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以下手稿于1923年在爱尔兰戈尔韦郡一座废弃庄园的地下室中被发现，连同手稿一同被发现的还有十一具形态各异的骸骨，法医鉴定后确认其中数具骸骨的死亡时间跨越了至少两个世纪。手稿以英语写就，字迹潦草且多处被涂抹，纸张上残留有褐色斑渍。现将其中可辨识的部分整理翻译如下，以供研究者参考。请注意，手稿原作者在结尾处反复强调此文献旨在警告后来者，但编者在整理过程中仍感到难以名状的不适，故建议心理脆弱者谨慎阅读。
——孔姓译者，1931年冬
第一章：血脉
我叫埃德温·阿什伯恩，若你正在阅读这些文字，那么请你——以你所信仰的任何事物的名义——继续读下去。我写这些不是为了记录，不是为了缅怀，而是为了警告。我不知道自己还剩下多少时间，我的左手已经开始出现那些纹路了，和父亲临终前一样，和祖父留下的肖像画上一样。我要在它蔓延之前把一切写下来。若你与阿什伯恩家族有任何血缘上的关联，若你的血管里流淌着哪怕一丝来自这个家族的血，那么你必须读完这些文字，然后永远离开，去一个阳光充足的地方，去一个人口稠密的地方，不要回头。
我应当从有记录的最早的那个祖先说起。阿什伯恩家族的正式记录始于1694年，但家族内部口耳相传的说法要久远得多。我的祖父塞缪尔在世时曾不止一次对我说，阿什伯恩这个姓氏的起源不属于任何一个已知的语言系统，他说这名字是从更古老的东西那里继承来的，不是被创造的，而是被赋予的。年幼的我当时以为这只是老人的故弄玄虚，但现在我知道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祖父说这话时有一个习惯——他会下意识地用右手按住左手手背，仿佛在压住什么不想让人看到的东西。当时我没有在意这个细节，现在我明白了，他在按住那些纹路。
祖父塞缪尔生于1812年，死于1889年。他在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戈尔韦郡的庄园中度过，极少外出，极少社交。据父亲说，祖父年轻时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军旅生涯，在皇家爱尔兰兵团服役，但仅在服役两年后便以"健康原因"退役回乡。父亲从未告诉我那个"健康原因"具体是什么，但我后来在祖父的军旅档案中找到了一条记录："该士兵在值夜期间多次报告听到地下传来异常声响，经调查未发现声源。该士兵的血液检测显示异常，建议转介医疗部门。"记录到此为止，没有后续的医疗报告。档案中还有一份该士兵上级军官的私人信件，其中提到祖父在军营中的怪异行为："阿什伯恩在夜间会将左手压在床垫下面，仿佛害怕它自行移动。他的同袍报告说，他在睡梦中会发出一种不像是人类声带能够产生的低频声音。"
祖父回到庄园后娶了当地一个名叫艾琳·奥布莱恩的女子。据庄园老仆人的后代回忆，艾琳在婚后变得日益沉默，原本活泼的性情在数年内完全消失。她很少离开庄园，偶尔出现在村庄里时，人们注意到她总是戴着手套——即使是在夏天。一个曾为她做衣服的裁缝私下告诉别人，艾琳·奥布莱恩的双手上有"某种纹路，不像是伤疤，更像是天生长在皮肤里的"。这条消息在村庄里流传了一段时间后就没人再提了，因为提及它的人做了一个相同的梦——梦到自己在一片黑色的水中下沉，水中有东西在数他们的心跳。
我有四个伯父和一个姑母，他们都是祖父的孩子。但父亲说其中三个在幼年就夭折了，死因各不相同——一个死于高烧，一个溺亡在庄园旁的小溪里，一个则在睡梦中停止了呼吸。验尸的医生对第三个孩子的死因感到困惑，他在报告中写道："该幼儿的心脏结构完整，无畸形，无病变。死亡时心脏处于舒张期停顿状态，仿佛突然失去了继续跳动的指令。"大伯父奥古斯都活到了成年，但在三十四岁时失踪了——与父亲后来失踪的方式惊人地相似。姑母伊莎贝拉嫁到了英格兰的约克郡，此后与家族断绝了一切联系。父亲曾试图联系她，但收到的回信只有一句话："不要找我。阿什伯恩的血到我为止。"信纸的右下角有一个微小的、被反复涂抹的图案，形状与石板上的某个纹路单元相似。
1694年，一个名叫奥古斯特·阿什伯恩的男人在爱尔兰西海岸的戈尔韦郡购置了一片土地，并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庄园。当地的记录显示这片土地此前无人居住，并非因为贫瘠——恰恰相反，那里的土壤异常肥沃，牧草浓密得不正常——而是因为当地盖尔人世代相传的禁忌。没有人愿意告诉我那个禁忌的具体内容，我曾在都柏林的国家档案馆查阅过相关的民俗资料，只找到一句含糊的记录："那片土地会听。"我在档案馆查阅这份资料时，管理员注意到我的姓氏后变得异常沉默，他不再与我交谈，只是反复地、用一种近乎恳求的语气建议我"不要去戈尔韦郡的西边"。
我在档案馆还找到了一份更早的文献，是一份17世纪的天主教教区记录，其中提到戈尔韦郡西海岸有一片被称为"An áit a chloisfeas"的土地——在爱尔兰语中，这个短语的意思是"将听到之处"。记录写道："当地人相信这片土地具有听觉，任何在上面发出声音——说话、歌唱、甚至心跳声过响——的人都将被土地记住。被记住的人会逐渐感到自己的血液变得沉重，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通过血液向上攀爬。最终，被记住的人必须回到那片土地，因为他们的血液已经不再完全属于他们自己。"记录的末尾有一行被墨水反复涂抹的文字。 土地听的不是声音，是脉搏
奥古斯特来自何处，没有人知道。他不是英格兰人，不是苏格兰人，不是爱尔兰本地人，他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但偶尔会夹杂一些没有人能辨认的音节。那些音节据当时的记录者描述"不像是从喉咙里发出的，更像是从胸腔深处某个比肺更低的位置直接振动出来的"。当地的牧师曾私下记录说奥古斯特在做祷告时的发音与任何已知教派的仪轨都不相符，但这位牧师很快就在一场莫名的火灾中丧生了，记录因此被搁置。火灾发生时只有牧师一人在教堂内，目击者说火焰的颜色不正常——不是橙色，而是一种"湿漉漉的深紫色"。教堂的石墙在火灾后没有坍塌，但内墙表面上出现了一种此前从未见过的纹路，当地人将这些纹路与教堂地基下方的岩层进行了比对，发现它们不属于任何已知的爱尔兰地质构造。石匠在清理这些纹路时拒绝使用锤子，他说那些纹路"摸起来是软的，有温度的"，他担心如果用锤子敲碎它们，"会流出什么东西来"。最终教堂被废弃了，没有人愿意在一面"会流血的墙"后面做礼拜。
奥古斯特建造庄园时发生了一件被家族反复提及的事。工人们在挖掘地基时，在地下约八英尺处发现了一块石板。石板的材质不属于爱尔兰任何已知的地质构造，呈深灰色，表面有一种油脂般的光泽，触感温热，仿佛有微弱的脉动。石板上刻有浮雕，但那些图案不是任何工匠能够辨识的纹样——它们看起来像是某种文字，也像是某种器官的剖面图，又像是两者之间的某种东西。三个工人在接触石板后拒绝继续工作，其中一个在当晚就带着家人离开了戈尔韦郡，没有带走任何行李。另外两个工人在此后数周内反复向人描述同一个梦：他们梦到自己站在一片无边的黑色水面上，水面下方有某种巨大的东西在缓慢地翻身。第四个工人——一个名叫康纳利的矮壮男人——没有做梦，但他在接触石板后的第三天开始不停地用左手摩擦右手手背，直到将皮肤磨破，露出的皮下组织呈现出一种他不认识的色泽。他后来被送进了科克郡的精神病院，据档案记录，他在病房里待了十一年，每天重复同一个动作：用指甲在墙壁上刻纹路，那些纹路——探访过他的少数亲属后来含糊地证实——与石板上的如出一辙。康纳利在精神病院的最后一年里不再说话，但据护工报告，他在夜间会发出一种"极其低沉的、不属于人类声域的嗡鸣"，护工形容那种声音"不是从嘴里出来的，像是从他整个身体里同时振动出来的"。康纳利于1905年死于心脏病，验尸报告记录了一个异常：他的心脏"结构完整，但心肌组织的颜色呈不正常的深紫色，且心脏内壁上附着有一层无法辨识的薄膜状物质"。
