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各省洪达分掌政权使西班牙没有被拿破仑侵犯的第一个浪潮淹没，其所以如此，不仅因为这使国家的抵抗能力加强了好几倍，而且因为这使侵略者不知道应当打击的方向；实际上，法国人在发现到处都是西班牙人的反抗中心的时候，已经完全摸不着头脑了。在拜兰投降和约瑟夫从马德里撤退以后不久，各地就开始感到必须建立一个中央政府。在取得初步胜利以后，各省洪达之间的争执达到了异常剧烈的程度，例如，卡斯坦尼约斯将军费了很大的力气才阻止了塞维尔向格拉纳达进军。结果法国军队取得了恢复元气和占据坚固阵地的机会，尽管当时法国军队除去贝西埃尔元帅的那个军以外都溃退到了埃布罗河一线，只要奋力追击，可以很容易地击溃它，至少是把它赶出国境。但是，全国对洪达之间的猜忌的抗议以及对指挥官的laissez　faire〔漫不经心、玩忽职责〕的抗议，主要是由梅尔兰将军对比尔巴鄂的起义的残酷镇压[251]引起的。迫切需要使军事行动配合一致；相信拿破仑马上会率领从尼门河、奥得河和波罗的海沿岸募集的常胜军卷土重来；需要有一个中央政权来同大不列颠和其他国家订立同盟条约以及维持同西班牙的美洲属地的联系并从那里征收赋税；在布尔果斯有一个法国中央政权，以及必须以自己的圣坛来对抗外国的圣坛，——就是这些原因迫使塞维尔洪达勉勉强强地放弃了自己的不肯定的、实际上是虚有其名的最高权力，并建议各省洪达各选两名代表，由代表们的会议组成中央洪达，同时各省洪达应保持对有关地区的内部管辖权，

　　“但是以必须服从中央政府为条件”。

　　这样在1808年9月25日即恰好是俄国君主和德国各邦君主在爱尔福特向拿破仑屈膝的前夕[252]，由各省洪达35名代表（西班牙本土34名，卡内里群岛1名）组成的中央洪达在阿兰惠斯召开了会议。 　　军队的命运在革命时期比平时更鲜明地反映国民政府的真正本质。负有把敌人驱逐出西班牙的使命的中央洪达，自己却被法国武装力量从马德里赶到塞维尔，又从塞维尔赶到加迪斯，在那里得到不光彩的下场。中央洪达的政绩就是打了一系列可耻的败仗、西班牙各军团被消灭以及正规的军事行动变成个别的游击活动。西班牙贵族乌尔基霍于1808年4月3日曾这样对加斯梯里亚军区司令官库埃斯塔说：

　　“我们西班牙是由不同种类的材料建造起来的歌德式建筑；在西班牙有多少省就有多少不同的势力、特权、法律和习惯。西班牙根本没有欧洲称为社会精神的那种东西。这些原因将永远阻碍我国建立起一个相当巩固的、能够把我国一切民族力量联合起来的中央政权。”

