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事实有待澄清
1. 本文泄底《法国粉末之谜》《X的悲剧》《希腊棺材之谜》《中国橘子之谜》，略微剧透（并非泄底凶手或手法，无碍初次阅读）《暹罗连体人之谜》《半途之屋》《恶魔的报酬》《十日惊奇》《九尾怪猫》《玻璃村庄》《有翼之暗》。泄底《名侦探柯南》原创动画中的《米花町多次反转的悬疑剧》。
2. 本文主要面向对象为读过若干本埃勒里·奎因作品的读者，最少，您要把泄底的几本书看完；同时，可能存在对其它作品剧情起提示作用的段落，所以希望您阅读本文前，对这对作家不同时期作品的风格都有一定的了解，四个时期的特点介绍，此处便不再赘述。只补充一点，在笔者看来，如果忽略奎因的长篇创作空白期（1958-1963年），统括第三时期和第四时期为一个时期，特点会更为明显。
3. 本文中，“埃勒里”指代侦探，“奎因”指代作家，“埃勒里·奎因”视语境而定。
4. 本文部分内容论及时可能带有较强的主观看法，如有缺漏或错误，还望不吝指正。
5. 本文主题为：将公理化方法和奎因的推理设计思路进行比对，进而探究他们的创作观，接着略作尝试，规范化奎因的推理过程；之后反过来，摒弃公理化的观点，再分析奎因怎样做使得推理具有正当性，以此延伸到后期奎因问题及奎因的侦探小说观。
6. 本文虽然使用了一些数学上的概念，但想让没有了解过相关内容的朋友也足以读懂，如果有未说明清楚的地方，也请一并指正。
一、关于色谱的分析
公理化方法是数学中的重要方法，它的主要精神是从尽可能少的几条公理以及若干原始概念出发，推导出尽可能多的命题。
也就是说，只要你承认了这几条公理是正确的，那么就能根据这几条公理推导出诸多正确的结论。公理化方法以欧几里得为翘楚，他以二十三个定义、五个公设、五个公理为基本，借助逻辑演绎规则推出465个命题，写出了《几何原本》。
从推理小说看公理化方法——请允许我对“推理小说的公理化”下个私拟的定义，就是作者在文中告诉读者的“你我都应认同”的内容，以及“大家都肯定的认识”（如人只有两只手）。
对于“你我都应认同的内容”这部分，卡尔做的努力很多。请各位参考《三口棺材》第一章：
所以谨在此声明，斯图尔特·米尔斯先生在葛里莫教授一案中并未撒谎，他的证词既没有偷工减料，也没有添油加醋，而是真实再现了他在事件前后的所见所闻。同样，卡廖斯特罗街一案中三位互不相关的证人（肖特先生、布莱克文先生以及巡警维瑟）的叙述也与事实完全吻合。
（段落引自新星出版社，2019年版。）
这里的“公理”即声明何人的证词完全可信。
到了后来的《警告读者》，卡尔更是在三处地方做了脚注以“警告读者”：
看到自己当时这番话，为了公平起见我必须再加一个提示，即康斯特布尔并非死于某种犯人可以不在一旁操作的器械设备。其方法想要成功，凶手必须在场。警告读者
回顾案件笔记时，即使是现在我也有些惊讶于那时我们提出的几种共谋理论。为了提高专注程度，我想声明本案的凶手完全是单独作案，没有人知道凶手的计划，也无人从中协助。警告读者。
我现在可以断言，这是非常公正的评语。本案的动机已经在前文中详实地提到过了，但并没有放在表面，而且恐怕涉及法律问题。想要解决案件的人可以深入地进行寻找，警告读者。
（段落引自吉林出版集团，谜斗篷系列，2019年版。）
这里的“公理”有三个：凶手作案时必须在场、凶手为单独作案且无人知晓其计划、凶手的动机前文已经提过。如果卡尔没有这么说，那读者就有可能误入歧途，得出符合逻辑但和小说解答不同的结论。
创立公理，既是为了保证公平性，也是争取使得推理在逻辑上形成闭环（就是说最合理，没什么别的“不合逻辑”的可能性），当然，只能是争取，得到的结论依然不是绝对。
所以实际上，也可以把公理当成是一种妥协，因为作者无法通过其他形式保证其为真，所以只能强制声明为真。
换言之，如果作者没对某处疑点进行声明（设该疑点不可推理），那就不可判真也不可判假。
以此定义公理的话，想必读者很容易联想到奎因的“挑战读者”，通过下挑战书的方式保证所有线索均已齐备，进而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暹罗连体人之谜》没有“挑战读者”，理由便与北村薰在《ニッポン硬貨の謎》中提到的相同：“因为如果你把挑战书放进去，在那之前的推理就会被读者看出是错误的。”（本段引文由饭城勇三所著《エラリー·クイーン完全ガイド》中《暹罗连体人之谜》一节所引述。）并且：
“《暹罗连体人之谜》里，最后锁定凶手的制胜一击，其实是凶手当时的某个行动。当然，也有一套逻辑上的线索来说明，但最终是靠非逻辑的形式了结的。——所以说，不是没有‘挑战读者’。《暹罗连体人之谜》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无法加入‘挑战读者’的故事。
（段落引自 《ニッポン硬貨の謎》）
霍华德·海格拉夫在《Murder for Pleasure》第八章第四节中写道：“当被问及他们认为奎因小说何以广受赞誉、大获成功的关键时，作者谦虚地说是‘绝对逻辑的’公平推理的手法。”（本段引文采用《奎因百年纪念文集》的译文。）诚然，为了这个“绝对逻辑的公平推理的手法”，就必须对挑战书做取舍。
若将挑战书视为公理（所有线索均已给出），则之前的推理不合逻辑，读者可以料到之后必有反转，故而奎因只能舍弃挑战书以增加悬念，因为他们不想“不合逻辑”。
当然，您可能认为可以在伪解答之前就加入挑战书，但那样的话就会和《希腊棺材之谜》是一个情况，对于创作者而言，这可能是一种降低“挑战读者”信誉的行为。
到这里，您可能对以上的“公理论”会有异议：你是根据《暹罗连体人之谜》中没有出现“挑战读者”这一事实，去推测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并以此强说奎因的逻辑流使用了公理化方法，这有些强词夺理、生搬硬套。
我之所以会感觉并认为奎因使用了公理化方法，是在重读了《西班牙披肩之谜》后。
第十章：
“嗯，现在这件事可真他妈的有趣了。干得好，奎因先生，只是你为什么不事先让我知道呢？
“你不了解这个年轻人，”法官直言不讳，“他是一头狩猎的孤狼。我敢说他闭口不谈，是因为他那天杀的逻辑推理还没转起来。那并不是数学上的‘确定性’，只是一种可能性罢了。”“听听你对我的动机分析得多棒啊！”埃勒里笑起来，“探长，差不多是这样的。”
第十五章：
“因为，”埃勒里叹了口气，“我靠符号推演工作，戈弗里先生，而不是人性；此外，我要对莫利探长负责任，他如此慷慨地在职权范围之内给予我最大的自由。我相信，所有真相被揭露之后……我一边让自己考虑人性因素，一边以数学方式破解谜题，至于凶手的命运，就留给有权决定的人吧。”
（段落引自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
如果有奎学家去统计埃勒里·奎因作品中“逻辑”一词的出现次数，我想这个数字肯定不下于百。
那是怎样的逻辑？一般靠的就是演绎推理，大小前提和结论。而不是猜测——“奎因从不猜测”（《埃及十字架之谜》第三十章）。
可能这里有读者会提出反例：在《X的悲剧》中雷恩就直接猜想车票换位发生在谋杀前后，并以此延伸推理。
但这说明不了什么，雷恩此处的断言是因为这个结论能让所有的事实得到解释，那么进一步对其推理，看看这个结论能将他引向何方，之后再照应目前得到的线索和事实，去验证它的可靠性，这有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意思。他并非直接提出一个可能性并作为可用的结论。
说回前文，奎因的性格是，只有当“可能的解答”变为“确实的真相”，他才会将其和盘托出。那么如何让解答落地呢，靠的就是“符号推演”、“数学方式”。
再细究这个“数学方式”，我就想到了上述的公理化方法。
如果把小说看成一张图，这张图上有很多个点。在小说的开头，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些公理，再根据剧情给出的线索和事实，我们就得到了若干个起始点。接下来使用演绎推理得出延伸的结论（这些推理在图上的表示为：点与点之间连线成边），将这些结论作为新的正确的“公理”，推出解答（画完整张图，从起点到终点之间有一条通路）。
以游戏《The ABC Murder》中的推理为例：
该游戏复刻了《ABC谋杀案》，对其中的逻辑推理采用了上图所示的包装方法，由数点（结论）推出一点（解答）。
如果推理小说的推理尝试使用这种形式，想必改编成游戏也会更容易。
再举一例：
我们起初有一个公理1，那如何推出真相10呢？
过程是：由1，根据推理得出结论2、3、4，结论2推出结论9，结论3推出结论7、8，结论7和8推出结论6，根据结论4、6、9推出5，根据结论5推出真相10。
由是，就有类似这样的公理化方法。当然，奎因的逻辑推理不只是演绎推理，还有归纳整理结论的方法：排除与事实矛盾的结论，只留下最对得上线索的结论。
如果推理中会有什么逻辑漏洞，作者就再补上一条新的公理以修正。
但总而言之，这套方法要求读者承认作者设下的公理是绝对权威。
根据案件和围绕案件的事实和推论构建示意图，不失为一种案件分析方法，如由美国法学家约翰·H.威格摩尔所创、经美国法学家特伦斯·安德森及英国法学家威廉·特文宁等人优化的威格摩尔图表法。具体内容可参阅《证据分析》。
