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证，“精致利己主义者”这个词首次出现在《玉溪师专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1-2期的文章《毛泽东伦理思想探源》中，作者是玉溪师专的杨净麟。在这篇文章中，当作者讨论毛泽东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切为了群众”等绝对利他主义伦理观时谈到：“个人的道德追求在动机上不能存有丝毫为己的念头，否则就沦为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了”。此时这个词的内涵和后来用来批判当代年轻人的那个用法还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出处其实并非真正的源头。

这个词公认的源头一般认为是北大的钱理群。他从2008年起，在多篇文章和多个场合提到这个词并解释其内涵。其中比较详尽的一版出自2008年4月27日他在北大110周年民间纪念会上的讲话，题目是《寻找失去了的「大学精神」》，此文可在钱理群的文集《重建家园——我的退思录》中找到。这是一篇较长的文章，全文分成六个部分，对“精致利己主义者”这个概念的引入和解释出现在最后一部分“大学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人才尖子？”中。

在这部分中，钱理群通过一个文学典型形象来解释他对这个词的理解。简单来说，假设有个学生来听他的课，听得很认真，博得了他的好感，并请求他写一封推荐信，他写了，然后这个学生就再也没出现过。钱理群感到自己上当受骗了，于是开始批判这类学生，并称之为“精致利己主义者”。

我当年看完这个故事之后就很迷惑，这哪儿精致了？这一点都不精致好吗？让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这个学生拿到推荐信之后并没有消失，而是继续上完钱理群的课，出色地完成了作业和课程论文，然后出国临行前再对钱理群表示感谢并认真道别，出国后逢年过节给师长们发送问候短信，偶尔回国时再探望一下，这是不是更精致？如果一个学生做到了这个程度，钱理群还会批判他是“精致利己主义者”吗？我想大概不会吧。所以，原文中的学生并不是因为“精致”或“利己”被批判的，而是因为还不够精致、露馅儿了，这不是很滑稽的一件事吗？

对利己主义的批判需要非常谨慎。因为人性是复杂的，每个人都有利己和利他的成分。如果站在绝对利他主义的立场去批判所有利己主义，那么等于在批判全人类，这毫无意义。我们应当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扣帽子式的一棍打死所有人。比如，一位工人为了赚钱努力工作，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他所生产的产品也造福了他人，这是利己、还是利他呢？但如果这位工人所在的工厂污染了环境，那又当如何判断？如果我去要求这家工厂加装污水废气净化系统，结果导致工厂经营不下去而倒闭、所有工人失业，那我的行为是利己还是利他呢？这些复杂的问题反正我是想不清楚的。

不知从什么时代开始，我们这个社会特别喜欢批判年轻人。无论是80后、90后、00后甚至10后都被不知道几零后挑出无数的毛病。这是不对的。每个人出生时都是一张白纸，他长大后所具有的所有优点和缺点都来自他的成长过程，具体来说就是家庭、学校和社会。一两个青年长歪了可能是他们自身的问题，但如果一整代人都长歪了，那就不是年轻人自身的问题，而是他们的成长环境的问题。当我们批判年轻人“精致利己”的时候，请问他们是跟谁学的呢？当各位年长者想教青年人做事时，应该先想一想“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这句口号。

另外，我们这个世界现在变化得无以伦比地快，年长者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早就跟不上时代了。他们根本不理解年轻人们真正在焦虑什么，就站在自己的旧世界经验上去批判，这种批判对年轻人是没有帮助的。

在钱理群那篇讲话稿的倒数第二部分，这位老先生竟然在批判大学里的就业指导工作，说大学不该搞这种东西。这样的内容如果放在现在这个就业环境，大概会被喷死吧。全世界经济的低迷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就没有真正好转过，而且最近两年变得更严重了。这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穷途末路的一种表现，可以说在马克思那里就已经预言过了。我们目前就业环境的恶化就是受此影响，而青年人们的焦虑也皆来源于此。在这种焦虑之下做出种种不够精致的利己行为是情有可原的。这种根源性的问题不是谴责两句、提些要求再喊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必须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度过这个难关。

一百年前，鲁迅先生在《北京通信》中写道：“所以，我終於還不想勸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們的年齡，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歸宿大概總不能一致的罷。但倘若一定要問我青年應當向怎樣的目標，那麼，我只可以說出我為別人設計的話，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阻礙這三事者，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他，撲滅他！”这些话语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读来，仍有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