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UP 主按：2022年11月26日，卡 sir 去世了。11月27日，一位与他相熟的记者在自己的 Blog 上发出了这篇文章，以资纪念。文章主体不是记者本人写的，而是2000年前后，卡 sir 的一次访谈内容，主要是吐槽解体十年来俄罗斯的司法、执法状况。本 UP 主手动机翻过程中，感觉卡 sir 屡屡炸毛：D 算是体会到纳伊德诺夫为何说他性情急躁了：D】

原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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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德烈・科洛巴耶夫，2022年11月27日

昨晚，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卡利尼琴科与世长辞。他是苏联总检察长办公室负责“重大案件”的传奇侦查员，同时担任“打击犯罪”部门侦查行动组负责人。他的职业生涯中，共破获300余起特别重大案件，其中包括多起轰动一时的案件，例如“日丹诺夫地铁站命案”（克格勃少校阿法纳西耶夫被一伙警察杀害）、“索契案”（苏共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州委第一书记梅杜诺夫涉嫌贪污受贿案）、“棉花案”，以及白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彼得・马谢罗夫死亡案等。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曾是记者们的“及时雨”——每当需要就一起新的轰动性犯罪事件发表评论，他总能提供帮助。而在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这样的事件可不在少数。

我知道，当年曾有人向他提供巨额贿赂，还承诺让他在世界上任何一家银行开设美元账户。而且，至少两次有人想“做掉”他：第一次是苏联内务部长晓洛科夫指使的，第二次则发生在银行黑手党火并期间。

我与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有交集，且往来相当密切——围绕各类犯罪主题，我们完成了数十次访谈。后来，卡利尼琴科转行当了律师。我记得1994 年，他交给我一盘录音带，说：“这起‘克里姆林宫相关’案件已经出了两条人命，我可能是第三条。要是我出事了，你就把这段录音公之于众。”

这盘磁带我在21世纪初还给了他——幸好，它终究没派上用场。

我建议大家读一读弗拉基米尔・卡利尼琴科的怀旧独白（约2000年录制），一同回到20世纪90年代。从那以后，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呢？

【以下都是卡 sir 在说话】

他们是如何瓦解检察院的

我们这些从执法机关离职转行当律师的人，有时会被称作“叛徒”“变节者”。但没人会问：我们当初为什么要离开。

1991 年，当苏联总检察院被撤销时，有人对我说：“你是为苏共中央机关工作的。”这难道不令人愤慨吗？1971年，我刚到区检察院工作时，就有人明确告诉我：没有党证，就别想在职务上有任何晋升……可我究竟是在为谁服务？是为党，还是为人民？这些年里，个别苏共工作人员犯下的种种丑恶行径，我哪样没见过？我都见过。没错，我确实参加过党员大会。每次都要召集500人——全是苏联总检察院中央机关的人。勃列日涅夫带队的主席团成员坐在台上，接受众人致敬，可这只会让我从心底感到反感。因为这种会议把我从工作中抽离出来，逼我去参与一场“表演”。我得像个傻子似的坐五个小时，听那些废话连篇。难道我会相信这一切，会对这些忠心耿耿吗？绝不会。如今，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却说：“侦查工作的所有弊端，都是因为没能彻底清除执法机关——这些‘苏共中央机关的走狗’。” 这话难道不令人愤慨吗？谁是走狗？是我，还是我的同事们？这些年来，我们追查命案、侦破凶案，难道都是白费力气吗？我们不过是在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而已！

（本 UP 主注：在04年的一次采访中，卡 sir 说，解体前后，一些“民主人士”说他是正 统 共 产 党 人，但他自认为是厨房异见者；最终，他没有交出 党 证 或 退 党——他认为这样做缺乏荣誉感。本 UP 主认为，卡 sir 在解体前的职业生涯，足以证明他无愧于“党 员”身份）

还有另一个离职的原因。国家发的工资少得可怜，这难道不是在变相逼迫人吗？要么收受贿赂，要么辞职走人。所以检察院里几乎所有专业人才都离开了，他们绝不是去摆摊做小买卖了。如今，这种后果已经显现出来了。

“一个正常的苏联人”

如今我们都在谈论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建立的那个“可怕”组织。但恕我直言，这个组织里的成员并非孩童，而是清一色的专业人士——他们昨天才从特种情报机构退出来。这些人一辈子都在从事监听、监视、秘密录像之类的工作，说白了就是搜集黑料。对他们而言，潜入任何一套公寓或别墅，安装一套你永远察觉不到的设备，然后24小时对你进行录像和监听，简直是易如反掌。他们除了干这个，别的什么都不会。而就在这时，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别列佐夫斯基）出现了，把他们招至麾下。

