治，通过所谓“新政治体制”，解散一切政党，成立以“实践翼赞大政的臣道”为宗旨的法西斯组织大政翼赞会，这标志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政党政治的结束。二战后的政治体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军占领日本，在国内外反法西斯和民主进步力量的推动下日本进行资产阶级民主化改革，各政党相继恢复、重建。1945年11月在战前的两大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政友会”和“立宪民政党”的基础上成立日本自由党和日本进步党，同年12月成立日本协同党等。这些政党几经分化改组，至1954年11月形成两个主要的保守党，即民主党和自由党。1947年5月3日日本开始实施新宪法（《日本国宪法》），确立以天皇为象征的资产阶级议会制，规定政府由在国会中占有多数席位的政党组织。1947年5月～1948年3月以社会党为主组成片山哲内阁，1948年3～10月民主党、社会党、国民协同党组成芦田均内阁，尔后是民主党和自由党两大保守政党交替执政。1955年10月社会党左、右两派重新统一成立日本社会党，为了与日本社会党革新势力相对抗，同年11月15日在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下民主党与自由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此后自由民主党长期执政。1955～1960年日本政坛上主要是保守政党和革新政党的对立，1960年后出现中道政党（公明党），1955年11月民主党和自由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大会。日本工人运动：日本工人运动是日本工人为改善劳动条件和争取政治权利的运动，明治政府成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工人阶级开始形成。日本政府在推行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对广大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同时作为当时日本资本主义基干产业的纺织等轻工业部门中的私人资本通过定期合同雇用女工和童工，维持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使广大工人处于工资极低、劳动时间长且毫无权利的状况。产生背景：在这种状况下日本工人运动开始兴起，广大工人中尤以纺织女工和煤矿工人的劳动条件最为恶劣，工人如同囚犯被强制劳动，因此日本工人的反抗斗争最早以这两种工人为中心而展开。早在1869年生野银矿就发生工人斗争，1871年又发生工人暴动，随后佐渡岛金矿、高岛煤矿、院内银矿、三池煤矿等相继发生矿工暴动。

（三）1886年甲府市纺织工厂的100多名女工发动罢工，反对降低工资，终于取得胜利，随后大阪天满棉纺、三重纺织等工厂的女工都相继进行罢工斗争。但当时工人的反抗多半是自发的，无组织无计划，往往采取暴动的形式。这期间日本工人曾试图组织工会，但被政府禁止。发展史：初步成形：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政府采取扩充军备的方针，以军需工业为中心的金属机械等重工业部门迅速兴起，同时近代工人队伍也成长起来。1898年工厂工人达40多万，工人运动随之高涨。1897年7月高野房太郎、城常太郎等人组成日本最早的工会组织——工会促进会，呼吁工人组织工会。同年12月成立铁工工会，次年4月由铁道公司机务人员组成日本铁道矫正会，1899年11月又成立印刷工人工会，工会促进会的会员由1897年的1200余人迅速增加到1899年的5700多人。尽管有些工会只谋求工人之间互助共济，具有改良主义色彩，但1900年日本政府还是颁布《治安警察法》，加以镇压，此后工人运动渐形衰退。片山潜、幸德秋水等于1901年 5月20日成立日本最早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但当天就被政府勒令解散。早期活动：由于1904年～1905年日俄战争的影响，日本国内物价高涨，人民生活更加贫困，因而激起群众不满，劳资纠纷的次数和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前所未有的最高数字。1906年2月利彦、片山潜等人成立日本社会党，随即在工人运动影响下组织反对东京电车费涨价等斗争。1907年的经济危机更使工人斗争达到高潮，相继发生足尾铜矿工人暴动（2月）、幌内煤矿工人暴动（4月）和别子铜矿工人暴动（6月）。1907年2月日本政府强迫社会党解散，随后制造1908年6月的“赤旗事件”和1910年5月的“幸德事件”，对社会主义者进行大逮捕，幸德秋水等12人于1911年1月被处死刑。日本到处笼罩着恐怖气氛，工人运动暂时进入称为“严冬时代”的停滞时期。逐步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工人队伍也不断壮大，到战后已接近300万人。然而工人工资增长远不及物价猛涨，致使劳资纠纷急剧增加。据官方统计显示1914年发生50次罢工，参加者7900余人；1917年罢工398次，参加者达5.7万余人；1918年罢工增至417次，参加者达6.6万余人。工人运动也受到被称为“大正民主”的自由主义思潮以及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1918年米骚动的影响，工会数目和会员人数都有显著增加。早在1912年成立的友爱会本是以“劳资合作”为基调的改良主义工会，但在工人运动影响下它的活动也很快超越原来的宗旨，而经常站在罢工斗争前列。友爱会在很多城市设有分会，1918年会员达3万名，有120个分会。

（四）壮大：1919年起全国又掀起争取实行8小时劳动制、提高工资和要求承认工会的罢工运动，1921年以关西地方的重工业为中心，连续发生大规模罢工。同年友爱会正式改称日本劳动总同盟（简称“总同盟”），成为日本工人运动的核心力量，但是在政府和资本家的武力镇压下工人运动中出现无政府工团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尖锐对立的局面。1922年日本共产党的建立是日本工人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由于共产党影响的扩大和工人运动的开展，日本政府于1923年6月对日共进行第一次镇压。9月1日发生关东大地震后政府乘机以阴谋手段制造3起白色恐怖事件：①屠杀6000多名在日本的朝鲜人；②杀害无政府主义者平泽计七和南葛工会的干部河合义虎等人（龟户事件）；③杀害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夫妇。这种暴行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怒。1925年政府在制订普选法佯作让步的同时公布《治安维持法》，对工人运动加紧镇压，此时总同盟内部共产主义者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对立尖锐化。同年5月左派工会干部被总同盟右派开除后成立日本工会评议会（有32个工会，1.25万人），总同盟（留下的有35个工会，1.4万人）遂分裂为两派。普选法的公布给组织无产阶级政党提供机会，早在1924年6月以大山郁夫、铃木茂三郎等为中心，成立政治研究会。1925年8月政治研究会、全国水平社、总同盟、日本工会评议会响应日本农民组合的号召，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筹备会”。但不久就出现分裂，总同盟和日本工会评议会相继退出。其余组织于12月1日成立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农民劳动党，浅沼稻次郎被选为书记长，但当天就被下令解散。1926年3月5日成立劳动农民党，但党内出现反共派和容共派的对立。同年12月以总同盟为中心的右派退出劳动农民党，组成社会民众党。浅沼稻次郎等中间派则组成日本劳农党，于是劳动农民党以左派为核心进改组，大山郁夫当选为委员长。政党分裂直接影响着工会的分裂，在这一时期政党和工会不但没有很好地组织群众斗争，反而出现削弱群众运动的后果。1927年日本爆发金融危机，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又袭击日本。工人受到工厂倒闭、解雇或欠付工资等严重打击，生活极端困难，因而罢工浪潮此起彼伏。1928年3月15日田中义一内阁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三一五事件”），接着强令劳动农民党、日本工会评议会和全日本无产青年同盟等左翼团体解散，这不仅给共产党、而且也给工人运动以沉重打击。1929年4月16日日本政府又对共产党进行搜捕和镇压（“四一六事件”），至1930年工人运动组织主要有日本劳动总同盟、全国工会同盟、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简称“全协”）和全协刷新同盟等系统。

（五）低潮：从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日本工人运动仍有所发展，1931年发生工潮2450起，参加者15.4万人。而1937年仅上半年就发生工潮1455起，参加者达18.1万人。“七七事变”后日本实行法西斯统治，取消一切进步政党和工会活动，工人运动转入低潮。1940年以后日本法西斯政权解散所有的工会组织，代之以官办的所谓“劳资一体”、“事业一家”的“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尽管如此，但日本工人阶级反对垄断资本和侵略战争的英勇斗争并未停止，1941～1944年还发生1332起罢工潮。登上历史舞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工人运动又出现蓬勃发展的新局面，战后初期广大日本工人掀起维护生活权利的斗争。工会组织发展迅速，到1946年12月成立17266个工会，会员达492万人，远远超过战前最高数字。1946年末至1947年初工人运动发展为反对吉田茂内阁的倒阁运动，“全国官公厅工会协议会”计划于1947年2月1日举行“二一大罢工”，但被美国占领当局下令停止。1950年美国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后日本广大工人又展开反对重新武装日本、反对美国军事基地的斗争，1959和1960年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日本广大人民为争取独立、和平与民主，反对修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进行23次全国统一行动，结果迫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取消访日计划，日本首相岸信介也被迫下台。与此同时工人还不断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斗争，从1955年起日本工人每年进行一次春季斗争，这成为日本战后各行各业进行联合斗争的主要形式。7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经济危机频仍，工人运动出现新高潮，1947年春季斗争的罢工人数竟达650万人，显示出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巨大力量。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工人积极参加工会组织，到1974年日本工会会员已达1246万人。日本工会规模：日本最大的工会组织有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简称“总评”，1950年7月成立）、全日本劳动总同盟（简称“同盟”，1964年11月成立）、全国产业别工会联合（简称“新产别”，1949年12月成立）、中立工会联络会议（简称“中立劳联”，1956年9月成立）。龟户事件：龟户事件是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大地震，京滨一带陷入混乱，坊间谣传朝鲜人暴动，政府发布戒严令。在信息混乱、真假难辨之下军部和警察认定社会主义者和工人活动家会借机挑唆朝鲜人，进一步制造动乱。3日晚10时龟户警察署逮捕纯工人工会会长平泽计七和南葛劳动会的川合义虎等八人，5日晨2点30分交由近卫师团骑兵第十三连队的士兵处决。是月下旬经报纸披露后政府反指川合等人顽劣反抗，根据卫戍勤务规定，自身行为合法，此事与大杉荣一干人被害的大杉事件间接影响到年末震动朝野、枪击摄政汽车的虎门事件。

