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宏图

第二节  倡导新说，注重改本

南戏出于宋而兴于元，故人们往往以「宋元戏文」或「宋元南戏」称之；至明代衍变为传奇，延续至清代，被称作「明清传奇」，于是「宋元南戏」与「明清传奇」被截然分开，成了中国戏曲的两个不同阶段。这样划分虽然很干脆，却不甚切合实际，给人的错觉是：南戏的下限是元代，自明代开始就没有南戏了。正如徐朔方先生在〈晚明曲家年谱自序〉所说：「通常所称宋元南戏，实际上并不限于宋元，在整个明代并未衰歇，创作和流传都以同样的规模在继续。只是由于文人传奇的兴起，它失去了昔日的垄断地位而使人误以为它已经衰落。」 众所周知，明传奇至嘉、隆之交才真正产生，一般以梁辰鱼创作于明嘉靖末期的《浣纱记》被魏良辅改革后的昆山腔搬上舞台作为明传奇形成的标志，此前至元末凡200年左右，依然是南戏的天下，其盛况未必亚于宋、元，这从《南词叙录》收「宋元旧篇」仅65种，而收「本朝」者(仅明初)达48种之多即可得知，更何况未被收入《南词叙录》的明初南戏尚有不少。只是对这一时期南戏的称呼有所变化，除「戏文」、「南戏」、「南曲」、「南词」外，尚有「南剧」、「南声」、「旧传奇」等称呼。此外，钱南扬《戏文概论》辑录明初戏文60种；刘念兹《南戏新证》辑录明南戏剧目135种；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辑录明初南戏存目125种；胡雪冈《温州南戏考述》辑录明初南戏剧目117种。可见，明初200年间是「宋元南戏」到「明清传奇」的过渡时期，仍然是南戏发展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近世学者觉察到这一点，因而对明初客观存在的南戏状况开始引起注意，并提出诸如「明代南戏」、「明初南戏」、「明改本」、「明人改本」等名目，对这一阶段的南戏作了种种概括性的论述。

一、关于「明代南戏」与「明初南戏」

早在民国初年，王国维就注意到明人创作或改编南戏的事实。他先据《录鬼簿》所载施惠事迹未见施作《拜月亭》之事实，且以《录鬼簿》不言其作南戏，而存疑其作有此剧。后据《拜月亭》第五出白中有「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句为明太祖微行时为阉豖家所题春联之语，即断此剧非元施惠撰，当为明初人之作，为后人探讨明人改本《拜月亭》打下基础。如赵景深在《王瑞兰拜月亭》一文中就断言：「普通我们只知道《拜月亭》是元末的剧作，其作者有说是施惠的，却不甚可信。但是就现在通行的六十种曲本的内容说，它是明代南戏的改动本，和早期的《拜月亭》有出入是无疑的事。」 接着，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史》第二篇「南戏复兴期」第二节讨论《拜月亭》时，针对王国维等人或以为元施惠作，或以为出自「明人手笔」，提出折衷的意见说：「余固不能信以此曲为施惠所作之说，亦不敢遽以之断为明初人之作。徐渭之《南词叙录》以之列入『宋元旧篇』之部，苟以其他文献考之，可知徐氏所著者必非武断。则视此曲亦为元末叶无名氏所撰后经明人所删改者，似为适当。」此处，青木氏已明确提出「明人删改「戏文这一概述。第三节「其他之元末明初之南戏」，则针对王国维断《荆钗记》为明初宁献王朱权作，否定说：「王氏之说，亦为想像之说，固未曾见明题『丹邱先生撰』之旧本也。按徐渭《南词叙录》著录《王十朋荆钗记》两本：一本为宋元间无名氏之旧篇；一为明李景云撰。意者徐氏之时，古本犹存，或别有所见而录者，似此说可据。据《南词叙录》，李景云又有《崔莺莺西厢记》之作，并列之于本朝之首，明初人也。」 此处亦是说《荆钗记》除宋元「古本」外尚有「明初改本」之意。

