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农业企业的赢利程度

        成本和价格之间的比较至少就一个方面来说是具有现实重要性的，因而也是必要的，这就是对农业生产者在生产某种农产品上所支付的成本同出售这一产品时所得到的价格进行比较，借以确定生产这一产品的赢利程度。由于在历史上低价收购农产品是苏维埃政权剥削农民的主要形式，这种比较就显得特别有意思。

        (1)这里的成本数字是除玉米以外所有各种谷物的平均成本，因此这一行的价格成本对比较其他产品更不准确。

        (2)价格是活重价格，成本是牲畜增重的成本。

        资料来源：

                成本：《苏联国民经济年鉴》，1962年，第338页起；《苏联国民经济年鉴》，1964年，第396页起。

                价格：赫鲁晓夫：《苏联共产主义建设和农业的发展》，第8卷，第467页。

                盈利或亏损数：根据成本和价格计算。

        苏联发表的集体农庄成本是按两种不同的方法计算的：一种方法是按当年实际支付的劳动报酬（货币和实物）来计算劳动成本（上表中列示的“实际”成本即指按这一方法计算的成本），另一种方法是比照国营农场工人的工资率和劳动定额来计算劳动成本。尽管在集体农庄改行固定货币工作制以前计算“实际”成本不可避免地有循环推理的缺点，这显然还是评价各个农庄盈亏的唯一现实基础。在上表中，我们把1962年和1964年的成本同1963年的平均价格作比较，一部分是由于资料的局限性，一部分是因为1963年的年景不正常。赢损的幅度反映1962年和1964年之间成本的变化。

        下表是关于1962年度全部公营农业净收入和成本开支间相对关系的统计资料（相对于每千卢布成本开支的净收入数），可以从另一角度证实上表中所得出的结论，并由于包括更多的农业企业，扩大了这些结论的适用范围。

        资料来源：M·Y·列麦谢夫编：《农业生产结构的经济依据》，1965年，第46页和第117页。

        因此，在赫鲁晓夫时代的末期，情况是比较清楚的。大多数植物产品（包括准备出售的产品的全部或大部）的平均收购价格，都大大超过集体农庄的平均成本，包括按实际付给集体农庄庄员的报酬计算的劳动成本。几种重要的大宗作物（谷物、马铃薯、甜菜）上的净利是相当高的，而棉花、葵花籽、葡萄和水果上的净利尤其巨大。另一方面，在所有畜产品中，好象只有羊在羊肉和羊毛两个方面都能赚点钱，而所有其他畜产品以及为生产这些畜产品而种的饲料作物都大量赔本，虽则计算饲料作物损失的方法似乎有点特别。

        这是新领导在1965年进一步提高价格的出发点。价格的提高搞得很复杂，局外人简直无法估量它们的一般影响，更不要说估计全国各个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了。在谷物方面，他们的主要目的显然是鼓励传统谷物产区以外的“非黑土地带”增加生产，主要是因为那里简直可以说没有干旱的危险。不过，那里的生产成本比低成本地区的北高加索和南乌克兰高出一倍以上，比全国平均水平也要超过近一倍。1964年，南乌克兰的集体农庄生产谷物（玉米除外）的平均成本是每吨31卢布，但在俄罗斯中部和伏尔加河上游一带是70-75卢布，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是88卢布，在白俄罗斯是85卢布（《苏联国民经济年鉴》，1964年，第396页）。至于国营农场，高低两极间的差距还要大，因为在北高加索和南乌克兰（哈萨克则不是这样），国营农场生产谷物的成本比集体农庄低得多，而在“非黑土地带”的情况则刚好相反（《苏联国民经济年鉴》，1964年，第412页）。

        在畜产品方面，情况要简单得多，因为看来它们一般都赔本（虽则也许不是没有例外），提价的目的是克服收购价格过低，连成本也够不上而产生的不利影响。可以略为详细地说一下牛奶方面的这种情况。1964年政府共取得3,140万吨牛奶（包括奶制品，折合成牛奶计算）；这一总数的41%即1,290万吨来自国营农场和其他国营企业，1,850万吨来自其他方面，其中来自个人副业的250万吨，来自集体农庄的1,600万吨（《苏联国民经济年鉴》，1964年，第254页起，有些数字是根据那里的材料计算的）。付给集体农庄和个人副业的平均收购价格约为每吨127卢布，集体农庄和个人副业向政府交售牛奶共得价款23.44亿卢布（《苏联国民经济年鉴》，1964年，第257页）。由于集体农庄1964年生产牛奶的平均成本是每吨151卢布，它们在1964年因出售牛奶给政府共损失约3.84亿卢布；同年国营农场等交售你乃所受损失据报为6.79亿卢布（V·A·多勃雷宁的文章，发表在《季米利亚捷夫农学院学报》（1966年），第199页起各页）。这样，公营农业在交售牛奶上的损失总数就超过10亿卢布；同年，奶类加工工业却得到13.89亿卢布的创纪录利润，这决不会使国营农场场长们和集体农庄主席们的心情舒畅些（《苏联国民经济年鉴》，1964年，第749页）。

