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战

进入1926年下半年后，除了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中国国内的政治史实际上主要是军事史。北京政府自从段祺瑞下台后直到1926年底，先后经历了颜惠庆(5.13~6.22)、杜锡珪(6.23~10.1)和顾维钧(10月4日就任)三届内阁。由于大总统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所以，这几位的头衔除了内阁总理，还额外加上了“摄行大总统”这个名号。看上去好像非常风光，但实际上，这些内阁甚至连阁员都难以凑齐，更遑论正常履行政务了。试想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同时期的日本，那政局几乎就要完全陷入瘫痪了。此时真正控制着北方的实际上还是奉张、直鲁联军、直吴以及国民军等军阀武装，而他们表现其存在的主要方式就是发动连绵不绝的战争。

1926年4月，在奉系张作霖、直系吴佩孚以及直鲁联军优势兵力的联合威逼之下，国民军从北京撤出。但此时国民军的兵力尚未受到严重损失，冯玉祥并不甘心就此退出华北地区的军事争夺。4月15日，国民军鹿钟麟部从北京撤出到昌平县境内的要隘南口。此处位于燕山山脉和华北平原的交接处，且在居庸关南侧的关沟之内，故称南口。4月23日，国民军在南口、居庸关和岔道新设三道防线，鹿钟麟在居庸关设司令部，前敌总指挥为韩复榘(1891~1938)。此外，原先驻守热河的宋哲元(1885~1940)部也西撤防守于多伦一带。

就在国民军收缩防线准备再战的同时，冯玉祥却于5月前往苏联访问考察去了。5月9日，他到达莫斯科。25日，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他表示要消灭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

在冯玉祥访苏的同时，山西军阀阎锡山也加入了奉张和直吴的一方。他所率领的晋军以商震(1888~1978)为总司令，集结于晋西北一带，准备对国民军展开攻击。5月18日，国民军韩复榘部先发制人，在丰镇对晋军展开攻势。5月26日，韩复榘部占领宏赐堡，晋北重镇大同受到严重威胁。于是阎锡山向奉张发电报，表示愿意将晋东防地让与奉军，同时请奉军进攻多伦以对国民军进行牵制。但此时国民军攻势猛烈，宋哲元部也加入了对晋北的进攻。5月30日，国民军进占孤山，旋克大同车站，恢复了京绥线的交通。至此，雁门关外要地全部为国民军占领。

5月31日，吴佩孚在石家庄开会，阎锡山与会。会上，吴佩孚以不积极进攻南口和与奉张作对为借口撤去了所谓“十四省讨贼联军”副司令兼第一军总司令靳云鹗的职务，同时由他自己接替担任第一军总司令。此次会议之后，吴佩孚部转而积极投入对国民军的作战。此时，奉张方面因怀疑李景林部继郭松龄之后举兵反张而暂时没有大的动作。6月5日，张作霖入关抵达天津并与奉系将领商议今后战略。决定：请吴佩孚主攻南口，同时以直鲁联军辅助；奉张进攻多伦；阎锡山的晋军反攻晋西北。此后，奉吴双方的代表在天津举行会议，商洽合作事宜，双方对奉张的这一战略基本表示认可。6月6日，吴佩孚将所部分为四军并实行全体动员，准备全力进攻国民军。14日开始，吴军开始向南口国民军展开进攻。17日，吴军5万、直鲁联军4万以及奉军(又称振威军)4万集结于密云至雁门一线，准备会攻南口。

6月28日，张作霖和吴佩孚在北京会晤。第二天，在张学良的运作下，李景林被迫宣布下野，奉军身后的心腹大患得以解除，于是便得以全力进攻国民军。6月29日，吴佩孚在长辛店设立指挥部，全力指挥进攻南口。战事初期，由于负责进攻的田维勤(1884~1927)部多出身陕西，与国民军瓜葛较多，战场进攻不力且常常发生叛逃事件，吴军对南口的攻势进展不大。7月19日开始，张吴二人改变部署，以吴部进攻南口侧翼，同时以张学良指挥奉军和直鲁联军担任主力，进攻南口正面的青龙桥。此外，同时还以奉军吴俊升部侧击多伦，晋军袭占广灵。国民军在几路大军的围攻下渐渐不支。8月13日，国民军开始从南口撤退。14日，奉军和直鲁联军占领南口。

