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文 化 溯 源
——徐文化的前世今生
王照伦
（平邑县历史学会原创会会长）
于2025年11月22日在费县召开的古徐国溯源研讨会上交流
关键词 徐文化 东夷 徐偃王 仁义精神 文化传承 徐氏迁徙 遗址
摘 要 徐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发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东夷部族文明，以古徐国为核心载体，在夏、商、周三代历经 1600 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兼具东夷特质与中原元素、融合礼乐规范与仁义理念的独特文化体系。其起源与伯益后裔若木受封建立徐国紧密相关，商周时期逐步发展为江淮地区的先进文化代表，在青铜铸造、礼乐制度、城市建设等方面取得卓越成就，徐偃王所倡导的仁义理念成为其核心精神标识。公元前 512 年徐国为吴国所灭后，徐文化并未消亡，徐人沿南北两路迁徙扩散，在迁徙过程中推动文化跨区域传播，最终以淮海地区为核心形成稳定的文化圈，在方言、民俗、地名、姓氏等方面留下深刻印记。近现代以来，梁王城遗址、九女墩墓群等考古发掘出土的带铭文青铜器、都城遗存等实物资料，为徐文化溯源提供了关键佐证；徐氏宗族通过修撰族谱、建立郡望体系、举办宗族活动等方式，维系着文化记忆与族群认同。当代通过文旅融合、学术研究、精神传承、非遗保护等多元路径，徐文化实现了活化发展，其仁义精神、礼乐传统与地域认同价值，不仅深刻影响着淮海地区的文化建设与社会发展，更通过徐氏宗亲的全球分布，成为连接海内外华人的文化纽带。笔者结合传世典籍、考古成果与宗族文献，系统梳理徐文化的起源、兴盛、传播、延续脉络，探析其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展现这一古老文化跨越千年的永恒魅力。
1徐文化起源
1.1徐文化远古源头
徐文化的根源深植于中国东部的东夷部落民族文明，东夷族是远古时期活跃于黄河下游及淮河流域的重要部族群体，崇拜鸟、太阳，制陶工艺精湛独步天下，玉器加工技艺称雄四方，其文化发展水平与中原部落民族不分伯仲，共同构成早期中华文明源头。据《史记・秦本纪》载，东夷部落民族的领袖伯益（又称大费）曾协助大禹治理水患，“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因治水有功被舜帝赐姓嬴氏。伯益不仅在治水事业中展现出卓越才干，还“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为早期农业与畜牧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其功绩与威望为后世徐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东夷文化的核心区域与早期徐人的活动范围高度重合，考古学证据显示，山东中南部至江苏北部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与徐文化的早期遗存存在明确的传承关系。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器纹饰、玉器工艺，在后续徐国器物中多有延续，如大汶口文化中常见的鸟形纹，在徐国青铜器的羽翅式兽体卷曲纹中得到进一步完善，印证了东夷文化向徐文化的传承脉络。严文明在《东夷文化的探索》中指出，东夷部族的文化特质并非孤立发展，而是通过与中原部落民族的交流互动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特征也深刻影响了徐文化的构筑，使其从诞生之初就兼具地域性与包容性。
东夷部落民族的精神信仰体系对徐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鸟崇拜作为东夷文化的核心信仰之一，在徐文化中得到延续与发展，山东省临沂市郯城一带流传的少昊以鸟名官的传说，以及徐国青铜器上频繁出现的鸟形纹饰，都是这一信仰的物质载体。此外，东夷部落民族重视礼仪、崇尚自然的文化特质，也融入徐文化的基因之中，为后来徐偃王仁义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2徐国建立徐文化载体成型
夏建立后，禹的儿子启打破禅让制，创立世袭制王朝，为巩固统治对有功部族进行分封。《通志・氏族略》明确记载：“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于徐”，徐地大致位于今山东中部、南部及江苏徐州、邳州一带，这一记载与《史记・秦本纪》“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的记载相互印证，标志着古徐国的正式建立，也成为徐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
早期徐国的疆域范围集中在海岱与淮泗之间，这一区域气候适宜、土地肥沃，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也为徐文化的孕育提供了物质基础。山东费县东蒙镇出土的徐子鼎，器形规整，纹饰简洁，具有典型的商代青铜器特征，鼎上的 “徐子”铭文直接印证了徐国贵族的活动轨迹；山东费县薛庄镇境内与伯益相关的箕山（今吉山）遗存，发现商代晚期的聚落遗址与祭祀痕迹，进一步证实了早期徐人在该区域的长期活动。
这一时期的徐文化主要继承了东夷部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同时开始吸收中原夏、商文化的元素，形成兼具地域性与包容性的文化特色。在社会组织方面，徐国逐步建立起以世袭制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形成较为完整的统治阶层；在生产领域，农业成为主要经济支柱，同时制陶、玉器加工等手工业也得到初步发展，为徐文化的后续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
