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谨言
摘要：大卫·哈维在论述新自由主义建立赞同的过程中将葛兰西的常识概念看作赞同的典型基础。本文从葛兰西对于常识概念的论述出发，针对哈维对新自由主义建立常识之过程的论述进行解读，认为新自由主义常识的建立是认同与强制相互纠缠的过程，尽管在哈维看来它实现了从曾经非主流的意识形态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但这一过程与葛兰西所论述的领导权的建立过程有本质的不同。葛兰西通过常识概念揭示了领导权与历史必然性的关系，领导权必须要经由哲学将非一致性的常识扬弃为健全的见识，而新自由主义化以重建阶级力量为目的，并不指向历史必然性，因此其只是以常识取代了旧的陷入危机的常识，其依然体现出复杂的内在矛盾。新自由主义的常识的局限性体现出其领导权无以维系的必然性，因而揭示出新自由主义的暂时性，基于此，本文认为重提葛兰西有关健全的见识以及历史必然性的概念对于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以及政治领域有其必要性。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 常识 大卫·哈维 葛兰西 认同 强制 领导权 哲学 历史必然性
在《新自由主义简史》“建立赞同”一章中，大卫·哈维指出新自由主义化过程的实现除了上层阶级政变这一途径外，在英美这些国家就不得不依靠于民主手段，这就需要预先在政治上建立选民的赞同。在此，哈维说：“葛兰西所谓的‘常识’（定义为‘普遍所持的意见’）是赞同的典型基础。”换言之，在哈维看来，这些对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赞同是建立在其常识建立的基础上的，因而新自由主义建立赞同的过程，也是建立起相应的常识的过程。这一常识建立的过程并非纯粹的文化过程，正如哈维所揭示，新自由主义常识的建立意味着以足够多的民众赞同为新自由主义转向提供合法性，因而这里的常识概念体现出文化与政治的亲缘关系。哈维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为试图理解政治赞同的建构，我们必须揭示文化外衣下的政治意义。”言下之意，即新自由主义常识建立的过程是一个由政治力量而非文化力量主导在文化领域建立起新常识的过程，由此，新自由主义常识之建立具有了文化领导权的意义。这也就使得葛兰西的常识概念与哈维在此所论述的新自由主义的常识重合起来。
葛兰西并非孤立地谈论常识，而是将常识置于与哲学的关系、置于社会的意识形态结构之中去理解，从而使常识不仅成为理论批判的对象，同时也成为实践批判的对象。在此意义上，夺取文化领导权的运动包括着以新常识代替旧常识的政治运动，常识概念的规定与界限因此也反过来成为理解这一运动本身的立足点。当哈维以葛兰西的常识概念理解并分析新自由主义常识之建立过程时，常识概念本身就提供了理解其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的视角。为了尝试性地进行这项工作，我在本文的讨论将分为以下几个环节：（1）论述葛兰西有关常识概念的思想，尤其说明在他看来常识与政治的关系；（2）梳理哈维对于新自由主义常识建立过程的论述，在此我将以认同与强制两个方面对其进行把握；（3）基于常识概念分析哈维所论述的新自由主义常识建立过程，由此对哈维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进行拓展。通过以上环节的讨论，我们将看到新自由主义常识建立的过程是认同与强制两方面相互纠缠的过程，并且其夺取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与葛兰西的理论既符合又相悖，以常识概念理解其建立过程以及其中认同与强制之间的关系，将使得我们得以管窥新自由主义常识的内在矛盾与困境。
一、葛兰西的常识概念
1.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常识
葛兰西以常识概念指称一个特定层次的世界观，他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人们理解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方式，是世界观——“它含蓄地表现于艺术、法律、经济活动和个人与集体生活的一切表现之中。”意识形态在他那里被划分为两个不同层次：语言、常识和宗教是“自发”的层次；以及认识和批判的层次。与常识（Common sense）处于同一层次还有所谓“健全的见识”（Good sense），一方面，常识与健全的见识是两个相对立的概念，而另一方面健全的见识又可以被包容进广义的常识概念中，它依然是“自发”的哲学。基于两种层次的划分，他将（科学的）哲学作为智识秩序与常识和宗教区别开来，后两者包含着自发的世界观和哲学，同时又都是历史的产物和历史的组成部分。《知识分子与文化常识》对于常识的历史性如此说明：“每个社会阶层都有它自己的‘常识’和‘健全的见识’。他们基本上是流传最广泛的生活的概念和人的概念。每一哲学思潮都留存着‘常识’的沉淀：这是其历史有效性的证明。常识并不是某种严格的、不变的东西，它不断地改变自身，用科学思想和进入日常生活的哲学观点丰富自身。常识，是哲学的民俗学，而且总是处于准确地讲是民间传说和专家的哲学、科学和经济学之间。常识创造未来的民间传说，在一个既定的地点和时间，它是大众知识的一个相对严格的阶段。”