        1965年初奶类收购价格的变动包括：提高牛奶基价，改变地区差价制的划区数目，在含脂率和卫生质量标准等方面作有利于生产者的调整（J·F·卡茨：《新的苏联农业规划》，载《苏联研究》）。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各加盟共和国（那里特别适宜于生产牛奶），基价提高到每吨160卢布。由于这个地区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1964年的平均生产成本分别为123卢布和147卢布，总的说来上述基价已足够保证牛奶的交售有利可图了。但在莫斯科地区，提高后的新收购价格是190卢布，不论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现在生产牛奶一般也都是合算的了，且不谈他们还有机会直接在流质牛奶市场上出售牛奶。流质牛奶市场上的价格是254卢布，即使把直接上市的额外开支打足，还可净赚21卢布（V·A·多勃雷宁的文章，发表在《季米利亚捷夫农学院学报》（1966年），第206页起）。

        可以得出结论：总的来说，1965年的大幅度提价已足以使所有的政府收购价格同农产品的实际生产成本协调起来，而在过去，有些产品的生产在某些地区是赔本的，或在全国普遍地都是赔本的。这样，政府好象承认了这么一个事实，即在短期内这是刺激生产、使令人难堪的畜产品供应不足问题得以解决的唯一可行办法（由于1963年的农业歉收和歉收对下一年度畜牧业的影响，畜产品供应不足的问题显得特别突出）。但是就长期来讲，苏联畜牧业的效率无疑亟需提高，而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目前的困难局面是有其由来已久的原因的。至少可追溯到大规模集体化运动时期牲畜头数的下降，直到今天，小小的农民个人副业经济仍在某些产品的供应中占着很大的比重，而公有的大型农业企业中的畜牧业仍然效率不高，都和这些原因有关。

        畜牧业的两个主要成本项目是饲料和人工，在1962年，饲料在公营农业的畜产品总成本中占44%，人工占35%以上（M·Y·列麦谢夫编：《农业生产结构的经济依据》，第240页）。只要这两个成本项目仍然维持着目前的水平，就不能指望局面能获得根本改善。撇开结构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大量存在着只养一头牲畜的个人副业，而另方面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中牲畜又高度集中）不谈，苏联畜牧业有三个突出的经济弱点：饲料不足，产品率不高和由此而来的牲畜头数的膨胀，以及太多使用手工操作。

        甚至在1964年极大丰收之后的1965年，可用的饲料总量也只比1962年多一点点，而我们知道1962年饲料是远不够满足需要的。由于多了五百万头牛，不得不大量削减猪和家禽的头数来使饲料的供需之间恢复某种平衡。（从饲料消耗量和肉产量间的比率来看，猪和家禽比牛更为经济，但它们需要更多的精饲料。）高蛋白饲料的缺乏更使情况恶化，因为这促使他们用数量上多喂的办法来弥补饲料质量上的不足。每一单位饲料（苏联饲料单位相当于一公斤燕麦的饲养价值）的蛋白质含量只有八十克，即使用来喂羊和牛都也不够的，喂猪和家禽就更差得远了（M·Y·列麦谢夫编：《农业生产结构的经济依据》，第109页）。

        苏联饲料供应中精饲料比重之所以低，首先是由于饲料谷物的不足。尤其在苏联这样的国家里，牧草目前还不是最便宜的牛羊饲料，这一点就特别显得重要。在大多数气候温和的国家里，一般都认为，以野外放牧、干草和青贮料作为养牛业的主要基础是个上策，只在必要时才供应一些精饲料（谷物、油渣饼等），以补充牧草、青贮料等一般饲料的不足。

        苏联的情况则正好相反，至少在公营农业中，饲料谷物是喂牲畜的最便宜的几种热量来源之一，也可能就是最便宜的一种。1962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相当于一吨饲料单位的谷物的成本是33.6卢布，而一吨饲料单位的牧草的成本是37.2卢布，干草是36.4-43.3卢布，青贮料是43.3卢布，甜菜是77.3卢布，马铃薯竟高达153.3卢布（M·Y·列麦谢夫编：《农业生产结构的经济依据》，第32页）。如果饲料谷物的供应充足，却再用马铃薯和甜菜去喂牲口，那分明是疯狂的行为，而对谷物、草、青贮料三者间的搭配比例可能也要好好重新研究了。但严酷的事实是，由于饲料谷物的不足，苏联畜牧业不得不依靠马铃薯之类昂贵得多的其他饲料，这是它成本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有足够的玉米和大麦可以用来喂猪的话，马铃薯生产和谷物生产之间的相对关系，不论从产量大小还是从产值的高低来看都不应该象现在那样。（1958年，马铃薯的总产值是69.34亿卢布，而各种谷物的总产值也只有79.53亿卢布；在全部作物总产值中马铃薯所占的比重超过四分之一。虽然这个比重到1962年时有所下降，但仍是全部植物产品产值的五分之一（M·Y·列麦谢夫编：《农业生产结构的经济依据》，第37、171页）。）除羊毛和羊肉外，降低畜产品成本的关键之一是大大改善饲料谷物的供应情况。