（六）甘粕事件：甘粕事件又称大杉事件，发生在1923年9月16日日本关东大地震半个月后。由于担心无政府主义者会推翻政府，宪兵大尉甘粕正彦在东京逮捕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他妻子伊藤野枝和他6岁外甥橘宗一并绞杀，他们被弃尸古井中。此事引起轩然大波，甘粕被判服惩役10年，后恩赦减刑至2年10个月，此事后来被定性为戒严令下的不法弹压。红旗事件：1908年6月22日日本东京的社会主义者举行欢迎出狱同志大会，会后举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走上街头，遭警察镇压，大杉荣等十五人被捕并判处死刑，史称“红旗事件”。1908年6月22日日本东京发生“赤旗事件”，日本社会主义分子在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欢迎山口义三出狱大会。大会在即将结束时揭示两面红色旗帜，旗上绣有“无政府主义”、“无政府”等白色大字，由社会主义直接行动派（强硬派）的荒烟寒村、大杉荣等高举游行上街。其用意原为刺激议会政策派（缓进派），却与警察发生冲突，演变为大规模的械斗事件。事后荒烟寒村、大杉荣、界利彦等14人遭到逮捕，8月分别被判处1年6个月至2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幸德事件：幸德事件是日本政府捏造阴谋暗杀天皇的罪名，残酷镇压社会主义运动的事件，又称“大逆事件”。日俄战争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社会主义运动兴起，“赤旗事件”后登台的桂太郎内阁加紧镇压社会主义运动。1910年5月政府发现长野县明科木材厂职工宫下太吉制造炸弹，怀疑有暗杀明治天皇的计划，遂逮捕幸德秋水等许多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并对26人以“大逆罪”进行起诉。除宫下等4人承认有暗杀计划外别无证据，但大审院特别法庭进行秘密审判，于1911年1月18日判处24人死刑、2人有期徒刑。第二天以天皇慈悲为名，死刑者半数转为无期徒刑。24日幸德秋水、宫下太吉等11人被处死，25日又处死菅野须贺子。由于这次事件，社会主义运动遭到镇压，一时处于低潮。三一五事件：三一五事件是指1928年3月15日日本政府镇压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事件，事件中被捕的人物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1928年2月国会选举中共产党和劳动农民党的力量开始增长，为了镇压共产党和扼杀工农运动，田中义一政府于3月15日在1道3府27县逮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1600人（全年共逮捕3400余人）。4月10日政府下令解散劳动农民党、劳动组合评议会和无产阶级青年同盟，造成大规模白色恐怖，引起各界人士的坚决反对。四·一六事件：四·一六事件是日本政府镇压共产党人的事件，三·一五事件后田中义一内阁继续不断迫害共产党人。1929年4月16日在一道三府十六县逮捕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全年共逮捕四千九百余人，其中被起诉者三百余人。日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绝大多数领导人相继被逮捕入狱。

（七）当前政党：日本主要政党可分为保守政党、革新政党和中道政党3种类型。保守政党：保守政党主要指自由民主党。它主张自由主义，反对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维持、发展现行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体制。革新政党：革新政党主要指日本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它们与自民党处于对立状态，主张打破现状，进行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变革。但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又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分歧，政策主张差别甚大。革新政党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工会团体、知识分子、职员和部分中小企业主。中道政党：中道政党指主张建立中道政治的政党，主要有公明党、民社党等。它们对中道政治的提法大不相同，但共同目标是打破以自民党、社会党两党为中心的“五五年体制”，结束自民党的一党统治。主要政党：日本自由民主党：日本自由民主党成立于1955年，代表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和60年代一直控制着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多数席位。70年代后半期出现保守与革新相峙局面，参众两院的自民党势力有所衰落。1983年12月在众议院大选中自民党遭到失败，被迫与新自由俱乐部（1976年6月从自民党中脱离出来的6名议员组成的小党）联合执政，暂时打破自民党一党执政的局面。但新自由俱乐部不久解散，重归自民党。1986年7月参众两院同时选举，自民党重新获胜。1989年里库路特贿赂案使自民党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在7月参议院选举时首次失去该党成立以来在参议院中占多数席位的优势。派系林立是自民党的特点之一，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该党成立时党内分为原自由党系统的吉田派、绪方派、大野派和原民主党系统的岸派、河野派、鸠山派，经过30多年的分化改组，演变为现在的五大派系：竹下派、中曾根派、安倍派、宫泽派、河本派。派系是自民党权力分配的重要依据，各派系都按每个成员的资历、当选次数、对派系的忠诚程度以及对派系的贡献大小排列派系成员名单。派系之间经过竞争后所获得的各种职位，基本上按名单顺序进行分配。在组织上各派系都有自己的办事处、会计、执行机关和政策研究机构；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有各自的政治资金来源；在大选和总裁竞选时分别提出本派候选人。除上述五大派系之外还有无派系成员，在无派系成员，只有极少数属于真正的无所属成员，其余有的虽形式上没有参加任何派系，而实际上带有倾向性。有的因职务关系不许参与派系活动，如众、参两院议长从就职之日起就要脱离派系，任职届满后可以恢复派籍。自民党本部（相当于中央委员会）有严密的组织制度，有明确的党纲、党章，分为决策机构（政务调查会）、批准机构（党的代表大会、参众两院议员总会、总务会和高干会议）、执行机构（正副总裁、正副干事长），地方组织分为都道府县的支部联合会和市町村的支部二级。

（八）地方组织是松散的，可以作出不受党本部约束的决议。吸收党员无严格要求，只要赞同并支持党的政策，在入党书上签名，即可称为党员，而且去留随便。到1989年党龄3年以上的党员约有160万，党友45万。自民党党章规定总裁由自民党国会议员选举产生，任期2年，只能连任1次。自民党1955年成立时采用代行委员制，由鸠山一郎、三木武吉、大野伴睦、绪方竹虎4人任总裁代行委员。1956年选举鸠山一郎为第一任总裁，1991年宫泽喜一任总裁。自民党机关报为《自由新报》（日报），理论刊物为《自由民主》（月刊）。日本国民民主党：日本民进党与希望之党合并组建的日本国民民主党于2018年5月7日下午在东京召开建党大会，原两党内40余名议员相继表示不参加新党，新党议员人数最终为62人，在众议院成为仅次于立宪民主党的第二大在野党。日本民进党成立于2016年3月14日，由原日本民主党与日本维新党合并组建。日本民主党成立于1998年4月27日， 势力从战后的一个小党渐渐增强到今日的第二大党。日本民主党由四个自民党分裂出、成立较早的反对党合并而成，这四个政党包括日本民主党、好统治党、新进党和民主改革党。民主党成立之初在众议院有九十三席，在参议院则有三十八席。通过大选逐渐壮大起来，2000年与原日本自由党合并后成为日本最大在野党，仅次于自民党的第二大政党。2004年7月日本第20届国会参议院选举，民主党获得50席，不仅超过执政的自民党，而且刷新在野政党在参议院选举中所获议席的历史纪录，这一结果显示日本两大政党主导政坛的趋势更加明朗。2004年7月民主党在日本参议院选举中再次获胜，总席位增至109个席位，成为参议院第一大党。从2006年4月起小泽一郎出任民主党领导人，2009年5月11日小泽一郎因其首席秘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迫于压力宣布辞职。5月16日民主党举行该党代表（即党首）选举，现任干事长鸠山由纪夫击败对手副代表冈田克也当选新一任代表。第45届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最终结果于2009年8月31日凌晨揭晓，民主党获得众议院全部480个议席中308席，超过控制众议院各个常设委员会的绝对稳定多数269席，取得空前胜利，民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出任日本首相。日本维新党成立于2014年9月，由原日本维新会与连结党合并而成，“维新会”代表桥下彻、原“连结党”代表江田宪司共同担任维新党代表。在当时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维新党成为继民主党之后的日本第二大在野党，2016年3月27日维新党与民主党正式合并为日本民进党。新成立的民进党在日本国会两院掌握156个议席，成为自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上台以来实力最强的在野党。

（九）日本社会民主党：日本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945年11月2日，前身为日本社会党，社会党成立时通过“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国际关系上的和平主义”的简单纲领。1947年4月社会党在众议院大选中获143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组成以片山哲为总理大臣的社会党、民主党、国民协同党三党联合内阁，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由社会党组阁，片山内阁只存在8个月即宣告总辞职。1948年3月该党参加以民主党为首的芦田均内阁，在内阁中占有副总理和6名大臣的职位，自1948年10月芦田均内阁总辞职后该党一直处于在野地位。该党信奉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联合各阶层劳动群众团体和各党派，形成议会的多数派，然后经过长期的、逐渐的民主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党内有社会主义协会派（简称协会派）、反协会派和无派系等派别，该党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最高权力机关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一般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中央委员会代行职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处理党的日常事务的机关，由委员长、副委员长和书记长组成三人领导。党中央设中央本部，都道府县设地方本部，市町村设总支部，基层设支部。1989年有党员9.7万余人，机关报为《社会新报》（每周出版两期），理论刊物为《社会党》（月刊）。1996年日本社会党进行党内改组，将党名更改为社会民主党。日本共产党：日本共产党成立于1922年7月15日，同年12月加入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成立后为推翻专制主义天皇制，废除封建主义所有制，反对侵略战争，争取人民民主等进行英勇斗争。因此屡遭日本政府镇压和迫害，1935～1945年间党的全国性统一活动处于中断状态。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12月日共召开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制定党的行动纲领和党章，提出废除天皇制，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口号，德田球一当选为总书记。1946年2月召开“五大”，提出“和平革命”论，认为在美军占领下可以通过和平、民主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1950年1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公开批评这一理论，引起日共党内意见分歧并导致分裂。同年6月美国占领军勒令日共的《赤旗》报停刊，并禁止日共全部中央委员的政治活动，日共再次被迫转入地下。1951年10月以德田球一为首的一派召开第五次全国协议会，通过《五一年纲领》和武装斗争方针。1955年7月分裂的双方共同召开第六次全国协议会，批判分裂时期的错误，选出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基本结束分裂状态。

