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子之役
（一）丙子之役是指1637年1月至2月清朝攻打朝鲜王朝的战争，朝鲜半岛历史上称之为“丙子胡乱”或“丙子虏乱”，又因跨越丙子、丁丑两年，合称“丙丁虏乱”。丁卯之役后，后金与朝鲜确立“兄弟之国”的关系。1636年后金大汗皇太极自称皇帝，国号大清，朝鲜拒绝承认，两国矛盾升级，引发皇太极统帅大军亲征朝鲜。清军渡鸭绿江后，扬野战之长，舍坚城而不攻，长驱南下，直抵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朝鲜国王仁祖李倧逃至南汉山城，被围四十余日后出城投降，在汉江南岸的三田渡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此后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成为清朝的藩属国，随即清军在朝鲜军的配合下发动皮岛海战，夺取明军据点皮岛，丙子之役的余波至此告终。清朝通过丙子之役解除自己的后顾之忧，粉碎明朝的东江防线，既控制朝鲜，又削弱明朝。朝鲜则视之为奇耻大辱，尽管被迫臣服，内心仍敌视和鄙视清朝。战争背景：国际局势：17世纪满洲族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建立后金政权，进而夺取辽东，动摇东亚地区以明帝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后金的东邻朝鲜王朝自建国以来就是明朝的藩属国，笃信程朱理学，严守华夷之辨。16世纪末日本侵略朝鲜（万历朝鲜战争，朝鲜称壬辰倭乱）之际，因明朝救援朝鲜的“再造之恩”而使明鲜关系进一步密切，因此在后金挑战明朝秩序的过程中天然地选择站在明朝一方。 1619年朝鲜出兵1万余人随明军征讨后金，结果明军在萨尔浒战役为代表的一系列战役中失败，朝鲜残兵5000人投降后金。此后朝鲜国王李珲（光海君）奉行中立政策，暗中联络后金，结果在1623年被臣下废黜，其废位理由中的一条就是“阴怀贰心，输款奴夷（指后金）”。新国王李倧（仁祖）高举“崇明排金”的旗号，标榜与明朝“协力讨虏”，后金和朝鲜的往来一度中断。不过朝鲜和明朝未能真正做到同心协力，在明朝围堵后金的战略布局中，朝鲜占有重要地位，前辽东经略熊廷弼提出“三方布置”之策时就强调“须联合朝鲜”。明朝将领毛文龙在朝鲜椵岛（皮岛）开辟反攻辽东的基地——东江镇，朝鲜虽尽力资助，但内心对其十分疑忌。
（二）结果朝鲜和明朝不但未能“协力讨虏”，反而在1627年后金攻朝鲜（丁卯之役）时不能有效配合，致使朝鲜被迫与后金缔结“兄弟之国”的盟约，开放义州中江与后金互市，每年向后金输送“岁币”。但此后朝鲜与后金的关系并不融洽，两国外交摩擦集中于几下几个方面：俘虏问题：尽管后金释放丁卯之役中大部分朝鲜被掳人口，但仍有上万人被后金扣作人质，要求朝鲜或以后金逃人交换、或以米粮赎回，朝鲜被迫选择后者。逃人问题：丁卯之役结束当年十二月，皇太极就指责朝鲜不遣返后金逃到朝鲜的人员，朝鲜答以逃人所剩无几。1631、1633年皇太极两度就逃人问题向朝鲜施压，朝鲜才遣返部分后金逃人。犯越问题：丁卯之役后，朝鲜边民屡屡越境采参，后金亦入朝鲜境内屠杀汉人难民，两国互相指责对方“犯越”，即非法入境。开市问题：朝鲜自1628年同后金开市于义州，但在时间、价格、场所上多有争端，如原约为春秋开市，然而后金后来又要求夏季也开市，两国为此一直僵持。价格方面两国也按各自有利价格而争论。场所上，后金要求咸镜道会宁也开市，朝鲜坚持拖延不开。岁币问题：后金大汗皇太极嫌弃朝鲜的礼物偷工减料，1631年朝鲜在春秋两次纳岁币时，皇太极都干脆拒绝接受。翌年皇太极派人通知增加“岁币”种类和数额，仁祖仅同意其新定数额的十分之一，以金银、牛角、倭剑等不是朝鲜的特产为由拒绝献出，其后两国互相指责背弃盟约，引发关系紧张。当然最要害的问题在于朝鲜在明金之间的暧昧关系，即朝鲜一面称臣明朝（事大）；一面与明的敌国后金修好（交邻），这种暧昧关系注定不能持久。朝鲜在丁卯之役后并未断绝同明朝的宗藩关系，仍旧遵奉明朝正朔，年年遣使渡海朝贡北京，明朝亦不时派遣敕使来朝鲜。丁卯之役后第二年皇太极要求朝鲜提供船只以讨伐东江镇，仁祖拖了三天才见后金使臣，然后对他们严正表示：“明国犹吾父也，抚我二百余年，今征我父之国，岂可相助以船？船殆不可借也！”
（三）另一方面在明军追击投奔后金的吴桥兵变叛将孔有德、耿仲明等的过程中，朝鲜则出兵协助明军，令皇太极耿耿于怀。后金汉官宁完我更强调：“昔日我兵伐朝鲜，抵王京，天与不取，讲和而回。至如今，我们不知惹了多少气，此昭昭覆辙，良可鉴戒也。”认为后金在金鲜关系中是吃亏的一方。1633年六月皇太极将明朝、察哈尔和朝鲜作为后金的三个敌手，要求众贝勒、将领讨论该先打哪一个，众人一致赞同先击明朝，而对朝鲜往往则表达“不必往征”“宜且勿征，暂行抚慰”的态度，因此皇太极并未很快对朝鲜动手。但随着后金的日益强大，势必诉诸战争来解决朝鲜悬案。后金（清）内情：1627年皇太极登上后金汗位，是为清太宗。他在位时励精图治，实行改革，对内强化中央集权，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对外东征西讨，确定征服明朝、一统天下的宏大目标。从丁卯之役到丙子之役的十年时间里，皇太极完成几件大事：统一族称为满洲，标志着一个新兴民族完成整合；平定漠南蒙古，西拓疆土；三次入塞侵犯明朝，掠夺大量人口与物资；发动大凌河之战，取得重大军事胜利，不仅拔掉明朝在辽西的一个要塞，还获得围城作战的宝贵经验。在这段期间，后金还有一个重大的收获是孔有德、耿仲明等明将携红夷炮来投，既得到大量先进武器，又获取火炮操作和瞄准技术，并由此开创出汉人炮兵与满蒙步骑兵协同作战的战术。1623年李倧通过宫廷政变（仁祖反正）登上王位，是为朝鲜仁祖。仁祖政权标榜“崇明排金”，因此从一开始就将防备后金视为头等大事，然而一筹莫展。朝鲜各方面的短板，体现在如下方面：兵力不足：朝鲜的兵额名义上为18万，实则6万。仁祖即位后，实施号牌法，要求16岁以上男丁佩戴号牌，加紧对人口的控制，以扩充兵力。1627年号牌法中止时，朝鲜拥有兵力约10万，此外还有“束伍军”（类似预备役）9万余人，武科参加者（“出身”、“武学”）及杂色军兵4-5万人。 粮饷不足：朝鲜的社会生产力在壬辰倭乱时遭到极大破坏，仁祖在位期间仍未恢复。仁祖刚即位时，户曹判书李曙称：“朝鲜朝廷一年收入10万石，而支出11万石，经费犹且不足，有何余储以备军需？”这种窘况到丙子之役时也没得到根本性改善。
（四）人心涣散：朝鲜朝廷文恬武嬉，即使经过丁卯之役，依然“上下苟安，大官、小官悠悠泛泛，诸臣之会备局者，诙谐、吸南草而已，阃帅之倚辕门者，拥妓、纵酒肉而已”。仁祖依赖反正功臣集团维持政权，放任反正功臣欺压民众、兼并土地，朝鲜百姓说：“在廷权贵之臣与废朝（光海君）异者，只是面目耳！”大司宪李景奭也反映因赋役繁重而导致“民心离散”，以致平安、黄海道地区的一些朝鲜人喊出“贼（清军）何不来？贼来吾活！”的呼声。可见朝鲜国内矛盾严重、上下离心，难以组织军民展开有效抵抗。缺乏将材：仁祖初年的都元帅张晚感慨：“武将无一人知兵者，只知以赂做官而已。”因此朝鲜大臣郑忠信自嘲“无兵之国”，皇太极也常称朝鲜为“儿女之国”。战略问题：朝鲜自宣祖以来就确立对女真的守城为主、配以火器的前沿防御战略。到了仁祖朝由于丁卯之役时沿路诸城相继失守，所以战后调整为让出大路、修筑山城、配以火器的纵深防御战略。如移义州于白马山城、移平壤于慈母山城、移黄州于正方山城、移平山于长寿山城，同时强化江华岛（江都）和南汉山城两大要塞的防御工事（因汉城较大，难以防守）。这种战略的目的在于坚壁清野、设险守城、打持久战，等待勤王兵或明朝外援的到来或者敌军久攻不下而主动撤退。但皇太极对这种战略不屑一顾，在开战前夕警告朝鲜：“贵国多筑山城，我当从大路直向京城，其可以山城扞我乎？贵国所恃者江都，我若蹂躏八路，其可以一小岛为国乎？”朝鲜大臣赵翼也反对这种战略，认为：“直路空虚，则必无以遏长驱之势。”军备问题：朝鲜的御清战略所倚靠的是火器，尤其是鸟铳，而火器又依赖从明朝输入的硫磺、硝石等原料。1632年明朝担心朝鲜资敌，遂对朝鲜实施战略物资禁运，停止每年向朝鲜例售的3000斤硫磺、硝石，给朝鲜造成莫大困难。直到丙子之役爆发前一天，朝鲜派到明朝的最后一次朝天使团“金堉为首的冬至使”仍在北京呼吁解除对朝鲜的硫磺、硝石之禁。 除了火药不足，朝鲜也缺乏甲衣，都元帅金自点曾说：“我国甲衣极少，遇贼必败。”