　　这样，如果说西班牙在法国侵略时期的实际情况给建立革命中心造成了最大障碍，那末中央洪达的组成情况本身使得洪达不能克服国家所遭到的可怕危机。洪达要成为一个执行机关，它的人数是太多了，它的人员的组成太偶然了；同时，洪达要想具有国民公会[253]那样的权威，它的人数又太少了。单单中央洪达的权力是从各省洪达授予的这个情况就使得它不能克服各省洪达的野心、恶念和任性的利己主义。省洪达的成员正像我们在前一篇文章中指出的，是根据他们在旧社会的地位，而不是根据他们建立新社会的能力选举出来的。而省洪达派到中央洪达的也是一些西班牙大贵族、高级僧侣、加斯梯里亚显贵、过去的大臣和高级文武官员，而不是革命选拔出来的人物。由于力图做到合法和保持身分，西班牙革命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 　　中央洪达的两个最卓越的成员是弗洛里达布朗卡和霍韦利亚诺斯，当时的两大派就是分别聚集在他们的旗帜下。他们两人都曾遭到戈多伊的迫害，过去都当过大臣，而现在都成了羸弱不堪的人，在保守的西班牙制度的刻板和拘泥的成规中老迈衰朽了，而西班牙制度的那种拘守礼仪的、繁文缛节的迂缓早在培根时代就很闻名了，培根有一次曾感叹地说过：“让死神从西班牙来找我， 那它就会来得很晚的。”[254] 　　弗洛里达布朗卡和霍韦利亚诺斯是对立面，而这种对立是在十八世纪法国革命以前就开始了的；前一个是平民官吏，后一个是贵族慈善家。弗洛里达布朗卡是以庞巴尔、弗里德里希二世和约瑟夫二世为代表的开明专制制度的拥护者和执行者；霍韦利亚诺斯是“人民之友”，他希望通过对经济法令的缜密的改变和对崇高学说的文字宣传来使人民得到解放。两人都反对封建传统，因为一个竭力使君主制摆脱封建传统，另一个则竭力使市民社会摆脱封建传统的桎梏。他们每一个在国家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也和他们的观点一样，是不同的。弗洛里达布朗卡曾以查理三世的首相资格执掌国家政权，他的统治随着他所遭到的反抗的增强而越来越专横暴虐。霍韦利亚诺斯在查理四世时曾任过很短时期的大臣，但他不是以大臣资格而是以学者资格，不是用法令而是用书本来取得他在西班牙人民中的影响的。弗洛里达布朗卡在政治风暴把他推上革命政府的首席的时候，已经是80高龄的老人，他原封不动地保存着的唯一东西就是对专制制度的信仰和对人民创造力的怀疑。弗洛里达布朗卡在去马德里的时候，曾给木尔西亚的自治机关留下秘密抗议书，宣称他只是由于害怕人民谋害才向强力让步，他还特地在抗议书上签了字，以便在约瑟夫国王面前替自己接受人民的委任状的行为辩白。他没有满足于恢复自己过去的传统，而修改了一些过去他的政府采取的现在看来过于轻率的措施。例如，当初他曾把耶稣会教徒驱逐出西班牙[255]，现在他刚成为中央洪达的成员，就使他们获准“以私人资格”回来。如果他也认为从他统治以来发生了某些变化，那末这种变化只在于：赶走了弗洛里达布朗卡大伯爵并剥夺了伯爵的全部权力的戈多伊，现在就由这个弗洛里达布朗卡伯爵代替了自己的职位，而轮到自己被赶走了。被中央洪达选出来作主席，被洪达的多数派承认为毫无缺点的领袖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中央洪达中的有影响的少数派的领袖霍韦利亚诺斯也已经衰老了，也已在当年戈多伊使他受到的长期痛苦的监禁中丧失了很大一部分精力。但是，就在他精力最旺盛的年代，他也不是一个进行革命活动的人，确切些说，倒是一个过于讲究手段因而不能把事业进行到底的好心的改良主义者。如果在法国，他会同穆尼哀或者拉利－托朗达尔一致行动，但决不会多前进一步。如果在英国，他会是一个有声望的上院议员。在起义的西班牙，他可以供给热情的青年一些观念，但在实际活动方面，甚至连弗洛里达布朗卡的温顺的顽强精神他都远远谈不上。这位贵人没有完全摆脱贵族的偏见，因而具有强烈的像孟德斯鸠那样崇尚英国的倾向；他似乎是作为一个具体的例子在证明，如果西班牙也可能出现能够提供普遍观念的智者的话，那只会是例外，而且要以损害西班牙人只有在本地事业中才表现出来的个人毅力为代价。 　　然而，在中央洪达里还有以萨拉哥沙的代表唐·洛伦索·卡尔沃·德·罗萨斯为首的一些人，他们赞同霍韦利亚诺斯的改良主义观点，同时他们也推动革命活动。但是，由于人数太少，其中又没有知名人士，他们没有力量把洪达这一辆沉重的国家大车从西班牙礼仪的深辙中拖出来。 　　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得十分粗糙、内部暮气沉沉、以一些旧时代的活化身为首领的政权机构，担负着完成革命和战胜拿破仑的使命。如果说它的宣言的语言气势磅礴，同时它的行动又十分无力，那末原因在于西班牙的诗人唐·曼努埃尔·金塔纳，在于中央洪达表现了文学鉴赏力，委托他这位秘书来起草了洪达的宣言。 　　卡德龙笔下的高傲的英雄把世袭的封号当成真正的伟大，在通报自己时，令人讨厌地列举了自己的一切封号；洪达也是这样，它首先忙于取得与自己高贵地位相称的头衔和荣誉。洪达主席得到了“殿下”的尊称，其他成员得到了“阁下”的尊称，而in　corpore〔包括全部成员〕的整个洪达得到了“陛下”的尊称。洪达成员都穿上了好像将军服一样的化装舞服，佩上画有新、旧大陆的胸章，并给自己规定年俸为120000雷阿耳。完全具有西班牙旧传统的起义的西班牙的领袖，认为只要穿上戏装，就可以神气十足地、体面地走上欧洲历史舞台。 　　叙述洪达内部历史和它的施政细节，不是本文的任务。我们这里只回答两个问题。洪达对西班牙革命发展以及对保卫祖国究竟起了什么影响？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就能够说明十九世纪西班牙各次革命中很多直到目前神秘难懂的问题。 　　中央洪达的多数成员起初曾把镇压最初的革命爆发当成自己的首要任务。因此洪达加强了过去对付报刊的严格制度，并委任了一位新的大宗教裁判者，幸好，法国人没有让他去执行自己的职务。虽然当时西班牙的大部分不动产因有“死手”权不能买卖（贵族的财产只能继承，教会的土地不可转让），洪达还是下令中止已经开始了的出售“死手”财产的现象，甚至set 限制解除 扬言要废除买卖教会土地的私人契约。洪达承认国债，但不采取任何财政措施来使预算摆脱由于轮流上台的卖国政府的长期统治所造成的庞大债务，来改革人人皆知的不公平、不合理、负担沉重的财政制度，以及粉碎封建制度枷锁而为民族开辟生产活动的新源泉。

