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运动与韩柳的古文
一、古文运动
1、古文运动
所谓“古文”是指一种上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与当时流行的骈文相对立的一种新型散文。古文运动是唐贞元、元和年间由韩愈、柳宗元倡导的一场散文革新运动。唐以前无所谓古文，在唐德宗贞元时期，由于韩愈的努力提倡，古文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人向韩愈请教，一时“韩门弟子”甚众。李翱、皇甫湜等都是韩愈的追随者、拥护者。到了唐宪宗元和时期，又得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的业绩更著，影响更大，从贞元到元和的三十年间，古文逐渐压倒了骈文，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这就是所谓的“古文运动”。
2、古文运动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
古文运动到中唐时达到高潮，这个高潮的兴起，是有着重要的社会原因的。
从政治上看，“安史之乱”后，唐王朝面临的社会矛盾步步加深。德宗初年，曾爆发了另一次波及大半年中国的“建中之乱”。贞元、元和时期，虽号称“太平”和“中兴”，但实际上藩镇割据的严重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韩愈《平淮西碑》曾说“河北骄悍，河南附起”。藩镇割据称雄，自行其事，与唐中央政府抗衡。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书》中说，贞元十年以来，“诸侯敢自为旨意，有罗列儿孙以自固者，有开导蛮夷以自重者……甚者拟诏旨，视一境如一室，刑杀其下，不啻仆畜。厚加剥夺，名为‘进奉’，其实贡入之数百一焉。”这些独霸一方的藩镇不但搞得民不聊生，而且严重地威胁着唐王朝的安全。德宗时就出现过“四王”、“二帝”，加上朝政腐败，宦官专权，官吏横征暴敛，人民因“苗疏税多不得食”（张籍《野老歌》），频临“驱牛驾车食牛肉”、“输官不归卖屋”（元稹《田家词》）的破产境地。
从经济上看，安史之乱后，均田制遭到破坏。“富者兼地万亩，贫者无容足居”（陆贽《均田赋税恤百性》第六）。当时的土地侵吞者，除了皇帝、宦官、军阀、官僚、地主外，还有一批数目庞大的僧侣地主。据《唐六典》记载，开元之时全国已有僧寺三千二百四十多所，又有尼庵二千一百三十所，大片土地被寺院夺为寺产。由于剥削阶级队伍中增加了一大批享受特殊权力的“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佛老，产品分配也出现了“农之家一，而食粟者之家六，工之家三，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的畸形（韩愈《原道》）。
白居易在谈到当时社会形势时说：“洎天宝以降，政教濅微，寇既荐兴，兵亦继起。兵以遏寇，寇生于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载。财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罢。下无安心，虽日督农桑之颗，而生业不固；上无定费，虽日峻管榷之法，而岁计不充。日削月 ，以至于耗竭其半矣。”（《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问》）元稹后来回忆起那时的社会危机，形容说使他“心体悸震，若不可活”（《叙乐天书》）。
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引起了庶族地主阶级中一些积极进取的士大夫的焦虑和忧心，因此，在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之外，改革势力也在继续发展，以王叔文、韦执宜等人为首的永贞革新派，利用皇帝换位之机，在太子李诵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虽然很快失败但却发生了很大影响的永贞革新。以韩愈为代表的复古主义思潮，在贞元时期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想运动，正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内来挽救这个严重的危机，促进“中兴”局面的出现，从而加强和巩固李唐王朝统一思想的封建帝国统治。古文运动兴盛，此即是其客观原因所在。
3、韩、柳古文理论的主要内容
（1）“志道”、“明道”和反对形式主义
“志道”、“明道”是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石，也是号召作者的一面大旗。到了宋朝，人们把它发
展为“文以载道”的口号，比起原来的“志道”“明道”就更鲜明概括了。
韩愈早就说过，他做古文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和“今文”（骈文）在形式上不同的缘故，而是为了有志于古道。“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又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那么他所说的“古道”，指的是什么呢？在《原道》里做了解释。他说：“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杨也，择焉不精，语焉而不详。”可见他宣扬的“道”，就是指的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儒家伦理道德和等级观念。同样，柳宗元也大力宣扬道在文章中的作用。