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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国，全游戏缝合最严重、且缝合内容最可称“不予置评”的阵营。一方面，受制于原型国家的话题敏感性，许多出现在角色档案中的要素刻意被模糊化处理；另一方面，该阵营至今没有任何主支线剧情，亦无任何能给出明确定性信息的干员密录内容，让东国阵营成为一个可谓诞生自臆想式“现实”的“弗兰肯斯坦”——其中最显混乱、甚至令人难以理解的，无疑是语焉不详的政治局势，以及只字未提的政治体制（国体）。

众所周知，东国的现实原型——日本，在历史上经历了数次复杂而不平稳的政治体制变换。在基本政体上，以1192年源赖朝出任征夷大将军、正式建立镰仓幕府为天皇亲政和公武二元政治的界线，在此之前，贵族与皇室、皇室内部对最高实权的争夺，促成了新政治形式的出现，总体而言保持了天皇作为最高治君的实权地位；在此之后，统一国家的大权落入武家栋梁之手，直至1868年明治政府颁布《政体书》，才宣告国家最高统治权重归天皇之手、并在20世纪两次转变后最终演变为君主立宪政治。在漫长的历史中，无论是皇室本身的权力变迁、还是公武两家之间的斗争，都使其下更具体详细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了更多变化；不同时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在东国雾里看花的信息中或多或少都有对应的关系或可能性，但更多是杂糅多个时期、甚至可能仅是建了个文件夹。本文旨在通过目前已知的部分东国相关信息，简要谈论东国在宏观层面上可能对应的现实历史来源，以及该阵营到底杂糅到何种程度的可能性。

Ⅰ.“東”（ひがし）溯源及与“东国”概念差异

东国阵营图标

尽管站在以中国为参照物的角度，东边的两个国家都能被称作“东国”，朝鲜更是在14世纪诸多地理志和史集中以“东国”自称；但游戏内东国阵营的外文名“Higashi”和日服阵营名“極東”，则将该阵营的原型钉死在孤悬于东亚大陆之外的日本。

日语中，单字“東”的假名为“ひがし”，常见说法认为“ひがし”为“ひんがし”的音变产物，后者则是写作“日向かし”的“ひむかし”先浊化为“ひむがし”再音变的二次产物；所谓“日向かし”，再进一步转化为汉字，即“日向処”——“朝向太阳的地方”，也即太阳升起的方位。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日向かし”中“し”意指“风”，故“ひむがし”可转写为“日向風”，即从日出方位吹来的风。无论哪种说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二者都印证日语单字“东”的最初语源就是日出的方位，这与日本的国名内涵相吻合。但是，这又牵涉到另一个问题：该阵营中文名“东国”在日服必定无法直接使用，必须重新另寻称呼——这也是东国阵营在日服的称呼被改为与“Higashi”并无对应关系的“極東”的原因。

这是因为，日语中的“东国”是另外一个概念。日语汉字中的“東国”，现在常见假名写法为“とうごく”，泛指京都以东不含福岛、宫城、岩手、青森、山形和秋田县的本州岛地区，即通俗语境下的“东日本”。由于历史上大和朝廷的政权变更等因素，“东国”所指代的地理范围也曾发生过数次变化，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死概念。从时间划分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定义：

1.铃鹿关及不破关以东地区

这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指代确切区域的“东国”概念，亦是奠定“东国等于京畿以东”一贯说法的基础。

大和朝廷（大和国家）兴于公元3世纪末的奈良地区（大和国），在约4世纪末至5世纪初基本统一除北海道（虾夷）以外的日本列岛；由于奈良地区地处本州岛中部，兴于此地的大和国家若要统一，势必要向东西两面发动征伐战争。据唐代李大师（570-628）、李延寿（生卒不详）父子编纂《南史》卷七十九所载，南朝宋顺帝升明二年（478），倭王武派遣使团来朝，献上的表文中有“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陵平海北九十五国”【1】之语，即反映了大和国家为统一本州而由奈良地区向东、西、北三方兴兵的史实。

奈良地理位置示意图

基本建立统一政权后，大和朝廷为拱卫京畿，在本州东海道设立铃鹿关（すずかのせき）、东山道设不破关（ふわのせき）、北陆道设爱发关（あらちのせき）三道关所，合称“三关”（さんげん/さんかん）。以铃鹿关和不破关为界，两关以东地区遂称“东国”。一般而言，以铃鹿、不破二关为界的说法适用于镰仓幕府成立前的历史时期，如大化改新后的壬申之乱（672）时，大海人皇子吸收大量东国势力，迅速封锁铃鹿、不破二关，以截断位于近江国的大和朝廷与东国的联系——此处的“东国”即尾张、伊势、美浓等位于不破关和铃鹿关以东的令制国区域。

铃鹿关、不破关、爱发关地理位置示意图。严格来说，“道”级区划直到大化改新确立律令制后才出现，大化改新以前的历史不可使用此名词；但日语研究界惯用律令制地理概念进行区划，故本文持传统说法相称

