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集，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刘备人生中的头两位“贵人”，即刘元起和卢植。我们讲述的时间也定格在了西元175年（熹平四年）。
此时，黄巾起义正在酝酿，大概还有9年爆发。而且大概就在这几年，董卓投靠了袁隗，成了他的司徒掾；曹操经司马懿的父亲举荐，也当上了雒阳北部尉；孙坚正在盱眙县或下邳县当县丞，把当地的游侠少年照顾得很好。
西元176年，也就是汉灵帝熹平五年的时候，卢植调任九江太守，刘备和公孙瓒应该是返回了家乡。
不久，刘备早年间的第三位贵人正式登场。
一、幽州刺史
说来可能超出大家的意料，这位贵人是陶谦。陶刘二人应该是早有交情。
先说说文不醜是怎么定位陶谦的。按《后汉书·孝灵帝纪》的说法，西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时，黄巾军杀死了当时的幽州刺史郭勋。
《后汉书·孝灵帝纪》曰：（中平元年夏四月）广阳黄巾杀幽州刺史郭勋及太守刘卫。
那么在郭勋之前，谁是幽州刺史呢？查严耕望先生的《两汉太守刺史表》，郭勋之前的幽州刺史，应该就是陶谦。这与《三国志》的记载比较吻合。
严耕望《两汉太守刺史表》
《三国志·魏书·陶谦传》曰：陶谦字恭祖，丹杨人。少好学，为诸生，仕州郡，举茂才，除卢令，迁幽州刺史，徵拜议郎，参车骑将军张温军事，西讨韩遂。
我们介绍一下这位陶谦。陶谦，字恭祖，丹阳郡丹阳县人。陶谦的家乡大概在今天的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吴书》说，陶谦和刘备一样“少孤”，而且到了14岁都没有求学。当时的小陶谦无人管教，“以不羁闻於县中”。他把布帛连起来制成长条的旗帜，跨着竹马游戏，城邑中的儿童都跟在陶谦后面。这妥妥又是一个孩子王形象。丹阳县有一名姓甘的退休官僚，史书上唤作“甘公”。他看见陶谦容貌出众，非同寻常，于是把陶谦叫到跟前，与他交谈，发现这孩子确实有过人之处，于是答应把女儿嫁给他。甘夫人听说了此事，差点儿没气晕了。夫人说：“我听说陶家小子整日游戏无度，你怎么把女儿许给他了？”甘公说：“他生有奇表，以后必成大器！”于是就把女儿嫁给陶谦了。
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陶谦传》引《吴书》曰：（陶）谦父，故馀姚长。谦少孤，始以不羁闻於县中。年十四，犹缀帛为幡，乘竹马而戏，邑中儿童皆随之。故苍梧太守同县甘公出遇之涂，见其容貌，异而呼之，住车与语，甚悦，因许妻以女。甘公夫人闻之，怒曰：“妾闻陶家儿敖戏无度，如何以女许之？”公曰：“彼有奇表，长必大成。”遂妻之。
甘公以前当过苍梧太守，也是两千石的高官。在老丈人的提携之下，陶谦迅速进入官学，成为诸生。没过多久就举了孝廉，在州郡中当佐吏。之后又举了茂才，这茂才个比孝廉还难得。孝廉是每郡国都能推举，而茂才一州才只能推举那么几个。举茂才之后的陶谦，又入朝当了尚书郎，随后外放在舒县、卢县等地任县令。大概在西元2世纪的七八十年代（170-180），陶谦被迁为幽州刺史。而陶谦在幽州任职期间，应该处于刘备游学返乡后不久（176）。
《三国志·魏书·陶谦传》曰：（陶谦）少好学，为诸生，仕州郡，举茂才，除卢令，迁幽州刺史，徵拜议郎，参车骑将军张温军事，西讨韩遂。 裴松之注同传引《吴书》曰：（陶）谦性刚直，有大节，少察孝廉，拜尚书郎，除舒令。
刘备和陶谦有什么关联吗？由于历史上记载粗疏，文不醜只能做些许推断，请大家谨慎观看。
首先，文不醜认为陶谦和刘备早就认识。十数年以后，也就是西元194年（兴平元年），曹操一伐徐州，田楷、刘备救援陶谦。为何陶谦独独钟情于刘备，又是给与兵马，又是表奏其为刺史。195年（兴平二年），陶谦即病逝，刘备最终得了徐州。如果刘备陶谦之前没有交集，那么仅靠194到195年这一年的时间，刘备能获得陶谦如此的信任吗？这个显得比较反常。因此，文不醜认为刘备与陶谦应该早有关联。
那么陶谦和刘备的关联在哪里呢？文不醜推测，就在贩马一事上。