公理化的源头其实很好追溯，所有的推理都要基于一定的现实基础，也就是文章开头所述“大家都肯定的认识”，但这种共识非常模糊。“共识”可能不是人尽皆知的知识；也可能是，A认为是共识的东西，B不一定这么认为。A基于此进行推理肯定会比B驳斥，举个夸张点的例子：“死者死于三天前，他的遗嘱却被司法鉴定为今天写就，这说明遗嘱造假。”这样的推理基于共识“死人不能写遗嘱”，但如果有人跳出来说死者或还魂或诈尸或夺舍，从而把遗嘱写完，推理不成立，这就是在共识上出现了问题。是故，我们只能说读者不应怀疑一切。
那作者是否应该问读者：“这里的认识你们同意吗”、“那里的常识你们认可吗？”——限于小说体裁限制，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而有时候确实在小说中就需要征得读者同意，因为作者认定的共识并不一定真如他所设想的那么可靠，于是“强设公理”就应运而生了。
但马上就有新的问题出现，按照希尔伯特23问中第2问的说法应表述为：如何证明公理体系是相容的，即经过有限步数的逻辑运算，从这些公理本身永远无法推知自相矛盾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要认为这种方法可行，那接下来我们必须证明矛盾不会发生。
看到这里，各位可能想到陆秋槎在《文学少女对数学少女》中《连续统假设》一节对公理化方法的讨论。他认为即使追加公理也不能填补漏洞，而是会引出新的漏洞。论据就是哥德尔不完备定理：任何无矛盾的公理体系，只要包含初等算术的陈述，则必定存在一个不可判定命题，用这组公理不能判定其真假。但是，这一定理能否直接引入推理小说，尚待考量。因为哥德尔不完备定理要求的条件苛刻。不应该直接类比到推理小说中，甚至于直接应用这个定理。以密室为例，非常显然，当前连限定条件下的密室手法穷举都做不到，谈何一个思维体系足够完全？
不过，如果不引用严格定义下的数学定理，而只是比对后再架构推理小说的公理体系，这应该是可以尝试的。
文中亦言：
“追加了这种‘公理’之后，像《希腊棺材之谜》或《暹罗连体人之谜》一类的杰作就根本不会诞生了……”
（段落引自新星出版社，2019年版。）
但如此分析，追加会导致问题，那不追加公理，《暹罗连体人之谜》本身也会有问题——读者和侦探公平竞争的起跑线在哪？直接被作者涂掉了？
我据此认为，漏洞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很难判断某条线索的真假。
若这样想（认为追加公理无用），就会创造出一个骑虎难下的境地：作者要么故意愚弄观众，要么就会在某条线索的真假证明上来回奔波以致筋疲力尽，终无所获。
谨以《法国粉末之谜》为例，最一剑封喉的线索是指纹粉：
“从我确定粉末性质的那刻起，这个案子在我眼中就已不再神秘，我猜到了真相。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当初以为，”他停了一下，接着说道，“凶手既然能想到使用指纹粉，那他肯定是个非常高明的杀手——简直就是个超级罪犯。他竟然能想到使用警察自己的看家工具——所以，认为他是超级罪犯是个很自然的想法……“
但是，”这个词重重地撞击着人们的耳膜，“我们还可以从中得出另外一个结论——这个结论一举排除了其他所有的嫌疑人，只留下一个……”他的眼中闪着火花；声音中的嘶哑也奇迹般地消失了。他小心翼翼地向前倾着身子，散放一桌的线索似乎都笼罩在了他的人格魅力之下。“它排除了其他所有的嫌疑人，只留下一个……”他慢悠悠地重复了一遍。
经过片刻的酝酿，他说：“……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在我们调查过的所有人中，只有他才会想到用指纹粉。在他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且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段落引自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
埃勒里自己承认，他根据“使用指纹粉的一定是有官方背景的人”这一理由直接锁死的凶手。但是，这个推理看似一击必杀，细究则有花拳绣腿之嫌——为什么不是有人陷害他呢？也许真正的凶手偶然间知道了指纹粉的用法，便以此设计出了陷害的计划。
如果奎因想排除这种可能，他需要怎么做？首先现有的线索无法排除，因为若可以他肯定会解释，而不是仅用“一定有官方背景”这种看似有理，实际上完全当不了证据的说法。接下来他就必须得用额外的线索证明除了凶手没有人会用指纹粉。
那新的问题又来了，这些额外的线索有没有可能也是凶手设计好的？于是，一条猜疑链形成了，接着，哪些额外的线索是真的，哪些是伪造的，这样的猜疑没有尽头。
不要笑，这样的问题在后期奎因作品中是需要时时考虑的。
综上，这种思考搅得一片阴云。结论是：在你开始怀疑公理化体系会有错误的那一刻起，整个局面就已经不可挽回了。它似乎可以无限地怀疑下去。
现行的解决方案很简单，就是开头提到的，卡尔的做法：直接打破第四面墙告诉读者，什么可信，什么必须为真。我个人认为，这种方法是有效的。
乍看之下乌云散尽，但是接下来的问题会更为严重：如果公理化体系成立，在固定的公理和一定的线索的帮助下，人们能机械地推理方法，得出所有子结论，而最终的结论成功指向凶手——那还要侦探有什么用，整个过程只要交给机器，凶手输入案件，人工智能输出解答。
《十日惊奇》中的埃勒里失败了，弗朗西斯·M·内维斯所著《奎因的推理艺术》中认为埃勒里是在和神对抗（这个“神”和下文将提到的“神”意思略有不同，一旦说明白就会泄底，没看过本作的读者可以把此处的神理解为神通广大难以对抗之物），可是他还是缓过来了，来到《九尾怪猫》的开头，他觉得他能解决案子了，于是又干起来，到了最后他才顿悟，即使学来变化广无边，还得五行山下五百年：
“……长期成功的职业生涯造就了我的偏执。说什么自以为伟大的癔症！我在律师面前高谈法律，对化学家讲化学实验，对弹道学专家讲弹道分析，对毕生从事指纹分析的专家高谈指纹。我还趾高气扬地教训有三十年经验的警官，大言不惭地指导他们怎么去调查案件。而且自以为是地向杰出精神病学家讲述我所谓的精神分析理论。拿破仑跟我比起来也就是厕所里的男侍。从头到尾我就像在宴会上笑闹的大天使加伯利一样，在无辜者中肆意撒欢。”
……
“从这个意义上说，奎因先生，是的，你确实失败了。”老头突然把身子倾向前，握住埃勒里的一只手。在两人手接触的一刹那，埃勒里知道自己走到了道路的尽头，这条他永不会再行的道路。“你以前就失败过，以后会再失败。这是人类的天性，人类注定的命运。”
“你选择从事的事业非常高尚，非常有价值。”
“你必须继续下去。”
（段落引自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重点就在这句：“你以前就失败过，以后会再失败。这是人类的天性，人类注定的命运。”这句话，可以说把过去的埃勒里生生杀死了。
凡人百战之后终于发现，即使竭尽全力，也始终有他见不到之处，有他无能为力的东西。他虽然最后可能可以得到真相，由神给出的预定的真相。但这个历程就像是一个学生做试卷对答案，只告诉你这题对了错了，绝不告诉你错了怎么改正，你要做的就是复原答案，仅此而已。
真相得出自然皆大欢喜，不过是只有侦探受伤的世界完成了。
从这个角度讲，埃勒里·奎因可能是最早讨论侦探试炼之路尽头的侦探小说家，而作为侦探的埃勒里·奎因，他的成长历程长且细致。名侦探以为一路是青云直上，殊不知最后与天相隔的是万丈深渊，他爬得越高，那悬崖就有多高。
不过，人类会失败，一败再败，直到得出真相，而机器一次就能告成功。
如果真有这样不偏不倚、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对其无效的人工智能存在（当然，现阶段它还不存在， 使用正确数据训练出的人工智能与人类同样都要面对“如何解决虚假线索”的难题，但是， 我认为在未来它出现的可能性如同宇宙中存在外星人那样大），那我们应称其为“神”（这里的神更强调全知全能）。
是故最后那句话才振聋发聩：“神只有一个，就是祂，没有别人。”
代行神职的侦探，在神的推理面前，微不足道。他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作者也不知道他要去往何方。
但在我们面前，正因他们在探索真相的过程中一败再败而百折不挠，故事才进化为传奇。
至此，整个公理化体系论述完毕。
二、解围之神降临
接下来对《X的悲剧》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当做例子。（内容梳理源自新星出版社，2017 年版。）
挑选该作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它的框架是最清楚的，通过书中简洁明了的推理过程，我们可以看到雷恩是如何从起点抵达终点的。
最主要的推理有三段。
推理方法：
① 根据现场所有的线索和证物，推理凶手本能够做什么，本不能做什么。
② 进一步，如果他本不能做什么，但事实上确实做到了，那用了什么方法（从简单到困难一一排除，得出最可能的选项）。
③ ①和②将推出新的结论作为新的线索。
④ 重复以上步骤，直到所有必要的线索全部得出。
e.g.
