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原文写于2025年九月，为保持全文完整，时间暂不更改。）
观前提醒：本篇内容可能涉及对某些在中国国内小有名气的日本作家的个人行为的批判。请各位同志理性观看，勿喷勿骂，共同营造良好观片环境。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如今的中国无论是综合国力还是文化自信上，都建立起了坚实的基础，人民的爱国心越来与厚重。比如说暑假档上映的《南京照相馆》，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至少在我这个日近爱好者看来，暂且不论“我们不是朋友”这个论点，单单有关小津安二郎在中国放毒气这事，舆论界就已经分成电影大师、侵华刽子手、两面派这几个大类型了，关于他们之间的口水论战我是没兴趣想提。不过，说起小津安二郎作为导演却参加侵华战争这事，我倒想起了一个日本文坛最大的污点，也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段历史。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侵华日军“笔部队”。
↑（日本“大东亚共荣圈”图，也是“笔部队”的主要活动范围）
邪恶伊始·石川达三：
早在全面抗战之前，日本以军部为核心的法西斯势力就通过二二六事变等政治、军变手段，逐步掌控了日本国内从政府到社会的广大话语权。受此影响，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1931年，日本文坛就有人开始倡导法西斯文学创作。1932年，日本第一个法西斯文学团体“国家主义文学同盟”成立。于是，日本文坛正式出现了一批吹捧法西斯主义的作家们，这其中很多人甚至是倒戈派。比如，曾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领袖之一的白桦派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此时也开始大肆鼓吹“日本的使命”、“日本为什么强大”及“克服死亡”等法西斯逻辑和理论。另外，在日本法西斯大本营日本军部的指使下，1936年5月29日，日本政府公布了《思想犯保护观察法》，将所谓的“思想犯”置于公权力的监视之下。根据这个法案，日本全国共设置了22个思想保护观察所。如此，日本国家公权力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达到了自明治维新以来前所未有的地步，日本正式开启了军国主义国家体制的建设之路。同时加紧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
1937年7月，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日本侵略者终于吹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号角。与此同时，日本当局对思想言论的控制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反战的左翼作家自不待言，连奉行自由主义的作家，因其作品内容背离所谓的“国策”，也在被警告和禁发之列。1937年7月13日，时任首相近卫文麿召集《中央公论》《改造》《日本评论》和《文艺春秋》等知名刊物的代表，召开“恳谈会”，提出了希望各杂志社支持国策的要求。在“国策”的号召下，日本各大新闻、杂志社摩拳擦掌，争先恐后地向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表忠心。
《东京日日新闻》最先响应号召，8月3日即在报纸上宣布“本报特派员—大众文坛巨匠吉川英治昨夕乘机抵达天津”。两天后，吉川便发回了题为《在天津》的报道。杂志方面首当其冲的是《主妇之友》。该杂志派遣了女作家吉屋信子作为“主妇之友皇军慰问特派员”，在8月25日飞抵天津，9月回国后再次奔赴上海。先后发表了《走过华北的战灾现场》和《战火中上海的决死之行》等文章。随后，《中央公论》派遣了尾崎士郎、石川达三、林房雄和金子光晴，《文艺春秋》派遣了小林秀雄、佐藤春夫和岸田国士；《改造》派出了三好达治、立野信之等作家，担任各自报刊的特派员。而他们来到中国的目的只有一个：用自己的文字，为日军歌功颂德。一时间，在日本国内，称颂侵略战争、鼓吹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报告文学充斥纸面，“国策”驱使之下的“国策文学”成了侵华战争时期最主要的文学形态，拿笔杆当侵略枪杆的“笔部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但此时还并未成建制的往中国大量输送作家。9月25日，日本政府组建了所谓的“内阁情报部”，以此为开始，“笔部队”正式进入紧锣密鼓的酝酿筹备阶段。一时间，大量鼓吹、煽动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报告文学、战地通讯、战争诗歌、战争小说充斥在报纸、杂志、广播电台上。大批记者和作家，或主动、或被派遣来到侵略战争的第一线，为日本侵华战争奉献笔尖之力。
其实，文坛整体对当局的惟命是从，其背后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原因。早些年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受大正民主主义思潮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军缩趋势的影响，新闻媒体的态势是与当局相对立的，并且秉承客观姿态，对军部一直持批判态度。然而，从“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后，日本国内各大媒体出于扩大销售量，增加利润的目的，彼此进行商业竞争，争相抢发头条或所谓独家报道，为此，日本的新闻媒体们开始与军部协作。军部坐视这种变化并巧妙地加以利用，乐于为新闻媒体的采访提供便利。就这样，军部与媒体的关系由对立到合作，直至最终成为支配与从属的关系。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要迎上“笔部队”的第一位作家：石川达三。
↑石川达三
说起石川达三，各位可能不太熟悉，可一旦说起太宰治三次痛失芥川奖的典中典，想必大家或多或少有过耳闻。而从太宰治手中夺走首届芥川奖的，正是这位石川达三。作为芥川奖得主，石川达三在看到自己的同行为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美化的文章时，他直呼写得太过虚伪，出于对报刊上那些千篇一律的战争报道的不满，他决心亲自前往中国战场一探究竟，以创作一部主题更为深刻的文学作品。
1938年1月8日，石川达三辗转来到担任南京警备任务的第16师团。该部队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战绩”，就包括臭名昭著的“百人斩”杀人竞赛。在第16师团采访的7天中，那些参与屠杀的日军士兵手舞足蹈地向石川达三炫耀自己的各种“战功”，讲述如何花样翻新地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显然还沉浸在意犹未尽的兴奋情绪之中。这些日本舆论广泛吹嘘的所谓“神兵”如此凶残可怕，让石川达三深感震惊。
1938年2月1日，石川达三回到日本。他顾不上劳累，一口气完成了8万字的小说《活着的士兵》。石川达三创作该书的原意是想区别于那些只知歌功颂德的“御用文学”，从艺术的角度，深度还原日本士兵人性畸变的复杂过程。然而，由于《活着的士兵》罕见的高度真实性，却意外地使这部作品成为侵华日军的暴行写真集，更是他们心灵变异的详细记录。
