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 是一场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爱国学生的游行示威遭到北洋军阀政府镇压, 虽然没有发生枪击事件, 却有多名青年学生或者由于疲劳过度而病故, 或者由于忧国积愤而自尽, 他们以“舍个人生命, 争国民利权”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国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对五四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激励着广大青年学生和民众为争取“外争主权, 内惩国贼”的彻底胜利而更加英勇地进行斗争。

据史料记载, 全国各地至少有19名青年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献出了生命, 其中影响相对较大的是郭钦光、徐曰哲和周瑞琦三位同学。
一是郭钦光由于参加游行示威疲劳过度, 导致肺病加重而呕血病故。郭钦光原名郭书鹏, 广东文昌人。曾就读于家乡的罗峰小学和广东初级师范学校。1917年夏天, 在儿子刚满一岁的时候, 郭钦光远赴京城求学, 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他是一名不畏强暴、舍生忘死的爱国学生, 表现出“双重性格”——平时苦志力学、砥节砺行、沉默寡言, 谈起国事来却滔滔不绝, 尤其是说到近代以来中国政局腐败和惨遭列强入侵蹂躏时, “辄奋眦欲裂、慷慨激昂、悲愤不已”。
五四运动时, 郭钦光正患较重的肺病, 但运动爆发后, 他不顾同学们劝阻, 积极投身其中, 抱病参加了5月3日夜的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集会、5月4日的天安门集会、随后的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
关于郭钦光之死, 当时的报道尤为动情:“四日之役, 奋袂先行, 见当局****学生, 愤然大痛, 呕血盈斗。至法国医院, 已有不起势。时有人告以卖国贼之狼狈相, 尚能大笑以答。乃太息曰, 国家濒危, 政府犹以狮子搏兔之力, 以压一线垂尽之民气;日政府待我留学诸君之事, 不图乃见于生斯长斯之祖国, 事可知矣。因益呕血。延至七日, 溘然遽逝。英年仅二十有四。时距君兄之卒, 亦仅二年。君早失怙, 中复丧兄, 老母在堂, 遗嫠在室, 孩雏在抱, 伤心惨目, 有非生人所忍闻。求仁得仁, 君或无恨。然国贼不死, 山东不复。君之目, 是终不瞑也。”

历史上对郭钦光的死因有两种说法:一是由于参加游行示威疲劳过度, 导致肺病加重, 呕血而死;二是由于在火烧赵家楼的行动中, 遭到曹汝霖家人和军警殴打, 受伤而死。笔者认为, 第一种说法比较符合历史事实。一些著名的“五四”人物亲历记都表明, 在火烧赵家楼和痛打章宗祥时, 在场的军警受命保持中立并维持秩序, 均处于旁观状态, 并未动手殴打学生。
那么, 为什么会出现郭钦光因遭受殴打受伤而死的说法呢?据笔者考证, 这或许源于当时学生们的一种斗争策略。例如, 五四运动游行示威总指挥、执笔起草“五四运动宣言”并提出“外争主权, 内惩国贼”口号的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 在1930年前后的口述文章《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中, 对郭钦光的死因作了如下追忆:当时被打的章宗祥时时有死耗之传闻, 刚巧北大有一位同学叫郭钦光, 在这个时候死了, 他本来是有肺病的, 在“五四”那一天, 大约因为跑得太用力, 吐血加重, 不久便死了。当时大家怕章宗祥与我们打官司, 所以狄君武同学提议, 就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人打伤至死的。
毫无疑问, 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应该批判, 爱国学生的正义运动应该肯定, 其所采用的斗争策略也应该历史地看待和理解,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脸谱化地描绘历史。而且无论是哪种死因, 都不能改变郭钦光的烈士身份。1995年, 民政部追认郭钦光为革命烈士。北京大学亦于1998年5月4日将郭钦光的英名补刻在“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上。