四

　　早在菲力浦五世时代，弗朗西斯科·贝尼托·索勒达就说过：“西班牙的一切不幸都起源于西班牙的togados（法官）”[256]。而加斯梯里亚王政会议［Consejo　Real］是西班牙的有害的司法等级中的最高一级。王政会议是在唐·璜和亨利的动乱时代产生的，菲力浦二世发现它是Santo　offico〔宗教裁判法庭〕的一个应有的补充机构，因而加强了它的作用。这个王政会议利用了这个时期的灾难和后来几个国王的软弱无能，把各种各样的权力都集中到它的手中，并把当时西班牙各个王国的立法者和最高行政机关的职权都并在自己的最高司法职权之内。因此按权力来说，王政会议甚至超过了法国的议会，——除了它从来没站到人民这边以外，在很多方面同法国议会是相似的。王政会议既然是当时旧西班牙最有威力的政权机关，当然也就是新西班牙和不久前产生的有削弱王政会议最高权威的危险的人民政权的死敌。王政会议既然领导法官这一等级并成为法官们滥用职权、享受特权的具体保障，自然也拥有全部由西班牙司法制度产生的无数具有权威的利益。因此它是革命决不能同它妥协的一种力量；革命本身要想不被这个力量消灭，就必须消灭这个力量。正像我们在前面的一篇文章中说过的，王政会议已经把自己出卖给拿破仑，由于这种叛变行为，它在人民的心目中已经威信扫地。但是中央洪达在开始执政这一天，竟愚蠢地把它成立一事通知王政会议，并要求王政会议宣誓效忠于自己；同时洪达宣布，在得到王政会议的誓词以后，要把誓词散发给王国的其他所有政权机关。这种引起整个革命派公开谴责的轻率步骤向王政会议表明：中央洪达需要它的支持；于是王政会议振作起精神来，在几天假装犹豫之后，便心怀恶意地表示服从洪达，但在它宣誓效忠的同时就表现出它的反动怀疑，具体说就是建议洪达根据第三法规第二节第十五条[257]把机构成员减少到3—5人，从而自己解散自己，并下令封禁各省洪达。在法军回到马德里，并解散了王政会议以后，中央洪达还不以自己的第一次失策为满足，竟轻率地恢复这个会议，成立了Consejo　Reunido〔联合会议〕，也就是把王政会议同古代历届王政会议的残余结合起来。这样一来，洪达自己为反革命建立了一个中央机关，这个机关同洪达本身的影响相抗衡，一直用阴谋诡计来给洪达制造困难和障碍，挑唆洪达进行最反人民的活动，然后又摆出一副激于义愤的姿态，在愤激的群众面前侮辱洪达。必须指出，先是承认然后是恢复王政会议的中央洪达，是没有能力在西班牙的司法体制方面或在完全不适用的民事立法和刑事立法方面进行任何改革的。 　　尽管参加西班牙起义的主要是民族分子和宗教分子，然而在起义的头两年曾有非常明显的社会政治改革的倾向；这一点从当时所有省洪达的宣言中都可以看出来，这些甚至大部分是由特权阶级代表人物草拟的宣言也没有忽略谴责旧制度和许诺进行根本改革。这一点从中央洪达的宣言中也可以看出来。中央洪达在1808年10月26日第一个告人民书中说：