西元176年（熹平五年）左右，刘备、公孙瓒等从卢植处“学成返乡”。刘备开始在家乡“交结豪侠”。《三国志》说“年少争附之”。这些豪侠中，比较出名的当属关羽、张飞和简雍等人。刘备结交的这些豪侠，一定包含亡命之徒，关羽就是典型代表。史载关羽本是“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所以说，此时的刘备就从一个小手工业者，彻底转变为黑社会“扛把子”。当然，汉末推崇豪侠，尤其是京师雒阳，肯定流传着曹操、袁绍、袁术等人的豪侠之举。刘备在求学期间受其感染，回乡仿效也很合理。我们不能用今天“扫黑除恶”的眼光来看待汉末的基层社会。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曰：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赀累千金，贩马周旋於涿郡，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财。先主由是得用合徒众。 《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曰：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於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
刘备的豪侠身份马上被中山巨商张世平、苏双等人看重。张苏二人立马开始投资刘备，“多与之金财”。刘备“由是得用合徒众”。这里的徒众，就带有一定的武装力量色彩了。此时的刘备又从豪侠魁首转变成了地方武装力量的渠帅。张世平、苏双依靠贩马起家，被二人投资的刘备应当也参与了幽、冀地区的马匹贸易。
在解读当地的马匹贸易时，有三点需要注意：
第一，私贩马匹风险很大。根据《张家山汉简》的记载，我们可知在西汉初年的关中地区，马匹买卖受到严格控制，尤其是诸侯国买马是被严格禁止的。我们以关中地区的情况推测全国，到了东汉末年，私贩马匹也存在很大风险。史籍中关于私人贩马的记载，文不醜能找到的并不多。
东汉初年的功臣吴汉，早年间也是亡命到渔阳郡，由于实在没钱用了，则开始贩马，在燕、蓟之间往来，同样也是“交结豪杰”。可见这事儿都是亡命徒在干，且都要和当地的豪杰结交。
后世史书有私贩马匹而获罪的只言片语，仅仅作为一些参考吧。
《后汉书·吴汉传》曰：吴汉字子颜，南阳宛人也。家贫，给事县为亭长。王莽末，以宾客犯法，乃亡命至渔阳。资用乏，以贩马自业，往来燕、蓟间，所至皆交结豪杰。 《元史·本纪第四》曰：申严越境私商，贩马匹者罪死。 《元史·本纪第六》曰：邳州万户张邦直等违制贩马，并处死。 《元史·志第四十六》曰：十一月，省院官议，收到私走间道、盗贩马匹、曾过南界人三千八百四户，悉令充军…… 《清史稿·卷一百十六》曰：有私贩马匹，为人首告者，马给首告之人。
第二，当时的中山地区，情况比较特殊。有汉一代，中央对诸侯王的管控都十分严格。我们前面也介绍了，诸侯王买马是非常麻烦的。然而就在西元174年（熹平三年），中山王刘畅过世。他没有儿子，因此中山国被改为了中山郡。中山地区由于不再是诸侯王国，所以马匹贸易的禁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松动。这件事儿大概发生在刘备游学之前一年。当刘备学成返乡之时（176），应该正是中山地区马匹贸易快速增长的黄金期。虽然私贩马匹风险巨大，但中山豪商张世平、苏双还是因为贩马而“赀累千金”。这其中的利润可以想象。而中山地区，是刘备的老家，涿郡又是北口马向南贩运的必经之地。那么张世平、苏双对身在涿郡，而祖籍在中山的刘备，肯定是非常看重。而凭借刘备对出人头地的渴望，双方的合作不该是浅尝辄止的。
《后汉书·孝灵帝纪》曰：（熹平三年，174）三月，中山王（刘）畅薨，无子，国除。
第三，当时的马匹贸易实际上是地方豪强对抗中央的一环，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和当时的整个朝局有关。
西元172年（熹平元年）的时候，第二次党锢之祸拉开帷幕。西元178年（光和元年）时，汉灵帝设置鸿都门学，大有以其取代太学的意思。就在同年（178），汉灵帝开西园卖官，下至四百石的官职，上到公卿都有得卖。这三件事儿，本质是一样的，那就是汉灵帝要清洗士族在朝中的势力，并大力提拔自己的心腹，把人才的培养、选用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中。当然，汉灵帝肯定也是要借此敛财的。此时的皇权和世家大族开始博弈，黄巾之乱也开始进一步酝酿。