常识之所以是历史的产物和组成部分，是因为它始终与哲学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与哲学的关系中丰富自身。在葛兰西看来，人们对世界观的选择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政治活动，是一定社会集团教育和引导的结果，哲学与政治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哲学离不开对宗教、常识和日常生活的批判和扬弃，因此其与常识并非是割裂的，是政治保证了常识和高层次哲学之间的关系。葛兰西说：“哲学是对宗教和‘常识’的批评和替代。在这个意义上，它同和‘常识’相对立的‘健全’见识相吻合。”常识经由哲学的中介和批判，就能转化成为健全的见识。
2.常识与领导权
常识之所以是值得批判的，是由于其本身的非一致性。葛兰西划分出常识和高层次哲学或科学的哲学，说明了常识是非批判的、受动的，同时意味着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张力，即群众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张力，只有以政治才能确保达成二者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而这种有机体意义上的一致性又关系到在社会历史制度的背景下大众思想与行动的一致性。由此，对于常识进行扬弃的政治运动、进而是关于领导权的政治斗争不仅具有社会整合的意义，同时也具有着历史发展的意义，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知识分子问题，即一个群体能否借助其知识分子建构并宣传世界观进而形成与群众常识的一致性结构，从而获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这不能不使我们想起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那种“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的，能够被看作是社会的总代表的阶级，这一阶级地位的实现在葛兰西这里成为领导权问题，而对于将阶级的特殊性上升到社会普遍性的任务，有机知识分子有着重大的责任。在这一意义上，葛兰西认为有机知识分子肩负了批判落后意识形态、组织建构新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的任务。
葛兰西认为某种特定的，为任何旨在普遍取代常识和旧世界观的文化运动必须满足以下要求：首先是在提供不断翻新的文字表达形式的方法的同时不断重申自己的论据，“重复是影响人民群众思想的最好的教导手段。”然后是“要不断提高人民中越来越广泛的阶层的智识水平，换言之，要赋予群众中无定向分子以个性。”这要求着必须培养从群众中产生出来的，同群众保持联系的知识分子精英。在葛兰西看来，满足了这两项条件，就能形成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全貌”。
然而问题是，葛兰西并非在中立的意义上谈论常识问题，他讨论的语境始终是一种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夺取领导权的运动，在他看来，实践哲学对常识的批判和扬弃具有历史意义，而当哈维使用常识概念时则进入了一个相反的语境，新的“常识”并不来源于实践哲学，而是来自于资产阶级思想当中，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是使一个过去非主流的意识形态对过去的主流取而代之的过程。那么在相反的语境下，该如何理解着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常识和常识概念背后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关系？
二、哈维：新自由主义如何建立赞同
哈维在自己的讨论中将葛兰西的常识概念的历史性和受动性进一步解读为：“常识是由长期以来的文化社会化实践所建构的，这些实践通常扎根于区域或国家之中……常识有可能凭借文化偏见而极大地歪曲、模糊或掩盖真实。文化价值和传统价值与恐惧可能被用来掩盖其他的真实。”将常识理解为文化价值、传统价值以及恐惧的复合体，说明哈维至少是从两个维度上去理解常识的建立的，一个维度是对某价值的认同，另一个维度是造成恐惧的强制。前者类似于自由在美国人常识中的广泛共鸣，而后者则使人在压迫下产生宿命式的认同——过去和现在都别无选择。
