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欧亚译丛》第二辑《“大中央辽契丹国”考》

1.辽的契丹语之所以写作Ulji而不是Lia是因为辽水在契丹语中被称为Ulji（乌里只）水，因此契丹以此为国号，汉文的辽只是对应，而非刻意寻找的一个汉文名字。

2.契丹就是辽，辽就是契丹，前者契丹文写作qita.i xu ulji，后者写作xu ulji qita.i，仅仅是顺序颠倒一下。

3.中央（dau.ur.un）作为国号的一部分只在《道宗哀册》里明确表述过，其余被认为中央的写法t.iau.du应该更接近于盛名、名气的含义，而非先入为主认为代表中国。而察合台汗国也曾被称为中央帝国（Dumdadu Mongqol Ulus），白图泰认为这个叫法是因为察合台被夹在Sin、印度、伊拉克（伊利）和月即别（金帐）的缘故。

4.契丹语的国写作Guren，康丹推测耶律大石的Gurkhan实际上指的是国王而非蒙古语的Gur（伟大）

延伸

乌拉熙春在《辽朝国号非哈喇契丹（辽契丹）考》里分析，一些契丹贵族墓碑里的汉文大辽所对应的契丹文实际上就是大耶律。

由此可推想，契丹的国号其实并没有在契丹和辽之间变化，只是由于出使契丹的汉人政权使者并不清楚契丹人的称号系统而产生了误解，对于契丹人而言他们的国家长期自称为契丹·胡·乌里只，而所谓的大辽实际上是大耶律国的汉文叫法而已。

这一结论可以与大元称号相比较，金浩东在《蒙古帝国与大元》里对比了1335年（元统三年）《张氏先圭碑》、1346年（至正六年）刻制的《敕建兴元阁碑》、1338年（后至元四年）刻制的《中顺大夫达鲁花赤竹君碑》、1362年（至正二十二年）刻制的《大元敕赐追封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这些蒙文合璧的碑文，最后发现

那就是“大元"(Dai On)和&#​34;Yeke Mongghol Ulus"当作同义语被使用。&#​34;Dai On kemeku Yeke Mongghol Ulus"中的蒙古语kemeku的意思是＂［把某个］叫作什么＂，据此直译的话，则是”被叫作大元的大蒙古兀鲁思”。那么《大元敕赐追封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中的"Dai On Yeke Mongghol Ulus&#​34;只是把此二者并称。由此，我们难以接受"Dai On Yeke Mongghol Ulus&#​34;为全帝国的“正式国名“。  .......“大元”并不是蒙古帝国分离后的其中一个由忽必烈以中国为中心建立的国家，而是从俄罗斯到太平洋拥有欧亚大部分地区的蒙古帝国本身。“大元”只不过是“大蒙古兀鲁思”的汉文名称而已。比如，"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34;的简称美国（或米国）是只在中、韩、日三国被使用的称呼，“大元”称呼也是只在东亚汉字文化圈被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