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夫罗金的自白

杨利亭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在读

何必强调我的善恶与否？这是我一直想从我的造物主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儿弄明白的问题。既然他把我塑造得非善非恶，那他就不应把善恶的枷锁套在我的脖子上。既然他赋予了我强劲的欲望和反叛的激情，他就不应因我释放的欲望和展露的激情而责备、惩戒我，也许他本人没有责备和惩戒我，但他无知的读者们却这样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意识中赋予读者的自由权太大了，巴赫金说得一点没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式写作解放了人物——比如我，但毫无疑问他也解放了读者——这就闯了大祸了。说实话，他真该学学托尔斯泰的独白式写作，毕竟，这可以避免读者很多不必要的胡思乱想。

我的造物主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未把自己置于高高在上的地位，他的思想似乎总是跟我以及其他次要人物的观念并驾齐驱，有时我真怀疑他把自己的那一套晦暗不明的思想强加给了我们。幸亏我天生就具有反叛的意识，正因如此，我才不至于成为他矛盾思想的可怕代言人。我怀疑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意识中最想成为的那种所谓的黑暗骑士，他不敢正视自己内心最黑暗的深渊，所以用黑暗的深渊造就了我。

我是黑暗的深渊的显现。我没有任何道德枷锁，也不屑于那些庸人所信奉的神律和人律。我可以任由自己的心性去行善作恶，因为善恶对我来说，没有严格的区分。善恶不再能带给我真正的悲欢喜乐，而我的悲欢喜乐也无须借助善恶来表达。我行善作恶不需要参照任何标准，也无需顾及任何外在的束缚和限制。在我看来，外在的言行举止应当符合内在的随性自适，我的每一个举动都超越了因果逻辑和善恶评断。我的人生，就是一次持续即兴发挥的自在旅途。因此，你要明白，人最终是活给自己看的，不必在意别人的口舌和眼光。

我的造物主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小说《群魔》的构思很巧妙，他使我成为了虚无的发源地和闹剧的汇聚点，将一切艺术的光芒和邪魅的暗光都抛洒在我身上，以至于我的每次出场都像一场狂欢舞会。我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身上寄托了太多被救赎的可能性，他兴许坚信极端的恶和终极的善仅一步之遥，又或者他过度沉浸于对我残酷冷漠和黑暗卑劣形象的塑造，以至于他想让我最后从极端的反叛走向极致的虔诚。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我和主教吉洪对话，让吉洪说出我的一切令人发指的所作所为皆出于自负和骄傲。

不得不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发掘我被救的可能，但他真的没有了解我内心反叛的力量有多大。虽然他能绘制出我个性的形貌，但他却无法进入我深渊般的内心，他只能根据我的言行举止来制衡我，却不能触及我哪怕最细枝末节的心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读者眼中的心理大师，但在我看来，他只不过是一个可怜而又可悲的小人物，而内心却有着成为处于倾覆之间的俄国文化的救赎者，这是他一生的志业。

然而，依我之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济世之梦，更像是蚂蚁撼大树——不自量力，但勇气可嘉。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在探索人之谜，力图发现和揭示“人身上的人”，但这是一项未竟的事业，也不可能真正揭出谜底，而它也必将成为人类探索的千古之谜，因为这正是人类得以延续的根基。早在《地下室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提示读者，人永远不要妄图窥视人心，即使是自己的心，你也无法真正看清，更何况别人。毕竟，有些秘密，你不仅不能跟别人说，而且有时候也不能对自己说。你只有严守这个秘密，才能正常的呼吸和生活，这个秘密就是你的存在之根。

尤其在结尾上，他没有把我写成《罪与罚》里那个与基督徒索尼娅为邻、最终皈依信仰的拉斯克尔尼科夫。恕我直言，那小子从来就不是一个能坚持内心所求的人，而他所追求的不过是世人所认为的成功，他所皈依的信仰，也不过是世人用来麻痹自己的精神鸦片罢了。毕竟，彻底放弃自己内心的人，也就不再是自我，连自我都不是了，还谈什么拯救自我和他人。拉斯克尔尼科夫从未真正成为自己，因为他总是模仿成功人士（拿破仑、耶稣）来构想和践行自己的人生，但他没有意识到拿破仑最后被流放并凄凉地死在圣赫勒拿岛上，而耶稣却被蒙昧和残暴的人类钉死在十字架上。说到底，他还是没有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根，否则何必舍近求远——将自己的内心弃置不用，而将别人的理念植入头脑。

拉斯克尔尼科夫的愚蠢，如同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盖茨比一样愚蠢，拉斯克尔尼科夫竟然还相信拿破仑的“法国英雄梦”，而盖茨比居然还相信一个早就化为齑粉的“美国梦”。可笑又可悲的是，在一个没有英雄及其滋生英雄土壤的时代，还妄想成为举世公认的英雄？平民通过非凡的壮举实现自己的贵族英雄梦，难道就真变成贵族了，可笑。

贵族阶层，在最初可能确实有其高贵和值得其他阶层所追捧和模仿之处，但如今，贵族气质就像一个俗不可耐的遮羞布，借助这一遮羞布的遮挡，贵族们尽做些鸡鸣狗盗之事。就拿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所处的贵族阶层来说，除了安娜本人之外，哪个贵族不是戴着欺世盗名的面具混迹于上流社会的？最可悲的是，安娜还以脱离那样虚伪的上流社会而郁郁寡欢，而她所钟情的沃伦斯基也不是真正的风雅人士，他的虚荣和骄傲里映射的都是他自己，对他而言，比起安娜的爱情，他更喜欢的是安娜的名流贵妇身份，这身份如同他的名贵坐骑和职场官衔，锦上添花而已。在虚伪和逢迎的贵族上流大染缸里待久了，都是一个样，谁还能像刚出水的白莲花一样，清清白白呢？

善恶不应变成束缚自我内心的枷锁，而生死不必作为歌功颂德的舞台。活着，不应为自己贴太多外在的标签，死去，也不必制造聒噪的喧哗。不论活着，还是死去，都应顺应自我的内心所求，而不必迎合和谄媚不可救药的世俗虚荣。我很欣慰在《人民的名义》当中，看到了我的中国知音，那个人的名字叫祁同伟，尽管他也曾追求过不切实际、违背内心的世俗“英雄梦”，但他最后回归了自我，《红与黑》中的于连虽然死前做了场不必要的阶级斗争的演讲，他竟然将自己敞开给那些喜欢看煽情表演的上流贵妇，这是自我糟蹋的表现，但我还是把他作为我的跨国知音——如果死去比活着更平静，毋宁自愿死去。就如同我的自杀一样，不过又是一次自然而然的即兴发挥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