↑《活着的士兵》1938年张十万中译版（时译为《活着的兵队》）
拿书中的几个人物来说，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一等兵近藤是个医生，他在日益麻木冷酷中丧失了起码的同情和良知，仅仅因为怀疑一个中国年轻女子是“间谍”，就当众剥光她的衣服，“他什么也没说，使尽平生力气，将右手的匕首刺进女人乳房的下部……她经过一阵痛苦的折腾后，终于不动了，死了。围观的士兵就站在紫黑色的血泊中。”
“随军僧”片山玄澄来到战场是为了超度亡灵，本应崇佛向善，但他在战场上大杀中国人时，“良心上非但没有感到丝毫痛苦，反而心花怒放，感到无比的愉快”。他左手腕上缠着佛家的念珠，右手挥着一把工兵锹，一刻不停地接连劈死五六个中国人。当他那凶狠的锹头“接二连三地劈进中国兵的脑袋时，手腕上的佛珠发出哗啦啦清脆的响声。”
一等兵平尾原本是一位浪漫感性的青年，在战场上却陷入狂躁的神经质。因为一个中国小女孩趴在被日军杀死的母亲身边哭泣，影响了日军休息，平尾便狂吼着冲上去用刺刀一阵乱捅，将孩子捅死。而上等兵武井则仅仅因为被强行征来为日军做饭的中国苦力偷吃了做饭用的一块白糖，就当场把他一刀刺死。相反，他为无法给团长做饭时放点糖而“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活着的士兵》1938年中译版一页
在石川达三的写实笔触下，日军的野兽本性毫无保留的展现在日本国民面前。使日本军国政府竭力编织的“解放亚洲”的“圣战”的、谎言不攻自破。日本当局气急败坏，在发表的当天就被火速查禁了这本书，而石川达三很快以“违反新闻法”、“描写皇军杀害平民，诋毁皇军正面形象，扰乱社会安宁秩序”等理由，而遭到警视厅逮捕调查，并被判4个月徒刑，缓期3年执行。连带负责发表石川达三言论的《中央公论》的有关编辑、发行人、印刷责任人全部受到起诉，被判有罪。
这就是侵华战争期间仅有的“笔祸事件”。军部正是要通过“杀一儆百”的方式，警告日本文坛必须无条件无理由，从肉体到灵魂彻底地服从“大日本帝国之国策”、服从“大东亚圣战”、服从“战时体制”，如果你们作家胆敢与“国策”宣传背道而驰，石川达三的例子就摆在你们面前！显然，这一举措非常有效，《活着的士兵》简直昙花一现，此后，这类作品在日本文坛基本销声敛迹了，日本文坛上只剩下歌颂“圣战”的声音。
而石川达三从名作家跌落到阶下囚，则感到了一种“成为罪人的屈辱”。但就在判决十几天以后，日本军部却给了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他被政府再次选作为《中央公论》的特派员，被派往武汉战场采访创作。被当局搞得半死不活的石川达三这下子一个屁都不敢放了为了争取早日恢复“名誉”，也为了偿还对受到牵连的《中央公论》杂志那份歉疚，噤若寒蝉的他这次倍加卖力。1939年1月，他拿出了“改过自新”的作品——《武汉作战》。
和《活着的士兵》一比，《武汉作战》从文风到内容又是另一个极端。在这本书中，石川达三极力渲染日军在武汉之战中的“文明”之举，把战争带来的所有灾难，统统推到了中国军队和抗日军民一边。在石川达三的笔下，中国军队在撤离九江时投放了霍乱病毒，日方军队却如何如何，仅用了两周时间就消灭了病毒；日本人在九江如何善待中国老百姓，九江人民“表现出了最为亲日的感情”，他还肉麻地吹捧道：“我们以三千年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军，把战火推到了从未有过的广阔地域，深入到了大陆的最深处，应该说这是日本民族在东洋的巨大跃进。”
于是乎，曾经的芥川奖得主石川达三终于放逐了一个作家最后的良知，和那些他从前鄙夷不屑的“御用文人”们同流合污，完全变成了粉饰侵略、掩盖真相的历史罪人。不过我们还不要着急，他只是芥川奖得主而已，后面的内容，从芥川奖的创始人到芥川奖的评委将一个不落的参加到“笔部队”的邪恶潮流中。因为一个更大的阴谋，将再次笼罩在日本文坛的上空。
“笔部队”出世和林芙美子：
1938年8月初，在东京的许多作家都收到了一张快递明信片，这些明信片的签发者却只有一个人，而这个人便是时任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的菊池宽。
↑菊池宽
身为《文艺春秋》的创始人兼社长，菊池宽曾在1935年设立如今被称作“日本文学家双璧”的芥川奖和直木奖。在日本文坛具有极大的号召力，这位“日本文坛太上皇”以内阁情报部的名义邀请各位作家们赴首相官邸内阁情报部办公室开会。包括尾崎士郎、横光利一在内的绝大多数作家一头雾水的参加了8月23日午后召开的会议。会上，陆军省的松村中佐向作家们公布了军部和政府的安排：希望先派遣二十名左右的作家以军人身份到中国战场。拿起笔来创作“战争文学”，协力于战争。原来，在军部的号召下，菊池宽出于自己“文艺服务于经国之大事”的文学理念，毫不犹豫就选择为日本军国主义甘做胯下马。但是，出于文人的本性，菊池宽多少担心这个提议不会有太多人响应，但结果却出乎他的预料。安排一公布，在场作家们都“热血沸腾”，纷纷响应政府的从军号召，渴望用自己手中的笔“为国效劳”。参与会议的作家白井乔二在《笔部队编成的经纬》一文中描述道：“我们大受感动。大家在心里似乎都形成了一个相同的意愿，那就是燃烧作为帝国国民之一员的满腔热血……我们立即对从军的提议产生了共鸣，与会作家们几乎全部抱着从军的志向。”尾崎士郎回忆说，当时参会的久米正雄向参军一事提出质疑，松村中佐则说：“如果各位在战场有个一二，那就提前先买个保险。当然，各位都会受到军属的对待，军部会事先在靖国神社给你们找好放骨灰的位置的。”
这场“恳谈会”开了只两个小时。会后仅仅三天，第一批赴华作家团就迅速组建完毕，第一批成员共二十二人，包括菊池宽、林芙美子、吉川英治、佐藤春夫等人。他们从军部领到了津贴、军服、军刀等装备，与正规部队并无太大差异。日本军方对这些“御用文人”们寄予厚望，临行前，军部和媒体还专门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当天的报纸上，媒体称他们是远征中国的“笔部队。”1938年11月，军部又组织了第二批“笔部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火野苇平、栋田博、林房雄、多田裕计、太宰治等作家先后应征，并成为日本“战争文学”创作的主力军。据说，那些没有被选中参加“笔部队”的作家，甚至抱怨菊池宽等人处事不公，对日本政府则是一屁不放。
↑“笔部队”部分成员
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队伍重要的帮凶，“笔部队”发挥了“枪部队”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军部给“笔部队”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美化侵略战争，为前方日军和后方国民打气。国家要求他们执著于一个共同的理念——大东亚共荣，通过文攻武吓，把这种理念宣传、渗透到被侵略国家的国民意识之中。而参加“笔部队”的作家们也一个个变得跟二阶段的石川达三似的，对侵略战争极力美化吹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林芙美子就是这一块的典型例子。
↑年轻的林芙美子
林芙美子生于日本山口县下关市。自幼就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人生的残酷与无情，养成了林芙美子冷静务实的性格。她坚信生活先于虚幻的思想，生存重于高深的理论。但在战争开始之前，她却是中华文化的忠实粉丝，曾说过“我到中国去多少次都是愉快的”，她还尤为崇敬鲁迅先生，并赞叹：“东洋有这样的作家是我们的幸福，是无尚的荣誉”。1931年，林芙美子去欧洲旅行归途中经过上海，专门拜见了鲁迅，鲁迅赠给她由自己亲笔书写的唐代诗人钱起的诗作《归雁》。回国后，林芙美子专门请人将其装裱成精致考究的书轴以作珍藏，这幅鲁迅先生的墨宝至今还挂在东京新宿的林芙美子纪念馆。日本全国万众瞩目的侵华战争开始后，自觉融入“爱国”人群之中的林芙美子，也开始将目光聚焦在那些“沾满泥污”的士兵身上，关心起战争的动态。日本人在“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后突然勃发的爱国雄心，迅速演变为战意高扬的集体民意，如同狂潮一般席卷全国。而林芙美子那颗充斥着对中国的热爱与崇敬的心，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