（五）战争起因：1635年皇太极派多尔衮、岳托、萨哈廉、豪格等远征察哈尔，蒙古帝国末代大汗额哲投降，标志着漠南蒙古并入后金版图。额哲向后金献上称是历代“传国玉玺”的印章，后金众臣便以此为瑞兆，奏请皇太极称帝。十二月二十八日经过群臣再三劝进，皇太极勉强答应，但说：“朝鲜乃兄弟之国，应与共议。”时值朝鲜王妃韩氏（仁烈王后）去世，皇太极便派户部承政英俄尔岱（朝鲜称龙骨大）和马福塔（朝鲜称马夫大）两人借春信、吊祭为名前往朝鲜，趁机要求朝鲜也参与劝进，同行的还有数十名蒙古贵族，他们代表蒙古向朝鲜提议劝进。1636年二月二十四日后金使臣一行抵达朝鲜首都汉城，抛出后金八旗旗主及漠南蒙古四十九台吉给朝鲜国王的书信各一封，朝鲜官员以不合规矩为由拒绝受理（兄弟之国的臣下不应直接致书对方君主），英俄尔岱和蒙古人便口头要求朝鲜为皇太极劝进。此言一出，朝鲜上下哗然，成均馆儒生金寿弘率138人联名上疏，请求“斩虏使、焚虏书”。仁祖虽不至于如此极端，但也不接见后金使臣，只让后金使臣去议政府议事，并派兵昼夜防守。英俄尔岱等人担心留在朝鲜有性命之忧，赶紧抢了朝鲜人的马匹，夺门撤走，途中“观者塞路，群童或掷瓦以辱之”。仁祖一面派人追上英俄尔岱，递交答复，表示后金的要求是朝鲜“不敢闻之语”；一面于三月一日向朝鲜八道下达以“绝和备御”为要旨的谕书。英俄尔岱入手这些文件，回国后呈给皇太极，后金众臣建议兴师讨伐朝鲜，皇太极则指示继续交涉。随后朝鲜春信使罗德宪、李廓来到盛京，适逢皇太极于四月十一日举行登极大典，宣布建元崇德、国号大清，罗德宪、李廓在大典上拒绝向皇太极跪拜。皇太极没有问罪他们，只在十五日将他们礼送出境。皇太极给他们一封国书，自称“大清皇帝”，称朝鲜为“尔国”。回顾清朝和朝鲜两国的历史恩怨，驳斥朝鲜“巧言饰非”之辞，讽刺朝鲜对明的愚忠。指出朝鲜无力抵抗清军，最后要求朝鲜国王立即送子弟为人质，否则将兴师问罪。罗、李两人在进入朝鲜前丢弃该国书，但誊写内容呈给仁祖。朝鲜再次举国哗然。六月十七日仁祖向清朝发出“檄书”，强调“败盟”责任在清方，两国关系濒临破裂。
（六）此时皇太极尚未进攻朝鲜，因为他正派军队入塞犯明（丙子之变）。十月征明大军凯旋，皇太极就着手筹划出征朝鲜，并派人前往蒙古会盟，查户口、编牛录，抽调外藩蒙古之兵力从征。关于皇太极亲征朝鲜的目的，从政治上来说是通过亲自降服号称“小中华”的朝鲜来树立自己的正统性并消解明朝支配天下的正当性基础；从军事上来说是解除攻打明朝的后顾之忧；从经济上来说，当时清朝粮食歉收，皇太极希望通过征服朝鲜来确保物资供应。而朝鲜内部也分化为金尚宪、洪翼汉为代表的斥和派和金瑬、崔鸣吉为代表的主和派，前者以台谏官员为主；后者以仁祖反正功臣为主，两派争论不休。仁祖起初偏向斥和派，后来在崔鸣吉的反复劝谏下倾向“守和”，按照崔鸣吉的建议派遣译官去清朝，沟通缓和双边关系，力图维持“兄弟之国”的状态。十月入清的译使朴仁范等所携国书被皇太极拒绝接受，皇太极随后对朝鲜下最后通牒，要求十一月二十五日前送来王子、大臣来“更定和议”，否则将“大举东抢”。仁祖对此痛苦地说：“欲为守御之备，则形势如此；欲为羁縻之策，则名士辈皆曰不可。贼来而已，将如之何？”表达他既无力防备清军来犯、又面临斥和派（所谓“名士辈”）舆论压力的进退两难之境。最终仁祖顶住朝中斥和派的压力，又派朴兰英出使清朝，在朴兰英北上途中，丙子之役就爆发了。战争经过：清军东征：1636年十一月十九日皇太极命兵部贝勒岳托召集众臣于笃恭殿，宣布将亲征朝鲜，以惩其“败盟逆命”之罪，要求每牛录各选骑兵15人、步兵10人、护军7人、共甲32副。昂邦章京石廷柱所统汉军每甲士1人箭50枝，甲12人备长枪1杆，2牛录备云梯、挨牌各1副，并备齐各种器械及马匹，携半月行粮，于二十九日集合。十一月二十五日（冬至）皇太极祭告天地、太庙，告征朝鲜之由，列举朝鲜在萨尔浒之战时“助明来侵”、在辽沈之战后“招诱辽民”、在丁卯之役后“屡败盟誓”等罪状。十二月一日外藩蒙古的兵马赶到盛京会合，参与讨伐朝鲜。皇太极安排郑亲王济尔哈朗留守盛京，武英郡王阿济格驻牛庄、饶余贝勒阿巴泰驻海城，以防备明军。 翌日皇太极祭堂子誓师，正式出发。
（七）李倧逃亡：十二月三日马福塔、劳萨等率领300名伪装成商人的清军率先从沙河堡（今辽宁鞍山沙河街道）出发。十二月八日这支清军渡过结冰的鸭绿江，揭开丙子之役的序幕。 朝鲜军龟缩山城，不敢阻截，致使清军前锋部队一路高歌猛进，如入无人之境。十二月十二日朝鲜朝廷接到义州府尹林庆业惊呼鸭绿江边“贼兵弥漫”的驰启（急报），但未引起足够重视，判断只是清军在边境耀武扬威的“胁和之计”而已。十二月十三日都元帅金自点驰启：“贼兵已到安州。”朝鲜仁祖这才紧急召见大臣，商讨对策。领议政金瑬主张火速征兵，并请仁祖临幸江华岛。但仁祖还是认为清军不会深入，金瑬坚持请求，仁祖才勉强答应，但不同意世子分朝。同时夺情起复沈器远为留都大将，留守汉城。十二月十四日朝鲜朝廷接报清军前锋已过开城，仁祖终于“定去邠（周太王去邠迁岐以躲避戎狄的典故，指迁都）之议”，安排金瑬之子金庆征、李敏求等护送世子嫔姜氏（愍怀嫔）和凤林（后来的朝鲜孝宗）、麟坪两大君以及庙社神主先行出发。史称其时“上下皇皇，罔知所为，都城士大夫扶老携幼，哭声载路”。未时仁祖及昭显世子等出发前往江华岛，刚到崇礼门（南大门），就听说清军前锋部队已抵达汉城西郊的弘济院，朝鲜训练都监将官李兴业率领的80多人（一说60多人）的小股骑兵被清军击败。吏曹判书崔鸣吉请求去清营周旋以缓师，仁祖同意，崔鸣吉和都承旨李景稷便设宴欢迎马福塔、劳萨等，仁祖一行趁机转进汉城南四十里的南汉山城。翌日清晨仁祖在金瑬等人的劝说下打算从南汉山城前往江华岛，然而风雪甚紧，一路颠仆，被迫折返南汉山城。其后仁祖担心中途被清军俘虏，听从南汉山城守御使李时白的建议，不再考虑逃往江华岛，决定死守南汉山城。南汉山城防守部署是：训练大将申景禛，负责东城望月台；总戎使具宏，负责南城；守御使李时白，负责西城；军器寺提调李曙（后因病，改以御营大将元斗杓），负责北城。十二月十五日崔鸣吉从清营回来，转告马福塔等提出的王弟与大臣（指政丞级别的大臣）为人质的议和条件，于是仁祖派远房王族李偁冒充王弟、刑曹判书沈諿作为大臣前往清营。
（八）清军逼问两人是否是真王弟、真大臣时，沈諿不敢回答，遂被清军识破。在清营中的朝鲜使臣朴兰英坚称二人为真，为清军所杀，清军扬言必须送出世子才能议和。 十二月十七日仁祖派左议政洪瑞凤、户曹判书金荩国、都承旨李景稷前往清营，清方还是坚持必须世子出来当人质。仁祖本有意答应，但遭到礼曹判书金尚宪、驸马东阳尉申翊圣和台谏两司（司宪府、司谏院）为首的斥和派官员的坚决反对而未果，双方首次交涉就此破裂。南汉攻防：十二月十六日皇太极紧接着派遣的多铎、岳托等人所率部队与马福塔会师，初步包围南汉山城，“立栅困之。”仁祖面对这种局面痛心疾首，曾哭着对群臣说：“三百年血诚事大，受恩深重，而一朝逢废朝（光海君）时所未有之事，诸卿诸卿，此何为哉？当伦纪斁灭之时，幸与当时立节之诸贤为此拨乱之事业，居人君之位、行人君之事者，今十四年矣。岂料终归犬羊禽兽也哉？然诸卿有何所失？缘予薄劣无状，致有此罔极之变也。诸卿诸卿，奈何奈何！”十二月十八日仁祖出行宫南门，颁布教书，宣布：“君臣上下，同守一城，和议已绝，唯有战耳。”正式确立“战守”的方针。其后他拒绝清军使者的和谈要求，并主张趁清军尚未完成包围之际“宜一番决战”。从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九日，朝鲜军屡次出城作战，主要有：十二月十八日北门大将元斗杓率军出战，杀清兵6人；十二月十九日总戎使具宏募炮手出城邀击清军，杀清兵20人（一说5、6人），夺取马匹；十二月二十一日御营别将李起荣率兵出西门，杀清兵10余人，东门大将申景禛亦出战；十二月二十二日北门御营军杀清兵10余人，东门大将申景禛杀清兵30余人，几次出战，朝鲜军只阵亡5、6人；十二月二十三日自募军出战，杀清兵约50人；十二月二十四日发兵400人出战，斩获颇多；十二月二十九日发兵600人出战，至山城下平地，清军不接战，日暮，体察使金瑬传令收兵，清军趁机奇袭，别将申诚立以下数百人阵亡。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惨败后，城中大震，上下色沮。加上清军主力已经赶到，朝鲜遂丧失斗志，龟缩城中，不敢主动出战。当时南汉山城有兵13000多人，所储粮食还可以支撑到二月下旬。