1.3夏商时期的徐国发展与文化积淀
夏、商时期，徐国作为东夷部族的重要方国，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既臣服又独立的关系。商代甲骨文中多次出现“淮夷”“徐夷”的记载，反映出徐国在商代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商王朝为巩固对东方的统治，曾对徐夷等东夷部族采取军事征服与文化安抚并行的政策，而徐国则在与商王朝的互动中不断发展壮大，徐文化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成熟。
这一时期的徐文化在物质生产领域取得显著进步。农业上已掌握较为先进的耕作技术，在考古发现的商代徐人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石镰、石锄等农具，以及碳化的粟、稻遗存，表明农业生产已成为主要经济支柱，且形成了粟稻混种的农业模式。在手工业方面，制陶技术达到较高水平，黑陶、灰陶的烧制工艺精湛，器型包括鼎、鬲、甗、豆等，部分陶器采用轮制技术，器壁薄而均匀，纹饰以绳纹、篮纹为主，兼具实用性与装饰性。
玉器加工工艺继承了东夷文化的传统，玉璧、玉琮、玉鸟等器物的制作精美，体现了徐人对玉器的喜爱与崇拜，也反映了早期徐文化的精神信仰体系。玉器在徐人的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是祭祀天地祖先的礼器，也是贵族身份地位的象征，其加工工艺的精湛程度，展现了徐文化在早期阶段的艺术成就。
在精神文化方面，徐人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祭祀体系，祭祀活动成为维系族群认同、沟通天地祖先的重要方式。从遗址中发现的祭祀坑、礼器等遗存可以看出，徐人的祭祀活动规模较大，仪式规范，体现了对自然与祖先的敬畏之情，这一传统也为后来徐国礼乐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徐文化的繁荣和精神塑造
2.1西周徐国崛起与文化交融
西周建立后，推行分封制，强化对其控制区域的统治，但徐国作为东方大国，实力依然强盛，成为周王室在东方的主要制衡力量。《尚书・周书・费誓》记载鲁侯伯禽讨伐淮夷、徐戎的史实：“徂兹淮夷、徐戎并兴，无敢不吊，敢寇攘奸宄，汝则有常刑”，可见徐国在西周初期已具备与周王室分庭抗礼的实力。在《诗经・大雅・常武》中有“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的诗句，描绘了周穆王时期大规模征讨徐国的军事行动，这从侧面印证了徐国的实力和影响力。
西周时期是徐文化与中原文化深度交流与融合的关键阶段。周王室的礼乐制度、青铜铸造技术通过战争、朝贡、贸易等途径传入徐国，与徐文化固有的东夷特质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貌。这一时期徐国的青铜铸造技术迅速发展，从模仿中原青铜器形制逐渐走向创新，器物种类涵盖礼器、乐器、兵器、农具等，纹饰既保留了东夷文化的鸟形纹、兽面纹，亦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窃曲纹、弦纹等元素。
如 360doc个人图书馆收录的 “余（徐）太子伯辰鼎”，其短折沿、方唇、半筒状马蹄形足的器形具有中原鼎器的典型特征，而耳外的三周方形凹弦纹、腹部的窃曲纹则融入了徐人独特的审美趣味，是文化交融的典型例证。这种交融并非简单的复制模仿，而是徐人在吸收中原先进文化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文化特质进行的创新发展，体现了徐文化强大的包容性与生命力。
在政治制度方面，徐国借鉴周王室的分封制与宗法制，进一步完善自身的政治体制，形成以国王为核心、贵族为辅助的统治体系。同时，徐国保留了东夷部落民族的一些传统习俗，形成兼具中原礼制与东夷特色的政治文化，这种独特的政治体制为徐国的崛起与稳定提供了保障。
2.2徐偃王时期仁义精神的铸就与文化高峰
周穆王时期的徐偃王，是徐文化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其推行的仁义之政不仅让徐国达到鼎盛，更铸就了徐文化的核心精神标识。据《韩非子・五蠹》载：“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虽记载中有“荆文王”应为“周穆王”之误，但明确呈现了徐偃王以仁义治国、国力强盛的历史场景。《荀子・非相》中描述徐偃王“长九尺四寸，眉目疏朗，有圣德”，其“行仁义”的事迹在后世文献中被广泛转述和赞颂。
徐偃王的仁义治理体现在多个方面。对内轻徭薄赋，重视民生，在《徐偃王赋》等多种历时文献里有类似“驰甲弋，坠城池，抚万民，散仓库，以财救人”的记述，反映了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景象；对外以德服人，不事征伐，吸引周边三十六国前来归附，使徐国疆域扩展至淮河流域广大地区，《后汉书・东夷列传》《韩非子・五蠹》等典籍均有“陆地而朝者三十六国”的记载，虽有夸张成分，但也反映了徐国当时的强大影响力。西晋张华《博物志》引《徐偃王志》曰：“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之水滨。孤独母有犬，名鹄仓，衔所弃卵以归，覆暖之，遂孵成儿，生时正偃，故以为名”，这一充满神话色彩的诞生传说，进一步强化了徐偃王的圣德形象。
在徐偃王时期的徐文化达到鼎盛，礼乐制度、青铜工艺、城市建设等方面均取得卓越成就。九女墩墓群出土的徐国编钟，制作精美，音律准确，体现了成熟的礼乐文化体系；梁王城遗址的早期都城遗存显示，当时的城市规划已具备一定规模，城墙、排水设施等建筑技术较为先进。徐偃王所倡导的仁义精神，超越了单纯的治国策略，成为徐文化的核心价值追求，深刻影响了后世儒家思想的形成。有学者研究指出，孔子“仁”的思想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徐偃王仁义治国的理念，徐文化为儒家文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这一时期的徐文化不仅在物质层面取得辉煌成就，在精神层面也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仁义精神、礼乐规范、创新意识共同构成了徐文化的核心内涵，使其在当时的众多地域文化中独树一帜，成为江淮地区的文化中心。