1937年11月，林芙美子的丈夫手塚绿敏也接到了军队的“应召通知”，几天后他就要入伍成为一名卫生兵。身边唯一可靠的亲人就要远赴战场，到未知的异国经受枪林弹雨，这个严酷的现实瞬间击碎了林芙美子的所有幻想，她感觉自己已经和这场战争变得息息相关，不可分割。忐忑不安地与丈夫互相告别后，林芙美子更加坚定了从军的意志。在她的眼里，侵华战争不再是国家之间的较量，只是一位妻子保卫自己幸福家庭的战争。当然，这种想法日后被证明是纯粹的扯淡。
1938年9月11日，林芙美子跟随第一批“笔部队”从东京出发前往中国。和其他“笔部队”成员相比，还没有踏上战场，林芙美子就已经先声夺人。她显然有备而来，目标清晰。到达上海后，她立即单独行动，乘坐海军飞机到达南京，然后立即跟随陆军的稻叶部队一通急行军。竟然赶在一群男作家之前，于10月25日最先抵达了武汉三镇最东端的汉口镇。此事一出，马上成为日本国内各大新闻媒体吹捧宣扬的对象，《东京朝日新闻》更是在11月30日，以《笔部队的“功勋甲”林芙美子女士奋不顾身进入汉口》为题，不遗余力地对林芙美子大加鼓噪，不但刊出了林芙美子的大幅照片，还浓墨重彩地渲染她是第一个到达武汉的女作家：
……作为惟一的日本女性（其实还有女作家吉屋信子），林芙美子女士参加了汉口入城式……日本女性到战场上来啦！这使全军官兵大为吃惊，如在梦境。
林女士去了那荒凉的武汉平原，简直是战场上的一个奇迹。她一下子成为战场上的讨论重点，她的勇敢和谦虚使全军将士从心底里感到尊敬和感动。她风尘仆仆，风餐露宿。乘坐的汽车随时都会碰上地雷，但林女士置生死于度外……林女士进入汉口，是全日本女性的骄傲。
“汉口先锋”的荣誉，使林芙美子再度成为轰动一时的“时代宠儿”，不但让全日本为之感动，也给其他作家以极大震憾和影响。女作家宇野千代回忆起林芙美子当年的春风得意时，说：“战争一开始，她就被称赞为“汉口先锋”，人气达到了巅峰，这一点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几乎所有的女作家都想学习林芙美子，都想奔赴战场。”
至此，林芙美子被当时的新闻媒体誉为陆军班的“头号功臣”。回国后的第二天，她就开始到各地巡回演讲。其军旅作品《战线》和《北岸部队》也很快发表。林芙美子一举确立了自己作为战地女作家“第一人”的牢固地位。在媒体的歌功颂德下，林芙美子的骄傲心越来越重，最后竟发展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日本战败后，石川达三曾这样评价她：
“她参加了武汉会战，一个人暗暗地摸索着形势的发展，她以第一个深入战场为目标加入了北岸部队，发表了超越一般新闻报道的华丽的报告作品，成功实现了目的……但这或许也缩短了她的生命。当时的作家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林芙美子被新闻报道所扼杀了。”
这些也许只是事后诸葛之言。但对于已经爬上军国主义宣传战车的林芙美子来说，当时即使想退下来，也已经身不由己了。更何况当年那个处处赞美中国“是个难以言表的浪漫之都，一切都那么的风雅。”的女作家，在亲眼目睹中国沦为日本任意宰割的羔羊时，原来的一切美好事物在她眼中都变得那么丑陋、愚蛮甚至令她恶心难受。面对横遭涂炭的中国人，林芙美子却冷冷地反感道：“这些死尸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虽不能忘却对日本负伤士兵的悲悯，但是中国士兵的死亡却没有引发我的感伤。实话讲，即便连一瞬间的寂静感情也没有。”对于自己先前相当崇敬的中国文化，她更是破口大骂道：“我对这些中国偏僻乡村的历史一点儿也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即便这片土地上诞生了孔子、李白，那又关我啥事！老子我可不想死在这个脏地方。” 另一方面，在林芙美子的心目中，中国人的抗日是愚蠢甚至过头的。她还将中日战争的责任全盘推给了老蒋，认为所有悲剧皆源自于他带领的中国军人所进行的徒劳的抵抗。
除了辱骂、抹黑中国，尊敬“皇军”士兵、赞扬日寇的“英勇伟大”，则是林芙美子在战争文学中所叙述的另一重点。在她这段时间的代表作品《战线》中，她相当肉麻地吹捧日军：“日本的历史学家呀！请不要将这汉口一役仅仅局限于东洋短暂的历史里。我们的士兵在这世世代代熠熠闪光的广袤大地上奔走，请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不正是我们所称赞的“战争”吗？他们威风凛凛，一枝独秀！这样一只浴血奋战的军队，其不分昼夜勤勉奋斗之势，怕是在世界战场上也是举世无双了吧！”同时，为了照顾日本国内的读者和军属家人，将前线和后方联系起来，林芙美子还别出心裁地描写道：“日章旗在秋风中飘扬，我望着绵延数里的大军，突然想到要是带着这些士兵的孩子来看这美丽的战线，孩子们会首先说些什么。我想，他们会挥着小手说：‘那是我的爸爸，爸爸前进、前进、稳步前进’吧。让妻子们看到这军阵队伍又会说些什么。大概都会哭泣吧。无论是姐姐妹妹或是恋人…在我心里一直坚定地呼喊着部队的名字，直到汉口。”林芙美子用这些极为煽情的语言，在前线日本士兵和后方的家属之间架起了一座的强烈共鸣的感情桥梁。使这些日军家属们更加卖力地支持所谓的“大东亚圣战”。而当她见识到中国的广阔与富饶，更是代表日本帝国主义毫不掩饰地露出了野心：“ 真想把武汉那长满棉花的大平原统统据为日本所有！ ” 她就是如此的浅薄和狂妄。
战争的残酷可怕，使林芙美子的灵魂连带人性异化得淋漓尽致。她作为作家的良知，还有女性的柔情，此时已消失殆尽。而以上这些内容也仅仅是侵华日军“笔部队”成员林芙美子用手中的笔干出的诸多抹黑行为之一。我在这里就不再多做叙述。不过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另一名“笔部队”成员，则是比上述两名作家更加混蛋的士兵作家。
“军人作家”火野苇平：
与林芙美子这种只动动笔头的“随军作家”不同，“笔部队”中还有一部分作家，他们有过从军经历，以军人为职业，长期在军队服役并直接参与作战，业余坚持写作，鼓吹侵略战争。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军人作家”，在侵略战争中，他们炮制了大批“军队文学”，并亲自参与了屠杀中国军民的行动之中。在这些“军人作家”中，论顽固不冥，死不悔改，火野苇平绝对是典例中的典例。
↑火野苇平在广州中山纪念堂
火野苇平，原名玉井胜则，1907年1月25日生于福冈县远贺郡若松町（今北九州市若松区），原名玉井胜则。他毕业于旧制小仓中学校，在早稻田大学图书期间辍学。火野苇平的创作史自高中时代开始，他出版过童话集，创办过同仁文学杂志。二十岁时作为干部候补生参军入伍，以伍长身份退伍后正式进入文坛， 1937 年，火野苇平发表了一部讲述掏粪工人自强不息为主题的中篇小说《粪尿谭》，正式被人们所熟知。同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火野苇平退伍再返聘，在军部的安排下被编入第十八师团，参加了杭州湾登陆作战。到 1938年4月之前，一直作为杭州警备部队的一员留守杭州城。
