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Ronald Bogue

译者：爱德华

译者按：本文摘自《Deleuze’s Philosophical Lineage》。本书共有二十章，我会选择其中一些对简中网来说不太知名的，或是足够有名但是他和德勒兹的联系不太知名的思想家翻译。目前定下这么几位：鲁耶、西蒙东、克洛索夫斯基、洛特芒、黎曼、塔尔德、所罗门·迈蒙。由于译者对德勒兹术语不够熟悉，如果有问题欢迎指出。最后本书和很多德勒兹研究者一样偏向于肯定早期德勒兹，这点不代表译者本人意见...

对那些不够细心的观察者来说，雷蒙·鲁耶（Raymond Ruyer）可能只是德勒兹事业中一个微不足道的贡献者。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1969）中第一次提到鲁耶时只是简短地引用了他，并将他列在注释书目中作为“生物分化”的信息来源（DR 342）。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1972）、《千高原》（1980）和《什么是哲学》(1991)中提到了鲁耶，但没有详细讨论他的思想。德勒兹关于鲁耶最详尽的论述出现在《褶子》（1981年）中，而这部分显著地密集又简洁，只占了该书的两三页。然而尽管有这诸多证据，人们仍完全可以说鲁耶是德勒兹的生物哲学最重要的影响者之一，也是德勒兹整个本体论发展中的重要推力。如果正如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DR 251）中所断言的“世界是一个卵”，那么通过对鲁耶的思想以及德勒兹对其挪用的考察，人们可能最容易掌握这一断言的全部含义所在。

雷蒙·鲁耶生于1902年，1921年开始在巴黎高师学习，1930年完成了文学博士课程。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中他都在南锡大学任教。鲁耶的博士论文于1930年分两卷出版，其中《古诺的未来人性》（L'humanité de l&#​39;avenir d'après Cournot）是对安托万·奥古斯丁·古诺（1801-1887）哲学的研究；而在《结构哲学概要》（Esquisse d'une philosophie de la structure）中鲁耶发展了古诺关于结构的中心性的洞见，并将其作为所有客观认知研究的指导思想。然而在循着这一思路的过程中，鲁耶认识到有必要将“结构”——即已开始运转的组件的配置与运作——和“形式”——即元素间自我生成和自我维持的关系，如我们在生物实体中遇到的关系——加以区分。鲁耶职业生涯的剩余部分都可以看作是对这一区分及其在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和神学领域所产生影响的持续思考。1937年，鲁耶在他的《意识与身体》(La conscience et le corps)中转向了古老的身心问题，并在这里第一次阐明了他的关键概念，即意识是一种在“绝对表面（absolute surface）”或“绝对领域（absolute domain）”上“飞越”（survol）的、自我形成的形式。1940年到1945年间，鲁耶被关押在德军的军官战俘营 （Oflag XVII-A） 。在这个引人注目的集中营里，囚犯们——其中许多是杰出的学者——建立了自己的大学。在这里除了教授自己的课程外，鲁耶还与杰出的科学家亚历克西斯·莫伊斯(Alexis Moyse)和M·艾蒂安·沃尔夫(M.Etienne Wolff)等人一起推进了他的生物学研究。在拘禁期间，鲁耶起草了一份系统阐述其生物哲学的文本，并于1946年以《精神生物学原理》（Eléments de psycho-biologie）为名出版。这一哲学的进一步阐述见于《新目的论》（Néo-finalisme）（1952）和《生命形式的发生》（La genèse des formes vivantes）（1958）中。他认为生命实体是目标导向的行为主体，这使得他发展出一种普遍的价值理论，并在《价值世界》（Le monde des valeurs）(1948)和《价值哲学》（Philosophie de la valeur）(1952)中阐述了这一理论，此外他对有机体和机器之间差异的反思激发出了《控制论与信息的起源》（La cybernétique et l’origine de l’information）(1954)和《意识的悖论与自动化的局限性》（Paradoxes de la conscience et limites de l’automatisme）(1960)。在他的晚期作品中，鲁耶转向了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考察，他先是在《动物，人，象征性功能》中将人类文化置于生物学世界中，继而在1969到1979的随后四卷书中思考这一立场的后果。也许鲁耶最受公众关注的时刻是在1974年，彼时他出版了《普林斯顿的灵知: 研究宗教的学者》（La Gnose de Princeton: des savants à la recherché d’une religion）一书，在书中他玩笑般地汇报了他与一个所谓的美国科学家组织间的交易，该组织旨在建立一个与当代科学相容的新宗教。1987年去世时，他正在写一本名为《世界的胚胎发生》（L’Embryogénèse du Monde）的手稿，该书至今尚未出版。1

有人可能会将鲁耶的生物哲学粗略地描述为受莱布尼茨启发的“泛心理主义”，而鲁耶则更喜欢用“精神生物学”和“新目的论”来描述他的立场，因为“泛心理主义”含有他试图避免的、带有浪漫色彩的神秘主义内涵。他的精神生物学基本原理在德勒兹关注的四本书中有所体现: 《意识与身体》(1937)、《精神生物学原理》(1946)、《新目的论》(1952)和《生命形式的发生》(1958)。

