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电影艺术》2026年第4期

左衡
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 要:以革命历史片《四渡》为中心,考察其在当代影史语境中的叙事与文化机制,可以发现,影片依托长征胜利90周年等历史节点,通过多省联合摄制与工业化生产,呈现红色战争片宏大叙事的延续与重组。影片在影像表达上以转喻方式组织历史叙事,通过物产、战场细节与历史情境的组合形成类似光谱式的结构呈现。同时,影片与短视频二创等大众传播互动,呈现历史IP化与再生产特征,并揭示历史真实与影像建构之间的张力及当代文化工业逻辑。
关键词:红色电影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历史IP化 转喻叙事
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作品,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出现在观众面前。它的问世呈现出由策划、创作、生产、传播等环节共同组成的一组“主体”,他们预先注意到这个重要时间节点,主动集结起来,认真热情投入,从而适时推出了这部新作。在2026年暑期档,《四渡》是唯一一部表现长征历史的战争巨制,置身于高达60部左右的同档期中外影片——其中不乏世界级商业娱乐大片——之中,颇有孤军奋战的姿态。放开视野来看,《四渡》与《长津湖》(2021)、《长津湖之水门桥》(2022)、《志愿军》三部曲(2023—2025)等,一起构成了国产战争片的顶流一脉。这一脉战争片,表现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因此可以说,其底色是由红色基因铺就的。
在202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涌现了《南京照相馆》《东极岛》《731》等一批展现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视角的影片。然而,要全面、深刻地展现中国抗战的全貌,必须要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在这样的情形下,《四渡》的出现就显得格外重要且难能可贵,主创带剧组回到真实的地理地貌中复现逼真的历史景象,其创作、制作周期和人力、物力成本远远超出当下常规,这对于传统意义上主旋律作品的创作主体不啻为一次检阅。同时,我们又应该发现并承认此项目主体的复杂性。集结式“主体”中每位个人,都会把自身的思想意识、社会站位、电影观念、文化目的等带入进来,完成组合与聚合,从而呈现出远比一部影片更为复杂的文化景观。
从剧情结构和叙事技法的角度来看,讲好四渡赤水,显得颇有困难。事件密集、人物众多、派系混杂、地名陌生、地貌近似,如此等等,对今天的观众都是确实存在的信息门槛。主创采取的策略,其一是以力学带动视角,将红军始终置于重压危机之下,观众看到群山、绝壁、江河,还有随时包围过来的重兵炮火,于是沉浸在突围、奔走的紧张气氛中。几次会议的场景造成节奏的张弛变化,最终以畅通无阻的迅捷行军使情绪得到释放。其二是网友所谓“上帝视角”,不限于地图、沙盘,而用3D建模来展示宏观战局,让观众有后来者一目了然的满足。其三是极限挑战奇观,如娄山关战斗前攀爬峭壁的重头戏。这三种策略,本质上都基于新大众文艺中常见的爽感,显然,《四渡》对中国文艺的当代性有充分的自觉。
电影《四渡》剧照

结合文化工业、影像技术、媒体融合等新时代趋势,从电影产品生产的角度看,“电影+”已经成为中国电影业内不争的存在与现实,而历史的IP化也成为一种高度符合新大众文艺的趋势。就“四渡赤水”的文化传播、解读阐释、意义再生产等而言,这种历史的IP化开发呈现为大众提供了认知功能、精神消费和情绪价值。就《四渡》的创作生产而言,这种历史的IP化开发则体现为转喻叙事、宣教属性和文旅思维。
结构主义认为,转喻通过相近、相连的特性,用某个事物或一隅来表达对世界全貌或意义的认识。电影艺术由于其影像的纪实属性,对转喻的运用更加明显。《四渡》在进行历史叙事时大量采用转喻,从而呈现出光谱式的结构。这不应仅仅看作是艺术修辞的手法,而更应意识到它们的存在的确与历史紧密相连。
光谱的红色部分,由盐巴、刺梨干、地萝卜、茅台酒,以及标语、马灯、篝火等两个序列组成。第一个序列,是贵州历史的典型。红军战士挨家挨户散发一块块看起来很像石块的盐巴,前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贵州缺盐严重,所谓“斤盐吃半年”。“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在仓促征战间隙灵活地变为分盐。这也提醒今天的观众,长征走过的是旧中国最贫困落后的地方。刺梨干的出现与盐巴有一定的关联,因为缺盐,酸便成了百姓调味的必需,却又是令远方来的那些战士们备感陌生的味道,这种味道将伴随他们在贵州这片土地上的战斗记忆。此外,作为当地重要农作物,地萝卜的出现契合红军寻找军粮的窘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严格。茅台镇酒的出场,在战事紧张的间隙带来了一丝混合着穿越感的喜剧色彩:今天百姓口中的国酒之一,对于红军更主要的意义是医用品。这些贵州土产,为四渡赤水的传奇增添了在地性的浓郁审美滋味。第二个序列,是影片指向的中国革命主旨。战士们每到一处都要书写的标语,用最简单朴实的语言在最蒙昧的地方进行现代化的启蒙,把“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一历史表述形象化。影片中强调了马灯,尤其是在二渡、三渡之间的苟坝会议,毛泽东提着马灯步行夜访周恩来,说服他同意自己的作战方略。影片依据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加以戏剧化的处理,把人物的性格同红军的命运、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即民主集中制——形成之重要契机等要素,高度浓缩为昏黄灯光下的艺术场景。在作品之外,篝火的细节引发了饰演朱德的演员王志飞的思绪:“一次在山上拍夜戏,气温很低,现场只有几堆篝火。‘我们现在还可以点篝火取暖,但红军将士当年这样做会暴露目标,那他们会怎样度过飘着雪花的夜晚?’”1 2025年的创作经历,就此连接上90年前的历史原型,也再次连接上长征叙事的经典母题。
电影《四渡》剧照