2.足柄峠及碓氷峠以东地区

该区域就是广义上的“关东地方”，同时也是“吾妻”（あづま）指代的地区。

首先说明“吾妻”的由来：据日本建国神话，日本武尊（ヤマトタケル，即倭建命、小碓尊）在西征得胜后，由奉父亲景行天皇之命征伐东国，在出海时激怒海神，以致船只无法前行；于是日本武尊之妻弟橘媛（おとたちばなひめ）甘愿为人祭，纵身跃入海中以平息神罚，遂使日本武尊得以出海。东征得胜踏上归途的日本武尊想起妻子的牺牲，不由自主发出“あづまはや”（吾嬬者耶）的悲叹，因而此后将东国称为“あづま”，汉字传入后写作“吾嬬”、“吾妻”、“我姫”，以“吾妻”最为常见而得以流传。后来镰仓幕府的官修史书《东鉴》，其别名《吾妻镜》（あずまかがみ/あづまかがみ）中“吾妻”与“东”相对，“镜”与“鉴”相对，即反映了以“吾妻”指代“坂东”（关东）的现象。

日本武尊

弟菊媛，上述二图均为菊池容斋所作。关于弟菊媛投海的前因，《日本书纪》和《古世记》说法不一；前者称其发生于日本武尊从相模国启航前往上总国之时，后者则称日本武尊借草薙剑逃出相武国造的陷阱后来到走水海（三浦海道），难以逃离，靠弟菊媛自我牺牲才逃出生天

但是，由于《日本书纪》和《古世记》的说法存在差异，导致日本武尊悲叹之地的具体位置出现两种说法：《日本书纪》记录的地点为信浓、上野两国间的碓氷山（碓氷峠，位于今群马县），《古世记》则说是骏河、相模两国间的足柄坂（足柄峠，位于今静冈县）。有鉴于此，奈良时代则将碓氷山以东的东山道称“山东”（さんとう），而足柄坂以东的东海道称“坂东”（ばんとう）。两个称呼并行的现象持续到8世纪30年代，当时出于征伐本州岛东北的虾夷的需要，坂东、山东两地区成为远征前线的重要补给来源，因此二者逐渐被统称为“坂东”、“坂东八国”或“坂东九国”，具体是指相模、上总、下总、常陆、上野、武藏、下野、安房八令制国，“九国”则在上述八国基础上加上陆奥国。

关东地方（坂东）示意图。现在“关东地方”指代范围为“1都6县”，即东京都、群马县、埼玉县、神奈川县、千叶县、茨城县和栃木县

《吾妻镜》局部

直至镰仓幕府成立前，坂东地区一直是武德丰沛的代名词。平安时代中期，下总、常陆、上野为桓武平氏势力区，出身桓武平氏的平将门和平忠常先后掀起反旗，先后为藤原北家鱼名流的藤原秀乡和清和源氏出身的源赖信所败，完成了源平武家分别向东西转移势力的换家。但平氏一门在坂东仍有势力留存，即以平良文为祖的三浦、相马、秩父、畠山、长尾等“坂东八平氏”；平氏诸流占据坂东南部，宇都宫、小山、结城等藤原北家诸流和足利、新田、佐竹等清和源氏诸流则居于坂东北部。坂东诸氏武士团的战乱几乎成为平安后期和源平合战时期的主旋律，坂东武士也成为镰仓幕府所倚仗的统治核心群体；

3.本州岛中部山岳（日本阿尔卑斯山脉）以东地区

此说法最初见于奈良末期和歌集《万叶集》，被认为是奈良时代仿唐府兵制实行征兵（“防人制”）的实证。奈良时代，大和朝廷在九州岛设立由大宰府管辖的防人司，从远江、信浓二国以东的骏河、伊豆、相模、甲斐、武藏、安房、上总、下总、常陆、上野、下野、越后、佐渡这13个令制国中征调2000人左右（约总数1/3）的正丁（20-60岁男性）为兵卒，由其自备武器粮草服役。其中被调往九州大宰府戍边者需服役9年，称“防人”（さきもり/ぼうじん）；这13个令制国即为“东国”，其范围大致在日本阿尔卑斯山脉以东。

日本令制国示意图。两道红线之间的范围（标号53-56和标号58-66）为“防人制”的征兵范围，即《万叶集》中的“东国”

镰仓开幕后，由于镰仓将军家的直辖知行国（“关东御领”）即为在上述地区，故把直属于将军的东日本土地——也就是上述日本阿尔卑斯山脉以东、除奥羽两国以外的诸国称作“关东御分国”（かんとうごぶんこく），简称“东国”，从此基本确立了“东国”这一地理概念所指代的区域。但这一说法仅见于镰仓时代的史料，镰仓之后“关东”一词又重新回归到“坂东”的含义，或是通俗理解为京畿地区以东除奥羽两国的地区。

上文记录的数种“东国”说法，始终强调范围不包括陆奥、出羽两国领地；此二国范围内的县，也不被划入现代语境下的“关东地方”，而是属于“东北地方”。这是因为奥羽地区相对纬度较高，气候寒冷，且素为虾夷人领地，大和朝廷势力触手延伸至该地时间较晚，直至奈良时代708年才设出羽郡、712年改设出羽国；另外，大和朝廷对九州和奥羽这类异族边陲地带的统治有别于其直辖势力区，未像本州诸国那样设国府、委派国司统治，而是在国府基础上增设带有军事管制机构色彩的大宰府（701年《大宝律令》）和镇守府（一说729年）加以管理，从而导致奥羽地区在日本传统地理认知体系中属于本土范围内的“生异形”。