        饲料差，特别是蛋白质饲料的不足，直接反映在产品率的不高上。正如质量低的饲料不得不以超量使用来弥补质量的不足，在牲畜产品率提不高的情况下，不得不过多地增加牲畜的头数来勉强求得一定的产量。较好的饲料会很快地提高产品率，虽则还不能克服牲畜头数方面的结构性弱点。

        产品率问题的严重程度可以用几个关键数字来说明。在创纪录的1966年，整个农业中每头奶牛的平均挤奶量是1,888公斤（《从数字看苏联》，1966年，第98页），还不到最先进奶业国家的平均挤奶率水平的一半；即使在公营农业的大牧群里，也只有2,021公斤。（据说1968年曾达到2,232公斤，虽则各年间的上下波动历来是很大的。）牛屠宰时的平均活重在1962年时248公斤，而在英国和美国，一岁到一岁半的牛就重达400公斤或400公斤以上；在美国，五、六个月而对猪重达100公斤，而在苏联，猪屠宰时平均只重78公斤（M·Y·列麦谢夫编：《农业生产结构的经济依据》，第97页）。在苏联，很多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每年每头母猪只产七、八只小猪（M·Y·列麦谢夫编：《农业生产结构的经济依据》，第126页）——在很多先进国家一胎产这么多，一般已认为是太少的了。1968年，每只产蛋母鸡平均年生152个（公营农业）（《真理报》，1969年1月26日），而在英国，就该年年初鸡群计算，每只鸡平均年生蛋187个，美国则是210个（M·Y·列麦谢夫编：《农业生产结构的经济依据》，第140页）。

        维持禽畜生存所需的饲料量同生产畜产品所需的饲料量之间的比率，因禽畜种类而异，不过在苏联，由于产品率普遍很低，饲料消耗总量中能转化成畜产品的部分的比重势必要小于效率较高的国家。这也就是说，就苏联全国来讲，禽畜的头数远太庞大了，仅仅为了维持它们的生存而耗费掉的饲料太多了。要断定1967年和1968年间牛的头数的下降和猪的头数的更加剧烈的减少是否出于官方有意识的政策，还为时过早（这两年也是口蹄疫流行的时期）（《畜牧业》，1967年3月号，第48页）；但毫无疑问，只要大大改进饲料的利用，完全可以使较少头数的牲畜和家禽生产出更多的畜产品来。

        劳动效率也大有改进的余地，虽则这大都需要在房舍设备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投资。在1962年，耗用劳动最多的是奶类生产，占劳动总消耗量的15.2%，比包括玉米在内的全部谷物生产所吸收的人力还多。菜牛用了劳动力资源总量的8.2%，猪5.6%，羊4%。畜牧业总共需用劳动总数的34.6%，植物产品41.6%，“间接”人工23.8%（M·Y·列麦谢夫编：《农业生产结构的经济依据》，第221页）。根据苏联的统计，1962年，在一般水平的集体农庄，每个牛奶场女工照顾13头奶牛，每个饲养员负责88头猪（M·Y·列麦谢夫编：《农业生产结构的经济依据》，第248页）。1964年，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上每生产100公斤奶类所需的直接人工分别为2.70和1.76人日，菜牛每增重100公斤所需的直接人工分别为13.6和8.4人日，猪分别为13.8和5.6人日，羊分别为10.6和6.9人日（《苏联国民经济年鉴》，1964年，第416页）。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提高劳动报酬同时又使生产成本稳定或下降的关键。苏联官方倾向于把目前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主要归咎于机械化不足。这种态度忽视了苏联畜牧业结构方面的弱点，不过，尽管有片面性，也绝不是没有根据的。劳动成本之所以这样高，肯定同喂食、喂水、挤奶和清除粪便等工作中广泛使用手工操作有关系。在“基本物质条件”（自来水和电力供应）方面，在建筑适宜于机械化用的房屋和购置设备（例如挤奶机）等方面，都需要极大量的投资，才能创造合适的条件来降低肉、奶、蛋等畜产品的人工成本。同时，在畜群规模的结构等方面同样迫切地需要改进，使公营农业中高昂的管理费用有所削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