（九）此前皇太极已于十二月十日率右翼军进入朝鲜境内，郭山、定州等地朝鲜军民迎降，皇太极命顺民剃发。十三日命杜度掳走皮岛邻近地区的所有朝鲜人。十五日抵达安州，平安兵使柳琳在此坚守，皇太极并未强攻，而是晓谕柳琳之后继续南下。途中在十二月十九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接到多铎关于朝鲜王退守南汉山城的报告，乃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急派增援兵力，二十六日派笔帖式吴达礼等前去敦促后卫杜度：“速携红衣大将军炮及一切火器前来。”皇太极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渡过汉江，在南汉山城西侧设置御营，同时命固山额真谭泰等攻取汉城，搜捕朝鲜军人，掠夺财物牲畜。翌年正月四日移御营于汉江北岸，同日三顺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和乌真超哈的金玉和携火炮抵达南汉山城。正月十日率左翼军南下的多尔衮和豪格等抵达御营，向皇太极汇报这段时间的战果。同日杜度等带着包括红夷炮在内的火药武器与重装备抵达清军阵营，切断南汉山城的内外联络，彻底完成对南汉山城包围。围点打援：仁祖君臣被困在南汉山城期间，亦寄希望于朝鲜八道勤王兵来援救，遂于十二月十七日颁布教书，称自己是为了固守与明朝的君臣大义才遭清军来犯，号召诸道士民也要对国王尽君臣之义、起兵勤王。十二月二十一日有定居朝鲜的女真瓦尔喀人投奔清军，报告此情报，于是多铎派阿尔津、色勒前去堵截朝鲜勤王兵。从十二月到翌年正月，各路朝鲜勤王兵被清军先后击退，赴难之兵，一无成功者。金自点、沈器远等退守京畿道杨根郡之迷原（又作薇原、薇园）县，按兵不动，试图聚合大军后反攻。朝鲜平安道观察使洪命耇、庆尚左兵使许完、右兵使闵栐、公清兵使李义培等文武大员阵亡，但清军高级将领扬古利亦遭朝鲜伏兵用鸟枪击毙。折冲樽俎：十二月二十九日以后，朝鲜君臣龟缩于南汉山城中，不敢出战。皇太极亦率清军主力赶到，加紧构筑对南汉山城的包围网，重启议和再次成为朝鲜仁祖的选择。正月初一清方拒绝朝鲜方面送来的贺年礼物，但向使臣传话说明天再来，留下协商的余地。正月二日洪瑞凤、金荩国、李景稷被派往清营，返回后转达皇太极的“诏谕”，在该“诏谕”中，皇太极强调战争爆发的责任在朝鲜一方。
（十）正月三日洪、金、李三人赴清营送去崔鸣吉撰写的国书，对前一日皇太极的责难进行辩解，并恳请皇太极原谅朝鲜，撤退清军，恢复丁卯之役后的“兄弟之国”状态。但皇太极对仁祖的国书不予答复，双方在此后十天的时间里没有任何接触。此时清军已将南汉山城围得水泄不通，诸道勤王兵又被各个击破，朝鲜朝廷被迫于正月十一日写出国书，继续之前的诉求，次日派洪瑞凤、崔鸣吉、尹晖等送到清军阵营。清方先以日暮为由不受，第二天洪瑞凤等又来，清方才接受这封国书。但皇太极对这封国书还是不予答复。仁祖非常焦急，便于正月十六日又派洪瑞凤、崔鸣吉、尹晖三人去清营，询问皇太极的态度。负责对朝交涉的英俄尔岱说：“若无新语，不须更来！”暗示朝鲜必须先向清朝称臣方可和谈，此外还透露清军将进攻江华岛。同日清军在望月峰下树起一面写有“招降”二字的白旗，不过被大风吹断。正月十七日皇太极终于答复朝鲜，对朝鲜的辩解逐条驳斥，要求仁祖做出抉择：“欲生耶，亟宜出城归命；欲战耶，亦宜亟出一战！”正月十八日皇太极又派人到南汉山城下喊话，敦促朝鲜国王尽快出城，否则将于十九日或二十一日决战。仁祖看出了皇太极的这道“诏谕”虽然措辞严厉，但“亦有容许之意”，故决定继续交涉。然而朝鲜主和派与斥和派的对立已经白热化，崔鸣吉写出国书，言辞卑屈，大意是婉拒出城，希望能“城上拜天子”（指高句丽安市城主在城上拜送唐太宗之故事，崔鸣吉认为清朝不知此事）。金尚宪看到国书称皇太极为“陛下”（意味着两国变为君臣关系），痛哭流涕，撕掉国书。崔鸣吉重写时不得不删除“陛下”两字，当天和洪瑞凤、尹晖一起送到清营，英俄尔岱、马福塔不受。第二天朝鲜方面在国书中加了“陛下”两字，由右议政李弘胄（洪瑞凤称病）、崔鸣吉、尹晖再次送去，但英俄尔岱、马福塔坚持要求朝鲜国王出城，双方争执不下。正月二十日皇太极又下达“诏谕”，在“出城归命”之外抛出“缚送斥和臣”的条件，仁祖表示无法接受。
（十一）翌日仁祖派李弘胄等送去答复国书，虽然这封国书明确向皇太极称臣，但还是婉拒国王出城和缚送斥和臣这两个条件，英俄尔岱、马福塔等拒受国书，双方不欢而散。最后一击：正月二十二日清军用车载着82艘（一说44艘）舢板小船，在多尔衮的率领下进攻江华岛。当时朝鲜的庙社神主、世子嫔、两大君、元孙等王室人员及大臣家眷都藏身于江华岛，负责防务的是江华留守兼舟师大将张绅，守岛兵力约1000人。此外岛上还有检察使金庆征、副使李敏求，不过两人并无兵权。江华海峡（盐河）被视为天堑，当时还浮着冰，所以尽管清军早就放出攻取江华岛的风声。朝鲜朝廷也征发诸道水师防备江华海峡，但朝鲜人都认为这是清军虚张声势。江华留守张绅也“谓虏不能飞渡”，有人劝他加强防备，他就斥其胆怯。二十二日上午多尔衮发动渡海作战，直指江华岛北面朝鲜守军防备虚弱的甲串津。张绅率军乘27艘板屋船从广城镇北上，公清水使姜晋昕亦率7艘板屋船从燕尾亭南下，企图拦截清军。不料由于退潮的缘故，张绅所率水军在离甲串津数百步处的海域停滞不前，姜晋昕所率水军虽能南下，却因多尔衮连放红夷大炮而迅速败退，姜晋昕亦负伤。张绅等人逃走，将官具元一本想斩杀张绅，驱兵下陆决战，但因为张绅早有防备而没有成功，具元一痛哭，然后投海而死。中午时分清军成功登陆甲串，由于江华守军都被张绅调走，张绅水军又因退潮而动弹不得，所以江华岛轻易落入清军手中，只有朝鲜中军黄善身率数百人（一说113人）抵抗清军，旋即战死。凤林大君也带着勇士试图抵抗而未果，最终交出江华府城，向多尔衮投降。前右议政金尚容在江华府城南门引爆火药自杀，与之一同自杀的还有洪命亨、宋时荣、李时稷、金益兼、权顺长、沈誢、郑百亨、闵垶等人，前工曹判书李尚吉也被清军杀害，其余包括世子嫔、两大君、元孙等在内的240多名朝鲜王室人员、大臣及其眷属成为清军的俘虏。二十五日多尔衮带着战俘离开江华岛，并从江华岛缴获金银、缎疋等大量财物。
（十二）正月二十三日夜清军袭击南汉山城，被南汉山城守御使李时白击退。其后清军连日向南汉山城发射红夷炮，对朝鲜施加压力。时人记载：“炮丸大如鹅卵，或有如小儿头者，能飞越冈峦，乱触宫墻，声震天地，昼夜不绝，城中之人，比比中死，堞所触皆崩溃，人心因此大汹。”二十三日朝鲜已决定交出斥和派大臣，翌日洪瑞凤、崔鸣吉、尹晖送国书于清营，然而国王出城一事仍不肯就范。二十五日英俄尔岱、马福塔退还朝鲜国书，并向崔鸣吉等发出最后通牒说：“皇太极即将回国，如果国王再不出城，就不会再有和谈的余地了。”同时告知诸道勤王兵已被清军各个击破的消息。二十六日上午受不了清军红夷炮的朝鲜守城将士哗变，来到行宫门外兵谏，要求立即交出金尚宪等斥和派大臣。仁祖企图让世子出城来缓解压力（此前世子曾多次请求代父出城，未获允许），便派洪瑞凤、崔鸣吉、金荩国前往清营，告知世子将出城。英俄尔岱说：“今则非国王亲出，决不可听！”随即将大君手书和两个大臣的状启递给洪瑞凤等，江华岛失守的噩耗这才传入南汉山城，城中莫不痛哭。江华岛失守成为压垮仁祖的最后稻草，当晚就决定出城投降。二十七日仁祖派李弘胄、金荩国、崔鸣吉送去愿意出城向皇太极投降的国书，并希望清方能保证人身安全。二十八日仁祖及金瑬、崔鸣吉等从金尚宪、郑蕴、尹煌等十多名自首的斥和派大臣中挑出弘文馆校理尹集、修撰吴达济二人，准备交给清朝（翌日由崔鸣吉、李英达带去清营）。 当晚英俄尔岱、马福塔来到南汉山城南门，按明使给朝鲜陪臣敕书的方式将战时皇太极对朝鲜的最后一道“诏谕”递给洪瑞凤、崔鸣吉、金荩国。皇太极在“诏谕”中宣布赦免仁祖之罪，并提出如下几条议和条件：缴纳明朝诰命、册印，断绝对明朝的宗藩关系，停用明朝年号，遵奉大清正朔；纳世子及另一王子为人质，诸大臣亦须出子弟为质；朝鲜有协助清军攻明的义务，当务之急就是配合清军攻取皮岛；每逢清朝圣节、正朝、冬至及皇后、皇太子千秋节，朝鲜须按朝贺明朝的旧例来奉表朝贺；