东北地方示意图

Ⅱ.上古中古时期“八家”参照对象及差异性

北边那里？啊......光严那边的事我也不太了解，不过听说是各方面都挺古板的？”

在绮良向我们介绍家乡东国时，她提及东国内各占半边国土，以家族为单位维持统治，一直对立并争斗不休的两方势力。

“我们光元派这边好像是没那边那么重军备啦。”对于自己家乡所属的派别与对面之间的势力对比，绮良先是顾左右而言他，好一阵子后才承认，“要是打起来，估计正面战场取胜会有点难......不、不过，这种事也不完全是正面硬碰硬就能分出胜负吧！而且又不是光打仗不过日子了，要说繁荣轻松风气好，宜居，那还是我们这边强点？呃，也不是说对面坏话，只是，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绮良 档案资料三）

绮良本人出身于东国靠南边的一座小型移动城市，隶属于南方的统治集团光元治下。（绮良 档案资料一）

考察东国阵营基本架构的最大问题在于，该阵营目前给出的信息杂糅数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多重具有时代特点的名词被放在同一个框架下，进一步增加了推测其他未知信息的困难性。如绮良档案和白雪皮肤介绍中都提到了“南北朝”，绮良档案中更将东国北方势力称作“光严”，与历史上北朝首位天皇——光严天皇（1313-1364，1331-1333在位）吻合，但绮良所属区域的统治者“光元”，在历史上并无对应关系者。

光严天皇

“小大名们的居城都给她移了，最后反而对家里人一点办法都没有？”（月禾 晋升记录）

此外，月禾档案中出现的“大名”，是另一判明时代划分的细节。平安朝自9世纪时逐渐实施允许富农承包土地缴纳租税的“田堵制”，承包土地者称“田堵”（たと），其承包的土地即“负名”（ふみょう）；随着田堵制进一步发展，承包者对耕地的占有权愈发稳定，从而得以将土地划归自己名下，形成“名田”（みょうでん），田堵也随之成为“名主”（みょうしゅ）。名主按持有名田数量多少，又分为大名主（大名田堵）和小名主（小名田堵）；之后，大名主逐渐发展成为掌握武装力量的武士封建主，其中拥有较多郎党附庸和庄园土地的强力武士即为“大名”（だいみょう）。这一概念在镰仓幕府成立后基本固定下来，用以指代具有较强实力的武士封建主，并一直贯穿此后的日本封建时代——问题在于，存在于镰仓、室町、安土桃山、江户四个时代分期的“大名”，在游戏中并没有更多可靠信息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断言此“大名”是代指平安末期以降的大名主、南北朝-室町时代的守护大名、还是江户时代的亲藩/谱代/外样大名；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与，绮良档案中提到的“八大家族”，进一步割裂了“大名”与东国当前时代原型之间的联系。

除此之外，东国女孩还略带一点遗憾，一点嫌弃地表示：

“其实能不打还是不打吧，这几年就还好，太平了一阵子，有的时候买对面的新游戏甚至能忍者直邮。不过我听讲之后好像挺难说的，嗯，不清楚，我也不太懂这些。”

“听说八大家族祖上都是一家，之后意见不合才分裂成两边一直对峙到现在......唉，说真的，这设定是不是太老了点？何必呢，这不就是亲兄弟打架嘛？”

日本传统文化中并不缺乏与“八”有关的内容，从这个角度上说，这个“八大家族”可以与八咫镜（やたのかがみ）或八尺琼勾玉（やさかにのまがたま）有关，也可以与八俣远吕智（ヤマタノオロチ，即八岐大蛇）有关，还可以是天智天皇设立的“八色之姓”（やくさのかばね），更可以和神道教的八意思兼神（やごころおもいかねのかみ）或阴阳道的八将神（はっしょうじん）扯上关系——哪天说是蛇岐八家，都不会让人眼皮多跳一下。但“同出一源”，以及同出一源的八个家族争夺权力而彼此敌对的设定，考虑到东国阵营一贯疑将姓、氏、苗字混用的做法，确有能够对应的内容。

首先明确一点，目前没有任何与东国政治架构、行政机构体系有关的信息，仅仅提到东国势力划分为南北两派，八大家族掌握实权——“南北朝”这一说法表明东国确实存在封建王朝，间接印证了“天皇”的存在。若从“同出一源”角度进行考察，就涉及到两种在古代时代与其政治架构有关的可能性：“实行氏姓制的天皇制政体”和“二元制政体”。按照顺序，下文将对这两种可能性的合理处和缺陷逐次列举。