《后汉书·孝灵帝纪》曰：（熹平元年，172）宦官讽司隶校尉段颎捕系太学诸生千余人。 《后汉书·孝灵帝纪》曰：（光和元年，178）二月……始置鸿都门学生。 《后汉书·孝灵帝纪》曰：是岁（光和元年，178），……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李贤注引《山阳公载记》曰：时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以贮之。）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
为了反制皇权，当时地方豪族们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手段，那就是囤积马匹以抬高价格。
就在西元177年，也就是熹平六年的时候，长期入寇的鲜卑人彻底激怒了汉灵帝。于是朝廷下旨，命破鲜卑中郎将田晏从并州云中郡出兵，使匈奴中郎将臧旻和匈奴南单于一道，从并州雁门郡出兵，护乌桓校尉夏育从幽州的高柳城出兵。三路并进，攻讨鲜卑。但田晏等作战失利，大败亏输。
《后汉书·孝灵帝纪》曰：（熹平六年，177）八月，遣破鲜卑中郎将田晏出云中，使匈奴中郎将臧旻与南单于出雁门，护乌桓校尉夏育出高柳，并伐鲜卑，晏等大败。
要想让帝国的北部边境不至于彻底崩溃，就需要添置大量马匹。当时耕马、驮马和车马的价格比较便宜，大概每匹在四到八千钱。战马比较贵，大约在十万钱左右。当然良马神驹的价格上不封顶。大约就是在178-181年的三年间，身处北国的大族以及他们下属的大商人们开始囤积马匹。
西元181年（光和四年）的正月，汉灵帝设置了騄骥厩丞这一机构，购置天下郡国的马匹。一来可能为了对抗日益频繁的鲜卑入寇，二来也为了灵帝在西园内开马市，好玩他的角色扮演类游戏。这个我们在第7集谈到过。但当时（181）各地豪族已经完成了对马匹贩运渠道的垄断。而豪族们将一匹马炒到了两百万钱的高价。这里的豪族，其实主要还是凉州、并州、幽州、冀州的豪族，因为这几个地方要么是东汉的主要产马区，要么与西域、匈奴、鲜卑或乌桓相连接。而凉、并、幽、冀四州中的豪族，无疑又以冀州豪族力量最大。
《后汉书·孝灵帝纪》曰：（光和）四年（181）春正月，初置騄骥厩丞，领受郡国调马。豪右辜搉，马一匹至二百万。（李贤注引《前书音义》曰：辜，障也。搉，专也。谓障余人卖买而自取其利。）
所以，光和年间幽冀地区的马匹贸易，其实是这种世家大族与皇权博弈的一环。而当时的刘备既是名士卢植的弟子，又是当地大族的子弟，还是当地游侠的魁首，与涿郡、中山两地的渊源又颇深。要说在光和年间（178-184），刘备参与到幽冀地区的马匹贸易中，绝对不奇怪。
而且后来历史的发展更有意思：各地豪强囤积的马匹被高价卖入汉灵帝的西园后（181），就在黄巾起义爆发当年（184），这些马又全部被皇帝无偿地交给了卢植、皇甫嵩、朱儁等人，以供平叛使用了。这汉灵帝会抢钱，大世家可也不遑多让啊。大家下手都阴着呢！
《后汉书·皇甫嵩传》曰：召群臣会议。（皇甫）嵩以为宜解党禁，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帝从之。
那么，这场轰轰烈烈的马匹交易，身为幽州刺史的陶谦参与进来了吗？文不醜倾向于，他也参与进来了。依据是后来，陶谦派人追捕曹嵩的时候，派了骑兵数千。同时，陶谦手下的同乡亲信笮融出走广陵时，有马三千匹。这三千匹马肯定不是陶谦的全部家底。陶谦哪儿来这么多马？须知官渡之战时的袁绍以四州之力也才攒出一万骑兵。
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引《世语》曰：嵩在泰山华县。太祖令泰山太守应劭送家诣兖州，劭兵未至，陶谦密遣数千骑掩捕。嵩家以为劭迎，不设备。 《三国志·魏书·陶谦传》曰：初，同郡人笮融，聚众数百，往依于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及曹操击谦，徐方不安，融乃将男女万口、马三千匹走广陵。
所以，文不醜推测，陶谦应该也参与了光和年间（178-184）幽冀地区的马匹贸易，并且掌握了一定的贩马渠道。如果说，刘备就是陶谦的下线之一，文不醜也不会感到奇怪。
当然，我们仍旧要说清楚，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仅供大家参考。
二、白马长史
刘备早年间的第四位贵人，就是公孙瓒。
西元176年（熹平五年），公孙瓒和刘备一样“学成返乡”。只不过刘备是回到了涿郡涿县，而公孙瓒则是回到了辽西郡的令支县。我们把公孙瓒放在了陶谦之后介绍，是因为公孙瓒对刘备的帮助应该要晚一些。
刘备在西元175到176年间，于卢植处游学；大约在176到178年间，在老家涿县结交豪侠。大约在178年后，刘备的豪侠团队被张世平、苏双看中，参与到幽冀地区的马匹贸易之中。之后，在张世平、苏双的不断资助下，刘备开始收合“徒众”，具有了地方武装的色彩。