（十三）朝鲜俘虏渡过鸭绿江后，如果逃回，朝鲜必须送还，不得收留，但可按俘虏本主意愿赎回；朝鲜须与清朝贵族联姻；朝鲜不得再修缮新旧城池；朝鲜须送还朝鲜境内所有瓦尔喀人（朝鲜称兀良哈）；允许朝鲜继续与日本贸易，朝鲜须协助清朝联络日本；朝鲜不能再与图们江外的瓦尔喀人贸易，如果遇到瓦尔喀人，必须扭送清朝；规定岁贡数额。随后两国使臣交涉朝鲜国王出城投降的细节问题及缴纳明朝敕印和攻击皮岛等事宜，仁祖对这些苛刻的条件非常不满，说：“有如此难从之言，而其可甘心受之耶？”洪瑞凤劝道：“称臣奉朔之后，则更无可为之事。今日之势，少无以兵力击却之路，亦将奈何哉？今日之权，都在于彼，势难争阻矣！”朝鲜遂只能无条件接受。战争结果：朝鲜降清：1637年正月三十日在汉江南岸的三田渡所筑受降坛上，皇太极接受身穿蓝染衣的仁祖对他所行的三跪九叩之礼，标志着朝鲜臣服于清朝（两年后立大清皇帝功德碑于此），史称“丁丑下城”。随后仁祖登上受降坛，坐在东侧，接受皇太极所赐酒肉。下坛后又穿上皇太极所赐的貂裘，再次谢恩，并命李景稷献上明朝所颁国印。当天许多朝鲜被俘男女看到仁祖后痛哭着说：“主上何忍使吾辈至此耶？朝廷士大夫分党交争，不恤国事，以至于此，而朝士之误国者晏然如平昔，徒令无辜百姓受此系累之惨，愿主上念之，拯济于水火之中矣！”仁祖目睹这一幕，俯视流涕。二月一日仁祖和百官返回汉城，汉城闾阎大多都被清军焚毁，街道上到处都是尸体。二月二日皇太极班师归国，留下贝子硕讬及三顺王攻打皮岛。皇太极在班师途中下令“勿得劫掠降民” ，但朝鲜方面有记载称清军撤退时“抢掠之患，甚于来时”。由于清军的掠夺，兵曹参知李尚伋甚至冻死在返回汉城的路上。一路上，黄州、肃川、安州、嘉山、定州、郭山、宣川、龙川、义州等地官员出来跪迎，往往给皇太极献上牛、米等物。
（十四）二月八日多尔衮押送朝鲜人质王世子李𪶁夫妇和凤林大君李淏夫妇及180多名随从官员、下人和家属出发。二月十二日斥和派大臣平壤庶尹洪翼汉被平安都事奉仁祖教旨逮捕，押赴盛京，他与之前被交给清军的尹集、吴达济二人皆被处斩，史称“三学士”。皮岛失守：丙子之役爆发之初，明朝通过辽东前线的侦探兵获知清军侵入朝鲜的消息，十二月九日由辽东巡抚方一藻奏闻明廷，崇祯帝即刻指示兵部拟定相关对策，但从辽东逃回的汉人却说清军在朝鲜大败。二月十五日崇祯帝责成东江总兵沈世魁、沿海总兵陈洪范：“确侦飞报，并奋锐设奇，协援属国，务伐狡谋，不得延诿取咎。”随后几天里，明朝就得到朝鲜战败、国王困守南汉山城的消息。但沈、陈两将迟迟不行动，崇祯帝在三月十二日催促陈洪范赶紧出师皮岛，与沈世魁会合，“协力出奇，相机截剿”，以救朝鲜。三月下旬陈洪范才终于率军东援朝鲜。另一方面，驻扎宁远的辽东总兵祖大寿通过其在盛京的义子祖可法得知清朝空虚、可以捣巢的情报，便在同辽东巡抚方一藻、关宁总监高起潜商议后，于二月下旬发兵至三岔河（辽河下游）。但其麾下诸将议论不一，明军渡河后也未见清军，便于三月上旬撤军。四月五日左右明廷终于从登莱巡抚杨文岳的奏报中得知“属国被陷”、朝鲜降清。崇祯帝无可奈何地感慨道：“属国世称忠义，力屈降奴，情殊可悯。”指示护送朝鲜使臣金堉一行平安回国。]四月八日清军联合朝鲜军渡海夺取皮岛，沈世魁战死，驻岛明军和东援明军大部被歼，丙子之役的余波也至此终结。战后赏罚：丙子之役结束后，朝鲜仁祖嘉奖并犒赏南汉山城将士，专门为扈从人员开设科举。同时惩罚江华岛和各路勤王兵指挥官，因张绅、金庆征皆属仁祖反正功臣且为重臣子弟（张维之弟、金瑬之子），故赐死而不处斩，姜晋昕及其麾下虞候边以惕则处斩。此外还流放金自点、沈器远、申景瑗、赵廷虎、李时昉、沈演、李敏求等，这些人基本上在不久后都被重新起用。
（十五）皇太极亦对丙子之役（包含皮岛海战）中诸王、诸将的功过分别加以赏罚，其中提到皇太极御营附近出现天花患者、并且有多人因未出痘而擅离朝鲜，这可能是战争期间清朝急于逼迫朝鲜讲和、提前撤军的原因。战争影响：政治上，清朝与朝鲜从“平等”的兄弟关系变为君臣关系，朝鲜自此断绝同明朝的宗藩关系，成为清朝的藩属国，直到250多年后的甲午中日战争为止。随着朝鲜臣服清朝及明朝东江镇的崩溃，清朝彻底扭转建国以来三面受敌的不利局面，反而对明朝京师构筑起包围网，明清力量对比进一步向清朝倾斜。皇太极在丙子之役后得意地对明将沈志祥宣布：“蒙天眷佑，朝鲜已平，蒙古、瓦尔喀诸国皆附，今所存者，止明国而已（此外还有黑龙江流域的索伦诸部尚未完全臣服，但对明清关系没有影响，后皇太极通过索伦之役平定）。”可见丙子之役使皇太极向一统天下的大业迈进一大步。经济上，丙子之役使朝鲜社会经济雪上加霜，尤其是给朝鲜西北部造成极大破坏。当时朝鲜八道除庆尚道外的七道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兵祸（全罗道是朝鲜败兵作乱）。朝鲜首都汉城在战争中也遭到巨大的破坏，据后来朝鲜户曹的上书，汉城中仅有未满十岁之儿和年过七十之人勉强存活了下来。据说有50万朝鲜人（一说60万以上）被清军俘虏为奴隶，使朝鲜损失大量劳动力。为了赎回这些被掳人，朝鲜被迫向清朝支付赎金，在这些被掳人中，女性命运尤为悲惨。朝鲜还负有向清朝纳贡的义务，其数量远超丁卯之役时所定的“岁币”，如每年黄金百两、白银千两、茶千包、大小纸二千五百卷、大米万包等，贡品类别达22种之多。此外每逢清朝节日，朝鲜也要进献贺礼，加上各种临时索求，对朝鲜而言无疑是一大负担，直到清军入关后才逐渐削减。清朝既通过战争掠夺和朝鲜的贡物、赎金而增强经济实力，又如愿以偿地解决会宁开市的悬案，通过与朝鲜的贸易确保耕牛、农具、食盐等物资供应。军事上，朝鲜从清朝的敌人变为清伐明的助手。
（十六）丙子之役不仅解除清朝的后顾之忧，粉碎明朝的东江防线。而且从此朝鲜不再支持明朝，却派兵、运粮参加对明战争，比如丙子之役后清朝就马上调动朝鲜军队参加皮岛海战，松锦大战时也调动1500名朝鲜兵攻打锦州。但被清朝征用攻打明朝的朝鲜兵表现却并不一定积极，比如一个叫李士龙的朝鲜将领就因为故意将鸟铳中的子弹去掉而被清军杀害。朝鲜虽在丙子之役中败于清军，但其对鸟铳的运用却成为少有的亮点，扬古利就死于朝鲜兵的鸟铳，成为清军入关前阵亡级别最高的满洲将领。朝鲜由此意识到：“御敌之具无过于鸟铳，虽有矢石，皆不如鸟铳之为妙。”于是逐渐缩减杀手、射手在军队中的比重，大力培养炮手（鸟铳手）。清朝也通过丙子之役见识到鸟铳的威力，皇太极在战后认为：“朝鲜之兵虽无马上之能，然不违法度，长于步战、鸟枪，以之攻取城池，大为有用。”为此挑选1600名朝鲜俘虏在海州演习鸟铳。清朝不仅将朝鲜炮手用于攻明，后来抵御俄国（罗禅征伐）时也曾征调朝鲜炮手，因此丙子之役也促进清朝与朝鲜的军事交流。思想文化上，丙子之役对朝鲜的意识形态造成极大冲击，刺激朝鲜的小中华思想。背弃“君父之国”、向“夷狄”之君屈膝称臣，被朝鲜上下视为奇耻大辱。因此尽管朝鲜被清朝武力征服，但内心却对清朝充满鄙视和敌视，除了公家文书外，朝鲜基本不使用清朝年号，朝鲜国王也不用清朝谥号。丙子之役尤其是被清朝俘虏的李淏（朝鲜孝宗）即位后，朝鲜出现北伐论，“复仇雪耻”的理念盛行于朝鲜统治阶层，一复清灭南明之“仇”；二雪丁丑下城之“耻”。不过进入18世纪以后，“复仇雪耻”的理念逐渐退潮。朝鲜英祖曾感慨：“南汉当日之耻，已尽忘矣。蠢蠢下贱，固不足责，而虽在士子，亦几尽忘，岂非可慨也哉？”进入19世纪，丙子之役给朝鲜人造成的心理创伤已远不如之前那么强烈，也远不如壬辰倭乱。尽管丙子之役带来的反清意识逐渐稀释，但始终存在，而且淡化“反清”不意味着放弃“思明”，朝鲜人在承认现实的同时仍然秉持着明亡以来的“尊周大义”，一直持续到近代。
皮岛海战
（一）皮岛海战是指1637年清朝联合朝鲜王朝一起攻打明朝在朝鲜的据点——皮岛（朝鲜称椵岛）的渡海作战，这次战役以清鲜联军获胜、明军战败告终，从此明朝的东江镇名存实亡，清朝解决一大隐患。战争背景：1621年后金攻占明朝的辽沈地区，但立足未稳。是年七月明朝将领毛文龙受辽东巡抚王化贞之命，袭击镇江，生擒后金守将佟养真。后金大力围剿毛文龙，毛文龙旋即窜入朝鲜，1622年十一月率部入据朝鲜椵岛，改称皮岛。明廷设东江镇于此岛，由毛文龙负责，与辽东沿海诸岛及旅顺明军互为犄角，虎视辽东沿海诸城，威胁后金腹地。这一行动实际上是在后金政权背后开辟一个新的战场，使其面临腹背受敌、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皮岛明军不断深入后金境内骚扰，牵制后金的西进行动。据守皮岛的明军不仅牵制清军的西进，对辽沈地区不堪忍受残酷民族压迫的汉族人民也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们或暗为内应，或携家来归，以皮岛为中心的东江镇一时成为收容辽东逃人的基地。明朝官员姜曰广指出：“建虏之有东江也，犹人身之有蚤虱也。搔之则无处著手，听之则吮肤而不宁。使无东江，则彼得用辽人耕辽土矣。”曾驻守皮岛的明将尚可喜降清后奏称：“自皮岛开镇以来，我国中所得辽人男妇奔逸各岛者不下百万，皆缘有岛在焉。”因此皮岛对后金来说如同芒刺在背、骨鲠在喉，欲除之而后快，但因没有强大水师而一筹莫展。1622年明朝在皮岛开镇，直到1637年清军攻克皮岛。尽管其间岛帅毛文龙被诛杀，岛上总兵迭易，然而皮岛在明金争夺辽东的战略格局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始终未变。为了切断明与朝鲜的联系并解除后顾之忧，努尔哈赤及其后继者皇太极曾对皮岛明军采取军事进攻、移民迁海、秘密招降等各种手段。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后金政权并未摆脱三面临敌的困境。
