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是发生于1900年（清朝末期）的一场社会动乱。该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义和团事件、义和团事变、北清事变[2]、清国事变、义和团战争等。在中国，因其发生年份为庚子年，亦常称作“庚子事变”。为统一表述，本文采用“义和团之乱”作为标准称呼。

补充说明

该运动以高呼“扶清灭洋”的宗教性秘密结社——义和拳（拳教）为核心，展开了排外主义活动[3]。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清朝西太后支持此次起事，并于6月21日向欧美列强宣战，从而使事件演变为国家间战争[4]。

然而宣战后不足两个月，为保护北京的外国公使馆人员及侨民，八国联军进军北京。其中，日本投入了约7500人的兵力。

背景：清末基督教传教活动

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较早，但在清末之前并未获得大量信众。这一状况的改变始于清朝与西方列强接连战败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此前传教活动仅限条约口岸，而《天津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中加入了允许在内地传教的条款，此后大批外国传教士得以进入中国内陆，基督教信众逐渐增多。

教案的发生

列强国家的传教士及相关机构倚仗本国军事强权与不平等条约，以混杂着宗教信念与战胜国傲慢的姿态面对中国社会。他们滥用特权谋取利益，并强行推广西方惯例，常与地方居民、商人及乡绅发生冲突。使情况更加复杂的是殖民地政策下产生的"吃教者"（Rice Christians）现象。部分因天灾或朝廷赈济不力而陷入饥荒的民众，为求生存投靠传教士的慈善救济，甚至出现整族整村集体皈依的情况。同时，一些因外国商人经济特权冲击而沦为社会弱势的群体，也为寻求庇护加入教会，客观上助长了基督教势力的扩张。例如在南方，土客械斗频繁爆发，地方官府往往压制客家人，导致许多客家人为寻求庇护集体皈依基督教。此外，也存在罪犯或被官府追查的团体为逃避制裁而加入教会的现象。

外国传教士、信徒与中国民众之间的冲突事件被称为“仇教事件”（史料中多记为“教案”）。这类事件多由信徒与普通民众的地界纠纷、传教士介入民事，或修建教堂引发矛盾等具体问题演变而来。自1860年代起，史料中开始出现“教案”记载，至1890年代在长江流域频繁爆发。这些事件逐渐激化了民众对列强的不满情绪——不仅因为传教活动与传教士，更因为连中国籍信徒也凭借不平等条约获得特殊保护，甚至时有暴力行为，且纠纷结果往往偏向教会一方。

当民众对地方官员的裁决不满时，常会袭击教堂、神父或信徒，试图以暴力解决问题。就连平定太平天国的功臣曾国藩也曾告诫：即使外国人有错，也不可写入公文将事态扩大。民间逐渐形成了“外国人比官员高出三等”的普遍认知。

仇教事件的频发，在民众中不断滋长对列强及基督教的抵触情绪，同时也加深了人们对被迫对外国人卑躬屈膝的官僚与乡绅的失望

义和团的兴起——以山东省为中心

成为动乱主体的义和团起源于山东省。19世纪末，山东省内以德国势力为代表，凭借基督教会的特权背景进行扩张的现象日益显著，随之而来的是教案频发。德国对山东省不仅从国家权益角度进行渗透，同时也高度重视基督教的传播。其利用在山东省的特权及工业优势进行土地掠夺、商业活动与传教，不断激起当地民众的反帝情绪，且随时间推移日益高涨。

义和团的起源难以像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那样追溯到单一源头。因此学界存在两种主要观点：一说认为其源自具有白莲教色彩的拳法组织；另一说则认为其源于地方官府认可的民间自卫团体“团练”。以下依据在日本及中国学界较受支持的观点进行阐述。

山东原本存在名为“大刀会”的武术组织。该组织具有乡土自卫和维持治安的性质，例如捕捉盗贼并押送官府。后来，他们介入因天主教神父利用优越资本和特权强占土地而引发的民教冲突。1897年，大刀会袭击德国神父，实施了破坏教堂与杀害神父的行动（曹州教案）。此事导致德国政府派遣军舰进行威胁，强行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胶澳租界条约》），获取了20万两白银赔款以及胶州湾、胶济铁路的权益。该组织至1899年势力扩展至山东省西北部，并与当时名为“神拳”的派别逐渐融合。

义和团势力的扩张与转化

在山东省的其他地区，同样发生了本地武术组织与列强势力对抗的事件。例如，因修建教堂引发的土地侵占纠纷中，民众在列强政府压力下遭受不公判决，遂向名为"梅花拳"的武术流派求助。梅花拳聚集约三千门人，于1897年袭击了当地教堂。此后，为避免牵连历史悠久的梅花拳整体，该组织改称"义和拳"。此举亦是为了吸纳更多非梅花拳背景的民众加入抵抗运动。在反帝斗争扩大的背景下，各地团体逐渐整合，形成了统一的"义和拳"组织。