1. 切入点为手套的推理：
前文：
“所有的乘客都彻底检查了吧？”
“是的。”萨姆没好气地说。
“相信我，巡官，我绝不是怀疑你们大家的能力……但为了慎重起见，我再清楚地问一次：你们有没有发现任何不寻常的东西，不管是从乘客身上、从车上或从乘客离去后车库的房间里——每一个相关的地方？”
“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雷恩先生。”萨姆冷冷地回答。
“但是——都没有和地点、天气状况、这个季节或人的身份不太吻合的东西吗？”
“我不懂您说的。”
“比方说，你有没有发现大衣、晚礼服、手套这类东西？”
“噢，这样啊，只有一个人穿着风衣，但我们刚说过，我亲自检查过，除此以外，没有您所说的那些物品，这我可以斩钉截铁地告诉您。
（在这一段中，雷恩正在处理他目前已知的所有线索和证物）
思路：
(1) 基于大前提（公理）：凶手行凶用了凶器；小前提（证物）：凶器是插满针的软木塞；结论：凶手拿起了软木塞，凶手一定使用了软木塞。矛盾：凶手本不能拿得起软木塞。
(2) 有且仅有可能，凶手使用了某种能保护双手的工具，照应前文，排除手帕，得出工具是手套，结论：凶手使用了手套。
(3) 将车上有手套作为新的结论和线索。
(4) 重复第一步，车上本应有手套，现在车上没有，新结论：手套被某人处理了。
(5) 重复第二步，排除所有人，最后剩下了售票员，新结论：售票员涉案，他处理了手套。
2. 切入点为手势的推理
思路：
(1) 接连两段推理。
第一段， 推出手势是在中弹前做的（演绎法，死前挣扎是不可能的）。
第二段， 推断手势和谋杀案有关（极大似然，将极高概率事件认定为真实事件。德威特留下的手势是很难做的，德威特死前曾听雷恩讲过死前留言的事情，那么手势与谋杀强相关）。
(2) 矛盾：做手势本该用右手，却用的左手（人只有两只手）。因此推断案发时他右手正忙。
(3) 矛盾：车票本在原来的背心左胸口袋，案发后却在外套的里层口袋。因此推断车票被人为移动过。
(4) 综合以上三点，得出推论，德威特死前右手拿着车票，左手比着手势。这个说法契合目前得到的所有线索和推论。
(5) 进一步，对车上人员进行排除，得出凶手是售票员。
排除方法：
① 尽量举出所有能想到的可能的结论，或者说，逼近穷举，覆盖全范围。
② 使用演绎推理，对可能的结论进行支持或驳斥：
驳斥：依现有线索能推出命题A，那么可能的结论就不能包含A的否定，若有，证伪
支持：依可能的结论B得它的对立B的否定，B的否定与现有结论互斥，故该可能可信。
e.g.
伍德是凶手还是共犯：
思路：
(1) 伍德是凶手，那显然有三种可能：
① 伍德就是凶手，还有共犯协助行凶，到头来这名共犯下手杀了他。
② 伍德是单人作案，并无共犯，而他想将罪名转嫁给无辜的第三者，却被对方杀了。
③ 伍德因其他尚不可知的理由被杀，和朗斯特里特案没关联。
(2) 对三种可能都进行了驳斥的方法。
(3) 伍德是共犯，貌似合理（这里不是使用支持的方法，是这种可能性能自圆其说）。
(4) 至此，线索缺失，等待进一步调查。
(5) 线索补全，驳斥伍德是共犯的可能，确定伍德是凶手的第四种可能，是唯一真解。
雷恩先生的推理再精妙不过了，不过，我们能不能期待他也失败几次呢？
三、埃勒里追溯往事
如果你不认同从公理化方法的角度解释为何《暹罗连体人之谜》没有挑战书的话，我想你可以参考饭城勇三在《埃勒里·奎因论》中的解释：因为奎因此次挑战读者的并不是“猜谁是凶手”，而是“猜埃勒里的推理”，而在《暹罗连体人之谜》中，读者不可能猜出埃勒里的推理。（段落并未引自原文，而是在《エラリー·クイーン完全ガイド》中《暹罗连体人之谜》一节，饭城勇三归纳“本作为何没有挑战读者”时所收录的观点，注明出处为《埃勒里·奎因论》。）
要反驳奎因使用了公理化方法，其实非常简单，只要问“那为什么以逻辑为专长的埃勒里数学却学得不好呢”就可以了。
若承认先前的公理化论，是不好回答这个问题的，它是个死局：既然埃勒里使用了公理化方法，那么他的逻辑推导就应该做得很好，否则导不出正确的结论；类似地，数学中也经常使用推理的方法，那么他应该也学得很好，可是事实是相反的；如果认为埃勒里的数学确实不好，所以他在后期的故事才屡屡因不完美的逻辑碰壁，那前期逻辑的正确性就会被动摇。即使引入朱利安·西蒙斯的假想也无济于事（他在《The Great Detectives》中写道，《半途之屋》应作为奎因第一时期的最后一本书，以此为分界线，猜测后面登场的埃勒里·奎因是第一时期埃勒里的兄弟），因为在第一时期的《西班牙披肩之谜》中埃勒里已经自认数学不好了（虽然同样提及他以数学方式破解谜题）：
每当有犯罪靠近，我体内便会产生某种化学变化，迅速到达沸点。无关弗洛伊德的那些理论，仅仅是我身体里的理性思维作祟。但我高中时几何课却不及格！真搞不明白，我喜欢矛盾、孤立的个体发生冲突，特别是以暴力形式呈现出来。马尔科遇害这件事就具备此类特质，它无疑让我着迷。
奎因兄弟在以逻辑取胜的第一时期便做出这个看起来就自相矛盾的设定。若再引入公理化论，岂不是更加矛盾了吗？对此应认为，埃勒里使用的数学方式，与数学学科不能一概而论。
那马上就有结论：因此引进数学中的公理化方法来解释奎因的推理，是荒谬的。
当然，这样的断言或许并非充分考虑到作者在数十年创作中可能发生的思想改变。
如果按断言这样想的话，分析奎因的逻辑推理，就需要从作者与读者两个角度来分析。
埃勒里·奎因的作品不适宜进行诡计分类。以《中国橘子之谜》为例，诡计按约翰·狄克森·卡尔的说法，一句话，“利用死人上锁”（《三口棺材》第十七章密室讲义“制造房门从屋内反锁表象的手法”第三点）。饭城勇三认为，从猜测凶手手法的角度来说，使用冰块上锁也是可以成立的解答。（论述引自饭城勇三所著文章『女王の操り——クイーン作品の〈操り〉について考察する』，见于 EQFC 会刊。）
奎因创作该作的初心是唯目的论，只要推理出目的即可，于是，密室手法怎么样都行，合理就可以了。
诚然，这个密室的解答有很多种，奎因志不在此，只想得到一种可行的手法去完成一条逻辑链，即：
凶手用了某种手法做出“密室”→办公室的人无法进入这个 “密室”→办公室中的人不是凶手
于是，埃勒里的推理为：这个“密室”用了某种手法实现了→办公室中的人是凶手
那么根据以上的分析，我得出的结论是：埃勒里·奎因无法通过逻辑锁死密室手法。
单凭本作可能说服力度稍显不足，那我请诸位试想，在《恶魔的报酬》中，埃勒里推理凶手杀死所罗门·斯佩思的手法时，得到了何种结论——是凶手使用了某种凶器，为什么只能用这种凶器——根据某种证物，但是，这条逻辑链是非常单薄的，因为这个证物要造假太容易了。实际上，奎因最想要证明的也不是这个，而是由此推出的——凶手必须有某种特长。为着这个特长的存在，设计情节时必须有，凶手在现场留下了某种线索指向这一特长。
那么，我想用“大差不差”来形容这样的推理，就是说：作案手法不唯一，可能推理出的结论和真实发生之事有出入，但当事人肯定有过类似行为。
如同游戏设计中所说玩家思维和策划思维的异同，这种推理并不像侦探思维，而像作者思维。
具体地说，作者设计逻辑链，最终是想通过这条链指向某一结论。侦探思考逻辑链，是想看这条链能推出什么结论。
再进一步，从作者的角度看，《法国粉末之谜》《Z的悲剧》《半途之屋》中运用到的排除法推理，更应该是基于想要得出的结论而设计出来的。不难看出，《法国粉末之谜》和《半途之屋》中最关键的一条约束条件是直指凶手更无旁人的，其它的约束条件都没有那一条来得有力来得一针见血。
如果各位接受以上的解释，那么对于“读者和作者喜欢的作品大相径庭”这个问题就有了一组解答：
① 作者对该作非常自豪，因为其通过推理能解释/得出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
② 作者对该作不甚满意，因为没有达成想要的效果；
③ 读者对该作非常喜爱，因为其推理过程精彩或诡计布局高妙；