奥古斯特没有让工人毁掉石板，而是命人将其原封不动地埋回原处，并将庄园的地基直接建于其上。后来我在祖父的笔记中找到了一条关于这块石板的注释，他写道："那不是基石，那是入口。祖父知道它通向何处，他也知道那下面有什么在等着。"祖父在这条注释的末尾画了一个图形——如果那可以被称为图形的话——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圆，但圆的边缘有不规则的波动，像是某种液体的表面张力被打破前的最后一个瞬间。我后来在父亲的书房里见过这个图形，出现在一本我无法辨识语言的古籍的页边空白处。再后来，我在自己左手手背的纹路中看到了它。
奥古斯特的妻子——一个只在家族记录中以"M"代称的女人——在庄园建成后的第三年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据记录，那个孩子出生时没有哭，这让接生婆非常不安。更令她不安的是婴儿的眼睛——她说那不是新生儿的眼睛，"太老了，像是已经看了很久的东西"。接生婆在婴儿出生后一周离开了庄园，此后拒绝再踏入那片土地。她后来告诉村里的人，她在为婴儿清洗身体时注意到婴儿的左手手背上有一个淡淡的印记，"像是被什么东西从皮肤底下顶上来的"。村里的人追问她那个印记的样子，她犹豫了很久才说："一个圆，但不是画上去的圆，是一个正在生长的圆。"
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些，不是为了让你对一个陌生家族的历史产生兴趣，而是为了让你理解血统这件事的可怕之处。阿什伯恩家族的每一代人都与那块石板下方的某种东西保持着联系，这种联系不是通过仪式，不是通过梦境——至少在最初不是——而是通过血液本身。你无法逃离你的血液，正如你无法逃离你自己的骨骼。你可以不去想它，但你的心脏每跳动一次，它就通过你的血管被泵送一次，到达你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包括你的大脑，包括你正在用来理解这些文字的那部分大脑。你正在阅读这些文字这个行为本身——你的眼球在移动，你的大脑在处理信息，你的心脏在泵血以供氧给你的视觉皮层——所有这些过程中，它都在通过你的血液感知你的存在。你以为你在读一个故事，但你的血液在替你听。
第二章：书房
我的父亲威廉·阿什伯恩生于1851年，是一个沉默而内向的人。他终身致力于研究家族历史，书房里堆满了各种语言的古籍和手抄本，其中大部分我至今无法辨识。他极少谈及他的研究，只是偶尔在晚餐后用一种近乎歉疚的语气对我和母亲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这个家。我母亲伊丽莎白——一个来自伦敦的理性而坚强的女人——对此不以为然，她认为父亲不过是一个沉迷于家谱学的古怪绅士。我记得母亲说这话时会笑，一种带着轻微不屑的、属于理性主义者的笑。那种笑在后来的岁月中反复出现在我的记忆里，每一次浮现都比上一次更让我心碎，因为那种笑代表着一种我已经永远失去了的东西——对世界秩序的信任。
父亲的书房在庄园的北侧，那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有一扇面朝庭院的窗户。窗户的玻璃上有一道裂纹，从左下角延伸到右上角，据仆人说那道裂纹是在1897年冬天的一个夜晚突然出现的，当时没有任何东西击中窗户。裂纹的形状不是直线，而是带有轻微的弧度，与石板上的某条纹路弧度一致。父亲没有更换那块玻璃，他在裂纹上贴了一条黑色的胶带，从那以后那扇窗户就再也没有被打开过。
书房里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语言的书籍，我能辨认的有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的手稿，还有一些我完全无法归类的东西——不是书籍，也不是卷轴，而是一叠叠用某种我不知如何描述的材质装订的纸页。那种材质不像纸张，不像羊皮，不像帛，它有一种微微弹性的触感，颜色偏深，在光线下有一种半透明的质感。我曾偷偷翻开过其中一叠，里面的文字——如果那是文字的话——是用一种深褐色的墨水书写的，墨水的颜色让我感到一种本能的不安。我没有读那些文字——我甚至不确定它们是否可以被"读"——但我注意到了一件令我事后反复回忆的事：当我翻动那些纸页时，我的左手手背上那个极小的纹路开始发痒。
书房的角落里有一个橡木柜子，总是锁着的。父亲从不让我靠近那个柜子，我问他里面是什么，他只是说"一些不该被看到的东西"。我后来在他不在时试图打开过它，但锁的构造非常特殊——不是常规的钥匙孔，而是一个圆形的凹槽，凹槽的形状与石板上的不规则曲线相似。显然，打开这个柜子需要的不是一把钥匙，而是一个特定形状的物体，或者——我不愿深想——一个特定形状的手。
变化始于1897年的冬天。那一年我十二岁，我记得那个冬天异常漫长，从十月到次年三月，天空始终是一种铅灰色的调子，太阳像一枚被腐蚀的铜币，即使正午时分也几乎不能在地面上投出影子。庄园周围的牧草在那个冬天停止了生长，但没有枯萎——它们保持着一种不自然的鲜绿，仿佛不是在生长，而是在等待。庄园里的动物也变得反常：狗在夜间对空无一物的庭院狂吠，鸡停止了产卵，马匹拒绝靠近庄园北侧的那面围墙。父亲的书房恰在那面围墙之内。
父亲开始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有时一待就是三四天。仆人们说能听到他在书房里自言自语，但那声音不像是一个人在说话，更像是两个人在用一种极其缓慢的速度交替发声，一问一答，节奏均匀得令人不安。一个名叫玛格丽特的女仆有一次在书房门外偷听时，声称听到了第三个声音——比前两个更低沉，更缓慢，不是用任何人类的发声方式能够产生的音调，它"像是从地板底下传上来的"。玛格丽特在那之后请了两周病假，据说是严重的失眠和反复的梦游。她回来后就辞职了，辞职时她对管家说了一句话："那个房子下面的东西不是在地底下，它就是地底本身。"
管家劳伦斯——一个在庄园工作了三十年的老人——在玛格丽特辞职后向我报告了这件事。他的态度不像玛格丽特那样恐惧，更像是一种疲惫的接受。他说庄园"一直都不对劲"，但以前的"不对劲"是温和的，像是一个你在角落里偶尔瞥见的影子，你可以假装没看到。而1897年冬天开始的"不对劲"是直接的，不再是角落里的影子，而是站在你面前、看着你的东西。劳伦斯还告诉我一件我此前不知道的事：庄园的地下室——我后来在1920年发现的那个地下室——并不是奥古斯特建造庄园时设计的一部分。劳伦斯说，庄园的原始图纸上没有地下室，但庄园建成后的第一年冬天，地板下面就开始出现一种空洞的声音，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地下面挖空了泥土，为自己腾出空间。"不是人在挖，"劳伦斯说，"是地自己在让开。"
我第一次亲眼见到异常是在1898年1月的一个夜晚。我因为噩梦醒来——那个梦的内容我已经记不全了，只记得一片无边的黑色水面和水面下方某种巨大的、缓慢移动的轮廓，那轮廓的规模大到不可能属于任何已知的生物，它翻身的动作产生了如同潮汐般的波动——起身去厨房取水。经过父亲的书房时，我发现门虚掩着，里面透出一种不属于任何灯烛的光。那光是无色的，或者说它包含了所有颜色但同时又不是任何一种颜色，它不照亮任何东西，只是让书房的墙壁看起来更远、更深，仿佛房间在那一刻延伸到了某个不该存在的维度。我记得自己站在门口时产生了一个荒谬的错觉：书房不是变大了，而是它一直在变大的过程中，只是我在那一刻才注意到。
我从门缝中看到父亲跪在那块石板前——我不知道他何时将石板重新挖出并安放在书房地下——他的双手按在石板表面，嘴唇翕动。石板上的纹路在发光，不，不是发光，是在呼吸，那些纹路在以某种有机的方式起伏，像是一个活物的皮肤下面的血管在搏动。父亲的手——我至今记得那幅画面，每一个细节都像是被烙印在我的记忆里，无法遗忘，无法模糊——他的手与石板接触的部分呈现出一种半透明的状态，我可以看到他皮肤下面有什么东西在流动，不是血，颜色不对，那种颜色我在后来的生活中再也没有见过，但如果一定要描述的话，它是一种介于深紫和暗绿之间的、会自行变化的色泽。那种色泽不是静止的，它在父亲手背的血管里流动，流向他的手腕、前臂，然后消失在衣袖的遮蔽下。但最让我恐惧的不是这个。最让我恐惧的是，那种流动的方向不是从心脏到手指——那是正常血液循环的方向——而是从手指向心脏。某种东西正在通过石板、通过父亲的手，逆向流入他的身体。