8月15日开始，国民军开始向西实施总撤退。为准备后路，国民军还在8月13日下令在甘肃征募民兵三万人开展垦荒。此时，面对纷纷西撤的国民军和如狼似虎的奉军、直军及直鲁联军，为维护自己对山西的统治，防止奉直军假道攻虢，顺势占领山西，阎锡山从军政两方面展开了积极的行动。他一面宣布西北战事可由晋军独立解决，意图阻止奉军和直鲁联军西进，一面礼送国民军撤出绥远。8月下旬，他还收编了原属国民军的韩复榘、石友三(1891~1940)和郑金声(1879~1927)三个师，扩充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南口大战就此拉上了帷幕。

二 北伐军的胜利进军

正在吴佩孚在北方与国民军展开厮杀的时候，他南边的大冂已经被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击破了。

前文提到，蒋介石率领的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6、7月间正式出师北伐。此后不久就进占长沙，控制了湖南大部。7月27日，贵州军阀袁祖铭(1889~1927)和王天培(1888~1927)派代表到广州，表示愿意加入国民革命军出兵湖南和湖北，参与北伐。此后所部被编为北伐军的左路军，袁部彭汉章(1890~1927)和王天培分别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和第十军军长，统归袁祖铭指挥。与此同时，前来归附的赣军赖世璜(1889~1927)的第四师和湘军贺耀祖部也分别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和独立第二师。此外，四川军阀刘湘和刘文辉等也于8月13日宣布与国民政府合作，讨伐吴佩孚。

7月24日，唐生智和李宗仁等人召开军事会议，确定同时向北进攻湖北和向东进攻江西的战略。8月3日，蒋介石、白崇禧和苏联军事顾问加仑来到湖南前线郴州。5日，他们商定，暂时对江西采取守势，趁着吴佩孚正与国民军在南口大战无暇南顾的机会，全力进攻湖北。即，集中第一、四、六、七、八军在洞庭湖以东主攻湖北，以第十军在洞庭湖以西作侧翼牵制，同时以少量兵力监视江西。12日，蒋介石抵达长沙并与唐生智、李宗仁等人共同开会，确定了向北进攻、向东警戒的战略。

8月18日，蒋介石发布《讨吴宣言》，声称：“现在国民革命军将与北洋正统决战于江汉。此战不仅决军阀命运之存亡，即中国国家与民族能否恢复其自由独立，胥卜于此。”19日，国民革命军开始向汨罗江畔的吴军展开攻击。黄琪翔(1898~1970)的第三十六团和叶挺独立团主攻平江并顺利拿下。当晚，叶开鑫部炸毁汨罗江铁道桥，退往岳阳。国民革命军取得汨罗江之战的胜利。

21日，吴佩孚由长辛店返回武汉主持对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次日，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一部占领岳阳城。此后，第四、七、八军继续北进湖北，在攻克崇阳和蒲圻等县后，于25日进至汀泗桥。27日开始，第四军与第八军一部在汀泗桥与2万余守军展开激战。吴佩孚亲率大刀队督战。双方你来我往，反复争夺。29日晨，第四军终于最后占领了汀泗桥阵地。此后，国民革命军再接再厉，经过激战，于30日再夺贺胜桥，由此打开了进军武汉的通道。汀泗桥与贺胜桥的胜利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美誉。