④ 读者对该作不甚满意，因为小说过程过于枯燥无味，与其搭配的真相显得不协调（或地谜地解或天谜地解，尽管作者可能认为解答挂在天上）。
在埃勒里·奎因五十年创作生涯中，他们喜欢的作品不会轻易更易，在《In the Queens' Parlor》中丹奈就流露出对《中国橘子之谜》的喜爱之情。1977年丹奈赴日，当被问及自己的top3时，他列举了《中国橘子之谜》《灾难之城》《半途之屋》。也就是说，这是丹奈最喜欢的作品。（top3论据摘自《エラリー・クイーン完全ガイド》中关于《中国橘子之谜》一章）。在北村薰《ニッポン硬貨の謎》中，我们看到了丹奈自选top6，另外三本是《九尾怪猫》《玻璃村庄》《然后在第八天》。
若使用上述的解答可以解释部分问题：喜欢《中国橘子之谜》是因为通过解释手法使得“颠倒的房间”这一梦幻谜面得以成立；喜欢《然后在第八天》是因为通过对奎南山谷的布局实现了最后那个“崩坏”的结果。至于《九尾怪猫》，请顺着以上思路来看这段话：
“就说说这个问题，埃勒里得出结论的方式没有依靠通常那类线索以及通常的奎因式推理。我觉得我已经和你说得很清楚——在我们电话交谈中和我的信中——我故意抛弃《中国橘子之谜》中的奎因方法甚至是《灾难之城》中的方法。我一次次告诉你，我不是在创作一部解谜侦探小说……我给予埃勒里的是——我重复一遍，是故意的——一种心智魔术。他编织出看似合理的结论，就算它们纯粹是猜测也极为可信……你难道不觉得大部分读者——绝大部分——认为埃勒里的结论不仅看似合理其实是非常令人信服的？如果是这样（我觉得是的），那么这个诡计就实现了——同时没有依赖通常侦探小说中的实际证据……我试图做的就是远离奎因的老方法，即证明X而且只有X才能是犯人……因为新方法不像数学公式或者实验发现那般不可驳倒，我让埃勒里做了什么？去数千英里之外问问题！我重复一遍——问问题！”
（摘自《血缘关系》1948年8月13日丹奈写给李的信，省略号处为删减了的无关内容，信件内容使用谜斗篷版译文。）
写出《灾难之城》奎因本人颇为得意，这可能因为本书是他的转型之作。国名系列中总是开篇就引入谋杀或尸体，随后马不停蹄进入调查走访环节，《灾难之城》则不然，安排奎因进入到一个陌生的小镇，与镇上的居民熟识，了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凶案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慢慢孕育直至最后发生，这种模式在其他推理小说家书中不算少见，但对埃勒里·奎因而言确实是一大转变，他从发生的情节展开推理。那么，本书中埃勒里的推理用的什么方法？和《五只小猪》中波洛的做法如出一辙，大量的心证：一个大致的结论，加上当事人的行为、状态，去应和这个结论。从第三时期之前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心证的比例是远低物证的，自《灾难之城》后，心证的比例大量提升了。
在《九尾怪猫》中，奎因仍然要证明X是犯人，但不能使用“因为一二三四结论的存在，所以有且仅有X是犯人”这种形式。那么新的写作形式是——伪解答纯猜测，一点证据没有，但要让读者信服，然后失败，推出真解，推出令人惊讶的凶手和动机。
这个说法，其实在《从前有个老女人》第二十六章中也有过体现：
“你必须自己去挖掘证据，爸，”埃勒里终于打破沉默，伸伸他的长腿，“我所能做的只有提供真相。”
“是啊。麻烦的就是，”维利警官干巴巴地说，“大家还得为你准备一套新的法律，大师，这种你自己推想出来的案子——凶手是指出来了，却不能拿他们怎么样。”
（段落引自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对于这个任务，奎因认为他俩完成得很好，李认为《九尾怪猫》会成为一部巨著。
他们借赛利曼之口说道：“你的推论真的很了不起，因为你循着一条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路径，却抵达了正确的目的地。”（段落引自百世文库，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在丹奈所著《侦探小说的本质》中有一句话很是简洁地概括了他们的创作理念：“侦探小说的本质就是让不可能变成可能”（引自《奎因百年纪念文集》P12）。所以这个目的达到了，他们就能获得最大的满足。
综合本节所述，如果就从创作者的角度考虑推理小说的逻辑问题，得到的结论是：他们关心的是逻辑推理能产生什么效果，而不是逻辑本身有多么完美无瑕。
而一路推演到这个结论后，公理化体系也就没那么重要了。如上所述，逻辑推理仅仅是一件创作的工具，而非推理小说的绝对核心。
那么更激进的论断就有了，虽然长期以来逻辑推理一直是奎因的两个标签之一（我认为另一个标签是后期奎因问题），但是他们可能并不觉得是这样，或者说，他们并不认为也不当逻辑是他们的特色，只不过初期单靠逻辑推理就能带他们探索推理小说中的广阔领域罢了。后人以逻辑流或奎因流标榜奎因，不过是后人的一厢情愿罢了。
同是在《血缘关系》中，丹奈这么告诉李：
在这个领域没有人——没有人——奎因赖以成名的东西是无人出其右的。在这个领域谁能写出《恶之源》？如果你同意这点，那么你必须问自己：难道奎因不应该像奎因迷期待的那样继续推出奎因特色的作品吗？幻想，奎因形式的幻想，这不是一种普通商品。继续这样的方式，提供我们与众不同的东西，提供奎因独一无二的特色，这样的价值是多大呢？
（引自谜斗篷版译文）
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实现幻想，逻辑刚好能够实现幻想，但又不只有它能实现幻想。
但这是否和霍华德·海格拉夫的引述违背？客观来说，奎因认为“绝对逻辑的公平推理的手法”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小说广受赞誉、大获成功的关键，但这是否就是奎因创作的目的？显然原因和目的之间不能直接划等号。应该看到即使在第一时期，也包含了许多奎因式的幻想：为何一顶消失的帽子能成为案件的关键；为何展览用的橱窗能成为尸体藏匿之所；医院里竟然能发生谋杀；三桩连锁谋杀发生在三样交通工具上；作中角色连番推理结论居然都是错的；一个被恶浸染的人会引发怎样可怕的犯罪；一副无头尸体引发千里大逮捕；侦探要怎样做才能从二十七个嫌疑人中找出唯一的凶手；如何一口气排除两万名嫌疑人并找出消失的手枪；三百年前莎翁的悬案竟然要等三百年后由莎剧演员破解；暴风火山庄中的犯罪将如何进行；完全颠倒的世界如何还原；为何谋杀需要被害人全身赤裸；十三本长篇小说中非唯逻辑推理，还有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我们不该忽视这些。
因此我认为，“通过逻辑推理来达成幻想”的观点放在第一时期是成立的。
接着考察前文说的“作者在数十年创作中可能发生的思想改变”，在《错误的悲剧》和《奎因的推理艺术》都有提到，《罗马帽子之谜》出版四十年后，丹奈看到内维斯所著《皇室血统》中对此书的梗概，竟有恍如隔世之感，不相信这本书是他写过的。
因此我应该去说明，这场幻想连续了四十年。
到了之后的时期，如《上帝之灯》中消失的房屋；《七月飞雪》中消失的列车；《幸存者游戏》中奇怪的俱乐部；《恶之源》中的神奇比拟；《最后一击》中接连十二份礼物；《铜屋》中由黄铜之屋构建的暴风雪山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十日惊奇》是丹奈花了十年，熬了很多个通宵才创作出来的，但这个过程中，他可能只是设想了最后的真相，但是，对一连串问题的解答使结论落地，这件事却不是他做的。《奎因的推理艺术》中有一封李写给布彻的信：
“留给我的……就是在华丽辞藻的外衣之下尽可能掩盖巨大的荒谬……结尾处每一个有关心理学的解释都出自我之手；原始大纲里根本没有。父亲形象及其衍生物的全部线索都是我放到故事中的。我也许还要补充一下，这引起了丹最强烈的反应……”