过去也发生过同样的事，只不过那时候这被称作“文书工作”，而且所有机密信息最终都会汇总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第七局。当时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明确谁有权接触这些信息，以及是否可以使用这些信息。有时候会有人问我：“你被监视过吗？”是的，我知道自己被监视了。因为如果你的工作触及到了某些权力层级，那必然会有人监听你、监视你。顺便说一句，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政变（1991年“八一九政变”）刚结束时，对博尔金（瓦列里・博尔金，1991年8月时任戈尔巴乔夫总统办公厅主任——作者注）的搜查行动中，查获了大量机密档案——其中有一卷是关于我的，还有三卷是关于戈德良的。

最近，反间谍部门的人跟我坦白：“当年我们监听你时，听到你痛骂苏联体制，耳朵都快竖起来了。我们把这些录音交给了安德罗波夫，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听完后笑了，说‘算了，别打扰这小伙子了——他就是个正常苏联人’。”可那样的妥协，那个体制何曾有过？从来没有！即便我在调查高层官员舞弊案（即 1400亿案）时也是如此。自始至终，他们只在判断：我是否越了他们划定的红线。要是真越界了，我早被扫地出门，要么就是进监狱了。

如今，潘多拉的魔盒已经打开了。几乎人人都有自己的“私人”情报机构。而在这场已经打响的“黑料战争”中，既没有法律约束，也没有规则可言。

总检察长的“致命隐患”

早在“银行丑闻”爆发前，俄罗斯总检察长斯库拉托夫就已亲手为自己埋下了祸根。他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过于频繁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难道俄罗斯总检察院没有新闻办公室吗？当然有。可每当他又一次公开谈论那些轰动案件的进展，甚至宣称会亲自督办——比如“马贝泰克斯案”时，我都感到不寒而栗。要知道，检察院的职责是监督法律实施，而非直接侦破刑事案件。

斯库拉托夫擅自揽下了案件侦破的权限，也就是说，他一开始就选了一条明显错误的路线。结果这误导了公众认知：人们会认为，未侦破的谋杀案该由谁负责？是总检察院！但事实绝非如此。首先，负责此事的应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的行动部门与刑事侦查机构；之后，从法律监督的角度出发，才轮到总检察院履行职责。然而，出于个人野心，再加上对政治游戏规则的错误理解，斯库拉托夫完全是亲手将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任人攻击。

我那个年代，这个职位由亚历山大・列昆科夫担任。他会召见我们中的任何人，说：“明天安排你接受采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要是他手下的人在采访中说错了话，他能把人家骂得狗血淋头。但他自己呢，从不抛头露面。他的话在哪儿最有分量？在最高苏维埃，在政治局会议上……

第二点，说说那段录像的事。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玩一场可笑的把戏，声称“录像里的人长得像斯库拉托夫”，尽管他本人早就全盘承认了（录像中的人就是他）。这些民选代表的麻木不仁竟到了如此地步：如今，居然是日里诺夫斯基这位律师在给总检察长讲道德——要知道，此人曾公然提议一名女记者在他和他的保镖面前进行淫乱活动。要是我是记者，我会把三张照片并排刊登出来：一张是谴责总检察长的日里诺夫斯基，一张是拥抱奇奇科林的日里诺夫斯基，还有一张是奇奇科林本人与牲畜发生性关系的照片。

但这里还有一点至关重要：这段录像当初是怎么拍下来的？首先，拍摄行为本身就是非法的——任何国家都不允许这种事。其次，那些拍摄者必须承担刑事责任。第三，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是谁、又是为了什么目的给那些女人付了钱？总不会是斯库拉托夫自己吧（本 UP 主注：这位斯库拉托夫检察长的丑闻，包括那个丑闻录像——他光着身子跟两个姑娘在一起——我小时候都在央视新闻里见过，录像是打了码的；另，日里诺夫斯基大爷真是一代传奇：D）。

我在机关单位工作了22年，一年中有280天都在出差。那时的生活物质条件极其艰苦。我曾负责过一些重大案件，背后牵涉到巨额资金和权势人物。其实在那个年代，我本也可以拥有一切——豪车、别墅、公寓……比如，我去乌兹别克斯坦或哈萨克斯坦出差时，有人会主动提议：“咱们来玩一把桥牌吧！”我就说：“不了，我不会玩。”对方接着说：“我们教您啊。”当然，我心里很清楚，他们是想以这种委婉且近乎“合法”的方式给我行贿。即便我是第一次上桌打牌，他们也肯定会“输给”我一笔我想都不敢想的钱。

生活这东西本就复杂，当然了，我们每个人也都难免会犯错。但如果我清楚，根据我的职业身份，有些事是绝对不能做的，那我就绝不会纵容自己去做。可为什么如今那些掌权的人，会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呢？要么，你就别坐上这个位子；要么，你就对得起自己的职责。