9月2日，国民革命军近抵武昌城下。次日，第一、四、七军各一部开始实施对武昌的进攻。9月6日，北伐军一部占领汉阳。次日，北伐军再占汉口。武昌成为孤城，吴佩孚携手下要员逃往孝感。同天，广州国民政府发布《出师北伐告全国人民书》，称：“革命成功之唯一要素，在得民众扶助。前此国民政府得以成功于南方者，实赖南方民众之力。此次北伐，深望全国民众亦与以同等之扶助焉。”此后，北伐军一面实施对武昌的封锁包围，一面向湖北境内各处进军。到了10月上旬之后，国民革命军基本控制了湖北全省，攻克武昌已是时间问题。10月10日，北伐军在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光荣日子攻占了武昌城，守将刘玉春(1878~1932)、陈嘉谟(1881~1950)以下万余人被俘。北伐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三 五原誓师

北伐战争的顺利推进不仅严重动摇了吴佩孚在湖北与河南的统治，而且鼓舞了冯玉祥国民军的士气。在部下将领的劝说以及共产党员刘伯坚(1895~1935)和邓小平(1904~1997)的鼓动和帮助下，冯玉祥于1926年8月17日开始与刘伯坚和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等人一道从苏联出发回国，途中遇到已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同时也是陕西革命军元老的于右任，遂搭伴而行。9月16日，一行人来到内蒙古五原县。第二天中午，冯玉祥在五原宣誓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同时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这就是著名的“五原誓师”。

9月27日，中国国民党国民全军联军代表大会开幕，会议成立了特别党部，刘伯坚等担任执行委员，冯玉祥和于右任等担任监察委员。30日举行了隆重的授旗仪式。此后，国民军旧部陆续归附，冯玉祥在苏联顾问和国共两党代表的帮助下，对所部进行了整训，战斗力逐渐得到了恢复。

此时，原先已经几乎销声匿迹的镇嵩军又在吴佩孚和阎锡山的帮助下死灰复燃，很快就有了十万人之众。其首领刘镇华于1926年初率领这支部队开始围攻西安，守军在李虎臣和杨虎城(1893~1949)的率领下坚守西安长达八个月之久，此后，“二虎守长安”亦传为美谈。中共党员李大钊这时也正在冯玉祥军中。在他的帮助下，冯玉祥确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即，以甘肃为根据地，出兵入陕以解西安之围；与山西阎锡山合作，伺机南下河南，与北伐军南北夹击吴佩孚的老巢。

1926年10到11月间，国民军与阎锡山合作的事情很快就取得了成功。阎锡山归还了韩复榘等人的三个师，而国民军转进甘肃，也消除了阎锡山对他们的疑虑。10月上旬，冯玉祥命孙良诚(1893~1951)和方振武(1885~1941)为援陕军正副总指挥，率领第一军开始向西安进发。11月4日，第二、三军联军推举于右任为临时总司令协同进攻。11月26日，孙良诚部对包围西安的镇嵩军展开总攻。次日，西安解围。国民军此战共俘获镇嵩军三万人，缴获枪支二万余支。国民军联军占领西安之后，虽然冯玉祥和于右任两人由于政治理念的不同在此后又发生了激烈的矛盾，但这支军队却从此获得了稳固可靠的根据地。此后它就逐渐演变成了后来的西北军。

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在西北逐步站稳了脚跟，但原先统治长江下游数省的孙传芳则逐渐失去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

四 孙传芳的施政及其与北伐军的战争

孙传芳在取得浙奉战争胜利后，于1925年11月就任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同时提出“保境安民”的口号，力图置身于南北军阀混战之外。1926年6月12日，孙传芳召开军事会议，确定：“无论何方面军事，均主以消极眼光应付之”以及“继续严行保持现有局势，不加入任何漩涡”的总方针。北伐军进攻湖南的时候，孙部就在作壁上观，这也从某种程度上为北伐军的顺利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另一方面，孙传芳还刻意营造江南歌舞升平的态势，期望自己对此地的统治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孙传芳致力于文教，尤其注重恢复古礼。他延聘章太炎担任所谓修订礼制会会长，另外还于8月6日在上海举行所谓“投壶新仪”。关于此事，《申报》1926年8月2日第三张《孙陈提倡之投壶新仪》一文中有《投壶新仪缘起》一篇短文，兹录于下：