（引自谜斗篷版译文）
显然，为了写这个“巨大的荒谬”，甚至连解释一开始都没有设计好。
于是，我认为，奎因式的幻想贯穿创作始终。
我就幻想的观点请教饭城勇三老师，他认为，幻想之所以是幻想，是因为它不能被理性地解释。例如，任何成年人都不会认为海市蜃楼是一种幻想。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海市蜃楼是由光的折射造成的科学现象。奎因的推理破坏了幻想。所以通过推理，幻想就不再是幻想了。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推理令人意外。
我认为，不懂海市蜃楼原理的人第一次看到海市蜃楼时会很惊讶，觉得如梦似幻。然后侦探一样的人物出场了，侦探告诉这些人，这是光学原理云云，他们顿时就明白了，这是有关幻想的解答。解释奇迹之人不破坏幻想，而是让别人意识到幻想是可能发生之事。
综合起来，也许应该说，奎因作品中充溢着幻想，这个观点是对的，而还能再进一步，奎因为了解释/打破幻想，使出了“意外的推理”。我个人认为这个“进一步”有点冒进了，例如“意外的推理论”并不能解释《然后在第八天》的情况。
或者你会反驳，第二时期后的转型只是为了迎合市场和杂志的需求罢了——对，这恐怕是主要原因，但销量和报酬并不能代表一切，试问，《十日惊奇》这种风格的推理小说在当时能挣到多少稿酬？《エラリー・クイーン完全ガイド》中指出，丹奈在采访时表示这部小说他花了十年的时间才完成大纲，创作这么久这么艰难的原因，想来也不是一句转型迎合所能解释通的。
真希望不会有读者误以为第一时期后的奎因是自甘堕落才思枯竭。虽然目前的相关宣传总让人感觉就是如此，只能说，成也逻辑，败也逻辑。
四、无人堪称英雄
从第三章中的讨论可以看出，关于“后期奎因问题”，奎因自己就下了类似的定义：“埃勒里没有实际证据，没有据此作出推理。埃勒里只是靠想法，只是靠言语，只是靠无形的东西。埃勒里只是靠他的大脑——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依赖有形的线索，他现在靠的是人的想法、动机、行为、秘密。”因此，“他编织出看似合理的结论，就算它们纯粹是猜测也极为可信，绝大部分读者若认为埃勒里的结论不仅看似合理其实是非常令人信服的，那么凶手这个诡计就实现了。”
但尽管这么说，《希腊棺材之谜》中饱受诟病的诺克斯问题就是由埃勒里的想法产生的：诺克斯靠1000美元洗清嫌疑，看似有理，但从第十五章中的第一重解答失败，到第二十四章找到金表中的钞票，这段空档中诺克斯完全有时间将1000美元放回，所以排除诺克斯的推理根基不牢。故而丹奈这个说法我想并不准确，即使是早期作品也有想当然耳的问题。
即使考虑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说法：诺克斯若是凶手，留着钞票自证清白也需要承担对应的风险，故而应该收回，不收回就不是凶手。这样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然而，如果这样的解释确确实实被作者考虑过，那他应该写下来，而实际上并没有，所以我认为这一段的分析不在奎因的思考范围内，应视为后人的臆测。
后期作品反复出现的“假线索”问题和“操纵”问题，前人之述备矣，可以参考z55250825的豆瓣日记https://www.douban.com/note/825304889/。我需要额外说明的是，“如果得出结论q后发现结论可能是犯人诱导的，那么就应该舍弃q而得到结论-q”，这种在两个结论之间反复横跳的逻辑只对埃勒里·奎因的作品有效，如果认为这个逻辑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那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时是要吃大亏的，因为误导可能并非犯人所为，即使是误导，也不能因此断言q是错的，更不能宣称-q是对的。
如果想避免产生这些问题，最可行的方法就是前文所说的强设公理，说通俗点就是搞设定，再不行就搞更复杂的设定。
但是奎因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另外一条路，只不过这条路太过明显，以至于大家看不太见。
那就是，让侦探失败一次。
如果侦探一路顺风顺水，直接推出案件真相，小说结束，那么读者就很容易怀疑这个结论的正确性，“假线索”的问题随之而来。
如果侦探先得出错误的结论，然后反转打脸，最后侦探失败，接受真正的解答，这样的处理就会让读者更信赖这个“真正的解答”，读者会考虑真解答之前的假线索问题，而真解答之后是否会有一层，就容易忽视掉。
费尽千辛万苦，甚至是靠失败才换来的来之不易的“解答”，就更显得可信。这也可以类比成推理小说中一种常见的诡计，如果某种事物/人物凭空出现，那你就会对其深感怀疑，可一旦作者赋予它某种意义后，你就不会再思考它是否还有别的作用。这种诡计多次出现在大山诚一郎的短篇之中，我想这么说各位已经能领会到我的意思，不再赘述。
甚至于为了使最后的解答看起来更加可靠，侦探可以错解两次，三次，更多次。
所以后期的奎因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错解→反转→苦恼→真解”这种形式，并非没有意义，可以说是通过这种技法去提高真解的可信度。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丹奈给斯特里布林的信件中也对此略有说明：
“我要说，我并不反对侦探的失败。事实上，我喜欢这个想法：它令人耳目一新，而且越是名侦探，他的失败就越令人耳目一新。但我认为，仅仅为失败而失败是不够的。失败应该是故事中不可或缺的情节；为此应有一个失败的理由，一个有趣的理由——更应是聪明的理由。”
（段落引自 Arthur Vidro 所撰研究文章“The Return of Poggioli: T.S. Stribling’s Sleuth Given a New Home in EQMM”。）
这个理由，我的理解就是：让结局更有说服力。所作所为，是为了证明最后解答的合理性。
那么对于这种行为，我只能称之为，先下回地狱遍体鳞伤，再沿着扶梯爬上天堂。
甚至，奎因还会让最后的结局走向无可挽回的地步，即侦探和凶手同时骑虎难下，双方面对的都是一个死局：侦探推出了犯人，但他拿犯人没有办法，没有证据都是推论；犯人知道侦探推出真相，但他拿侦探也没办法，他不能杀了侦探。这种做法事实上弱化了真相的重要性：连故事的最后去向都不能确定，那案件的真相又有那么重要吗。
在这里因对真相的认识不同而分成两派：认为无法确定的，认为依然重要的。
我猜想，有一个思考如何处理真相的人，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小说中重复了以上所说的形式，并在小说结尾推翻了原先的解答，提出了全新的“真相”，但是他并没有加强最终解答的权威性，反倒是自降可信度，使得伪解答和它分庭抗礼：
只有一人能登上作品的最高峰，由谁来占据这个位置呢？侦探还是凶手，抑或是其他人呢？也许是谬论，我认为后期奎因问题如果换一种表述方式，其实就是“如何能保证侦探抵达至高点呢”。
侦探能成为神吗？
从最初《MESSIAH》的这个标题就能看出，作品中会出现若干个“神”的形象。不过，和后来的成品不同，当时我的想法还只是简单的“第一推动者=神”，类似“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纳斯”的模式。也就是说，唯有拉上最后一块帷幕的人才能获得“神”也即“第一推动者”的资格。