我发出了一声惊叫。父亲转过头来看我，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在那一刻不是蓝色的了，也不是任何人类的眼睛应有的样子。我不想详细描述那个样子，因为每当我试图回忆那个画面时，我的左手就会开始发痒，那些纹路就会更清晰一些。你只需要知道，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看着我的人——或者说看着我那个东西——不是我的父亲，或者说不仅仅是我的父亲。父亲在看到我之后似乎短暂地回到了某种清醒的状态，他用一种我几乎认不出的声音——沙哑的、疲惫的、像是很久没有喝过水的人发出的声音——对我说了一个词："跑。"然后他的眼神又变了回去，他重新转向石板，双手更加用力地按在上面，仿佛在与什么角力，又仿佛在完成一个被打断的仪式。
我跑了。我跑回自己的卧室，钻进被子里，一直等到天亮。天亮后我告诉自己那只是一个噩梦。但我后来发现，那天夜里我的左手手背上出现了一个极小的、几乎不可见的纹路——像一根头发丝那么细，颜色比周围的皮肤略深。我用指甲去抠它，它没有消失。在那一瞬间，一种不属于童年恐惧的、更深层的恐惧攫住了我：我意识到那个纹路不是在皮肤上面，而是在皮肤下面。它不是被画上去的，它是从里面长出来的。
第二天早晨，父亲像往常一样出现在早餐桌前，面色苍白但举止正常。他没有提及昨夜的事，我也没有勇气提起。但我注意到他在端起咖啡杯时，左手微微颤抖了一下——那种颤抖不是疲倦或寒冷引起的，而是一种有节奏的、极微弱的振动，频率与我后来在血液中感知到的那个振动完全一致。他注意到了我的目光，将左手放到桌面下，然后用右手端起了杯子。他看了我一眼——只是一眼——但在那一眼中我看到了某种比恐惧更沉重的东西：歉意。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跨越世代的歉意，仿佛他不仅在为自己道歉，也在为这个家族的每一个先人道歉，为一个他无力改变的事实道歉。
第三章：离散
母亲在1903年离开了我们。不是去世，是离开。她在一个清晨收拾了行李，留下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很短，我只记得最后一句："埃德温，不要试图理解你父亲在做什么，有些理解本身就是一种感染。"我后来试图寻找她的下落，但所有线索都在伦敦中断了。一个港口工人告诉我，他记得有一个符合母亲描述的女人登上了一艘开往南美洲的船，但他记得那个女人走路的方式很奇怪——"像是在数自己的步子，每一步都精确得像是被什么东西丈量过。"
母亲离开前的最后几个月里发生了一些我当时没有理解的事。她开始失眠，不是辗转反侧的那种失眠，而是一种完全清醒的、安静地躺着的状态。她告诉我，她不是睡不着，而是不敢睡。"每次我闭上眼睛，"她说，"我就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听我的心跳。不是听声音——心跳声不是问题——是在听心跳本身的节奏。它在学我的节奏。"我当时以为母亲是因为压力过大而产生了焦虑，我甚至建议她去看医生。她看了我一眼——那种眼神我至今记得——一种混合着怜悯和恐惧的眼神，然后她说了一句话："埃德温，你的心跳是每分钟多少次？"我数了一下：四十七次。母亲的脸色在那一刻变得煞白。她没有告诉我她自己的脉搏是多少，但她从那天起开始大量饮水——不是出于口渴，而是出于一种我后来才理解的恐惧：她在试图通过频繁排尿来"冲洗"自己的血液。
母亲离开前的最后一个夜晚，她来到我的卧室，坐在我的床边，握着我的右手——注意，是右手，不是左手——对我说了一段话。她说："埃德温，你要记住几件事。第一，不要回庄园。第二，不要读你父亲书房里那些你不懂的文字。第三，不要在任何安静的地方待太久——去有噪音的地方，去有人说话的地方，去有音乐的地方。第四——"她停顿了一下，仿佛在犹豫是否应该说下去——"第四，不要照镜子看你的左手。你不需要看到它。看不到的东西有时候不会生长得那么快。"然后她站起来，松开了我的手。在松开的最后一刻，她的指尖在我的手腕内侧停留了一秒——她在我数脉搏的位置停留了一秒。我知道她在确认什么。
我在母亲梳妆台的抽屉里发现了一样东西：一张她手绘的图，画的是父亲手背上那些纹路的局部，旁边用她的笔迹写着"非血管"两个字。她的笔迹在写到这两个字时微微颤抖了，墨水在"管"字的最后一笔处晕开了一小片，那个形状——如果你以一种特定的角度去看——与石板上的某个纹路单元惊人地相似。抽屉里还有一本小笔记本，是母亲用极小的字迹写成的私人日记。大部分内容是日常记录，但从1902年冬天开始，笔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字迹变得更大、更用力，仿佛在书写时需要对抗某种阻力。最后几页的记录令我至今无法释怀：
"1月14日——今天在花园里听到了水管的声音。水管没有接通。声音是从管壁里面传出来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管子里面流动。不是水。水没有那个频率。"
"2月3日——我数了威廉的脉搏。四十七次。和埃德温一样。和肖像画里的塞缪尔一样——我数过他画像上手腕处画出的血管纹路，它们的间距与每分钟四十七次的脉搏完全对应。这不是遗传特征。这是某种标记。"
"2月28日——我梦到了那个东西。不是噩梦。梦里很安静。我站在一片黑色的水中，水只到脚踝，但我能感觉到水底下面有某种巨大的东西，它在等。它不急。它有的是时间。它已经等了比人类历史更长的时间，它可以再等下去。在梦中它让我看到了一样东西——一个圆形的空间，墙壁是活的，中间有一个凹陷。凹陷旁边有十二个位置。第十一个是空的。它让我看到那个空位的形状与威廉的左手完全吻合。然后它让我看到了另一个空位——第十二个——那个更小，更未完成。它在按照另一个人的形状生长。但我看不到那个人是谁。"
"3月15日——我今天在浴室镜子中看了自己的左手。什么都没有。没有纹路。我哭了。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如释重负。但随后我意识到一件事：如果我的血液是干净的，那么埃德温的血液——他有一半阿什伯恩的血——他可能不干净。我必须带他离开。"
母亲的日记到此结束。她没能带我离开。父亲在那个时期几乎全天待在书房里，对庄园里发生的一切充耳不闻。母亲在一个清晨独自离开了，留下那封信和她在抽屉里的研究笔记。
父亲在1908年去世，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在1908年消失了。仆人们在某个早晨发现书房的门敞开着，父亲不见了，石板也不见了。地板上只留下一个完美的圆形凹陷，凹陷的底部——据那个最有胆量的仆人说——不是泥土，不是岩石，而是一种看起来像液态但实际上是固态的黑色物质，它不反射光线，却给人一种它正在向上看的印象。那个仆人名叫菲尔丁，一个四十多岁的爱尔兰人，此前在庄园工作了近二十年，以胆大著称。他在描述这个发现时，手一直在发抖，他反复说同一个词："它看见我了。"菲尔丁的描述比其他人更详细。他说凹陷的边缘有一种纹路，与石板上的相同，但那些纹路在凹陷边缘并不是静止的——它们在缓慢地向内移动，像是某种旋涡，而凹陷中心的黑色物质就是旋涡的中心。他说他注视那个物质大约五秒钟，在那五秒钟里，他产生了一种极其强烈的、无法抗拒的冲动——想要把手伸进去。"不是好奇，"他强调，"是一种——怎么说——像是我手上的血管自己在动，它们想够到那个东西。像是我的血认识那个东西，想回家。"
我赶到书房时，凹陷已经自行愈合了，地板恢复了原样，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书房里的一切都变了——书架上的书籍全部消失，橡木柜子也不见了，墙壁上的石膏层大面积脱落，露出的砖石上布满了与石板相同的纹路。那些纹路比此前我见过的任何一次都更加密集、更加复杂，它们覆盖了书房几乎所有的可见表面——墙壁、天花板、甚至窗玻璃的内侧。书房不再是一个房间，它变成了一个纹路的容器，一个被某种图案从内部覆盖的空间。而那些纹路——当我站在房间中央环顾四周时——它们从每一个方向同时看着我。