应该要在180年（光和三年）后，公孙瓒才有可能给刘备带来帮助。
那么公孙瓒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尤其是他在卢植处学成后，又干了什么呢？他对刘备的人生又有什么样影响呢？文不醜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公孙瓒字伯珪（通“圭”），瓒和珪（圭）都是玉器。但很有意思的是，这个“瓒”是一种有杂质的玉，并不纯。按《说文》的解释，天子祭祀的时候用“全”，也就是最纯的玉。上公祭祀用“駹”，也就是纯度约为80%的玉。侯爵祭祀用“瓒”，也就是纯度约为60%的玉。伯爵用“埒”，也就是纯度约为50%的玉。公孙瓒的父亲以“瓒”为其子命名，可能是因为公孙瓒的母亲身份低微吧。《后汉书》直接记载公孙瓒“母贱”。瓒母搞不好又是婢妾，估计公孙瓒也受过和袁绍一样的质疑，那就是你到底“纯不纯”的问题。我们从公孙瓒的名字中大致可以推想出他的童年境遇。
《太平御览·卷八百七·珍宝部六》引《说文》曰：瓒三玉二石也。天子用全，纯玉也；上公用駹，四玉一石；侯用瓒；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 《后汉书·公孙瓒传》曰：（公孙）瓒以母贱，遂为郡小吏。
公孙瓒是辽西郡的令支县人，大概在今天的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史籍并没有记载他几时出生，但比刘备的年纪要大一些。《后汉书》说他“美姿貌”，《三国志》说他“有姿仪”。可见，公孙瓒应当是帅得惊动了史学家的那种人。从遗传学的角度看，公孙瓒的母亲肯定是姿色绝伦。
《后汉书·公孙瓒传》曰：为人美姿貌，大音声，言事辩慧。 《三国志·魏书·公孙瓒传》有姿仪，大音声，侯太守器之，以女妻焉。
公孙瓒不仅相貌出众，而且还声音洪亮，能言善辩。说起公孙瓒的家世，其实并不差。《后汉书》说公孙瓒“家世二千石”，也就是说家里有人当到太守或九卿那样的高官。但公孙瓒因为“母贱”，只能被安排去当个郡中的小吏，具体来说是当上了门下书佐。
这个门下书佐是郡吏中最低的一级。根据《居延汉简》，书佐的月奉为360钱。少得可怜。按《后汉书·吴祐传》和《续汉书》的说法，当时酒泉有个太守叫吴祐，他手底下有个啬夫叫孙性。孙性私下向老百姓多收了500钱的赋税，买了一件单衣给自己的父亲。“单衣”就是夏天穿的、只有单薄一层的衣服，就要500钱。可见公孙瓒在当郡门下书佐时收入之微薄，一个月一件单衣都买不起。
《后汉书·公孙瓒传》曰：公孙瓒字伯圭，辽西令支人也。家世二千石。瓒以母贱，遂为郡小吏。 《三国志·魏书·公孙瓒传》曰：公孙瓒字伯珪，辽西令支人也。为郡门下书佐。 《后汉书·吴祐传》曰：啬夫孙性私赋民钱，市衣以进其父。（李贤注引《续汉书》曰：赋钱五百，为父市单衣。）
但这也挡不住公孙瓒的上进之心。他虽然只是最底层的刀笔小吏，但只要经他之手的文书，他都仔细阅读，并记在心中。每次向太守汇报事项的时候，总是把各个部门的事情都讲得清清楚楚，从来不曾遗忘或犯错，太守对此感到十分惊奇。当时的这位辽西太守姓侯，看见公孙瓒样貌出众、才具过人，对他非常器重，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公孙瓒于是走上了和陶谦类似的道路。
《三国志·魏书·公孙瓒传》曰：侯太守器之，以女妻焉。 裴松之注同传引《典略》曰：（公孙）瓒性辩慧，每白事不肯稍入，常总说数曹事，无有忘误，太守奇其才。 《后汉书·公孙瓒传》曰：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李贤注引《魏志》曰：侯太守妻之以女。）
有老丈人支持，公孙瓒马上开始了他的求学之路。在西元175年（熹平四年）之前，公孙瓒应该就来到了京师雒阳，师从于汉室宗亲刘宽。刘宽后来当到太尉，于西元185年（中平二年）过世。当时（185），刘宽的门生故旧为他立碑，即《太尉刘宽碑》。此碑的阴面刻有门生名录，其中“辽西令支公孙瓒伯圭”就在其中。可见，公孙瓒当过刘宽的弟子。刘宽当过天子侍讲，当时又担任宗正或者光禄勋，一般小吏不可能拜在其门下。可见老丈人对公孙瓒的支持还是很大的！
《太尉刘宽碑阴门生名》载：涿令辽西令支公孙瓒伯圭千（钱）……
175年，也就是熹平四年的时候，卢植开始在雒阳东面的缑氏山招徒。按《三国志》的说法“侯太守……遣诣涿郡卢植读经”，也就是说公孙瓒被老丈人安排着去卢植门下读书。这是老丈人帮他把路都铺好了。