一场为取得唯一一个绝对地位的障碍跑比赛。修改《有翼之暗》时，我在这方面做了进一步强调。而***则有幸得到了这个地位，但其实这偏离了我原来的主旨。
我这么说是因为，如果这是一个无法完全确定线索真伪的世界，那么绝对的神之地位自然也会随时翻转，亦即所谓的“无限循环阶梯”。
作品中，***貌似顺利地收了尾，但*也只是一尊“临时”神。世间认为是***破的案，而读者认为是**破的案，两者若是不对等可就麻烦了……因此在最后一章里，虽然**在与真凶对话，但文中除去一处，并未点明对方的主语。而那一处又是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所以是**本人认定的主语。没点明主语这一点，同时也可表示**本人其实也不这么认为。
当然，今后我也不会明示此人是谁。因为即便点明也没多大意思吧（我曾以《无限循环阶梯篇》为名在社内发表过一次，如我所料被批为画蛇添足）。而且，如此一来上层便被确定，但这又是另一尊“临时”神，于是我就必须再次暗示上面还有一层。
既然我无法把“绝对之物”带入节节攀升的故事，就只能进行暗示处理。这就是我当时（现在也是？）的结论。
（段落引自新星出版社，2014年版。）
麻耶雄嵩在《有翼之暗》结尾的处理方式，也让我想起了卡尔某作。这样的处理使得真相可以说重要，也可以说不重要。这么处理的原因是“无法把‘绝对之物’带入节节攀升的故事”，即“神不会犯错，神一击即中，开篇案发时神即可告破，故神只能于结尾降临”。
或许这一种认识不能让读者满意，那我们应该保留神，还是应该弑神？很苦恼吧，所以既然前后左右无路可走，那不如留白，留下两难困境。
为什么不能认为真相不重要呢？显然，无论怎么定义，推理小说必须有谜和解答，没有解答不成其为推理小说，真相只能“相对不重要”，而不能没有，所以此种分类不存在。但重要性有多“相对”？这个无法确定，所以“相对不重要”归属“无法确定重要性”大类，硬要说，在我看来“无法确定”的原因是侦探给出的解答可强可弱。
而认为真相依然重要的，前提“造成侦探和凶手同时骑虎难下的困局”根本就不可能实现，若不能确定凶手是谁故事必须继续进行，一旦能确认凶手是谁，就能收拾残局，从这一点看，埃勒里·奎因不如菲洛·凡斯杀伐果决。
《名侦探柯南》原版第857-858集《米花町多次反转的悬疑剧》尝试挑战这一困局，本作是公认的柯南后期最佳案件之一。请允许我略做摘要。
在案件最后，柯南推出了整个犯罪过程，假设这个凶手为X。
犯人问道：“柯南你的推理姑且算是成立，但是就算推理本身有道理，谜题仍然没有解开。”
因为X没有杀害死者的动机。
这时柯南抬起头仰面凶手，直言：“解开谜题的提示，就是X留下的东西。一个不留地把解谜所必需的线索，全部交给搜查方，这可是推理小说的铁则。”
所以X为侦探留下了解谜必要的关键。正是留下的线索，补足了动机这一环。
听完之后，凶手感慨：“真亏你能解开这个谜题呢。”
柯南继续说：“这些都没有物证，只不过是我的推理罢了。”
接下来，凶手面露微笑，不假思索地说了这样一段话：“胡说什么，只要解开谜题就结束了。纯粹的推理故事，根本就不需要物证那种俗气的要素。”
一切戛然而止。
随即，凶手认罪，前往警局自首。
编剧扇泽延男在处理的时候，也考虑到凶手不认罪的情况，于是还给了，柯南手机开录音藏身后这样一个镜头。
他所表达的正是，推理故事只需要出人意料地解出真相就够了，证据固然需要，但在构筑完毕的逻辑链面前，没有什么重要性。
创作者们的处理方式都极具才气和巧思，但我觉得还是留有遗憾，由神设下的问题，毕竟还没人能完美地解决掉。
至此，让我们梳理下行文思路。
如果认同推理小说是一场游戏，是一场全凭智力的博弈。那么当真相推出之后，一切就都结束了。混乱的场景、不可能的谜面、华丽的诡计都将归于虚无，世界重归平静，一如往昔。
如果肯从游戏的角度看，凶手和侦探的对峙也就有了化解的方法：输的一方放弃无谓挣扎，凶手输凶手自首；侦探输……侦探输就要退场，换其他能揭开真相的人上。作者要做的，就是最终解答要站得住脚。
然而，凶手失败而自首，又会流于程式化，读者要问“凭什么”、“这样太不现实了。”
如果是钓鱼法缉凶，对凶手使用剧情杀，读者又要问“真相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形式，让这场游戏更加合理。
五、走进时间的旅程
前文提到，认同推理小说是一场游戏。下文将对此作进一步讨论。
《另一方玩家》的盘面上摆了两桌棋，一局是Y和沃尔特对下，一局是Y和埃勒里对下。在这里奎因似乎产生一种意识：推理小说展现的是侦探和凶手之间的较量，侦探运用推理，凶手施展诡计。
从下棋的角度看，如果双方实力均等，即棋逢对手，大概率会走向均势和棋，在推理小说中就会表现为侦探和凶手都骑虎难下。
但这种斗智和真实的对弈是类似的，侦探具有先手优势。这种优势是较大的，即使双方都打出最优解，侦探依然可以靠先手胜对方一筹。（棋牌类游戏中先手优势有大有小，除非规则补偿或特殊裁定，不然优势一般都存在。）
诚然，后手必胜的对弈模式也是存在的。无论何种模式，在严格规范后可以运用策梅洛定理：在二人的有限游戏中，如果双方皆拥有完全的资讯，并且运气因素并不牵涉在游戏中，那先行或后行者当中必有一方有必胜/必不败的策略。不过，此时暂不考虑这一定理。我且认定，侦探和凶手双方对弈，侦探必然先手，但未可判定后手必败。
按洛卡德物质交换原理：在嫌疑人和犯罪现场或其受害人之间，总是存在物理证据的交流。也就是说，一旦案件发生，必然有线索指向凶手。所以说侦探和凶手的初始局面并非均势，侦探有优势，凶手是后手应招。侦探出手敲打漏洞，凶手回防思考反击策略，他必须要守。
结论是：凶手的所有策略必然围绕指向自己的线索展开。这也是第一时期所主张的：人的行为都带有目的，我们既可以推理出这个目的，也可以推理出为实现这个目的的人。
那凶手可不可以出闲着。他有没有可能留下无关的线索？显然，他之所以留下无关的线索是为了混淆真正的线索；他有没有可能故意做出无意义的行为？同理，一旦侦探开始思考一条线索或一个行为是否与案件有关时，也正是凶手思考它是否会指向自己的时候。所以我认为上述结论是正确可靠的。
可惜的是，推理小说还是不能如下棋一样规整，我们很难说，侦探根据这一手推理就能把凶手将死。即使真的通过推理把凶手逼到绝境，使他投子认负，如前文所述，读者也可能不买账：怎么，你胡扯什么凶手被侦探的推理折服而认罪，这符合现实吗？
应该说，这合乎游戏规则，却不合情理。
如果认为侦探必须处置真正的凶手，那当他没有证据以供抓捕时，也必须行动，不能止步不前，但很遗憾，埃勒里一遇到这种局面就开始束缚自己，他会像波洛一样找犯人当面对质，但他不能像福尔摩斯一样私自审判，不能像基甸·菲尔一样惩治凶手，不能像哲瑞·雷恩一样……虽然埃勒里有过一两次非常出格的做法，但多数情况下他都很拘谨，这符合屡败屡战的心态，这种自律的行为，使得本应圆满的结局演变成一个个破碎的悲剧。
如果认可侦探只负责推理，缉凶不在负责范围内，则有另一种处理方法，这种处理方法在游戏中更为多见和知名——正是《逆转裁判》，法庭辩论模式。
控方和辩方都会找出真正的凶手而努力，侦探所做的就是充当证人，破解误导或还原真相。
这正如奎因在《X的悲剧》《半途之屋》《灾难之城》中所尝试的那样。
再激进一点，如果控辩两方都是聪明绝顶的侦探呢？这里设定双方都不是凶手。那么他们就没有包袱，也没有优劣势之分，只不过是意见相左，挑选了自己中意的凶手人选进行控诉罢了，而凶手则正处于庭下。此刻，切斯特顿的名言需要反过来使用：侦探是有创意的艺术家，凶手则是对他们的推理进行打分的评论家而已。
此时双方信息量对等，或胜或输，都不存在运气成分。那么是否可以讨论必胜或必不败的策略呢？还是不行，因为双方信息量只是对等却并未全部：必须解决假线索的问题，否则逻辑游戏无法继续，所以我认为后期奎因问题有朝一日必须得到解决。
但这已非本文要旨，关于法庭推理的新形式，还是留待日后撰文研讨吧。