菲尔丁在三个月后辞职回到了乡下的老家，据他的邻居说，他此后再也不能在室内待着，他把所有家具都搬到了院子里，在露天睡觉，在露天吃饭，即使下雨也不进屋。他说他无法忍受地板，"任何地板都不行，你知道地板下面有什么吗？什么都有可能。"菲尔丁的邻居还提到了另一件事：菲尔丁在回到乡下后开始大量地饮水——每天多达四五加仑——但从不感到满足。他说他的嗓子"里面在响"，喝多少水都无法让那种响动停下来。他在1921年死于肝功能衰竭，验尸时医生注意到他的血液"异常粘稠，颜色偏暗，有一种不自然的金属光泽"。
我在父亲的书桌上找到了他的日记。日记的最后几页写满了反复涂抹的文字，大部分已经无法辨认，但那些被涂抹的痕迹本身构成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图案——不是文字的连写，更像是某种纹路的反复拓印，与石板上的、与父亲手背上的纹路属于同一个体系。只有最后一段是清晰的："它不是来自地下的。它一直在我们的血液里。石板只是一个耳朵，我们以为我们在聆听它，其实是它在聆听我们——通过我们的血管、通过我们的心跳、通过每一代阿什伯恩的出生。它已经听了三百年了。它快要听够了。"在日记的最后一页，父亲画了一样东西：一个不规则的圆形，与祖父笔记中的那个图形相似，但更复杂，边缘的波动更剧烈，圆的内部有数条交叉的线，那些线的交汇点处有微小的、像瞳孔一样的圆点。我不确定那是眼睛还是别的什么器官的示意。但我知道那个图形在哪——它在凹陷的底部，在那个黑色的、不反光但正在向上看的物质的表面。
日记中还有一段文字夹在最后几页之间，写在一张不同质地的纸上——那种纸的触感与书房里那些无法归类的纸页相同，微微弹性，半透明。这段文字是以一种我不认识的语言书写的，但在其下方，父亲用英文做了潦草的翻译——或者说是某种近似翻译的东西："第十二个位置已经开始生长。它不是为阿什伯恩准备的。它是为阿什伯恩的孩子准备的。每一个阿什伯恩的后代都会让它更大。它不会停止，直到——"翻译到此中断。后面是什么，我不知道。但"第十二个位置"这个说法让我在之后的许多年里都无法安睡。十一个已满，第十一个在等我，那么第十二个呢？它在等谁？
第四章：频率
我在那之后的十五年里试图远离家族的一切。我卖掉了庄园——没有人愿意买，最后以极低的价格租给了一个愿意接手的当地人——搬到了伦敦，过着一种刻意平庸的生活。我从事银行业，加入了一个普通的俱乐部，与普通人交往，阅读普通的报纸。我以为距离可以稀释血液中的某种东西，我错了。距离对血液无效。血液不在乎你身处何方，它只在乎你还在活着，还在跳动，还在替它感知这个世界。
我在伦敦的最初几年里确实感到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城市是嘈杂的——马车的辚辚声、小贩的叫卖声、工厂的汽笛声——这些噪音像是棉絮一样填塞在我与世界之间那个危险的安静地带。我不需要在深夜中面对绝对的寂静，因为伦敦从来不会真正安静。我住在布鲁姆斯伯里区的一栋公寓里，邻居是一个胖胖的面包师和他的妻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起床揉面，厨房里传来的面粉和酵母的气味让我感到一种近乎痛苦的安慰。那是一种属于活人的、属于白天的气味。
但夜间是另一个世界。当城市在凌晨三点终于安静下来时——那种安静不是真正的寂静，而是一种噪音退潮后露出的沙滩——我开始感知到那个振动。起初我以为是公寓的水管在响，伦敦的老建筑水管经常发出各种怪声。我把耳朵贴在墙壁上听了很久，确认那不是水管的噪音。水管的振动是机械的、有固定频率的金属共振，而我感知到的那个振动不是从墙壁里来的，它从我的手腕内侧传来，从我的胸腔深处传来，从每一次心跳的间隙中渗透出来。它不在任何外部声源中。它在我体内。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一次体检中被军医注意到了一个异常。我的血液在常规检测中呈现出一种令军医困惑的状态——他说我的红细胞数量正常，但在显微镜下，一部分细胞呈现出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几何形态，"像是被某种力量重新排列过。"他把这记录在案但没有深究，战时没有人在意一个银行职员的异常血象。但我注意到那位军医在记录完毕后用酒精反复擦拭了他的手套和显微镜的载物台，动作之急切仿佛在清除某种污染物。几周后我听说那位军医申请了调离，原因不明。
军医还告诉了我一件他没有写进报告的事。他说那些异常的红细胞在显微镜下并非静止的——它们在以一种极其缓慢的速度移动，不是随机的布朗运动，而是有方向性的、有协调性的移动，"像是一群东西在迁徙"。他说他观察了大约十五分钟，在这十五分钟里，那些细胞逐渐排列成了一个图形——一个不规则的圆，边缘有波动，内部有交叉的线。他说他在看到那个图形的瞬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无法解释的恐惧，"不是害怕那些细胞，而是害怕那个图形。它不应该出现在血液里。它不应该出现在任何活人的身体里。"
但我开始理解了。母亲说得对，理解本身就是一种感染。因为从那天起，我开始能听到——不，不是听到——是一种更底层的感知，仿佛我的血管本身变成了某种接收器。在夜深人静时，在心跳的间隙里，在两次搏动之间那个微不足道的静止瞬间中，我能感知到一种来自远方的、极其缓慢的振动，它不是声音，不是光线，不是任何可以被五官捕捉的东西，它直接作用于血液本身。它有节奏，那个节奏——我现在写下这些字时手在发抖，笔迹一定已经歪斜了——那个节奏和阿什伯恩家族每一代人的心跳频率完全一致。我后来在父亲的日记中找到了一组数字，标注为"频率"，数值是每分钟四十七次。我数过自己的脉搏：每分钟四十七次。从未改变过，无论我是在静止还是在运动，无论我是在健康还是在生病，四十七次。我的心脏不是在为我跳动，它是在以那个东西的节拍跳动。
在1915年到1920年之间，我做了一件也许是错误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事：我开始研究。不是像父亲那样投入式的研究，而是一种保持距离的、试图理解的研究。我大量阅读了关于血液学、声学、地质学和民俗学的文献。我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度过了无数个下午，翻阅那些落满灰尘的手稿和期刊。我找到了一些零散的、看似不相关的记录：在挪威的某些地区，渔民世代相传一种禁忌——不要在特定海域的静水面上停留太久，因为"水面下面的东西会学你的心跳"；在西藏的某些寺庙中，僧侣们相信人体内有一种"本音"——一种先于出生即存在的振动频率，它不属于个体而属于某种更大的存在；在非洲西海岸的某些部落中，巫医可以通过触摸一个人的脉搏来判断他是否"被选中"——被选中的标志是脉搏频率恰好为每分钟四十七次。这些记录分散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语境中，但它们指向同一个核心：人类的血液中携带着某种不属于人类自身的东西，而那个东西通过脉搏来感知和连接它的载体。
我最重要的发现在1918年。那一年我在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找到了一本16世纪的炼金术手稿，作者不详。手稿的大部分内容是标准的帕拉塞尔苏斯式炼金术符号体系，但在最后一页——明显是后来添加的——有一段用拉丁文和另一种无法辨识的语言混合写成的文字。拉丁文部分翻译过来是："地下有耳，以血为线，以脉为语。十二之数，缺一不可。第十一个将以其血脉之形完成最后一器。第十二个不属于其族，但将以第十一个之血而生。"这段文字让我脊背发凉。十二个位置，十一个已满，第十一个以血脉之形生长——这与我在地下空间中看到的一切吻合。但"第十二个"是什么意思？"以第十一个之血而生"——这是否意味着，当我——第十一个——最终与那个凹陷汇合时，某种新的东西将通过我的血液诞生？第十二个位置不是为另一个阿什伯恩准备的，而是某种将从我的血液中被"生出"的东西？