《三国志·魏书·公孙瓒传》曰：侯太守器之，以女妻焉，遣诣涿郡卢植读经。 《后汉书·公孙瓒传》曰：为人美姿貌，大音声，言事辩慧。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后从涿郡卢植学于缑氏山中，略见书传。
在缑氏山读书的一年里，公孙瓒和刘备相识相熟。按《三国志》的说法，一方面“瓒深与先主相友”；另一方面呢，“先主以兄事之”。二人完成了双向奔赴。文不醜认为公孙瓒与刘备二人彼此相交，并不只是因为同窗或同乡关系。二人当时都处在人生的转折点上，同样都在逐步走出童年时期的阴霾，正想着要大干一番，出人头地。所以应该是这种蓬勃的朝气和干劲让他们相识相知。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曰：而（公孙）瓒深与先主相友。瓒年长，先主以兄事之。
西元176年，卢植调任庐江太守，公孙瓒和刘备一样学成返乡。当时公孙瓒的老丈人侯太守已经调往他处，时任辽西太守的是刘基。对于这位前太守的女婿，本地“二千石”之家的后人，名士刘宽和卢植的弟子，太守刘基还是非常看重的。刘太守大笔一挥：门下书佐你公孙瓒就不要再当了，直接给了他一个“上计吏”的职务。
这个上计吏有什么说道吗？那还真有。
简单说，两汉时期，郡国每年都要向中央汇报政绩。去中央汇报的这个人，就是“上计吏”，也简称为“计吏”。这是一个绝好的晋升之机。
上计吏到了中央，至少有机会见到三公，而且还要在正月的大朝贺中参见皇帝。这里面可以博出位的机会还是很多的，我们举个例子吧。
西元178年的时候，也就是光和元年，各郡国的上计吏就是到司徒袁逢的府中汇报工作的。这位袁逢就是袁绍、袁术的生父。当时司徒府的庭中跪了数百位计吏，只有汉阳郡的赵壹长揖不跪。袁逢责怪赵壹说：“你一个下郡的计吏，觐见三公而只是作揖，这是为么啊？”赵壹回答说：“当年郦食其参见汉王时，也仅仅只是作揖，现在我拜见三公也行作揖礼，有什么好奇怪的呢？”这话有两层含义。其一，当年刘邦贵为汉王，也知道礼贤下士，不强求别人跪拜，你袁逢是何等人？再尊贵有我高皇帝尊贵吗？那你袁逢又懂得礼贤下士吗？其二，我赵壹就是当年郦食其那样的贤士，自有风骨，不必阿谀献媚，跪是绝对不可能跪的。袁逢听了赵壹的话，连忙整理好自己的衣襟，走下堂来，拉着赵壹的手，让他落于上座，向他咨询帝国西方的事情。赵壹是汉阳郡的上计吏，汉阳在凉州，因此是帝国西方。袁逢的一番询问，赵壹回答得是头头是道，袁逢“大悦”，对大家说：“此人就是汉阳赵元叔，我看朝中大臣没有一个可以和他相比的。”在座的所有人都直勾勾地盯着赵壹看，想要好好打量一下这位政坛新秀。
出了司徒府，赵壹又去造访河南尹羊陟。他认为满朝公卿只有羊陟能够让自己扬名。这位羊陟是泰山名门之家，三国末期遗策平吴的羊祜就是泰山羊家人。这我们在28集的18分33秒为大家介绍过。当时的羊陟并不认识赵壹，多次通传，赵壹都见不到羊陟。赵壹不死心，每天都去羊陟府上。羊陟一看这位汉阳赵壹天天都来，就想说勉强见一面吧。
那天，羊陟还没起床，正常流程应该是让赵壹先在客厅等候，羊陟醒来后再更衣来见。但赵壹不管那么多，径入上堂。望见羊陟还在高卧，于是大声说：“我在西方的凉州，私下里就听说了羊君的大名，向往已久。没想到今天刚有机会见面你就死了，这都是命啊！”于是在门口大哭。羊陟一个激灵就醒了，心说我这是睡觉，哪儿是死了。这谁啊？于是出来见到了赵壹，觉得他是个非常之人，于是与他交谈，结果“大奇之”。
第二天，羊陟带着大队人马，大张旗鼓地通名造访赵壹。当时的各郡国上计吏们都坐在豪华的马车中，只有赵壹的马车破破烂烂。羊陟的车停在赵壹的车边，二人就在车下相谈，直到夕阳西下，羊陟才离去。左右的人都惊诧不已，心里都在嘀咕：这人谁啊？居然能让河南尹这样的大官屈尊枉驾。
之后，司徒袁逢和河南尹羊陟都保举赵壹，于是赵壹“名动京师，士大夫想望其风采”。
《后汉书·文苑列传下》曰：光和元年（178），举郡上计，到京师。是时，司徒袁逢受计，计吏数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视。壹独长揖而已。逢望而异之，令左右往让之，曰：“下郡计吏而揖三公，何也？”对曰：“昔郦食其长揖汉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则敛衽下堂，执其手，延置上坐，因问西方事，大悦，顾谓坐中曰：“此人汉阳赵元叔也。朝臣莫有过之者，吾请为诸君分坐。”坐者皆属观。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见。