（二）东有朝鲜王朝，西有除科尔沁外的蒙古诸部，宁锦一线更有数十万明军固守，背后东南沿海则有以皮岛为支撑点的东江镇。然而随着形势的变迁，明廷失望于皮岛发挥的牵制作用有限，因此对皮岛的援助越来越乏力。1631年东江镇的兵力从28262人被裁减至23033人，1632年东江镇实存兵力15304人，到失守前夕的兵额为12580余名。调拨军饷也锐减，皮岛上发生的多次内乱更使岛上明军元气大伤，战斗力大不如前。而后金则在1633年接纳明朝叛将孔有德、耿仲明带来的舰队和红夷大炮，弥补自身的最大短板，随即便攻陷皮岛与登莱联络的重要中转站——旅顺口，翌年又获得熟知皮岛底细的明将尚可喜。这两次明将来投都伴随着攻取皮岛之议，但皇太极都按兵不动，等待时机。1636年十二月已改国号为“大清”的皇太极率领大军讨伐朝鲜，一路势如破竹，迫使朝鲜国王李倧乞降称臣（丙子胡乱）。在这种情况下，拔掉皮岛这颗眼中钉提上皇太极的议事日程。战争经过：战前准备：皇太极在朝鲜受降班师后便决定一鼓作气拿下皮岛，在1637年二月二日命贝子硕讬、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等军携16门红夷大炮及50艘朝鲜战船进攻皮岛。就在当天刚投降的朝鲜就接到清朝征兵的命令，因昭显世子被挟为人质而不敢违背，于是派平安兵使柳琳、义州府尹林庆业率军5000协助清军进攻皮岛。朝鲜原打算通知皮岛明军，但唯恐事泄而引火烧身，所以君臣秘议几次后还是取消这个计划，最后只能祈祷上天让“两国各自解归”。明朝的皮岛守将是东江总兵沈世魁，他在得知皇太极入侵朝鲜的消息后，就“修筑城台，广设炮药，收集兵船，以为固守计”，故清军久攻不下。三月八日皇太极命弟弟武英郡王阿济格率兵千人前往助攻，阿济格率军进入朝鲜后就取代硕讬，指挥攻岛。当时皮岛明军有12000多人，三月下旬崇祯帝派去援救朝鲜的沿海总兵陈洪范统率8000名明军来到皮岛。
（三）于是岛上共有约20000人的兵力，并且配备大量火器，光是援鲜明军带去的就有火药32300斤、火罐360个、火箭900枝、起火400枝、火枪120杆、火瓶200个。而且皮岛四面环海，清军无法发挥铁骑的特长，只能乘船浮海攻岛。在渡海过程中，清军船只势必全部暴露在明军视线之下，岛上明军正可凭险施放火炮，从容射击行进速度缓慢的木船。即便有少量清军船只靠岸，守岛明军也不难从滩头发动反击，利用优势兵力把少量清军赶入海中。守岛明军身处大海环抱的孤岛，无路可退。岛兵战船数量有限，也不可能由海道退走。被围之兵只能置之死地而后生，拼命抵抗。摆在清军面前的无疑是一场恶战，所以连以骁勇善战著称的阿济格也对攻击皮岛面有难色。明朝新任兵部尚书杨嗣昌也判断陈洪范、沈世魁进援朝鲜虽不足，但守住皮岛则绰绰有余，认为：“亟当分布要害，扼其入犯之路。果有渡海声息，以主侍客，出奇待之，自可得志。”战役打响：四月五日清军将领在皮岛东北的郭山郡举行军事会议，决定摒弃强攻的方式，而采取分兵两路、一奇一正进行偷袭的作战计划。一路由八旗骑兵、汉军（乌真超哈）、三顺王部（天佑兵、天助兵）及朝鲜兵担当，赫然列阵，大张声势，尽量吸引明军的注意；一路由八旗步兵担当，暗中运动，乘坐小船，悄然渡海。为了确保偷袭的成功，清军选择傍晚时分（一更）发动攻击。四月六日阿济格致书皮岛明军守将劝降，明军不报。沿海总兵陈洪范、东江副总兵白登庸等明将听到风声后陆续离开皮岛，只有岛镇沈世魁和随陈洪范来援的莱州副总兵金日观等还在坚守，岛上兵力降至17000人左右。四月八日夜幕降临之前，清军船只自集结地起锚，泊于皮岛附近。是夜一更清军战船散开，偷袭的一路以满洲骁将鳌拜、准塔为前锋。
（四）他们登岛后，一面举火为号，引导后继诸军；一面与守岛明军展开激烈厮杀。二更时分步兵固山额真萨穆什喀率八旗精锐大至，攻入皮岛西北隅的江高湾地方。另一支偏师在前港失利，损失颇多。其后马福塔趁明军不备，督率清军及朝鲜兵乘船挂帆鼓噪而进，终于突破明军的防线。两路清军乘胜进击，朝鲜兵本来不愿登陆作战，在清军的压力下也不得不下船，据说朝鲜炮手在战役中发挥很大作用。尽管明军据制高点顽强抵抗，导致清军在局部战斗受挫，但难挽败局，上万人阵亡，金日观、楚继功等将领等力战殉国。沈世魁被耿仲明麾下一名曾姓的梅勒章京所擒（一说“沈总镇寻船未竟，为岛兵执献与奴”），押送至马福塔前，不屈而死。对于皮岛上的所有男丁，清军亦是格杀勿论，不过从前与孔有德、耿仲明等过从甚密者则暂时保住性命。据战后皇太极所说，清军中的汉人部队（乌真超哈、天佑兵、天助兵）在此次战役中的表现非常消极，主要是满洲兵发挥作用。战争结果：朝鲜平安道观察使南铣对战况的报告是：即刻兵营哨官金诚一自阵上来言：初八日夕时，清兵以逾山船五十一只满载自募精锐步卒，以马夫大（马福塔）为将，夜二更渡海，潜袭岛西无备之隅。三更中接战，暗中但闻呐喊声，平明望见，则清兵入城焚荡，烟火大作。清将各率兵趁其未明，先进岛东南边，林庆业领率舟师在清船之后。而岛中小船四十余只，泊在东岸。汉人男女，奔走争上，多数坠落，浮尸蔽海，又四十余只指向外洋之际，全船六只为清兵所抢，满船之人几尽被杀。清船自西边卸下军兵后，各船执橹者二三人，或渡来此边，其中二只为汉人所夺，击杀船人。清兵渐迫于东南，城外炮射大作，俄顷之间，清兵下陆薄战，汉人之海岸结幕列守者，几尽被杀。”至午清船一只来报八王子（阿济格）曰：“城中人物几尽杀死，即今余存仅五分之一，何以为之？”八王子曰：“再三移檄，指教生道，而渠等不听，虽尽杀无悔。”
（五）八王子使金汝良送言于柳琳曰：“岛中事已毕，所领在陆军兵为先放送，无失农耕，各营将官姑留阵下，以待入岛。诸将之还，凡事面议以处云。”当日夕，军兵则尽为点放，将官则因留阵所，矣身（自己）领率放还军兵，还来本城。口传之言，虽不可尽信，而岛中之事，概可知矣。即刻又见铁山府使李廷秀驰报：“初九日挟击拦入之际，若干汉人乘其小船四十余只，又走西海瞭望，将进告。”又有汉人骑马者千余名，聚会于岛中高峰之上，决死相战，终不下来，至十三日，尽为败没。岛中军兵前后死者四、五万人，白副总登庸时未知死生，八王子与宁边府使李浚同入岛中，令兵使柳琳留待于铁山，分付岛中，即当出来云。及出来，因到铁山，详书接战首末，为捷书，使本营军官二人、清人四名急急入送沈阳事。言于兵使，兵使以军官一、旗牌一与清人四名入送清都。方岛中杀戮时，汉人呼骂曰：“天朝于朝鲜，有何雠怨？而背汉从贼，恬然杀戮，至此惨耶！”京外闻之者，莫不堕泪。前日辽人之分置三南者，居此日久，与军民交结相厚，上年因旨刷还于椵岛，至见南兵从将攻岛时，多与亲切者相遇，愿得生活，清人相杂，一未救济。本府东面白岩村有一人有极切辽人，今于岛中接战杀戮时相逢，走入扶抱，愿我救活，事势至此，终不护匿，立见手足之异处。万古天下，宁有如此怜惨之事乎？其人言及亦垂涕。四月十二日阿济格的捷报传到盛京，十五载后顾之忧，一朝解除，皇太极闻之大悦，派国史院大学士刚林等赍敕谕至皮岛，褒奖诸将。闰四月十四日清军凯旋。皇太极重赏朝鲜参战将领林庆业等，又以皮岛“可比大城”，特颁谕旨，命从优议叙鳌拜等有功将士。主要影响：此次皮岛海战以清鲜联军大获全胜告终，清军付出阵亡260人的代价。明军阵亡上万人，只有沈世魁之侄沈志祥率5000余名残兵逃到石城岛，与陈洪范等会合。皮岛汉人“半死半逃”，有365名水手和3116名妇女儿童被清兵掳走。
