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恒

1945年战胜纳粹德国的纪念日有两个。在英美等国家，这个纪念日叫做“欧洲胜利日”（即“欧洲战争胜利日”），英文是“VE Day”(Victory in Europe Day)，设在5月8日。苏联使用的名称是“伟大卫国战争胜利日”，设在5月9日。

同一个战败国投降，为什么会在不同国家产生了不同日期的胜利日？一般认为是由于时差造成的，即与1945年5月8日午夜时分在柏林举行的投降签字仪式有关。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论述过，英国和美国的胜利日其实与柏林签字没有关系，5月8日是两国政府的胜利官宣日。

那么，苏联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苏联是在柏林投降仪式结束后才官宣胜利的，比英、美晚了10小时10分钟。

斯大林不愿过早宣布胜利

1945年5月7日在法国兰斯举行的投降仪式虽然也有苏联官员出席并签字，但并没有获得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认可。斯大林的想法是在法西斯侵略的策源地——柏林接受德国投降，由朱可夫元帅主持。他认为兰斯受降贬低了苏联军民的牺牲和贡献。他在接到西方盟军关于兰斯签字的通报后在苏联高层会议上说，兰斯投降书“不能废除，但也不能承认”。而此时在战场上，虽然柏林已经被苏联红军完全占领，但在捷克斯洛伐克等地，战事依然激烈。胜利对于斯大林而言，仍然有些远。  

兰斯受降仪式现场

由于这两个原因，斯大林不但不愿意按照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提议——在1天之后，确切的说是兰斯签字36小时后、距离投降书规定的德军完全停火时限还有9小时的莫斯科时间5月8日16时与美、英同步官宣胜利，还希望能把这一时刻再推迟一些。他首先通过军事外交途径，即由红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向西方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发电报表示，希望将官宣调整至莫斯科时间5月9日19时（距停火大限已过18小时）。随后，斯大林亲自发电报告知杜鲁门和英国首相丘吉尔——英、美政府在5月7日下午曾分别来电，希望将官宣提前至莫斯科时间当日19时。

之所以希望提前官宣，是因为伦敦和华盛顿当时正被社会上疯传的德国投降“非官方”消息所困扰。在兰斯签字大约12小时后，德国外长克罗西克在邓尼茨政府控制下的弗伦斯堡电台向国民发表投降讲话，很快就被英国广播公司转发；法国的塞维兹将军则向《费加罗报》记者透露自己在兰斯代表法国受降，被巴黎电台报道；美联社战地记者爱德华·肯尼迪知道这两件事后，不顾尚未解除的“新闻禁令”，将投降仪式的现场报道发出，使“非官方”消息的可信度在“瞬间”增加，更加速了信息的扩散。

尤其在英国，身处前线的英国人民对战争的感受比美国人民要强烈得多，英国各地街头正聚集起翘首期待丘吉尔官宣的大批民众，议会也在追着政府证实，弄得丘吉尔焦头烂额。幸好，杜鲁门的私人参谋长李海（今译“莱希”）受命接听丘吉尔的越洋电话，总算把对方说通了，否则英、美、苏最终会在三个不同时刻官宣德国投降也是有可能的。

苏联宣布胜利的时间比原计划提前

按照斯大林的意愿，也根据5月7日约德尔在兰斯签下的投降书附件的规定，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长（长官）凯特尔在柏林再次签署了投降书。

柏林受降仪式现场

苏联官宣胜利的时间点无疑是与柏林投降仪式有关，但这背后也遇到了两个重要的变化。

一是投降仪式大大推迟。因为在兰斯签署的投降书已将德军停火的大限定在5月8日中欧时间23时01分（应转化为夏令时，即5月9日0时01分，柏林和巴黎都使用这一夏令时），所以二次投降无论如何也不会刻意安排到晚上举行。因为法、美代表与苏联代表就签字权利发生争执，再加上围绕文本修改的磋商花费了不少时间，才拖延到了午夜。原计划则是在下午签字。以特德为首的西方盟军代表团一开始也想着当天就能返回兰斯（西方盟军总部所在地）。

二是官宣时间大大提前。本文前面提到斯大林曾计划在5月9日莫斯科时间19时官宣，这不仅远远超过柏林投降书的实际签署时间，更远远超过原计划的签署时间。而最终，莫斯科官宣德国投降的时刻是1945年5月9日凌晨2时10分，即柏林投降仪式结束不久。这个时间点很特别，既不是整点，也不是半点，甚至让人感觉仓促。这或许是柏林投降仪式的延误造成的，或许也反映出当局对于分享喜讯的迫不及待。这背后或许也是考虑到西方消息传播的影响，毕竟这时已是德国投降的消息在外国电台疯传30多个小时后了。

多年来，学者们常把柏林投降仪式的举行时间——5月9日0时整至0时43分（一说45分）当成莫斯科时间。事实上，这是柏林当地时间，也就是中欧夏令时（当时在伦敦实行的双夏令时时刻也与此相同）。莫斯科实行东三区时间，应早1个小时，柏林的仪式结束时已接近凌晨2时了。