壹以公卿中非陟无足以托名者，乃日往到门，陟自强许通，尚卧未起。壹径入上堂，遂前临之，曰：“窃伏西州，承高风旧矣。乃今方遇而忽然，奈何命也！”因举声哭，门下惊，皆奔入满侧。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与语，大奇之。谓曰：“子出矣。”陟明旦大从车骑，奉谒造壹。时，诸计吏多盛饬车马帷幕，而壹独柴车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前坐于车下，左右莫不叹愕。陟遂与言谈，至熏夕，极欢而去，执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与袁逢共称荐之。名动京师，士大夫想望其风采。
所以啊，诸位通过赵壹的经历就知道，这上计吏的机会把握好了，就能直上云霄，一飞冲天。
就算不像赵壹那样特立独行、博人眼球，作为上计吏你只要不犯差错，起码也能在中央露个脸，对未来的升迁也是大好事。根据《三国志》及裴注的记载，汝南许靖、颍川郭图、楚国蒋济、河东孙资、陈留卫臻、义阳邓艾都是因为举上计吏而腾达。
《三国志·蜀书·许靖传》曰：颍川刘翊为汝南太守，乃举（许）靖计吏，察孝廉，除尚书郎，典选举。 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钟繇传》引谢承《后汉书》曰：南阳阴脩为颍川太守，以旌贤擢俊为务，举五官掾张仲方正，察功曹锺繇、主簿荀彧、主记掾张礼、贼曹掾杜祐、孝廉荀攸、计吏郭图为吏，以光国朝。 《三国志·魏书·蒋济传》曰：蒋济字子通，楚国平阿人也。仕郡计吏、州别驾。 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贾逵传》引《孙资别传》曰：（孙）资举河东计吏。 《三国志·魏书·卫臻传》曰：夏侯惇为陈留太守，举（卫）臻计吏。 《三国志·魏书·邓艾传》曰：后（邓艾）为典农纲纪，上计吏，因使见太尉司马宣王。宣王奇之，辟之为掾，迁尚书郎。
那么被任命为上计吏的公孙瓒又经历了什么呢？就在此时，辽西太守刘基因犯法而被押解至京师廷尉署，而手下的属吏都不得靠近。于是，公孙瓒改变自己的容貌，因为他太帅了，又换上了下人的衣服，诈称自己是刘基的侍从，一路上对自己的老上司悉心照料。到了雒阳之后，廷尉署决议，将刘基发配到交州的日南郡。那地方在今天的越南广治省，离京都雒阳有一万三千四百汉里，可谓是天涯海角了。
公孙瓒得到消息后，买了猪肉、米和酒来到北邙山自己母亲的墓前，祭拜先人。他举着酒觞说：“以前我生为人子，而现在刘府君对我有举荐之恩，我即为人臣。府君要前往日南，我应当随他同去！日南之地，多有瘴气，我乃北人，恐怕此去将不能复返。今天在此我只得长辞先人坟茔。人子之恩来世再报！”说着慷慨悲泣，再拜而去。在一旁围观的人莫不唏嘘感叹。这里插一句，在汉末，郡县中的属吏对自己的长官是可以称臣的。尤其是举主恩公，地位直追君父。公孙瓒的行为非常符合汉末的主流价值观。
不久之后，刘基动身南行，公孙瓒果然相随。可见公孙瓒不是装样子的。正好那时候天子大赦天下，刘基在路上被赦免，公孙瓒这才返回了辽西，一下子声名鹊起。
《后汉书·公孙瓒传》曰：太守刘君坐事槛车征，官法不听吏下亲近，瓒乃改容服，诈称侍卒，身执徒养，御车到洛阳。太守当徙日南，瓒具豚酒于北芒上，祭辞先人，酹觞祝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多瘴气，恐或不还，便当长辞坟茔。”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观者莫不叹息。既行，于道得赦。 《三国志·魏书·公孙瓒传》曰：刘太守坐事徵诣廷尉，瓒为御车，身执徒养。及刘徙日南，瓒具米肉，於北芒上祭先人，举觞祝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瘴气，或恐不还，与先人辞於此。”再拜慷慨而起，时见者莫不歔欷。刘道得赦还。 《后汉书·郡国五》曰：日南郡。秦象郡，武帝更名。雒阳南万三千四百里。
不久之后，公孙瓒被郡里举了孝廉，当上了辽东属国的长史。属国制是东汉很有特色的一个少数民族管理制度。辽东属国，用我们今天的说法，那就是“辽东地区鲜卑、乌桓少数民族军事管制区”。这类军管区和郡国的行政级别相当，但是长官不叫太守或国相，而是叫都尉。相应的，郡太守的副手叫郡丞，而属国的副手就叫长史。所以辽东属国都尉是当地的一把手，辽东属国长史就是当地的二把手。公孙瓒也算是混出来了，等于说是在“辽东军管区”当“副司令”。