哈维将新自由主义化塑造民众赞同的过程分为两个环节：（1）通过诉诸传统和文化价值，创造一个支持新自由主义、视之为自由唯一保障者的舆论环境；（2）通过政治党派以及最终通过国家力量将其巩固起来，并以国家机器维持必要的赞成气氛以延续权力。似乎前者是以认同的方式，后者是以强制的方式来建立并维持赞同，但实际上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建立赞同的方式体现出认同与强制的纠缠与平衡，而贯穿其背后的，即“文化外衣”下的政治意义，在哈维看来是新自由主义所实现的对于阶级力量的重建。
1. 新自由主义常识建立的背景
理解新自由主义对赞同的建立首先需要理解福利国家制度下国家、企业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二战之后的自由主义被哈维称之为镶嵌型自由主义，其基础是阶级妥协，即一方面维持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一方面接受福利国家、工会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从而形成了一种类似镶嵌玻璃的混合物。在这种镶嵌型自由主义制度下，国家与民众，国家与企业都处于一定的内在矛盾之中。
首先，在国家与民众之间，一方面国家通过福利保障了民众的权利，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民众尤其是工人的组织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对各领域的干预和控制又使得民众为了个体自由和社会正义从政治上反对国家和企业。而国家与企业之间矛盾则表现为上层阶级的双重危机：一方面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制约了企业的资本积累，另一方面福利国家所维持的阶级妥协削弱了上层阶级的社会权力，因而上层阶级在双重危机的刺激下也必然采取策略。最后，干预型国家成为阶级关系内在化较劲的场所，民众反对国家和企业的政治运动中存在着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的内在张力，处于企业一方的上层阶级在个人自由方面与民众有着共同的利益，而在社会正义方面则有着根本冲突，这就意味着，上层阶级所主导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既有着从群众中赢取认同的基础，但同时也有实行强制的必然性。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镶嵌型自由主义在维持阶级妥协的同时又造成了进一步的社会内在矛盾，而这一矛盾更因为随其发展而逐渐显现出的滞胀危机被激化——经济领域的危机使得镶嵌型自由主义国家同时失去了上层阶级和民众的政治认同，而新自由主义常识的建立正是上层阶级重建自身阶级力量、应对危机的结果，新自由主义常识对于镶嵌型自由主义常识的替代有其危机背景。
2. 新自由主义常识建立的认同维度
在说明美国对新自由主义常识的建立时，哈维注意到美国企业界出现的联合状况，他援引了布莱思对此的评价：“企业正学着成为一个阶级，并以此出发进行投资。”他们投资的目的不再是为了赢得市场竞争，而是为了使自身从受国家干预状态转变到能够利用国家建立并维系理想的市场环境，换言之，他们要让企业在与国家的关系中从被动地位转变为主动地位。为此他们建立、资助学术机构，投资文化领域为新自由主义提供理论支持和宣传并通过大学教育将新自由主义理念向其他国家以及国际机构（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等）传播。而为了能够有效地利用国家达成自身目的，企业界必须掌握一定的政治阶级工具以及民众基础，因此上层阶级以阶级为基础结盟形成政治行动委员会后，利用资金支持推动共和党成为自己的工具，并促使共和党以诉诸宗教和文化民族主义的方式与基督教右翼势力结盟，从而使新自由主义的常识与道德和传统价值结合起来——尽管这种结合意味着新自由主义转向发生在经济而非文化方面。而另一边民主党虽然拥有其民众基础，但对资金的依赖也使得他们不得不受到上层阶级的制约。由此，企业界能够利用文化和政治工具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民众的主动认同建立起新的常识。
