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在家中，闲来无事，就把很久之前读过的人民的名义又拿出来翻了翻，每次重读都有新的体会。为什么高李之争最终会以身为“汉大帮”领袖的育良书记的黯然退场落幕呢？根本原因自然是高本身贪赃枉法，违反了党规国纪，但我个人认为其实远不止如此。

在书中开篇部分便交代，高育良作为前政法系大学教授，在H省有极其强大的政治力量，是空降过来的沙瑞金都不得不忌惮三分的势力，以高为核心的“汉大帮”更是遍布H省各大咽喉岗位，且整个组织内部在祁同伟的运作下联系紧密、坚若磐石。而学者出身的高即便到了退休的年纪，也仍然保有三分“家国天下”的传统士大夫的思想，他自己也有些独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的孤傲。这份读书人的所谓清高与长期手握大权所导致的心性毁灭了高老师，前者使他在人前戴上了虚伪的面具，后者则是他步步走向毁灭的导火索。

相较于高谈阔论的高育良，李达康则更偏向于实干，身为前任副国级领导的秘书，李自然也隶属于另一方政治集团“秘书帮”，但李的处理显然与高育良不同，书中多次描述到，“李达康极其爱惜自己的羽毛”，所以办事从来洁身自好，但这也同样为他带来了诸多麻烦。早年间和易学习、王大路搭班子修建公路，推行过急导致出了人命，王大路替他挡了子弹；到了大风厂事件，李达康又是让孙连城帮他挡了枪子儿（虽然孙本身也有懒政不作为的错误，不过讨论问题时还是应当就事论事），这就导致李达康虽然在H省闯荡多年，却并无几个类似书中肖刚玉、祁同伟等的团伙。这与他所处的位置不无关系，但更主要的还是李本人过于爱护自己的政治生命，为了保护前途可以随时抛弃重要的下属甚至同僚。

此番对比下来，显然高的政治集团力量更强、也更团结，但为什么是李站到最后呢？答案很简单，两人的政治敏感性以及个人觉悟存在差距。

沙作为北京调来的省长，落地后第一时间进行基层走访调研，此后在第一次常委会上更是大胆地广泛冻结既定干部的任用，随后直接提领侯亮平走马上任反贪局局长，亲手授予其一并尚方宝剑。此前已有丰富秘书经验的李达康敏锐的意识到，北京方面是来动真的，这个省长绝不是简简单单的表个态，于是立即调整姿态，果断与沙站到一队，迅速与前领导赵立春撇清关系。此刻的李达康或许还不明白沙瑞金具体带着怎样的任务，但他无疑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相较于李的冷静与判断力，高老师采取的行动几乎可以用“天真”来形容，或许是长久以来身居高位的他已经习惯了独自掌握全局，他从始至终都迷信于自己的判断，这直接导致了他自己于“汉大帮”的覆灭。第二次会议上，沙瑞金重点表扬易学习的时候，李达康就领悟到了沙的用意，是想把易学习提拔任用的同时，也借易学习这一典型例子进行整风，全面落实从严治党、依法惩治腐败分子，是一项于沙、李、高本人意志无关的、中央下达的重大指示。反观高育良，仍旧沉迷于眼前的利益，甚至还在众人面前旁敲侧击地宣扬自身的政治存在，他这时候还是把眼前要流血、要死人的残酷斗争，看作高李二人的政治斗争。

到了这里，结果就不言自明了。上述的各种盘根错节的团体、势力重要吗？重要，但在沙的任务面前实在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高引以为傲的优势到头来不过是加速他灭亡的要素罢了。但全书完毕，仍然有两个遗留的问题：倘若沙犯了错误，又由谁来指出呢？继续由李这样的“政绩”官员把控经济，会不会在日后出现问题呢？

（行文前和熟人有所探讨，在某些地方进行斧正，同时也希望各位读者分享下看法或者点出本文的不足与疏漏之处，笔者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