极为重视思想战、宣传战的日本军部，是不会把火野苇平这类作家作为普通士兵来使用的。 1938年2月，在军部和日本文坛领袖、文艺春秋社社长菊池宽的联合操纵下，日本文学界的最高奖芥川奖被授予给了火野苇平的《粪尿谭》，但此时火野苇平正在杭州守备，而军部则干脆派遣著名文学评论家小林秀雄空降杭州，专门向火野苇平颁奖。这种超乎常规的行动，无疑是军部对这些作家们的一种特殊鼓励。是年五月，随着徐州会战的展开，火野苇平被派到中支派遣军报道部 ，并且参加了徐州会战，后以此战为背景创作了小说《麦子与兵队》。关于这本书的内容，后来还被改编成了一首同名歌曲，由东海林太郎演唱，在这几年的中国互联网平台上又被网民们无脑戏称为“徐州市市歌”。原曲如下：
徐州徐州と 人马は进む
徐州啊徐州，士兵和战马前赴后继。
徐州居よいか 住みよいか
在徐州会生活的好，住的好吗。
しゃれた文句に振り返りゃ
恋恋不舍的看着信中美好的词句
お国讹りのおけさ节
伴随着队伍中轻轻传来的故乡民谣
髭が微笑む麦畑
麦子田如同胡须一样微笑。
戦友を背にして 道なき道を
背着受伤的战友，滚滚麦浪中实在无处下脚
行けば戦野は 夜の雨
在这样下着暴雨的深夜，能到达目的地吗
「すまぬすまぬ」を背中に闻けば
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背后传来他的道歉
「バカをいうな」とまた进む
我边走边回答到“别说傻话啊！”
兵の歩みの 頼もしさ
随即更加坚定的前进着。
……
《麦子与兵队》于1938年八月发表于《改造》杂志上，集结成书后大受好评。在日本政府的吹捧下，这本书在日本国内的的销量竟达到了惊人的300万册。接着，火野苇平又参加了汉口作战、安庆攻克战、广州攻克战， 1939年参加了海南岛作战。期间，他还以杭州湾登陆为题材，发表了书信体长篇小说《土地与兵队》；以杭州警备留守为题材发表了长篇小说《鲜花与兵队》。加上先前发表的《麦子与兵队》，这三部作品被称为火野苇平的 “ 士兵三部曲 ”。除此之外，火野苇平又以进攻广州为题材，发表了《大海与兵队》；以海南岛作战为题材，发表了《海南岛记》 。1939年12月，火野苇平结束其第二次军旅生涯，“荣耀地”从侵华战场回国。而为他接风的，则是因“士兵三部曲”而获得的朝日新闻文化奖与福冈日日新闻文化奖。无疑，他的作品成为日本军部最好的征兵广告，煽动更多日本青年奔赴前线充当侵略“炮灰”。
1941年，火野苇平又应关东军的邀请，和川端康成、大宅壮一等人一道，前往伪满洲国参加“建国十周年祭”，在中国东北和北京等沦陷区四处游览、讲演。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火野苇平第三次应召参军，并被派到东南亚地区做宣传，一直干到1943年回国。此间，一直到日本战败投降，火野苇平都是 “ 战争文学 ” 的最活跃的作者之一。他也因此深得军部的赏识，被军国主义宣传机器奉为“国民英雄”。
说回作品，在火野苇平的“士兵三部曲”中，他首先重点描写的，便是在侵华战场上那些“七生报国”的日军的“英雄赞歌”。《麦子与兵队》里就有如下描述：
我觉得“祖国”这个概念在我的心中越来越伟大清晰了。这当然不是今天忽然产生的感觉。但是,特别是在最近几天里,耳闻目睹了士兵们无法形容的艰苦,与此同时,在我的心中,我仿佛有了自己的思想……我亲眼看到了他们的死。何时战死无法预测……可是,在战场上,不知为什么,这一切都容易舍弃掉。而且舍弃了也决不后悔……
另外，在火野苇平的笔下，中国百姓则成了人畜无害、任人宰割的绵羊，只知道傻乎乎地冲日本兵笑。但当时的真实情况大概也的确如此：
庙里有一个村长,拿着装饰过的长烟袋悠悠地喷着烟雾。那是一个长相有点严厉的老头儿。翻译正跟他说话。村长微微转过身来答话,引起了一阵快活的哄笑。他说:“这一带蒋介石没有来过，李宗仁和另外几个大人物倒是带着军队来过。”要问用不用拿出茶水招待吗？他说：“不，我们不光招待日本人，中国军队来了的话,我们也招待。”又问：“那要是两方面的军队都一块来了呢？”村长笑而答曰：那就跑啊。真是个直率而又狡猾的老头儿。
以上这些内容仅仅是火野苇平笔下一些相当平常的片段。他真正的高超之处，在于那“诗意”又“温情”的文笔，这种文笔看似平常，内里却蕴藏着很大的迷惑性。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一面是杀人如狂，一面是唏嘘感伤。他笔下的一封“家书”里如此吹嘘道：“爸爸就要杀那些支那人了……等我把敌人的青龙刀和钢盔带回去给你作礼物好吗？”另一方面，火野苇平又企图表现杀戮之后日本士兵的“人性”之美。他笔下的人物看到堆积如山的中国军民的尸体，“又感到了一种悲痛和感伤”。火野作品中虽有作为“人”的某种感情的下意识流露，只是这种“温情”在对中国人的血腥杀戮面前，实在显得太过于孱弱和矫情了。但在当时，他文笔的迷惑性的确蒙住了一大批人，就连美国著名进步作家赛珍珠都上了当，她曾在1939年6月撰文，极力称赞火野苇平“在士兵的淳朴中表现其美丽，赞扬了他们的崇高。但是却没有一点思想宣传的味道，也没有夸张的赞美和自我满足。”可见火野苇平文笔迷惑性之大。
有一说一，火野苇平虽然是军国主义的狂热支持者，但是在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却表现出了惊人的中肯性，这一点与极力抹黑中国的林芙美子截然相反。在他的“士兵三部曲”中，无论是中日两国军队交战的场景，还是乡下善良且愚昧的中国老百姓，他没有保留自己的偏见，也没有凭空的抹黑，完完全全的将自己的亲眼所见和亲身感想毫无保留地记述下来。因此，火野苇平的作品至今仍被视为研究日军侵略中国的可用资料，在发挥其文学性的同时也体现了其真实性和历史性。不过，火野苇平的死不认罪也是出了名的。但这就是我们最后一节要说的话了。
“笔部队”之外：
我们前面所说的石川达三、林芙美子、火野苇平三人，他们属于进入军队体验战争生活，或是直接参与侵华战争的、狭义上的“笔部队”，这类“笔部队”特指1938年由日本内阁情报部分两批选派到侵华前线体验战争生活的从军作家。他们大多数人在军队中所呆时间相对较短，一般二到三个月左右。但从组建和派遣过程看，既有军部利用他们的一面，也有这些作家甘心为法西斯侵略战争服务的一面。第一批“笔部队”名单除了先前说的三人和文坛领袖菊池宽，还有尾崎士郎、川口松太郎等人，第二批则派遣了长谷川伸、土师清二、中村武罗夫、甲贺三郎、凑邦三、野村爱正、小山宽、关口次郎、菊田一夫、北条秀司等人。他们回到日本后，纷纷借报纸杂志组织各类“座谈会”，发表他们所创作的“战争文学”。这其中包括吉川英治的《汉口攻坚战从军见闻》、尾崎士郎的《扬子江之秋》、佐藤春夫的《战场十日记》、中谷孝雄的《前线追忆记——汉口攻克战》、菊池宽的《从军的赐物》等。在这些作品中，他们要么借此宣扬“皇军”的“忠诚”和“勇敢”、要么就对赤裸裸的侵略战争助威、叫好。但他们既没有做人的起码良知，也没有对战争的真正体验，所以绝大多数作品不过是概念化的、为应付日本军国政府命令而创作的、片面的应景之作。
不过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例子，那就是女作家牛岛春子。她的经历反映了当时日本文坛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那就是：许多“笔部队”作家都曾经是日本共产党员。他们最开始坚决侵略战争，但在1934年左右被日本政府逮捕入狱后，几乎集体“转向”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宣布效忠于日本军国当局。她就是这一块的典例。
↑中学时期的牛岛春子
牛岛春子出狱之后，整个人既麻木又迷茫，感觉自己的心里积满了“低迷与虚无的恐惧”。1935年秋天，其丈夫牛岛晴男被任命为伪满洲国奉天省属官，牛岛春子随赴职的丈夫来到被称为“满洲”的中国东北。一踏上满洲的土地，牛岛春子就由衷地“感到新黎明的到来，感到欢快重又爬上心头”。她很快彻底抛弃了曾经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信仰，转而以高亢的热情替侵略者竭力描绘“新满洲”形象，竭力迎合日本政府在满洲“五族协和”的国策。在她的《王属官》《祝廉天》等作品中，牛岛春子塑造了一些努力推进“王道建设”“民族协和”“日满一心”的中国官吏形象。她笔下的“王属官”完全没有一点卖国求荣的汉奸味道，反而是从里到外都体现出日本气质的现代派官员；而“祝廉天”则是一个被日本殖民者彻底“皇民化”的变异者，他耳濡目染的日式文化氛围，将自己从精神深处内化为染透殖民色彩的，一个比日本人还日本人的“满洲新人”。正因如此，牛岛春子和其作品在伪满受到了伪满政府的竭力吹捧，不仅被授予各种荣誉，其作品还被改编成话剧，在日本本土的大阪、横滨、名古屋等多地演出。牛岛春子在伪满一时风光无二，堪比同一时期在汉口的林芙美子。