投壶古礼也，其性质实与今之游艺会相近。惟古法礼重于艺，而难施于今日。今法艺重于体，又易习轻率，不适固有之文化。吾国以礼乐为文化之精神，今欲发扬文化，非以修明礼乐不可。但礼乐之范围至广，求其在今日最可通行者，莫如投壶。按投壶为有道德之竞争，详载于《礼经》，古士大夫所常用。《左传》齐侯晋侯，用于会盟，是国际上曾见之矣。晋羊叔子常雅歌投壶以临戎，是军旅中亦用之矣。明朱载堉《律吕精义》所载《投壶篇》，有乐有歌有舞，尤视为重大之典。历来若宴会若军营，师其事者不一而足。顷者士夫名流，咸以修明礼乐为救世之急务，为此提倡斯举。于礼则求其适用，于艺则诗歌雅乐外，酌加燕乐槊乐剑舞等节，名投壶新仪。倘得数千年文化从此光大之，岂不甚善！

8月8日，江苏省教育厅发文训令各校：

江苏教育厅于八月八日训令省立各学校，各县教育局长第一六○五号文云：案奉省长第五一八六号训令内开，案准浙闽苏皖赣联军总司令部函开，兹据无锡公民杨钟珏、曹启文呈请禁止男女同校，特重读经与国文，禁用白话，并多设宣讲所等情。查中国礼教庄严，文献宏备，本为全球各国所重视。乃近岁学风浮嚣日甚，败常乱俗，谬托文明。推其狂悖之心，直欲使数千年道德留贻铲除净尽，反不若欧美所设之学校，尤知维持德育。教部及各校职员，因循敷衍，舍己耘人，使青年子弟，渐染浇风，可为太息。该公民等所称，洞中时弊，颇堪采用。相应函请察照，令行教育应核议施行为荷等因。并附件原呈到署。除函复外。合行抄录呈稿，令仰该厅长查照向章，分别核意具复，此令，等因。并抄发原呈。奉此。当以男女同学一项，在小学校生理尚属幼稚时代，似尚无妨。大学生年龄学历已达成人时期，在道德及法律上均可自负责任。按诸国外各大学，亦类皆男女同学，似当有通融之余地。惟中等各校，学生年龄大率正在青春时间，定识定力，均尚未有充分修养，似应一律禁止男女同学，以防弊害，而肃风纪。读经一项，包括修齐治平诸大端，有陶冶善良风俗作用，似应由各校于公民科或国文科内，择要选授，藉资诵读。至特重国文禁用白话一项，在小校学生程度尚浅，文言白话，不妨兼授，以期易于领会。中等各校学生以能阅本国典籍，现代文言报纸，及以清浅文字发表思想事物为重要之目的，似应多授文言文，以期国文程度之增进。并应禁阅不正当之小说，以肃校风，而端士习。又多设宣讲所一项，现在各县所办社会教育事业，类有通俗宣讲员担任宣讲，前经厅长通令整顿在案，似可即由职属摘抄原呈要旨，令饬各县原有宣讲员切实办理，无庸另行添设，庶几事易观成，费无虚耗等语。备文复请省长核示。兹奉指令内开：呈悉，准如所拟办理，即由该厅通令饬遵，并候特函总司令部查照，此令等因。奉此，除通令外，合行抄发原呈令，仰该校遵照，此令。

不难发现，这份训令的本意就是恢复在学校里读经，这显然也是出于孙传芳营造江南地区太平盛世景象的目的。为此，学者周予同专内在同年10月5日于《一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僵尸的出崇——异哉所谓学校读经问题》的长文，从经学史的角度驳斥了孙传芳流恢复读经的实质就是“僵尸的出祟”。周先生在文末大声疾呼：“经不是神灵，不是拯救苦难的神灵！只是一个僵尸，穿戴着古衣冠的僵尸！它将伸出可怖的手爪，给你们或你们的子弟以不测的祸患！”