在英国，撒切尔作为“铁娘子”也并非完全倚仗强硬的政治手段来推进新自由主义转向。她大力推行个人责任的理想以及企业精神的文化，尽管这些努力并未达成实质的效果，但她仍然通过培养一个中产阶级赢得了赞同，其赞同来源于其能享受到的诸多快乐：“居者有其屋、私人财产、个人主义和创业机遇的自由。”中产阶级价值的传播和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为其强制性政策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提供了建立认同性常识的可能，比较典型的就是一些曾经坚定认同工人阶级身份的人也开始接受了中产阶级价值。
尽管以上内容说明了在英美，新自由主义常识都采用了不同方式以及不同程度的手段以认同的形式建立起来，但这种赢得认同的背后又有其强制的背景，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的新自由主义兴起，其都是作为当时财政危机这一紧急状况的唯一解决方案从而成为主流，从而能够大力推行自身的价值和意识形态。
3. 新自由主义常识建立的强制维度
新自由主义常识建立的强制方面首先来自于现实条件，即镶嵌型自由主义所导致的财政危机。哈维在美国方面所分析的案例是纽约市财政危机，这一危机对美国其他城市同样遇到的“城市危机”具有代表性。在这次危机中，金融机构实现了对政府的控制，它们解决财政危机的同时使财富被重新分配到上层阶级，并由此开辟了新自由主义实践的道路：“一方是金融机构和债券持有人报酬的完整性，另一方是公民幸福——发生冲突时，应优先考虑前者。它强调政府的角色是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而不是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和福利。”面对危机，牺牲民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利益似乎成为了唯一的解决方案，人民福利无法维系，被企业福利所替代，而民众只有被迫接受被新自由主义所塑造的现实。
而英国据哈维的论述，一方面在1970年代面临严重的资本积累危机，另一方面又必须在危机中保护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因此牺牲工人利益成为其应对危机的必然结果。滞胀引发了罢工等劳工斗争，使得社会危机进一步深化，然而即使是工党执政，面对财政危机也不得不优先保护伦敦市的金融利益从而削减用于福利的开支，同时仍然对滞胀问题束手无策，这就引发了更激烈的劳工运动，如1978年的“不满之冬”。无论是工党还是工会的运动都体现出了对于危机的无可奈何，而后者的罢工最后将必然引起社会的不满和打压。
如果说是旧常识所属于的社会结构以及其他解决方案对于现实条件的无奈使得新自由主义走向前台，那么新自由主义上台之后会更进一步利用国家机器通过强制来维持秩序的建立，从而塑造新自由主义的常识。在美国，经济与政策领域的转向要求着必须规训劳工和劳工组织服从新的社会秩序——纽约应对城市危机就是如此做的。里根随后在全国层面采取了类似行动，在新自由主义转向带来失业率提升的同时，美国通过对之前有强有力工会组织的核心工业区域进行去工业化，将工业活动转移到了无工会组织或“自由工作”的区域，从而削弱了劳工的力量，增强了企业对于劳工的权力。而英国正如前文所交代的，劳工运动和罢工已经引起了社会的不满，因而撒切尔上台之后对劳工进行打压，削弱劳动者的谈判能力。她通过直接的打压以及开放政策有效地摧毁了本土的传统工业及其强大的工会与好斗的劳工传统，从而保证了其新自由主义转向不会受到劳工运动的阻碍。无论英美，对劳工的经济、政治权力进行削弱都成为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必要手段，通过这些强制手段，劳工被规训——他们不得不承认并遵循新的秩序。
然而这些强制手段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新的认同，美国将工业活动转向缺乏工会力量的区域为个体劳工带来了灵活和弹性劳动的常识，而英国通过消除通货膨胀和劳工运动带来的社会危机赢得了中产阶级的认同。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常识的建立尽管是在认同和强制两个方面实现的，但这两个方面并非彼此独立，而是相互纠缠在一起：一方面，现实条件的强制为新的认同提供了强制力和进入国家机器的契机；另一方面，进入国家机器之后的强制手段又确保并进一步塑造了认同。然而这里出现的问题是，一方面由于现实条件的强制性而形成的常识并不具有稳定性，尤其是这一常识有其危机的背景，人们主动的认同主要基于危机的状况，在常态中这种认同将失去其根基；另一方面利用强制手段塑造的常识则往往会引起社会群体中部分人的积极认同和另一部分人的敌对情绪，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被加剧。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的常识虽然被建立起来，但其又反映出新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因而哈维将强迫与赞同的平衡作为国家机构和国家实践在新自由主义转向中重构的重要方面。那么，该如何理解这种内在矛盾？