埃勒里之所以未曾采用过类似的形式，我猜想是因为奎因过于执着让埃勒里最终能够推出正确的真相，他可以错误，错一次两次，但最后总要是对的。所以无论如何案件主导权在他手上，他是主角，和他对垒的只能是凶手。
那我们可不可以以《玻璃村庄》《奎因探长自己的案件》《铜屋》《逃避》作为案例分析呢？
《奎因探长自己的案件》是不行的，理查德·奎因也是一败再败后碰巧查出真相，这种处理方法和他儿子的故事没什么区别。
《铜屋》也是不行的，埃勒里只在最后一章登场，但前期理查德主导的推理也是错误的，埃勒里出场就是为了纠正理查德的错误。
《逃避》是斗智没错，但仍是警方抓捕逃犯的模式，类似林肯·莱姆的故事风格，凶手在警察家里留下了太多线索，等于是明着牌打。
以上三作不符合我们对双方公平较量的讨论。
《玻璃村庄》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在分析之前，我对本书的创作背景略作介绍。
本书是埃勒里·奎因出道25周年纪念作，被MWA选为年度最佳推理故事之一。奎因出过两次纪念作，而这两本纪念作都没有埃勒里出场。
这个故事在1958年9月26被NBC改编为电视剧，电视剧中有埃勒里登场。1961年1月根据此作改编的广播剧在荷兰电台播出。并且有一些证据表明，《玻璃村庄》本是为埃勒里设计的莱特镇故事，但写到一半就删掉埃勒里和莱特镇，改成约翰尼和辛恩隅了，电视剧里有埃勒里登场可以佐证这一点。那么原作不用莱特镇或许有两种解释，其一是辛恩隅的居民更为朴素狭隘，这和莱特镇的大社区背景不搭调。其二是埃勒里喜欢莱特镇的居民，如果要将镇民塑造成暴民形象，恐怕不妥，毕竟良好的公民不能唐突变为麦卡锡主义式的人物。然后我有一个猜测，奎因或许认为埃勒里面对这些村民时他无能为力。
那么结论有，奎因为了写出这个故事甚至可以不让埃勒里出场，为了写出这个故事，放弃不适宜的莱特镇，重新创造出辛恩隅这样的虚拟村庄出来，而且仅仅只用了这一次，显然，这本书里有他非常想表达或想要追求的东西。
值得一提的是，收录在《错误的悲剧》纪念集中的《Terror Town》，也有一个正典中只出现过一次的新英格兰小村庄诺斯菲尔德，本作1958年8月刊载于《Argosy》，所以这话也并非绝对，我们仅限长篇而言。
当然，关于本村还有后话，辛恩隅后来成为了爱德华·霍克笔下《不可能犯罪诊断书》中的常驻地点，而奎因是否对此有向霍克嘱咐什么，我们尚不得而知。在《生命中最后的女人》里明确提到约翰尼·本尼迪克特（注意，此约翰尼和下文的约翰尼不是同一个人）的隐居之地占地两百英亩，位于莱特镇和辛恩隅之间（《奎因的推理艺术》中错记其占六百英亩）。书中写道：
“从莱特镇到希恩角，途中是树林、流水和未经修剪的草地。希恩角是山谷中一块开发出来的区域，从那儿可以爬上西北方向的小山。本尼迪克特的庄园用高高的铁栅栏同外界隔开，大大的充满威胁意味的标记插在栅栏上，一般情况下，铁栅栏可以抵挡外人的追击、刺探和侵犯。”
（段落引自新星出版社，2014年版。）
译者欧阳杼老师翻译时未发现“希恩角”就是“辛恩隅”，颇为遗憾。
《玻璃村庄》，整个故事从庭审流程到最后的真相，和《逆转裁判》有不少相似之处，只是藏得比较深不容易被人发现，涉及泄底不多说明。第四章的法庭辩论是一场公平的较量，可能有些读过本作的读者对“公平”这点有异议。本章的辩论是为了还约瑟夫的清白，在这一点检辩双方的较量是公平公正，分出胜负就能结束的——约翰尼·辛恩做到了这一点。
在《半途之屋》第三章中比尔在法庭上却不能成功洗清露西的嫌疑，他提出来一些疑点，像如果露西是凶手，在现场的某些行为是不合逻辑的，愚蠢得让人无法相信。但检方认为在现实犯罪中，露西不能像侦探小说里的罪犯那样，桩桩件件都做得天衣无缝，有些不合理之处是可以理解的。最终因为露西留在凶器上的指纹，陪审团给出有罪推定。可以看到，辩方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和推理以证实嫌疑人清白无辜，所以在对弈中落了下风。而《玻璃村庄》是反过来，最后推出的事实已经可以证明流浪汉的清白，之所以还进行有罪推定，是因为陪审团的成见，按法庭的实际情况看，我认为这里可以得出嫌疑人无罪的结论。《玻璃村庄》做了过往奎因小说没做的事，之前埃勒里总需要再去证实什么，或者去用各种方法逼出真凶，真凶出来了，嫌疑人才无罪。由是，我认为奎因喜欢《玻璃村庄》的原因是，它单纯靠公正的对决，一分出胜负就洗清了嫌疑人的罪名，不用再过多解释——当然这是个人一家之言，没有任何资料能证明这一点。
总之，《半途之屋》的情况是，辩方要证明除了检方的指证外还有其他可能性；《玻璃村庄》的情况是，检方的基础论点被辩方证明是不对的。攻守之势异也。
但仅仅讨论到这里就足够了吗，显然不是。
从《半途之屋》的讨论中，再得出一个结论：逻辑上成立的，现实中不一定存在；逻辑上不成立的，现实中可能存在。这个表述，与哲瑞·雷恩在《Y的悲剧》中所说“逻辑不同于常理，它自成一个世界”（段落引自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是相合的。再进一步，我们站在奎因的角度分析，为什么安排第三章辩方失败的情节，能不能把故事修改为，在开庭前埃勒里已经收集完所有的线索，并在庭上通过推理和证据指出真正的凶手？个人理解是，虽然奎因有能力且可以这么布局，但他不会这么做。问题就出在前文所述的检方陈词上。检方认为，辩方的疑虑是有道理的，但不能因为，逻辑上能说明疑点存在，就洗清被告的嫌疑。辩方无法证明被告无罪，那么凶器有被告的指纹，被告在现场，被告依然是第一嫌疑人。奎因需要这个陈词乍看有力，再于终场驳倒，以彰显他逻辑的威力，这个时期，他依然相信逻辑万能。正如本作的挑战书所述的一般，“这篇作品的防御依然足够坚实”（段落引自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所以从直球胜负的角度看，或许能这么说，《半途之屋》没有《玻璃村庄》纯粹。
那，这个说法就正确吗，也不尽然。
通过阅读侦探小说，我懂得了一个道理，推理的道路从来都是蜿蜒曲折的，推理者只能曲折地前进，绝不可能一步就抵达终点。在这个过程中推理可能会犯错，这很正常，提出一个推论，不单是有论据和论证来支持它，也要好好想想，它是否就是唯一，其他的推论有没有成立的可能。推理评论也是这样，就不该是唯一的，论证过程中会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产生，我们要做的就是，求同存异。
豆瓣友邻无盐城曾对上述的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半途之屋》的法庭失败跟逻辑和证据没有太大关系。最后奎因对于指纹的解释也并不是依靠什么逻辑推理或是证据，依然是用巧合与运气来解释。如果这是相信逻辑万能的奎因精心设计的桥段，他应该不会如此草率地解释这个证据。根据本作的具体情况，这带来的感觉更像是，因为中盘必须要输，所以不得不给出一个理由，那就加上指纹的证据。
也就是说，如果逻辑是万能的，它不应该绕过凶器上指纹去抓出凶手，而是应该正面攻破这个证据。按照这个思路走，就应解释为：在《半途之屋》中，奎因依然相信逻辑的强大，它能解决很多事情，但他已经意识到逻辑在某些场合也有自身的不足，比如说在法庭上不能只通过逻辑推出疑问就洗清嫌疑人的罪名。那么他为什么要处理成先输一段，然后发现解决方法推理成功呢，应该说这本书是受到了好莱坞情节的影响，奎因正处于转型期，他需要作出一些转变来迎合大众，所以设计这个反败为胜的带有爽感的情节。这么一解释，我们或许能产生一个新推论：奎因可能认为这本书中他在逻辑推理和故事情节之间取得了较好的平衡。
这样的推论也比较契合传统的对第二时期的看法，也应该更接近作者原意（见下文丹奈的访谈）。之所以我他观点不同，我想是根本原因是，读完之后我们察觉到这俩作品想达成什么目的，但我们认为的目的有所不同。