义和拳势力如燎原野火般迅猛扩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时任山东巡抚毓贤是排外主义者，对镇压行动态度消极。毓贤因义和拳的攻击目标仅限于基督教相关设施而对其抱持同情，甚至将主张镇压的平原知县蒋楷革职，并试图将义和拳认可为合法的地方自卫组织"团练"。正是在此背景下，"义和拳"开始被称作"义和团"。下文将统一使用"义和团"这一称谓。

1899年末，毓贤因欧美列强施压被调离，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后对义和团采取了镇压政策。

义和团进京与“扶清灭洋”及清朝宣战布告

义和团向直隶扩张与京畿局势失控

被清政府从山东排挤出的义和团势力，迅速向直隶省（今河北省及北京、天津地区）蔓延。至1900年春夏季，北京至天津之间的广大区域已遍布义和团民。直隶省因天灾频仍、水利失修，产生了大量失业者与灾民，这些人群被义和团吸纳，使其规模急剧膨胀。义和团的攻击对象从外国传教士、中国基督徒，扩展至售卖洋货的商铺，甚至铁路、电报线等近代设施也遭到破坏。京津间的交通与通讯因此几近中断。

当时的义和团存在多个派系，知名首领包括王成德（本名王觉一）、宋福恒（又称宋赤子）、张德成等人，各自统领数千团众。其中较为特殊的是全由女性组成的“红灯照”，其首领被称为“黄莲圣母”。

义和团能在京畿要地横行，原因复杂：一方面是其自身势力迅速壮大；另一方面，清廷内部对义和团态度存在严重分歧。虽有列强施压要求镇压，但许多高级官员（如载漪、刚毅等）因认同义和团“扶清灭洋”或“兴清灭洋”的口号而对其抱以同情，甚至暗中支持。就连西太后本人也对列强深怀愤懑，故而对义和团采取放任态度。据史料记载，进入北京的义和团民一度可能达到约二十万人。

义和团在京畿的恣意行动，很快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事件：1900年6月10日，大批义和团涌入北京城；6月11日，奉命进京护卫的甘军（董福祥部）士兵杀害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Clemens von Ketteler）在前往总理衙门途中，被清军神机营章京恩海开枪射杀。这两起对外交人员的杀害事件，直接激化了中外矛盾，成为八国联军大举进军和清廷被迫对外宣战的重要导火索。

“宣战布告”的决策过程

与义和团起源问题同样备受探讨的，是清朝对列强发布的“宣战布告”。此项决定是在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反复权衡对义和团及列强联军策略后最终作出的。西太后为何会主动采取这一看似飞蛾扑火般的冒险决策？（多位主和派高官在宣战后随即被处决）。尽管确有情绪激愤的因素，但若仅以此解释、将其简单归结为“疯狂之举”，则非历史学所取。以下列举促成“宣战布告”的若干关键动因：

大沽炮台问题——最具决定性的事件被认为是大沽炮台被占。该炮台扼守海河河口，是保卫天津与北京水路门户的战略要地。1900年6月17日，列强在未宣战且炮台并未被义和团控制的情况下，要求清军限期交出炮台，遭拒后即发动猛攻并将其占领。这种在非战争状态下直接夺取关键国防要塞的行为，强烈刺激了清廷中枢。加之列强长期通过教案干涉司法、逼迫罢免山东巡抚等累积压力，以及部分主战大臣“列强欲瓜分中国”的奏报，共同促使西太后产生“列强已实际开战”的认知，最终下定宣战决心。刚毅所言“累朝之积愤”，正是这种情绪的总爆发。

“照会”问题——指一份据称列强要求西太后归政光绪的伪造外交文书。西太后阅后震怒，成为推动宣战的重要情绪诱因。后世研究普遍认定该“照会”系端郡王载漪等主战派为激化矛盾而伪造，虽具体伪造者尚无定论，但其内容与列强当时实际意图明显不符。

清廷内部权力斗争——戊戌政变后，慈禧集团与光绪帝关系紧张，废立之谋屡遭列强委婉劝阻及李鸿章等重臣反对。主战派企图利用义和团打击列强，同时将主和派斥为“媚外”以清除政敌，从而巩固自身权力。在此背景下，义和团被视为可借用的力量。

1900年6月21日宣战前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上，虽主和派仍据理力争，但西太后以 “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 为由，决意利用民气背水一战。至此，清廷正式颁布《对万国宣战谕旨》，将国家命运推向一场空前危局。