我不该继续研究的。每一次理解都是一次更深的感染。我能感觉到——在1919年的某个夜晚——那个振动变得更清晰了，不再是听觉边缘的模糊感知，而是一种确切的、有结构的信号。它不是简单的频率重复，它有变化，有起伏，有某种我不得不称之为"语句"的节律单元。那些"语句"不是语言——至少不是任何人类的语言——但我的血液似乎知道如何解读它们，因为每次那些"语句"出现时，我的大脑中就会自动产生一些不属于我自己的念头。那些念头不是思维，更像是印象——黑色的水面、缓慢翻身的巨大轮廓、一个圆形的空间、十二个位置——那些印象不是记忆，不是想象，而是某种被直接注入意识的东西。
1920年秋天，一个名叫霍拉斯·钱德勒的古董商找到了我。他自称是父亲生前的友人，一直在研究爱尔兰西海岸的某些异常地质现象。他告诉我，庄园附近的地层中存在一种此前未被记录的岩石类型，其矿物成分与任何已知的地质构造都不相符，而最令人困惑的是——那种岩石似乎只在阿什伯恩庄园的地界内出现。钱德勒还提到了另一件事：当地居民报告说，庄园废墟附近的井水在夜间会发出微弱的荧光，颜色是"介于深紫和暗绿之间的某种颜色"。他问我是否愿意陪他回去考察。
我应该拒绝的。但我没有。因为在我听到"回去"这个词的瞬间，我的血液中那个振动突然变得异常强烈——不是警告，不是恐惧，而是一种近乎欢迎的、温暖的脉动。我的血管在说"是"。我的心脏在说"是"。而我的大脑——那个还属于我自己的、还残留着人类理性的大脑——在说"不"的同时，已经无法阻止我的嘴说出"好"。
我做了一件我不该做的事。1920年，我回到了戈尔韦郡。我不知道是什么驱使我回去的——好奇、宿命、还是血液中那个振动的引导——但我回去了。我现在知道那不是我的决定。一个人不会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回到他穷尽十五年试图逃离的地方，除非那个"理由"不在他的大脑里，而在他的血液里。我的血管把我带回了那里，就像河流把水带回大海。它不需要强迫我，它只需要让我觉得这是我自己想要做的事。钱德勒在出发前三天突然以一封简短的信件取消了行程，信中说"突然感到身体不适"。我没有追问。我独自回去了。
第五章：废墟
庄园已经废弃了。屋顶塌了一半，墙壁上长满了某种深色的苔藓，那种苔藓的生长方式——从远处看——构成了一种我宁愿认为是巧合的图案。但我知道那不是巧合。那个图案是石板上的纹路的放大版本，每一条苔藓的茎蔓都精确地沿着纹路的走向生长，仿佛庄园的墙壁本身就是一块更大的石板的表面。我走近时注意到苔藓在微微颤动，不是被风吹的——那天没有风——而是在以一种与心跳同步的频率自行颤动。庄园在呼吸。
庄园的大门半开着，铰链已经完全锈蚀，门板以一种不自然的角度悬挂着——不是向下垂落，而是微微向外倾斜，仿佛有什么东西从内侧推了它。我推开门板走进去时，一股潮湿的、带有金属底调的气息扑面而来——与十五年前我在父亲书房门外闻到的相同，但更浓烈，更"活"。前厅的地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尘，灰尘上有脚印——不是人类的脚印。那些印记是圆形的，直径约四英寸，排列成一条直线，间距均匀，从大门一直延伸到走廊深处。我蹲下来仔细观察那些印记时，注意到灰尘在印记的边缘微微隆起，仿佛那些印记不是被"踩"出来的，而是从地面下方"顶"上来的——像是有某种东西在地底下行走，它的脚步从下方抵到了地板表面。
走廊两侧的墙壁上，壁纸已经大面积脱落，露出的石膏表面上布满了纹路。这些纹路与书房中见到的相同，但更加密集，覆盖面积更广。我用手电筒沿着纹路的走向扫视，发现它们并非杂乱无章的——它们从地面开始向上延伸，在墙壁上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树状分支的结构，主干粗壮，分支越来越细，最终在天花板处汇合成一个复杂的、几乎覆盖整个天花板的图案。那个图案——当我站在走廊中央仰头看时——是一个巨大的不规则圆形，边缘波动剧烈，内部有无数交叉的线，线的交汇处有密密麻麻的、像瞳孔一样的圆点。那个图形在看我。整个天花板的纹路构成了一个在看着我的图形。
我快速穿过了走廊。庄园的内部比我记忆中更加破败，但破败的方式不正常——坍塌的墙壁断面不是参差不齐的碎石茬口，而是光滑的、弧形的截面，像是被某种力量从内部"吸"走的。我在经过父亲的书房时停下了脚步。书房的门已经不在了，门框也扭曲变形，但房间本身——那个空间——仍然存在。地板上那个曾经出现又消失的圆形凹陷的位置，现在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深色苔藓，苔藓的排列方式构成了一个我熟悉的图案——不规则的圆，边缘波动，内部交叉的线。它在这里。它没有消失，它只是在等待。
我在废墟中找到了地下室入口。我不知道庄园有地下室，父亲从未提起过，祖父的笔记中也从未标注。但那个入口就在那里，仿佛一直在等待我知道它的存在。入口在一面塌陷的墙壁后方，被碎砖和那种深色苔藓半掩着，苔藓的触感——我不小心碰到了——是温的，而且当我缩回手时，我注意到指尖上沾染了一种粘稠的液体，颜色是那种我已经开始恐惧的介于深紫与暗绿之间的色泽。我把手在衣服上反复擦拭了不下二十次，但那种温热的感觉持续了整整一天。它不是外部的温度，它是从皮肤下面透出来的热。
入口是一个不规则的开口，大约三英尺高、两英尺宽，边缘不是切割的痕迹而是生长的痕迹——边缘的材质与周围的砖石完全不同，它是那种半有机半无机的物质，颜色深灰，表面有油脂般的光泽和微弱的脉动。开口向下倾斜，石阶在黑暗中延伸。我站在入口前时，左手手背上的纹路突然变得异常活跃——我能感觉到它们在皮肤下移动，像无数条极细的虫子在寻找某个方向。那个方向是向下的。我的纹路在指向下方。
石阶向下延伸。我没有数具体有多少级，但那段路走起来远比从地面到地下一层应有的距离要长得多。台阶的材质不是石头，不是木材，不是混凝土，它是某种介于有机物和无机物之间的东西，每一步踩下去都会感到表面微微凹陷，像是踩在某种厚实的、有弹性的皮肤上。那种触感通过鞋底传上来，带着一种微弱的、有节奏的搏动，像是踩在一个巨大的心脏的壁上。台阶的两侧没有墙壁，只有黑暗，但那黑暗不是寻常的黑暗——寻常的黑暗是光线的缺失，而这里的黑暗是某种实体，它有密度，有温度，甚至有气味。那气味不是腐烂，不是泥土，更接近于一种你从未闻过但身体本能地将其识别为"活物内脏"的气息，温热的、潮湿的、带有某种金属的底调。我后来在一家医学院的解剖室里闻到过类似的金属气息，但解剖室里的那种是死亡的余味，而台阶两侧的黑暗中的那种是某种正在进行中的、活着的代谢过程的产物。
我走了多久？我无法确定。我带了一只火柴盒，共四十七根火柴——我出发前特意数过，四十七，与我的心跳频率相同，当时我认为这是巧合，现在我知道不是——我一根一根地划亮它们以照明和计时。到第十九根火柴燃尽时，我意识到台阶在螺旋下降，但不是通常的螺旋——它的曲率不均匀，有些地方急转，有些地方平缓到几乎察觉不到弯折，仿佛通道本身在根据某种不属于人类工程学的逻辑调整自己的形态。到第三十一根火柴时，我感到了一种新的变化：空气开始变得潮湿，但那种潮湿不是水汽，而是某种更粘稠的东西，它附着在皮肤上，有轻微的刺痛感，像是被无数极细的针同时触碰。那种附着物有一种淡淡的色泽，在火柴光下几乎不可见，但我注意到火柴的火焰在那种空气中燃烧时颜色会偏移，从正常的橙黄色偏向一种不自然的青绿。到第三十八根火柴时，我听到了声音。
那声音——如果它可以被称为声音的话——极其微弱，处于人类听觉的边缘。它不是从某个方向传来的，它从四面八方同时到达，甚至从脚下、从头顶。它没有旋律，没有节奏，至少没有人类的耳朵能够辨识的节奏。但我的身体对它产生了反应——不是恐惧，不是疼痛，而是一种深层的、细胞层面的共振。我的心跳开始与那个声音同步，或者那个声音开始与我的心跳同步，我分不清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正是这种分不清让我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恐惧——不是对未知的恐惧，而是对"边界正在消失"这一事实的恐惧。我的身体与那个声音之间的边界正在模糊，我不再是一个在聆听的人，我正在变成聆听本身的一部分。