闲言少叙。此时，包括上海总商会等民间团体也积极响应孙传芳，不断呼吁和平，但时局的发展已经使得孙传芳无法置身事外了。8月下旬，随着北伐军湖北战事的顺利进行，孙传芳逐渐感到了来自西面的军事压力。8月25日，他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派10万大军分五路进入江西。

几乎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开始考虑向江西进军。9月2日，他命令第二军鲁涤平(1887~1935)部、第三军朱培德部以及第六军程潜部进军江西，与赣军赖世璜部协同动作。北伐军此时已正式改名国民革命军，革命军进入江西后取得节节胜利，程潜手下的第十九师很快就在9月19日奇袭攻占了江西省会南昌。但此后由于负责守卫南昌的第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王柏龄(1889~1942)部疏忽大意，南昌城很快又被孙传芳手下的邓如琢(1888~1944)部重新夺占。国民革命军损失惨重，王柏龄因此而被撤了职。9月19日，蒋介石来到萍乡，开始亲自指挥攻赣战役。9月30日，第七军在李宗仁的指挥下击败孙传芳手下精锐第二师第三旅谢鸿勋部，谢鸿勋伤重不治。此战鼓舞了国民革命军入赣各部的士气，同时也是对孙传芳部士气上的沉重打击。10月上旬，国民革命军陆续在南昌外围取得胜利，南昌城日趋孤立。但与李宗仁第七军连战连捷的态势完全相反的是，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与第二、三军攻占南昌的战役却接连遭遇失败。此后双方展开和谈，战事一度趋于平缓。11月上旬，国民革命军在得到了第六、第七军的增援之后，再次对南昌展开更大规模的攻势。到11月8日，终于再度攻克南昌。此战歼灭了孙传芳手下的大部精锐，国民革命军控制了江西。这不仅巩固了两湖战役胜利的成果，而且为下一步向长江下游孙传芳的根据地展开进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几乎与此同时，由何应钦指挥的东路军进入福建，赶走了支持孙传芳的周荫人。12月18日，何应钦进入福州，福建大势底定。

孙传芳部在江西和福建战事的失利使得其后方的局势也日趋不稳。其中主要的代表事件是浙江和上海的自治运动。

浙江省长夏超主张“浙人治浙”，而且与孙传芳派来浙江主持浙江军事的卢香亭素来不睦。国民党针对这一点，于1926年9月派遣钮永建(1870~1965)等人前往上海和浙江一带活动，试图在孙传芳的后院点起一把火。夏超派遣好友马叙伦(1885~1970)与国民党方面联系，并获得承诺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夏超允诺为上海起义提供10万元经费，同时约定所部起义后直接进军上海。10月16日，夏超在浙江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同时实行浙人治浙。孙传芳闻讯急令驻防南京的第八师第十五旅宋梅村部前往浙江平叛。由于夏超的重要盟军周凤岐部此时正在江西与国民革命军作战无法返回，所以其手下的军事力量只有约8 000人的保安队，缺乏军事训练且力量十分单薄。夏超与宋部作战节节失利，宋梅村很快就在10月22日进入了杭州。23日，夏超兵败被杀。

夏超死后，他的部下陈仪(1883~1950)被任命为浙江省长。但陈仪也暗中密谋浙江自治。12月9日，蒋介石电令何应钦部进入浙江。此后不久，周凤岐部就在衢州宣布起义，随即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12月19日，浙江省各界召开会议，通过了《浙江省政府组织大纲》，同时选举蒋尊簋(1882~1931)、陈仪、周凤岐以及蔡元培等九人担任省务委员会委员。会议通过了《浙江省各界会第一次宣言》，准备实行自治。对于陈仪的自治行动，孙传芳表面表示宽容，但暗地里却派遣手下孟昭月(1887~1943)实施军事镇压。12月22日，孟部进入杭州。25日，陈仪被押赴南京，旋即获释。