　　“存在了20年的最庸碌无能的暴政，把国家带到灭亡的边缘；仇恨和争执使国民脱离了政府。不久前还受压迫、受屈辱的人民，意识不到自己力量的强大，而在制度方面和法律方面又都找不到防止政府为非作歹的保障，便认为外国人的统治还没有这个有害的暴政那样可恨。这种总是反复无常而且几乎总是不公正的任性的统治，拖延得太久了；人民的耐性、人民对秩序的热爱和人民的浑厚的忠义之忱，长期被当局滥用；现在到了让建立在共同幸福基础上的法律发挥作用的时候了。因此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必须进行改革。洪达将要建立各种主管部门委员会，一切有关政府和当局的书面建议应当送交这些委员会。”

　　洪达1809年10月28日在塞维尔发表的宣言中说：

　　“低能腐朽的专制制度为法国人的暴政开辟了道路。听任在这个国家里重复以前的种种恶行，就等于把你们送到波拿巴手中一样，是一种滔天罪行。”

　　中央洪达看来进行了一种最新奇的分工：霍韦利亚诺斯派宣告民族的革命意图并记录成文，而弗洛里达布朗卡派有权直接否定这些意图，并以反革命行动抵制革命空想。不管怎样，对我们重要的是，根据省洪达对中央洪达的承认，可以证明一个经常被否认的事实，即在第一次西班牙起义时期是有革命意图存在的。 　　至于中央洪达是如何地利用了由于人民的善良意志、形势的逼迫和直接危险的存在而形成的有利于改革的形势，可以根据中央洪达派到各省去的专员对各该省的影响来判断。一位西班牙的作家[258]直率地告诉我们，中央洪达苦于人才不足，因此竭力把优秀的成员留在中央，把那些能力很差的人派到外地去。这些专员被授权主持各省洪达和代表中央洪达全部职能。关于这些专员的活动，我们只举几个例子：罗曼纳将军，因为他永远来回行军，并且总是在他刚好不在的时候才发生战斗，所以西班牙兵士称他为Marques　de　las　Romerias〔朝拜圣地侯爵〕。这个被苏尔特击溃、并被赶出加利西亚的罗曼纳，以中央洪达专员的资格来到了阿斯土里亚。他的第一步就是找借口同奥维耶多省洪达争吵，因为奥维耶多省洪达采取的坚决的革命措施引起了特权阶级的仇恨。他毫不犹豫地解散了省洪达，以自己的走卒取而代之。奈元帅听到这个一向同心协力抵抗法国人的省份里发生了这些争执，就立刻进军阿斯土里亚，把Marques　de　las　Romerias〔朝拜圣地侯爵〕赶出去，进入奥维耶多，并把这个城市洗劫了3天。1809年底法国人撤出加利西亚以后，我们的这位侯爵和中央洪达专员便进入拉科鲁尼亚，攫取了整个国家政权，撤销了大部分是在起义进程中出现的区洪达，任命了军事总督来代替他们，并且威胁说要追究这些洪达成员，实际上的确对爱国者进行了追究，同时又对那些投靠敌人的家伙非常宽大，最后，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他是一个恶毒的、无能的反复无常的蠢货。究竟加利西亚省洪达和区洪达的过错在哪里呢？它们曾下令毫无例外地在一切阶级和一切人中进行普遍征兵；它们向资产阶级和地主征税；它们降低国家官员的薪俸；它们命令宗教团体把自己金库中的现款交由洪达支配。总之，它们采取了革命措施。自从这位大名鼎鼎的Marques　de　las　Romerias来到以后，阿斯土里亚和加利西亚这两个以普遍抵抗法国人著称的省份，只要没有受到直接侵略的危险，就不再参加独立战争了。 　　在瓦伦西亚，当人民和他们选举出来的领袖可以处理自己一切事务的时候，似乎出现了一些新的远景，但是这里的革命精神也被中央政府的势力摧残了。中央洪达不满足于把这个省置于一个叫做唐·霍塞·卡罗的将军领导之下，又派去了“自己的”专员拉巴索拉男爵。这位男爵指控省洪达不服从上级的某些命令，并撤销了省洪达的一个法令（根据这个法令，曾经合理地停止了对空缺的主教、圣职和骑士首领的任命，而把这里省下的收入拨归军医院使用）。因此中央洪达和瓦伦西亚洪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因此瓦伦西亚后来在苏舍元帅的自由主义治理时代就不再有所作为，而在斐迪南七世回来以后，竭力拥戴斐迪南七世为国王，以对抗当时的革命政府。 　　在加迪斯这个当时西班牙最革命的地方，中央洪达专员愚蠢的爱虚荣的德·维耳埃耳侯爵的到来引起了1809年2月22日和23日的起义，这次起义如果不是及时地转变为独立战争，就会造成极惨痛的后果。 　　中央洪达任命自己的专员之高明，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派洛桑诺·德·托勒斯先生作为去威灵顿那里的代表，此人一面自甘卑贱地对英国将军阿谀逢迎，一面又秘密地通知洪达说，将军抱怨粮食不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威灵顿发现这个卑鄙家伙的两面手法以后，就羞辱他而把他赶出了自己的军营。 　　中央洪达所处的条件极有利于执行它在告西班牙人民书中所宣布的任务：