第四十二根火柴亮起时，台阶终止了。
第六章：十二个位置
我站在一个空间里。用"房间"来称呼它是错误的，用"洞穴"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两个词都暗示了某种有界限的、可以被测量的空间结构。而我面前的这个空间——我在此尽力描述——它有墙壁，但墙壁不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上。我的火柴光照出去，应该照亮对面的墙壁，但光线没有到达任何墙壁，它似乎在某个距离上被空间的某种性质吸收了。然而我并不觉得这个空间是无限大的，因为我能感觉到它有边界，只是那个边界不在长、宽、高任何一个维度上。它像是空间本身折叠了，或者空间在某个我无法感知的方向上延伸了。我的眼睛在试图理解这个空间的结构时产生了剧烈的不适，仿佛视觉系统在处理一种它没有被设计来处理的信息。那种不适不仅仅是头晕或恶心，它是一种更深层的错乱，像是我的大脑中负责理解"空间"这一概念的区域正在被某种外来的信息重新编程。
墙壁的材质与石板相同，但在这里，在这个空间中，墙壁是活的。我能看到它——在火柴摇曳的光线下——表面有大规模的、缓慢的起伏，不是机械的运动，而是呼吸般的、有内在节律的起伏。那些纹路在这里变得更加密集和复杂，它们不再是刻在表面上的浮雕，而是深入墙壁内部的结构，像血管一样分叉、汇合、再分叉，构成一个我无法理解的图案整体。而那个图案——当我试图将视线集中在某一个局部时——我感到那个局部在回看我。不是比喻。我感到它在回看我。那种回看不是视觉意义上的"注视"，而是一种我的血液被感知到了的感觉，像是有人把手指搭在了我的脉搏上，但那只手有无数根手指，它们同时搭在了我的每一根血管上。
空间的中央有一个凹陷。火柴的最后一点光亮让我看到了它。凹陷的直径大约与一张餐桌相当，形状不是圆形，不是椭圆形，而是一种我事后在几何学教材中找不到对应的不规则曲线，但那个曲线给我一种极度不舒适的"正确感"——仿佛它不是随意的，而是某种更高层面的对称的一个截面。凹陷中盛着一种液体，那种液体的颜色和我在父亲手上看到的一模一样——深紫与暗绿之间自行变化的色泽——但在这里，在更大的面积上，我可以看到那种颜色的变化不是随机的，它有规律，那个规律与墙壁纹路的脉动频率一致，与空气中那个声音的节拍一致，与我的心跳一致。液体表面没有波动，但我注意到液体中偶尔会有某种东西在极深处经过——不是反射，不是气泡——是一种有目的的、定向的运动，像是某种巨大的存在在液体下方以一种我无法理解的尺度缓慢地移动。每一次那种运动出现，液体表面的色泽就会发生一次剧烈的变化，然后缓慢恢复。每一次色泽的变化都伴随着我心脏的一次异常搏动——不是更快，不是更慢，而是一种质地上的改变，仿佛那一次搏动泵出的不是血，而是别的什么。
我站在空间边缘时注意到了一件我此前未曾注意到的事：我的呼吸在起雾。不是通常的水汽凝结——空气并不冷，事实上空间的温度偏高，有一种令人不适的温热——而是一种带有色泽的雾气。我呼出的气在空气中短暂地形成了一团极淡的、肉眼几乎不可见的色彩，那种色彩与凹陷中液体的颜色相同。我的呼吸在与之共振。或者更准确地说，我的呼吸正在被它同步——我在呼出它想让我呼出的东西。
凹陷的周围排列着十二个位置。
它们不是座位，不是祭坛，不是任何有人类语言可以命名的构造。它们是从地面中生长出来的突起，形态各异，但每一个都保留着某种——我该怎么说——人的痕迹。不是骸骨，不是雕像，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状态。那些突起的表面有纹理，那些纹理在火光下呈现出毛孔、皱纹、指甲、毛发的轮廓，但它们的位置和排列方式是错的。一张面孔出现在它不该出现的地方，一只手从本应是脊柱的部位伸出来，肋骨向外翻转像张开的翅膀。每一个突起都保持着一种跪拜的姿势，面朝凹陷，仿佛在最后一刻仍在进行某种仪式。我无法判断它们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它们没有呼吸的起伏，但它们的表面有一种极缓慢的、以分钟为单位的色泽变化，与凹陷中液体的颜色变化同步。它们不是在膜拜，我后来意识到，它们是在被消化。那个空间——那个活的、呼吸着的空间——正在以极缓慢的速度将它们吸收。十一具形态——曾经是人——正在以每百年数毫米的速度成为墙壁的一部分，成为纹路的一部分，成为那个巨大的活物的一部分。
我走近了其中一个位置。我后来无数次后悔自己做了这个动作，但当时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不是来自外部的强迫，而是来自血液内部的牵引——驱使我靠近了它。那个位置比其他人略大，表面保留着更多可辨识的人类特征——我能看到一只手，五根手指完整，指甲还在，但手指的弯曲角度不自然，像是在最后一刻用力抓紧了什么。手背上有纹路——与我手背上的一模一样的纹路。手指上有一枚戒指——我认出了那枚戒指。那是祖父塞缪尔的结婚戒指。这个位置是祖父。他已经在这里待了三十四年，他的身体已经大约三分之二与墙壁融为一体，但他的手——那只戴着戒指的左手——仍然保持着完整的形态，仿佛最后被吸收的部分将是手背上有纹路的那一块皮肤，因为那一块皮肤不属于他，属于它。
旁边一个位置更小，形态更完整，仿佛加入的时间更近。我能看到面部特征——扭曲的、错位的，但仍可辨识——那是大伯父奥古斯都。他在三十四岁时失踪，现在我知道他去了哪里。他的嘴是张开的，不是恐惧的尖叫那种张开，而是一种刻意的、有目的的张开，仿佛他在最后一刻在说什么——或者在允许什么进入。他的口腔内部——我强迫自己看了一眼——有纹路，与墙壁上的相同。那些纹路从他的口腔内壁向下延伸，经过咽喉，消失在更深处的身体内部。有什么东西通过他的嘴进入了他的身体，最终将他从内部替换了。
我数了。十一个。第十一个是空的。
第十一个位置比其他十一个都要小，它的形态也更为——我不确定该用什么词——更为未完成。它像是一个正在生长的模具，正在根据某个特定的模板塑造自己。当我靠近它时，我感到左手手背上的纹路开始发热，不是灼烧的痛，而是一种更深层的、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从血液中被唤醒的热。那个空位的表面纹理与我手背上的纹路在那一刻完全重合了，我无需对照就能知道这一点，因为我的身体告诉我——以一种超越视觉的确信——那个位置是按照我的形状生长的。
它一直在按照我的形状生长。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也许更早。从我的父亲出生的那一刻，从我的祖父出生的那一刻——不，从1694年，从奥古斯特在这片土地上建造庄园的那一刻，甚至从奥古斯特之前——从我无法追溯的某个起点开始，这个位置就在等待我。而阿什伯恩家族每一代人的血液，每一次心跳，每一次在深夜中无意识地感知到的那个振动，都是这个位置生长的养分。它不是在召唤我，它是在长成我。
在那个瞬间，我明白了父亲日记中"它快要听够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听够了，就是准备好了。凹陷准备好了，位置准备好了，空间准备好了。它只需要最后一步——我踏入那个位置，将我的血液——那三百年来被它一点一点改造过的血液——与凹陷中的液体汇合。那一刻，我不再是一个被聆听的人，我将成为它的嘴。它会通过我说话，不是用语言，而是用一种更古老的方式——用血液的振动，用心跳的频率，通过每一个与我共享哪怕一丝阿什伯恩血统的人的脉搏，同时开口。
我不想成为它的嘴。
我后退了一步。就在我的脚后跟触碰到地面的那一刻，空间中的声音改变了。之前那种处于听觉边缘的低频振动突然变得清晰、变得强烈、变得不可忽视。它不再是一个"背景"——它变成了一种直接的、指向我的、有意志的信号。凹陷中液体的颜色变化加速了，从缓慢的周期性变化变成了一种急促的、几乎是痉挛般的闪烁。墙壁上的纹路也在加速搏动，那些"呼吸"般的起伏变得更快更深，整个空间像是一个被惊动的生物体——一个正在进食的生物被打断了，它抬起了头。