那么，秉持求同存异的原则，我将上述两种看法，一并交与读者诸君。
至此，奎因自选best6全部论述完毕。
话又说回去，绝大多数情况下，奎因小说展现的都是埃勒里和凶手的博弈。如果凶手水平较低还自罢了，如果水平与埃勒里旗鼓相当，那么必然会导向胶着的局面，典型代表如《生死之门》《十日惊奇》《恶之源》《最后一击》《美好的私密之地》，试问，在这几个案子里，读者还能另外想出什么和奎因不同的破局方法呢？我相信是有的，但是如果限定埃勒里，由他破局，那我想就别无善法了。
也只能是，在终结一切之后，遁入漫长而黑暗的旅途之中。
埃勒里还在哭泣。他永远哭泣。
后记：最后的话
关于 “《暹罗连体人之谜》为何没有挑战读者”一处，笔者未敢擅下断言，只是提出一些思路加以讨论，目前参考资料尚不足够。如果想要更进一步的探究《暹罗连体人之谜》《半途之屋》《玻璃村庄》等相关问题，也许还要继续等待奎因传或者奎因手稿的公开了。
另外，我就自选best6的问题请教了饭城勇三老师，以下是他对这六本书为什么成为丹奈自选best6的理解：
The Chinese Orange Mystery
奥さんとの思い出の作だから（『クイーン談話室』参照）
（注：这里指《In the Queens' Parlor》）
Halfway House
人気のある大衆雑誌「コスモポリタン」の初登場作品。当時は「コスモポリタン」に載るのは一流作家の証明でした。
そして、大衆の要望と、ミステリ・ファンの要望の両方を満たすことができたので。
Calamity Town
新しい試みに成功したので。
Cat of Many Tails
新しい試みに成功したので。
The Glass Village
自分は、他の作家と異なり、社会批判をしている、というアピール。
And on the Eighth Day
ダネイ夫人の回想録「My Life With Ellery Queen」に理由が載っています。
（注：这里指丹奈夫人自传《My Life With Ellery Queen》）
随后我翻阅了《My Life With Ellery Queen》，相关段落如下，出自一次对丹奈的采访：
F.D.: "No question in my mind that the best quality stories we produced were our later novels. We were older, we were more mature, we had deeper ideas. we began to think in terms of larger meanings and concepts. For example, In The Glass Village our focus was McCarthyism. In The King is Dead it was about Fascism. We wrote a book about gerontology, and only one critic used the word 'gerontology' in his review. I often wondered if the other critics knew what the book was about. When the Dead Sea Scrolls were found, I became very interested in them and read everything I could about them. I was determined to do a book about them in the framework of a modern detective story to show the life as seen in the Scrolls, the life of the Essenes. That book was called And On the Eighth Day."
丹奈认为他们创作过最好的作品是后期写的小说，而非第一时期。他们更加成熟，有了更深刻的想法，能从更多更宽泛的角度去思考并创作。他们认为《玻璃村庄》就是围绕麦卡锡主义来写的，或许并没有考虑过我提到的“法庭推理公平游戏说”。关于上文提到的“老年学”一词，我想他们是在指《奎因探长自己的案件》。
埃勒里·奎因既是一位多面的作家，也是一个多面的侦探。奎因对埃勒里的人物塑造是比较充分的，我们在黄金时代很少看到如埃勒里一样的成长型侦探，即使是在现在也不多见。从前期的全知全能，到中期辗转好莱坞，发现莱特镇，交手一个个聪明绝顶的敌人并败下阵来。我们问：“然后呢？失败之后又该怎样？”这样磕磕绊绊来到后期，一作胜一作负，交替往复，在不知不觉中，聪明的凶手擅长的手法：操纵他人和制造假线索，其涵盖的子类基本被写尽。
虽然，我并不认为试图穷尽一个类型是一件好事。卡尔写密室讲义的时候，未必能料到几十年后他再难写出新颖精巧的密室手法，或许那时他很年轻，有发挥不尽的想象力和才情，但深挖一隅之地，即使获利频仍，或许终会困于自造的百尺囚洞之中。这并不是说卡尔只研究密室一个领域，只是举个例子，每每重复耕种于一处，长此以往，恐怕必然形成诡计数据库的思维：这个写过了，那个还没写，还有哪个没写过。当一切题型解法都摆在读者和作者面前时，谜题还会那么诱人吗？我想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并希望它得不到答案。
总是要告别昔日的好时光，黄金时代早在《十日惊奇》发表时就结束了，但对埃勒里·奎因来说，旅程还未结束，还要继续下去。
万般熟能成诵的溢美之词背后，总该有真正打动人心的东西。那打动我的是什么，逻辑吗，我肯定不是抱着读《几何原本》的心态读小说；故事或人物吗，听起来老生常谈，和通俗小说有区别吗；然后我想到，好像就是“以谋杀为载体，通过小说将幻想中不可能之物变为现实中可能发生之事”。是的，这种论述，完全说服了我。
奎因后期作品，虽然大家都肯定他们求新求变的意志，但大多数人却不太认可创作出来作品的质量，这也是情理之中。诚然，求新之作，谓之“瑕不掩瑜”，实是“褒贬不一”之别名。可以说他避开诡计数据库思维的魔掌，却不敢说他的情节和设计博得了多少掌声。“经典”或“先声”，亦是“过时”和“稚嫩”之别名。在自己的熟悉的领域中有所斩获，又想基于此逐步开辟出新的领域，乘危远迈，杖策孤征。旅者以智识之尺长，量重洋之渊深，又何其难哉。
我认为推理小说和侦探小说两个词虽然意思相近但有所不同，推理小说以诡计、推理、逻辑为突出特点，更强调的是事件；而侦探小说则是以侦探本身为核心才是， 诡计、推理、逻辑也都是围绕侦探进行展开——总而言之是关于侦探的故事。
似乎在我的记忆中，波洛一直是那个有强迫症的可爱老爹，菲尔一直是那个爱搞怪的混乱中立者，梅里维尔一直是那个爱爆粗口外冷内热的老头，雷恩一直是那个温文尔雅坚守信仰的老演员。可只有埃勒里，我很难对他贴几个适当的标签，以便在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就是埃勒里·奎因。
但对作者就很好描述了。
他们是我见过最棒的侦探小说家。
除开奎因正典，以下是主要参考资料：
1. ellry主编. 《奎因百年纪念文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02
2. 飯城勇三. エラリー・クイーン完全ガイド. 星海社，2021-11
3. Joseph Goodrich. Blood Relations: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Ellery Queen, 1947-1950. Perfect Crime Books, 201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