在《意识与身体》中，鲁耶回顾了有关身心关系的诸多构想，并将他自己的立场描述为“副现象论的反面”。2 他认为这一思路是由莱布尼茨首先提出的，并与罗素在《物的分析》（1927）和《哲学大纲》（1927）中表述的观点大致相同。在《新目的论》中，鲁耶重述了《意识与身体》的论点，并在其中对他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做出了最清晰的阐述。3 在大多数对意识的分析中隐藏的——也是错误的——假设是为了理解意识，必须将其作为一个客体来观察。埃德温·A·艾勃特(E.A.Abbott)在其广为流传且被广泛讨论的《平面国》(Flatland)中想象了对那些居住在二维空间的生物来说世界——例如一张纸的表面——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他们遇到一个刻在表面上的圆，他们会将其体验为一堵不可逾越的墙，而非将它理解为一个圆（至少以我们对圆的理解来说）。然而，如果一位平面国的居民能够从表面上升到三维空间，那么这个人就能毫不费力地越过这面所谓的圆墙，并充分理解平面国的几何特征。艾勃特的目的是提议第四维度将为我们这些居住在三维世界的人提供同样的转换视角；但鲁耶使用这一寓言是为了表明对意识的分析通常必须假定一个类似的第四维度观察者来理解意识。作为例子，鲁耶想象一个成年人（他自己）坐在印有棋盘格图案的桌子前并注视着桌子的表面。标准的假设是为了描述意识必须调用一名观察者，即一只无形的“眼睛”；至于它是在成年人的身后还是在他的脑中都无所谓。当然，这样的推理会产生无限制的倒退，因为额外的“眼睛”自身必须被另一只“眼睛”观察到，这一过程是永无止境的。而鲁耶坚持认为意识并不以这种方式运转。坐着的成年人直接占有其所知觉的桌面——事实上，在感知的主体和被感知的客体之间、在获得知觉和成为知觉的客体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与胡塞尔式现象学的分析相反，意识并非对某物的意识。意识就是某物。

坐着的成年人的意识是对桌子表面的“自得其乐”，它存在于桌子的每一个点上，正如在整个表面上无处不在的“飞越”。4如果要拍摄桌子，那么照相机必须与桌子保持足够的距离；而如果照相机被移动得更近或更远，抑或是从一边被移到另一边，那么前者会使桌子的表面显得更大或更小，后者则使得其侧面呈现为梯形。如果坐着的成年人要看到整个桌子，那么他的视觉装置同样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他的意识对表面的“自得其乐”不需要补充第三个维度，并且表面的形状也不会因为意识“飞越”表面而发生改变。意识也不会仅仅通过毗连而将表面的细节彼此联系起来。尽管桌上的棋盘格中每一个方块都是与其他方块分隔开的，并且只沿着周边方块的边缘与其他方块相连。但对意识来说，所有方块都是作为一个单一事物被一次性把握的，并且其多重性并没有被还原为一种无差别的统一体。“这是一个所有细节均在其中被把握的表面，没有第三维的存在。它是一个‘绝对表面’；对它来说不存在任何处于自身之外的视角；它认识自己（se connaît elle-même）而非观察自己。”5

如果从诸多棋盘格的角度来考虑，桌上的棋盘格仅仅是通过毗连而相互关联，或者用鲁耶最喜欢的短语来说，“partes extra partes”（拉丁语“部分接着部分”）、“de proche en proche”（字面意思是“由近及近”，也许更为习惯的叫法是“逐渐的”，“更近的”，“一点一点”，或者“一块一块”）。即便被认为是“由近及近”的，毗连的方格也并非真正的相互关联。如果一个给定的方格要与一个相邻的方格相关联而非简单地并置于一个各部分相互对立的表面上，那么就需要某种胶水将它们粘在一起。但当这种胶水本身也被视为由诸多“部分接着部分”的离散分子组成时，那么它自身也需要由某种胶水来连接其组成部分。6 “结构”和“形式”之间的差别在于结构可以被观察到，但只是作为实体的集合被观察到；而形式则是一组相互联系的元素，且其联系是无法被观察到的。大多数对现象的科学分析由于侧重于观察，故而只处理结构而忽略了形式，并且这种分析中本质上隐含着一种对世界的机械论理解，即把世界看成是实体间“由近及近”地相互作用的集合。

然而联系确现实在着——尽管它们无法被观察到，但却可以被认识到。这一认识或是直接地通过我们对意识的体验；或是间接地通过我们对作为整个物质世界的基本 “粘合力”的意识以进行认知。7 鲁耶在量子物理的发现中找到了支撑这一观点的论证，根据这一论证原子粒子与其说是事物更应说是活动，是维持特定形式的作用力区域。原子“不是一种结构”，而是“一种结构化活动”；当原子结合成分子时，“连接着的和相互作用的电子是无法被定位的”。8 现代化学家通过“电子密度图”来谈论分子键，而根据这一模型，在一个特定的分子中“在电子密度图中相邻的两个区域，根据其相互作用和共振的能量一起‘结构彼此（se structurent）’”。因此分子“是一个能量相互交换（s'échangent）、能量结构着自身、一个结构状态在本质上多样的可能状态中‘选择自己’的领域”。9

简而言之，原子是真正的形式，是自我维持的活动；在其中没有形状和力的区别，也没有是什么和做什么的区别。分子中存在着一种结构，因为其组成部分可以被观察到；但它们也是形式，因为它们是自我维持的活动，其相互间的联系是无法观察的。每一种形式——从原子到分子、病毒、细菌和更复杂的有机体——都是一种可以自我维持的、对诸连接力的配置。鲁耶认为这些形式中的每一种都是一种意识。将形式与意识相提并论初看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但鲁耶的观点并不是说人类意识的所有属性都存在于原子中。相反，他认为人类的意识只是主要的自我形成活动中一个复杂的、高度发达的、有自我认知能力的版本，而这些活动在整个物质世界中以不同的复杂程度表现出来。举例来说，变形虫是一种自我维持的形式，它表现出了基本的主体性特质。“它有自动传导、条件反射、习惯、‘学习’、适应、作出与环境相适应的本能行动等方面的能力。”10尽管它缺乏人类的诸多特殊身体组件，包括中枢神经系统等；但它的行动表现出了意识的主要特征——知觉、自我生成和目标导向的行动、记忆、学习、适应和发明。人类意识使我们可以接触到的，因此是可知的（如果不是作为可以观察的外部物体的话）；这正是形式的基本性质，即它作为“飞越”中的一个自得其乐的“绝对表面”，其元素是通过持续不断的活动连接起来。正是这一点——即我们对意识的直接体验——使得我们能够将变形虫作为一种生命形式，而非一种机制来理解。