2.3春秋末期徐国兴衰与文化坚守
春秋末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徐国处于齐、鲁、楚、吴等大国之间，地缘政治环境极为复杂。这一时期的徐国虽仍保持一定实力，但只能在大国争霸的夹缝中艰难求生，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时战时和。在《春秋左传注》中多次记载徐国与楚、吴、鲁等国的交往与冲突，如鲁僖公十五年“楚人败徐于娄林”，鲁昭公四年“徐子、郯子、莒子会楚子于申”，鲁昭公三十年“吴灭徐，徐子章羽奔楚”，这些记载清晰呈现了徐国在春秋末期的兴衰轨迹。
尽管政治局势动荡，徐文化仍保持着自身的特色与活力。这一时期的徐国青铜器铸造技术达到顶峰，器物种类更加丰富，纹饰更加精美，铭文内容也更加详实，成为研究徐国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资料。1993年邳州九女墩三号墩出土的222件青铜器，包括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其中19枚编钟包含4枚甬钟、6枚镈钟和9枚钮钟，最重的甬钟达29.7千克，最轻的钮钟仅0.71千克，钮钟上清晰的“徐王之孙”铭文，直接标识了其徐国王室器物的属性。
这些编钟的形制既借鉴了中原礼乐器的规范，又在纹饰设计上保留了徐文化的独特风格，羽翅式兽体卷曲纹等标志性纹饰，展现了徐国工匠的艺术创造力。经音乐考古学家检测，这些编钟的音域宽广，音色优美，能够演奏复杂的乐曲，印证了徐国礼乐文化的成熟。除了青铜工艺，徐文化在农业、手工业等领域也持续发展。在考古发现的春秋时期徐人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铁制农具，表明徐国已较早掌握铁器使用技术，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制陶业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出现了印纹硬陶、原始青瓷等新品种，器物的实用性与装饰性进一步提升。
这一时期的徐文化在与楚、吴、鲁等国文化的交流碰撞中，既吸收了外来文化元素，又坚守了自身的核心特质。譬如，在徐国青铜器中出现的部分楚式纹饰，反映了与楚文化的交流；而核心礼器的形制与铭文风格，则始终保持着徐文化的独特性，展现出强大的文化生命力。
3徐国灭亡后的文化延续与传播
3.1徐国灭亡与徐人的迁徙传播
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在伍子胥、孙武的辅佐下，“吴子怒，冬十二月，吴子执钟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灭徐”（《左传・昭公三十年》）。存在长达1600余年的古徐国正式灭亡。徐国灭亡后，徐人被迫迁徙分散，主要分为南、北两支，其迁徙轨迹与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流动大潮相呼应，成为徐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
北支徐人向山东半岛、苏北地区迁徙，融入当地部族，进一步巩固了徐文化在淮海地区的根基。山东枣庄山亭区徐庄镇的徐故城遗址、山东临沂市费县薛庄镇的薛固城遗址等，均为徐人迁徙后的重要聚落遗存，在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石器等器物延续了徐文化的典型特征。这些迁徙后的徐人聚落，成为徐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维系着徐人的文化认同。
南支徐人沿淮水南下，经安徽、江西、浙江等地，部分甚至迁徙至福建、广东、四川一带。徐人南迁过程中与楚、越等文化发生深度融合，留下了大量文化遗存。江西高安曾出土铭文为“徐王义楚”的铜耑，器物形制兼具徐国青铜器的庄重与楚国青铜器的灵动，铭文内容与《左传》中“徐王义楚遣使访楚”的记载相互印证，为研究徐人南迁及徐楚文化交流提供了直接证据。李家和在《赣西北出土徐国铜器与徐人南迁研究》中指出，徐人南迁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还传播了徐文化的礼乐传统与价值观念，对南方地区的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移民潮中，大量徐姓族人从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地迁入四川，形成西南重要的徐氏聚居区。宜宾邱场、泸州玄滩、资中球溪河等成为主要聚居地，徐氏族人通过同乡聚居、联宗通婚等方式保持文化认同，同时吸收本地文化元素，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风貌。徐人的迁徙不仅是人口的流动，更是文化的传播与融合，使徐文化的影响范围从江淮地区扩展至全国多个区域。
3.2徐氏宗族文化传承的族群载体
徐国灭亡后，徐氏宗族成为徐文化传承的基本载体，通过修撰族谱、建立郡望体系、修建祠堂、举办宗族活动等方式，维系着徐人的文化记忆与族群认同。徐姓的形成与发展与徐国历史紧密相关，其主要来源为嬴姓徐氏，徐国灭亡后，宗室子孙以国为氏，成为徐姓的核心血脉。此外，还有子姓徐氏、少数民族改姓等支脉，在长期融合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徐姓格局。