（六）此外清军的战利品有蟒素缎匹42880匹，衣服3417件，银两31000两，银器、玉斝及朱砂、玛瑙、璩珀、水晶等杯共253件，琥珀3枚，犀牛角2140对，布匹氊条共191000多件，骆、马、牛、骡、驴共640多个，大船72艘，大炮10门。明朝经营五年之久的皮岛失守，损失大量兵力和物资，皇太极则解除困扰多年的后顾之忧，放手大举侵略明朝。深得崇祯帝信任的明朝兵部尚书杨嗣昌在皮岛陷落之前就倾向撤岛，四月二十二日听说皮岛陷落的消息后，他决定“兵分皇（皇城岛）、觉（觉华岛）二岛，民归宁（宁远）、锦（锦州）八城”。然而陈洪范继续“恋恋于孤岛”，其后沈志祥因得不到他所垂涎的东江总兵之印而发动兵变，杀监军副使黄孙茂等，割据石城、长山诸岛，明廷无可奈何。1638年四月以沈志祥降清为契机，杨嗣昌下令将东江镇诸岛剩余数千军民尽数撤到宁、锦地区，他表示：“至于图边一著，惟有关宁一正，更无登莱一奇。果关宁能正，不必有登莱之奇；如未能正，虽有奇安施？”也就是说在防御清朝的战略部署上，明朝将专注经营关宁防线，“用岛”政策告终，海上防线瓦解，所谓的东江镇退出历史舞台。对此，明朝同样抱有“二十年积患，一朝而除”的如释重负之感。朝鲜在清军撤走后接收皮岛，恢复椵岛之名，并安葬沈世魁等明军将士的尸体，将皮岛幸存的一些汉人男女安置于其他偏僻之地，维持其生计。对于被迫屈服清朝而向有“再造之恩”的“君父之国”出兵的朝鲜而言，此次战役让他们内心极度纠结与难受，视之为继丁丑下城后又一个违背义理的奇耻大辱之事、以怨报德之举。皮岛海战是朝鲜支援清朝攻明的开端，此后数年间清朝不断向朝鲜征兵，令朝鲜强化对清朝的从属性的同时也更加痛苦并怨恨清朝。后世的宋时烈等朝鲜士人将林庆业等援助清兵攻打皮岛之事描述为林庆业使用巧计回避攻岛或消极作战，并给沈世魁通风报信，这些传闻大抵是为了维护朝鲜自尊心而虚构之事。唯有朝鲜平安道居民对皮岛陷落欢呼雀跃，认为皮岛汉人死绝后，他们才重见天日。
李倧
（一）李倧（1595年—1649年）即朝鲜仁祖，朝鲜王朝第16任君主（1623年—1649年在位）。字和伯，号松窗，乳名天胤。本贯全州，生于海州。是朝鲜宣祖李昖之孙，定远君（朝鲜元宗）李琈之子，光海君李珲之侄。李倧初封绫阳君，光海君时期其家族被光海君视为王位威胁，屡遭迫害。1623年李倧与西人党金瑬、李贵等人发动宫廷政变（仁祖反正），推翻伯父光海君，继承王位。1625年获明朝册封为朝鲜国王。在位期间内忧外患不断，内部从李适之乱开始，各种叛乱或阴谋层出不穷；外部则处于明亡清兴的东亚剧变期，朝鲜遭遇后金（清）的威胁与侵略，先后经历丁卯胡乱和丙子胡乱两次蹂躏。李倧被迫在1637年向清朝皇帝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并接受清朝册封为朝鲜国王，使朝鲜的宗主国从明朝变成清朝。1649年李倧薨逝，庙号仁祖（初定为烈祖），谥号宪文烈武明肃纯孝大王（清朝赐谥庄穆，朝鲜内部不使用），葬于长陵。1595年十一月初七日李倧出生于朝鲜黄海道海州，是定远君李琈之长子，母亲具氏是名臣具思孟之女、朝鲜中宗女婿绫城君具思颜的侄女，并且是永膺大君之女吉安县主与中宗反正功臣具寿永的玄孙女。当时正值壬辰倭乱期间，各王子被安置于海州，所以他就出生在那里。他是宣祖李昖的第一个孙子，据说生下来后，右腿有无数黑子，翌年春被祖父宣祖看到，宣祖惊讶地说：“是汉祖之相，勿泄也！”因而对他倍加宠爱，给他取名为倧，小字天胤，抚养于宫中。所谓“天胤”指上天的子嗣，据说当时还是王世子的光海君对这个小字颇感不悦，这也被视为宣祖的深意所在。李倧受学于舅舅具宬，1607年被宣祖封为绫阳都正，不久后晋升为绫阳君。1610年同南人出身（光海君时变成西人）的大臣韩浚谦之女（后来的仁烈王后）完婚。光海君继位后，对王位威胁者不断展开肃清，定远君一家也不例外。李倧的弟弟、定远君第三子绫昌君李佺就在1615年卷入谋逆事件而被迫害致死，甚至连定远君在塞门洞的家也因为有“王气”而被光海君夺去建造庆德宫（今庆熙宫）。
（二）在这种状况下，定远君一家更加战战兢兢，只能忍辱负重以苟全性命，如李倧参加1617年的“废母庭请”（大北派组织的请求光海君废黜仁穆大妃的请愿运动）。而失去儿子和宅邸的定远君也杜门不出，在1619年底忧惧而死。据说李倧等原本打算安葬定远君于其母仁嫔金氏之侧，但因有人说仁嫔墓有“王气”而不得不临时埋在别处。不仅李倧一家战战兢兢，光海君与大北派的政治肃清令各方势力尤其是西人惴惴不安，而光海君的乱政及外交上拒绝援助明朝、秘密传书后金的行为导致众叛亲离。在这种情况下，武人李曙及申景禛（李倧表舅）决定发动政变，推翻光海君，时为1620年。除了李倧及其舅舅具宏、表兄具仁垕外，他们还陆续拉拢金瑬、崔鸣吉、张维、李贵等失意文臣及儒生沈器远、金自点等，势力在暗中不断壮大。在此期间，政变势力内部曾产生拥立何人的争论，有人主张拥立桂林君李瑠的孙子怀恩君李德仁，但因为政变的主导势力申景禛、具宏、具仁垕等都是李倧的近亲，所以最后还是李倧被选定为政变成功后接替光海君的人选。 1623年三月十二日夜二更政变计划正式启动，金瑬、李曙等已率从长湍等地带来的1000多名军队集合在汉城西郊弘济院，李倧也率领亲兵至延曙驿与其会师，接着在三更时攻入彰义门（汉城西北门）。由于负责汉城卫戍的训练大将李兴立在政变前已被收买，按兵不动，因此政变军顺利攻入昌德宫，并在宫中纵火。李倧在仁政殿阶上坐着胡床，指挥接下来的行动。他先命金自点、李时昉（李贵之子）去庆运宫（今德寿宫）向被幽禁在那里的仁穆大妃启禀“反正”之意，接着又派李贵等具仪仗奉迎仁穆大妃，大妃不肯出来。此时出逃宫外的光海君父子被逮捕，李倧骑马带着被关在轿子里的光海君去庆运宫谒见大妃，在大妃面前伏地痛哭，表示自己有罪，将御宝献给大妃。与大妃周旋至深夜，终于被大妃授予御宝，在庆运宫别堂即位。次日先以仁穆大妃名义发表教书，废黜光海君，立李倧为王。然后李倧在庆运宫接受百官朝贺，颁布即位教书，大赦境内，是为朝鲜仁祖，这场政变也就被称为“仁祖反正”。
（三）仁祖继位后，处决李尔瞻、郑仁弘等一大批大北派官僚及金介屎等光海君的宠姬宠臣，为临海君、金悌男（仁穆大妃之父）等政治牺牲品恢复名誉，并起用在光海君时期失势的李元翼、郑经世、李睟光等南人及徐渻、吴允谦等西人。接着就是对反正功臣的论功行赏，在1623年闰十月十八日策勋三等共53人，金瑬、李贵、金自点、沈器远、申景禛、李曙、崔鸣吉、李兴立、具宏、沈命世10人为一等，李适等15人为二等，朴惟明等28人为三等。对于这种结果，并非皆大欢喜，怨气最大的是李适。他是反正军的重要领导，但在“反正”后仅被任命为汉城府判尹。与其形成对照的训练大将李兴立，他只是被临时收买为内应，在“反正”时按兵不动，却被特授为工曹判书。等录勋结果出来时，李兴立名列一等功臣，李适屈居二等功臣，李适内心自然更加不平。不久后，1624年正月十七日前教授文晦等告发李适等人心怀不轨，当时李适以副元帅的身份出镇平安道宁边，仁祖决定先不动他，而是派人逮捕他的儿子李栴和同党韩明琏等人。当时李栴与其父李适都在宁边，正月二十四日李适杀死仁祖派人逮捕他儿子的使者，正式起兵叛乱。李适麾下有12000余名精锐部队，起初势不可挡，直逼汉城，仁祖在二月初八日夜奉仁穆大妃并率宗亲百官仓皇逃往公州避难。次日李适入京，拥立兴安君李瑅（仁祖叔父）。然而李适旋即被都元帅张晚率领的官军击溃，李适父子及韩明琏等在逃亡途中被部下所杀。二月十八日仁祖从公州返回汉城。李适之乱平息后不久，宗主国明朝方面也传来对仁祖的利好消息。原来仁祖在“反正”之后立即派李庆全出使明朝，通报“反正”之事，并请明朝皇帝册封他为朝鲜国王。而明朝却认定其为篡位，延宕不予册封，在朝鲜使臣的恳求和驻扎朝鲜境内椵岛（皮岛）的明将毛文龙的帮助下，明朝从“联鲜制奴”的战略考虑出发，决定批准仁祖的册封。1624年四月二十日仁祖从归国使臣那里获得了明熹宗的准封圣旨，翌年六月初三日由明朝使臣太监王敏政、胡良辅主持册封典礼，仁祖在国内的合法性也得以确固。
（四）不过，仁祖治下的形势并不强于光海君，百姓生活并未明显改善，失望情绪在朝鲜社会不断蔓延。光海君时期权贵所掠夺的土地，仁祖不但不归还原主，反而听任反正功臣据为己有，人们叹息：“只是变了下主人而已啊！”讽刺仁祖及反正功臣的歌谣也开始出现，如“嗟尔勋臣，毋庸自夸，爰处其室，乃占其田，且乘其马，又行其事，尔与其人，顾何异哉？孰谓清时？今亦昏时。昔在昏时，爵人以贿。今在清时，爵人以私”。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卷入明金（清）战争的旋涡中，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仁祖即位之前，后金已经攻陷明朝的辽东，并窥伺辽西。明将毛文龙转进朝鲜境内的椵岛（皮岛），对后金后方构成威胁。仁祖反正之际，仁祖政权斥责光海君忘恩背德，私通后金，并标榜要同明朝“协力讨虏”。但在实际上仍然采取对后金的不刺激政策，倒也相安无事数年。皇太极成为新任后金汗后，情况发生变化。首先皇太极一向就是后金内部的对朝强硬论者，再加上他继位后内部不稳，又发生饥荒，需要发动一场对朝战争来转移和缓解矛盾。于是在1627年正月皇太极派其堂兄二贝勒阿敏率军进攻朝鲜，同时成为进攻对象的还有明将毛文龙，史称“丁卯胡乱”。因为后金兵无法渡海，所以只攻陷毛文龙在陆上的据点铁山，对在岛上的毛文龙无可奈何。而对朝鲜则势如破竹，从义州、安州、平壤一直打到黄海道的平山，仁祖率仁穆大妃和群臣避难于江华岛，同时命昭显世子分朝于全州。不过后金并不是要占领朝鲜全境，而是急于迫使朝鲜屈服后撤军，所以两国在短暂交战后展开外交交涉。三月初三在江华岛达成盟约，双方结为兄弟之国。阿敏撤军时又擅自在平壤与朝鲜人质原昌君李玖另立一约，规定朝鲜向后金输岁币。不久后金又要求朝鲜开市中江，与之贸易，朝鲜对这些要求无法拒绝，被迫一一答应。不过，朝鲜与明朝的宗藩关系尚未因此断绝。但是朝鲜与后金之间仍存在许多棘手的悬案，如朝鲜给后金输送的“岁币”偷工减料，被皇太极退回；朝鲜答应会宁开市，却迟迟不兑现；朝鲜放任越境采参和狩猎以及在后金逃人问题上的争端等等。