这样，形式就从原子延伸到了分子，直至我们星球上所有不同种类的生物体。一切事物都是活的，都是“意识-力（consciousness-force）”的体现。11 它们与“聚合体”形成了对比，后者只是一些互不相干的形式的集合，这些集合也没有被赋予一种单一的“飞越”意识从而获得自己的形式。一桶沙子是一个聚集合体；一朵云是一个聚合体，如同台球桌上的一组台球一样。一般来说，地质构造都是聚合体，因为山峰、台地甚至是行星都只是原子和分子的积聚物，依照粘附、侵蚀等力学规律而呈现出各种形状。我们世界中的许多现象均涉及作为聚合体组成部分的不同物体间的相互作用。聚合体是结构而非真正的形式，因此它们是可被观察的；它们的组成元素，及其彼此间的相对位置和功能可以被描述；它们运转时的未来状态可以被预测。现代科学的大部分进步都是通过对聚合体的研究而取得的，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世界的宝贵知识；但它们同时也鼓励了一种机械论观点，即现实只不过是依照经典物理学定律而相互作用的离散物体集合，而经典物理学定律是支配聚合体的定律。鲁耶承认对聚合体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但他认为基于这种研究的科学是次要科学，而研究形式的科学才是主要科学。

传统机械论科学——也即聚合体科学——是通过“部分接着部分”、通过毗连部分间的互动，或者说“一点一点”地来处理实体的结构和功能，任何实体（例如一只狗）的整体外形和常规运作仅通过决定性的、理论上可预测的类机器组分（原子和分子）的组合，而这些组分仅仅通过毗邻共同成分的接触而相互连接。显然根据这一模型，整体仅仅是其部分的总和。格式塔理论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彼时鲁耶正在阐述他的精神生物学——十分流行，其倡导者也认识到这一极端立场的困难。他们宣称整体远大于部分，且整体或“Gestalt”（格式塔，德语“形式”）可以通过其部分的动态交互和格式塔的“力的平衡化总和”来解释。12 格式塔主义者有时会提议将肥皂泡作为“力的平衡化总和”形式的简易模型，但鲁耶指出这种实体并非真正的形式。尽管谈及到了“动力”和“力的平衡化总和”，但肥皂泡的结构仍是一个聚合体，是一个仅与邻近部分——“部分接着部分”——相关连的部分之集合。格式塔理论所做到的是承认了真形式存在的问题，但它也用不精确的、含糊的术语掩盖了从假形式（聚合体）到真形式的运动，从而混淆了机械主义解释的不足之处。

对鲁耶来说，格式塔主义者面临的困难是如何根据机械论物理学定律，从无理智的物质粒子间相互作用中推衍出一种活生生的、自我维持的形式。他认为“涌现”理论在试图解释无生命的台球状原子如何以某种方式产生有机体生命或具有自我意识的芸芸众生等的方面上不过是更为徒劳的努力——仿佛在组织的不同阶段，某些“整体”突然就具有了与各个部分的功能相比性质完全不同的特性。鲁耶不认为生命自无机物质发展出来，或是意识的出现有什么神秘之处；因为对他来说所有真正的存在都是活的和有意识的。在这一意义上，原子、分子和有机体都是自我维持的形式。然而，他确实在自我复制的形式，特别是那些经历了形态发生（morphogenesis）——出生、发育、繁殖和死亡等——的形式之起源中发现了一个谜团。他并未声称已经解决了这些形式如何形成的谜团，但他确实提出了理解形态发生的方法，并且扩展了我们对意识及其与生物学间关系的理解。

为了理解形态发生，我们必须向鲁耶的“飞越”和“绝对表面”的概念中加入“垂直主义”。把握一个有机体的形态，即其不同组成部分的结构和功能相对简单；但理解其形态发生却要更困难。形态学分析可以把生物体当作一个复杂的机器，而已形成的部分在规则的相互作用回路中运作着。然而有机体是一个构造自我的机器；在它自我建构之时——即使是缺乏完整的机器运转所必需的部件的阶段(例如人类胚胎在“构造”大脑、心脏和肺的同时还能存活，而如果它出生时仍没有这些部分就无法生存)——它仍可正常运作。我们可以观察形态发生的各个阶段，如在手逐渐出现并呈现完全发育的形状这一过程的各代表性时刻对肢体进行拍摄，然后按照水平时间线的顺序排列这些照片。但是如果我们不在分析中加入鲁耶所说的“垂直”维度——即认识到在塑造手的联合任务中，存在着协调形态发生多重进程的连续的、目标导向的活动——我们就会彻底误解发育的过程。手的形成并不是像我们在时间线上的快照那样“部分接着部分”的、“由近及近”的、通过不断的累加形成的。正相反，初始的手和完成的手分别是一条连续发展线的起点和终点，这条线最好被认为是一种类似音乐旋律的事物。一首旋律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刻接一刻地展开，但是听众只有在它演奏完的时候才能完全了解它；并且只有当它的整体布局被完全把握住的时候，它才能被认为是一首真正的旋律(而不是一个随机的音符序列) ，而这一布局或者形状从头到尾都是内在于旋律中的。某种意义上说，旋律作为形状存在于计时时间之外；抑或是作为观念在演奏中一刻接一刻地显现出来。与其将旋律表示为乐谱上水平的音符序列，不如垂直地表现它——从第一个音符到最后一个音符，前一个在后一个之上——所有这些音符都出现在给定演奏时间线的起点，并且仍将继续出现在水平时间线上的每一个连续点上。这样的话，现实中表演的旋律将只是一个永久性“旋律-理念”的暂时展开。鲁耶认为一种垂直的、暂时的发育性“旋律-理念”也在同样地引导每一个可自我复制的生物体的形态发生。因此，如果真正的形式是自我维持的活动，那么有机体就是一种自我维持和自我塑造的活动；如果形式是自我飞越的绝对表面，那么自我构造的形式就是自我飞越并且按时间顺序展开的永久性绝对表面，是一种发育性旋律。