（十）1958年召开“七大”，决定废除《五一年纲领》，通过新党章并提出新的纲领草案，开始确立独立自主路线。野坂参三当选为主席，宫本显治为总书记。1970年7月“十一大”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五项政策，1976年7月“十三大”决定将党的纲领、章程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改为“科学社会主义”，将“无产阶级专政”改为“工人阶级政权”。自“七大”以后日共为反对日美安全条约，为独立、民主、和平和提高人民生活，进行不断的斗争。该党主张通过掌握国会多数议席，合法地、民主地建立联合政府，然后向社会主义过渡。日共最高权力机关是党的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主席、干部会委员长。1982年7月“十六大”起野坂参三任名誉主席，宫本显治任主席，不破哲三任委员长。1990年7月“十九大”时党员有49万人，中央机关报为《赤旗》（日报），理论刊物为《前卫》（月刊）。日本公明党：日本公明党成立于1964年，自称是贯彻中道主义的国民政党，前身是宗教团体“创价学会”于1961年创建的公明政治联盟。1964年11月创价学会召开建党大会， 将公明政治联盟改称公明党，通过沿用“王佛冥合”说的党纲。1964～1969年间实行“政教合一”体制，党员来自学会会员，党的干部同时兼任学会职务，注意吸收非学会成员入党。中道主义和人性社会主义是公明党纲领的理论基础，中道主义具体内容包括：把人视为最高价值和目的的人性主义；把社会看成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心理、宗教等组成的多极结构的总体主义；主张通过议会制民主实现社会变革的渐进主义；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党的最高机构是中央委员会，执行机构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13个职能局。1989年有党员20万人，主要成分是中小资本家、职员和青年学生，妇女党员约占党员总数的一半。1989年起石田幸四郎任委员长，市川雄一任书记长。机关报为《公明新闻》和《公明新闻星期日版》，理论刊物为《公明》（月刊）。日本民社党：日本民社党原名民主社会党，成立于1960年1月24日，由日本社会党分裂出来的西尾末广派和部分河上丈太郎派组成。1970年1月改称民社党，该党把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党纲的核心。建党宗旨是进行资本主义改革，主张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共产主义。民社党自称中道革新，但现实政策接近自民党，有“第二自民党”之称。中央领导机构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在都道府县联合会下按全国选区建立联合会。党员基本义务是为党的候选人当选而从事选举活动，1989年有登记党员9万人。机关报为《民社周刊》，理论刊物为《革新》（月刊）。

（十一）其他政党：生活党：生活党成立于2012年12月27日，曾先后经历国民生活第一党和日本未来党两个时期，日本生活党在2016年10月12日召开的参众两院议员总会上决定更名为“自由党”。日本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雄一郎与自由党党首小泽一郎2019年4月26日在东京签署协议，决定将自由党合并至国民民主党。2012年7月11日原日本民主党主要创始人小泽一郎率领追随他的48名国会议员组建国民生活第一党，在宪政纪念馆举行的成立大会上小泽一郎当选为代表，山冈贤次任代理代表，东祥三任干事长，这个拥有49名国会议员的新政党立即成为日本国会众议院的第三大党、参议院的第四大党。2012年11月25日国民生活第一党代表小泽一郎指示党所属的参加众议院选举的候选人停止制作选举用传单的制作，此事经多名党内人士证实，这可以说是12月4日公示众议院选举前的异常事件，该党内传小泽将集结除日本维新会和大家党之外的政坛第三极势力结成新党。2012年11月27日日本滋贺县知事嘉田由纪子宣布组建日本未来党参加众院选举，嘉田由纪子同时发表为筹建新党而制定的基本政策《琵琶湖宣言》，提出报废所有核电站、在上调消费税前彻底消除浪费等目标，国民生活第一党代表小泽一郎率领全党加入未来党。2012年11月27日日本未来党召开众参两院议员全体会议，党首嘉田由纪子宣布未来党分裂。在众院选举中惨败后围绕原国民生活第一党代表小泽一郎的人事待遇问题，嘉田和小泽派议员的对立加剧，未来党组建仅过一个月就出现分裂局面。12月28日日本滋贺县知事嘉田由纪子与原国民生活第一党代表小泽一郎在该县大津市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日本未来党分裂。两人在记者会前发表联合声明称：“向在众院选举中给予支持的国民表示由衷的歉意，希望将双方不同之处作为长处予以发挥，以回应国民的期待。”小泽将继续留在前日本未来党，并将党名变更为“生活党”，党首为参议员森裕子。国民新党：国民新党成立于2005年8月17日，由反对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推行的邮政民营化法案而脱离自民党的四名原众议院议员、现参议院议员、和脱离民主党一名参议员组成。第一任代表（党首）为原众议院议长绵贯民辅，干事长为原国土厅长官龟井久兴。中心成员是没有担任党内职务的原自民党政调会长、原建设大臣、自民党龟井派原会长的龟井静香，现有成员6名。新党日本：新党日本由反对“邮政民营化改革相关法案”的日本自由民主党议员小林兴起等4人和长野县知事田中康夫于2005年8月21日宣布成立，代表（党魁）一职由田中康夫担任。但新党日本于成立不久后举行的2005年日本大选中选情惨败，仅1人当选众议员，不得不与国民新党在众议院共同组成联合会派集体活动。

征韩论

（一）征韩两字顾名思义就是征服朝鲜半岛，征韩论即是指日本针对朝鲜的一种对外扩张的论调。早在幕府末期日本政府就提出“征韩论”，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继承幕末“征韩论”。概况：简介：征韩论是日本明治时期当时的日本政府高官西乡隆盛等人提出的出征朝鲜，用武力打开朝鲜大门的政治主张。并为在军事现代化改革中失去特权的旧武士牟取生计，解决国内不断严重的失业问题。1868年刚刚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政府内部发生一场有名的关于对朝鲜政策的争论，以急进派军人板垣退助、江藤新平、西乡隆盛等人为首的军国主义分子或主张立即出兵侵略朝鲜。或先礼后兵，向朝鲜派驻大使，如朝鲜无礼则举兵席卷朝鲜全国，此议遭到主张先整顿内政、暂缓对外兴兵的缓进派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人的反对和压制。背景：在日本国内的丰臣秀吉两次侵朝的失败一直被作为“民族的耻辱”，日本武士阶层时刻以“征韩”、“复仇”为己任。1857年美国人佩里率舰队打开日本的门户，此后日本国内一批革新势力开始致力于推翻幕府统治，在日本建立新秩序，使日本富强。维新先驱吉田松阴曾这样勾画成为强国后日本的国际战略：“现在要加紧军备，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封立诸侯。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一如古时强盛之时。北则割据中国东北的领土，南则掠取中国台湾及菲律宾群岛。”明治政权建立之初在几项内外政策上发生失误，国内暴动不断。同时由于日本国内资源匮乏、市场狭小、社会购买力有限等诸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日本经济的发展受到制约，因此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日本政府大力整备军备，准备对外侵略扩张，希望借发动对朝鲜的战争转嫁国内危机。代表人物：首倡者是木户孝允，发扬者有西乡隆盛、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后藤象二郎、副岛种臣、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和山县有朋等。历史诱因：对马岛危机是征韩论提出的历史诱因，对马岛是东亚海上的要冲，位于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扼朝鲜海峡门户，倍受欧洲列强的注目，特别是沙俄。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在东北亚的扩张活动更引起英国警惕，因此英国对日本的对马岛产生兴趣。1859年12月英国军舰“阿克特恩”号闯入对马海岸测量水情，英国驻日本箱馆领事霍奇森建议英国海军在对马岛建军事基地。沙俄得知此消息后于1861年3月13日派军舰“波萨得尼克”号，开入对马岛的芋崎浦，俄舰舰长彼里列夫更以修理军舰为借口，要求允许其在此停泊。不久俄舰又驶进日本内海古里浦，并不顾对马藩吏的制止，强行测量水情，伐木建造营房、粮库、医院，实际上已将该地占领。同年5月彼里列夫一面向对马藩厅大肆渲染英国对于对马的野心，一面要求租界土地和谒见藩主。对马藩当局急忙报告幕府，日本幕府立即派外交长官小栗前往交涉，要求该舰撤走。然而俄舰拒绝撤出对马。

（二）幕府求援于英国舰队，英国政府认为对马岛被俄国占领不能容忍，要求“波萨得尼克”号撤走。1861年8月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公开表示：“英国政府对俄国军舰开进对马不能袖手旁观。”随后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霍普海军中将率两艘军舰驶入对马。迫于英国的军事压力和国际舆论及对马岛民的英勇奋斗，9月2日俄舰被迫撤出对马。对马危机使日本充分认识到对马海峡和朝鲜半岛在近代东北亚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地位，随着日本幕府对朝鲜事务的重视，一部分人便开始策划“征韩论”，从而导致日本政府“征韩论”的出笼。主要观点：吉田松阴：早在幕府末期长州藩士吉田松阴就主张以讲“信义”的名义屈从欧美，同时侵略朝鲜半岛和中国。1855年与美俄签订友好条约后他说：“我与美、俄的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断然背约，以失信与夷狄。必须严定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蓄养国力，割据易取的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土地作为补偿。”木户孝允：明治政府最早提出“征韩论”的是木户孝允，1868年12月他向辅相岩仓具视提出侵略朝鲜半岛的建议，把朝鲜看作“保全皇国的基础，将来侵略进攻之基本”。而往朝鲜派遣使节，问彼之无礼。彼若不服时，宣布罪状，攻击其国土，并和军务官副知事大村益次郎等研究具体的行动计划。次年明治政府遣使携带国书往朝鲜，被以国书“不合体例”为由拒绝。这次出使名义上要与朝鲜打开国交，实际是为侵略朝鲜半岛制造借口。木户、岩仓等人到1871年出国访问为止一直在讨论和拟定侵略朝鲜半岛的计划，日本企图侵略朝鲜半岛是为了转移国内人民的不满情绪，更是为与列强争夺东亚、进一步侵略中国制造跳板。宗义达：1868年4月对马藩主宗义达向政府建议：朝鲜正与外国滋生纠纷，日本切不可失“先发制人”之良机，如能确立“思威并行之规模，统御之术得其法”，则朝鲜数岁之后将如日本外府。至于日朝交涉时如朝鲜仍然抱守向来偏固之风习及鄙陋之旧规，辜负皇国厚爱眷顾之厚意，甚至万一有非礼倨傲之惰况发生，政府当可断然采取“赫然膺惩”的行动，以免危及“将来之功业”。木户孝允：与此同时日本总裁局顾问木户孝允也致函副总裁三条实美及岩仓具视，其中写道：“使朝鲜再纳入皇国版图，建立从前日本政府之地位。”发展：1869年12月4日日本政府采纳木户孝允建议，派遣“征韩”派佐田白茅等三人到朝鲜，并下达调查任务，如朝鲜与清廷关系、内政是否紊乱、有无适宜军港、军备情况，其军事意图昭然若揭。1870年佐田白茅等三人向政府报告朝鲜情况，太政大臣三条实美采纳了。外务省综合三使者报告，向其提出的方案，派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少丞花房义质出使中国谈判建交与通商事宜，另派外务少丞吉田弘毅等三人赴朝刺探国情，并再次递交遭拒之国书。然对朝外交难有明显进展，因此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决定改弦更张，于1872年8月把驻朝鲜釜山的草梁倭馆转归外务省直接管理。