三、基于常识概念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1. 阶级力量重建与资产阶级的“阵地战”
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化是阶级力量重建的工具，而力量得到重建的阶级指上层阶级，他们在镶嵌型自由主义阶段受到了阶级妥协和经济干预所带来的对自身权力的制约，新自由主义化则是他们重新恢复自己社会权力的过程。他们是在怎样的阶级结构里活动，又为何能在新自由主义诞生之时“学着成为一个阶级”呢？也许这里可以借助韦伯对社会阶级的分析来理解。
韦伯将社会阶级分为四个层次：工人；小资产阶级；无产的知识分子和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有产者和由于受教育而享有特权者的阶级。这是韦伯对组织化资本主义阶段社会阶级的划分，镶嵌型自由主义与组织化资本主义具有连续性，因而可以认为其阶级妥协大致是在这种社会阶级结构中展开的，同时这也是新自由主义重建阶级力量所基于的结构。哈维所说的上层阶级可以对应至韦伯所说的“有产者和由于受教育而享有特权者的阶级”，而中产阶级则对应了中间两个阶级。当然，新自由主义化所带来的并非只是上层阶级力量层面的重建，对于上层阶级内部力量也进行了再分配，因而哈维所说的上层阶级与韦伯所说的上层阶级的状况已十分不同，但在社会阶级结构层面来说，主要的方面仍然是上层阶级对于其权力的重新占有和扩张。韦伯划分社会阶级的同时给出了容易展开组织社会化的阶级行动的状况，其中有两条十分合适于理解上层阶级的联合：首先是反对直接的利益对手，随着镶嵌型自由主义的发展，镶嵌型自由主义国家为统治精英和统治阶级带来的政治威胁以及经济威胁逐渐直接化，由此引起了企业界自发的联合和行动（美国商会是典型）；另一种状况是在能引导到明确目标的时候，一般由非阶级的成员（知识分子）强加或解释这种目标。朝圣山学社扮演了提供目标这一角色，从而使对国家角色的重新定位和对社会秩序的重新改写成为上层阶级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化的主要任务。
有趣的是，无论是葛兰西谈论常识概念及领导权问题，还是韦伯谈论容易组织社会化的阶级行动的条件，他们讨论的主要对象都是工人群体，而在新自由主义化中这些理论则完全相反地体现在上层阶级的行动当中。或许这是因为在韦伯和葛兰西的时代，还未进入镶嵌型自由主义阶段，上层阶级享有着政治与经济的权力，而需要斗争的是无产阶级；可进入镶嵌型自由主义阶段后，干预型国家对上层阶级的削弱以及对新兴的上层阶级的抑制则使其也有了采取阶级形式进行斗争的需要，因而无产阶级斗争的方式同样也能被这些阶级所运用，在此意义上，新自由主义常识的建立似乎就成为了将葛兰西的阵地战理论角色颠倒过来的资产阶级的阵地战。
新自由主义化的过程中，在葛兰西那里有机知识分子的工作被上层阶级所支持的知识分子来完成：批判镶嵌型自由主义对自由进行抑制的旧意识形态，建构起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理论，而上层阶级又利用学界、文化产业和教育界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宣传和教育。这里知识分子不再如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那样来自于群众并通过对群众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和规定从而改变常识赢得赞同，而是被上层阶级所利用，通过对镶嵌型自由主义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处理，以认同与强制并举的方式塑造群众的常识。同时葛兰西对有机知识分子的再生产的看法又对应到了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通过被企业界掌控的大学教育的再生产。这些知识分子不再与群众相联系，而是与上层阶级，或至少是中产阶级联系在一起，新自由主义化的常识建立过程似乎揭示出葛兰西的阵地战理论的一个问题：如果资产阶级控制并运用起知识分子的力量，并兼用权力的强制来展开阵地战，那是否阵地战理论也会是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工具和政治技艺？这是葛兰西在常识概念中留下的问题，因为常识作为被历史建构的产物，为政治及文化所决定，一旦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被绑定，那么通过政治手段去影响常识就不仅仅有运用知识分子塑造的积极方面，也会有利用权力的强制进行塑造和灌输的消极方面；葛兰西的阵地战侧重于知识分子问题这一积极方面，而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中，可以看到消极的方面得到了放大。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建立赞同过程中认同与强制的结合恰恰是在常识这一概念中才能够得到理解，同时，也正是通过常识这一概念将能够分析新自由主义常识所具有的内在矛盾。