他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又说“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指出做文章就是为了讲明圣人之道。当然，他们所说的道还有另一方面的重要意义，那就是从文艺理论角度来讲，与形式相对应的内容，与艺术性相对待的思想性以及他们间的主次关系。韩愈论文、主张重道，也就是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但是他也不忽视文的重要性。在《答陈生书》中，他说：“愈之志古道，又甚好其辞”。这样他就比较好的解决了“文”和“道”的关系，这对齐梁以来特别注重形式美而忽视内容的骈文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当然，韩愈的“文以载道”观念也有它的局限性，他所标榜的道，终究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的“道”，他在《原性》中发挥董仲舒的性三品说，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提供理论根据，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服务，这都是其糟粕所在。但韩愈的优秀的古文作品，正是冲破了他的这些陈腐观念，放出了异彩，这一点是需要注意的。
（2）作家的品德修养问题：
韩、柳一致认为，作家的品德是根本的东西，文章是作家品德的反映；品德的高低和好坏，决定着文章的高低和好坏。柳宗元曾郑重指出：“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这就是说，真诚的作品只能出自真诚的作家。韩愈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论述。在《答李翊书》中，他要求一个作家对待创作要“无望其遭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 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这就是说，作家的德行最重要，立言还是第二位的，只有加强品德的修养，提高自己的品德水平，才能产生出丰硕发光的作品。在《答尉迟生书》中，他又说：“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这就是说作家有怎样的本质，文章就有怎样的表现，品德的恶劣与美好，在作品中是无法掩饰的。
韩柳还提出了作家进入创作阶段的精神状态——“气”和“神志”的问题。柳宗元说：“凡为文，以神志为主”（《与京兆杨凭书》），也就是说，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必须精神饱满，神志昏眊就无法进行创作，而饱满的精神状态则由完备的品德修养而来，如果作品表现出旺盛充沛的气势，作品自然就好了。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柳二人提出的作家品德修养问题，对培养新的青年一代作家的道德品质，要求他们言行合一，具有高尚的行为和理想，扭转当时轻薄浮华的文风起了积极的作用。
（3）“不平则鸣”和对现实的批判
在《送孟东野序》中，韩愈提出了他的“不平则鸣”论，作为古文运动向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理论根据。他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摇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灸之。金石之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接着他列据了从古至今的许多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指出他们的作品都是由于不得其平而鸣。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愈是强烈，郁积愈是深厚，那么他的鸣声也就越高，愈畅愈勇，反之就“杂乱而无章”。这里指明了文学是从时代和社会生活的矛盾和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作家的责任就在于反映这种矛盾和斗争。
（4）新体古文的具体标准
继承古人的传统，但师其意不师其词。
韩愈在《答刘正夫书》中说：“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词。’又问曰：‘文宜易宜难？’必谨对曰‘无难易，唯其是尔’”这就是说，对古人的文章必须学习继承，但只能“师其意，不师其辞”，表现方法还得由自己来创造，文章有难易之别，他认为两者的取去要决定于文章所要表达的内容。
“唯陈言之务去”，创造新鲜的词汇与“文从字顺”的语言风格。
韩愈在散文创作中，强调作家要创造新鲜的词汇，反对陈词滥调，强调在文辞上要具有创造性，反对陈陈相因。就韩愈的散文创作来看，他是身体力行的贯彻了他的这一主张的。当然，韩愈要求“词必已出，陈言务去”，也有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如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提出“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唯古与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把创造新辞汇和继承文化遗产对立起来，所以引起了后人的讥议。“天下安得许多新语邪？”但韩愈这种主张对于矫正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的积极意义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二、韩愈的散文