1.实行氏姓制的天皇制政体

首先解释“氏姓制”。氏姓制，日语称“氏姓制度”（しせいせいど），简要来说是天皇利用血缘、职务等身份序列来维护奴隶主阶级统治秩序的一种政治体制。“氏”（うじ），是有力者的直系、旁系血亲及姻亲家族结合而成的社会集团，其首领称“氏上”（うじのかみ）、“氏长“”(うじのおさ)或“氏宗”(しそう），平安时代以后则称“氏长者”（うじのちょうじゃ）。随着大和国家的发展，具有一定实力的氏上不断参与到大和朝廷的政务中，天皇为统率驾驭贵族，依据氏族与皇室血缘关系的亲疏、氏族在大和朝廷担任职务的重要程度，将彰显身份高低的世袭称号“姓”（かばね/カバネ，汉字也作“可婆根”、“骨”等）赐予氏上，从而以“姓”将朝中贵族划为三六九等。

早期的姓数量繁多。一般而言，皇室后裔赐姓“臣”（おみ），忠实追随大和皇室的神祇后裔赐姓“连”（むらじ），统领一国的豪族赐姓“国造”（くにのみやつこ），国以下一级行政单位（县）的首长赐姓“县主”（あがたぬし），自中国或朝鲜东渡的移民及后裔（“渡来人”/とらいじん）赐姓“使主”（おみ），在朝中从事某种专门化生产职务的豪族赐姓“伴造”（とものみやつこ），除此之外还有君、别、公、直、村主等姓。壬申之乱后，夺权即位的天武天皇在684年重新制定“八色之姓”，赐姓原则一定程度上仍以血缘和职务为先，对原有的奴隶主阶级和新兴改革派势力进行洗牌（详细内容请参照月禾专栏​），此后遂只存八姓。

“八色之姓”示意图

将东国政体暂定为氏姓制的假说的合理性在于，氏姓制的赐姓原则确实考虑了豪族与大和皇室之间的血缘亲属关系，且天武朝改革将姓的数量缩减至八个，与游戏中“八大家族”在数量上一致。但是，天武朝虽设八姓，但历史上真正存在由皇室封赐记录的，只有排前四的真人（まひと）、朝臣（あそみ/あそん）、宿祢（すくね）、忌寸（いみき）；且氏姓制本身作为一种彰显身份、维护阶级内部秩序的政治制度、而非官僚体制，不具备严格的政治实际效应。获赐姓者彼此身份差异明显，并非每个获赐姓者都具有强大的实权；最重要的是，氏姓制为生产力有限的奴隶制社会所采取的制度，是建立在部民制（べみんせい）经济基础上的维系政治的纽带，而奴隶制度显然已落后于东国的实际政经局势——这一点就将“八大家族”脱胎自“八色之姓”的可能性彻底否决。

2.二元制政体

简单通俗地理解，二元制政体即一个国家内存同时存在两个权力中心；尽管君主立宪制在大众认知中即为二元政治体制的代名词，但根据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现实的差异和政权的分配程度，对“权力中心”的定义往往并非一成不变，从而让“二元制政体”并不仅局限于君主立宪制这一种形式。就日本封建时代而言，摄关政治、院政、武家政权，都可大致划入本条目所指代的“二元制政体”；其中，能够与“八大家族”构建相关性的，就在于天皇律令制政治的第一次权力转移危机——藤原氏摄关政治的建立。

藤原氏（ふじわらし），原称中臣氏（なかとみうじ），其祖先乃是被平田笃胤认为与八意思兼神为同一神的天儿屋命（あめのこやねのみこと，后称春日大明神）；按氏姓制惯例，神祇后裔赐姓“连”，故中臣氏亦称“中臣连”。自天儿屋命之后，第21代的中臣镰足因辅佐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实行大化改新而得势，其临终前一天的天智天皇八年十月十六日（669年11月14日），天皇亲临慰问，赐其七色十三阶冠位中最高一级“大织冠”，同时借镰足出生地——大和国高市郡藤原，赐氏“藤原”。中臣镰足因而被视为藤原氏之祖，称“藤原镰足”，此即藤原氏之发端。

藤原氏家纹“下がり藤”

《大织冠像》，现藏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冠位”（かんい）为授予贵族个人的荣誉称号，始于圣德太子指定的“冠位十二阶”；大化三年（647），原十二阶被改为“冠位十三阶”，由高到低分别为大织、小织、大绣、小绣、大紫、小紫、大锦、小锦、大青、小青、大黑、小黑和建武。由于冠位十三阶在天武天皇十四年（685）时就被废止、改为“冠位四十八阶”，在此之前仅有中臣镰足一人获封大织冠位，后世遂以“大织冠”作为镰足的代称

镰足殁后，据传为天智天皇私生子的镰足之子·藤原不比等，凭借拥立天武天皇即位等功绩，于文武天皇二年（698）获准除镰足嫡传后裔一脉以外，任何中臣氏出身者仍以“中臣”为氏、不可冒用“藤原”之氏，遂形成镰足-不比等一脉的藤原氏历任太政官，而其他中臣氏后裔任神祇官的惯例，“藤原朝臣姓”为不比等一脉垄断，“藤原氏”也基本被视为藤原不比等的血裔的专有称呼。其后，藤原不比等参与了《大宝律令》、《养老律令》的撰定工作，并与曾为美努王之妻的县犬养三千代（后赐氏“橘”，称橘三千代）结婚，建立起藤原氏与橘氏的密切关系；其长女藤原宫子和与县犬养三千代所生之女藤原光明子先后嫁入皇室为皇后，确立历代天皇的中宫皇后必出身藤原氏的铁律，从而使藤原氏以外戚身份平步青云，在朝中享有举足轻重地位。