二、关于「明改本「

吴梅《顾曲麈言》第四章《谈曲》对《杀狗记》的作者曾提出怀疑说：「《杀狗》鄙陋庸劣，直无一语足取，有才者不宜如是也。仲由之言曰：『吾诗文未足品藻，惟传奇词曲，不多让古人。』自负如此，更不该随意涂抹。余曾读其小令曲【满庭芳】……语语俊雅，虽东篱、小山，亦不多逊，不知所作传奇，何以丑劣乃尔。或者《杀狗》久已失传，后人伪托仲由之作，羼入歌舞场中耳？不然，不应与小令如出两人之手，且有天渊之别也。」 此处显然是怀疑存本《杀狗记》非原本，而是明人改本。孙崇涛先生在《宋元南戏简述》中也说过相似的话，他说：「从现存唯一传世的明末汲古阁定本《杀狗记》来看……，艺术上也较粗劣。此本与后来发现的西班牙皇家图书馆藏《风月(全家)锦囊》所收《杀狗记》戏文摘汇本出入很多，说明《杀狗记》的原始面目或许不是如此，否则被认为南戏『四大家』之一，就不大好理解。」

正式提出「明改本」戏文的是钱南扬。他在《戏文概论》剧本第二章〈存佚概况〉中，曾将流传的238本戏文分为两类：一类为「保持着戏文原来面目的」，另一类为「经明人修改的」。前一类凡五本，即《张协状元》、《错立身》、《小孙屠》、《白兔记》、《琵琶记》；后一类凡十四种，有《荆钗记》、《拜月亭》、《杀狗记》、《赵氏孤儿》、《东窗记》、《破窑记》、《苏秦》、《黄孝子》、《三元记》、《牧羊记》、《寻亲记》、《燕脂记》等。这里暂且不讨论钱先生这种分法是否合理，如前一类的《琵琶记》与《白兔记》恐应划归后一类等，而他对这些明改本的评价还是公允的，他说：「明改本虽已失去了本来面目，然多少总还保存着一些宋元戏文的成份，况且更有《九宫正始》据元天历间刻本《十三调》、《九宫》二谱，征引了不少宋元戏文的曲文，把它和改本对照着看，也可以窥测原本面目的一斑。所以也有它们一定的价值。」 我们今天研究宋元戏文所依靠的主要还是明改本就说明了这一点。只是钱先生在划分「元本」与「明改本」的界限时出现过疏漏，如他在《元本琵琶记校注》「前言」中，将清初陆贻典本《琵琶记》称为「元本」，而将其他版本均称为「明改本」就不甚妥，因为陆贻典本的标题虽为《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但在上卷末却如实标明「苏州阊门中内街路书铺依旧本命工重刊印行」，可见不仅是「重刊」，且所据是「旧本」，并非「元本」。卷末又交代说：「按元本文三桥识云：嘉靖戊申七月四日重装，而郡本亦云嘉靖戊申岁刊。」可知陆贻典本所据抄录的版本最早不过是明嘉靖年间的重刻本，当是「明改本」之一。钱先生不顾这些题识而将自己的校注本题为《元本琵琶记校注》就未免欠妥了。

三、关于「明人改本「戏文

最早提出「明人改本」戏文的是叶德均。他的《戏曲小说丛考》上卷《曲品考》，在考证宋元戏文《拜月》、《孤儿》、《教子》三种剧名与作者时，曾提出过「明人改本」戏文这个概念。他说：

《古人传奇总目》所著录之作品，其剧名、作者往往和《曲品》不同。如《曲品》「旧传奇「部的《拜月》、《孤儿》、《教子》三种，《古人传奇总目》则为《幽闺》、《八义》、《寻亲》。按这三种宋元南戏的全称应为：《蒋世隆拜月亭》、《赵氏孤儿记》、《周羽教子寻亲记》，吕氏虽用简称，但还本原名；至《总目》则用明人改本的剧名，非但与《曲品》不合，而且可证其时代较《曲品》为后。

文中明确指出，《幽闺记》、《八义记》、《寻亲记》是分别据宋元戏文《拜月亭》、《孤儿记》、《教子记》改编的「明人改本」戏文。接着，在考证《曲海目》误将一剧分为两本时，再度提到「明人改本」戏文《八义记》与《孤儿记》，并有「元南戏与明人改本的不同」云云。他说：

        《曲海目》误将一剧分为两本。如《曲品》所载《孤儿》、《教子》二记，《古人传奇总目》改作《八义》、《寻亲》，实则是一剧的异名，而《曲海目》的编者不知名异实同，竟分为二剧著录，既有徐叔回《八义记》，又有无名氏《孤儿记》；前有《教子记》，后又有《寻亲记》。这两种虽有元南戏与明人改本的不同，但这在《曲海目》编纂时是不易知道的；它所以重复地收入，乃是因参合《曲品》、《古人传奇总目》二者所致。

