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的发起与终结，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取决于侦查策略，还取决于是否选择了正确的调查战略。你必须时刻记住，你所拥有的独立与自主，不过是一种错觉。有些人借助你，纯粹是为了互相清算；另一些人则借此捞取政治资本；还有些人在盘算，揭发会进行到何种程度，而这又可能给他们个人带来什么风险。掌权者不愿破坏多年来建立的体系，于是通过执法机构制造出打击体系弊端的假象，实则在很大程度上让自己免于被揭发和可能面临的惩罚。

人们似乎认为，在对抗这一体系的斗争之初，那些“孤注一掷者”从一开始就注定会落得屈辱失败的结局。无论是纳伊德诺夫，还是卡拉科佐夫，都从未属于这类人；相反，他们是精于算计且手段高明的策略家。戈德良也是这样的人吗？恐怕不是。他决定冒险，采取了孤注一掷的做法，总体来说并没有失败，而至于他究竟取得了多大的成功——时间会给出答案。

人们将乌兹别克斯坦反腐案件的曝光与戈德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同样，那起未能立案的“克里姆林宫案”的源头也与他相关。我认为，在那个时期，戈德良巧妙地利用了共和国权力斗争中的力量格局，在对立各方之间灵活周旋，并会根据不同局势判断该支持哪一方。但不得不承认，他行事时所展现出的勇气，以及在当时那个年代堪称罕见的果敢，是值得肯定的。

此处有必要稍作插叙，谈谈卡拉科佐夫针对受贿案件制定的侦查策略。赫尔曼・彼得罗维奇十分欣赏那些“有冲劲的”侦查员，他自己也属于这类人。每天清晨，他就前往侦查隔离所，开始对被捕人员进行讯问。由于知道普通监狱存在严重的信息泄露问题，我们把涉案人员主要关押在苏联克格勃的列福托沃侦查隔离所（СИЗО）。这无疑会对被告人所处的心理环境产生影响。这些人中，有不少本身就属于特权阶层，过去一直坚信自己能逍遥法外，也相信被收买的权贵阶层拥有强大势力；如今他们被捕，通常都会受到巨大冲击，即便没有和盘托出所有情况，也会交代出不少关键信息。他们交代得多么爽快——不光我们很多人是见证者，倘若上帝真的存在，上帝也会为之作证。

如今，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保守党人，都喜欢在报刊文章、广播和电视节目里大谈特谈对涉案人员施加心理影响这一话题。听他们谈论、读这些内容时，总会觉得很奇怪。在我看来，任何一次审讯都不可能不对被审讯人施加心理影响。没有这种影响，任何调查都毫无意义。审讯室里有两个人：侦查员和涉案人员。前者力求获取与犯罪行为、涉案人员相关的供述，后者则试图隐瞒这些信息。

对被告人施加心理影响的方式，取决于侦查员的专业素养和智力水平。比如，既可以提高嗓门告诉他，他一定会被枪毙，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会如何在他的额头涂上绿漆，然后响起致命的一枪；也可以换一种方式：用平静、沉稳且温和的语气，跟他讲法官会如何宣判死刑，他将不得不换上条纹囚服，在单人牢房里度日，等待生命终结的那个致命时刻。

很难说哪种情况更可怕——是歇斯底里的吼叫，还是暗藏心机的伪善？但对于有自尊的侦查员而言，这两种手段都属于卑劣行径，就像威胁要逮捕被告人的家人和亲属一样。更何况，那些奉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原则的侦查员，迟早会为此付出代价。

但“突破口”终究是“突破口”。不管愿不愿意，一旦收到举报信或受贿供述，就必须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以及这些材料中的信息是否足以逮捕某个涉案人员。在这种情况下，会在行动会议上确定一个关键人物——也就是当前侦查阶段最重要的角色。开展侦查核实，就意味着提前暴露自己的意图，进而可能遭遇反制措施。当时的思路是：如果针对一个人只有两份证词，那还不够；要是能有四五份，就足够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必须拿到这些证词。在这种一心追求预设结果的导向下，越过合法界限其实相当容易。有时，侦查员会故意——或是出于对自身判断的错误坚信——向被告人强加一个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事实。反之亦然：被告人也会敏锐地察觉到侦查员想要从他这里得到什么。无论哪种情况，这种失误都可能引发极其严重的后果。以下便是一个例子。