藤原不比等

不比等死后，其四子藤原武智麻吕、藤原房前、藤原宇合、藤原麻吕意欲将妹妹藤原光明子立为圣武天皇皇后，遭到左大臣长屋王反对。双方的斗争最终以藤原四兄弟迫使长屋王自戕而告终。随着藤原四兄弟在朝中无可撼动地位的确立，自藤原镰足、藤原不比等一脉相承的藤原氏内部出现四个分支：藤原武智麻吕位于都城的宅邸在南，故武智麻吕一系称“藤原南家”（ふじわらなんけ）；藤原房前京中宅邸在北，故房前一系称“藤原北家”（ふじわらほっけ）；藤原宇合兼任式部卿一职，故以宇合为祖的藤原氏称“藤原式家”（ふじわらしきけ）；藤原麻吕兼任左京大夫一职，故以其为祖者称“藤原京家”（ふじわらきょうけ）。

藤原氏家系分化示意图

南、北、式、京四家，即构成之后所谓“藤原氏公家”。原本四兄弟各分出一支的本意是扩大藤原氏在朝廷中的势力，数代之后却演变为不知差了多少辈的兄弟阋墙。奈良时代末期的782年，藤原京家唯一参政的藤原浜成因卷入冰上川继（氷上川継）谋反事件而被流放，标志藤原京家政治道路彻底断绝，只剩南、北、式三家把持朝廷大权。此后，新兴武士抬头、家中势力内斗、三家彼此攻讦等因素削弱南、式两家，到平安时代中期，外戚藤原氏仅有藤原北家仍屹立不倒。藤原北家一路扶摇直上，北家出身的藤原良房（804-872）先以文德天皇母舅身份成为首位非皇族出身的太政大臣、再以清和天皇外祖父身份获“摄政”（せっしょう）称号，以臣下身份行使治君之职；其后，良房的养子藤原基经（836-891）先为摄政、再为关白（かんぱく），确立了外戚藤原氏在天皇年幼时出任摄政、天皇成年后改任关白总揽国政的“摄关政治”（せっかんせいじ）。

藤原良房

藤原基经

自藤原良房而始，藤原氏制造承和之变（842）、应天门之变（866）、安和之变（969）等一系列政局攻讦，确立起摄政-关白独揽朝政的制度，在“一家立三后”的藤原道长（966-1028）时达到权力巅峰。但是，到平安末期，随着源平武士集团的崛起，藤原氏摄关政治的地位岌岌可危；这一时期政局的极度混乱，也导致了藤原氏家系的二次分化。

藤原道长

此次分化最早归因于铸就藤原氏权势极盛局面的藤原道长。道长、赖通父子历任摄政、关白，两代人独占大权达72年，形成摄关必由道长嫡系后裔出任的惯例；因藤原道长晚年致力于营建法成寺而有“御堂关白”别称，故以道长为嫡系祖先的藤原北家后裔称“御堂流”（みどうりゅう）。平安末期，御堂流的“法性寺关白”藤原忠通嫡子藤原基实早逝、嫡孙年幼，故只能由第五子基房继承摄关之位，又分化出以藤原基房为祖、因其居于松殿而得名的“松殿家”（まつどのけ）——这就形成以藤原基实（居于平安京近卫大路）为祖的“近卫家”（このえけ）与松殿家分立的局面。随后，历任关白的藤原（松殿）基房、松殿基通先后失势，关白之职由松殿基房之弟藤原兼实继任，又由居住在平安京九条殿的藤原兼实分化出“九条家”（くじょうけ）；松殿家在松殿基房之子松殿师通担任过摄政后再也没出现任摄关者，故藤原北家（摄关家）仅剩近卫、九条两支。其后，三代以后的近卫家嫡系子孙近卫兼平（局域平安京鹰司小路）分立“鹰司家”（たかつかさけ），九条兼实之孙九条道家的两个儿子九条良实（居于平安京二条富小路）、九条实经（居于平安京一条殿）又分出“二条家”（にじょうけ）和“一条家”（いちじょうけ）。

藤原北家（摄关家）及五摄家家系分化示意图。下划线者为该分支创始人

近卫、九条、鹰司、二条、一条这五个由摄关家分化出的家系，即为名声遐迩的“五摄家”。五摄家同样拥有出任摄政和关白职务的特权，但随着时间推移，天皇所代表的大和朝廷大权旁落，摄关职务转为虚衔、公家成为附庸风雅的花架，导致五摄家自镰仓时代始就不再掌握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权力，但仍在公家乃至整个统治阶级内具有重要威望和影响力。伴随着世袭罔替叙任摄关的北家嫡流御堂流的一分为五，原本“由御堂流出任摄关”的规则也改为“五摄家轮流选任摄关和藤氏长者”，“藤原北家”之称严格来说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由近卫、九条、鹰司、二条、一合称“摄关家”。