八国联军派遣

第一次八国联军派遣

基于驻京公使请求的列强军事介入

应各国驻北京公使的请求，自5月末起，列强开始筹划联合军事干预。6月上旬，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的约2000名联军向北京进军。但由于义和团破坏了京津铁路（北京-天津段），联军需要一边修路一边推进，导致行军速度迟缓。在廊坊地区，联军遭到义和团、清朝正规军以及董福祥所部甘军的阻击，被迫撤回天津。

由此可见，在清朝发布宣战布告之前，列强早已派遣军队并展开了针对义和团的军事清剿行动。

6月17日，列强对天津大沽炮台的进攻被清朝谴责为“无礼横行”，这一事件成为促使清朝最终决定宣战的关键动因之一。

第二次联军的组建与日军的参战

为镇压义和团而出兵的列强共有八国，包括英国、美国、俄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七个欧美列强及日本。联军总司令由英国人阿尔弗雷德·盖斯利担任。

日本外相青木周藏于6月13日表明立场：若获英国同意，日本已准备派遣大规模军队[7]。鉴于俄国趁义和团之乱向满洲大举派兵扩张势力的局势，担忧俄国权益扩大的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先后于6月23日、7月5日及7月14日多次向日本提出出兵请求[7][8][9]。在第二次与第三次请求时，英方还提出了财政援助的方案[7]。其中7月5日的请求尤为特殊——索尔兹伯里侯爵以列国代表身份正式提出，并明确表示“能出兵的国家唯有日本，且无任何国家反对”[9]。第二次山县内阁接受此请求，于1900年7月6日决定增兵，日军部队于7月18日在大沽登陆，7月21日抵达天津[8][10]。值得注意的是，在义和团镇压战争中，兵力数与战死者千分比分别为：日本16.2‰、俄国约10‰、英国6‰[7]。

联军总兵力约不足两万人，其中派兵规模最大的国家是日本与俄国。这源于日俄以外的各国因各自面临的国内外问题，难以抽调更多兵力。特别是英国正深陷与荷兰移民后裔建立的奥兰治自由邦及德兰士瓦共和国的布尔战争，无力派遣大量军队，转而请求日本出兵，这也成为日本大规模派兵的重要原因之一[7]。此外，美国因正在进行美菲战争，与英国情况类似，仅派出少量部队。

日军在陆军大臣桂太郎命令下，派遣第五师团（约8000人） 参战，指挥权交由福岛安正。他精通英、法、德、俄、汉五国语言，刚完成对俄清两国的考察旅行回国，其丰富的经验使其被任命为此次行动的指挥官。

此次日本出兵背后蕴含着多重战略意图。保护公使馆固然是表面理由，但其深层目的主要包括：扩大日本在清国的权益；通过打击清朝以确立日本在朝鲜半岛的优势地位[11]；牵制同样派出重兵的俄国；通过以列强阵营成员身份派兵，炫耀其作为“远东宪兵”的存在感，并为未来修订不平等条约铺设道路。

（日军炮兵步兵骑兵部队可见于日文维基百科的义和团之乱）

战争进程

联军的首个关键战役是大沽炮台与天津攻防战。联军与围攻租界的清朝正规军——聂士成率领的武卫前军及马玉崑统率的武卫左军发生激烈交火，战斗以联军全面压制清军告终。此役导致聂士成战死，数日后的7月14日，联军完全占领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因战败责任自杀。据记载，天津城南门一带遗留了约四千名义和团民及清军士兵的遗体。

8月4日，联军开始向北京进军，但由于各国步伐不一，推进速度缓慢。这既源于军事行动上的协调困难与各国军队作战积极性的差异，更根本的原因在于，联军内部对 “是否应尽快抵达北京”这一核心战略问题存在严重分歧。英国和日本主张应尽早解救北京公使馆，而另一派意见则认为，进攻北京反而可能激化清朝与义和团对使馆人员的迫害。更有国家企图通过延长清朝与义和团造成的混乱局面，为更深度的军事干预制造借口。无论如何，联军缓慢的推进速度无疑延长了北京被困人员的煎熬，这一滞后后来也备受各方谴责。

义和团与清军的军事能力评析

尽管存在若干激战，但联军整体并未陷入苦战。虽然清军与义和团在兵力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但其装备水平却存在代差。仅有大沽炮台守军、聂士成统领的武卫前军以及马玉崑率领的武卫左军等部分近代化部队属例外，然而即便是这些部队，仍因大量士兵不熟悉新式武器操作而难以发挥有效战力。正如日军对大沽炮台攻防战的评述所言：“各处因己方弹药自爆，终致无法抵抗。据云敌（清军）之死尸七八百具横陈于炮台内”——训练不足导致无法有效运用近代火器，甚至因操作不当引发自爆事故。至于义和团，其装备大多仅为刀矛剑戟，持有火器者寥寥无几。