郡望体系是徐氏宗族文化的重要标识，东汉至隋唐时期，徐姓形成了诸多郡望，成为族群社会地位与文化传承的象征。唐代徐姓有十大郡望，其中东海郯州是最早、最显赫的郡望，徐宁后代形成宰相世家，历代名臣辈出；长城郡望为东海分支，以文学传家；东莞姑幕、高平、琅琊（因西晋仆射徐宣的后代在此居住，后来逐渐形成望族。南朝宋有徐爰官至宰相。秦代始设琅琊郡治所在琅琊县今山东胶南市西南夏河城，西汉移至东武县今山东诸城市。北魏移至治所遗址在今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兰山街道古城村的即丘县，南朝宋改名为南琅琊郡）、濮阳等郡望也各具特色，在不同历史时期涌现出众多杰出人才。这些郡望不仅是徐氏宗族的地理标识，更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通过家族教育、家风传承等方式，将徐文化的仁义精神、礼乐传统传递给后代。
族谱修撰是徐氏宗族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徐氏族谱详细记载了徐国历史、徐偃王事迹、宗族世系、迁徙轨迹、家风家训等内容，成为连接古今徐人的文化纽带。族谱中尊若木与徐偃王为得姓始祖，强化了宗族的文化认同与凝聚力。祠堂作为宗族活动的场所，不仅是祭祀祖先的圣地，也是传承徐文化的重要空间，通过祭祀仪式、宗族会议、家族教育等活动，让徐文化的核心价值在族人中代代相传。
徐氏宗族的文化传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即使在今天宗族联系依然在维系文化认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海内外徐氏宗亲通过举办联谊活动、祭祖大典等方式，加强文化交流，传承徐文化的核心精神，使徐文化成为连接全球徐氏华人的精神纽带。
3.3淮海文化圈的形成与文化印记
徐国灭亡后徐文化并未因政权的消亡而中断，反而以淮海地区为核心形成了稳定的文化圈，其范围大致包括今天的徐州、连云港、淮安、临沂、枣庄、济宁等城市。这一区域虽分属江苏、山东、安徽等不同省份，但共同的徐文化渊源使其在文化特质、情感联结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成为维系区域认同的重要纽带。
在地名文化方面，淮海地区的许多地名直接源于徐国历史或徐人活动轨迹。山东费县的徐家村、枣庄的徐庄镇、江苏邳州的徐塘街道等，均以“徐”姓命名，见证了徐人在此地的长期居住；北魏时期临沂曾设“北徐州”，隋朝时期徐州行政区划进一步确立，这种地域命名的延续性，体现了徐文化对区域地理标识的深远影响。此外，“邳”“薛”等古地名的沿用，也与徐国的历史活动密切相关，邳州作为徐国后期的重要都城所在地，其地名自商代沿用至今，成为徐文化地域传承的活化石。
在方言与民俗方面，淮海地区的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区的淮海官话，其语音、词汇中保留了许多古徐语的痕迹，如临沂、枣庄部分乡镇方言中 “徐”“薛”发音相近，这一语音特征与徐人迁徙后的聚落融合密切相关。民俗方面，东夷部落民族的鸟崇拜习俗在淮海地区得以传承，山东临沂市郯城一带流传的少昊以鸟名官的传说，以及民间剪纸、刺绣中常见的鸟形图案，都是徐文化民俗基因的延续。
彭祖养生文化作为徐文化的重要分支，从徐州传播至淮海各地，其“药食同源”“顺应时节”的养生理念，至今仍影响着区域饮食习俗，如徐州伏羊节的举办，既传承了彭祖的饮食养生传统，又成为维系地域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此外，淮海地区的民间信仰、传统技艺、节庆活动等，都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徐文化的印记，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风貌。
3.4传统文献中的徐文化记忆传承
徐国灭亡后，后世文献对徐文化的记载与传承从未中断，从先秦诸子到明清地方志，徐偃王的仁义事迹、徐国的历史兴衰始终是重要的记载内容，为徐文化的传承提供了重要的文字支撑。除《史记》《左传》《韩非子》等经典典籍外，西晋郦道元《水经注》、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郑樵《通志》等文献，均对徐国历史与徐偃王事迹进行了补充与考证，使徐文化的历史记忆得以延续。
先秦诸子对徐偃王仁义精神的记载与评价，为徐文化核心价值的传承奠定了基础。《尸子》记载徐偃王“生而胞不坼，享有天生异相之誉”，《吕氏春秋》称赞其“有道之君也，好行仁义”，这些记载不仅丰富了徐偃王的人物形象，更强化了仁义精神作为徐文化核心的地位。后世文人墨客也通过诗文、碑记等形式，传颂徐国历史与徐文化精神，如苏轼在徐州任职期间所作的相关诗篇，既表达了对徐文化历史的敬仰，也推动了徐文化在文人阶层的传播。
地方志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徐文化的传承发挥了关键作用。《徐州府志》《邳州志》《临沂县志》等地方志中，专门设有“古迹”“人物”“艺文”等篇章，记载梁王城遗址、九女墩墓群等徐国遗存，以及徐偃王、徐子章羽等历史人物事迹。如《邳州志・古迹》记载：“梁王城，在州北五十里，相传为古徐国王城”，这一记载为近现代考古发掘提供了重要线索。地方志中收录的历代关于徐文化的记载与考证，成为研究徐文化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弥补了传世典籍的不足。
4近现代考古与徐文化研究深化
4.1核心遗址发掘还原徐国历史全貌
近现代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一系列与徐国相关的考古发掘成果，为徐文化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实物支撑，修正并丰富了仅靠传世文献研究的局限。其中，江苏邳州的梁王城遗址、九女墩墓群、鹅鸭城遗址，构成了徐国都城、墓葬、附属城址的完整体系，被考古学界誉为“徐文化考古的三大发现”，为还原徐国历史全貌提供了关键证据。
