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废话文学”与“图书馆30秒”问世之前，人们已经开始为互联网传播模式和电子娱乐联合对文学发起的挑战而感到矛盾的欣喜与不安。然而，回看法国学者埃斯卡皮在1958年出版的《文学社会学》一书，我们不禁要惊叹于他以“杂家”之身份梳理文学、出版业、人类文明和大众交际之间逻辑图谱时敏锐的洞察力。
埃斯卡皮在卷首开宗明义：
“凡文学事实都必须有作家、书籍和读者，或者说得更普通些，总有创作者、作品和大众这三个方面。于是，产生了一种交流圈：通过一架极其复杂的，兼有艺术、工艺及商业特点的传送器，把身份明确的（甚至往往是享有盛名的）一些人跟多少有点匿名的（且范围有限的）集体联结在一起。”
而针对“文学事实”的内涵，他在“关于波尔多文学社会学学派”一文中补充道：“这一提法旨在表明我们对作为现象的文学比作为范畴的文学更感兴趣。”（p.99）
从文学现象的三个方面出发，“创作者提出各种心理、伦理及哲学的阐释问题；作为中介的作品，提出美学、文体、语言、技巧等方面的问题；最后，某种读者集体的存在又提出历史、政治、社会，甚至经济范畴的问题。换言之，至少有三千种考察文学事实的方法。”（p.1）
首先，埃斯卡皮借助人口学观点和校园调查对欧洲社会的创作者属性进行了摸底，并且对大多数人而言是“盖棺定论”式的。“欧里庇得斯说过，要说一个人是幸福的，只有等到他死后。同样，作家只有等到死后，才能被认定是文学集体中的一员。”（p.16）
“人们也许会因为在这些曲线中找不出任何有规律的节奏、能计算的周期而感到遗憾。发现文学事实有一种数学的和机械的节奏可寻，恐怕这已经可以让人心满意足了；然而，看到文学事实与国家生活有着深刻的联系，不是更有启迪作用吗？哪怕现在就要确定这种联系的实质。”（p.25）
尽管埃斯卡皮也认为，“几年来，流行着文学地理学。也许不应该对它提出过高的要求：强调地理学，会迅速滑向地方主义，而从地方主义，又会滑到种族主义。”（p.26）然而，在后续的篇章中又不难发现他在无意识中维护西方中心论时那种溢于言表的欣喜之情：
“如果在欧洲中算进苏联，同时也包括进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这就形成了一个由30多个国家组成的整体，占世界人口的30%，而生产出的书籍竟占全世界书籍产量的80%。
因为有关书籍的统计资料是极不确切的，所以只好提取书籍状况的几个总的特征。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了广泛的努力，但有关资料经常是不完全的和迟到的，统计标准也是变换的和不准确的，有一些重要的书籍生产国没有统计进去：例如北越、北朝鲜和人民中国。[......]