第七章：逃亡
我转身就跑。
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回到台阶上的。我不记得双腿是如何在那种非欧几里得的螺旋中找到向上的方向的。我唯一的记忆是奔跑时身后的空间发生了一种变化——不是追赶的声音，不是坍塌的声响——而是一种"注意力"的转移。那个空间，那些墙壁，那个凹陷，那些跪拜的痕迹，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将注意力从凹陷转向了我。就像一个正在进食的生物突然被惊动，抬起了它的头。那种注意力的转移是可感知的，它不是声音或光线，它是一种"被看到"的感觉被放大到极致——不是被一双眼睛看到，而是被一个空间看到，被墙壁看到，被地面看到，被空气看到，被你自己的血液看到。
我奔跑时，那个声音变了。
它不再是之前那种处于听觉边缘的低频振动，它变成了一种——我不得不使用这个比喻——呼唤。不是用语言，不是用任何声学信号，而是直接作用于血液。我感到我的血管在震颤，不是恐惧引起的颤抖，而是一种共振，一种被调谐到特定频率的振动。我的左手在那段奔跑中开始剧烈地疼痛，纹路从手背蔓延到了手腕，我能感觉到——不需要看——它们正在沿着前臂向上爬升，每经过一寸皮肤，那一寸皮肤就不再属于我，或者说不再完全属于我，它开始属于那个在地下等待的东西。那种感觉不是被入侵，而是被"认领"，仿佛那部分身体在说"啊，我找到了，这是我的"。
台阶在我脚下变得不确定了。它们似乎在变长，或者我每跑一步只能上升原来一半的高度。某种非欧几里得的几何正在关闭这条通道——不是物理性的坍塌，而是空间本身在重新折叠，试图将我包裹在其中。我回过头——我不应该回头，但在那种恐惧中人会做出所有不应该做的事——我看到了身后的黑暗正在以一种不符合物理定律的方式上升，不是像水那样漫上来，而是像某种有意志的实体在攀爬，它的表面——如果黑暗可以有表面的话——上有纹路，和我手背上的一模一样的纹路。那些纹路在黑暗的表面上的走向不是随机的，它们构成了一个图案，那个图案我在父亲的日记最后一页见过：不规则的圆，边缘剧烈波动，内部有交叉的线，线的交汇处有像瞳孔一样的圆点。那个图案在黑暗的表面上缓缓旋转着向我逼近。
我的脚绊到了什么——一段突出地面的台阶边缘——我重重地摔倒了。左手撑地的一瞬间，手掌接触到了台阶的表面——那种半有机的、温热的、有弹性的材质——在接触的瞬间，一股剧烈的振动从掌心传入手臂，沿着血管一路冲上肩膀，直达心脏。那不是疼痛。那是一种"识别"——台阶的表面识别了我的纹路，或者说我的纹路识别了台阶的表面。在那一瞬间，我知道了——以一种不需要证据的确信——这个通道不是被建造的，它是被生长出来的，它是那个巨大存在的一部分，而我的纹路与它的纹路是同一种东西。我和它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程度的差异——它是完整的，而我是尚未完成的。
我用右手撑起身体，继续跑。左手已经不再听话了——不是瘫痪，而是它开始做出一些我没有指令它做的动作：手指屈伸、手腕旋转，仿佛在执行某种我不理解的程式。我把左手塞进外套口袋里，用口袋的布料紧紧裹住它，用右手按住口袋外侧。我的左手在口袋里挣扎了大约三十秒——那种感觉至今想来仍让我全身发冷——然后安静了下来。不是放弃了，而是停下来了。像是知道了什么。
我掏出最后五根火柴全部划亮，攥在手心里。火焰烧灼皮肤的疼痛在那一刻是唯一能证明我还是一个人类的东西。我把燃烧的火柴扔向身后的黑暗。火光在接触黑暗的瞬间没有照亮任何东西——而是被吸收了，像一滴水落入大海。但那一瞬间黑暗的推进似乎停滞了一拍。只有一拍。但那一拍足够我跑完最后几级台阶。我在冲出地下室的最后一刻感到有什么东西碰到了我的左脚踝——不是手，不是触手，更像是一种意念的凝结，一种"想要抓住你"这个念头本身获得了实体的触碰。我的裤腿被撕去了一块，但皮肤完好。或者至少，我 当时以为皮肤完好。后来在伦敦我发现左脚踝外侧有一个巴掌大小的区域，皮肤变成了那种半透明的状态，可以看到下面有纹路在流动。它的触碰留下了标记。
我从墙壁的缺口翻出废墟时，是戈尔韦郡十一月的黄昏。天色昏暗，但那是有云层遮挡的昏暗，是有空气流动的昏暗，是有人类文明存在的昏暗。远处有牧场的栅栏，有农舍的炊烟，有一只狗在叫。这些寻常到令人厌倦的声音在那一刻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我跪在废墟外的草地上呕吐，呕吐物中没有食物——我那天没有进食——只有一种与凹陷中液体颜色相同的粘稠物质。那滩呕吐物落在草地上时，它下方的草叶迅速枯萎了——不是死亡的颜色变化，而是草叶的形态发生了扭曲，它们卷曲成了一种我在石板纹路中见过的螺旋。我用靴子反复踩踏那滩东西直到它和泥土混为一体，但那片草地在之后的数年中据当地人所说再也没有长出过任何植物。
我向庄园外的道路上跑去时，回头看了一眼废墟。在黄昏的光线下，庄园的轮廓看起来不像一座建筑，更像是一个蜷缩在地面的东西——屋顶的弧度像脊柱，塌陷的墙壁像折叠的四肢，而那个地下室的入口——从远处看——像是一个张开的嘴。整个庄园不是一个被废弃的建筑，它是一个正在等待的生物体。它在等我的血液完成最后的变化。它知道我会回来。它有的是耐心——比人类的寿命更长的耐心。
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到达火车站的。记忆在那个黄昏之后出现了一段大约四小时的空白。我醒来时已经在返回伦敦的火车上。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购票上车的，不记得自己是如何登上这趟车的。我的口袋里有一张车票，票面上印着我无法辨认的出发站名称——那不是爱尔兰任何一个我知道的车站——但我没有追究，我只是坐在车厢里，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和城镇，数着电线杆，一个接一个，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笔直的、等距的、人造的、理性的物体上。火车上还有其他乘客——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妇人，一个读报纸的牧师，一个打瞌睡的商人——他们的存在让我感到一种近乎痛苦的安慰。他们是人。他们的血液是正常的。他们不知道在他们脚下的地壳深处、在他们血管中流淌的液体所连接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我嫉妒他们，嫉妒到了想哭的程度。
在火车上，我做了一件事来验证自己的状态。我数了自己的脉搏：四十七次。然后我试图通过屏住呼吸来改变心率——这在正常情况下会导致心率降低。我屏住了三十秒。在这三十秒里，我的心跳没有减慢，它仍然以每分钟四十七次的频率跳动，稳定得像一个外在的时钟。然后我做了另一个测试：我数了那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妇人的呼吸频率——她坐在对面，呼吸清晰可闻——她的呼吸频率是每分钟十六次，正常值。我又数了自己的呼吸频率：每分钟四十七次。呼吸和心跳同频。这不是人类的生理特征。我的呼吸和心跳正在被同一个信号驱动——那个来自地下的、通过血液传递的信号。我不是在自主呼吸，我是在被它呼吸。
第八章：它在一切液体中
我回到伦敦寓所后的第一件事是锁上了所有的门。然后我检查了左手。纹路已经从手背蔓延到了前臂中段，在肘弯处分出了一条支线沿着上臂内侧向上延伸。那些纹路在镜子里看比肉眼直接观察更清晰——不，不是更清晰，是更活跃。在镜子里，我可以看到它们在缓慢地移动，以小时为单位，像某种根系在皮肤下面寻找生长的方向。我把镜子转过去面对墙壁，此后再也没有照过镜子。