若从军队组织角度观察，不仅义和团，即便是清军也缺乏统一指挥协调的能力，日军评价其在此方面仍显前近代特征。然而日军并未因此轻视对手，有记载称：“彼等所携武器多为清国传统刀枪剑戟或前装枪，虽皆不足为惧，然其顽强抵抗、令我军士卒艰苦之勇气实堪称赞。”可见其士气颇为高昂。但试图以高昂士气弥补战术与装备劣势的做法，往往导致惨重伤亡——这场动乱中的死伤者，绝大多数是义和团民与清军士兵。

北京进攻（第1次总攻击）

8月14日，联军开始攻打北京，并于次日将其攻陷。北京城内虽集结了八旗、北洋军等约四万余兵力，但在先前与自天津进攻的联军交战中已遭败绩，因战死或战意崩溃逃亡，至城防战时兵力已严重折损。自北京陷落起，联军实施了长达约一年的占领统治。

占领行动甫一开始，联军便展开大规模劫掠，紫禁城秘藏珍宝等大量文物自此流散海外。联军的暴行使王公贵族府邸、颐和园等文化遗产遭洗劫、焚毁与破坏，甚至出现专为销赃而设的赃物集市。

日军先于他国军队行动以攫取战利品，率先控制总理衙门与户部（财政机构），劫掠了约291.48万两马蹄银及32万石稻谷，因而成为列强中缴获物资最丰者。这一行动据称是在后文将提及的情报军官柴五郎的指挥下实施的。

西狩（逃亡）西安

北京陷落前，慈禧太后乔装成贫民仓皇逃离紫禁城，途中经山西大同等地，于同年10月辗转抵达西安。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她便曾避祸热河，此次已是其人生中第二次"蒙尘"（帝王流亡）。

此次逃亡中，她强迫其侄光绪帝随行，并命太监将独得帝宠的珍妃推入紫禁城宁寿宫后井中溺毙。挟带光绪帝同行，是为防止其留京后借助列强支持重掌亲政大权；而处死珍妃，则因慈禧深恐这位渐具影响力的妃嫔将来威胁自身权势。后来正是日军从井中打捞出珍妃遗体并予以安葬。

联军占领北京约一年期间，慈禧因厌弃受控于洋人的京城，始终不愿回銮，在西安驻跸直至1902年1月。此后她乘火车返京——这是她人生中首次乘坐火车。下附《东南互保示意图》中标注有慈禧与光绪的出逃及回銮路线。

北京笼城战

使馆区被围的开始

清朝的宣战布告，几乎等同于将在华外国人与中国基督徒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对于当时在北京的外国公使和中国基督徒而言，这尤其意味着危急时刻的到来。当时，位于紫禁城东南方向的东交民巷使馆区内，聚集了约925名外国侨民以及近3000名中国基督徒，男女老幼皆有。然而，各国使馆的卫队及志愿武装人员总计仅481人。

6月19日，清廷下达了要求所有外国人在24小时内离境的通牒。自次日（6月20日）起，对使馆区的围攻便告开始。此后的近两个月时间里，被困人员被迫坚守直至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12]。值得一提的是，被围困者中包括著名汉学家伯希和、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Robert Hart）、《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G.E. Morrison），以及日本学者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古城贞吉等知名人士。

柴五郎

在此次被围困事件中，日本陆军炮兵中佐柴五郎[13]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公认对坚守的成功作出了极大贡献。柴五郎当时正以驻北京公使馆武官身份在清朝任职。由于被围困人员来自各国、成分复杂，沟通协调成为首要难题，而精通英、法、汉等多国语言的柴中佐有效居中斡旋，极大地促进了各方相互理解。尽管被困人员的名义总负责人是英国公使窦纳乐（Claude MacDonald），但在实际防御作战中承担总指挥职责的正是柴五郎（原有一位法军上校，但因属于技术兵种而辞任指挥，柴五郎遂成为当时各国军官中资历最深者）。解围后，他不仅受到日本国内赞誉，也获得了欧美各方的高度评价。

中国基督徒群体

此次北京使馆区被围事件，亦不能简单以“中国人对抗外国人”的框架理解。如前所述，有大量中国基督徒同样逃入使馆区寻求庇护，他们在防御过程中承担了许多关键任务，其作用不可忽视。

这些中国基督徒不仅参与战斗，还负责警戒、修筑防御工事、消防灭火、救护伤员，并与外界（联军）进行秘密联络。柴五郎在后来的回忆中坦言：“若无耶稣教徒（中国基督徒）相助，以我等寡兵断难守住肃亲王府”，“能顺利完成那些任务，实得益于众多可信赖的中国人。当时未公开此事，是因一旦表明，他们将被视为‘汉奸’而遭不幸”。可以说，正是日本、欧美人员与中国民众之间的团结协作，且内部未产生重大冲突，才支撑了这场防御战——至少有效避免了从内部瓦解的局面。