向警察致敬！

人员流失问题——不仅是检察院的问题，也是内务部的问题。尽管面临各种困难，如今仍有大量重大案件得以侦破，也有不少侦查人员在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但他们的名字会出现在媒体上吗？几乎不会。用内务部长自己的话说，他同样支持提升警察的公信力。但要靠什么来提升呢？结果他说“要拍电影、制作精彩的电视节目”等等。

但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在我的书《一名侦查员人生命的7060天》里，有一个章节叫《日丹诺夫地铁站命案》（即所谓的“警方内部案”）。我在书中写到了这起命案发生前的情况：当时存在对警察恶性犯罪的包庇行为。与此同时，内务部长晓洛科夫还在刻意打造警方的正面宣传形象。比如，哈恰图良创作了《警察进行曲》；媒体上会定期刊登所谓案件侦破率的虚假数据；定制的电视和广播节目质量低劣，节目里的人照着稿子念台词……也就是说，执法机关的公信力完全是被人为营造出来的。而在这光鲜宣传的背后，却是无法无天的混乱与专横。

夏尔・戴高乐还说过：“如今发生的一切，在过去都已发生过。关键在于要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可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又是什么呢？《新报》上有一个专栏叫《警方暴行》。读了之后会让人不寒而栗：警察“团伙”、贪腐受贿，还有数百人在警局里遭到殴打、致残。这样下去，公信力从何而来呢？

悬案

我确信，近年来所有最具影响力的谋杀案（梅尼亚案、霍洛多夫案、利斯季耶娃案、斯塔罗伊托娃案及其他案件）从一开始就具备侦破条件。有一次，有人请我就“霍洛多夫案”发表看法。我说，我无法理解，怎么能把那些所谓已经认罪的被捕者送上法庭。要知道，无论侦查机关多么不愿面对，法庭上必定会浮现一个问题：这起谋杀案对谁有利？是为了被捕的那个上校？还是他的副手们？霍洛多夫的报道难道触碰到他们的利益了吗？这辈子都不可能！也就是说，届时会出现一个问题：他们是在为谁执行这次暗杀任务？如果侦查机关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那这就不是案件侦破，而是半捏造的产物。

最可怕的是，侦查人员很可能其实早就知道谁是幕后指使者，却绝不会把这个名字说出来。难道“利斯季耶娃案”还不足以让人明白，谁是真正的幕后主使吗？这个名字早已是家喻户晓，更何况侦查人员肯定心知肚明。所有人都清楚，霍洛多夫得罪的是谁——是帕维尔・格拉乔夫及其亲信。但这些案件终究还是会被“搁置”。

为什么会这样？我由衷地同情我那些曾参与梅尼亚案、利斯季耶娃案、霍洛多夫案、斯塔罗伊托娃案及其他案件侦查工作的前同事们。毫无疑问，他们都是真正的专业人士。但我认为，首先，他们“束手束脚”；其次，他们并非敢死之士。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个举动，都可能让自己或家人丧命。而那些被他们点出名字的人，会登上私人飞机，逃到加纳利群岛之类的地方，然后宣称自己是政 治 迫 害 的受害者。如果侦查人员得不到安全保障，也得不到国家百分百的支持，他们绝不会把案件追查到底。

我再回到“日丹诺夫地铁站命案”这个案子上来——在我们的历史上，这类案件根本没有先例。围绕这起案件，四名莫斯科警察被枪决，八十多人被判刑，五百多人被开除。为什么这个案子能够侦破？并非因为我作为侦查员展现出了什么过人之处。原因只有一个：国家决心要把这个案子追查到底，并整合了各方力量——以检察院为代表的侦查部门，与克格勃的行动资源实现了联动。只有这样的联合，才能与警方及内务部长晓洛科夫抗衡。

当安德罗波夫意识到事态已经超出控制时，他给了我们无限授权（当然，是在法律框架内），而我们也感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克格勃的列福托沃监狱——所有因这起案件被捕的人都被关押在那里。警方则被完全隔离。当晓洛科夫决定要除掉我时（他们本想在案件调查初期就把我排挤出局），当时最精锐的“阿尔法”特种部队被派来保护我。他们全天24小时保护着我全家，还有那位著名的“锌皮法官”——济娜伊达・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帕里娜。如今，这样的力量联合已不复存在，因此，任何重大案件都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为何不借鉴我们的经验