我们必须注意到鲁耶并未倡导传统的唯心主义，因为发育性旋律并非某种存在于遥不可及的虚无缥缈之处的理念。相反，它“永远不会与时空平面失去联系”，即使它“在空间中不受限制地实现，在任何时刻都能构建整个结构”。13例如在胚胎的概念中，它的发育性旋律主要是作为一种潜在形式存在的，只是最小限度地实现；但是随着有机体的发育，发育性旋律在时空世界中逐渐地“具现（embodied）”。如果有机体没有繁殖就死亡了，那么发育性的“旋律-观念”也会死亡。但如果有机体进行了繁殖，那么发育性旋律就会延续下去，自我形成的形成性活动就会促成后续的有机体形态发生。然而，“理念-形式”在任何时候都无法脱离时空物质世界。尽管有机体的形态发生过程中只能是渐进地实现，但是有机体的“理念-形式”在其多样化的实现过程中始终内在于有机体内部，并且绝不会与现实的有机体完全分离。为了说明这一点，鲁耶提供了一个描述连续两代有机体的示意图(见图1)。

图1 两代生物体的形态发生

图中前三个球代表前一代有机体，后三个代表下一代有机体。每个圆圈的阴影区域代表已实现的完整有机体部分。虚线追踪时空(机械论科学观察的对象)中运转的结构序列，而实线描绘了“形式-理念”的发育性旋律。

我们还应该避免在鲁耶的发育性旋律中发现某种版本的先成论。对现实有机体来说，发育性旋律并不像演奏者的钢琴穿孔纸卷那样机械地生成钢琴的演奏。相反，我们最好把发育性旋律当作一种音乐主题，这一主题正处于将自身塑造为自己的变体过程之中。14每一经历了形态发生的生物体和自我形成的形式在其发育过程中都展现出了记忆和创造力。15一只猫的胚胎拥有关于“猫性”和如何使自己成为一只猫的记忆；但它的自我发育是一种行动、一种任务以及一种真正的发明过程，它无法被完全预测，以及面向干扰、调整和即兴创作完全开放，而最终成熟的猫是其发育性旋律中“猫性”的新变种。“有机体在风险和危险中逐渐形成自己；它绝非早已形成完全的...生物体直接根据主题形成自身，并不需要主题首先成为“理念-图像”和表现模型。16 而一个复杂的生物体——比如猫——本身就是一个自我维持和自我形成的层级结构。例如它的每一个器官都是一个自我形成的形式，受“猫性”的支配。”一只猫是一个包含诸行为主体的层级结构的、协调一致的集体项目。“器官”与“个体”间的界限并不总是容易划定；事实上“区分‘作为个体'和’作为个体的器官&#​39;时的迟疑不决在整个有机体领域随处可见。”17正如鲁耶所说，如果每一自我形成的形式都是一个主体、一个“我”，那么我们可以说对每个人类来说——正如每个复杂生物体那样，“‘我’是由我早已产生的所有其他‘我’组成的，它们似乎是通过一种归属于内在性、优势性繁殖的细胞分裂产生的。我是一个群体——既是在心理上，也是在生物上。”18 鉴于这种层级组织的、有着复杂的自我形成形式的“群体”本质，难怪形态发生会带来风险、危险、即兴发挥和发明。

鲁耶发现了反对先成论，以及支持“等势性”现象中的形态发生的发明和即兴创作的证据（译者注：即等势假设，亦称“等势原则”。该理论认为大脑皮质的各个部分在学习复杂内容（如大鼠学习跑迷宫）上具有同等重要的贡献）。在早期的胚胎学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将细胞从胚胎的一个部分移植到另一个部分上（或从其他（同物种）胚胎移植过来；甚至某些情况下从不同而又密切相关的物种胚胎）并不一定破坏正常的形态发生。如果移植是在发育早期进行的，细胞往往只是会承担与其在胚胎中的新位置相适应的功能。但如果移植是在发育后期进行的，那么被移植的细胞仍会如同它在旧位置上一样发育。这表明最初的胚胎细胞间是“等势的”，它们有能力以多种方式发育——成为肺、脚或眼睛——而随着发育的进行，细胞的功能会变得更加明确，例如在某一时刻一个特定的细胞可能只能形成一个肢体，或是甚至在后来只能形成一个右手拇指。鲁耶认为“等势性”仅仅只是意识的另一个名称，或者说它是在绝对表面上自我飞越的，并且可以自我形成的形式；此外他认为形态发生是生物体成形时各潜力受限区域上的渐进式规范。“初始的胚胎等位性就这样逐渐消失了；它把自己分配到各个越来越受限制的区域；当器官的主题变得更加明确时，它就不再是一种主题，而是成为一种结构。”19胚胎的部分等位性仍继续存在于有机体的不同组成部分中，因为在有机体存活期间发育从未停止；即使这种发育处于维持、修复和定期更换细胞的稳定状态，或势随着死亡的临近而处于衰退状态。鉴于等势性不过是意识的另一个名称，故而关于生物体的各个组成部分鲁耶可以说：“每一区域自身都是等势的，每一等势性都对应着精确的意识。”20 但鲁耶也认为至少在人类的一生中，大部分等势性仍会继续存在于大脑中。鲁耶引用了许多支持大脑功能分布在复杂的、可修改的、且无法被确切定位的网络中，以及注意到大脑在记忆、学习、推理、发明等方面有着显著可塑性的研究；他据此得出结论：“在成年生物体中，大脑是一个仍保持胚胎状态的区域。”因此，“大脑是一个尚未完全发育的胚胎。而胚胎就是一个大脑，它在组织外部世界之前就已经开始组织自己了。”21

这些只是鲁耶生物学哲学的雏形；诚然这还不够完整，但也许已足以表明其思想的丰富性。在这一点上，尽管下面的努力也同样是初步的；但将德勒兹对鲁耶的引用进行简短的批判性回顾就足以部分表明“鲁耶-德勒兹”关系间的复杂性。