根据这些十分不准确的材料我们至少应记住如下基本观念：有阅读能力的人类的一半控制着整个世界上读物的五分之四，而另一半仅仅拥有五分之一。
翻译在并不充分的精神生产中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补充：翻译作品只占世界出版物中的8-9%，而其中3/4是在使用五大出版语言，亦即英语、法语、俄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的国家中完成的。”（p.176-177）
遗憾的是，埃斯卡皮在此处加了着重符号的语句并非“这些十分不准确的材料”，而是他所谓的传授给青年学生的“基本观念”。他在欧洲“20多种语言”形成的“20个独立的文学生产地”之外为“先进生产集团”吸纳的新成员，或者是在地理上与其接壤从而无法避而不谈的苏联，或者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诞生于欧洲“文化殖民”之中的美国和日本。至于他提出的“五大出版语言”，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来看都有些偏狭得不像样子。
埃斯卡皮纪念头像
埃斯卡皮从法语的“发表”（publier）一词出发，试图追溯其拉丁语鼻祖创造和使用这个词时的本真用义。“这个词在过去可以指在广场上竖立一座塑像，或公布结婚预告，总之是让所有熟人和陌生人知道一项纯属私人的打算。”
他在书中结合《利特雷词典》中的定义继续说道：
“让我们接受这种对作品进行拍卖的观念，从原来的创作秘密转到不具名地暴露于公共场合这一不受拘束的（几乎是很突然的）拍卖过程。在这中间存在着一种得到首肯的暴力，得到认可的亵渎，还掺杂着使公众非常难受的对金钱的考虑：从商业角度拍卖一部人们从自身中提炼出来的作品，这有点儿象是在卖淫，正如拉丁喜剧诗人布洛特（公元前254-前184年）所说的‘出卖肉体’（Publicare Corpus）。
不过，发表作品，也就是通过将作品交给他人以达到完善作品的目的。为了使一部作品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现象，成为创造物，就必须使它同自己的创造者脱离，在众人中独自走自己的路。这同画展的‘隆重的首展’，抑或是‘预展’的情形一样：因为在预展时，画家对自己的画就不能再作任何修改，他放弃了对其创造物的监护权，并宣布这幅画已经问世，可以挂起来拍卖了。
这也象婴儿出生一样：这种创造的强烈程度犹如分娩时的阵痛，先是脱落和痛苦的分离，随后，一个独立、自由的新生儿来到世间。比较起来，可以说出版商的作用同助产医生的作用相似：并不是他赋予作品以生命，也不是他把自己的一部分血肉给作品并养育它。但是，如果没有他，被构想出来并且已临近创造的临界点的作品就不会脱颖而出。”（p.37）
事实上，我们一旦在论文中注明了所引文献的出版信息或是电子文献的访问日期，也就不再能对在其中引用的任何字句加以修改，所有对讹误的订正至多只能以按语的形式出现。此外，对一些“分娩出”的经典作品而言，即使其中的语句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显得过时，也会受到读者仪式性的保护而变得不可更改与复制。比如说，鲁迅的“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在后世留下的见仁见智的美感恐怕就是作者意料之外的产物。而这也是埃斯卡皮在本书中为人称道的核心论点之一，即读者对作者施加的“创造性的背叛”。
有趣的是，埃斯卡皮似乎对中国的出版物不甚了解，但他却不无兴奋地发表了他对鲁迅作品的看法：“中国的小说家鲁迅在1918年至1936年间，写了许多短篇小说，有的以集子形式出版，有的发表在杂志上，读者对象是人数有限的知识阶层或进步分子，然而他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在革命胜利的那一天，鲁迅的愿望实现了，他的著作大量出版，终于让全中国人民听到了他的声音。）”（p.76）
鲁迅的名号之所以对埃斯卡皮来说如雷贯耳，或许也同法国高涨的左翼文化浪潮涌现于后者活跃的年代有关。
当然，也有例外将自己对作品的监护权一直履行到了生命的最后一程。比如金庸在成名之后，仍然对他的武侠宇宙进行过不止一次的大规模修改。这些修改在读者间引发了广泛的讨论，甚至也不乏有人直接写信向金庸表达抗议。究其根本，多半是因为那些读者已经通过将全部注意力投注在金庸旧版小说的阅读中，来达到其与社会环境情感上的平衡，所以他们无法容许这样的平衡被再次打破。关于这种倾注与平衡，埃斯卡皮是这样看待的：