1、韩愈的生平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是昌黎，自称“昌黎韩愈”，后人亦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故称韩吏部，谥“文”，又称韩文公。
韩愈一生，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代宗大历三年（768）出生至德宗贞元七年（791）24岁以前。韩愈三岁丧父，十一岁前随兄韩会居京师。大历十二年，韩会由起居舍人贬韶州刺史，韩愈随兄到贬所，会死，随嫂北归河阳，贞元二年至京师。韩愈的早年由于社会动乱及家庭变故，过着一种颠沛流离的生活，而孤苦的身世，又激发他自小刻苦学习。他七岁开始读书，十三岁已能作文，“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旧唐书》本传）。他从独孤及梁肃之徒游学，研习古文，潜心古道，读书经世，这一时期是其为学时期。
第二阶段：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到贞元十八年35岁，为应举求仕时期。贞元二年至京师，四次参加科举试，直到八年才登第，以后又连续三次参加吏部试，均不第。他求仕心切，三次上书宰相，均不受重视。贞元十二年入宣武节度使幕为观察准官，十五年，晋死，愈护丧离开汴州，四天后汴州大乱，杀军司马陆长源，愈幸免于难，然家属被围困于汴州，后来得脱，愈从洛阳至徐州，与家人团聚。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安置全家，又被荐为节度推官，贞元十七年，至京师，听调选，十八年春，授四门博士，走上仕途，这一时期主要是应试求仕。
第三阶段：贞元十九年（803）至宪宗元和十年（816）47岁，为遭贬时期。贞元十九年，由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是年关中大旱，灾情严重，朝廷虽有减免租税的明文，而官吏仍聚敛诛求，京兆尹李实每奏对，谎称“今年虽旱，而谷仍好”，不肯免除租税，人民穷饿，贫者抛妻弃子，富者拆屋卖瓦木以应官赋。韩愈亲睹惨状，因上《天旱人饥状》，得罪幸臣被贬连州阳山县令。贞元二十一年，德宗死，顺宗即位，遇赦至郴州待命，后移江陵府法曹参军。元和六年自江陵诏拜国子博士，回京任职，此后管职屡经调迁，或降或升，一直不很得志。
第四阶段：元和十二年（817）至穆宗长庆四年（824）57岁病故于长安，为晚年时期。先是从裴度讨淮西吴元济叛乱，因功迁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因谏宗自凤翔迎佛骨至京师，上《论佛骨表》而触怒宪宗，欲以死罪论处，幸得裴度、崔群营救，贬潮州刺史，有《左迁蓝关示侄孙湘》诗。元和十五年，穆宗即位，召拜国子祭酒、长庆元年，转兵部侍郎，后又任京兆尹，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十二月二日卒于长安靖康里第，死后赠礼部尚书。这一阶段任显职，政治上较有作为。
韩愈的一生，在哲学、政治、文学等方面均有建树，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弱，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而主要成就则在文学方面，其中在散文诗歌方面成绩犹为突出。这里先说散文，诗歌待后再说。
2、韩愈的散文
韩愈文集中所收包括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表现力极强，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类。
（1）论说文
从内容与形式上大体又可分为三类
明儒道反佛教的长篇、中篇之作。如《原道》、《原毁》、《论佛骨表》等。如其《论佛骨表》，提出佛乃“夷狄之一法”，“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指出自汉以来，佛教就传入“其后乱之相继，运祚不长”“事佛求福，乃更得禄”说宪宗迎佛骨令诸寺递迎供养，以致百姓“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是“伤风败欲，传笑四方”。又说“佛骨乃朽秽之物”要求将其“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并说“佛如有灵，能作祸崇，凡有咎秧，宜加臣身”。这类文章，论题明确，论证有力，言词锋利，说理深刻，很有气势，结构上往往具有格局严整、层次分明的特点。
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如《杂说》四首，《送穷文》、《进学解》等。
论述文学思想的，如《答李翱书》、《与冯宿论文书》、《答尉迟生书》、《答案刘正夫书》、《送孟东野序》等。
（2）叙事文
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文字古雅，句奇语重，大笔淋漓。
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张中丞传后序》等，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通过细节描写，生动传神地表现人物性格。
学《史记》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纯用语言、行动刻画人物，不着议论。
为友情深厚的文学家而作，如《柳子厚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
（3）抒情文，多见于祭文、书信、赠序。如《祭十二郎文》，突破四言押韵常规，用散文形式，叙写身世，如诉家常。在往常家庭琐事絮絮叨叨的回忆中，流露出对兄嫂和十二郎的怀念痛惜，读来感人肺腑，被誉为“千古悼文之绝唱”。还有叙朋友友谊，写患难生活的，如《祭河南张员外文》、《与孟东野书》等等。
