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运动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政治运动，而是一个具有多层次意义的历史事件。从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扫清障碍的角度而言，戊戌变法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改革）运动；从挽救民族危亡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可以说戊戌变法的性质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从思想启蒙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戊戌变法的性质是一次并且是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维新运动首先是作为爱国运动而彪炳于史册的。1895年，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联合全国各省进京会试的一千多名举人，向皇帝上书，请求“拒和、迁都、变法”，标志着维新运动高涨的起点。“公交车上书”虽然没能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大大地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广泛地传播了变法维新以救亡图存的思想。维新派奔走呼号，救亡必须维新，维新为了救亡。他们反复申述亡国灭种的危机，痛斥地主阶级当权派的因循守旧、媚外卖国。他们把救亡图存作为变法维新的前提和目的，从而动人心弦地论证了变法维新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如再徘徊迟疑，四万万中国人即将沦为帝国主义的奴隶，连皇帝和群臣也将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正是这个救亡的号召，使维新运动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高涨起来，并得到全国上下广泛的支持和同情。维新运动的每一步进展也都是和当时的民族危机紧密相联系的。在由德国强占胶州湾而掀起的瓜分狂潮刺激下，维新运动随即进入了最高潮——“百日维新”。

维新运动又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救亡是维新的前提和目的，维新则是救亡的内容和办法。为了团结维新志士，造就维新人才，推动维新事业，维新派开展了广泛的宣传、组织活动。建学会、设学堂、办报刊，鼓吹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搞得热火朝天。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不完全统计，1895年后的二三年间，各省设立的学会、学堂、报社就有51所，其中学会24所、学堂19所、报社8所。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记》则说，从1895年到1897年，仅报纸一项即从19种增加到70种。这些学会、学堂、报刊，一般都以向西方学习为宗旨。“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欧榘甲描述当时情况说，举国士民“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所谓“时务”，就是变法维新；所谓“西学”，就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从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物竞天择”、变化发展、独立自由、平等民权等观念被介绍进来，“恪守祖制”、专制皇权等观念遭到抨击，人们开始从封建文化思想的桎梏中得到解放，从而出现了一种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气氛。

维新运动还是一场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维新派的进步作用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也没有立即消失。谭嗣同的《仁学》后半部，被改名为《君祸》，由革命派刊行。梁启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鼓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严复精心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所有这些，都具有反封建的启蒙意义，都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维新运动的历史意义，不在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客观进步作用”，更不在于以它的失败“证明了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而在于它点燃爱国、民主的火炬，召唤着一代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的真理而献身，召唤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