（三）到了1873年围绕者立刻发动征韩还是等待时机这一问题，政府内部分为两派：一派是岩仓具视、大久保礼通、木户孝允；另一派是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副岛种臣。两派的争执以一场大政变（西南政变）的发生、西乡隆盛等征韩派退出政府而告终。“征韩论”之争并不能归结征韩派与反征韩派之争，恰恰相反的是双方所争的不是征韩与不征韩的大原则问题，而是对征韩的时机把握的策略问题，所以所谓“征韩论”之争只不过是“征韩论”者内部的急征派与缓征派之争而已。事实上“征韩论”之争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明治政府对外侵略扩张的既定方针并未改变。主要影响：明治维新后兴起的“征韩论”无疑对日本的政局产生巨大的影响，维新元勋西乡隆盛因此造反，酿成西南之乱，伊藤博文被刺杀都与此有关。韩国这时又处于风雨飘摇的时候，又迎来日本，大院君与儿媳闵妃间矛盾激化。1882年大院君将闵妃党羽逮捕，日本军队做乱，幸好时任大清国驻韩交涉通商大臣的袁世凯手中有兵权，将日本军杀退，救出大院君。到了1910年韩国终于被日本吞灭，改为朝鲜，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历史相关：白村江海战：618年唐朝建立，朝鲜半岛的新罗日益强大，唐新联军灭百济。日本中大兄皇子刚刚平定国内苏我氏的叛乱，就难免骄傲自大起来，于是以支援百济为由发动侵略朝鲜半岛的战争，对抗唐朝。663年中日关系史上第一次战争“白村江海战”爆发，日本大败亏输，中大兄皇子也威望受损，此后的1000多年中日本没有再对朝鲜半岛用兵。白村江海战后日本方面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加紧向唐朝的学习，中日关系非但没有恶化，反而日益亲密，可见日本真的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万历朝鲜战争：1590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之后功业可谓达到顶点，兴起吞并朝鲜的念头。1592年明朝政局动荡，丰臣秀吉召集15万大军入侵朝鲜，战争历时7年。起初进展顺利，连下汉城，平壤，开城三大都城。丰臣秀吉甚至扬言要迁都北京，由日本天皇统治中国。然而作为宗主国的明朝应朝鲜国王的请求也投入战争，丰臣秀吉被迫和谈。但不久和谈就破灭了，战争继续，名将李成梁之子李如松假和谈为名，小西行长大败。在碧蹄馆遭遇日本小早川，发生交战（战果中日史料有重大差别），战争打来打去互有胜负。到了1598年八月丰臣秀吉去世，留下一子秀赖和其母淀君。遗命召回在朝日军，石田三成传了他的遗命，战争结束了。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又称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在1900年第二次山县有朋内阁时确立，是明治维新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内阁实行的的一项特殊制度。1913年大正政变后山本权兵卫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废除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这被认为是大正时期推行民主的重要举措之一。1936年二二六兵变后法西斯军人控制军部，内阁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军部（特别是陆军）借此机会控制内阁，成为实际上的日本最高权力机关。

（四）此后直到二战结束，内阁总理大臣多数由军人出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由美军占领，原内阁组织形式也随之废除。内容：内阁成员中的陆相和海相必须是现役陆军/海军大将或中将，陆相和海相名义上为内阁成员，却只须对天皇负责，可以直接向天皇请辞。制度变化：山本权兵卫内阁（第一次）废除现役武官制：“军阀毒杀内阁”使人们认识到陆军可利用现役武官制这个BUG来操控政府，这成为海军出身的山本权兵卫要废除这一制度的原因之一（避免自己也被“毒杀”，毕竟陆海军矛盾大）。另一原因则是当时处于“大正民主”，军国主义没有那么狂热，也为山本的举动创造相对宽松的环境。严格来说山本权兵卫并非完全抛弃整个制度（当时日本不可能接受文人领军），而只是废除“现役”，将陆海军大臣的人选扩大为预备役军官，因为后者受军部操控较小、自由度较大。而且一般预备役军官辈分较高，军部也不敢把他们怎么样。二二六事件后恢复现役武官制：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一大批和皇道派有关的陆军大将（如真崎甚三郎和荒木贞夫）被降为预备役，主持“肃军”的寺内寿一因此要求恢复现役武官制，理由就是防止这些皇道派的预备役大将去当陆相，以免皇道派复活。这理由好像冠冕堂皇，广田弘毅内阁很快就恢复这一制度，但事实上隐含着陆军企图重新操控政府的野心。果然此后日本内阁政府就被陆军绑架了，宇垣一成组阁失败和米内光政下台都成为这一制度带来的恶果。影响力：作为“现役武官”，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成为军阀集团（军部）在内阁中的代表，受到军阀集团的操纵。当内阁不能满足军阀集团的要求时，或者内阁与军阀集团有冲突时，后者可指使陆、海军大臣直接向天皇请辞，同时不指定继任人。从而导致内阁不完整，首相只能率内阁总辞，由此军部可以用这一招来“绑架”内阁。大正民主时期军部势力相对较弱，也是因为没有现役武官制的缘故（内阁可以相对的“忽视”军部）。有意思的是事实上只有日本陆军才充分运用过这一“权力”来搞垮内阁，而日本海军却没有。案例：陆军运用“现役武官制”搞垮内阁的例子：军阀毒杀内阁：1913年第二次西园寺公望内阁决定整顿财政、消减开支，但陆军以“维护满蒙权益和殖民地（制朝鲜）治安”为由要求扩军，增设两个师团。西园寺公望和大藏相山本达雄认为财政困难而予以驳回，结果陆军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元帅陆军大将、陆军参谋总长长谷川好道指使陆相上原勇作向天皇辞职，并且不指定继任人。结果西园寺内阁只好总辞，由陆军出身的元老桂太郎继任首相，这件事被称为“军阀毒杀内阁”。但这件事也引发民众强烈反弹，最后导致“大正政变”，并促进山本权兵卫废除现役武官制。宇垣一成组阁失败：1937年广田弘毅下台后宇垣一成曾受命组阁，宇垣虽然是陆军大将，但是却因为裁军（主要是对被裁军官安置不力）问题结果在陆军中变成另类，备受敌视。

（五）因此当宇垣出面要当首相后由石原莞尔串通陆军出来闹“罢工”，不提供陆相人选。最后弄得宇垣组阁失败，卷铺盖走人，这件事可以视为是现役武官制的一个“变种”（直接让你组不成阁）。米内光政下台：1940年海军大将米内光政就任首相，当时希特勒在欧洲“所向披靡”，荷兰、法国相继沦陷，使得日本军方深受震动。当时荷兰在印尼的殖民地（“荷属东印度”）和法国在越南的殖民地（“法属印度支那”）都成了“无主荒地”，日本陆军于是提出“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口号，积极推动组建德意日三国同盟，准备跟英美开战，争夺太平洋。但米内坚决反对，并声称：“日本海军不是为了对美开战而建立的，拿来对付德意海军还差不多。”这使得陆军大为不满。再加上米内本人跟陆军的关系也很差，因此元帅陆军大将、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指使参谋次长泽田茂，拿着他的印章逼陆相畑俊六辞职，并且不指定继任人，这导致米内内阁垮台。继而近卫文麿组阁启用强硬派东条英机担任陆军大臣，终于加入三国同盟，并最终导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大正民主：大正民主意指1912年-1926年日本大正年间所推行符合现代民主的政治体制与政策。起因：在第一次大正政变后这期间日本内阁多为政党政治的互动，内政上以民意所趋为主。自一战发生前后和大正天皇的精神疾病越来越重以后日本进入战前仅有的社会剧变时期，由于日本已经接受西方先进文化大约半个世纪，国家大致平稳发展，一战时期大量外资进入使得大正前期出现日本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盛世局面，都市生活、文化、艺术空前繁荣。另外随着一战结束，世界各殖民地的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朝鲜、台湾亦是如此。受此影响，日本国内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妇女解放运动、国民参政运动等各种思潮蜂起，自由民主气息浓厚，号称“左翼的全盛时期”。经过：内政上以民意所趋为主，实行由官僚政党为主的议会制。政友会和宪政会轮流组阁，废除陆、海军大臣现役制。妇女可以参政，出现普选制度。外交则采取对中国内政不干涉，归还胶州湾，废止《二十一条》。从西伯利亚撤兵，日苏友好，甚至对“南京事件”采取容忍态度。殖民地方面尊重民族自决意旨，多为开明政策，台湾总督改由文官出任，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湾文化协会”、“台湾农民组合”、“台湾工友总联盟”等各种政治、社会运动勃兴。因为田中义一首相一嘴山口县口音，把“我”说成“老子”，当时的报纸竟然讥笑为“老子大将”、“老子首相”，这在二战期间是不能想象的。主要影响：城市的妇女不再是家庭主妇，可以参政、出演现代剧目、上班，随便出门逛街、看电影等，甚至在一战末期发起“米骚动”。从这一点来讲，日本法西斯化前（1927年）的妇女比同时代的中国妇女强一些。