五摄家家纹。其中，近卫家和由其分出的鹰司家使用牡丹纹，九条家及其分化出的二条、一条家使用藤纹

除去昙花一现、在战国和江户时代两度断绝并最终湮灭的藤原北家松殿流（松殿家），由最初分出南、北、式、京四家，再由北家分出“五摄家”，藤原氏为争夺并保有最高政治权力，前后出现了8个独立的分支（五摄家分化北家，二者并非同时存在）。八家中，藤原京家最早出局，南、北、式三家逐鹿，最终由北家垄断了最高权柄，建立起摄关政治；而后，北家又分裂为五摄家，由五摄家轮流出任律令官制下的最高权力者——这一基本史实同时满足了“八大家族”同出一源、彼此斗争这两条信息，同样契合“朝廷”与“八大家族”共存、由“八大家族”掌权这一点。

Ⅲ.“天皇机关说”：家族政治行政机构化的第三种可能

上一条目中，提出上述两种假说的前设条件是“古代”。这一时间限制涵盖上古奴隶社会的氏姓制和中古封建社会的摄关政治，是必须要加以重申的限制条件——因为即便是与“八大家族”设定相近的摄关政治，也面临着一个宏观层面的问题，那就是“与游戏内其他阵营所对应现实历史时期存在明显差异”。

泰拉世界各阵营对应的历史时期并非严格对应现实世界历史，从米诺斯尚属前5-前4世纪希腊古典时代、高卢覆灭对应至少前52年以后的罗马共和国/帝国时期等内容来看，这一点自不必多言。这种刻意撷取阵营原型地区特定历史的做法，单从各阵营来看，无疑有助于引发更多玩家的兴趣；但当阵营之间产生交流、从而形成多阵营联系的综合体系时，时间差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问题就暴露无遗，纵使以“架空”、“源石技艺”、“末日后”等角度进行辩护，也难以自圆其说。

已灭亡国家“高卢”的好酒

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东国：在赫拉格及乌萨斯相关的一众背景板中，“血峰战役”疑对应20世纪中期的二次大战；从乌萨斯帝国议会议长维特对应的人物（乌萨斯专栏​）来看，东国与乌萨斯的战争即便不是二次大战，至少也可以将范围确定为20世纪初期的日俄战争——毕竟，现实中日俄双方发生大规模正面武装冲突也仅存于这两次大战。另一方面，“武士”、“大名”、“南北朝”等词汇，将东国对应的现实时期框定在至少9世纪后期的封建时代；无论是主线、画中人活动、还是嵯峨的档案，都表明与乌、东两国毗邻的炎国尚属唐宋时期，这也能与摄关政治所形成的9世纪后期对应。

《初探泰拉》出现的目前已探明阵营分布示意图，右上角为东国

但这就出现了只在战略类游戏中才能见到的离谱现象：尚属封建社会、以武装封建主为主要战力的东国，与已建立资产阶级帝制、拥有近代化军队的乌萨斯爆发了战争。尽管目前并无任何与这场战争后果及影响有关的信息、也并未提及维特是否曾参与此次战争的交涉工作，但从乌萨斯现状、以及其当前历史分期对应情况来看，两国交战最终并未对乌萨斯帝国带来任何实质性利益，这一点足以映射为现实中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而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在封建式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生产方式，根本无法与生产力进一步解放而达到更高水平的工业生产方式颉颃对抗，日本的胜利都非封建制下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条件所能支撑起来的结果；即便加入机械降神的“源石技艺”等跨维要素，也无法妥当将牵涉现实历史和复杂政治的泰拉国际局势解释清楚，最后只能成为空有框架摆大烂的烂尾楼工程。

与此同时，与该点并行而生、当前信息不足以解释的第二个重要问题，在于“东国是否为专制君主制”。考虑到上一点所阐述的，“封建制度下的统治无法促成当前局势”，那么，东国的“天皇”在定义上就不属摄关政治及公武二元体制下的“虚君”，至少应为废藩置县、进行政治改革后的君主。但仅凭“八大家族执政”的内容，又无法确定东国“天皇”到底是否为立宪体制下由宪法约束其政治职能的立宪制君主，也无法解释为何不设计为其他形式、偏偏选取八个家族作为政治实体——针对此点，则可提出第三种假设，即所谓“家族”并非传统意义上纯粹以血缘姻亲关系联系的亲族，而是由出任同类职务、掌握同等职权或具有相同政治诉求和利益导向者构成的集合。

这一假设的基点在于，政治意味上的“家族”式结群现象，在日本近代史极为常见，从综合乌萨斯阵营大致历史时期的角度来看，能够解释东国政治架构为对外军事行动和综合发展提供保障的合理性；这种结社集群的形式繁多，在君主制的大前提下，决定近代日本政坛风向的“三阀”（藩阀、军阀、财阀）、政府机构下的平级部门（省），甚至政党政治下的各个政党或党内派系，都可以归为带有政治色彩的“家族”范畴。将“家族”作为一个非血缘联系的概念去理解，则无论是“八大家族”、还是东国的“天皇”，其统治在实质上就摆脱了“人治”范畴，“天皇”也成为一个与人选无关的抽象的“最高行政机关”概念——对东国“天皇”身份职能的界定至关重要，因为其不仅涉及到其与“八大家族”的关系问题，一定程度上还对是接下来涉及的“东国是否真的有‘天皇’”的一个前提条件。