五 万县惨案

除了浙江，上海此时也行动了起来。1926年9月开始，中共上海区委便开始在上海发动自治运动以支援国民革命军对孙传芳的军事行动。这一设想得到了国民党以及上海本地工商界的支持。10月中旬，浙江省长夏超宣布独立后，罗亦农(1902~1928)等中共党员便积极策划在上海举行工人武装起义。10月24日，第一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在南市首先打响。但是，原先约定一道举事的海军军舰此时却没有按照计划开炮支援。起义很快就归于失败。上海总工会执行委员陶静轩(1890~1926)和南市区工人自卫团指挥奚佐尧(1897~1926)等十余人牺牲，百余人被捕。

浙江和上海的自治运动虽然被暂时镇压了，但是，随着战局逐渐向不利于孙传芳的方向发展，这两地的独立运动还将继续展开下去。

经历了江西战役的决定性失败之后，孙传芳转而向北方寻求援助。11月18日，在天津举行的蔡园会议上，孙传芳与奉张和直鲁联军达成协议组建同盟。张宗昌将率领15万直鲁联军南下支援孙传芳。于是，进入1927年之后，国民政府北伐战争的主要对手就由孙传芳逐渐转变成了直鲁联军和奉系张作霖。

北伐战争的主要对手是北方的各路军阀，但因为战事主要在长江流域展开，所以严重影响了英国的殖民利益，英国在长江沿岸的租界当局和外交机构对战争实施了不少阻挠和干扰活动。此外，国民革命政府公开支持省港大罢工的态度也令英国对它深恶痛绝，这就更加剧了双方的对立，各类冲突也是层出不穷。其中最严重的是发生在四川的“万县惨案”。

民国建立以后，四川的军政情况在各省之中可谓最为复杂。省里大大小小各类军阀武装极多，总兵力也约有50万上下。其相互攻伐连年不断，势力分割错综复杂。其中相对比较强势的军阀为杨森(1884~1977)、刘湘(1888~1938)、刘文辉(1895~1976)和刘存厚(1885~1940)等人。这些人的混战主要集中在四川省内，对全国的军事和政治影响比较有限。相对来说较多参与对外战争的是原属滇军唐继尧、后归附孙中山的熊克武部，这支部队曾在孙中山去世后东出湖北，配合过广东革命政府的一些军事行动。

1926年5月之后，杨森也开始与国民党和共产党方面进行接触，意欲加入国民革命军。共产党方面还派遣朱德(1886~1976)去做过杨森的工作。6月开始，杨森统治下的万县地区频繁发生英国商轮撞沉中国木船的事件。8月29日，英国轮船“万流”号在四川云阳江面撞沉杨森部押运军饷的木船三只，船上58名官兵及10几名民夫死难，8.5万元银元和一些枪支弹药沉江。这一事件激起了杨森对英国人的愤怒。第二天他就下令扣押了英轮万通号和万县号。同时致电英国驻重庆领事抗议并要求赔偿损失。9月4日，中共党员陈毅(1901~1972)领导组织抗议活动，提出了不供应英人油盐米炭、不与英人贸易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六大要求”。第二天，英军动用武力试图夺回被扣轮船，杨森部予以反击。随后英舰竟对万县街市进行大规模炮击，造成604人死亡，398人受伤，上千间房屋被毁，财产损失高达2000万元。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万县惨案”。

万县惨案的发生令全国掀起了新一轮反对英帝国主义的高潮。9月18日，重庆发生了十几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此后反英运动迅速波及四川省内的成都、泸州、自贡等地，甚至在上海、北京和武汉等地也都成立了万县惨案后援会，对重庆人民的抗英运动予以支持。但此次事件发生后，杨森逐渐倒向吴佩孚，态度也倾向于向英方妥协。9月23日，他终于还是归还了被扣押的英国轮船。至此，各地群众的抗议活动无果而终。

万县惨案的纷争终结之后不到一个月，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也在坚持了一年雾四个月之后于1926年10月中旬结束。但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却没有就此停息。随着北伐军在1927年占领上海及此后向北方的顺利进军，这一运动还将迎来新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