梁王城遗址位于邳州市戴庄镇，是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的大型聚落遗址，经多次考古发掘证实，该遗址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徐国都城。遗址的文化层堆积丰富，涵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商周文化、战国文化等多个时期，出土了大量陶器、青铜器、玉器、石器等文物。遗址中发现的大型宫殿基址、城墙遗存、排水设施等，展现了徐国都城的宏伟规模与高超的城市建设水平，其中大型排水设施由陶制管道组成，设计精巧，历经两千余年仍保存完好，体现了徐人卓越的工程技术智慧。孔令远在《徐文化渊源及特征初探》中指出，梁王城遗址的发掘“填补了徐国都城考古的空白，为研究徐国的政治制度、城市规划、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详见6.2江苏邳州梁王城遗址）
九女墩墓群位于邳州市戴庄镇境内，是徐国王族的墓葬区，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先后进行了多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九女墩二号墩、三号墩的发掘成果最为丰硕，1999年发掘的二号墩出土青铜器、玉器、陶器等文物100余件，2002年发掘的三号墩出土文物222件，其中包括19枚编钟、2件鼎、3件簋等重要礼乐器。这些青铜器上的铭文，如“徐王之孙”“徐伯之尊”等，直接印证了墓葬的王室属性，为研究徐国的世系传承、礼乐制度提供了关键文字资料。《江苏邳州市九女墩三号墩的发掘》考古报告指出，该墓群的发掘 “为确认徐国的政治中心、疆域范围以及徐文化的内涵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详见6.3江苏邳州九女墩墓群）
此外，山东费县的徐子鼎出土遗址、江西高安的徐王义楚铜耑出土遗址、四川宜宾的徐氏宗族遗存等，也为徐文化的起源、传播与传承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构建起徐文化从起源、发展到传播的完整证据链。这些考古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使徐文化的历史脉络更加清晰，也让这一古老文化的物质载体得以重见天日。
4.2器物实证青铜文化与徐文化特质
徐国青铜器是徐文化物质载体的核心代表，其铸造工艺、器形纹饰、铭文内容，集中体现了徐文化的艺术成就与文化特质，是研究徐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徐国青铜器的器形种类丰富，涵盖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生活用器等，其中礼乐器的数量最多、制作最精，反映了徐国礼乐制度的发达。
在礼器方面，徐国青铜器既遵循中原礼乐制度的基本规范，又融入自身的创新元素。鼎、簋、甗、爵等典型礼器的形制，与中原青铜器相似，但在细节设计上独具特色，如徐国鼎的耳形多为方耳或附耳，足部常采用半筒状马蹄形，腹部纹饰多为羽翅式兽体卷曲纹、窃曲纹等，与中原青铜器的兽面纹、云雷纹形成鲜明区别。360doc个人图书馆收录的 “余（徐）太子伯辰鼎”，便是徐国礼器的典型代表，其短折沿、方唇的造型符合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鼎器规范，而耳外的方形凹弦纹与腹部的窃曲纹则展现了徐国的独特风格。
在乐器方面，徐国编钟的铸造工艺与音律设计达到了同期领先水平。九女墩三号墩出土的19枚编钟，分为甬钟、镈钟、钮钟三类，每类编钟的形制、纹饰、音高均有严格规范，构成了完整的音律体系。经音乐考古学家检测，这些编钟的音域宽广，音色优美，能够演奏复杂的乐曲，印证了徐国礼乐文化的成熟。编钟上的铭文不仅记载了器主身份，还涉及祭祀、宴飨等礼仪场景，为研究徐国的礼乐制度与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铭文方面，徐国青铜器的铭文具有独特的书法风格，笔画刚劲有力，结构匀称美观，与中原青铜器铭文的庄重典雅形成鲜明对比。铭文内容多涉及祖先祭祀、战功赏赐、联姻盟誓等，如“徐王之孙作宝钟，用享于其祖考，用祈眉寿无疆”，既体现了徐人对祖先的敬仰，也反映了其追求长寿吉祥的美好愿望。这些铭文不仅是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珍贵遗存。
除青铜器外，徐国的玉器、陶器、石器等器物也各具特色。玉器工艺继承东夷文化传统，造型精美，寓意深刻；陶器种类丰富，制作工艺精湛，部分原始青瓷的烧制技术已较为成熟；石器则以生产工具为主，体现了徐国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水平。这些器物共同构成了徐文化的物质载体，展现了徐文化在物质生产领域的卓越成就。
4.3学术研究让徐文化价值的逐步彰显
近现代以来，学术界对徐文化的研究不断深化，从早期的文献考证到考古实证和多学科交叉研究，徐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学术地位逐步得到彰显。20世纪初，王国维、郭沫若等学者率先对徐国历史与青铜器铭文进行研究，郭沫若在《历史人物》中提出“徐人是殷代文化在南方的重要传播者”观点，开启了传统史学对徐文化的重视，拉开了徐文化研究的序幕。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发掘成果的不断涌现，徐文化研究进入黄金时期。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其他领域里的专家学者围绕徐文化起源、徐国历史疆域、徐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严文明的《东夷文化的探索》、孔令远的《徐文化渊源及特征初探》、李家和的《赣西北出土徐国铜器与徐人南迁研究》等论著，从不同角度系统梳理了徐文化的发展脉络，探析了其文化特质和历史影响。