然而，风光赶不上时局变化。《祝廉天》完成3年之后，随着二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作为傀儡的伪满洲国随之土崩瓦解，而她先前精心编织的“满洲神话”也轰然倒塌。在伪满政权覆灭的前几年，牛岛春子就已参透到伪满洲国的下场。她百般纠葛，却迫于时局所困，依旧努力挣扎着为所谓“王道乐土大满洲国”树碑立传，力图在日本政府面前消除自己“共产罪囚”的耻辱。对于自己，她是日本法西斯政权的受害者，而对于殖民地人民，她又是为虎作伥的加害者。和她笔下那些精神异化的中国人一样，牛岛春子这类精神上的“异人种”其实是日后大部分参与过“笔部队”及其宣传行动的日本作家的基本面貌，他们绝大多数陷于自身人道精神和社会精神异化之间的矛盾之中，最后在迷茫中失去了自己的定位。他们是受限于时代的可悲的文学刽子手，其悲剧也是注定的。
除了牛岛春子，“笔部队”明面上的推动者菊池宽也值得一提。作为“日本文坛的太上皇”，他在日本文坛的地位不容小觑，对军国主义的狂热吹捧也是最高的。菊池宽在创办《文艺春秋》时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认为文艺是经国之大事，生活第一，艺术第二。”就在这种“文艺经国”思想的影响下，他开始了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同流合污之路。说起他为什么能与日本政府搭上关系，就不能不提一个民间组织：日本文学报国会。
在林芙美子那章的开头，我曾提到过菊池宽当时担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的会长。实际上，这个日本文艺家协会就是日本文学报国会的前身之一。日本文艺家协会于1926年在菊池宽的倡导下，由小说家协会与剧作家协会合并而成，宗旨为维护文艺家权益及互助互济。菊池宽担任会长。侵华战争开始后，1940年，在菊池宽的提案下，日本文艺家协会发起“文艺大后方运动”，组织作家们到日本各地巡回演讲，宣扬“国家处于非常时期，文学工作者应该参与到国民精神总动员中来”的国策，配合军部鼓吹战争，为教化国民支持战争而鞍前马后。1940年10月12日，在日本文艺家协会的推进下，作为临时战争宣传机构的日本文艺中央会正式成立。1941年12月24日，在日本军部宣传组织大政翼赞会（也是檀一雄工作过的地方）的推动下，召开了文学家爱国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权威人士约有三百五十人，由菊池宽主持。1942年6月，随着“笔部队”的活动范围扩大到东南亚地区，菊池宽在内阁情报局的指示下，以日本文艺家协会和日本文艺中央会为核心，并合并“文艺大后方运动”，成立了网罗整个日本文坛的日本文学报国会。其宗旨为：“遵循国家需求，全力推动国策的普及宣传，助力国策的实施与实践”。会长是日本军部的御用文人德富苏峰，菊池宽则担任理事。在日本文学报国会以及菊池宽替军部经营的 “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大日本言论报国会”等战争宣传组织的活动下，在二战后期，又有一大批没有参与“笔部队”的日本作家在此框架下为侵略战争歌功颂德，但创作的核心已然渐渐转移到了“大东亚共荣”这一后期战略上。1940年菊池宽率日本作家代表团参加南京汪伪政府成立大典就是其集中体现。而且他本人也没有闲着。在率“笔部队”在徐州战场采风时，他自己也开始连载一部名为《昭和军神西住战车长传》的小说，狂吃1938年五月在安徽阵亡的日军坦克队队长西住小次郎的人血馒头。
↑西住小次郎和他的89式中型坦克
↑有关西住的书籍
↑西住的“筛子坦克”
话说这位西住小次郎也不是什么凡辈。他出生于1914年的熊本，穷山恶水之间培养出了这位所谓的“昭和战神”。他从见习士官做起，先后参与了九一八事变、淞沪会战和徐州会战，开着他那辆落后的日军89式中型坦克打满侵华战争的前半场。最后在安徽南坪集时，西住在打得一片懵逼的状态下，从坦克里出来查看地形，结果被浍河对岸的中国军队一枪打在大腿上毙命，时年二十四岁。这还是历史事实，最先吃西住小次郎人血馒头的是他的长官细见惟雄，他年末在千叶陆军战车学校演讲时，首次将西住称赞为“日军战车兵军神”；日本军部则干脆把他塑造成了硬抗中国军队1200余发枪弹不死，死前还要高呼“天闹黑卡，板载！”的“国民英雄西住战车军神”。给他立铜像，作传记，遗物还送进靖国神社办展览。眼前有这么一个好素材，菊池宽和他麾下的日本文学报国会自然不能放着不管。为了写《西住战车长传》，菊池宽还特别前往西住的熊本老家，以及上海、南京、徐州等地，采访相关当事人，为西住著书立传。该小说从1939年3月7日开始、先后在《东京日日新闻》和《大阪每日新闻》上连载, 九月发行了单行本，立马成为畅销书。转年就被松竹电影公司搬上了银幕，即电影《西住战车长传》。该电影直接在中国战场取景，全片从上到下充满了煽动的氛围。诗人北原白秋为其主题歌《西住战车队长之歌》倾情作词。原曲如下：
天下無敵の 戦車隊
天下无敌的战车部队
無限軌道の 歯車に
无限轨道的齿轮上
噛むや大地の 土けむり
咬碎大地的尘土硝烟
げに奮迅の 勢は
其奋勇疾驰的威势
轟々遂に 幾千里
轰隆隆跨越千里之遥
哭けよ鬼神も まのあたり
鬼神见了也该哭泣
荒れに荒れたる 鉄牛の
这奔腾不息的钢铁巨兽
これぞ世紀の 科学戦
正是世纪的科学之战
ああ激突の 火と熱に
啊 在冲锋的烈火与热浪中
弾痕まさに 千二百
弹痕恰有一千二百道
……
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西住小次郎都被塑造成一名对天皇忠勇无二的神一般的“英雄”。可事实却是，根据他的另一位上司高桥中队长的回忆，军部嘴中“在后方医院里壮烈牺牲”的西住小次郎，其实早在送往卫生队的途中就已嗝屁。至于死前高喊“板载”的情节，则更是军部强行加戏。西住小次郎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炮灰，死后仍被日本军部利用，为侵华战争制造出了更多的炮灰。而菊池宽吃着西住小次郎的人血馒头，没有辜负军部的期望；在鼓舞侵华日军士气，蒙蔽国内民众认知这块儿立下了汗马功劳。（说个题外话：其实，日本前几年挺火的动漫《少女与战车》里，西住美穗以及他家祖传的“西住战车道”，都是追溯了西住小次郎其人与事例。）
除了菊池宽的《西住战车长传》，日本文学报国会在他的指示下，还组织一系列宣传“大东亚共荣”的文学活动，以响应所谓的“国策”与命令。二战后期的1943年年末，日本政府召开大东亚会议，旨在缓解侵略者与侵略区人民之间的矛盾，并发表了《大东亚共同宣言》和五项原则。五项原则的内容则是：“共存共荣、独立亲和、文化高扬、经济繁荣、世界进步贡献”。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走狗，菊池宽和日本文学报国会即日宣布，热烈拥护《宣言》和五项原则，并立马以此为主题，要求日本文坛的各位交作业。也许是底下的人看透了时局必然，不怎么想为上级打工，于是，1944年一月，日本内阁情报部和日本文学报国会合作，立马召集国内大小五十余位作家，召开作品协议会，征集各方意见；结果就是同年十二月定下了“六部小说、五部戏剧”的创作计划，分配到指定作家头上，靠他们宣传大东亚共荣。很不幸，无赖派作家太宰治参加了会议，而且六部小说中其中一部的创作任务也落在了他头上。
↑《惜别》讲谈社1947年改订版