现实中，有关“天皇”和“国家”之间关系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明治-大正时期，表现为穗积八束（1860-1912）等人提出“天皇主权说”（てんのうしゅけんせつ，也称“天皇主体说”）与美浓部达吉（1873-1948）提出的“天皇机关说”（てんのうきかんせつ）的对立。前者可简单理解“天皇即国家”，“皇位与国家在法理上属同一体，不能分离，皇位即国家，国家即皇位，皇位上的自然人意志是国家法律人格上的法律意志，皇位即国家本体，天皇意志即国家权力”【2】。后者则基于“国家法人说”理论，认为国家的实质是“法人”，以“法人”的整体形式掌握国家主权，“国家意志作为有生命的永久统一体，国家统治目的在于永久团体的国家，统治权是属于永久团体的国家的权利，国家是统治权主体”【3】；国家内诸如天皇、内阁、议会等一切政治实体均属该法人下的“机关”，天皇仅仅是一个代表全体国民行使统治权的最高机关。无论是“主权说”还是“机关说”，都没有挑战明治宪法所规定的“天皇至高无上”原则，前者是站在国粹主义立场鼓吹君主专制，后者则是以君主立宪学说来解读专制主义色彩浓厚的明治宪法，在确定天皇地位的同时，意图扩大立宪政治的权限范围。

穗积八束

美浓部达吉。在明治-大正时代的“国体论”问题讨论中，美浓部达吉在扬弃穗积八束“天皇主权说”的基础上主张“天皇机关说”，使后者在大正民主时期成为日本国家公认的宪法学说；但伴随着专制主义和军国化的必然加深，“天皇机关说”在1935年由军部右翼势力主导的国体明征运动中被镇压，标志了日本近代宪法学的变质趋向，同时也印证了明治宪法体制本身存在的专制-民主矛盾

美浓部达吉“天皇机关说”的优势在于，它顺应了中小资产阶级这一新兴政治力量的政治诉求，符合明治时期自由民权运动的主张，因而在大正民主时期取代穗积八束等人的“天皇主权说”，在20世纪初到30年代中期成为日本宪法学的主流和基础理论。如果东国政体确为与乌萨斯帝国时间分期平行的君主制，那么其基本政体应为带有立宪色彩的专制君主制；而若东国设定确有包含“天皇机关说”内容，则在政治结构层面、尤其是行政权方面，有无“天皇”这个人其实无关紧要——因为伴随着至高君主行政机关化，“人治”实际上是“宪治”适应于本土实际政治传统而披上的面纱，原本作为人治典范的“天皇”，在行政权方面就变得并非不可或缺，“天皇”大位也就成了一个人选仅为精神代表、行使国家主体意志的实质上的行政机构。极端情况下的“机关说”并不刻意强调“君主”概念，而以“国家元首”代之，意味着“君主”可被替换为具有同等最高行政权的“首相”、“总理”或“议会”等词——若放在明治政府体系下举例，则极端的“机关说”会将“太政官”或“总理大臣（首相）”视为“最高机关”，强调其作为“机构”的功能性、而非居于位上的“人选”的个人特质。

此外，“天皇机关说”对天皇行使行政权的解释，也牵涉到“八大家族掌权”的内容。根据美浓部的观点，“国家意志由许多机关构成，需有最高机关作为其他机关的原动力”【3】，除最高机关“天皇”外的所有政治机构均属参与机关，其机关意志全部源自“天皇”这一最高机关的意志，这就能解释东国“八大家族”同出一源的信息。而在美浓部“统治并不是一人一家之私事，而是国家公事”【3】和最高君主机关化的前提下，“八大家族”就不可能行使人治式的专权政治、或至多由职位世袭垄断以至任人唯亲，本质上应是建立在法令条文规定基础上的机构化分权政治，那么同出一源且掌握政治权力的“八大家族”，实际上就是东国政体中八个从属于“天皇”最高机关、具有（名义上）同等权力效用的行政机构。

那么，在确立上述假说的情况下，东国阵营在相对应历史时期——明大昭时代，是否同时存在过8个权力源自最高机关、并行于最高机关之下的资产阶级立宪制政府机关？1868年明治政府公布《政体书》后，建立起“天下权力尽归太政官”的太政官制（だじょうかんせい），在太政官下设议政官、行政官、刑法官分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行政官下设民部、大藏、兵部、刑部、宫内、外务六省，形成六部-行政官-太政官层层对上负责、由太政官主掌行政权的结构；1871年官制改革后，太政官分正、左、右三院，正院在统辖六部基础上还管理1870年新设的工部省和当年新设的文部省，形成“三院八省”的太政官架构——从这里看，东国掌权的“八大家族”似乎就是明治政府1871年官制改革后的正院八省的缩影了。