清朝的交战姿势

然而，围困得以持续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清朝不彻底的作战姿态。 尽管慈禧太后下令“宣战”，但清廷从一开始就缺乏战胜列强的信心，至少荣禄等消极主战派作如此想。因此，当考虑到战败后可能遭联军报复时，清廷对屠杀使馆人员心存犹豫。柴五郎等人也敏锐察觉到这种态度差异，解围后他曾指出：董福祥的甘军确实意图歼灭守军，而荣禄直辖部队虽开枪射击却很少发动突击。

如右侧示意图所示，尽管肃亲王府及法国公使馆方向的防线逐步后撤，但各国公使家属避难的英国公使馆区域防线几乎未被突破。正如同样被困的日本公使西德二郎所言“清政府决心未定”，清廷在处理公使团问题上始终摇摆，难以做出无情决断，这正是两个月围城战背后的实情。可以说，使馆区实际处于清廷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拉锯的夹缝之中。近年亦有研究认为，清廷有意将使馆人员作为人质保留，以期作为与列强外交谈判的筹码。

此外，北京城中成功坚守的并非只有使馆区。位于西什库的天主教北堂也有约三千名欧美人士与信徒被困，并最终坚守到解围。

围困的终结

虽然清军不时发动袭击和夜袭，但期间曾多次穿插休战，使守军得以喘息，公使团也能与清廷进行交涉。特别是自7月17日至北京陷落前数日，相对稳定的休战状态持续较久，守军甚至能补充几近耗尽的粮食和弹药。8月11日至14日清军攻势再度加强，但8月14日下午援军终于抵达，历时近两个月的围困至此结束。

此役各国均有伤亡：被困外国人总计925名，其中战死者约20人。日军因防守遭受猛攻的肃亲王府，在各国中死亡率最高。中国基督徒中有18人遇难。

东南互保（宣言）

当西太后颁布“宣战上谕”明确对列强硬立场之际，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等地方实权督抚却联合宣称该谕旨为“伪诏”，拒绝执行，并着手镇压辖区内义和团。同时，他们与各国驻上海领事达成 “东南互保” 协议，力图将义和团动乱限制于华北地区。具体而言，盛宣怀、张謇等人居中联络，与列强共同议定《保护南省商教章程》九条及《保护上海租界城厢章程》十条，承诺只要列强不进攻东南各省，地方当局将全力保护外侨生命财产安全。

此项“条款”得以成立，实因清廷东南地区督抚等封疆大吏与列强在华利益达成暂时妥协。

可以说，这是地方大员为维护区域性利益而采取的联合行动，旨在先发制人阻隔义和团运动向南蔓延。

此举显然违背了西太后旨意，刚毅等主战派虽上奏弹劾，但西太后已无力追究。究其根本，名义上的皇帝光绪本就反对开战，其此前虽曾下达保护公使馆的谕旨（遭慈禧阻挠而未撤销），致使东南官员可借“遵奉皇帝意旨”之名行事，朝廷在法理与实力上皆缺乏严惩他们的正当性与执行力。

北京陷落后

地方实权官僚在动乱平息后，立即着手改善与列强关系。例如在《辛丑条约》签订前夕的1901年8月，此前曾率日军参与攻占北京的福岛安正受日本军方派遣前往中国东南地区，与张之洞、安徽巡抚王之春、江宁布政使恩寿（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疗养期间的特使）等商讨中日军事合作事宜。同年11月，日本仙台举行陆军大演习时，张之洞、刘坤一等派遣了约90名中国东南地区的文武官员前往观摩。

从“扶清灭洋”到“扫清灭洋”

北京陷落后不久，清廷态度发生180度转变。1900年8月20日（实际应为8月14日联军入京后，清廷于西逃途中陆续发布谕旨），清廷发布“罪己诏”，将义和团改称为“拳匪”或“团匪”，定性为叛乱武装。此后义和团被迫同时与清朝为敌。原本以“扶清灭洋”为旗号的义和团对清廷彻底失望，转而提出“扫清灭洋”（亦有“平清灭洋”、“反清灭洋”等变体口号）。这一转变的深层原因还包括：清廷在随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中背负了巨额赔款，不得不将财政压力转嫁给平民，从而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镇压义和团

北京占领后的军事行动

1900年9月北京陷落后，德军瓦德西元帅率数万兵力增援联军并出任总司令，随即对北京周边地区展开多轮惩罚性清剿。联军累计实施78次针对义和团残余势力的扫荡作战，范围覆盖山海关、保定乃至直隶与山西交界处的广大区域。其中德军行动尤为频繁，约占扫荡总次数的一半。

与此同时，俄军借机进占中国东北。6月义和团占据黑龙江畔俄属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后，俄军以报复为名摧毁江东六十四屯华人聚居区，继而南下全面占领东三省（满洲）。此举成为后来日俄战争的重要诱因之一。如右表所示，北京陷落后联军实际投入兵力更多，峰值达71,920人，旨在强化战后对清朝的势力渗透。