那天夜里，我在浴室里听到了水龙头的声音。水龙头没有开，但水管在振动，发出一种与地下空间中那个声音相同频率的嗡鸣。我把所有的水龙头拧开到最大，让自来水哗哗地流，试图用人类管道系统的声音淹没那个频率。水流声很大，但那个嗡鸣在更深的层次上仍然存在，它不通过空气传播，它通过——我后来确认了这一点——通过管道中的水本身传播。水是它的导体，就像血液是它的导体。我在那天夜里还发现了一件更令人不安的事：我洒在浴室地板上的水——普通的自来水——在汇入排水孔之前，短暂地形成了一个图案。那个图案不是水流动力学能够解释的，它是一个不规则的圆，边缘有波动，内部有交叉的线。我盯着那个图案看了大约三秒钟，然后水流的自然动力学将其冲散了。但在那三秒钟里，图案中心的交叉线在微微移动——与我的心跳同步。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如果它们可以被称为实验的话。我将自来水装入不同的容器中——玻璃杯、陶碗、铁锅——放置在不同的位置：桌面上、床垫下、窗台上。每一个容器中的水在静止超过一小时后都会开始呈现出微弱的色泽变化——不是肉眼可见的颜色，而是一种在烛光下才能察觉到的、极其微妙的色调偏移。水的表面张力也在变化似乎也在变化。我不知道那"某种东西"是什么，但我确信它与我的血液中携带的那个东西是同一种东西。它不限于庄园的地下，不限于爱尔兰的岩层——它在水中。所有的水。它通过水来扩展自己的感知范围，就像它通过血液来感知阿什伯恩家族的每一代人。
我开始恐惧一切液体。我恐惧自来水，恐惧雨水，恐惧茶杯中的水。但我不恐惧——至少没有那么恐惧——酒。酒精是一种溶剂，它改变了水的性质，使水不再那么容易被那个东西利用。我发现喝下足够量的威士忌后，那个振动会暂时变得模糊——不是消失，而是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看到的影像。我知道这不是解决方案——酒精只是暂时降低了我的血液对那个振动的敏感度，它不能消除振动本身。但在那些深夜里，当水管的嗡鸣穿过墙壁传来时，一杯威士忌是唯一能让我入睡的东西。不知是真实的效果，还是它想让我知道的。
从那天起我知道了：它不限于那座庄园，不限于那块石板，不限于爱尔兰的地下。它在任何一个有液体的地方，它通过液体感知，通过液体传播。我的血液是它的耳朵，而我听到的那个振动是它通过我的血液对我的回应。阿什伯恩家族三百年来不是在聆听它，而是被它聆听——不，比聆听更甚——是被它使用。我们的每一次心跳都是在替它感知这个世界，我们的每一代繁衍都是在扩大它的感知网络。它不需要爬出地下，不需要出现在阳光下，因为它的感官已经遍布在整个家族的血脉中了。
我在写下这些文字的过去三周里，纹路的蔓延速度明显加快了。它已经从上臂延伸到了肩膀，并开始向锁骨方向生长。我的左手——我不能再说它是"我的"了——它现在会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动作。上周三的夜里，我醒来发现自己的左手正按在胸口的位置——按在心脏上方——手指以四十七次每分钟的频率轻轻叩击着胸骨。我在睡着时，它在与我的心跳对话。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在通过叩击维持心跳的频率，像一个节拍器。它不是在接收信号了，它开始发送信号了。
浴室里的现象也在加剧。水龙头不再需要关闭——因为无论开还是关，水管中的嗡鸣都在持续。排水孔中偶尔会涌出带有色泽的水——不是污水，是清澈的但带有那种深紫暗绿色调的水。我用玻璃杯接了一杯这样的水放在桌上观察了三天。三天后，水面上形成了一层薄膜——不是灰尘或矿物沉积——而是一种有机的、有纹路的薄膜。那些纹路在显微镜下（我用了一台从医院借来的设备）呈现出与石板完全相同的图案。水在生长纹路。我的公寓的自来水在生长纹路。
我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纹路在向心脏靠近。当它到达心脏时——我以任何我不愿描述的方式确信——我将不再是我。我将成为第十一个位置。我将回到戈尔韦郡的地下，成为那个空间的一部分，成为那个巨大的、古老的、通过血液和水来感知世界的存在的新的感官末梢。或者更糟——我将成为它的嘴。父亲日记中的"第十二个位置"——那个"以第十一个之血而生"的东西——也许不是另一个位置，而是一种通过我的血液诞生的、新的传播方式。当我完全被同化时，我的血液将不再只是被动的接收器，它将成为主动的发送器——每一个曾与我共享液体的人——输过血给我的、与我接过吻的、甚至只是在同一个游泳池中游过泳的——都可能通过液体接触到我的血液中携带的那个东西。
这就是我写下这些文字的原因。我不知道那个振动是什么，我不知道阿什伯恩的血液里携带着什么，我不知道地下的那个空间属于什么——但我确切地知道一件事：它还在生长。每一代阿什伯恩的血液都在为它提供某种养分，每一个听到那个振动的人都在无意识中成为它的一部分。第十一个位置在等我，但也许不只是我。如果你与这个家族有任何联系，如果你曾在深夜的脉搏中感知到某种不属于你自己的节奏——离开。去有阳光的地方，去有人的地方，不要独处，不要倾听自己的心跳。不要喝静置超过一小时的水。不要在安静的地方停留。不要照镜子看你的左手。不要数你的脉搏——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脉搏恰好是每分钟四十七次，不要告诉任何人。把所有的镜子用布蒙上。在入睡前打开所有的水龙头——不是为了让水流淹没那个声音，而是让水一直流动，不让它静置，不让它有机会形成纹路。
因为如果你足够安静，足够专注，你终将听到——那下面有什么东西，也在听着你。
它一直在听。
它快要听够了。
埃德温·阿什伯恩 1923年11月 伦敦
后记
手稿被发现后，爱尔兰方面曾试图联系埃德温·阿什伯恩的亲属以确认其身份和后续下落。调查结果显示，埃德温·阿什伯恩于1924年1月被伦敦警方登记为失踪人员。其寓所内一切物品完好，唯独浴室的镜子被砸碎，碎片上残留有大量褐色斑渍，经检测为人类血液，但其血型与任何已知血型均不匹配。浴室的墙壁上用碎玻璃刻有一行字，由于刻痕极深且笔迹混乱，辨认可疑，据警方报告大意约为："不是耳朵，是嘴。"
调查人员还在浴室的浴缸中发现了一层薄薄的残留物，质地粘稠，颜色经多次清洗仍无法去除，呈现一种介于深紫与暗绿之间的色泽。管道工在检查寓所的水管时报告称，水管内壁上有一种无法用常规水垢解释的纹路，"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管子里面生长过"。该寓所在阿什伯恩失踪后被封存，但据邻居反映，封存后的寓所在夜间偶尔会传出水龙头流水声，尽管总阀门早已关闭。更令人不安的是，1925年春，一名市政检查员在检查该建筑的主供水管道时发现，管道内壁上生长的纹路已经延伸至主管道，并沿着主管道向相邻的三个街区扩散。市政当局以"不明矿物沉积"为由更换了受影响的管道，但被更换下来的旧管道在运输途中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阿什伯恩失踪前曾在给其银行同事赫伯特·格雷的一封信中提到："如果你在夜间感到口渴，请喝刚烧开的水。不要喝放置过夜的水。不要喝任何你没有亲眼看到从水龙头中流出来的水。"格雷在收到这封信后两周内将其当作了一个古怪同事的玩笑，但在1924年3月的一个夜晚，他发现自己厨房中放置了一天的水杯中，水面形成了一层"不太对劲的薄膜"。他将水倒掉了，但从此以后他只在口渴时当场烧开水的喝。格雷于1939年死于自然原因，验尸报告未提及任何异常。他的血液——据他的家人回忆——从未被检测过。
编者在整理此手稿期间，曾三次在夜间感知到左手手背出现不明瘙痒，经医学检查未见异常。但编者仍决定在完成翻译后移居至赤道附近一个人口密集的沿海城市，并建议此后任何接触此手稿原件者采取类似措施。编者还想补充最后一点：在完成全部翻译工作的那个夜晚，编者在清理书桌时发现墨水瓶中的墨水——一种普通的铁胆墨水——在瓶底形成了一层薄膜。薄膜上有纹路。编者没有仔细观察那些纹路。编者把墨水瓶扔进了壁炉里。
——孔姓译者，1932年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