大战景气

（一）大战景气指日本在1915-1920年期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出现的经济繁荣。背景介绍：1914年8月大战爆发，日本生丝、丝织品、棉纱、棉布等出口中断，银行停止支付、兑现，陷入危机状态。1915年后欧洲各交战国停止出口，并且需要大量军需物资，大批消费物资和军需物资的订货涌到日本。日本对曾是欧洲各国出口市场的亚非各国的输出也急剧增加，其经济出现空前繁荣。特别是由于美国繁荣，对丝织品的需要飞跃增长，让日本生丝出口量提高到战前两倍。历来进口的武器、舰艇、电机、机器、化学药品突然变为出口，促进这些部门的设备投资。结果原有财阀有了发展，并向重工业、化工部门投资，同时出现铃木商店等新兴财阀。过去是债务国的日本由于认购英、俄的战时公债而变为债权国，陆军增建两个师团、海军创建“八八舰队”的计划得以实施，这是战后日本成为五大强国之一的军事基础。然而随着大战结束，欧洲重新开始出口，“大战景气”遂宣告结束，并于1920年爆发战后经济危机，战时赚得的外汇也因西伯利亚干涉而用光。钢铁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生铁钢材的进口中断，同时造船业，机械工业不断发展，因此日本的钢铁工业出现异常兴旺的情况。战前的1913年只有一家官营企业（八幡制铁所）个21家民营企业，1918年官营1家，民营激增到208家。产量方面生铁达到战前的2.4倍，钢铁为2.1倍。尽管出现这种兴旺局面，但真正的实现钢铁连续制作的只有八幡制铁所。民间企业的规模大都在年产5万吨以下，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而且很少有转炉生产钢材的高级设备。随着战争的结束，多数企业停产、倒闭。1917年政府按照资本家的要求公布《钢铁业奖励法》，采取保护政策：具有年产3.5万吨以上的炼铁或者制钢能力的企业适用《土地征用法》，免缴所得税、营业税、地方税和进口税。但未能使民营钢铁业达到国际水平。造船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破坏和扣留船舶事件日益增多，航行船舶吨数不及战前的57%，大型船只无从进口。欧洲订货蜂拥而来遂使得日本造船业兴旺发达，1913年能够建造1000吨以上船舶的造船厂只有5家，1918年增至53家，职工总数由2.6万人增至10.7万人，造船吨位由1914年的78艘8.2万吨增至1918年的443艘54万吨。1917年美国禁止钢材出口，日本造船业受到很大打击，但通过两次船铁交换摆脱困境。战后经济危机时接受八八舰队造船计划企图恢复，但1922年签订《华盛顿裁军条约》后停止造舰计划，工厂相继倒闭、合并，1923年末工厂和职工人数比1918年减少一半。

（二）全国水平社：全国水平社是日本部落民为废除封建身份差别、争取人权平等而建立的社会组织，1922年成立。曾在各地设立分社，积极开展反对种族歧视、政治压迫和经济奴役的斗争。1940年停止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部落民继承水平社运动传统，于1946年建立“部落解放全国委员会”，1955年改称“部落解放联盟”。部落解放同盟：部落解放同盟简称解放同盟、解同，是日本的一个政治团体，该组织的目的是寻求废除日本社会对部落民的歧视。部落解放同盟的前身是大正民主期间成立的全国水平社，该组织寻求部落民与其他日本人地位平等，每当开会之前都要齐唱君之代，举行宫城遥拜，默祷阵亡的“英灵”。1946年松本治一郎将全国水平社改组为部落解放全国委员会，1955年8月改为今名。治安维持法：治安维持法于1941年12月27日在伪满洲国颁布，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惩治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规定对下列人员应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以变革“国体”为目的的团体组织者、参与者、指导者；以否定“国体”或从事可能有损建国神庙及帝室尊严为目的的团体组织者、谋划者、指导者；其他非法团体的掌握要务者等。本法颁布后伪满洲国初期颁布的《暂行惩治叛徒法》、《暂行惩治盗匪法》即行废除。宫中某重大事件：宫中某重大事件是1921年底日本元老山县有朋干涉皇太子裕仁亲王（昭和天皇）与内定为皇太子妃的良子女王（后来的香淳皇后）的婚事，山县以久迩宫家有色盲遗传为由要求皇室退婚，但由于皇室的态度强硬，最终婚礼得以顺利举行。而山县有朋深受打击，郁郁而终，这件事标志着元老政治的衰退。起因：本来这事跟山县无关，而是同为元老的西园寺公望的看法。西园寺认为从优生学的角度来看久迩宫家有色盲的遗传史，因此他担心良子女王同太子成婚将导致皇室的健康问题。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久迩宫家在江户时代末期曾积极干政，这也引起西园寺的担忧（但无论怎么“担忧”，西园寺都不会像山县那样大惊小怪），然而西园寺同山县见面时谈及此事后山县却将这事大做文章。经过：山县强烈要求皇室退婚，并拉拢同为元帅的伏见宫贞爱亲王作说客。理由冠冕堂皇：色盲问题。但山县的“积极态度”却引起人们的质疑，被无限上纲成藩阀之争。因为良子女王的母亲是来自萨摩藩的岛津氏，而山县本人是长州藩的。而当时长州、萨摩两派势不两立，因此被认为是旧长州藩出身的山县公是很讨厌让岛津家出身的久迩宫妃殿下所生之女良子女王做未来的皇后吗？他很讨厌宫中被混入萨摩藩的血缘吗？好像山县有朋在搞阴谋论，想让长州藩独霸政坛一样。

（三）各方表态：民众和舆论：日本民众对山县有朋对皇室内部事务的指手画脚强烈反感，因为当时皇室被宣传为“神圣不可侵犯”，皇室成员都是“神”。而山县作为一个“人臣”却去干预“神”的事务，等于是犯上和大不敬。另一方面当时民主风气盛行，民众厌烦“元老政治”。而山县作为元老还这么“积极”，自然是撞到舆论的枪口上。因此民众和舆论对山县骂声一片，甚至有指山县是“国贼”。原敬内阁：原敬事实上同情山县一方面山县可能只是出于好意（只是态度不好而已。当然也可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另一方面原敬也和山县关系不错。但原敬认为这是皇室事务，不方面表态，所以只好中立。但原敬这种态度还是引起支持山县的右翼分子的不满，这成为当年原敬遇刺的导火线之一。皇室：皇室则是态度强硬，久迩宫家并没有要退婚的意愿，反而强烈反应。久迩宫邦彦王威胁如果取消婚事，自己就杀死良子，然后自杀，等于是要跟山县死扛到底，甚至有传言说邦彦的弟弟东久迩宫稔彦王联络黑帮老大头山满要干掉山县有朋（如果真这样保证日本打内战~~）。而主持皇室内部事务的贞明皇后（当时大正天皇身体不好）与皇太子裕仁均表明态度不会解除婚约，裕仁对山县也极为不满，在当年裕仁访欧时由皇室前辈闲院宫载仁亲王的安排下秘密接见青年军官如永田铁山等，共商打倒元老政治。结局与影响：1922年2月10日宫内省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不会改变太子妃人选（此时山县已去世，皇室还是保留山县的面子），1924年1月26日皇太子裕仁与良子女王正式成婚。山县有朋则深受打击，总而言之无论当时山县是怎么想的，他自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本来他就不该出来搅这趟浑水的），甚至一度表示要辞去元老身份和公爵爵位（后来得到慰留）。尽管如此，但山县的威望还是一落千丈。1922年2月1日山县郁郁而终，这件事意味着元老影响力的衰退，也使得皇室的威望大增。大正时代：大正时代是日本大正天皇在位的时期（1912年—1926年），是短暂而相对稳定的时期，该时代的根本特征是大正民主主义风潮席卷文化的各个领域。大正前期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前所未有的盛世，并于当时欧战结束，民族自决浪潮十分兴盛，民主自由的气息浓厚，后来称之为“大正民主”。历史背景：明治天皇于1912年七月三十日驾崩，皇太子嘉仁亲王践祚，改元大正，是为大正天皇，自此进入大正时代。“大正”一词出自《易经》第十九卦中的：“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大正这一年号过去曾四次被选为候补，于明治改元时被采用。按《大正天皇实录》，同时尚有“天兴”、“兴化”为元号候补，而采“大正”为用。