义和团运动中的伤亡统计

尽管联军投入重兵，但据日军统计，其在整个军事行动期间阵亡757人、负伤2,654人。其中日军伤亡最为惨重（阵亡349人，负伤933人）。此外，被清军与义和团杀害的教会人员（含天主教与新教）共计241人。

清军与义和团方面的伤亡因缺乏系统记录难以精确统计，但仅从前文引述的天津攻城战中日军记载“遗骸约四千具”便可推知，长达一年的战乱造成了极为惨重的人员损失。

（北京议定书）

西太后在逃离北京途中颁布了镇压义和团的上谕，同时授意李鸿章着手与列强议和。彼时她留下了后世广为流传的指令：“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意为“只要能保全清朝（及西太后自身）统治地位，可不惜代价满足列强要求”）。和谈由庆亲王奕劻与复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负责，但战败国的立场使其不得不接受列强提出的严苛条件，其中亦包含着保全西太后权位的交换代价。

义和团之乱的责任被归咎于端郡王载漪、刚毅等数名重臣及约五十名地方官员，他们或被处决或遭流放。1901年9月7日签订的条约中，最为苛刻的条款当属赔款数额——尽管清朝年财政收入仅约8800万两，赔款总额却被定为4.5亿两，连本带息高达9.8亿两。这笔巨额负担最终转嫁至平民身上，致使“扫清灭洋”等敌视清朝的口号在义和团之外的社会阶层中逐渐扩散。

联军占领北京及紫禁城后，《辛丑条约》规定清朝须支付赔款（庚子赔款），且北京周边防务改由外国部队驻守[14]。日本据此在京津地区设立“清国驻屯军”（后改称“支那驻屯军”）15[注8]，该部队后来成为中日战争初期日军的主力部队之一[2]。

影响

一、 中国国内

1. 总理衙门的废止与外务部的创设

如《辛丑条约》所规定，这是在列强强烈要求下实现的。列强对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主管清朝外交的总理衙门在清廷内部地位日益下降感到不满，因而要求清政府重视外交，最终促使其废除总理衙门，设立地位高于其他各部的外务部。

2. 中国的半殖民地化

《辛丑条约》规定外国有权在北京、天津等地驻军，且巨额赔款使清朝及后来的中华民国不得不接受外国对财政的控制（以海关税、常关税、盐税作担保），至此已难以维持独立国家体面，陷入所谓“半殖民地”状态。对北京驻兵权的承认，日后也成为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的诱因之一。

3. 对清朝信任的瓦解

最深远的影响在于，民众的不满矛头从列强更多转向了清朝自身。这等同于清朝灭亡的倒计时已然开始。清廷在对外“宣战”时曾言“现在中国积弱已极，所恃者惟人心耳”，却在京城陷落后轻易抛弃义和团，其反复姿态令民众深感失望。而为支付条约规定的巨额赔款强加于民众的沉重负担，最终使人民对清朝彻底绝望。孙中山曾言，此前他在中国多次尝试革命均告失败，屡被周遭讥为鲁莽，但义和团运动后，民众中旁观氛围锐减，积极支持革命者的风气陡然增长。可以说，义和团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伏笔。

4. 清末新政的启动

返回北京后的西太后，虽年近七旬却开始学习英语，对西方文明转而采取宽容态度，并转变政策启动所谓“清末新政”。其内容包括预备立宪、设立内阁、军事近代化、振兴经济以及废除科举、推行培养技术官僚与实务官员的教育改革，方向与此前被她镇压的康有为等人戊戌变法几无二致。这既是西太后认识到与列强实力差距的结果，也因刚毅等反对西化的势力在《辛丑条约》签订后被基本清除。

影响（续）

5. 聂士成武卫前军等北洋系覆灭与袁世凯的崛起

在义和团之乱中，直隶总督麾下的近代化军队（如聂士成部）因与联军作战损失惨重，唯独袁世凯所部以镇压义和团为主，未直接与列强交战，实力得以保全。由此，他在清廷内部影响力骤增。加之同期李鸿章、刘坤一、荣禄等清廷重臣相继去世的“时运”，手握当时清朝最精锐部队的袁世凯，将军事资本有效转化为政治资本。这最终推动他接替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并成为其日后在辛亥革命后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乃至称帝（洪宪帝）的重要根基。

二、世界与东亚

1. 日俄对立激化与日英同盟缔结

各国虽共同出兵镇压义和团，但日本与俄国间的矛盾在此过程中日益凸显。尤其是俄军占领满洲及军纪败坏的行径，不仅引起各国普遍忧虑，更使日本深切感到自身在朝鲜的权益可能遭受威胁。英国为维护在华利益，也转而重视日本，最终放弃“光荣孤立”政策，于1902年缔结日英同盟。此过程中亦有曾盛赞日军表现的记者莫理循的推动。