在《差异与重复》里以“整个世界是一个卵”（DR216）开头的段落中，德勒兹引用了鲁耶对胚胎学等价性的分析。他说：“正如鲁耶表明的那样，当一种细胞移置发生时，这是一个‘角色’根据有待被现实化的结构性‘主题’提出的要求,是它规定了状况而不是状况规定了它。”（DR216）。德勒兹为这句话加了一个脚注，指出“鲁耶深刻地分析了潜能和现实化这两个基本概念，就此而言，他丝毫不逊于柏格森。鲁耶的全部生物哲学的基础就是潜能和现实化的概念与“主题”的观念。”（DR328）。这的确是对鲁耶的生物学哲学作出的公正评价，尽管鲁耶最常说的是“潜在（potential）”而非“潜能（virtual）”形式的现实化。但无论称之为“潜在”还是“潜能”，关键在于鲁耶区分了形式在其中自我形成的垂直领域和它们在其中被现实化的水平领域。正如德勒兹坚持认为的，即潜能和现实（actual）都是实在（real）的，而且潜能内在于现实中；故而鲁耶坚持认为自我形成的形式是实在的，并且内在于它们的现实之中。在《差异与重复》中，德勒兹有时通过“理念”的问题来谈论潜能；而鲁耶也同样把自我形成的形式称为“理念”，并强调这种理念并非静态的柏拉图式形式，而是主题性活动，是以目标为导向的筹划，它需要不断地对未预料到的问题采取即兴的解决方案。德勒兹并没有将潜能称为意识，尽管在德勒兹对“幼生主体”（DR78）或缩合习惯的“灵魂”的提及——如“应当将一个灵魂赋予心脏、肌肉、神经、细胞”（DR74）——中，人们不免能听到鲁耶“我是一个群体”的回声。显然德勒兹并非仅仅在重复鲁耶——鲁耶从未涉及到差异、重复、多样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德勒兹有关生物学过程的基本概念——然而如果谨慎对待，鲁耶的生物学研究可以被解读为“整个世界是一个卵”在生物学领域的延伸证明，而潜能的、自我形成的形式于卵中无处不在现实化自身。22

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引用了鲁耶的话，并且重申了克分子和分子之间的区别。他们关于这一组对立物的表述紧紧地把握住了鲁耶对克分子聚合体/结构和真正的形式之间做出的区分——后者在分子水平上表现出来，并在每一种自我形成的形式中维持着，无论其大小或复杂性如何。德勒兹和加塔利正确地指出，“这些主题由鲁耶在《新目的论》中详细地阐述”（AO286）。例如鲁耶在其中说道，“意识场域，或者说主体性场域是一个相互连通的领域；根据这一模型我们必须将其设想为微观层面上互连以确保了物理个体一致性的领域。”由于所有的有机体都是由原子和分子组成的，我们可以说“只要你愿意，大象也可以是一个“宏观-微观（macro-microscopic）”的存在。”23 无论所思考实体的实际规模如何，形式和聚合体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前者甚至可以在单个原子中表现出来；而后者只在形式的“配置（assemblage）”中表现出来。相对于构成给定聚合体的“微观”形式来说，这种装配在任何特定的规模上都总是“宏观的”。因此鲁耶可以调侃说，“尽管表象上看如此，但大象要比肥皂泡更‘微观’。”24 这一判断与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反复强调的观点完全一致，即他们对克分子和分子作出的根本区分是基于定性而非定量，这与尺寸完全无关。25

在《千高原》中，德勒兹和加塔利再次引用了鲁耶——即克分子聚合体和分子形式的对立（TP 42,334-5），不过他们也提到了鲁耶关于有机体的内在“发育性主题”，以及有机体行为在其外部环境中所扮演的发育性角色的讨论：“鲁耶已经揭示了，动物毋宁说是听任‘音乐性的节奏’、‘旋律的和节奏的主题’所摆布的，而这些节奏和主题既不能被解释为一种录音机的磁盘的编码，也不能被解释为（实现它们并使它们与周围环境相适应的）表演活动。”德勒兹和加塔利在这里引用鲁耶只是为了支持他们论点中的一个字观点，但如果我们翻阅鲁耶的《生命形式的发生》，就会发现他与德勒兹和加塔利利用音乐的隐喻来讨论生物系统之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在《生命形式的发生》的倒数第二章中，鲁耶区分了三种形式：原子、分子和简单有机体的基本形式（形式一）；被赋予了表征意识、专门的感知器官和运动图式的有机体的形式（形式二）；以及拥有自我意识的形式，即人类（形式三）。每种形式都是形式一；每种形式二都是形式一和形式二；而每个人类都同时是形式一、形式二和形式三。鲁耶认为每一种形式都是一种旨在掌握空间和时间的活动。形式越简单，它控制的时空领域就越小。从形式一到形式三的运动是一种对时空的掌握越发精通、越发灵活、越发自主的运动。鲁耶采用了冯·于克斯屈尔对环境模式的分析，并将其比作大型交响乐中的对位旋律（德勒兹和加塔利在“迭奏曲”高原中也利用了这一分析）；藉此通过各种生物的内在发育性旋律与外部对位旋律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回顾了形式一、二和三中显著的递增变化。他描述了变形虫有限的控制领域；蜘蛛、鼹鼠、鸟类和各种领地性动物更广泛的控制领域；以及人类极其广泛的控制领域，并指出对时空控制程度的扩展带来了功能的日益专业化和活动的日益自由。而在整个讨论过程中，鲁耶一直以主题、旋律和对位的音乐隐喻来构建他的分析。如果我们用“迭奏曲”来代替鲁耶的“主题”和“旋律”，并通过解域化的相对程度来谈论不同程度的时空控制和自主权，就不难看出鲁耶关于形式一、二和三的论述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对自然界中迭奏曲的全部处理的先导。26