近年来徐文化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跨学科研究趋势，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形成一股研究合力，从而推动了徐文化研究向更深、更广的维度发展。徐国历史研究会、淮海文化研究会等学术机构的成立，为学术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定期举办的徐文化学术研讨会，推动了研究成果的传播与转化。一个跨学科的徐文化研究共同体逐步形成。同时考古数字化、文物保护技术的进步，为徐文化遗存的保护与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如梁王城遗址的数字化建档、青铜器铭文的高清扫描与解读，进一步提升了研究的科学性与精准性。
随着徐氏宗族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徐文化研究的视角更加多元。学者们通过对徐氏族谱、郡望资料、宗族活动记录等文献研究，探讨了徐文化在民间的传承路径与当代价值，丰富了徐文化研究的内涵。徐文化的学术研究不仅推动了人们对中国古代地域文化的深入理解，也为当代徐文化的活化传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5徐文化的活化传承与时代价值
5.1让古老文化“活起来”
当代以来淮海地区各地依托徐文化遗址与遗存资源，积极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让古老的徐文化以更加生动、直观的方式走进公众视野，实现了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体现。各地将徐文化遗址保护与旅游开发相结合，打造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文旅品牌项目。
徐州、邳州等地将梁王城遗址、九女墩墓群等核心考古遗址纳入文旅规划，打造兼具考古研究、文化展示与观光体验的特色景点。邳州博物馆专门设立徐文化专题展厅，收藏并展示九女墩墓群出土的编钟、鼎、簋等文物，通过实物展示、场景复原、多媒体演示等方式，系统介绍徐国历史与徐文化特色。展厅内的“徐王之孙”编钟复制品可供游客敲击体验，让游客直观感受徐国礼乐文化的魅力；梁王城遗址公园则在保护遗址本体的基础上，设置了考古体验区、文化长廊等设施，游客可以参与模拟考古、制作青铜器拓片等活动，深入了解考古知识与徐文化内涵。
除了遗址旅游，各地还积极创新文旅产品形式，打造徐文化IP。借鉴徐州《彭城风华》实景演艺的成功经验，部分地区正在规划以徐偃王仁义故事为核心的文化演艺项目，通过“戏剧+科技+生态”的融合模式，再现徐国历史场景。同时，徐文化文创产品的开发也取得显著成效，以九女墩编钟、徐王鼎等文物为原型，设计开发了书签、冰箱贴、文创首饰等产品；将徐偃王仁义精神与现代设计理念结合，推出了主题文化衫、帆布包等文创产品，让徐文化元素融入日常生活。2024年徐州春节假期文旅数据显示，重点景区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收入增幅均超20%，文创产品销售额达到42万元，印证了文旅融合模式的成功。
跨区域文旅合作成为徐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淮海地区城市联合推出“徐文化溯源之旅”跨区域旅游线路，串联起梁王城遗址、九女墩墓群、郯城鸟崇拜遗址、徐氏宗族祠堂等景点，实现了旅游资源的优势互补。各地还联合举办徐文化旅游节、非遗展演等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参与，提升了徐文化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5.2仁义理念的当代践行
徐文化的核心精神——仁义，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成为淮海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各地通过宣传教育、主题活动等方式，传承和弘扬徐偃王的仁义理念，将其转化为新时代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
学校教育是徐文化精神传承的重要阵地，淮海地区多所中小学将徐文化引进课堂，编写了《徐文化读本》等教材，通过教学、主题班会、文化研学等形式，向青少年普及徐国历史与仁义精神。邳州市部分学校组织学生前往梁王城遗址、九女墩墓群开展研学活动，让学生在实地考察中感受徐文化的深厚底蕴；临沂市的中小学则开展“徐偃王仁义故事演讲比赛”“徐文化手抄报评选”等活动，培养学生的道德素养与文化认同。
在社会层面，各地积极举办徐文化节、徐偃王祭祀大典等活动，传承文化记忆，弘扬仁义精神。每年农历三月初三，部分徐文化核心区域会举办徐偃王祭祀活动，吸引海内外徐氏宗亲与文化爱好者参与，活动中既有传统的祭祀仪式，也有徐文化主题展览、学术研讨等内容，成为传承仁义精神、凝聚地域认同的重要平台。此外，各地还将徐文化的仁义精神与志愿服务、社区治理相结合，开展“仁义使者”志愿服务活动，倡导邻里互助、诚信友善的社会风尚，让古老的仁义理念在当代社会焕发生机。
徐氏宗族在仁义精神传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海内外徐氏宗亲通过举办宗族联谊活动、公益慈善项目等，践行徐文化的仁义理念，如开展扶贫济困、捐资助学等公益活动，将传统美德与当代社会责任相结合，让仁义精神在新时代落地生根。
5.3守护文化基因的活态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徐文化的活态载体，是徐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各地高度重视徐文化相关非遗项目的保护与传承，通过申报非遗名录、培养传承人、开展展示活动等方式，守护徐文化的活态基因。