二是徐曰哲由于酷日奔驰、连日演讲、忧劳成疾而病故。徐曰哲是江西吉水人, 出身官宦人家, 系前沪海道尹徐元诰之子。五四运动爆发之时, 徐曰哲年仅20岁, 是清华大学高等科的学生。他天资聪颖、人品正端, 在校数年, 屡列最优等, 而且为人和蔼可亲、慷慨好义, 同学数百, 莫不友善。徐曰哲还担任了青年学生们主办的进步刊物《清华周刊》的记者, 在各种进步活动中十分活跃, 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 被誉为“完全是一优秀之新青年也, 有国家栋梁之资格”。
在学生罢课斗争中, 徐曰哲连日前往北京顺治门 (今宣武门) 至西直门一带演讲, 酷日奔驰, 热心救国, 劳累过度, 且感风寒, 忧劳成疾, 于5月22日在清华医院病故。
三是周瑞琦由于忧国积愤, 留下爱国遗书, 投河自尽。周瑞琦是广西灵川人, 于五四运动前十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 平日孝顺友善, 讲求节义。
五四运动的斗争口号是“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外争主权, 内惩国贼”, 周瑞琦眼见这些目标难以实现, 为激励学生与北洋政府誓死抗争, 愤而投水, 殉义而死, 并以北大学长的身份为学友们留下一封爱国遗书:
大学诸学友并转学界诸君鉴:
鲜民之生, 不如死之久矣。琦毕业以来, 十年不出庭户, 罔知世事。近知和会遽停, 外交又大失败, 我真不知死所矣。五中悲愤欲裂, 不知所云。青岛乃圣人发祥之地, 乃吾国华, 又用武必要之港。要塞一失, 门户洞开, 何以能国。我闻得诸君开会力争, 决一死以作诸君之气。勉为一语, 为诸君及国人告:“此次毋再贻讥五分钟热心是幸”, 余不多言。
瑞琦绝笔。
除上述三人外, 还有多名爱国学生为争取五四运动彻底胜利, 以不同方式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例如山东16岁学生刘运增, 得知周瑞琦殉义而死的消息后, 大为感慨:“人家身为广西人, 却舍得为保全山东而为国捐躯, 而我身为山东人, 青岛都要被日本割去了, 难道却还不知道痛痒哉?!”遂投海自尽, 留下八字遗书:“命投渤海, 为国尽忠!”随后又有汪世衡、李鸿儒、张儒林、胡书农等青年学生为国捐躯。至于以毁体、残肢和咬指、割指、断指方式写血书表达爱国之情的学生, 更是难以尽数。
对于在五四运动中多名青年学生献出生命的行为, 历来存在一些不同看法。笔者认为, 不能用如今太平年代“生命重于一切”的观念来评价他们, 而是要回到那个救亡图存的特定时代, 客观地看待问题, 更要着眼于他们为国捐躯的行为所带来的历史影响, 以此作为评价的依据。
那么, 青年学生献出生命对于五四运动的发展和胜利, 究竟发挥了怎样的历史作用呢?
首先, 天津学界通过悼念活动将“夺回青岛”的决心四处传播。郭钦光病故以后, 受到全国各处鲜花美酒之吊祭, 挽联哀辞之追悼。5月12日, 天津中学以上学生5万余人在河北公园率先召开郭钦光追悼大会, 规模之大为全国之最。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 正中设置郭钦光灵位和遗像, 花圈挽联重叠悬挂, 中间还插着写有“杀卖国贼, 夺回青岛”等口号的旗帜。演讲之后, 学生们分班列队, 走到灵位前向遗像行一鞠躬礼。继而由学生中之长于演讲者, 五人一组, 分路各处演讲, 并散发爱国传单。只见大街小巷, 无处不是学生, 将“夺回青岛”的烈士遗愿四处传播, 为五四运动作了广泛的动员, 军警亦不敢上前干涉。
其次, 北京学界的悼念活动为即将举行的总罢课起到了动员作用。5月18日, 北京学界5000多人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郭钦光烈士追悼会, 以此向北洋军阀政府示威。会场气氛悲愤激昂, 正面供奉烈士遗像, 两旁悬挂着“力争青岛”“死重泰山”条幅, 四面墙壁上挂满了社会各界挽联3000余副。学生领袖先后登台演说, 慷慨淋漓, 掌声不绝。全国学联会长段锡朋的演讲尤为到位:“郭君之死, 由争青岛而死, 由讨卖国贼而死, 故我们都尊敬他, 信仰他, 才到此追悼他。现在一般人每有一点误会, 谓舍求学外, 不能救国。不知时有缓急, 事有重轻, 今日何时, 尚有我们伏读寒窗的工夫么?我们若是只管念书, 终无争回青岛的一天。若是群起力争, 或有达到目的之一日。且吾人作事既认定目标, 就当拼命的做去, 不要徒问结果。望同人本此牺牲, 坚持到底!”
