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8月,我完成了国际文化教育项目《柴可夫斯基——音乐无国界》在拉丁美洲的新一阶段行程。
该项目由我领导的娜杰日达·冯·梅克国际慈善基金会实施,并获得 Russkiy Mir Foundation 的支持;巴西和阿根廷的系列活动也得到了 Rossotrudnichestvo 当地机构的组织协助。
对我而言,这次旅行是多年工作的延续:通过讲座、书籍、私人收藏、历史照片以及面对面的交流,在世界不同国家讲述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俄罗斯文化和我的家族历史。
这次旅程的第一站是巴西。它同时也是 BRICS 的重要成员国,因此这次访问对我来说也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
我的第一场讲座在巴西利亚大学音乐学院举行。活动得到了贝阿特丽斯·马加良斯·卡斯特罗教授和丹尼埃尔·塔尔基尼奥的支持。后者毕业于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而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当年也曾在这所音乐传统的重要学府学习。
讲座结束后,我向大学教师和图书馆赠送了葡萄牙语版柴可夫斯基传记。
随后,我有幸受到俄罗斯联邦驻巴西特命全权大使阿列克谢·卡济米罗维奇·拉别茨基的接见,并在俄罗斯驻巴西大使馆举行了讲座。
参加活动的有音乐家、教师、律师、医生、语言学家以及社会各界人士。
活动结束后,我还与巴西当地 Russian House 的负责人 Andrey Prokin 及其同事举行了工作会谈,讨论项目在2027年的进一步发展。

我在里约热内卢的第一次讲座,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最重要的原因,是当天来到现场的几位特殊听众。
其中一位是塔季扬娜·尤里耶芙娜·列斯科娃——著名俄罗斯作家尼古拉·列斯科夫的后代,也是巴西芭蕾舞教育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今年,她已经104岁。
另一位听众是米利察·巴基奇。她是一位长期研究和热爱俄罗斯文化的人,拥有塞尔维亚血统,却出生在中国,如今生活在巴西。
对我来说,这样的相遇非常具有象征意义。
一场关于俄罗斯作曲家的讲座在巴西举行;听众中,有对巴西芭蕾教育作出重要贡献的百岁艺术家,也有一位出生于中国、拥有塞尔维亚背景、如今生活在巴西的俄罗斯文化爱好者。
当天的讲座翻译同样很特别——由一位曾担任俄罗斯驻里约热内卢总领事的人士完成。

第二天,我在著名的里约热内卢市立剧院进行了第二场讲座。
尽管当天遭遇强降雨,活动仍然如期举行。
这场讲座的组织和翻译工作由俄罗斯驻里约热内卢总领事馆文化官员维拉·阿纳尼耶娃协助完成。
讲座之后,我与当地音乐界人士交流,并讨论了未来在里约的大学和音乐教育机构举办活动的可能性。

此外,我还特别难忘受到俄罗斯驻里约热内卢总领事费奥多西·弗拉德舍夫斯基的接待。
我们详细讨论了2027年可能开展的文化合作计划,其中也涉及里约热内卢与圣彼得堡之间的历史和当代文化联系。

圣保罗:一次又一次出现的“中国连接”
在圣保罗的一场讲座中,我再次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听众中又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女士。
这些年来,我越来越经常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无论我的讲座在哪里举行,听众中常常会出现中国人。
我曾在美国遇到过中国听众,也曾在阿根廷遇到中国听众——其中一位甚至是中国外交官的夫人。
甚至在坦桑尼亚的一场讲座上,现场还有三位来自中国的听众。
因此,这次在圣保罗再次遇到中国听众,我已经不再感到意外。