徐文化相关的非遗项目丰富多样，涵盖民间文学、传统技艺、民俗活动等多个类别。郯城少昊鸟崇拜传说、徐偃王仁义故事等民间文学项目，是徐文化精神内涵的重要载体；徐州剪纸、邳州青铜器铸造技艺等传统技艺，延续了徐文化的物质生产传统；徐州伏羊节、徐偃王祭祀大典等民俗活动，保留了徐文化的礼仪传统与生活习俗。这些非遗项目承载着徐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徐文化活态传承的重要体现。
各地积极推动徐文化相关非遗项目申报各级非遗名录，提升其保护级别与影响力。部分项目已成功入选省级、市级非遗名录，获得了更多的保护资源与政策支持。同时，各地注重非遗传承人的培养，通过拜师学艺、集中培训等方式，培养了一批年轻的非遗传承人，确保非遗技艺的代代相传。此外，各地还通过举办非遗展演、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等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徐文化相关非遗项目，扩大其社会影响力。
借鉴上海徐汇区非遗保护的成功经验，部分地区探索“非遗+文创”“非遗+旅游”的融合发展模式，推动非遗项目的活化利用。如将徐州剪纸与现代设计结合，开发文创产品；将邳州青铜器铸造技艺与旅游体验结合，让游客参与青铜器制作过程，既传承了非遗技艺，又提升了文化旅游的吸引力。非遗保护与活化利用，让徐文化的活态基因得以延续，为徐文化的当代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
5.4徐文化的当代价值升华
徐文化作为淮海地区共同的文化根源，在维系区域认同、促进区域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淮海地区的徐州、临沂、枣庄、淮安等城市，虽分属不同省份，但共同的徐文化渊源让这些城市在文化特质、情感联结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为区域协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在文化合作方面，淮海地区城市联合开展徐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共同编制徐文化遗产保护规划，联合申报国家级文化遗产名录。徐国历史研究会等学术机构吸纳了淮海地区各地的专家学者，定期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共同梳理徐文化脉络，深化对区域文化的认知。此外，各地还联合举办徐文化主题展览、文化论坛等活动，如“徐文化跨区域大展”曾先后在徐州、临沂、枣庄等地巡展，促进了文化资源的共享与传播。
在经济与社会合作方面，徐文化所凝聚的地域认同，推动了淮海经济区的协同发展。依托徐文化这一共同的文化品牌，各地在旅游、农业、制造业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实现了资源的优势互补。同时，各地在农产品品牌打造、产业园区建设等方面加强合作，将徐文化中的诚信、务实精神融入区域经济发展，推动了淮海经济区的一体化进程。
徐文化的当代价值不仅体现在区域层面，更通过徐氏宗亲的全球分布，成为连接海内外华人的文化纽带。海内外徐氏宗亲通过举办国际联谊大会、祭祖大典等活动，加强文化交流，传承徐文化精神，增强民族认同感与凝聚力。徐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海外华人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成为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6遗址
6.1江苏泗洪古徐城遗址
江苏泗洪古徐城遗址是古徐国的都城所在地，也是中华徐姓的发源地。
相传夏启“封伯益次子若木于徐”，建立徐国。西周初年徐国政治中心南迁到苏北地区，泗洪一带成为徐国的政治中心。周敬王八年（公元前 512 年），“吴灭徐，徐子章羽奔楚”，徐国灭亡。徐国灭亡后，其后裔“以国为氏”，泗洪成为中华徐姓的发源地。
古徐城遗址位于泗洪县南部新城，具体在诚信路南侧、古徐大道北侧、五台山南路西侧、嵩山路东侧。其核心区占地面积约5.4公顷（合81亩）。
2022年在泗洪半城镇发现了一座西周古城遗址，城墙残高仍有3米，护城河宽达20多米，经碳十四测定，这座古城修建于公元前10世纪中叶，对应徐偃王统治时期。此外，考古工作者还在此发现了青铜编钟、玉器、陶俑等文物，见证了当年的繁华。据《泗洪文物志》载，在龙墩遗址的“狗坟”前，还发现过一座微型徐城模型，城墙用糯米浆混合贝壳粉浇筑。
古徐城景区以古徐城遗址为基础建设，是目前国内唯一的古徐文化集中体验中心。景区内的古徐阁为核心建筑，主体7层，建筑面积约7155平方米，建筑总高度近61.649米，通过大量珍贵历史文物及各类主题展厅，集中展示以“仁” 为本的徐文化脉络。
6.2江苏邳州梁王城遗址
梁王城遗址位于江苏省邳州市戴庄镇李圩村西，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至宋元时期的遗址，也是春秋战国时期苏北地区最大的城址。
1957年南京博物院考古调查发现了梁王城遗址。1995年为配合淮河水利委员会东调南下河道取直工程，徐州博物馆和邳州博物馆联合对其进行了小范围的抢救性考古发掘。2004年至2009年南京博物院、徐州博物馆、邳州博物馆等单位联合对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
梁王城遗址由东、南、西、北四面城墙围合而成，平面近长方形，南北长1100余米，东西宽约900米，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城内西部有一高出周围地表1-2米的高台，当地居民通常称之为“金銮殿”。