苏联《消息报》登载德国投降书和胜利日法令全文

2时10分，苏联王牌播音员尤里·列维坦出现在了话筒前。他向苏联人民宣读了在柏林签署的德国《军事投降书》全文。紧接着，他又播报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签署的关于将5月9日定为胜利日的法令。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胜利日法令原件

这项法令同时明确了5月9日为非工作日，而落款的签署日期是5月8日。虽然还查不到确切的签署时间，但可以看出，苏联的胜利日是在柏林签字仪式前就已经确定好了。所以，苏联的胜利日跟英、美的胜利日一样，在事实上都是官宣胜利的那一天。 

5月9日21时，斯大林亲自广播《告人民书》。21时50分，列维坦宣读斯大林致红军和海军的祝捷令。10分钟后，祝捷令所说的礼炮响彻莫斯科的夜空。

同一个日期的胜利日不易实现

事实上，就算斯大林愿意在5月8日和英、美同步官宣胜利，苏联的胜利日可能也会是定在第二天5月9日。因为莫斯科时间是16时，这个点宣布胜利的同时又让大家丢下手上的工作放假，恐怕不会有这样的操作。

英、美的胜利日定在5月8日很大程度则是受本文前述“非官方”消息传播的客观影响。以英国为例，虽然杜鲁门（通过参谋长李海）成功说服丘吉尔放弃提前官宣的计划（据说英王对此“很失望”），但丘吉尔为了先给民众和议会一个交代，还是安排情报部（今多译为“新闻部”）在5月7日晚上发布了一则预告，提前说明5月8日官宣胜利之日“将被视为（英国的）欧洲胜利日”。而如果没有遇到上述变数，丘吉尔官宣胜利的时间点（伦敦双夏令时15时）是不会提前那么久向公众预告的，胜利日就会是在次日即5月9日（也是假日）。道理相同，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当天下午才让人们放假是不大可能的。

宣布敌国投降、战争胜利，是一体的，但胜利日的选择，应该被视为另一件事。前者可以同步，操作起来不难，甚至只需克服时差的影响，而后者就不一样，因为涉及全国人民、各行各业，往往需要考虑更多的情况和做出更多的安排。所以，胜利日日期的确定在本质上应该属于各国政府的自由。

如果拿三个多月后的对日作战胜利日来对比，这个道理就更加明显。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日期来纪念战胜日本。美国的胜利日是9月2日，当时中国和苏联的胜利日是在9月3日，而英国和英联邦国家则选择8月15日。中、美、苏三国是以日本投降书的签署为依据，英国则是以本国政府宣布（接受）日本投降为依据。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没有哪一个国家以日皇裕仁向其“臣民”宣读所谓“终战诏书”的“玉音广播”作为战胜日本的标志。

也正是由于汲取了欧战最后受降时的经验教训，才在日本投降时实现了中美英苏同步宣布敌国投降、战争胜利，并举办了一场战胜国共同参与、一致认可的受降典礼。依笔者之见，做到这两点比去追求在同一个日子庆祝胜利更加宝贵。

参考文献：

美国国家档案馆出版物：《1945德国投降（国家档案馆馆藏重要文献系列）》（Germany surrenders,1945(Milestone Documents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信托基金理事会1989年版。

[美]福里斯特·波格著：《欧洲战区：最高统帅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军史系列）》（The European Theater of Operations:The Supreme Command(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华盛顿，美国陆军军史中心1954年版。（军事科学出版社在1989年出版过中译本，书名译为《盟军最高司令部》）

[美]约翰·托兰著，刘永刚译：《最后一百天：希特勒第三帝国覆亡记》，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

[英]迈克尔·琼斯著，秦恺译：《希特勒死后：欧洲战场的最后十天》，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涉及苏联对受降签字态度的部分内容在中译本里面被删去了）

[美]哈里·布彻著：《我和艾森豪威尔共事的三年》（My Three Years with Eisenhower），纽约， 西蒙与舒斯特公司1946年版。

[美]约翰·狄恩著，赵君才、袁逸尘译：《离奇的美苏联盟：美苏战时合作记》，独立出版社1947年版。

[美]威廉·莱希（旧译“李海”）著，章和言译：《身历其境》，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版。（华夏出版社在1988年出版过一个译本，书名译为《我在现场》）

苏联外交部编，潘益柯译：《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 第一卷：斯大林同丘吉尔和艾德礼的通信》，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

苏联外交部编，宗伊译：《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 第二卷：斯大林同罗斯福和杜鲁门的通信》，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

[苏]朱可夫著，徐锦栋、思齐等译：《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

[苏]什捷缅科著，甘霖、思齐等译：《什捷缅科大将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

[德]福尔克尔·乌尔里希著，何昕译：《第三帝国的最后八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

李恒、邱维骥编著：《铁案：日本无条件投降》，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