（四）对内统治：大正天皇嘉仁（1879年8月31日～1926年12月25日）是日本第123代天皇，平成天皇的祖父，昭和天皇的父亲。明治天皇只有他一个儿子能存活下来，母典侍柳原爱子。父亲死去后以皇太子身份继位，以易经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一句改元大正。成人以后娶九条节子（贞明皇后）为皇太子妃，生有四子，即昭和天皇裕仁、秩父宫雍仁亲王、高松宫宣仁亲王、三笠宫崇仁亲王。他在位初期经过明治年代的接受西方的文化与思想（明治维新），国家大致平稳发展，加上时值世界大战期间，使不少甘愿冒险的外国商人前来日本投资，造成新日本的一片繁华景象。令其浪潮影响到当时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遂有林献堂等人发起民族议会请愿运动，争取台湾人民对殖民政治的参政权。有研究日本史的台湾学者给他改个外号，把“大”字加上一点变成“太”字，叫他作“太正天皇”，及称呼他在位的年代为“太正年代”，意指在那时期的日本人的生活“太正点”（太美好）（日语“太”的意思正好就是汉语“大”的意思）。在位后期由于他未能发挥出他父亲的优点，加上关东大地震等天灾人祸接续而来，被世人称为不幸的大正。由于他患有脑病未能理政，1921年由皇太子裕仁亲王（即日后的昭和天皇）摄政，1926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死去，终年四十八岁。思想文化：大正时代是短暂而相对稳定的时期，该时代的根本特征是大正民主主义风潮席卷文化的各个领域。自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垄断资本迅速发展，并成长为亚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逐渐形成一个新的中间阶层即中产阶级。这一阶层在政治上反对当时的军阀官僚专制，要求实现政党政治，实施普选，从而形成大正民主主义运动。在此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大正文化带有鲜明的现代性，即主张确立近代自我，宣扬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成为大正文化的基调。哲学思想：在民主主义的时代风潮下大正时期的哲学社会科学也一展新貌，新康德学派的理想主义哲学独占鳌头，堪称大正哲学的主流，其影响不限于狭义的哲学领域，而波及整个知识界。作为新康德学派之日本版的文化主义、人格主义、教养主义，一时风靡思想界。文化主义在肯定文化价值的同时还强调人的主体性，由之而泛起人格主义思潮，即把人格价值视为伦理价值。

（五）为大正文化推波助澜的岩波书店出版许多新书，并于1915年到1917年推出《哲学丛书》（12卷），宣传理想主义哲学，被称为“岩波文化”。此外史学家津田左右吉对日本古代史的合理主义解释，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对前人尚未涉足的庶民生活的研究，有力地推动大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文学思想：在大正时期如果说政治思想以民本主义为代表，哲学以新康德学派的理想主义为代表的话，那么文学领域则以“白桦”派为代表。以武者小路实笃为首的一批年轻作家于1910年4月创刊文学杂志《白桦》，形成很有影响的文学派别“白桦”派。至1923年停刊的13年间该派高举新理想主义旗帜，展开活跃的文学活动，居大正文坛主流地位。他们不满于日趋衰落的自然主义文学，提倡“通过个人或个性发挥人类意志的作用”，把“尊重自然的意志和人类的意志，探索个人应该怎样生活”作为该派文学的目标。以此思想为指导，他们创作出许多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作品，哺育不少知名作家。白桦派运动还超出文坛，在教育界乃至社会上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此期间戏剧、美术、音乐等各文化领域都展现出异于明治文化的新貌。大正文化清新而繁盛，然而大正时代未及展开便匆匆消逝，短命的大正文化亦随之落下帷幕。政治方面：“桂园时代”到了大正初期终于面临瓦解，首先是西园寺公望被藩阀迫下台，当上最后一个元老。后有桂太郎因大正政变（第一次护宪运动）而下台，未几死去。在大正时代是政党政治活跃的黄金时代，在中期有原敬组平民政党内阁，在后期有政党组护宪三派内阁，这也算是与大正天皇病重、任皇太子裕仁亲王为摄政有关。因为明治时代开始元老可以提名总理大臣，而大正天皇病重，裕仁未成熟，尊重元老之下，元老提名总理几乎必中。在大正时期的政党政治引起的民主运动与思潮，却变出“大正德谟拉西（民主）”这名词。要一提的是长州派藩阀势力渐渐没落，山县的专横，在皇太子裕仁亲王娶了与萨摩派势力有关的久弥宫良子女王（即宫中某重大事件）以后就衰落了。大正时代还有一件事影响政局深远的是居然有人敢刺杀总理大臣，原敬就是史家所说第一个平民首相，但他也是第一个被刺杀的现任总理大臣。而且在以后的虎之门事件更有人敢刺杀摄政裕仁亲王，令激进派想到以更激烈的手段去达到目的。与明治时代取得的历史性进一步相比，大正天皇被称为“不幸的大正”。大正天皇在位15年，政绩还不如明治，而且他一生为脑病所困，最后被迫让权疗养，由裕仁亲王摄政。

日本元老

（一）日本元老是一种非官方的称呼，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处于半隐退状态的资深政治家，是政府的最高首脑。大日本帝国宪法没有关于元老的明文规定，是超宪法的存在。元老共有伊藤博文、黑田清隆、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井上馨、西乡从道、大山岩、桂太郎、西园寺公望九人，除西园寺公望出身公家外其余均来自萨摩或长州地区，是通过参与明治维新而兴起的藩阀势力的代表。1889年11月1日伊藤和黑田被赐予“元勋优遇”特权，并奉诏“匡辅大政”，标志着元老政治的开端。1940年12月24日最后一位元老西园寺公望辞世，标志着元老政治退出日本政治舞台。应该说元老政治是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独特政治现象，其中元老的作用与评价也与日本近代史一样功过并存、毁誉参半。元老制度：近代日本政界的所谓“元老”是一个颇为独特的政治概念，它是特指接受明治、大正天皇诏敕、享有“元勋优遇”待遇并负有“匡辅大政”之责的9位政界耆宿，即黑田清隆、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井上馨、西乡从道、大山岩、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9人。根据1889年颁布的明治宪法，元老与枢密院、内大臣、军部、内阁同属天皇的辅弼机关，但这部宪法中对元老的权限和职能却没有任何明文规定，这样元老就成为一种没有法律依据的、超宪法的存在。元老辅弼天皇，对重要事务的决策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第一代元老全部都是明治维新以来占据国家权力中枢的萨摩和长州藩阀中的的实权者，他们先是作为元勋（维新元勋）交替执掌政权。明治中期以后从政治第一线退下来，作为元老参与政治，力求继续维持他们所建立的政治体制。从明治末期至大正初年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也接受敕语跻身元老之列，在后续首相、枢密院议长、内大臣等重大人事问题上全由元老决定。元老尽管是超宪法而存在的，但在朝政中拥有绝对强大的势力。他们表面上标榜的是不偏不党的超然主义，实质上是垄断寡头的藩阀政治。在明治维新的众多元勋功臣中仅有上述九人成为元老，形成明治、大正、昭和三代的政治中枢。根据以上关于元老的定义，元老必须具备的条件，可以归纳为四点：维新元勋、接受诏敕、首相资格和萨长藩阀。每个元老级政治家至少要具备以上四个条件中的三个（多数元老具备全部四个条件）。政党内阁：政党内阁是指一些国家由选举中获胜的政党组成的内阁，起源于英国，加拿大、意大利、联邦德国、日本等国也实行这种制度。由首相及其他内阁成员组成，有的由一党组成，首脑由该党领袖出任；有的有几个政党联合组成，首脑由几个政党协商确定人选。通常要对议会负责，当议会通过不信任案时得集体辞职或提请国家元首解散议会。

（二）在1924年五月的议会选举中三派获得大胜，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组成“护宪三派联合政府”，或称“护宪三派内阁”。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依靠政党自己的力量取得的政权，被称为“政党内阁”。三派内阁分裂后，1925年8月加藤高明组成宪政会内阁，一直到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为止日本政府一直由议会中的大多数党组阁，史称“政党内阁时期”。超然主义：超然主义由伊藤博文在明治宪法公布的第二天提出：“君主位于臣民之上、政党之外，既不倾向于某一政党，也不排斥其他政党，不偏不袒。政府有向天皇推荐总理之责任，辅佐天皇履行职责之功能，但政府决不轻易被政党所左右。”这样“超然主义”的主张虽然冠冕堂皇，但其本质是显而易见的，其政策的本质是要排斥政党于政权体系之外，不让其对政府和君主官僚统治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定义：日本明治政府对政党实行的压制政策。政策演变：从1890年议会开设到甲午战争，从政府方面讲政府一直对政党实行“超然主义”。经过甲午战争之后政府对政党则不再执行这一政策，因为资本家力量扩展的基础上，政党的力量也日益强大，因而政府不仅要与政党妥协，而且还要政党的"提携&#​34;。同时从政党方面来说要扩大党的势力范围，扩大支持政党的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政党也必须与政府妥协合作。1896年伊藤博文不得不在内阁改造中与自由党相互提携，并让自由党党首坂垣退助出任其内阁的内务大臣，这标志着政党开始从议会走进政府。超然主义的出处：明治宪法即大日本帝国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是日本基于近代立宪主义而制定的首部宪法，公布于1889年2月11日，并于1890年11月29日施行。很多情况下该部宪法也被称作《明治宪法》或《帝国宪法》，与现行有效的《日本国宪法》相对应，也经常被称作“旧宪法”。这部宪法通过天皇向黑田清隆首相亲手递交的方式发布，即所谓“钦定宪法”。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部宪法的名称中带有“大日本帝国”的文字，但当时并不是日本正式的国号，一直到1936年日本的国号才正式统一称为“大日本帝国”。元老地位：元老的地位在法律上并无明文规定，而是通过天皇的敕命和敕语获得，但元老负责答复主权所属之天皇的咨政，并在内阁更迭之际讨论后继内阁总理大臣的人选并向天皇奏荐，也参与开战、媾和和缔结同盟等国家最高决策过程。1885年—1934年间日本首相基本上由元老们轮流担任或推荐他们中意的人组阁，自大正时代兴起的”大正民主运动“开始由于民主政治抬头、传统的藩阀体制被打破，特别是两次护宪运动、宫中某重大事件，元老操纵政局受到舆论的批评，其影响有所减退。进入昭和时代仅剩下西园寺公望一人，1940年在其逝世后元老这一特定称呼也就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以内大臣为首的“重臣会议”。