辽东属国本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而光和年间（178-184）鲜卑连年入寇，边地常举烽火。公孙瓒认为，自己担任辽东属国长史，既是报效国家的好机会，也是自己立功封侯的好机会。毕竟那时汉朝男儿的浪漫就是马踏诸胡，封狼居胥。
据王粲的《英雄记》描述，辽东属国长史公孙瓒每次听闻有边境警报，就满面怒容，厉声鼓舞部下，提振军心士气，就像追杀仇人那样，望见敌方骑兵部队扬起的尘土就直接杀过去。经常是一场战斗，白天杀了一天还不过瘾，晚上还要继之以夜战。公孙瓒经常自己骑乘一匹白马冲锋在前，追击鲜卑部队时从来箭不虚发。我看在当时骑射能这么厉害的，也就是董卓、吕布、太史慈能与公孙瓒比肩。
《英雄记》曰：公孙瓒除辽东属国长史，连接边寇，每有惊，辄厉色愤怒，如赴雠敌，敌望尘奔。继之夜战，虏识瓒声，惮其勇，莫敢犯之。 《英雄记》曰：（公孙）瓒每与虏战，常乘白马，追不虚发，数获戎捷，虏相告云：“当避白马。”
在一次战斗中，辽东属国长史公孙瓒与破虏校尉邹靖分兵追击鲜卑部队。没想到邹靖一路居然被鲜卑骑兵所包围，情况十分危急。幸得公孙瓒回师驰援，才击破了胡人骑兵，解了邹靖之围。公孙瓒还不满意，于是乘胜追击。看到太阳逐渐下山，公孙瓒便下令部队举起火把，继续追亡逐北。这种不依不饶的打法，让鲜卑人非常头疼。
值得说一句的是，这里公孙瓒救下的邹靖，就是日后带着刘备打黄巾的那位。所以，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欣赏和看重，背后都有一定的人脉关系在。
《英雄记》曰：（公孙）瓒与破虏校尉邹靖俱追胡，靖为所围，瓒回师奔救，胡即破散，解靖之围。乘胜穷追，日入之后，把炬逐北。
当然，公孙瓒与鲜卑的战斗并不总是胜利，也有陷入危机的时刻。
有一次，公孙瓒与自己的数十名警卫骑兵到边塞地区巡查，没想到突然遇到了数百名鲜卑骑兵。公孙瓒等人立刻退入了空亭之中。这个“亭”不是我们今天见到的八角凉亭，而是两汉的一种治安管理机构。
蛰伏在空亭中的公孙瓒对手下的从骑说：“如果现在不冲出去，一会儿咱们都得死！”于是公孙瓒拿出自己的长矛，把两头都装上锋刃。然后他带头冲杀出去，鲜卑骑兵无人能挡。最终，公孙瓒等人杀伤鲜卑数十骑，而自己这边也死伤过半，不过终究还是逃出生天。
《后汉书·公孙瓒传》曰：（公孙）瓒还郡，举孝廉，除辽东属国长史。尝从数十骑出行塞下，卒逢鲜卑数百骑。瓒乃退入空亭，约其从者曰：“今不奔之，则死尽矣。”乃自持两刃矛，驰出冲贼，杀伤数十人，瓒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 《三国志·魏书·公孙瓒传》曰：（公孙）瓒以孝廉为郎，除辽东属国长史。尝从数十骑出行塞，见鲜卑数百骑，瓒乃退入空亭中，约其从骑曰：“今不冲之，则死尽矣。”瓒乃自持矛，两头施刃，驰出刺胡，杀伤数十人，亦亡其从骑半，遂得免。鲜卑惩艾，后不敢复入塞。迁为涿令。
在这一连串的战争中，公孙瓒的统兵能力得到了极大地锻炼，个人的武勇和声望也在逐步提升。当然，文不醜认为公孙瓒本人对鲜卑，乃至北方少数民族的仇恨也在积累。总体来说，公孙瓒对鲜卑的战争应该大部分都取得了胜利。《英雄记》说他“数获戎捷”。
另外，由于公孙瓒常骑白马，所以胡虏彼此相告，说是要“要避开白马长史”！公孙瓒岂是那么好避开的？他从自己掌握的马匹中“挑选了”白马数千匹，精选骑射之士，组成了“白马义从”。“义从”的字面意思就是因为大义而跟从的武装人员。但实际上，“白马义从”的真实情况应该更加接近于少数民族雇佣兵。因为这数千名能骑善射的士卒，应该要么是已经胡化的汉人，也称作“秦胡”，比如董卓和马腾；要么本身他就是胡人。《英雄记》说，公孙瓒经常把“白马义从”放在军阵的左右两翼，这和界桥之战时的战术是一致的。
《英雄记》曰：（公孙）瓒每与虏战，常乘白马，追不虚发，数获戎捷，虏相告云：“当避白马。”因虏所忌，简其白马数千匹，选骑射之士，号为“白马义从”。一曰胡夷健者常乘白马，瓒有健骑数千匹乘白马，故以号焉。 《英雄记》曰：公孙瓒每闻边惊，辄厉色作气，如赴仇敌。尝乘白马，又白马数千匹，选骑射之士，号为“白马义从”，以为左右翼，胡甚畏之，相告曰：“当避白马长史。”
文不醜在此有个猜测，公孙瓒可能也参与了光和年间（178-184）的幽冀马匹贸易，因为公孙瓒的马显得有点太多了。
公孙瓒仅白马就拥有数千匹，这个数量十分恐怖。白马是比较稀少的，因此各种盟誓都是以杀白马为最高等级。汉高祖刘邦曾经杀白马与天下约定，非刘氏而称王者，天下共击之。