向来不理政治的太宰治在接到命令后倒是利索，会后，他迅速写出长达六页的作品创作意图书，交到日本文学报国会，并一反寻常的表示自己愿为中日两国全面“和平共处”效力。而他负责完成的这部小说就是以鲁迅为主角的《惜别》，尽管这本小说被鲁迅研究家竹内好骂成“披着鲁迅皮囊的太宰治的自传”，但太宰似乎是打心底要把这本小说写好，据说是为了自己今后的作品能被政府顺利出版而做出的妥协。虽然创作《惜别》的出发点是非正义的，但太宰仍在这本书的后记里坦言：“这部小说是一个名为太宰的作家出于自己的责任有感而作。写作上，情报局和报国会并没有对外提出种种条件……而这一切，也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幸福。” 而事实上，报国会原先六部小说的计划，太宰治的《惜别》是唯一的独苗，而其他五人，大江贤次、高见顺、丰田三郎、北町一郎、大下宇陀尔的创作则胎死腹中，真是一场黑色幽默。
疯狂之后的迷惘：
相对于“笔部队”，日本文学报国会是二战期间日本作家的最高“领导机构”，它自诞生之始就充当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帮凶、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文学组织。日本文学报国会在顶峰时期，加入的作家超过4000人，几乎包括了日本当时的所有作家。不仅如此，日本文学报国会还通过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搜罗了汪伪政府、伪满洲国及其他国家的亲日文人，其中就包括日本的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以及中国的张爱玲、柳雨生、以及上海沦陷后的落水文人陶亢德等。后两人在战后均以叛国罪获刑。
↑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留影
日本军部通过日本文学报国会的建立完全掌控了日本文坛，而且意图支配在日军铁蹄之下的中国文坛，培植汉奸文人。除此之外在当时的日本文坛，其实还有一批甘愿“艺术抵抗”的作家们，他们以“虚构的非现实故事”和高度的纯文学艺术，使自己的作品较少的被时代空气所玷污。他们虽然绝大部分人参加了“笔部队”或是日本文学报国会，但其作品既不批判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更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谴责的，只是出于文人的良知来表示自己“微弱的抵抗姿态”罢了。而且随着日本在战争中败局已定，他们能发挥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
日本战败后，日本文学报国会自行解散，日本文艺家协会再次成立。但是其理事兼文艺春秋社社长，“笔部队”的主要推动者菊池宽，与报国会会长德富苏峰一同被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公职追放。但菊池宽竟然认为此举荒唐已极。他说：“我虽然不赞成战争，但一经开战，尽全力不使其失败天经地义。追放我这样的自由分子实在荒唐。”
这位曾经呼风唤雨的文坛霸主，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里回归了沉寂。1948年3月6日，菊池宽因狭心症发作，在自家书房中去世，享年六十岁。菊池宽这一生，既背负着新思潮派的余晖，也担起了探索日本近现代文学的新去路的责任。他集作家、商人、公职人员等身份为一身，留下了超级出版企业文艺春秋株式会社和当今日本文学最高奖的芥川奖和直木奖。如此辉煌的成就让他足以担得起“日本文学太上皇”这一无上称号。唯独最后的“笔部队”和日本文学报国会，让他传奇的一生落得如此下场，可谓遗臭万年。人生最后的三年，菊池宽或许在扪心自问：一个文化人，在汹涌的时代洪流面前，究竟应该扮演何种角色。这个问题，同样是那个时代的“笔部队”成员们，在战后都要面对一个不可逃避的问题。
日本战败后，“笔部队”成员等在侵略战争中负有责任的日本作家们被盟军追究其战犯责任。但石川达三属于特例，因为《活着的士兵》被盟军认为“具有反战色彩”，他竟侥幸逃过一劫，而且担任了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一职。但是，经过战争的洗礼后，石川达三的精神彻底异化，他完全撇弃了自己原先的人道主义，心中对于“反战”思想和历史事实更是一堆矛盾。1946年5月9日，石川达三接受《读卖新闻》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采访。他说：“我到达南京时，街上尸体累累，惨不忍睹。”在同年接受国际检察局的审问时，他还承认自己“把南京的屠杀替换成发生在其它战场上的事件写入了小说中”。而到了1984年九月，他面对与当年同样的问题，却当着记者面极力反驳道：“我到达南京时，距离日军进城已有两周，城里却丝毫不见大屠杀的痕迹。我想几万人的尸体在两三周内无论如何也是处理不完的。屠杀一事我至今难以置信。”我真的很难想象，如果在当时就给这老头砸过去一本他自己写的《活着的士兵》，又能是怎样的一番反应。总之，在这次采访结束三个月后，1985年1月31日，石川达三去世，享年七十九岁。这位从太宰治手中夺去芥川奖、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直到人生的最后，也没有对自己当年做出的种种恶行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与定义。
林芙美子也褪去了昔日的光环。面对日本战败，她感慨万千地说：“我望着天空，感慨万千。虽说战争结束了，但又觉得若将这种快乐直接表达出来似乎不妥，心中总有一抹像云一样的阴影无法释然。”林芙美子的感觉也是战后无数日本作家的共同体验。一切源于战争，又毁于战争。日本战败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可战后生活的阴霾却刚刚开始。在战争的废墟上，笼罩日本的并非什么希望和光明，唯有前途茫茫的愁云惨雾。人们生活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中，徘徊在寻找工作的艰难里，挣扎在生死两难的绝望境地。如此的时代下，有一批作家趁势兴起，他们冠以“无赖派”之名，以自己笔下的颓废文风，引领战后日本文学的创作方向；也有一批作家在战后失去了未来的方向，更搞不清自己存活于世的意义，从而感到迷惘、痛苦。还是菊池宽的那个问题：一个文化人，在汹涌的时代洪流面前，究竟应该扮演何种角色。这个问题，有些人答上了，得到了新生；但也有人因为说不出自己的答案，从而随着新的时代走向了自我毁灭之路。
↑晚年的林芙美子
林芙美子回答上了答案。1948年，她凭借新的反战小说《晚菊》重回文坛。《晚菊》通过描写一名年老的艺妓对变得庸俗的旧情人的失望之情，揭示了“战争一下子改变了所有人的心灵”的深刻寓意，并斩获了当年的日本第三届女作家文学奖。林芙美子的《晚菊》是当时兴盛的“战败体验”文学潮流的耀眼之作。战后两年的反思与沉淀，使林芙美子的创作欲望更加旺盛，无论思想深度还是写作技巧，都达到了更娴熟的境界。创作水平和创作速度远远超过了战前和战争时期。也许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她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日渐衰弱、时日无多，虽始终没有摆脱深深烙在脑海中的“反战败”思想，但她通过自己手中的笔，努力将自己所目睹的战争中人类的一切自私、虚伪书写出来，揭示人性深处的黑暗一面，探寻这种本性罪恶的起源。林芙美子曾面对大众坦白心声：“我现在不再害怕和恐惧任何人的意见。现在只想拼命努力地做我想做的事情。而目前情况下，我最希望的是能触摸到人类内心最深处的弱点。即使把我以前所作的贡献全部抹杀掉，我也绝不会动摇，绝不会放弃和回头。” 至此，林芙美子终于从“狂热的战争鼓吹者”这个昔日的身份中解脱出来。她在战后复出创作的作品中，其共同主题几乎都是反映战争的残酷无情，刻画在悲惨命运中顽强生存下去的女性形象，这一切在她的代表作《浮云》（1950）中得以集中体现。这本书也是日本战后小说中的杰出之作。她的文风质朴，情感真挚，富含女性特有的悲悯与坚强。川端康成评价她“能如此感叹女人悲哀的人非常罕见”。在中国，郁达夫、谢冰莹、林海音等人均对之均推崇备至，为战后的她赢得了“日本的萧红”之美称。另一方面，林芙美子不信男人，不信神，她从不在乎他人目光。正是这样的人格品质，才促使她在仅有一面之缘的大阪作家织田作之助病故后，照顾其遗孀一年有余。这位不懂国情军情政情的女作家最后选择了返璞归真，虽然她对于战争和社会始终都没有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林芙美子《浮云》、《晚菊》中译版