2. 领土割让要求的暂缓

甲午战争后，清朝一度面临被“瓜分”的深刻危机。而义和团事件后，列强通过巨额赔款与各项条约权益的攫取，已获得使中国半殖民地化所带来的永久性剥削保障。同时，尽管联军在战斗中展现了压倒性优势，却在占领区治理上遭遇重重困难，不得不正视统治中国的现实难题。联军总司令瓦德西所言“纵使集合各国之力，亦难以治理哪怕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口”，道破了列强当时的普遍心态。然而，仍有国家试图例外地寻求领土控制：俄国与日本。俄国占领满洲直接引发了日俄战争，而险胜的日本则进一步滋长领土野心，最终走向全面侵华战争。

另一方面，基督教会方面也因义和团后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的确立，其角色逐渐从“征服对象”转向“统治与榨取对象”，以往积极介入民教诉讼的做法有所收敛，教案数量因之逐渐减少。

3. 与大逆事件（幸德事件）的可能关联

表面看似无关，但有研究将1910年的“幸德事件”（大逆事件）的远因追溯至义和团时期的“马蹄银事件”。该事件指日军部队盗掘清朝库存马蹄银的丑闻。当时任《万朝报》记者的幸德秋水等人因对此事作出批判性报道，揭露军纪涣散，据称由此得罪了军方背后的山县有朋。有学者（如小林1986年著作）指出，这成为日后在缺乏明确证据的情况下仍将幸德秋水判处死刑的远因之一。

评价

1. 义和团运动当时的评价

当时的全球思想界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常以“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框架论述事件。这种对立往往被强行叠加于“西方/非西方”的范畴之上，并隐含着等级高下的预设——从“非西方（野蛮）”向“西方（文明）”过渡被视为“进化”与“进步”。在此语境下，义和团反基督教及反西方行为的讯息迅速传遍世界，被定性为悖逆“文明”的野蛮行径，招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强烈谴责。

然而，部分熟知中国实情的人士对义和团运动抱持同情态度，或对其意义有更深刻的认识。例如，被困于北京使馆区的奥地利-匈牙利帝国外交官罗斯托恩（A.E. Rosthorn）曾表示：“倘若我是中国人，或许也会成为义和团。”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Basil Liddell-Hart）则指出，义和团的兴起是国家意识觉醒的先兆。在日本，学者青柳猛（有美）亦撰文《义和团赞论》（收录于《有美臭》，文明堂，1904年），表达了对义和团的共鸣。

2. 历史学研究中的义和团运动

尽管学界一致认同义和团运动对中国史及世界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其历史评价至今仍难言定论，且因研究地域（中国、日本、欧美）及学者立场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即使在中国学者内部亦存在接近西方论述基调的观点。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于对义和团性质的判定。

在中国与日本学界，主流观点倾向于将其视为 “反帝爱国运动” ，强调其对欧美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而在美国等西方学界，则多将其定性为 “盲目排外的暴力运动”（如周锡瑞［Joseph Esherick］、柯文［Paul A. Cohen］等学者的论述）。就帝国主义议题而言，前者认为义和团是在与基督教群体（传教士及中国教徒）的冲突中，切身感受到对方凭借帝国主义特权（行政或司法上的）所获的优势，进而产生了反帝自觉；后者则主张义和团缺乏明确的帝国主义认知，其行为本质上源于仇外心理。

关于义和团是否具有爱国主义性质的争论亦持续不休。核心分歧在于：义和团是否具备近代国家概念？其口号“扶清灭洋”或“扫清灭洋”中的“清”具体指代什么？学者们因立场不同，对其究竟是“爱国主义”表现，抑或“民族主义觉醒”的争论莫衷一是。

2006年，中国学者袁伟时在《冰点周刊》发表文章，提出 “义和团运动存在排外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延缓了中国进步，并导致滥杀外国人” 的观点，该刊物因此被责令停刊整顿[16]。此举普遍被视为因其论述违背了中国共产党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的官方历史定性[16]。

义和团之乱的余闻

肃亲王善耆与川岛浪速

在使馆区被围期间，日军负责防守的区域包含肃亲王善耆的府邸。他与日本关系极为密切，尤其与川岛浪速渊源颇深，甚至后来将自己的女儿（日本名川岛芳子）过继给川岛为养女。而川岛浪速本人，正是在义和团事件中通过劝说促成紫禁城无血开城的关键人物。肃亲王与川岛浪速后来更合作参与了满洲独立运动，两人的命运可说是自义和团之乱后开始紧密交织。