“文学动机就本义来说，指尊重作品的无写作动机性，把阅读作为目的，而不当作手段。我们将注意到，象这样理解的阅读，以离群索居为前提，同时又竭力排斥这种离群索居的状态。因为阅读一本作为独创性作品，而不作为旨在满足某一需要的实用工具的书籍时，要求读者到另一个人的家里去，求助于另一个人，于是得从自己家里走出去。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伴侣的书籍与完全从属于个人要求的工具书是相互对立的。另一方面，阅读又是独自一个人完成的最理想的工作：看书的人总是一声不响，一动不动，不理睬周围的人，脱离周围世界。视觉阅读是如此的，听觉阅读也是如此，可以说，没有谁比剧场里的观众更远离他的同伴了。这里须指出文学跟艺术的一个根本差别：音乐和绘画可以当作背景，甚至给人们的活动充当实用布景。原因是，音乐和绘画只吸引人们一部分注意力；而阅读则不然，它不让人的感觉有丝毫的自由，它把人的知觉全部吸引住，把读者变成一个不能动弹的瘫患者。
文学阅读行为既有利于和社会融为一体，又无法适应社会生活。它临时隔断了读者个人与周围世界的联系，但又使读者与作品中的宇宙建立起新的关系。所以，阅读的动机不外乎是读者对社会环境的不满足，或是两者之间的不平衡；不管这种不平衡是人的本性固有的（人生短暂、人生如梦），是个人的感情创伤（爱情、憎恨、怜悯）和社会结构（压迫、贫穷、对前途的恐惧、烦恼）造成的。总之一句话，阅读文学作品是摆脱荒谬的人类生存条件的一种办法。过着幸福生活的人民可能不会创造什么可歌可泣的历史，而不会创造文学，则是肯定无疑的，因为他们没有要看书的渴望。
常常有人使用‘消遣性文学’这个术语，然而，对该术语表达的意义，可能不一定认识得很清楚。鄙视或挑战的口吻是最常有的，但这都是相当武断的做法。实际上，凡阅读行为首先总是一种消遣。消遣的办法有各种各样；根本问题是要搞清人们排解的是什么情绪，向何处寻求消遣。研究与政治事件、特别与危机时期（战争、国际紧张局势、革命等等）有关的读物，将使我们得到启迪。”（p.91）
埃斯卡皮描述的这种瘫痪体验，相信许多人都会感同身受，尤其是电子娱乐带着它的沉浸式体验向我们袭来的时候，仿佛身体都随着意识融化了。他的《文学社会学》不仅将在故事中灵魂出窍的人们拉回了现实，还不满足于此，带领人们登向高处，即站在社会现象分析的角度看待不限于文学的各类出版物。通过分析美国心理学家哈维·C·莱曼对作家出版代表作时平均年龄的统计，他产生了如下的思考：
“我们感到，莱曼的出发点是完全正确的前提，但后来却误入歧途。不能否定，40岁也许是成熟的制动器和不受约束的加速器基本上保持完全平衡的年龄，即生产力最高的年龄，但也可以认为，这个不可否认的标志所表示的不是成绩的下降，而是另一个事实。不应忘记，作家被一个社会集团公认为作家，不是一种生物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
当然，应当避免得出下列结论：戏剧损害健康，哲学和历史有保健作用，小说对老人来说是致命伤，诗歌会在各种年龄击垮命中注定的体格。解释某种作家在某一年龄死亡率最大或最小的唯一合理的方式，是说出在这一年龄死亡的那些人中间，是一大部分人还是一小部分人具有相当大的名望，以致被公认为他们各自领域中的作家。因此，从寿命的研究中可以得出的全部结论是，一个人被公认为剧作家比较早，被公认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则比较晚，一个人可以在任何年龄成为诗人，而一个人的年纪越老，被公认为小说家的机会就越少。”（p.165）
埃斯卡皮任教过的波尔多蒙田大学
《文学社会学》不仅是一本妙语频出、历久弥新的理论书籍，同时也是一份记录着人类思想阶段性局限的珍贵史料。透过它我们既要看到闻名遐迩的法国知识分子如何从容优雅地展示自己的包容和不限制思考的魅力，也不该忘记这一切都建立在殖民者进行世界性掠夺后快速积累的财富繁荣和无忧无虑的基础上。
正如埃斯卡皮在“文学的大众化”一节中指出的：“阅读行为显然是根据文化水平和环境而发展变化的，而某种在必要时对某一特定国家的相对一致性来说是适用的标准会在世界范围内变得毫无意义。在此地是文学的作品也许在彼处就不属于文学，而在这样的环境中并不以文学著称的作品却能够在另一种环境中作为文学阅读材料。”（p.182）随着半个多世纪以来厚积薄发的中国故事体系日趋成熟，一些被西方“普世价值”固化的“基本观念”也定然会出现新的版面与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