在《褶子》中德勒兹对鲁耶的哲学作了精彩的概述（FLB102-4）——睿智而又精辟。而且我敢猜测对于不熟悉鲁耶的大多数读者来说这部分几乎是无法理解的。(事实上，这篇文章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使德勒兹的这几页文章相对容易理解）。德勒兹称鲁耶是“最新的莱布尼茨伟大弟子”（FLB102）；而尽管鲁耶时常表述他与莱布尼茨的分歧，但他无疑会欢迎这一赞誉，尤其是德勒兹对莱布尼茨思想的解读使得其与鲁耶思想的相似之处变得显而易见。27 没必要复述德勒兹对鲁耶的总结，但值得注意的是德勒兹通过对莱布尼茨与鲁耶的结合而提供了二者的相互启发。德勒兹在专门讨论单子和身体间关系的一章中引用了鲁耶，而鲁耶在这一章中的主要作用是证明单子论方法在当代生物学中的可行性。不过莱布尼茨也有助于丰富我们对鲁耶的理解。莱布尼茨所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层级组织中各单子间的关系，特别是支配性和被支配的单子之间（例如人体器官的各种单子被整个身体的单子所支配）。德勒兹详细探讨了这个问题，以及单子如何、为何以及以什么方式“拥有”身体的相关问题；他对莱布尼茨进行了巧妙的解读，这为解决“是什么构成了生物‘个体’”这一棘手问题提供了重要工具。德勒兹对莱布尼茨思想的这一维度的分析，可以很好地指导人们将鲁耶的形式理论扩展到他思想中的这一基本未经审视的区域。

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什么是哲学》中很早就出现了鲁耶的影子，他们声称“概念相对于它的组成部分处于一种在其上飞越（survol）的状态”（WP20），但只有在该书的最后一章中他们才明确提到了鲁耶。在那里他们将大脑描述为哲学、艺术和科学“三个平面的连接点——而非统一体”（WP208），他们认为大脑是鲁耶式的形式。对大脑的科学描述通常遵循两种模式，即将神经联结设想为“预先建立的”或“在力量场域中自生自灭的”，而整合的过程则被视为“定点的层级性中心”或“形式（Gestalten）”（WP208）。然而，“这两种图式都预设了一个‘平面’，这不是一个目标或一套程序，而是对整个场域作出的飞越。格式塔理论所无法解释的正是这一点，正如机械理论解释不了预装配（prémontage）一样”（WP209）。大脑

它是一种原初的和“真实的形式”，正如鲁耶给这种形式所下的定义：既不是格式塔，也不是一种被觉察的形式，而是一个自在的形式...它是一种具有坚实度的绝对形式；它自我飞越，毋需任何附加维度...它永远与自己的规定性同现，既不紧邻也不远离它们...它将后者一一变为不可分离的变式，赋予它们明确无误的势能均等性。

大脑在其作为“绝对形式”的伪装下，表现为概念的一种禀赋（WP211）。在这一角色中，“大脑就是精神本身。就在大脑成为主体——或按怀特海的说法，变为一个‘超主体”(superjet)’的同时”（WP211）。艺术的大脑则涉及一个缩合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飞越的关联项”；而这一“大脑-主体”被称作“灵魂（âme）或力度”，它是“内在体（inject）”而非“超主体”（WP 212）。艺术的大脑是一个缩合感觉的大脑，而且这种缩合感觉不只发生在人类身上，也发生在整个物质世界中。“并非所有的有机体都有大脑，并非所有生命都是有机的；但是，我们到处可以见到构成微观大脑或者物的某种无机生命的力量。”（WP213）。至于科学的大脑，“既不是一种形式，也不是一种力量，而是一种功能”，通过这一身份“主体此时表现为一种‘类客体（eject）’”（WP215）。

鲁耶将人的大脑描述为在绝对飞越中自我形成的，并且保留了其等势性的形式。因此，它只是遍布于物质世界的自我形成过程的诸多表现形式之一。德勒兹和加塔利有关哲学、艺术和科学三种大脑的概念似乎只与人类的认知领域有关，但有迹象表明他们的大脑概念——正如鲁耶的自我形成形式的概念——可以延伸到整个世界。德勒兹和加塔利对现象学“超越大脑，转向在世存在”（WP210）的运动表现出有所保留的赞同，尽管他们认为现象学对人与世界交错重叠的描述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德勒兹和加塔利并未断言“是人而非大脑在思想”，反而宣称“思想的是大脑，而不是人——后者只是大脑的结晶化”（WP210）。哲学、艺术和科学“不是客体化大脑的精神客体，而是大脑成为主体、成为“思想-脑”时的三个侧面”（WP210）。哲学的“思想-脑”影响着事件的潜能领域，德勒兹和加塔利将其描述为“飞越每一可能宇宙的“思想-自然”所采取的形式”（WP 177-8）。我相信“思想-自然”这个短语所表明的是德勒兹和加塔利赞同鲁耶的观点，即人类的认知——特别是哲学的实践——是绝对表面上的自我飞越这一现象高度专业化的表现形式，而这一表面在世界中是无处不在的。我在德勒兹和加塔利所提到的，即无处不在的“微观大脑”（WP213）中找到了对这一猜想的支撑；这些微观大脑存在于感觉被缩合的地方，他们将之描述为“一种灵魂或力度”（WP211）——这一归因不禁让人想起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中的论述，即每一习惯的缩合都对应一个“灵魂”，这样就“应当将一个灵魂赋予心脏、肌肉、神经、细胞”（DR74）。28 我在“并非所有生命都是有机的”（WP 213）这一论述中看到了这一假设的最后确证。这一明显自相矛盾的说法从鲁耶的角度来看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对他来说所有的原子都是活的、行动着的、自我维持的形式，因而所有作为自我维持的形式的分子——无论是有机的还是无机的——也同样是生命的形式。