同卷《祁氏曲品剧品补校》「能品」还进一步强调有许多宋元南戏是经过明人改编的，有的还经过多次改编。前者如《牧羊》，其按曰：「宋元南戏有《苏武牧羊记》，《南词叙录》首著录。似本原有南戏改订者……盖此记亦如其他南戏，均屡经改编、修订者。吕氏、祁氏两《曲品》均属明无名氏作，其言是也。」 后者如《精忠记》，其按曰：「《精忠记》演岳飞事。宋元南戏已有《秦太师东窗事犯》……此原本也。《叙录》‘本朝’部又别有《岳飞东窗事犯》，明用［周］礼重编，此明人改编之第一本。至《精忠记》则为明人改编之第二本……《舶载书目》又有青霞之《新编神全菂雷岳电报仇武穆阴报东窗记》上下二卷，似为明人改编之第三本。」 赵景深既称「明初南戏」，亦称明人「改本」戏文，他在《九宫正始与明初南戏》一文中说：「明初南戏，现在有传本的不多，但徐渭的《南词叙录》中却著录了四十八种剧目……翻检《九宫正始》的结果，使我并不失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南词叙录》中所著录的明初南戏，竟被我找到了如下数种，那就是：《邹知县》、《绣鞋记》和《龙泉记》。」 接着逐一录出这三种残文。此外还摘录不见他书著录的明初戏文《浙江亭》、《蝴蝶梦》、《托妻寄子》、《周子隆》、《张员外》、《磨刀谏父》、《苏僩僩》、《织锦回文》、《金华娘子》、《绨袍记》、《减灶记》、《升鸾记》、《四节记》、《紫香记》、《烈母不认尸》、《张金花》等，凡16种。另作有〈元明南戏的新资料〉一文，并于〈崔君瑞江天暮雪〉条按曰：「此戏《南词叙录》列于『宋元旧篇』中，《九宫正始》却以为是『明传奇』。今有残曲多支，看曲文古朴情形，至迟亦当为明初人创作或改作。改作《江雪舟记》不知是何时，改动情形若何，也无从参见；惟明末清初尚盛行《江天雪》之『走雪』当是改本的演出内容了。」 这里亦把明初人创作或改作的南戏称之为「改本」戏文。近年，孙崇涛在总结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发表《明人改本戏文通论》，把这一时期的戏文作品，通称为「明人改本戏文」，比较合理地解决了上述存在的种种问题。全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精辟的论述：首先是「导论」。指出从明初到嘉、隆之交的二百年间，真实地存在着「性质既不同于宋元南戏又别于明清传奇的这一大段的中国南剧历史」，「在宋元南戏与明清传奇之间，还有一个相当重要、无法回避的中间环节」，即「明人改本戏文」阶段。其次是「正名」。文章在列举以「明初南戏」、「明代戏文」、「明传奇」涵称明初二百年间的南戏都不甚严密、容易混淆及操作麻烦等种种缺陷之后，指出只要采用「明人改本戏文」一名，就可以防止这些弊端，使之更加切合实际，因为冠以「明人」，可「限定其产生和存在的年代」；统称「改本」，可「区别宋元之正宗戏文与性质更多属于独制的明传奇，勿使三者相混相窜」；仍称「戏文」，可「以明性质属类和服从约定俗成的称呼」。第三是「类别」。指出仅就作品而言，可分为两大类：一为前代戏文旧本改编，二为明人新制之剧。前类指「宋元旧篇」经明人重制而供演、窜改而付印者，从存本看，这类作品的数量明显多于后类，称「凡今所见所谓『宋元戏文』，严格衡量，十之八九，属『明人改本戏文』」。后类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明人按当时的南戏体制纳以新题材之作，如《还带记》、《西瓜记》等；二是采用宋元旧篇题材的新编戏文，如李景云重编的《西厢记》及周礼重编的《岳飞东窗事犯》等。同时指出，区分「明人改本戏文」种类的基础是版本鉴别。第四是「存目」。据孙先生统计，明人新制的「改本戏文」不下百种，再加上宋元戏文旧经明人改编的传本、选折、选段、佚文及存目等，合计总量，现知的「明人改本戏文」的作品数量，当不少于现知的宋元戏文名目，即200种左右。最后，还指出了「明人改本戏文」这个研究课题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总之，围绕「明人改本戏文」这个论题，发表诸多独到的见解，多方面地纠正了人们对南戏发展史的旧有观念和错误定见，填补了宋元南戏和明清传奇之间二百年的南戏历史研究的空白，扩大了南戏研究的范畴与内容，这无疑是本阶段南戏研究的重大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