中国已经成为我国际文化活动中最重要的方向之一。
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2002年。二十多年来,我亲眼看到中国社会对于古典音乐的兴趣如何不断发展和变化。
尤其是在最近两年,我已经在中国进行了15次以上讲座和公开活动,足迹遍及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以及其他城市的大学、音乐教育机构和文化组织。
在一次访问期间,我还曾受到俄罗斯驻华机构负责文化事务的负责人接见。
也正是在中国,我得到了一个让我非常喜欢的称呼:
我想,这个称呼或许相当准确地描述了我的工作。
我不仅讲述自己的家族和柴可夫斯基,也会把真实的历史照片、档案、书籍、私人收藏和历史故事带到讲座现场,让人们能够通过真实的物品和资料感受到历史。
在中国的讲座中,我还会展示一枚印有柴可夫斯基肖像的中国纪念币照片。
对我而言,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却非常直观地说明:俄罗斯文化和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早已跨越国界,在世界不同地区留下自己的文化印记。
这次拉丁美洲之行的重要部分之一,是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版柴可夫斯基传记的推广。
在巴西,我向教育机构图书馆、音乐家和积极参与活动的听众赠送了葡萄牙语版书籍。
在阿根廷,我也举行了西班牙语版传记的介绍活动。
这些版本是由我领导的娜杰日达·冯·梅克国际慈善基金会推动翻译和出版工作的成果之一。
此前,这本柴可夫斯基传记也已经出版了英语、中文和日语版本。
对我来说,翻译一本柴可夫斯基传记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介绍一位作曲家。
通过他的生活,外国读者可以进一步了解更广阔的俄罗斯文化世界——文学、戏剧、历史、艺术家以及整个时代。
阿根廷阶段的活动继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
我在林肯学院进行了多场面向不同年龄学生的讲座,共有200多名学生参与。
活动中也有当地音乐家的现场演奏,使学生们能够在了解柴可夫斯基人生和时代背景的同时,直接聆听他的音乐。
此外,我还在当地 Russian House 举行了一场讲座音乐会,并介绍了西班牙语版柴可夫斯基传记。

在访问阿根廷期间,我也有幸受到俄罗斯联邦驻阿根廷特命全权大使德米特里·瓦列里耶维奇·费奥克季斯托夫的接见。
我们讨论了俄罗斯与阿根廷未来文化合作的发展方向,以及2027年可能实施的一些项目。
对我来说,这些旅行最重要的意义之一,是它们不会随着最后一场讲座结束。
每一次旅行之后,都会留下新的联系:教授、音乐家、文化机构负责人、教育工作者、翻译、研究人员以及不同国家的普通听众。
而下一次邀请,往往正是从这样的相遇开始。
近年来,我的文化活动得到了俄罗斯杂志 《International Affairs》 的广泛报道。该杂志由俄罗斯外交部创办。
在关于我的一些文章中,我被称为:
我喜欢这个定义。
我不是职业外交官,也不代表外交机构。
但多年来,我一直在做一件与“民间文化外交”非常接近的事情:在不同国家与普通人面对面交流,通过讲座、书籍、个人故事和真实的历史资料,讲述俄罗斯文化。
有时,这些活动在大型大学和著名剧院举行。
有时,则是在规模较小的场所。
但对我来说,地点从来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一场讲座之后,是否有人愿意自己去打开一本书、聆听一部音乐作品、进一步了解俄罗斯,或者产生未来去俄罗斯学习的兴趣。
结束拉丁美洲的行程后,中国仍然是我下一阶段国际文化活动的重要方向。
今年9月底,我计划在结束日本之行返回途中短暂停留北京,与毕业于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优秀中国青年指挥家焦飞虎见面。
我们希望讨论未来共同开展文化教育和音乐推广活动的可能性。
我也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有机会访问不久前成立的重庆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
回顾这些年的旅行,我越来越感觉到,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联系常常比我们想象得更加紧密。
2002年第一次来到中国时,我很难想象,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会成为我国际文化活动中如此重要的方向。
今天,我在BRICS国家巴西举办讲座,在阿根廷与年轻学生和音乐家交流,同时又不断与中国建立新的联系。
而把这些看似遥远的地方连接起来的,仍然是同一个话题:
柴可夫斯基、俄罗斯文化、家族历史,以及文化记忆如何跨越国界,在不同国家之间继续旅行。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喜欢中国朋友送给我的那个称呼:
因为博物馆,并不一定非要是一座建筑。
有时候,博物馆也可以自己走到人们身边。
离开阿根廷之前,我还有机会来到世界著名的科隆剧院(Teatro Colón),参加了一场俄罗斯音乐之夜。
当晚演出了肖斯塔科维奇和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
演奏者是一位年轻却已经享誉国际乐坛的钢琴家——来自中国香港的钢琴大师Aristo Sham(沈靖韬)。
对我来说,这几乎是这次拉丁美洲之行最恰当的一个结尾。
在阿根廷最著名的音乐殿堂之一,聆听俄罗斯音乐;而舞台上的演奏者,则是一位来自中国香港的杰出青年钢琴家。
俄罗斯、拉丁美洲与中国,再一次在音乐中相遇。

更多关于我在中国及世界各国演讲活动的报道,请访问我的官方网站:von-meck.org/cn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