在1988年的一次访谈中，德勒兹说：“我想写一本关于‘什么是哲学'的书”，随后他又说到：“另外，加塔利和我想回到我们的共同工作中，去创造一种自然哲学”（N155）。“自然哲学”的计划从未实现，而在缺乏这一研究的情况下去确定“鲁耶-德勒兹”间的联系是非常困难的。两人在概念和术语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但他们在寻求一种避开机械论和活力论的生物学哲学这点上是一致的。鲁耶通过使活力，即“意识-力”成为物质的组成部分，而非将某种神秘的“生命力”加入到惰性物质中来拒绝活力论。但对他来说主要的敌人还是机械论，因此他与作为机器的有机体这一概念进行了无情的斗争。相比之下，德勒兹则接受了机器的模型，尽管他经常警告说是“机器的”而非“机械的”；而且我们通常所说的机器只是“技术性机器”，是一般范畴的一个子集。当他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首次引入机器模型时，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反对精神分析的人本主义及其对能指和解释的迷恋。但机器模型也摧毁了心理与身体、以及身体与世界之间的区分。“不再有人或者自然这种东西”，德勒兹和加塔利声称，“只有一个过程在另一个过程中生产下一个过程，并将机器耦合在一起。到处都是生产的机器、欲望的机器、精神分裂的机器、所有的‘类生活（species life）’”（AO 2）。这种将自然视为诸多机器的观点导致了一种将所有生命形式视作诸活动的连续统的概念，这一概念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中提出的。在《千高原》中机器模型并未被彻底抛弃，但对“欲望机器”的谈论往往于让位于对“配置”和“迭奏曲”等事物的讨论。在《千高原》中，他们在描述自然时避免使用“主体”、“心灵”和“意识”等术语，而在《什么是哲学》中这些术语也基本未出现。然而重要的在于如果大脑不是作为一个“主体”（一个充满令人不快的哲学联想的概念）在运作，那就是作为一个“超主体”、“内在体”或“类客体”而运作；而每一这样的单元分别是一个“esprit”（可以被翻译成“心灵”或“精神”）、一个灵魂或一个功能。在这种情形下，这一将物质大脑设想作诸如超主体、内在体和类客体等类似的心灵单元，或是诸如精神和灵魂等超自然实体的描述，最终只是逃离机械论和二元论的又一次努力——通过挫败机械论那将所有物理实体（包括大脑）仅仅看作是决定性的物理化学过程的集群的倾向。归根结底，德勒兹、加塔利和鲁耶试图做的是发展物质和生命的新概念。对鲁耶来说，每一具有真正存在的实体都同时是物质和心灵、形式和力；是积极维持和形成自我的“意识-力量-物质形式”。对德勒兹来说，世界是一个卵，也是一台机器，以及一个作为“精神/超主体”、“灵魂/内在体”或是“功能/类客体”而运作的大脑。对鲁耶来说——就像德勒兹和加塔利一样——物质总是由自我飞越的联结力形成的；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术语来说，即生命是“无机的”（TP503），因为它同等地存在于有机和无机的分子中。因此，我的结论是尽管德勒兹远非仅仅是鲁耶的门徒，但他关于自然的基本观点和鲁耶大致是一致的。虽然德勒兹对鲁耶的明确提及不多，但可以说鲁耶的生物学哲学对德勒兹的自然概念的发展，或是对他整个本体论的形成来说是一个重要而又深远的促进者。

注释

1.鲁耶是一位多产的作家，著有22本书和100多篇文章。他的作品出现在许多著名的场合，他的工作受到一小群杰出学者的高度评价。然而，他从未得到同时代诸多哲学界人士的赞誉，也许部分原因是他位处南锡这一边缘位置。(据说他不止一次地婉拒了加入索邦大学教师队伍的邀请，因为他更喜欢巴黎外的安静生活）。因此他的思想如今并不为人所知，即使在法国也是如此。他有几本书被翻译成其他语言——西班牙语、德语、葡萄牙语、捷克语和阿拉伯语——但没有一本英译本。有关他作品的一份珍贵指南是他自己为电台广播准备的关于其哲学的描述，后来在《Les philosophes français d’aujourd’hui par eux-mêmes》（Les philosophes français d'aujourd&#​39;hui par eux-mêmes）中发表，编辑是Gérard Deledalle 和 Denis Huisman（Paris：CDU，1959，pp262-76）。除了Maurice Gex在1959年写的一篇简短文章《La psycho-biologie de Raymond Ruyer》（L'age nouveau 105，pp102-9）、André Vergez和Denis Huisman在《Histoire des philosophes illustrée par les textes》（Paris：Fernand Nathan，1966，PP423-6）中对他的思想做了适当概述、Alain de Benoist在《Vu de droite: anthologie critique des idées contemporaines》（巴黎：Copernic，1977）中的一篇短文，以及Max Morand对鲁耶《普林斯顿的灵知》中的物理学的评论——《Reflexions d'un physicien sur la Gnose de Princeton》（ Cahiers Laïques 174，1980, pp123-43）外，鲁耶的作品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评论；直到一本名为《Raymond Ruyer,de la science á la théologie》的论文集出版，该文集由Louis Vax和Jean-Jacques编辑。（巴黎：Kimé，1995）。第一本专门讨论鲁耶的专著，Laurent Meslet的《Le psychisme et la vie. La philosophie de la nature de Raymond Ruyer》（巴黎：L'Harmattan）于2005年出版。除了Paul Bains关于鲁耶，德勒兹和加塔利的优秀文章《Subjectless Subjectivities》（收录于Brian Massumi编辑的《A Shock to Thought:Expression after Deleuze and Guattari》（伦敦和纽约：Routledge，2002，pp101-16））外，关于鲁耶的英文著作很少。

2.La conscience et le corps(Paris:Alcan,1937),p2.

3.Néo-finalisme(Paris:PUF,1952)，尤其见pp.80–117.