一位女士登台演讲, 竟放声大哭, 全场皆为泣下。这时, 有一名叫孟成宪的学生将自己所戴的东洋草帽当众撕碎, 众多与会者纷纷效仿, 顷刻间有数百顶东洋草帽被扯碎掷于台前, 以示抵制日货和反对日本侵略的决心。
北京学界的悼念活动为即将举行的总罢课起到了动员作用, 总罢课正是从第二天开始的, 继而举行了罢市和罢工。如果说“三罢”斗争是五四运动取得彻底胜利的决定性“战役”, 那么北京学界的悼念活动就为其定下了“哀兵必胜”的基调。
再次, 济南女界悼念活动的挽联道出了青年学生为国捐躯的精神价值。五四运动由山东问题而起, 山东人民清醒地意识到:日本蓄意夺我青岛, 即是图谋夺我山东, 即是贪婪夺我中华, 是可忍, 孰不可忍!所以, 山东学生和民众的斗争情绪尤为激昂。
5月24日, 山东济南女子师范学校为郭钦光举行追悼大会, 不但全校女生数百人悉数到会, 而且全体教职员亦均列席。振铃开会后, 首先由提倡国货会长王廉云女士报告大会宗旨, 然后由女生代表进行演讲。演讲者道:“青岛交涉, 完全失败, 山东地位, 万分危险。吾辈怯弱女子, 别无救国之能力, 惟有抱定一种决心, 提倡家庭一种永久抵制日货, 以为消极对待办法。”每逢说至沉痛处, 全堂学生无不落泪, 且有放声大哭者, 足证女同胞爱国热心不弱于男子。
各班女生都为郭钦光烈士制就了既催人泪下又大气磅礴的挽联, 道出了青年学生为国捐躯的精神价值, 成为鼓舞学生和广大民众坚持斗争的精神力量。挽联包括:“捐躯报国;杀身成仁。”“宁以义死;不苟幸生。”“痛烈士已死;恨国贼还生。”“大难未平, 悲志士死多余痛;贼臣犹在, 想同胞生有何荣。”“除世界大邪魔, 惜哉击而未中;得天上真荣耀, 总然死亦无伤。”“锄奸意在寒奸胆;爱国血溅卖国贼。”“奸贼胆寒, 望望都言恨未已;英雄泪洒, 潇潇易水去不还。”“破奸贼阴谋, 倡士林义气;舍个人生命, 争国民利权。”
最后, 上海学界联合工商界举行悼念活动, 发动社会各界对学生运动起而援之。5月31日, 上海70余校2万多名学生, 联合工商界爱国人士, 在西门公共体育场, 追悼郭钦光、徐曰哲、周瑞琦三位烈士。上海学生联合会会长何葆仁主持追悼会, 北大学生代表杨钟健报告郭钦光烈士的历史和牺牲经过, 并盼望北京、上海及全国各地学界和各界爱国民众一致开展斗争, 以救国家之急难, 以慰烈士在天之英灵。进步刊物《五七日刊》编辑陈宝锷在演说中讲道:“爱国学生为国而死者, 除郭君外, 还有徐曰哲、周瑞琦二君, 盼各界无负于郭徐周三君之死, 务求国人坚持到底, 力争烈士遗志之实现!”在追悼会上, 女校学生们所唱的挽歌发人深省, 令人荡气回肠:“黄河如带, 泰山若砺, 大好是中原。商于献地, 督亢呈图, 媚外无心肝。血性男子, 爱国健儿, 空手挽神州。城狐未除, 陈东骤死, 一死警千秋!”
追悼会后采取了一项重要行动——学生队伍前往县商会, 派代表会见了商会会长顾馨一和副会长苏筠尚, 传达广大学生的意见:“国势危急, 学生罢课已经一星期, 于国事略有补救;惟学生能力薄弱, 敬希商界起而援之。”顾、苏二位应允用罢市的实际行动援助学生, 务达救国目的。
接下来, 学生队伍又前往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住所对其进行讨伐。由于朱葆三与在外国洋行做事的儿子一起充当外国买办势力, 所以他不但对学生运动不予声援, 还向北京政府发出“佳电” (5月9日) , 附和日本方面的主张:由政府派出大使前往日本, 将青岛等问题“和平解决, 免贻伊戚”。学生代表寻朱葆三不见, 但经反复诘问, 其代表称:朱葆三业已引咎辞职, 誓不再为冯妇, 以后对上海商务永不过问。这就震慑了商界妨碍运动的一帮内奸, 为上海商界后来开展罢市斗争争取了同盟者扫清了障碍, 为争取“三罢”斗争和五四运动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 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献出的宝贵生命, 犹如“以死作气、以命醒民”的号角, 为运动增添了浓郁的悲愤色彩, 激发起其他同学和民众不屈不挠的斗志, 使得反帝反封建的怒火越烧越旺, 为取得五四运动不妥协的、彻底的伟大胜利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