前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阿卜杜拉耶娃（Абдулаева），并非无名之辈。她被捕后，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全盘招供”了。后来，她试图在某一事件上欺骗戈德良，便谎称自己收受了一名主管人员以钻石首饰形式提供的贿赂。不仅如此，她还把这些首饰交给了侦查人员。而行贿者也证实了她的供述。

这在受贿案件调查中本是一个堪称完美的情节。但没人愿意费心去核实细节、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庭审时，阿卜杜拉耶娃推翻了自己之前的供述，称自己是被迫认罪的。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她详细说明了这些首饰是在何时、何地，通过谁的帮助购买的。事实证明，她说的全是真的。行贿者也推翻了此前的供述。据他称，在指认受贿物品时，侦查人员看似不经意地暗示他：“指认那个编号为某某的物品就行。”他便照做了。这种“简化流程”的做法在法庭上被曝光，最终导致（阿卜杜拉耶娃）被宣告无罪，同时中央媒体也刊发了关于“乌兹别克斯坦案件调查受挫”的爆炸性报道。无论戈德良和伊万诺夫（Иванов）如何辩解，他们都不得不承认，自己被阿卜杜拉耶娃耍得团团转。

是的，在“戈德良事件”中，并非所有事情都如此简单、一目了然。他曾指责我们中的许多人优柔寡断，不敢团结起来、齐心协力采取行动。在某些方面，他是对的；但在另一些方面，他并不正确。不过，在他负责的案件中，确实存在像上文所述那样的严重失误，也还有其他一些（问题）……

第一起丑闻发生在1983年或1984年。在共和国克格勃的大楼内，戈德良及其调查人员正在就某一案件对一名证人进行讯问。讯问结束后，该证人未能回家，而次日清晨，人们在克格勃大楼的窗下发现了他的尸体。

在当时，这可是天大的麻烦，很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官方调查。而且调查人员给出的解释也显得站不住脚。他们声称，这名证人当时拒绝回家，还请求允许在办公室过夜。之后，他开始写下供词，交代自己藏匿财物的地点。可没过多久又改变了主意，到了凌晨便从窗户跳了下去。

他们提起了刑事诉讼，并将案件调查工作交给了侦查部门的一名检察官马祖尔凯维奇（Мазуркевич）。然而事实证明，没人真正关心这起丑闻，于是这桩棘手的事就被压了下去。特尔曼・霍列诺维奇最终仅受到了严厉批评的处分。

不久后，在塔什干的乌兹别克斯坦最高法院，穆扎法罗夫（Музафарова）、库德拉托夫（Кудратова）及其他涉案人员的刑事案件庭审正式开始。这起案件的国家公诉由苏联检察院某部门的一名检察官负责支持。而戈德良却决心要让这名检察官服从自己的意志。他开始强行要求对被告人判处他自己满意的刑罚。双方由此爆发争执，进而升级为公开的冲突。戈德良在无计可施之下，竟指控审判长和国家公诉人收受贿赂。

戈德良未能如愿以偿。法院并未理会他的要求，判处穆扎法罗夫和库德拉托夫死刑（枪决），同时还针对苏联检察院，具体而言是针对戈德良本人，做出了一份特别裁定。列昆科夫怒不可遏，他认为特尔曼・霍列诺维奇（的行为）明显超出了职权范围。随后，又一份处罚令随之而来。

第三起轰动性丑闻与哈萨克达尔金州委前第一书记盖伊波夫（Гаипов）的被捕有关。对他的抓捕行动显得十分不专业——不仅选在其家中进行，而且有苏联检察院的侦查人员以及戈德良本人直接参与。尽管当时已具备对盖伊波夫的逮捕许可，却未限制其行动自由，致使他趁机拿刀自残。特尔曼・霍列诺维奇亲自上前阻止他。万幸的是，盖伊波夫最终未敢用刀袭击侦查人员，这对戈德良而言实属侥幸。

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不少，不过，支持特尔曼・霍列诺维奇的人提出的有依据的反对意见也同样不少。

戈德良本人及部分侦查人员所犯下的此类错误与疏漏还有很多，这使得数年后，一场旨在诋毁其团队工作的大规模行动得以展开。

对我而言，有一点很清楚：这位非凡且富有天赋的侦查人员，被某些政治集团利用来达成其自身目的。不过，戈德良本人在不同阶段，也为了自身利益利用过这些政治集团。

特尔曼非常需要制造外部影响，因此他把宝主要押在了从黑手党组织那里追缴资金和财物上。他所取得的这类成果，我们当中没人能达到，而苏联检察院领导层也向戈德良提供了最全面的支持。