战后的林芙美子稿约多到令人吃惊的地步。她十分享受着这种“充实而热闹的”写作，不浪费一分一秒，夜以继日地拼命创作，却忽视了自己本就脆弱的身体。1951年6月28日，林芙美子的生命终于迎来了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创作长篇小说《饭》的时候，久未合眼的她突发心脏病，永远停下了自己手中的笔，享年四十八岁。
林芙美子死后，日本各界人士，还有许多深深喜欢她作品的普通平民前来吊唁；下葬那天，为她护送灵车的人群更是数不胜数。作为一名少见的从军国迷梦中醒悟的日本作家，林芙美子有着敢于自揭伤痛的勇气。这一点就是石川达三之流所无法比拟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她在“笔部队”众成员中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林芙美子的《浮云》、《晚菊》等作品即便在中国，至今也广受追捧，改编的电影更是被列为影视经典。而对于在二战中各种涉及林芙美子的学术研究，中日两国学者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大力肯定其文学成就，对她作为“笔部队”作家的不光彩历史选择淡化，甚至忽略不计。至此，林芙美子真正成为了日本文坛的“传奇”——这便是她面对时代潮流给出的答案，而她也在新的时代重获新生。
↑电影《浮云》海报
林芙美子重获新生，可火野苇平却自愿走向了灭亡。他以日本战败为背景，写成小说《悲伤的士兵》。在小说中，主人公始终忘不了“8月15日的痛哭”，也难以认可“战败和屈辱的现实”。面对战后对他的批判浪潮：他大言不惭地说：“我在内心深处可以骄傲的是，在战争期间，我就是以真实之心来从事写作的。” 1951年，火野苇平从监视状态中解脱出来。虽然不再高喊军国主义口号，但他仍坚持着保守和平主义。比如，他在反对扩建军事基地的意见书中违心地写道：“在今日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下，扩充基地给人的感觉就是为原子弹、氢弹战争做准备。不但对日本和平不利，而且违背日本宪法”。此外，他还支持冲绳人民要求回归日本的运动，并抨击日本政府的软弱。但理由却是：美国占领冲绳，韩国占领竹岛，苏联占领北方四岛，导致日本东西南北都被缚住了手脚，无法活动。1954年4月，火野苇平作为日本代表出席亚洲国家会议，会后，他又去了刚刚诞生五年的新中国。这次访问的确改变了火野苇平对中国的旧印象，但他依旧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思想和自由。他对新中国的文艺政策提出批评，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和必须是社会主义现实创作方法，离开了这一条就不能写作，是反革命。清楚的说这不是服务而是义务，这是军队的用语，有如绝对的命令，这种限制真厉害。就像老舍和巴金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庶民作家，也被改变了，像谷崎润一郎、永井荷风这样作家的书中国时不出版的。进口的书籍都是赤色的、左翼的。给我的印象和大战期间的大政翼赞会很像。”看到这里，我恍然大悟。我说呢，檀一雄为啥会对火野苇平之死表示同情呢，原来这两位提出的问题都是一回事呀！（见檀一雄《文士十年说》《文学审判》）
↑晚年的火野苇平
不管和平的话说了多少句，火野苇平始终没有改变自己内心深处对日本战败的那种不平与愤懑。他和战后绝大多数日本作家一样，对于那场侵略战争选择了“集体失忆”，但他已经没有当年的风光了。他沉迷于过去的辉煌，却看不到崭新的时代；陷入难以自拔的失落忧郁，却又无法在痛苦迷惘中找到真正的精神出路。从新中国访问归来后，火野苇平的创作每况愈下，影响力也大不如前。1960年1月24日，内心痛苦万分的火野苇平选择吞下100片安眠药，从此离开了人世。在他的遗书中，除了亘古不变的“圣战爱国”立场，他还写下了一句似乎是道歉的话：“我要死了，也许和芥川龙之介不同，或许是某种不安。总之，对不起，请原谅我，永别了！”
火野苇平最终选择了自我毁灭，然而仍有他者迷途知返。昔日的日共成员牛岛春子面对日本战败，她第一次作为侵略的日本人而感到自责。即便对战争的反省仍显得那么复杂暧昧。1969年，在福冈县太宰府市的观音寺内，日本反战人士为发誓“日中不再战”而建立了纪念碑，牛岛春子便是发起人之一。以后的她依旧积极参与中日民间友好交流活动，直至2002年辞世。牛岛春子在伪满期间，从她身上体现出来的动摇软弱、矛盾分裂，也正是侵华期间日本作家的精神写照。通过他的经历，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日本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如何导致二战时期的日本文坛被法西斯狂潮彻底淹没；那些原本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日本作家们，是如何受日本军国政府驱使，沦为恶魔的吹鼓手和辩护士的。
对“笔部队”的反思：
说到结尾，“笔部队”自成立时，日本军部就要求作家们本着“吾为君书，吾为君亡”的精神，心甘情愿地投身于侵略战争；另一方面，军部对“笔部队”的创作也有严格要求。火野苇平曾提到军部立下的七条限制：一、不得写日本军队的失败；二、不得涉及战争中所必然出现的罪恶行为；三、写到敌方时必须充满憎恶和愤恨；四、不得表现作战的整体情况；五、不得透露部队编制和部队名称；六、不得把军人当作普通人来写；七、不得写有关女人的事。由此可见，“笔部队”的战争认知无外乎对法西斯军国主义作概念化的、皮毛式的、肤浅的演绎，真正的战争体验，淹没于法西斯军国主义所掀起的恶浪，他们对眼前发生的罪恶置若罔闻，对亲身体验的战争刻意扭曲，他们用粉饰、剪裁后的所谓“事实”，赤裸裸地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摇旗呐喊，推波助澜，甚至湮灭自己人性的良知和文学家的敏锐。
美国现代文学评论家萨义德曾说过，知识分子在介入公共领域时，“要有效介入那个领域必须仰赖知识分子对于正义与公平坚定不移的信念，能容许国家之间及个人之间的歧义，而不委诸隐藏的等级制度、偏好、评价。”但“笔部队”成员们在被迫介入公共领域时，却自愿抛弃原先的正义、良知、公平等精神信仰，自愿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而失去了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丧失了超越性的公共良知，更何况是林芙美子亦或是前往伪满采风的川端康成等人。可以说，“笔部队”诞生是日本文学的集体转向，是日本文学整体的堕落。