明治二年（1869）至明治十八年（1885）间太政官制结构示意图，下划线者为1871年官制改革后由太政官正院管辖的行政八省。参照南开大学《日本史》P379

但实际并非如此——上述“三院八省”虽从属于太政官制、且太政官制在当时行使最高政权，但其并不属于“资产阶级立宪制”政府机关，而是一个在代表资本主义的明治政府手上借尸还魂的封建律令官制；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立宪制”，应是1885年12月22日废除太政官制后采用的内阁制度，因此搜索范围应定为内阁制形成后的近代史范畴——遗憾的是，内阁制形成后，从未出现过同时存在8个对内阁负责的平级机关的情况，与之数量最相近的首届帝国议会召开时（1890）也有9个；

因此，如若要从“机关说”角度进行考察，还是只能返回封建律令官制。除了明治政府1871年官制改革后的八省外，701年《大宝律令》颁布后建立的“二官八省一台五卫府”中央官制里，也出现八个政务机关权力同出一处、对权力源头负责的现象，并贯穿于整个日本封建时代。据《大宝律令》，中央“二官”中的太政官（だいじょうかん/おおいまつりごとのつかさ）为最高行政机关，其下由左右弁官局统辖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八省——由于《大宝律令》颁布的律令官制直至1868年明治政府颁布《政体书》方才休止，律令八省实际就与上一条目提到的藤原氏摄关政治出现时间上的重合和联系；在这两个前提下，所谓“最高机关”就不一定是“天皇”，而是“太政大臣”或“关白”（即便是1871年官制改革后“正院八省”亦同理，“最高机关”为太政官最高长官太政大臣）。

律令制官制表。参照南开大学《日本史》P66

这就暴露了一个事实：东国若要在时间线和政治体系等方面达到与乌萨斯匹敌的层面，就必须建立与后者同处资本主义阶段的政体；但“八大家族”、或“八省”执掌政权，表明其仍存在封建制度、或是以封建制度之名行立宪之实，与明治政府的“王政复古”别无二致——无论是哪种出于“机关说”角度对“八大家族”机关化提出的假说，都表明东国政体并不能与现实中特殊性极强的日本政治制度史构成有机联系，而是将封建时代政治制度组合拼凑出的一个不合乎宏观框架时宜的古怪造物。

Ⅳ.结论

上述推导和论述过程难免冗长复杂，因此这里简要将主要结论和观点陈列如下：

1.东国阵营现实原型为日本；

2.统治东国、同出一源且彼此对立的“八大家族”并无确凿现实原型，以藤原氏分化出的藤原南家、藤原京家、藤原式家、近卫家、九条家、鹰司家、二条家、一条家这八个家系相对可能性最大；

3.出于与乌萨斯平齐的宏观层面要求，东国的实际政经体制必定与其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即处于资本主义时期；

4.受限于资本主义政治体制需要，若“天皇机关说”与东国确有映射关系，则“八大家族”或为并无严格亲缘限制的官僚集群性质的政治机关。在此假说下，其原型范围可扩大至律令制下八省或明治政府太政官制下行政八省；

5.东国南北朝的领导者“光严”、“光元”不一定是“天皇”，不排除其为“关白”、“太政大臣”等其他能够代表最高行政权力的“最高机关”的可能性；

6.“南北朝”、“光严”、“光元”、“八大家族”为专制统治（“人治”）的标志，其存在表明东国无论实行何种政体，本质上必为披着“王政复古”外衣、保留大量落后制度残余的下一社会阶段的体制。

就当前而言，东国阵营涉及的最大问题，在与其仅仅将封建时代数个不同历史分期的政治概念缝制成一件看似极具特色的袈裟，但日本政治制度演化的特殊个例性、以及将东国与同区域其他阵营放在一起进行横向比较考察的结果，决定了这个阵营只不过是以迷雾遮瑕、用诸如“源石技艺”、“军事体制”等机械降神的针线缝制出的百衲衣。其撷取之随意、针脚之粗大，甚至令这件百衲衣难于着身。

这固然有该阵营尚未有更进一步信息放出的原因，随着后续剧情的推进和世界观的构建，这种局面或将得到一定的改善。但诚如上文所言，种种因素导致日本在时间轴上的政治制度沿革极为复杂，这一点与前后衔接流畅的中俄历史沿革大相径庭，亦是该国在东北亚地区政治主体中最显著而格格不入的特点；不同于原型内容全部来自古代社会、且可用“地域辽阔”解释的萨尔贡，忽视现实原型特点而随意撷取拼接处理的设计思路明显并不适用于“小而琐碎”的东国，在对泰拉世界宏观体系构建而势必进行的横向比较中必定出现漏洞。

当然，游戏与现实并非要严丝合缝榫卯相合，但建立于现实社会常规认知体系基础上诞生的文艺产物，一旦完全脱离其土壤，则必然会走向机械降神和体系崩坏的歧路。这一点，大概也并非创作者想要映射现实、表达对现实的思考的本意——所以，最好的对待方式，就是不带任何思考地去玩游戏，免得伤心劳神，徒增不合寻常思考角度、不合正常认知体系、不合本身思考能力的不必要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