（五）当然最重要的问题是朝鲜在明金之间的暧昧关系，即一面称臣明朝；一面与明的敌国后金修好，这种暧昧关系注定不能持久。1635年皇太极征服蒙古察哈尔部，以获得传国玺为借口欲称皇帝，朝鲜自然不肯就范。1636年二月皇太极派龙骨大（英俄尔岱）、马夫大（马福塔）及数十名蒙古人来朝鲜，借春信、吊祭（仁烈王后之丧）为名，劝朝鲜请皇太极进帝号，仁祖君臣对此反应强烈，坚决拒绝，后金使团灰溜溜地离开朝鲜。三月初一日被斥和情绪裹挟的仁祖晓谕朝鲜八道，痛斥后金“僭号”企图，命令官民做好抵抗后金的准备。同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即皇帝位于盛京，改国号为大清，朝鲜春信使罗德宪、回答使李廓虽然被强迫参加贺礼，却拒绝三跪九叩，被皇太极遣返回国，清朝与朝鲜的紧张关系骤然升级。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朝鲜分化为金尚宪为首的斥和派与崔鸣吉为首的主和派，斥和派占朝鲜士大夫的绝大多数。但仁祖内心偏向主和派，所以在十月向清朝派遣译官送去国书，委婉地向清朝表达恳求和谈之意，却遭到皇太极拒绝，战争遂不可避免。在金（清）、鲜交涉走向破裂的过程中，仁祖一面命令平安道等地修缮城堡，防备入侵；一面强化对明关系，将斥绝后金之举转咨皮岛，得到明崇祯帝的“奖敕”。并派金堉以冬至使出使明朝，请求明廷提供硝石、硫磺。此时仁祖君臣已经后悔当初下谕斥和之举，准备再派使节疏通清朝，但皇太极已经不再给朝鲜时间了。1636年十二月皇太极统率大军亲征朝鲜，“丙子胡乱”爆发。由于朝鲜同清朝实力悬殊加上金自点等将帅的无能，清军不费吹灰之力就逼近汉城。十二月十四日仁祖安排金庆征（领议政金瑬之子）等护送王世子嫔、两名大君、宫中女眷、大臣家眷等先到江华岛避难，自己稍后出发。此时清兵先锋已经在汉城近郊活动，而仁祖御驾到江华岛需要两天，仁祖担心途中被清兵俘虏，所以选择就近逃到南汉山城。他还对战事抱有一丝希望，不愿无条件屈服。他一面“亲自巡城，慰抚三军”，激励将士死守；一面命八道勤王，然而在清军围城打援战术之下，各路勤王军皆被击退。十二月二十九日南汉山城的朝鲜守军出击，惨败而归，从此龟缩不出，次日汉城不战而失守。
（六）皇太极所率主力已至，把南汉山城围得水泄不通。仁祖见在劫难逃，只好同清朝谈判，围绕出降问题，金尚宪为首的斥和派和崔鸣吉为首的主和派展开激烈争论。1637年正月二十二日清军渡海攻陷江华岛，世子嫔及两名大君等都成了俘虏，这成为压倒仁祖君臣的最后稻草。正月二十八日朝鲜接受清朝提出的断绝对明关系、向清朝称臣纳贡的盟约。正月三十日仁祖穿着蓝染衣，骑着白马，率世子及50多名随从官员出南汉山城西门，在汉江南岸的三田渡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然后改换穿皇太极所赐的貂裘谢恩。从此，朝鲜成为清朝的属国。丙子胡乱后，清军撤军，带走作为人质的昭显世子、凤林大君（后来的朝鲜孝宗）与约50万朝鲜俘虏回国，力主斥和的洪翼汉、尹集、吴达济三学士也被带到盛京处死。此后朝鲜不仅向清朝称臣纳贡，还被迫出兵帮助清朝攻打明朝（皮岛海战、松锦之战）。仁祖在此后尽可能顺从满清之意，对耻于向满清称臣的大臣则深恶痛绝。他认为所受之辱都是斥和派造成的，直斥斥和派“误国”，又说：“此辈（斥和派）以国之存亡置之度外，谋占美名，党同伐异，竟使宗国覆没，甚可恶也！” 与之相应的是重用主和派和亲清派，他在丙子胡乱后拜崔鸣吉为领议政，崔鸣吉因私通明朝被清朝抓走后又起用金自点。仁祖政权的合法性也在两次胡乱后面临严重危机，由于仁祖反正本身的名义就是亲明排金，因此仁祖向满清屈膝自然使人们倍感失望。丙子胡乱后，朝中掀起辞职和隐退的风潮，可见仁祖政权的形象在士林中一落千丈。另一方面的表现就是自丁卯胡乱后，叛乱阴谋层出不穷，如1627年李仁居起兵江原道、1628年柳孝立等欲立仁城君、1632年柳应泂谋逆、1633年李时说欲立锦原令李倬、1635年李基安谋逆、1639年贞明公主及宫人的诅咒事件、1643年李挺海叛国事件、1644年反正功臣沈器远欲立怀恩君、1646年的姜嫔诅咒事件和安益信谋逆等等，可以说是朝鲜王朝历史上谋逆事件最频繁的时期。这些谋逆事件基本在未然之时便被仁祖扼杀，其中仁祖可能毒死他的儿子昭显世子。并不顾大部分大臣的反对，一意孤行，亲自下令赐死儿媳姜氏（愍怀嫔），并把他三个孙子（昭显世子之子）通通流放济州岛，任其自生自灭。
（七）仁祖后期自嘲为“伤弓之鸟”，臣下也批评他“一经大乱之后，无一分振作之气，侥幸一日之无事”，他的最后几年就是在内外交逼中努力保住自己王位的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心理下度过的。1649年五月初八日李倧这位历经坎坷的朝鲜国王去世于昌德宫之大造殿，享年五十五岁，死后庙号初为烈祖。后来有人说这与南唐烈祖李昪的庙号冲突，不宜使用，故很快改为仁祖，谥号宪文烈武明肃纯孝大王。大韩帝国时期在谥号前追上“开天肇运正纪宣德”八字。清朝赐谥“庄穆”，但是朝鲜并不把清朝当作真正的上国，因此终朝鲜王朝之世，此谥号以及清朝赐予朝鲜各王的谥号，都不为朝鲜所用。仁祖初葬于坡州北云川里的长陵，后在英祖年间移葬交河。仁祖即位时，西人党因主导仁祖反正而成为当权的朋党，但仁祖吸取光海君时代大北派垄断朝政的弊端，故而在倚重西人功臣势力的同时亦登用南人党（李元翼、郑经世、李圣求、李敏求等）、小北派（南以恭、金荩国等）乃至未参加“废母庭请”的大北派（李庆全等），并征召起用金长生、朴知诫为代表的“山林”儒士，维持着政局的平衡。仁祖朝的“党争”特色并不明显，后人总结：“当时朝议，如元宗追崇及讲和斥和之议，虽有异同，不系西（人）、南（人）。”因此当时政局的主要矛盾是功臣势力和非功臣士人之间的矛盾。即便在功臣内部也存在对立，如金瑬和李贵、李时白父子的对立、金自点和沈器远的对立等。仁祖采取异论相搅之策，维持着自己的王权。仁祖加强王权最具象征意义的措施是追崇父亲定远君李琈，仁祖反正之后，光海君被废黜而排出王统之外，仁祖是奉仁穆大妃而继位，故直接继承祖父宣祖的大统。仁祖虽然内心还是想追尊父亲为王，但碍于金长生等儒生的反对意见，所以在继位时只是追封其为大院君。1626年正月仁祖的生母启运宫具氏去世，朝廷围绕如何服丧的问题展开争论。仁祖和李贵、崔鸣吉等大多数功臣主张按照子为父母的标准来服丧，而非功臣的士大夫则主张按为人后者为本生父母的标准来服丧。其后仁祖想亲自当丧主，又遭群臣反对。此时仁祖根基未稳，均作出妥协。
（八）1628年仁祖以表达孝心为由，将追崇定远君的问题再次提出来，引起群臣强烈反对。理由是定远君没有功德，仁祖自己也还没建立起功德，没有资格进行追崇。随着仁祖王权的逐渐稳固，再加上得到李贵、崔鸣吉等功臣的大力支持。所以到了1632年时就无需顾忌反对意见，断然下令追封定远大院君为元宗大王，启运宫具氏为仁献王后。1633年获明朝承认，1635年祔庙，仁祖总算如愿以偿，通过追崇父母而强化王权。备边司起初是一种临时性的军政会议机关，壬辰倭乱后逐渐成为常设机构，权限不断扩大。仁祖年间，内外变乱频仍，由反正功臣掌握的备边司趁机进一步膨胀，尤其是到丙子胡乱以后更是压制台谏，成为凌驾于其他政府机构的决策机关，形成备边司“事无巨细，无不归重。政府徒拥虚号，六曹皆失其职。名曰备边，而科举判下、妃嫔拣择等事亦由此出”的局面。光海君时期曾将按户头征收贡物的贡纳法改为按土地征收粮食的宣惠法，并在京畿道率先实行。仁祖反正后，这一新法改称“大同法”，并计划推行于全国，首先在江原道、忠清道、全罗道实行，设三道大同厅进行管理。然而由于两班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仁祖不得不在1625年中断在忠清道和全罗道推行的大同法。此后经历孝、显、肃三朝，大同法才被推广于朝鲜全境。所谓大同法是指在朝鲜王朝中期以后，按照土地面积，将贡物统一为米谷的纳税制度，客观上加快朝鲜国内贸易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日本“关白摄政”丰臣秀吉于1592年发动侵朝战争，战后结束，朝鲜废墟千里，十室九空，李朝封建国家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由于战争的消耗，国家已提供不出宫室和各级官府的所需费用，便把部分土地的收租权赐予王子和公主，谓之宫房田。又允许各级官府自行屯田，谓之衙门田。这就造成权贵疯狂扩张土地，自耕农的土地迅速减少，动摇朝鲜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李朝统治逐渐衰落下去。对此，李朝统治者朝鲜仁祖（1595年－1649年）首先推广实施大同法。由于大同法按照土地面积征收税米，当然减轻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的负担。但对地主阶级而言，却减少土地收入，故而强烈抵制。