而且，日本“笔部队”战争认知的危害主要体现在片面扭曲的“大亚细亚主义”和狭隘的“文学报国”思想。日本大亚细亚主义形成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之间，思想主流是由玄洋社、黑龙会所共同构建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它表面宣称亚洲国家黄种人联合，共同对付西方白种人列强，其实质却是实现日本独霸亚洲的列强野心。李大钊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1919年元旦所发表的政论文《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大亚细亚主义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在亚细亚的民族，都听日本人指挥，亚细亚的问题，都由日本人解决，日本人作亚细亚的盟主，亚细亚是日本人的舞台。到那时亚细亚不是欧、美人的亚细亚，也不是亚细亚人的亚细亚，简直就是日本人的亚细亚。这样看来，这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和平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可以说，大亚细亚主义就是日本在二战后期所奉行的“大东亚共荣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而 “笔部队”作家们创作的许多作品，都从不同侧面宣扬和鼓吹“大亚细亚主义”，特别是“大东亚会议”以后，日本文学界一方面积极学习研讨会议精神，一方面决定用各种文学形式宣传会议精神。太宰治和他的《惜别》显然就是这一举措的牺牲品。
再谈起“文学报国”思想，这种思想在许多国家均有传统，无可厚非。但像日本“笔部队”作家那样毫无原则，丧失人类基本良知的“报国”，只能称得上是狭隘的“文学报国”。因为“笔部队”制作的侵华文学，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国策”的产物。“笔部队”和侵华日军互相合作，“枪杆子”和“笔杆子”一哄而上、形成从武力到文化双管齐下的侵华战争格局。可是，在军部改造下变得完全依赖于战争的日本文坛，在日军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时，其原本就狭小的活动范围却被军部进一步打压和缩小，而且军部同时加紧了对国内言论思想的控制，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文学作品和新闻舆论只被允许夸大或虚报战果，减少或隐瞒不报败退的事实。在军部实施的文化恐怖下，1943年到1945年的两年间，中央公论社和改造社的数十名相关编辑、记者被逮捕，两名主编被特高警察拷打致死，两名编辑惨死狱中，其他人也纷纷被定罪。还发生了臭名昭著的“横滨事件”。而到了1944年，两社的核心刊物《改造》和《中央公论》更是直接被军部废刊。到了战争末期，加之物资匮乏，日本国内就连纸张都不能满足出版的需求了。杂志报刊不仅从页数上被一再而再地要求缩减，而未能执行“国策”的出版社、杂志社，政府更是被内阁情报处中断了纸张的供给。如此命令下来，就连日本军国政府的走狗菊池宽也难逃一劫，他麾下的《文艺春秋》也在军部和内阁情报处的无脑打压下被迫停刊，给他带来的损失难以估数。
可无论再怎么说，在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控制下，自日本近代以来树立起的文学独立精神已被摧毁殆尽，日本文学开始失去了自身应具备的独立性，成为政治的“御用品”，作家成了政治宣传的傀儡。而在美国的纵容下，战后日本文坛对战争责任的追究虎头蛇尾。侵华作家们更乐于描写战争给日本国民所带来的灾难，表现日本战后艰难困苦的生活。这不就是战后日本一直所宣扬的“反战败思想”吗？战后真心忏悔的侵华文学作家寥寥无几，而依然坚持反动军国主义立场的作家却后继有人，这到底是二战留下的遗憾还是原可避免的悲剧！
战后的日本文坛只负责探讨战争给人带来的灾难，却根本不探讨战争给什么人带来了灾难，更不去探讨追究战争发生的根源。他们执着的追求浮于表面的正义，却从不也不想追溯这内里的真正的公理。于是乎，“反战”被扭曲成了“反战败”，受害者范围从交战双方无辜的人民缩小成自己一方的人民。可即便也是受害者，他们却曾是推动这台战争机器疯狂运行的一份子；而且他们不仅对另一方的受害者漠不关心，甚至还要加以污蔑。在我眼里，战后的日本文坛，几乎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反战文学，而仅仅是“反战败”思想的狼披着“反战”思想的羊皮，将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残留在战后日本社会的毒物或多或少的传递下去，正如他们所言：直到小石变巨岩，直到巨岩生青苔。对于今天中日两国一切有良知的、正视历史的正义人士而言，清除这旧帝国残留的毒物，注定是一场任重而道远的历史重任。
最后，我要声明：“笔部队”是日本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毒物，是法西斯主义借国际斗争来掩盖阶级矛盾的重要体现，其彻底覆灭是板上钉钉的结局。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败类。”作为一个卑微但真诚的日近爱好者，我始终坚信：无论是八十多年前的抗战烽火，还是八十多年后恰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只要历史的书写者还是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那么，公理之下，正义不朽。
原版结尾：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可直到今天，日本文学界大多数人仍未能认真反思那场战争，即使反思也仅仅停留在对战败的反思。即便有极少数作家直面侵略战争，认为日本军队确实干了不少坏事，但往往又缺乏道歉的勇气，这种日本人特有的暧昧方式直接影响了他们对那场战争本质的深层次反思，也决定了那些“笔部队”成员及其参与者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正宗文人”。对于我而言，如今的我们大多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让一些军国主义的漏网之鱼得以侥幸存活。当然，一切都是自然的选择。在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之际（本篇草稿写于二五年九月末），或是在人们激烈讨论《南京照相馆》和小津安二郎之间的联系之时，我想标明的就一个态度：对日本这个国家的一切，我们都要擦亮眼睛，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既不全盘接受，也不全盘拒绝，更不态度暧昧，而是动用“拿来主义”，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而这，就是我对日本文学和日本文化的态度。
最后，我要声明：“笔部队”是日本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毒物，是法西斯主义借国际斗争来掩盖阶级矛盾的重要体现，其彻底覆灭是板上钉钉的。今天的我们除了要运用“拿来主义”，还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的一句话：“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败类。”这就是我在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之际做这期视频的意义。
（全文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