　　“在这可怕的危机中，你们向独立迈进一步就不能不同时向自由前进一步，这是天意。”[259]

　　当洪达掌握政权的时候，法国人还没有占领西班牙三分之一的领土。旧的政权或者不存在了，或者投敌了，或者由于敌人的命令解散了。在拯救祖国的名义下，任何把财产和政权从教会和贵族手中转移到资产阶级和农民手中的社会改革，洪达没有不可以实行的。洪达有着同当年法国的Comit　du　salut　public [260]一样的幸运，即国内的震荡恰好同防御外来侵略的必要性结合在一起；不仅如此，中央洪达面前还摆着某些省洪达在形势逼迫下表现出大胆的主动精神的范例。但是中央洪达不仅仅成为西班牙革命的累赘，而且实际地起了支援反革命的作用：它恢复旧的政权，重新铸造已被打断的锁链，扑灭它所到达的地方的革命火焰，它自己没有作为，又妨碍别人有所作为。中央洪达在塞维尔的时候，甚至英国托利党政府都认为需要在1809年7月20日向洪达发出照会，坚决抗议洪达采取反革命方针，“担心洪达会窒息公众的热情”。有人说过，西班牙忍受革命的一切苦难而得不到革命的力量。假如这个说法还有一部分真理的话，那就是它对中央洪达作了致命的判决。 　　由于还没有一个欧洲历史学家了解这个问题的决定性意义，我们就更加认为有必要来详细谈谈这个问题。只有在中央洪达的政权下，才有可能把保卫民族的迫切问题和任务的解决同西班牙的社会改造、民族精神的解放结合起来，不做到这一点，任何政治机构只要一同实际生活发生微小的抵触就必然垮台。议会所处的环境完全相反：被赶到了比利牛斯半岛的尖角上、被法国占领军割断同王国的主要部分的联系有两年之久的议会，是一个想像中的西班牙，而真实的西班牙已被占领或在进行战斗。在议会治理期间，国家分成了两部分。在累翁岛有思想而无行动，在另一部分西班牙则有行动而无思想。反之，在中央洪达时期，需要有最高级政府的特殊软弱、无能和恶意，才能使西班牙战争同西班牙革命脱离。同法国和英国作者所说的相反，议会遭到失败并不是因为它们进行革命，而是因为它的先行者是反动派，放过了革命时机。现代的西班牙作者虽然也责怪英国和法国批评家，但是看来无力驳倒他们；他们直到今天还得忍着痛苦去听神甫德·普腊德的bon　mot〔刻薄话〕：“西班牙人民很像喜欢挨揍的斯加纳列尔的妻子。”[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