2. 新自由主义常识的内在矛盾：非一致性与断裂
当哈维将新自由主义赢得赞同的基础理解为常识时，也就意味着他认为葛兰西常识概念的界限同样适用于新自由主义的常识，即它并未达到葛兰西所说的“健全的见识”的程度。新自由主义常识所造成的对立，即葛兰西所说的“两种世界观——一种在言词中得到肯定，另一种则在有效的行为之中得以呈现的——共存”，无论是在共和党调动下的民众还是在民主党的两难之中都得到了体现。葛兰西并非看不到常识中所包含的为强制所塑造的可能，他也承认独裁主义的手段能够做到在集体意识中达成常识的统一性，“而过去，在某种限度内也确实这样做了”，关键在于这并不能解决常识的非一致性问题，通过强制而建立的常识仍然有待批判，而且仍然会使得社会的意识形态产生分裂。因而在葛兰西看来，意识形态的外部灌输只能是短期内的权宜之计，因为意识形态观念的养成要与整个文化传统有着密切而复杂的联系，这需要在普通大众和知识分子之间、上层和底层之间建立起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新自由主义常识不具备这种一致性。
首先，无论是现实条件的强制还是利用国家机器实现的有意识的强制，他们所造成的赞同都是由强制所保证的——一旦强制消除或减弱，这种消极的常识就会立刻瓦解，其紧张的关系必然导致强制的不断维持和巩固，一方面这是除了波兰尼所说的新自由主义会带来的负面自由问题之外，其乌托邦理想最终只能靠权威主义维持的原因——因为小部分人对自由的认同和享受，是通过对大多数人自由的限制甚至强制来实现的；另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强制灌输的消费主义必须得到维系，这就为资本积累绑上了定时炸弹。
此外，即使是积极建立赞同的过程也同样收效有限，这在诸多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活动中已经得到体现。因为新自由主义化要建立常识，不仅要为上层阶级重建力量，同时又必须诉诸民众基础，这就导致了诸多矛盾要素的结合，其中总是一方与群众联系，而另一方则与上层阶级联系，由此我们得以理解哈维对新自由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在新自由主义的常识中：个人自由与企业自由结合在一起，但实际的结果是后者压制了前者；个人自由与阶级团结并存，曾经团结的劳工组织被打散为自由的个人，而这又是被曾经相互竞争的上层阶级开始以阶级团结的形式的新自由主义化来实现的；自由主义和新式的国家干预结合起来，国家的干预并非被解除，而是反过来被企业界利用来保障自身的自由和利益，因而使企业自由在与个人自由的冲突中能够处于支配地位；竞争与垄断、公共利益与社会不正义被矛盾地结合起来，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竞争将促进公共利益发展，而自由竞争所带来的是寡头垄断力量的形成与强化、社会不正义的加剧；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以新帝国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形式被结合起来，哈维指出，为了调动民众，确保公民忠诚，国家需要采用民族主义，同时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新自由主义秩序，又必须诉诸于新帝国主义的方式。民族主义会成为市场自由的阻碍乃至政治权威主义的温床从而与帝国主义结合起来，同时对他国的新自由主义掠夺也将激起他国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政治，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被别扭地糅合进其常识中。
以上矛盾中，总有一方是容易赢得民众支持的立场，而另一方是利于上层阶级的立场，其鲜明地体现出新自由主义常识的非一致性——即使它的确是取代了旧常识和旧世界观的文化运动，但其建立的仍非“健全的见识”，而是仍停留在有待批判的常识层面。新自由主义的“高层次哲学”与其常识之间存在着诸多断裂，因而其意识形态的建立与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实现的文化霸权有根本的区别。如果说葛兰西所构想的是一种常识经由哲学的批判和扬弃转变为达到健全的见识高度的新常识的阵地战理论，那么哈维所论述的新自由主义化不过是以一种常识代替旧常识。
3.新自由主义常识的局限：常识与历史必然性