他可以调用直升机、装甲运兵车、军队单位提供的安保力量，甚至还有民航客机——这些客机通过专飞航班，将装满追缴资金与贵重物品的袋子运往莫斯科。

在他声名显赫之时，我们“公司”里的一些负责人也想借机沾光。他们专程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参与追缴行动，在相机、摄像机乃至电影摄影机镜头前抛头露面、装腔作势。

所有人原本都相安无事，直到戈德良越过了某条禁忌红线——他公开指控 “圣地中的圣地”——苏共中央政治局（политбюро）存在受贿行为。尽管他掌握的证据并不充分，但格德良的说法是正确的。在苏联农业部（Минрыбхозе）贪腐受贿案、索契-克拉斯诺达尔案（сочинско-краснодарскому делу）以及其他多起案件的涉案人员名单中，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索洛缅采夫（Соломенцева）、罗曼诺夫（Романова）、拉希多夫、库纳耶夫（Кунаева）等人的名字反复出现。这类重合绝不可能是偶然，更何况涉及苏共中央委员会（ЦК КПСС）其他工作人员时——无论是普通指导员，还是各部门负责人——情况亦是如此。同一批名字、同一群人，不断出现在不同却又高度相似的刑事案件卷宗里。

戈德良不顾一切地卷入政治斗争，而体制瞬间便试图将他打压下去。但在俄罗斯，人们向来崇敬殉道者，特尔曼也因此成了国民英雄。

其中一个中亚共和国的腐败现象已然渗透到各个层级（横向纵向无处不在），该国也因此实实在在地陷入了恐慌之中。然而，无论莫斯科派来的官员（“使者”）所做的事情多么正当，这都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反制反应，加剧了当地对中央政府的不满情绪。戈德良反复声称“不存在所谓的‘乌兹别克案’”，并执意要揭露“克里姆林宫黑手党”，但他的这些说法在乌兹别克斯坦始终无法得到理解。在当地人眼中，特尔曼・霍列诺维奇的处境只有一种可能——“他面前的克里姆林宫斯帕斯基大门（Спасские ворота）已经关闭”（意为他被权力核心抛弃）。而人们对此欢欣鼓舞。

拉希多夫及其亲信多年来一直贿赂克里姆林宫高层，而这绝非仅仅出于个人贪欲。当时，大量建筑材料源源不断地流入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工业得以发展，饥饿草原（Голодная степь）得到开垦，城市也在兴建与美化。正因如此，如今对这位乌兹别克斯坦前国家领导人的平反便不足为奇——他为自己的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事。哈萨克斯坦民众至今尊崇库纳耶夫（Кунаева），盖达尔・阿利耶夫（Гейдар Алиев）后来成为阿塞拜疆总统，这些都绝非偶然。我们过去对曾经的俄罗斯帝国所征服的领土上（指苏联时期的中亚等加盟共和国）多年间发生的一切，评价过于简单，甚至可以说十分粗浅。而如今，我们正在为这一切付出代价，未来的几代人也将为此买单。

乌斯马诺夫部长被处决。数千人被判处长期监禁。特尔曼・霍列诺维奇・戈德良及其忠实的伙伴尼古拉・韦尼亚明诺维奇・伊万诺夫（Николай Вениаминович Иванов）积累了政治资本后，成为了人民代表。他们加入了跨地区代表小组，无论有意与否，在很大程度上都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多年来备受关注的著名阿季洛夫（Адылова）案，最终以失败告终。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尤里・丘尔巴诺夫站上了被告席，顺便提一句，他正是因乌兹别克案被立案审查的。

公开被控受贿的利加乔夫、列昆科夫、捷列比洛夫、索罗卡等人始终无法在公众面前自证清白，而戈德良与伊万诺夫也未能拿出曾高调承诺过的、可证明前者有罪的证据。此前被戈德良小组逮捕的苏共负责干部奥谢托夫与斯米尔诺夫，将从看守所获释。有关部门会先对这两位著名侦查员（指戈德良与伊万诺夫）立案侦查，随后又以平反为由撤销案件；在此期间，还会“巧妙地”对卡拉科佐夫提起玩忽职守的指控。关于这些事，已有不少文献记载。苏联解体后，乌兹别克斯坦将开始对因棉花案及其他案件被定罪者进行大规模平反。但在同一批案件中，那些靠受贿虚报棉花产量的俄罗斯籍被定罪者，却始终未能获得平反。无论是当年，还是如今的民主改革时代，都没人真正关心他们的命运。

【棉花案-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