（三）元老根据皇室仪制令（1926年皇室令第7号）第29条的规定：“宫中席次为第一阶第四（位在枢密院议长之次），定义为被赋予‘元勋优遇’之礼遇的大臣。”同时元老们都是大勋位的获得者，大勋位的宫中席次为第一阶第一，因此元老的实际班次位在首相的宫中席次（第一阶第二）之上。法理依据：“元勋优遇”诏敕是元老作为超宪法而存在的法理依据，明治天皇曾给伊藤博文、黑田清隆、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井上馨等人颁赐过“元勋优遇”的诏敕。第一道诏敕是1889年11月1日是颁发给黑田清隆和伊藤博文的，其内容为：“朕特待枢密顾问官陆军中将从二位勋一等伯爵黑田清隆以大臣之礼遇。”后来赐予山县有朋等人的“元勋优遇”之诏也为同一内容。“元勋优遇”之诏是充分体现受颁者恩宠地位的诏敕，大都是在首相辞任后当日或数日颁赐。“元勋优遇”之诏不只是体现受赐者的恩宠地位，最重要的是受赐者“经最高统治者认可的不在其位也谋其政”的特权政治地位。例如在颁赐伊藤博文“元勋优遇”诏敕的数日前明治天皇给伊藤下过一道圣谕：“纵令辞职也勿离宫阙，重大事件发生时当答朕咨询，国家有事之日亦当复出以分朕忧。”这道圣谕反映“元勋优遇”的本质，与“元勋优遇”之诏具有同样效用的还有“匡辅大政”之诏。明治天皇崩御后，1912年8月13日刚刚践祚的大正天皇向先皇的主要辅臣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井上馨、桂太郎及大山岩下敕说：“卿多年事奉先皇，亲承圣旨，今当朕昭先皇之遗业，复多须卿之匡辅。”12月5日大正天皇又赐予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卿当匡辅朕之大业”的诏敕。历史作用：元老在近代日本政治中的地位如此显赫，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其作用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三点：①制定明治宪法，确立近代日本天皇制；②推荐后续首相，保持政府的稳定性和政策的连续性；③扶持日本军事势力，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始作俑者。天皇制：天皇制是日本的政治制度，天皇是日本皇帝的称号，以天皇为首组成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统治机构，统治国家。天皇是日本名义上最高统治者，也是全国的表率与象征。不同于一般日本人，天皇与其家族不具有姓氏与公民权等“凡人”的表征，却是全国重要政务的批准者。虽然自昭和天皇以降天皇已宣布放弃其被赋予的“神性”，但多数日本人仍认为天皇代表“国家”、“父母”，换句话说天皇的意义与日本几乎可说是完全等同。日本1889年宪法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总揽统治权。”确立二元制君主立宪制政体，这种保留封建残余并带有现代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制度，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根源。

（四）二战后美国人民要求废除近代天皇制，但美国政府决定保留没有实际政治权力的天皇制。1946年11月日本国会通过由美国占领当局起草的新宪法，保留天皇制，但天皇仅仅是“日本国家的象征”。采取西方资产阶级性质的“三权分立”原则，实行议会内阁制，日本成为议会制君主立宪制国家。日本从古代起即没有改换朝代，始终为皇室一系（号称“万世一系”）。但古代的天皇的事迹有来自传说、神话之虞，从崇神天皇开始考古学才能确认其实际存在，自应神天皇开始历史之可信度才大为提高。自第一代神武天皇起直至第三十三代推古天皇，这33位天皇在日本《古事记》中出现过。但自神武至第十四代仲哀，这14位天皇在历史中无法确认，应该是《古事记》及《日本书纪》 为了完成从神代到人代的过渡而虚构出来的人物，而在仲哀天皇与应神天皇中间填充长达70年历史的神功皇后也不能说是实际的存在，因此有着比较真实的存在依据的第十五代应神天皇应该是号称“万世一系”的日本天皇的真正祖先。此外第一个应用“天皇”这一称号的应该是在推古朝摄政的圣德太子，他在遣小野妹子给隋炀帝的国书中写道“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曾引起过隋炀帝的怒火，之前的日本统治者都以“王”或“大王”作为称呼。中国《宋书·蛮夷传》里所记载的“倭五王时代”中的“倭赞、珍、济、兴、武五王”，即是指自仁德天皇起至雄略天皇止，除履中天皇外的五位日本统治者。孝德天皇统治的大化年间以中大兄皇子（即后来的天智天皇）、中臣镰足等人为首的改革派发动日本历史上从奴隶制到封建制过渡的大化革新，并经过天武、持统跟文武三代，将大化革新未尽的事业加以完成。之后日本进入封建社会，日本天皇制也进入在历史上为期不长的一段鼎盛时期。这一鼎盛时期贯穿奈良时代，一直到平安时代中期。奈良时代（710～794年）可以说是女帝称雄的时代，这一时期先后经历元明、元正、圣武、孝谦、淳仁、称德、光仁、桓武八代天皇，其中元明、元正跟孝谦（重登基后改称称德）三位均为女皇，在位统治近30年。此外圣武天皇在位的25年，完全由光明皇后在幕后操纵。而淳仁天皇在位的六年则由已宣布退位的孝谦女皇掌握实权，因此这一时代真正由男性掌握权力的只有14年，为光仁天皇跟桓武天皇。794年桓武天皇将都城由平城京（即奈良）迁往平安京（即京都），平安时代开始。迁都的那一夜火树银花，一派祥和的景象，似乎预示着新都平安京能够“万年平安”。可是自70年后的平安时代中期开始皇室颓废，实权外落到藤原氏手中，号称“万世一系”的天皇家族从此走上衰败的道路，被旁人所操纵。

（五）自藤原氏政权起经历平氏政权、镰仓幕府、室町幕府、丰臣政权、江户幕府，天皇无权这一凄惨的状况一直持续一千年左右，直到19世纪江户幕府灭亡后政权才被奉还于天皇。历史沿革：关于“元老”的由来，史学界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是明治维新中立下显赫功绩的人物被称为“元勋”，他们在明治时代长期处于政治主导地位，这一群体在不同时期称谓不断简略（明治之元勋—元勋—元老）。也有人认为这是“元勋诸老”的简称，此外明治初期的最高咨询顾问机关是麝香间祗候和锦鸡间祗候。总裁、议定、参与三职制废止后最初接受“元勋优遇”之诏敕的政治家是伊藤博文和黑田清隆，当1889年伊藤博文辞去枢密院议长时明治天皇即颁布诏书授命，但为平衡萨长藩阀势力，避免萨摩派的反弹，黑田清隆也被指名。在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元勋”，他们的聚会被称为“元勋会议”，渐渐地元勋和元老这样的名词开始混用。自第一次桂内阁开始元勋、元老不再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元老的称谓取代元勋成为通例。随着岁月推移，元老们相继离世。松方正义死后西园寺公望成为唯一的元老，“元老”成为西园寺的代名词。当时日本政界曾出现元老再产生运动，在松方正义生前就考虑补充新的元老，山本权兵卫、清浦奎吾等人成为强有力的元老候补，但都被“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望否决。此外随着重臣会议的设立，最终没有进行元老补缺。1940年元老制度随着西园寺公望的去世而消亡，应当指出的是在昭和天皇践祚之际闲院宫载仁亲王接受与西园寺公望的“元勋优遇”之诏相类似的“匡辅弼成”诏敕（同时奉诏的还有西园寺和首相若槻礼次郎），基于皇族和现役军人的双重身份，他从不参与政局，因此闲院宫从来没有被视作元老（但他被授予的元帅和议定官是天皇的咨询顾问机构的组成部分，1945年去世）。此后作为天皇的最高咨询顾问机构，议定官、枢密顾问官、宫中顾问官的制度存续到太平洋战争结束。影子元老：除了传统认知的明治九元老外还有一位鲜为人知，那就是山田显义。在第一次山县内阁总辞职后山田显义以与元老相当的元勋身份参与后继内阁总理大臣的推奏，历史学家佐佐木隆认为山田显义过早离世（1892年病逝，年49岁）而没有在程序上获得元老的正式任命。佐佐木隆指出：“除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是在大正天皇即位后受命外前面的7人加上山田共8位都是确立帝国宪法体制的‘萨长元勋’。”元老世代：伊山时代：尽管元老的法律地位虚弱，但在左右天皇意志方面的作用却远远超过枢密院、军部甚至内大臣。特别是明治中期以后元老一直是日本政权中最重要的政治势力，从1885年到1901年10届日本内阁中有9届由元老亲自出马组阁，或组成以元老为强大后盾的“元勋内阁”。

（六）西乡从道和大山岩等人的政治野心不大，这期间元老政治的核心是萨长藩阀的总后台——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因此也被称为“伊山时代”。1901年以后元老的职能虽然被枢密院和军部分割去一部分，但由于他们仍有推荐首相人选的特权，所以依然是左右天皇决策的政治中枢，并在幕后操纵政局。桂园时代：第二代元老桂太郎（藩阀势力的代表）和西园寺公望（政党势力的代表）分别受到山县有朋和伊藤博文的支持，轮流登台组阁，因此又被称为“桂园时代”（1901~1913年）。山县有朋虽然隐退幕后但一直保持着对枢密院和他亲手缔造和扶植起来的军部的控制，以此作为抵御政党政治的屏障，伊藤博文和西园寺公望则控制日本贵族院和众议院。在1901年至1913年的十二年间桂和西园寺两人彼此相互提携交替执政：1901年6月2日—1906年1月7日为第一次桂内阁；1906年1月7日—1908年7月14日为第一次西园寺内阁；1908年7月14日—1911年8月30日为第二次桂内阁；1911年8月30日—1912年12月21日为第二次西园寺内阁；1912年12月21日—1913年2月20日为第三次桂内阁。这种政治乱象反映以山县、桂为代表的军阀与以伊藤、西园寺为首的文官派之间既彼此妥协又相互争斗。元老-重臣时代：随着元老们相继去世，到1922年山县有朋死时元老只剩下松方正义和西园寺公望。1924年松方也病死，只剩下西园寺独自支撑局面，这段时期也是元老政治走向衰落和消亡时期。与明治和大正时期相反的是这时的元老不再是枢密院、贵族院、军部等统治阶层中最保守、顽固、反动势力的后台，而是对外遏制军部势力，推行亲英美的和平主义和国际协调主义，对内避免法西斯主义和国粹主义统治日本，力图使日本按“旧自由主义路线”发展，因而成了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政治力量。但随着军部势力恶性膨胀以及西园寺本人年龄越来越大，最后连仅存的推荐首相人选的特权也被以内大臣为首的重臣集团攫取。1932年8月开始研究修改首相提名机制，1933年2月28日最初机制是内大臣奉旨下问，元老对内大臣的下问作出奉答，根据元老的决断，由内大臣、枢密院议长以及历届前任首相等重臣参与讨论确定人选。1934年西园寺公望以年事已高为由辞去推荐首相人选的职责，改为由内大臣与西园寺协商后向天皇内奏推荐首相的方式，并由此设立“重臣会议”。昭和元老计划：1940年西园寺公望死后裕仁天皇还有过再设元老的想法，裕仁属意的人选包括冈田启介（海军大将、前首相）、米内光政（海军大将、前首相）、木户幸一（侯爵、内大臣）、牧野伸显（伯爵、前内大臣）、阿部信行（陆军大将、前首相）5位重臣。但二战日本战败投降，“昭和元老计划”还未及出炉就与元老制度一起寿终正寝。