赔款的退还

针对过于严苛的庚子赔款，国际社会逐渐出现批评与反思，获得赔款的各国以不同形式将部分款项返还用于中国。例如：

· 美国：用部分退款创办了清华大学（1911年成立）。该校与北京大学并列为中国顶尖学府，至今仍在理工科领域享有盛誉。

· 日本：于1922年决定将部分赔款用于对华文化事业（即“东方文化事业”），并正式通告中方。日本外务省为此新设“对支文化事业部”，并成立了中日联合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17]。款项用途包括资助东亚同文会、同仁会、日华学会、在华居留民团等对华交流团体，以及援助中国留日学生。

其中具有长期影响的成果是设立了一批学术研究机构，主要包括：

· 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

· 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

· 东方文化学院（后改组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部）

位于京都东山银阁寺附近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部，是一栋拥有教堂式钟楼的优美西式建筑，钟楼窗户饰有彩色玻璃。不过，钟楼内部通常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文物的损毁与流失及古美术商

八国联军对北京长达一年的占领，通过劫掠与诈取导致大量文物外流。其数量与质量均远超19世纪已流失海外的文物。尽管紫禁城本身幸免于全面洗劫，但天坛、各王府所藏文物遭严重破坏。珍贵典籍被盗窃，而欧美占领军因不识其价值，对许多秘籍肆意损毁。例如，收藏《实录》（王朝官方记录）与“圣训”（皇帝敕书）的皇史宬遭袭，损失惨重。此外，《历圣图像》四轴、《今上起居注》四十五册、方宾《皇宋会编》（宋版）、吴应箕《十七朝圣藻集》（明版）等珍稀秘藏文献就此散佚。《古今图书集成》与《大藏经》亦遭损毁或部分散失。东洋史学者市村瓉次郎赴北京调查时慨叹：“大藏之经典、图书集成、历代之圣训、其他种种以绫缎装裱之书籍，尽成残本，纵横杂乱堆于阁中，狼藉之状目不忍睹，令人不禁怆然。”

大量艺术品外流，却 irony 般地推动了中国艺术品价值在世界范围的认知。自日本主义（Japonisme）开启的东方美术热，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主要聚焦日本美术，而后逐渐转向中国传统艺术，至1910年左右中国陶瓷已成为主要收藏对象。

早期从事中国艺术品外销的，首推外交官兼实业家张静江在巴黎创办的通运公司（1902年成立），以及其后从通运公司独立、在巴黎长期经营的卢芹斋（C.T. Loo）的来远公司（Lai Yuan & Company, 1908年成立）。随后，日本古美术商也加入此业[18][19]。1912年收购恭亲王珍藏的山中定次郎所创山中商会，在北京等地收购，再于伦敦、纽约、东京进行销售[20]。其他如茧山松太郎的龙泉堂（1908年创立于北京）等商号，则以在北京收购后运往日本为主。亦有大量文物经日本流入欧美，主要包括书画古董、青铜器、瓷器与书籍，其中不少至今仍留存于日本。

代表例包括：

· 泉屋博古馆藏青铜器 “虎食人卣”

· 东洋文库大量收藏的 《永乐大典》

· 原为乾隆皇帝秘藏，后赐予恭亲王奕訢，又于义和团时期流失至日本的 王羲之《游目帖》（唐摹本） （该帖后于广岛原子弹爆炸中烧毁）。

此外，大仓喜八郎曾在长崎港将一名俄国商人准备运往美国的一整船艺术品全部买下，收藏于大仓集古馆（该批藏品后于关东大震灾中烧毁）[21]。

义和团运动简明年表

时间 事件

1894年 大刀会开始活动。

1897年11月1日 山东大刀会杀害德国传教士。

1897年11月 数日后，德国强占胶州湾。

1898年5月 义和拳以“顺清灭洋”为旗号，开始积极袭击教堂、教民。

1900年1月27日 列强公使团向清政府强硬要求镇压义和团。

1900年3月14日 清廷撤换山东巡抚毓贤，改任袁世凯为山东巡抚。

1900年4月 遭袁世凯镇压的义和团涌入直隶省。

1900年5月 义和团抵达北京。

1900年6月9日 各国公使请求本国政府派遣军队来京。

1900年6月19日 西太后决定支持义和团，并对西方列强宣战。

1900年6月20日 义和团开始围攻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8月14日）。

1900年6月21日 清政府正式对八国（英、美、俄、法、德、日、意、奥）宣战。

1900年7月14日 天津被八国联军攻占。

1900年8月14日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1900年8月15日 西太后携光绪帝仓皇出逃。珍妃死于紫禁城井中。

1900年9月25日 清廷发布上谕，公布“肇祸”王公大臣（主战派）名单。

1900年10月8日 关于议和的北京公使会议召开。

1901年5月29日 清政府被迫接受列强提出的 4.5亿两白银 赔款要求。

1901年7月31日 八国联军开始从北京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