4.鲁耶说他从Samuel Alexander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巨著《Space, Time, and Deity》（《新决定论》81页）中借用了“自得其乐”一词（他从未将其翻译成法语），但他对该词的使用主要表明了他对怀特海的同情性赞赏，怀特海本人也从Alexander那里挪用了该词。正如《什么是哲学》的译者所指出的，“飞越”一词给英译者带来了特殊的问题。动词“survoler”的字面意思是“飞过”，而“survol”是“飞过的事物”。德勒兹的译者合理地选择了“调查（survey）”作为其英文对应词，但我选择将其译为“飞越（overflight）”，以保留这个法语术语的一些字面含义，并向那些可能认为新名词很胡来的人道歉。

5.Ruyer,Néo-finalisme,p98.

6.Ruyer说，“联系（liaison）的概念已经被大大忽视了”（第110页）。Bernard Ruyer是雷蒙的儿子，他本人也是一位哲学家；他在《La notion de liaison dans la philosophie de Ruyer》（载于Vax 与 Wunenberger的《Raymond Ruyer, de la science á la théologie》，第45-54页）中指出“联系的概念贯穿了鲁耶的全部作品”（第45页），他认为鲁耶的哲学可以被看作是对这一概念之含义的一种延伸探索。“liaison”这个词很常见，经常被翻译成“关联”、“连接”或“绑定”。为了强调这个概念及其在鲁耶思想中的特殊意义，我经常选择不翻译这个词（虽然不是一直这样）。联系概念的中心性地位在某些方面与德勒兹的关系概念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是一致的；不过很明显，联络只是“关系（relation）”的一个子集。参见Paul Bains的《The Primacy of Semiosis：An Ontology of Relations》（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6），该书对德勒兹哲学中关系的作用作出了精彩的讨论。

7.Ruyer,Néo-finalisme,p113.

8.Ruyer,La genèse des formes vivantes(Paris:Flammarion,1958),p58.

9.Ruyer,La genèse,p59.

10.Eléments de psycho-biologie(Paris:PUF,1946),p22.

11.Ruyer,Eléments,p293.

12.Ruyer,Eléments,p9.

13.Ruyer,Eléments,p13.

14.鲁耶在遗传学研究的一些显著进展出现之前写道，许多人可能认为他对自我形成形式的分析过时得令人绝望。他反对遗传“密码”的概念，也反对我们对DNA的理解能够完全解释形态发生的观点。他认识到了DNA是形态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认为DNA的作用只是一种信号而非原因。至于基因密码或程序的理论，他认为是先成论的一个伪装版本；而关于DNA 运作的典型解释，他认为这些解释是由“由近及近”地发育这一机械论逻辑决定的。为了避免人们认为鲁耶的推测跟关于燃素论的论文一样过时，我们应该参考一下最近的著作，比如Susan Oyama的《The Ontogeny of Information》第二版(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Evelyn Fox Keller的《The Century of the Gen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Lenny Moss的《What Genes Can’t Do》(Cambridge:MIT Press,2003)，以及Jason Scott Robert的《Embryology, Epigenesis and Evolution: Taking Development Seriousl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这些书对DNA的确定性模型和“遗传密码”提出了批评，令人想起鲁耶早期的反对意见(这些作者都没有引用他)。

15.Ruyer,La genèse,p46.

16.Ruyer,La genèse,p261–2.

17.Ruyer,La genèse,p95.器官和身体间这种成问题的关系——尤其是在形成群体并发挥“超个体”作用的物种中——使得鲁耶认为人类群体也可能发挥超个体或自我形成的作用。因此他将社会学归类为初级科学而非传统的政治科学或政治经济学，它研究聚合体间的相互作用。

18.Ruyer,La genèse,p95.

19.Ruyer,Néo-finalisme,p44.

20.Ruyer,Néo-finalisme,p44.

21.Ruyer,La genèse,p95.

22.德勒兹还在讨论深度概念时引用了鲁耶的一篇文章（DR 236）。虽然它本身可能很有趣，但在我看来它并没有触及任何一位哲学家思想中的核心问题。

23.Ruyer,Néo-finalisme,p44.

24.Ruyer,Néo-finalisme,p44.

25.德勒兹和加塔利还引用了鲁耶《生命形式的发生》中有关马尔可夫链的章节（第170–89页），作为对“部分依赖的偶然现象”概念的有益阐述（AO 289）。德勒兹后来在《福柯》的86和117页中使用了马尔可夫链的概念。

26.如果想要更深入地讨论鲁耶对形式一、二、三的阐述与德勒兹和加塔利对迭奏曲的处理之间的相似之处，请参阅我的《Deleuze on Music,Painting,and the Arts》（New York: Routledge, 2003），第62-6页。

27.鲁耶经常承认他的生物学哲学是受到莱布尼茨的启发。Bernard Ruyer在《La notion de liaison dans la philosophie de Ruyer》中肯定了对父亲作品的这一判断，不过他对这种判断进行了限定。当含蓄地暗示莱布尼茨的格言“单子没有门窗”时他评论说“鲁耶的形而上学在许多方面是一种单子学，其中单子仅仅是门窗”(第48页)。

28.在提出微观大脑的概念时德勒兹和加塔利说，“活力论一直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有行动但不存在，故而只是一个从大脑的外部知识观点来看才作出行动的理念（从康德到克劳德·贝尔纳）；或者一种是存在但不行动的力——因此是一种纯粹的内部情态（从莱布尼茨到鲁耶）”（WP 213）。这一说法似乎借鉴了《新目的论》（205-27）的第18章，在其中鲁耶批评康德、贝尔纳和其他“有机主义者”将指导性的“理念”与物质力量分开。事实上，鲁耶是否真的主张一种“存在但不行动的力”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这取决于人们对“行动”的理解。我的猜想是鲁耶不会对这种表述感到满意，因为他总是强调作为活动的“意识-力”的概念。德勒兹在《褶子》第八章中描述了莱布尼茨式的“存在但不行动的力”，其结论是“灵魂通过其存在而非其行动成为生命的原则。力是存在而不是行动”（FLB 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