《史记·吕太后本纪》曰：太后称制，议欲立诸吕为王，问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不说（通“悦”）。
如果公孙瓒能凑出白马数千匹，那么他所控制的所有马匹起码在一万以上，甚至有数万之多。这么多的马匹不可能全部靠战争虏获。因为如果仅从《公孙瓒传》看，鲜卑人确实被他打得大败。
但若从《孝灵帝纪》去看，也就是从帝国的整体局势看，从建宁元年到光和四年，也就是从西元168-181年这14年期间来看，鲜卑入寇有13年，这几乎可以算得上是年年都来。而且我们前面说过，在西元177年（熹平六年）八月的时候，汉朝派破鲜卑中郎将田晏等人主动出击鲜卑，开了一场国战，结果“晏等大败”。所以汉鲜战争的总体局势，并不是我们占优。公孙瓒在辽东属国的战绩，仅仅只是局部的小胜。如果公孙瓒真打了能俘获鲜卑数万匹马的大胜仗，那汉灵帝不得连鼻涕泡都给乐出花来。史书也肯定会记录的。
《后汉书·孝灵帝纪》曰：（熹平六年，177）八月，遣破鲜卑中郎将田晏出云中，使匈奴中郎将臧旻与南单于出雁门，护乌桓校尉夏育出高柳，并伐鲜卑，晏等大败。
同时，《后汉书》就记载公孙瓒所重用的手下里，大都是“商贩庸儿”一类。说明公孙瓒和商人的关系非常近。王粲《英雄记》里面就说，刘备离开公孙瓒投奔陶谦之后，公孙瓒就与卜算师刘纬台、丝绸贩子李移子、商人乐何当三人结为兄弟。公孙瓒自己称“伯”就是老大；刘李乐三人分别称为仲叔季。他们这几位都是家财巨亿。可见公孙瓒的势力与商贩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
《后汉书·公孙瓒传》曰：（公孙）瓒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记过忘善，睚眦必报，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职分富贵，不谢人惠”。故所宠爱，类多商贩庸儿。所在侵暴，百姓怨之。 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公孙瓒传》引《英雄记》曰：（公孙）瓒统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问或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贵之，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不谢人善也。”所宠遇骄恣者，类多庸儿，若故卜数师刘纬台、贩缯李移子、贾人乐何当等三人，与之定兄弟之誓，自号为伯，谓三人者为仲叔季，富皆巨亿，或取其女以配己子，常称古者曲周、灌婴之属以譬也。
所以文不醜认为，公孙瓒早年间在辽东属国当长史的日子里，也很可能深入参与了幽冀地区的马匹贸易。他所掌握的大量马匹，有一些应该是战利品，另一些则可能是通过边境贸易买来的。甚至我们可以认为，公孙瓒就很有可能是刘备的货源。公孙瓒最初的商人朋友就是刘备。卜算师刘纬台、丝绸贩子李移子、商人乐何当应该是刘备离开之后的仨备胎。
如果我的推测属实，那么光和年间（178-184）的幽冀马匹贸易，其线索应该是：
辽东属国长史公孙瓒连抢带买收入马匹，白马和部分军马他自己留着，剩下的马匹或马驹发往内地。在幽州刺史陶谦的默许和配合下，游侠少年刘备带领自己的徒众在涿郡承接中转，而后继续将马匹转往中山的张世平、苏双处。之后，冀州大族囤积居奇，趁着帝国缺马哄抬价格，完成对汉灵帝的反杀。这个逻辑是说得通的，各个史料也都能对得上。
所以为什么说读史很累呢，症结就在于此，这背后的线索实在是埋得太深了。
文不醜个人推算，自从176年公孙瓒在卢植处学成返乡后，他陪同刘基赴雒，之后又担任辽东属国长史与鲜卑人大战，应该至少花去了三四年的时间。
应该就是在此之后（约181），公孙瓒调任涿郡的涿县，担任县令一职，应该一直到187（中平四年）年。也就是说，黄巾起义前后的若干年，是公孙瓒在主政涿县。这对于刘备进一步发展壮大他的队伍肯定是有好处的。甚至，公孙瓒最为精锐的“白马义从”可能都得暂时交给刘备。因为公孙瓒从辽东属国长史转任涿县县令，不可能带着部队一起走。部队跟着地方长官走，那要等到190年（初平元年）群雄讨董、天下大乱之后才会发生。
这么说来，在黄巾起义之前的这几年，涿令公孙瓒成为了他的师弟刘备在地方上的保护伞。
就在刘备不断壮大自身的时候，黄巾之战爆发了。此后刘备的人生轨迹又会发生哪些变化呢？且看文不醜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