韩愈散文的艺术风格
韩愈的散文，无论是议论、是叙事或抒情，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专一能，怪怪奇奇”，无论文体、结构、语言风格，都多彩生姿，达到了前人所不曾达到的高度。在《进学解里》，他颇为自负地表白自己“沉浸醲郁，含英咀华”的文学素养。詰屈聱牙的《尚书》，微言大义的《春秋》，浮虚夸大的《左传》，奇奇怪怪的《易经》，词藻华丽的《诗经》汪洋姿肆的《庄子》，寄托深远的《离骚》以及司马迁、班固、杨雄、司马相如等人的著作，都是他“含”和“咀”的对象。他确实融会百家，自成一家，达到了“闳于中而肆其外”和程度。具体而言：
1、气势充沛，豪逸奔放。他为文“主气”，曾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高下皆宜。”由于他修养深厚，许多文章真正达到了“气盛”，无论叙事、论辩或抒情，都有一股风发云涌、江河下注、一泻千里之势。如《张中丞传后叙》里有关南霁云求救于贺兰及最后不屈牺牲的一段描写，真可谓慷慨淋漓，威武雄壮，一个有智、有勇、有气节的生龙活虎的武将形象跃然于读者面前。有人评论其笔力不在司马迁《史记》之下，不为虚誉。所以，皇甫湜称赞他的文章如“长江清秋，千里一道，冲飚激浪，瀚流不滞”，苏洵称其文章“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
2、曲折多姿，变幻莫测。哪怕是很短一篇文章，韩愈也写得波澜起伏，曲折有致，如《送董邵南序》不足一百五十字，就拐了几个弯：先是说潦倒不遇的文士董生要到河北去，
有希望找到出路，接着突然一转，说古今社会风气不同了，董生到河北未必有可能找到出路，去试试看吧。接下来又抛开正题，陡然怀念起乐毅、高渐离这些古代名臣义士来，说如有这类人在，请他们赶紧出来做官，董生正因为不得仕，才到那里谋饭碗，又怎么劝别人“出而仕”呢？这里暗示董生到河北去是徒劳往返。但这样写来，曲折变化，更耐人寻味。
3、逻辑严整，锐利雄辩。他的论辩性文字多有这种特点，如《论佛骨表》《争臣论》等。
4、想象丰富，巧于用譬。如《杂说》中以伯乐喻善于识拔人才者，以千里马喻才俊之士，等。
5、语言融会古今，富于独创性。他提倡“陈言务去”，但也不否定语言的继承性，而是反对陈陈相因的陈词滥调。纵观他的著作，可以看出，群经、诸子、《史记》、《汉书》、司马相如、杨雄等人的著作对其文学语言有很大的影响。如《平淮西碑》似《尚书》、《诗经》，《悯己赋》似《离骚》，议论文似《孟子》、《战国策》，《张中丞传后叙》似《史记》等等。他又善于融会当时的口语，《祭十二郎文》几乎全是不加修饰的家常话。对骈文他认为，作为一种僵死的文体是不可取的，但在作文时，他有时也用上点“骈句”，如“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冬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等等，这样就使文势富于变化，语句铿锵有力，产生一种韵律之美。他创造的一些词语，已经成为今天人们公认的成语。如“千钧一发”（《与孟尚书书》），“垂头丧气”（《送穷文》）、“动辄得咎”（《进学解》）等等，韩愈不愧是一代语言大师。
三、柳宗元的散文
1、柳宗元的生平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一生经历代、德、顺、宪宗四朝，主要活动于贞元、元和时期。晚年贬谪柳州，后世称为柳柳州。二十一岁中进士，二十四岁任秘书有校书郎，同年与杨凭女结婚。贞元十九年调任监察御史里行，这年三十一岁，与韩愈同官。贞元二十一年，参加了永贞革新，革新失败后，被贬至邵州（湖南邵阳市），半道改贬永州（湖南零陵），十年后，又贬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死于柳州，年四十七岁。
2、柳宗元的散文
（1）讽刺现实的寓言作品，主要有永州作的《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氏之某鼠》、《罴说》、《哀溺文》等。这类作品着重在讽刺和批判当时那个病态的社会的不良的人情风尚，用语犀利清新，幽默而略带风趣，善于抓住平凡事物的特征，加以想象和夸张，创造生动的形象。在他以前，寓言只是文章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的形式出现。柳宗元创造性地继承前人的成就，大量创作寓言，从而使之成为一种独立完整的文学作品。
（2）描写人物的传记散文。柳集中保留下来的文学性人物传记约十四、五篇，除《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作于长安，《童区寄传》作于柳州外，余均作于永州。这类作品，大多取材于当时社会中那些被损害、被侮辱的下层人物。作品通过对他们的遭遇和处境的具体描写，反映中唐时代人民的悲惨生活，揭露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如《捕蛇者说》、《河间传》、《宋清传》。《段太尉逸事状》则写的是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人物段秀实。
（3）抒写郁愤的山水游记。主要有《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
柳宗元山水游记的特点：
（1）对自然景物的描写，能准确地把握本身的具体特征。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与《游黄溪记》同写潭水，却完全不同，前者通过日光、鱼影，写出潭水的透明如镜，后者却直接以“黛”、“膏”来形容水的为深浓和浓重。
（2）富有生机，形神兼备。这主要是由于他运用了融情入景的手段。
（3）把山水之景与作者郁闷的心境结合，借山水抒发作者受迫害的心情，表露怀才不遇的苦闷。
（4）语言精美清丽，注意锤炼语言，选择富于表现力的语汇，力求做到准确、鲜明、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