从上述论述，我们可以引申出的是：在葛兰西看来，常识的变革体现出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而新自由主义常识的建立远未达到这一高度。如何理解常识与历史必然性的关系？葛兰西认为，哲学之所以能够对常识进行批判的扬弃，是因为哲学具有这样一种意义：“通过一个给予人们的活动以自觉方向的必然性概念，去克服兽性的和原始的热情。这是存在于‘常识’中的‘健全的内核’，而且应当使之更为一致和融贯。”常识之所以能成为哲学批判的对象，是由于其有着“健全的内核”，而哲学之所以要去批判常识，是由于其必然性概念不来自于其他，恰恰是历史——常识作为历史的产物，其“健全的内核”只能来自于它所根植的历史现实，因而以哲学对常识的扬弃在葛兰西看来是一种对于历史必然性的揭示，健全的见识所能达成的思想与行动的一致、知识分子与大众的一致只有在这一历史必然性概念中才能得到理解。葛兰西认为，一种承继自过去的并被不加批判地表面上正确的认识将会导致其意识的矛盾状态将“不允许采取任何行动、任何决定或任何选择”，它只是将一个特定的社会集团纠合在一起，但其在政治与道德上又是消极的，政治上对于领导权的争取必须提高人们对现实的认识水平，对自我的批判理解，因此他说：“成为一个特定的掌握领导权的力量的组成部分的意识（也就是说政治意识），是走向更进一步的自我意识的第一步，在这种自我意识中，理论和实践最终将合而为一。这样，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并不只是若干机械的事实，而是历史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过程的最初的、原始的阶段表现为理论和实践是‘不同的’和‘分开的’，表现为对它们的独立的本能感觉中，直到达到真正持有一种单个的和融贯一致的世界观的阶段为止。就因为如此，才必须要强调领导权概念的政治发展也代表了巨大的哲学进步以及政治——实践进步。”因此领导权问题对葛兰西而言并不仅仅是政治技艺的问题，它意味着对意识之进步的历史必然性的实现，同时也意味着人的理论与实践辩证的统一与发展，意味着人以及人的社会的总体发展。
当我们以常识概念与历史必然性的关系去审视哈维所论述的新自由主义常识之建立过程时，我们会看到尽管新自由主义化的确是在镶嵌型自由主义必然的危机下兴起的，但其本身并未指向历史必然性的维度——它的目的归根结底并非解决社会总体的危机，而是如哈维所说，重建阶级的力量。上层阶级、尤其是金融和新兴产业领域的上层阶级的力量得到了强化，他们对危机的应对是以牺牲民众、尤其是劳工群体的利益来实现的。因而其不可能按照葛兰西所设想的那样，以有机知识分子的活动来推动大众的意识向自我意识发展，使大众从矛盾的常识当中解脱，获得能认识到历史必然性的健全的见识。新自由主义以一种矛盾的方式建立起新的常识，它能引起一些人自发的认同，而又不得不以强制的手段使一些人被迫接受自身，并指望能以足够的好处使这些受强制的人最终对自己认同，然而事实是，它所制造出的断裂将在社会矛盾中，在常识与现实生活的矛盾中被不断意识到，从而使得维系对新自由主义的赞同充满困难。其之所以能代替旧的常识，或许如葛兰西所说，它包含有根植于其历史条件的“健全的内核”，但这健全的内核并未被扬弃出来，而是被将认同与强制结合在一起的建立方式潜藏在了矛盾重重的常识之中。因而新自由主义常识的建立看似是资产阶级对“阵地战”理论的成功实现，但它却与葛兰西的阵地战理论有本质的差别——无论如何它都没有达到葛兰西所说的领导权理应达到的高度。
这也就意味着，当哈维将领导权作为新帝国主义霸权的一部分时，这一领导权其实是不稳固的，它往往只能依赖于强力和压迫所支撑的“支配权”予以维系，这就为新保守主义的抬头提供了土壤。新保守主义更多地依赖强制手段，而在认同层面则更退一步诉诸于道义和乌托邦性质的预期利益——这是更加乌托邦的新自由主义理想，因此其领导的能力更为下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这一点哈维在《新帝国主义》最后对于美国的分析中已经说明。新帝国主义所建立的秩序有着缺乏认同的问题，因此它将在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掠夺的同时激起更多的民族主义和反抗运动，国际秩序、乃至国内秩序的无法维系将为新自由主义国家带来更多冲突和矛盾。如果以葛兰西经由常识概念所说明的领导权与历史必然性的关系来看，我们就有理由确认新自由主义的暂时性，其常识也的确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显现出自身的界限——民粹主义的兴起对其建构的常识已然产生冲击。在此背景下，也许重提“健全的见识”和历史必然性对于理解并批判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乃至政治领域的冲突与趋势来说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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