光谱的中间部分,由电报密码、电台、武器、地图、沙盘、渡船、食物等组成。它们有很强的工具性,又并不具备立场,于是反倒成为正反两方斗争的公平参照。国民党反动派的密码几乎成了明码,周恩来主持为我党所编的密码始终未被敌人破解,我军电台时而静默时而活跃,这些精彩的真实细节增强了叙事的神秘感和可信度。毛泽东下令把山炮推落赤水河与战士发生争执的场面,在1983版中已有所表现,新版再次浓墨重彩地复述,除开其戏剧冲突性之外,更是因为这个场景凸显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辩证法:以今天的舍弃,换来明天的得到。战争叙事不但有悲壮,也有诙谐。红军进入云南后,意外缴获了滇军军事地图,为顺利北上带来极大方便。这一幕已经被当代军迷网友一本正经地命名为“龙云献图”,融入了互联网亚文化的狂欢。在历史片的艺术规律当中,转喻修辞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历史依据。不得不指出,不是所有的转喻喻体都能运用得足够自然和精当。《四渡》中,毛泽东形象多次用红辣椒来作地图标志物,林彪形象开始咀嚼黄豆,这两笔与史无征,颇难令人信服。
光谱的冷色一端,也有两个序列。一个围绕着蒋介石铺展开,另一个却是围绕着黔军首领王家烈及其夫人展开的。应该说,后边这个序列真正实现了四渡赤水叙事的一次创新和突破,因为它们在进一步强化时空背景的同时,前所未有地呈现了历史舞台上被喧宾夺主的戏码,并揭示了这出悲喜剧的前因后果。王家烈队伍里的烟枪得到了充分展示,既道出当地经济和农业的畸形,又解释了黔军战斗力随着鸦片摄入量和效力减退而忽高忽低的荒唐。王夫人万淑芬的首饰则见证了国民党内部的钩心斗角,剧情开始不久,宋美龄厚赐的第一套珠宝似乎预示着蒋介石的认可,当剧情接近尾声时,又一套华贵的首饰却意味着地方势力被蒋瓦解的下场。如果我们把王家烈的视角作为解读本片叙事的角度,这部影片就一变而成为贵州近现代历史的别样读本。王家烈站在老母寿宴的戏台上,台下人群散尽。他坐上滑竿,流畅地被抬出遵义。他登上飞机,从此远离贵州乡土。这几场戏,在整部影片中都抢眼而有趣。贵州地区特殊的现代化进程、贵州地域的文化心理特点,获得了一个立意新鲜的艺术文本,尽管仍然不无标签化和脸谱化之嫌。
随着这幅光谱的展开,影片的主题,或者说历史的结论,也出现在两极处。艺术形象方面,首先是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对立。为了突出这一点,影片使用了形式感非常强烈的超现实手法:在同一画面中,毛、蒋隔着地图和沙盘相向而视,用光影和色彩来暗示出正义与反动、胜利与失败。这种处理方式对于成长于游戏、PPT等信息传达逻辑下的Z世代观众,可能更容易被其迅速理解和接受。而对于上一世代的观众,红军基层指战员赵德发(于适饰演)和从小土匪身份转来的红小鬼阿金(夏子轩饰演)之间发生的启蒙故事,则要更加容易认同和共情。这条线索还串联起战场的艰难困苦、多位同志的壮烈牺牲,因而更契合宣教主旨。
影片对毛泽东形象(刘烨饰演)的塑造,其运思则跳出IP化,既复归于对历史原初记录的忠实再现,又追求对现代审美意识的艺术创新。而无论再现还是创新,从电影史的维度来看都显得颇有颠覆性。首先,是毛泽东在画面中的位置改变了。遵义会议开始时,他并未居于中心,甚至尚未进入核心圈子,而只是在外围靠墙、光线暗淡的地方沉默地坐着,满面菜色,异常瘦削、憔悴。这里的群像构图、个人造型不但如实呈现了毛泽东当时在领导层中的地位,而且获得了隐喻的意味。其次,是毛泽东并非永远指挥若定、料事如神。即使在遵义会议之后,他也仍然遭遇土城、青杠坡这样的败绩,继而被同志、特别是领导层质疑和批评。这又导致他陷入焦虑、急躁、愤懑,甚至在苟坝会议上冲口说出不当前敌政治委员了这样的气话。正是这样的冲动、感性,为他几个小时后夜访周恩来时的冷静、理性做足了铺垫,而他的成熟同时也表征着我党领导层整体上的成熟。还有几处细节的安排能看出匠心,如战士在毛运筹帷幄的间隙递来一颗堪称奢侈品的鸡蛋,毛眼光不离战图,伸手还给战士,吩咐给贺子珍同志送去。一方面,没有正面出现在影片里的这个信息补齐了战场和他个人的全景,另一方面,又不必把观众的视线和焦点从紧张的战事和叙事主线上移开。《四渡》对毛泽东形象的认识和表达,为今后的创作拓宽了道路。
电影《四渡》剧照

考察并分析《四渡》,实际上引出的是如何理解中国文艺的当代面相,以及中国文艺未来前行方向等问题。这些问题既是思想层面的,又呈现为非常具体的现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