遗址文化层堆积深厚普遍在3米以上，最厚处达5米，地层堆积从早到晚依次为大汶口文化层、龙山文化层、西周文化层、春秋战国文化层、北朝—隋文化层以及宋元文化层等，体现了5000年的文化堆积。
大汶口文化遗存发现了较为完整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聚落，有房址、灰坑、灰沟、陶窑、墓葬等。房址分为浅地穴式和地面式建筑两类。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头向多朝东或东南，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随葬品有鬶、鼎、豆、背壶等陶器。
西周墓地发现西周墓葬71座、兽坑12座，整体年代约为西周早期至晚期偏早阶段。墓葬具有商代遗民墓葬的典型特点，墓向以东西向为主，有腰坑，随葬品以单鬲或鬲、簋、豆、罐（罍）的组合为主。
东周城址包括大城和小城，始建于春秋中期，沿用至春秋晚期，战国早中期时废弃。小城是整个城址的核心，城内布局和给、排水设施完善，有夯土台基、大型木构建筑等遗迹。
梁王城遗址是研究黄淮地区人类文明起源的“活教材”，对于探讨黄淮地区人类文明的起源和演进具有重要意义。有观点认为，这里是历史上湮灭了的古徐国国都，为研究古徐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6.3江苏邳州九女墩墓群
九女墩墓群位于江苏省邳州市戴庄镇梁王城遗址附近。它是古徐国君王的王陵墓地，对于研究先秦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九女墩墓群传说为梁王九女墩，早年均被盗。1982年春邳州文化部门两次清理，发现部分墓葬为竖穴土坑墓葬，墓穴长10米、宽10米、深8米、墓道长10米，墓壁镶以木板，四周装填1.2米厚木炭，顶封白膏泥。
1993年春江苏省邳州市戴庄镇西2千米许、地名“九女墩”，命名九女墩遗址，并发掘其中三号墩。考古发掘出土器物共310件，包括青铜器222件。其中，汤鼎、尊、盘等与浙江绍兴306号墓所出同类器相近，兽首鼎与安徽舒城凤凰嘴春秋墓所出鼎相似，甬钟在形制、纹饰上与王孙遣者钟相似。钮钟上有铭文 “……王之孙□乍，择其吉金，铸其和钟……”，专家考证三号墩为徐王陵墓。
1995 年南京博物院组织考古队对九女墩二号墩进行发掘。该墩平面呈T字形，南北长7.3米，南侧宽7.3米，北侧宽6.9米，深2.6-2.8米，共出土124件（组）文物。
1997 年秋徐州博物馆发掘了九女墩四号墩。该墩底部东西长30米、南北宽20米，虽经2000多年风雨侵蚀，上部仍有东西长20米、南北宽10米、高约6米的封土。
九女墩墓群出土了玉璧、玉环、玉兽、玉龙、铜戈、铜车饰、铜首、铜腰扣、铜镞、铜剑等文物。其中编钟和编磬揭示了西周末春秋战国时期的先秦礼乐制度。从三号墩的铜器中，还可以见到中原和齐鲁等华夏文化的器形，以及江淮、吴越的蛮夷文化和草原北地的青铜器形，体现了徐国文化的多元性。
九女墩墓群的发现，为研究古徐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其出土文物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反映了当时徐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文化交流的情况，对于探讨先秦时期的礼乐制度、丧葬习俗等也具有重要意义。
6.4江苏邳州鹅鸭城遗址
鹅鸭城遗址位于江苏省邳州市戴庄镇山窝村，是一处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县级文物保护点。在禹王山东侧谷城山下，城北与锅山、青龙山相连，城东紧挨谷山，城西是禹王山余脉，城南是白滩湖，三面环山，一面靠水。
遗址是一座东西南北长各500米的正方形城池，坐北朝南，城垣东南、东北角现可见高出地面5米的痕迹，城垣中部现为鱼塘。
从遗址中发现的残石斧、铜镞头等文物分析，其年代与良王城遗址大致相同，为新石器至战国时期。
当地百姓传说鹅鸭城名称由来与梁王的两名大将鹅将和鸭将有关，传说该处为良王两个武将屯兵之地。也有说法认为，真实的鹅鸭城可能与徐国图腾崇拜鸟有关，鸟跟鹅鸭非常相近，鹅鸭城与徐国的图腾相吻合。
结合九女墩大墓群和梁王城的考古发掘、调查以及民间传说，初步推断鹅鸭城是春秋中叶至春秋晚期徐国的都城遗址，对研究徐国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6.5安徽萧县皇藏峪（徐山）
遗址原名武原山，因纪念徐偃王而改名徐山。明正统本《彭城志》记载，徐偃王不忍与周穆王的军队作战，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随之者万余家，偃王死后，民因号其山为徐山，并凿石为室以祀之。
6.6山东费县台子沟村徐氏墓地
山东费县台子沟村徐氏墓地准确地说应称为台子沟墓群，是一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古墓葬遗址，为第四批临沂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台子沟墓群位于费县东蒙镇台子沟村西北部。
1966年9月费县上冶公社修建台子沟水库，在东龙岗大队负责的工段取土时，于台地西北附近约2米深的地下发现了该墓群。
墓群南北长约500米，东西宽约200米，面积约10万平方米，是一处由夯土筑成的长方形高台，该高台可能是古代祭祀山川的场地。
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部分为木椁墓。
出土了陶器、铜器、玉器等众多文物。其中陶器有鬲、盂、豆、壶、罐等，铜器有鼎、鬲、剑、戈、箭镞等，玉器有玉环、玉珠等。最为重要的是出土了一件徐子鼎，通高21.5厘米，口径24.3厘米，腹深10厘米，沿宽1.35厘米，重量3200克，其下腹部外侧铸有“余（徐）子氽之鼎百岁用之”9个铭文，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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