两年前，总检察院的几位朋友找到我，希望我帮忙审阅“梅尼亚案”的材料，并谈谈我的看法。我答应了——纯粹是出于职业兴趣，这事儿让我觉得挺有意思。“不过，”他们事先特意说明，“我们得先征求领导的同意。”结果时间一天天过去，再也没了下文。后来有人跟我解释：领导明确禁止了这件事。我就纳闷了，为什么我的意见这么不受待见呢？我又没说要为此收费，他们大可以让我签一份保密协议（毕竟这案子属于机密），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嘛。

早在我担任总检察长下属特别侦查组负责人期间，就经常带着实务讲座出差 ——前往苏联内务部、各法学院及侦查人员进修班。当时听众对我的讲座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如今，我成了一名律师，也积累了另一类经验。也就是说，我现在可以不谈自己作为律师的成绩，而是专门讲讲案件中存在的失误。我有能力传授这些经验，但即便如此，也没人需要！

问题不只是出在我一个人身上。如今还有许多优秀的专业人才，他们曾侦破过震惊业界的大案。比如科斯佳・迈丹纽克——他是“乌兹别克案”的主办人；还有沃洛佳・科罗塔耶夫——原苏联内务部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以及列沙・维诺格拉多夫（原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处处长副手）、列沙・奇茹克……这样的人我能一直列举下去。他们每个人都资历深厚，曾查办过骇人听闻的连环杀人案、抢劫案，以及国家级别的重大贪污案。可现在，没人记得他们了。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多年来始终无法理清头绪的那些轰动性案件，本该由这些人来侦办，可如今他们大多转行当了律师，在法庭上轻易就推翻了多数案件的指控。

关于“使绊子”

有一次在某个场合，一位总检察院的高官主动提起了我，说什么“卡利尼琴科是个叛徒，背叛了我们的事业，现在还在法庭上给我们‘使绊子’”。可恕我直言，如果案件侦查工作本身没问题，又有确凿无疑的证据，那么无论是帕德瓦、雷兹尼克，还是我卡利尼琴科，都无法推翻它。但如果侦查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失误，我凭借专业能力进行辩护并取得相应结果，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你们倒是把案件查扎实，别违反法律啊。

比如，我为一个人辩护。他说：“我是无辜的。”但我知道，他就是凶手。现在我手头有不少这样的案子。律师的职责不是查明真相，而是为委托人辩护。因此，我必须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包括侦查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来履行自己的职业使命。

是的，从道德层面来看，这或许确实不妥。但要是这样的话，那律师制度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难道我要在法庭上宣称“我的当事人否认有罪，可我认为他就是罪犯”吗？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我完全不在乎自己辩护的是谁——为了达成目标，我会利用侦查过程中的任何疏漏。你们可别出疏漏啊！要知道，22年来，我负责过的300多起案件，没有一起在法庭上被任何律师推翻过。

前几天开了一次庭，我当场指出了特别检察院一名侦查员存在的严重违法行为，并提交了相关申请。这时候，一位女士走了过来，她是我以前的同事，跟我说：“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您不该这么做啊！您骨子里还是个侦查员呢。”“不，”我回答道，“我现在是律师了。”她又说：“您难道不理解我们的难处吗？”“我理解，”我说，“但我更清楚一点：法律是不能违反的，而你们确实违法了。” 我既不会教唆证人作伪证，也不会恐吓被告人，更不会伪造文件、栽赃毒品。我自己向来严格遵守法律条文，哪怕是在细微之处也不例外。而且我认为，这理应成为每一位侦查员的行事准则。

为何我们的监狱人满为患

我的当事人曾是“阿尔法”特种部队成员，是战功卓著的军官，还参与过突袭阿明宫的行动。说得委婉些，对他的指控是牵强的；可即便指控确实牵强，也完全没有理由在开庭前就将他关押。但他现在仍被关押着！和他关在一起的还有个年轻人，这小伙子就因为想和朋友喝顿酒，拆了别人车上的某个部件，卖了钱买了两瓶酒。结果他已经等了一年零六个月还没开庭。这样的例子，我能一直举下去。更何况，我现在手头还有不少案子，其中有些人根本是无辜的，却被判处了重刑！

我确信：要是成立一个委员会，对所有看守所进行全面排查，客观查清里面的人是谁、因何被关押了多年——那么所有看守所立刻就能空出一半。可压根没人想过要去查清这些事。前不久我提交了一份申诉：有个人被无端指控。而总检察院某部门的负责人却回复说：“不存在违反诉讼法的情况。”我又提交了一份补充申诉：“我亲爱的前同事们！我说的不是违反《刑事诉讼法》，而是违反实体法。” 也就是说，根本没人看我的申诉！可连我卡利尼琴科这种“懂行”的人提交的申诉都会被如此对待，那换成瓦尼亚・伊万诺夫——一个普通的俄罗斯人，要是他遇上了麻烦，就算跑遍所有部门、敲遍所有门，又怎么可能有门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