重臣会议

（一）重臣会议是指日本昭和时代在二战前和战争期间针对后继内阁总理大臣的人选的选定和关于国家最重要的问题提出意见所举行的会议，是答复天皇咨问的形式，必须由内大臣负责召集和主持。构成人员包括被称为“重臣”的首相经验者、枢密院议长以及作为会议主导者的内大臣，它形成于“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望晚年的最后岁月，作为元老制度的替代机制存在，于战后的1945年11月随着内大臣府被废止而取消。重臣会议主要为天皇服务，对天皇和日本政坛影响力很大，特别是在挑选首相时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东条英机下台后的首相人选选拔），甚至连当时嚣张的军部势力也要让他们三分，二战结束后重臣会议撤销。历史沿革：经过明治时代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人选一直由日本元老选定，至大正时代末期元老仅剩下西园寺公望一人健在，虽然拟议由山本权兵卫作为候补对元老进行补充，但内大臣牧野伸显建议考虑到将来，西园寺作古后废止元老制度，按照“宪政之常道”的意图实行首相继任制度（即议会内阁制，由议会第一大党的党首任内阁总理大臣组阁），因此不同意再增补元老。但1932年“五·一五事件”后政党内阁体制崩溃、军部势力抬头以及自身老迈，西园寺公望单独择定首相后继人选已力不从心。因此在1933年以协助西园寺为目的设计重臣制度，由总理大臣经验者、枢密院议长和西园寺元老一起开会讨论决定继任者人选，这是重臣会议机制的开始（“五·一五事件”后在后继首相的奏荐方面虽然元老也听取历届首相的意见，但那并没被确定为一个正式的程序）。然而在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冈田内阁总辞职时未正式召开重臣会议，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阿部内阁成立时，在此期间是由内大臣与元老协商后奏荐的方式。米内内阁成立之际内大臣听取一部分重臣的意见，米内内阁总辞职后才再次召开重臣会议。1940年11月元老西园寺公望逝世后内大臣负责召集重臣会议，重臣们针对首相后继人选的选定等重大国策的咨问的形式发生改变，这一机制一直运行到1945年4月小矶国昭内阁总辞职时。到了同年8月19日铃木贯太郎内阁总辞职之际、10月9日东久迩宫内阁总辞职之际日本处于战败投降的混乱期，在召集决定首相继任者的重臣会议时只有木户幸一内大臣和平沼骐一郎枢密院议长两人代为出席。然而随着1945年11月24日内大臣府被驻日盟军最高总部下令废止，失去主导中心的重臣会议也自然消亡，那之后当币原内阁在1946年5月总辞职之际首相币原喜重郎本人采取以前任选定后任的奏荐方式。最初运行：1932年“五·一五事件”期间首相犬养毅被海军青年将校刺杀，在后继首相的选定上出现困难。按照传统惯例，在内阁下台之际天皇会向元老西园寺公望下达推荐首相继任者的诏命，西园寺针对继任首相的人选作出奉答。

（二）此时西园寺公爵自兴津（西园寺别庄·坐渔庄所在地）上京，内大臣牧野伸显参与助言，两人听取前首相山本权兵卫、若槻礼次郎、清浦奎吾、高桥是清、陆海军长老东乡平八郎海军元帅和上原勇作陆军元帅、枢密院议长仓富勇三郎的意见。当时针对由谁来继任首相的问题产生几种意见，执政党立宪政友会在总裁（犬养毅）被暗杀后立即选举铃木喜三郎为新的总裁，以表明其担负政权的姿态。昭和天皇通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传旨西园寺，告知关于对后继内阁的希望，其趣旨是：无论是协力内阁，还是单独内阁，下任首相应“具备出众的人格”、“绝对不能是接近法西斯主义者”、“外交以国际和平为基础，努力使对外关系圆满顺畅”等。陆军内部推举法西斯教父平沼骐一郎的呼声很强烈，右翼政客森恪（政友会干事长、内阁书记官长）与之遥相呼应，此外陆军中的“革新派”则要求推举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大将出马组建“军人内阁”。陆军在任何时候都坚决反对再成立政党内阁，最终西园寺放弃成立政党内阁的打算，转而奏荐温和、稳健的退役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相，以减弱军部的反弹。随后斋藤向民政、政友两党发出入阁邀请，组建起“举国一致内阁”。西园寺的这一临时的权宜之计，寄望能够在事态平息后，逐渐转回宪政之常道的轨道，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八年，政党内阁还是崩溃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得以恢复。重臣制度：重臣概念：在重臣会议制度建立之初重臣的概念范围包括“内阁总理大臣被赐予‘前官礼遇’者以及枢密院议长”，1940年被修改为“首相经验者以及枢密院议长”。因为“前官礼遇”要求任职必须超过一定期限，当时出身陆军的前首相林铣十郎、阿部信行并不符合重臣所需的资格条件，基于陆军的利益考量才进行修改（当时的制度规定首相、国务大臣等要职需在任一定年数期限，被赐予“前官礼遇”，才能成为重臣）。“重臣”是指被赐予“前官礼遇”的亲任官，亲任官是《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的官员的最高等级，是明治宪法下官僚制度的最高位置，由天皇亲自下诏委任。亲任官分文武两职，文职包括：内阁总理大臣、对满洲事务局总裁、枢密院议长、枢密院副议长、枢密顾问官、内大臣、宫内大臣、国务大臣、特命全权大使、大审院长、检事总长、会计检查院长、行政裁判所长官、朝鲜总督、朝鲜总督府政务总监、台湾总督、神宫祭主、企画院总裁、东京都长官、地方总监等等。武职包括：陆军大将、海军大将。被赐予“前官礼遇”而成为“重臣”者的范围限于亲任官中的内阁总理大臣、枢密院议长、国务大臣、内大臣、宫内大臣等。在职超过一定年数或次数，退官时接受天皇特降的敕旨，赐予“前官礼遇”，享受在职时期的待遇，并保留有“宫中席次”。

（三）《内阁総理大臣、枢密院议长又は国务大臣たる前官礼遇付与奏请内规》（昭和14年9月6日裁可）对此作了严格的规定，一般来说内阁总理大臣、枢密院议长、国务大臣、内大臣、宫内大臣在职4年以上或者任职2次以上才能被赐予“前官礼遇”。内阁总理大臣、枢密院议长被赐予“前官礼遇”者的宫中席次为第一阶第七，国务大臣、宫内大臣、内大臣被赐予“前官礼遇”者的宫中席次为第一阶第八，需要指出的是在任的内阁总理大臣、枢密院议长、元帅、国务大臣、宫内大臣、内大臣、侍从长等则属于当然的重臣。重臣作用：重臣会议成员在正式会议之外也往往被认为具有一定的政治同一性的组织，1929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满洲某重大事件”（皇姑屯事件）的善后处理上因失去昭和天皇信任，遭到天皇叱责而被迫辞职，右翼势力中掀起“重臣们欺瞒、诓骗天皇的阴谋”的论调。在天皇本人的《昭和天皇独白录》中有“久原房之助等人的言论中出现重臣“集团”，内阁的倒台系重臣们策划宫中阴谋诱导所致云云”的记述，之后国家主义者攻击重臣们为“君侧奸臣”的论调广为传播。在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和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中首相、大臣、元老·重臣成为右翼暗杀的对象，“二·二六事件”后接任内大臣的汤浅仓平在宫中协助老迈的元老西园寺公望，对抗陆军的武断专横。1937年宇垣一成接受组阁大命，由于陆军大臣受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所限制而难产，辞去组阁委任之际宇垣拒绝“出示圣旨以命令陆军推出陆相”提议。之后修改后继内阁奏荐的程序，内大臣成为后继首班奏荐的第一责任者，对于第1次近卫内阁、平沼内阁、阿部内阁的建立发挥主导作用。在1940年推动建立与英美协调的米内内阁后汤浅仓平因病辞职，木户幸一接任内大臣。此后的形势发生变化，米内内阁因陆军大臣畑俊六单方面辞职、陆军拒绝推荐继任者而总辞职，取而代之的第2次近卫内阁实行日德意三国同盟和反英美的路线，半年后西园寺公望、汤浅仓平相继去世。太平洋战争后期由于越来越不满首相东条英机的指导体制，以冈田启介为中心的重臣展开倒阁运动，并迫使东条英机辞职下台，冈田等人还在重臣制度消亡的战后为使昭和天皇裕仁免受东京审判的追责而积极展开活动。此外天皇和首相也听取甚至实行重臣的意见，近卫文麿奏上的那篇著名的《近卫上奏文》的奏折就是这样出笼的。首相在退任时参加重臣会议并不是只有1934年斋藤实这一例，米内光政在陆军的倒阁运动的情况下东条英机在重臣们的倒阁运动的情况下最终内阁总辞职，一直都有出席选择继任者的重臣会议。但近卫文麿在第三次内阁总辞职后却以患病为由缺席会议，而其他重臣尤其是91岁高龄的清浦奎吾拖着病体与会，近卫的告病理由在当时受到舆论的尖锐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