（九）朝鲜大同法从1608年开始推行，整整经过100年时间，直到1708年才逐渐推广到全国。朝鲜孝宗对大同法的实施有重要贡献，他加快朝鲜仁祖时期就开始推广的大同法。朝鲜大同法的推行是朝鲜李朝在整个统治时期进行的最重要的一次改革，它弥补战争造成的巨大损失，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促进朝鲜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全面发展，有利于李朝对朝鲜的封建统治，对朝鲜历史乃至东亚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仁祖时期处于壬辰倭乱留下的创伤尚未恢复、朝鲜又面临新威胁的时期，国防费用、明朝勒索的银子和后金（清）勒索的岁币及粮饷都不是小数目，因此扩充财政成为仁祖政权的当务之急。1634年仁祖下令丈量和清查三南（忠清、全罗、庆尚三道）土地，以确保税源，是为“甲戌量田”。量田结果是三南有895489结土地，其中通过此次量田掌握的可耕地面积比之前多出188695结。次年实行“永定课率法”，简称永定法，即废止世宗朝以来“年分九等”、“田分六等”征收田税的规定，改为无论丰年还是凶年都按下下田的标准（每结4斗）来征收，这是承认15世纪末以来的田税征收实际情况。仁祖为了扩大财源，还松动庶孽禁锢法，颁布《许通事目》，允许庶孽通过纳粟来换取科举考试的参与资格。此外仁祖还积极开采咸镜道端川银矿，并允许民间私自采掘银矿，由户曹征收税银，后来在孝宗朝演变为“设店收税法”。当时在朝鲜社会作为货币来流通的布匹数量严重不足，于是仁祖在1626年听从户曹判书金荩国的建议，恢复中断两百年的铜钱，铸钱600贯。但由于之后爆发丁卯胡乱，铸钱计划被打断。1633年仁祖听从户曹判书金起宗的建议，重新铸造并发行铜钱，该铜钱仿明万历通宝，钱文是“朝鲜通宝”，即沿袭朝鲜世宗年间所发行铜钱之称呼。 1634年十一月初一日正式流通，并为此开设酒店、钱市，鼓励百姓用钱。但百姓并不买账，该铜钱流通程度很低，很快退出市场。仁祖时期，全球进入小冰河期，朝鲜自然不例外。如1641年四月备边司在向仁祖报告时惊呼：“今夫八路大旱之灾，出于三年凶歉之后，两麦已枯，四野尽赤，此诚前古未有之大变也！”
（十）除了不少人因饥荒而饿死外，死于随饥荒而来的瘟疫的人也不在少数，一些地方已出现小规模骚动，有大臣担忧此为“赤眉、黄巾之渐”。但仁祖对此束手无策，顶多采取削减百官俸禄、中止武器制造之类的措施。并从1637年后几乎年年祈雨，所幸并未演变为全面的社会动荡。此外每逢灾异，仁祖还下教求言，虽然都表示采纳，却几乎无一付诸实施，引发朝臣不满。仁祖在位时刊行《皇极经世书》、《东史补编》、《书筵备览》等书籍，同时修复因壬辰倭乱而毁损的祭器、乐器。仁祖时期的朝鲜也通过中国进一步接触西方文化，1603年朝鲜朝天使臣李光庭就已经认识利玛窦，但只是带回来《坤舆万国全图》而已。朝鲜真正意义上接触西洋文化始于仁祖朝，1630年仁祖为慰问刚从己巳之变解脱出来的宗主国明朝而派遣陈慰使郑斗源出使北京，郑斗源在明登莱巡抚孙元化幕下接触葡萄牙传教士陆若汉，翌年他带回《治历缘起》、《天问略》、《利玛窦天文书》、《千里镜说》、《职方外纪》、《西洋国风俗记》、《西洋国贡献神威大镜疏》、《天文图南北极》、《天文广教》、《万里全图》、《红夷炮题本》等著作及千里镜、自鸣钟、西炮、焰硝花、紫木花等新鲜事物。此时仁祖正忧心忡忡于后金的威胁，所以只重视其中的西炮（红夷炮），并为此嘉奖郑斗源。谏官们则认为这些不过是奇技淫巧，不值得嘉奖，但被仁祖驳斥。丙子胡乱后，昭显世子入清为质八年之久，也通过汤若望而接触西方科技与文化，不过由于回国后很快暴死而没有发挥作用。仁祖时内外变乱不断，不得不在军事上有所强化。在军制方面，仁祖即位之时的中央军只有负责首都卫戍的训练都监和负责扈从国王的禁军三卫（内禁卫、兼司仆、羽林卫）。仁祖扬言要亲征后金，与明朝“协力讨虏”，于是以李贵为御戎使，招募军队，后来形成御营军。仁祖反正时所募私兵不遣散，改编为国王的扈卫军，设扈卫厅，由反正功臣轮流担任扈卫大将。李适之乱后，为了加强京畿道的防卫，以李曙为总戎使，编成总戎军，增设总戎厅。在修筑南汉山城的过程中，又增设守御厅。丙子胡乱后，兵曹判书李时白从兵曹所属各番骑兵中选拔精锐，号精抄军，设精抄厅管辖（肃宗时与训练都监分出之训练别队合并为“禁卫营”）。
（十一）至此，朝鲜王朝后期拱卫首都的五军营体制基本成型，包括卫戍汉城的训、禁、御“三军门”和防守京畿道的总戎、守御二厅，同时也形成扈卫厅和禁军三卫（显宗时合并为“禁军厅”，英祖时改称“龙虎营”）并立的国王亲军体制。在军额方面，仁祖一度实行号牌法，即清理男丁、发放号牌以使民众为国家服役的政策。光海君时也曾实行此法，但因大北派的反对而作罢。西人党通过仁祖反正推翻大北派后，屡次建议仁祖实行此法，以加强对基层的控制、防止人民的流失，进而确保军额（军队数量），以应对迫在眉睫的危机。如李贵在1624年指出：“当今之时，莫如先行号牌。若不行此法，民皆逃役，无以为国。”但仁祖担心这样会扰乱民心，便犹豫而未能实行，并打算实行军籍法（将两班列入军役），却遭到大臣的反对。直到1625年七月备边司向仁祖呼吁“目今纲纪日益解弛，民心日益涣散，豪猾奸巧之徒，视朝廷如儿戏，政令之下，必先訾议。在上之人，不加深察，遽自疑惑，任长其骄顽无上之习，终至于委靡畏缩，拱手待亡，有识之士，莫不解体，诚可痛心” 的现状，使仁祖下定决心厉行号牌法，于是设立号牌厅，交给主张号牌法最力的李曙、崔鸣吉负责，并采取严格的措施来落实。如规定丢失号牌将杖一百，在不到一年内有40余人因违反号牌法而死，甚至还严惩一名对号牌法公开不满的地方两班安由慎。号牌法实行不到一年，朝鲜政府所掌握的16岁以上男丁就由103万上升到226万，可谓收效显著。然而不久爆发丁卯胡乱，仁祖在战争期间所下的罪己教书中不得不承认冒进推行号牌法为失误，于是再未实行此法。在武器方面，仁祖延续发展火器的方针，大力制造鸟枪，在1627年朝鲜每年生产1000柄鸟枪，到1636年每年生产2000柄。不仅如此，仁祖还多次从日本购入鸟枪。丙子胡乱后的1641年朝鲜拥有的鸟枪数量已达50000柄，同时由于明朝限制输出硫磺、硝石。仁祖委派反正功臣完丰府院君李曙负责研制、自力更生，并于1631年设别造厅于军器寺，专门负责制造火器并突破火药的技术难关。
（十二）一个叫成根的军官从辽东难民那里习得焰硝制造之法为李曙所采纳，1635年李曙编成《火炮式》，收录各种火器的制作和使用方法，并附以谚解（朝鲜文译本），附录“新传煮取焰硝方”。然而翌年即爆发丙子胡乱，此书未能派上太大用场。1631年仁祖从陈慰使郑斗源那里得到红夷炮，喜出望外，但在研制方面未有进展。1628年荷兰水手朴渊（又作朴燕）等三人漂流至朝鲜，仁祖将他们用于制造包括大炮在内的各种武器，丙子胡乱时效力于训练大将具仁垕麾下，除朴渊外的两人都战死了。朝鲜在鸟枪方面的运用更胜一筹，曾在丙子胡乱时击毙清朝额驸扬古利，此点亦为清人所重视，经常征调朝鲜鸟枪手作战。在战略方面，丁卯胡乱之后仁祖采取的主要战略是让出大路、修筑山城、配以火器的防守战略，如移义州于白马山城、移平壤于慈母山城、移黄州于正方山城、移平山于长寿山城。同时强化江华岛和南汉山城两大要塞的防御工事，但在强大的清军面前无济于事。仁祖早就担心清军会直捣汉城，丙子胡乱时清兵果然采取此种战略，导致朝鲜土崩瓦解。仁祖年间随着后金（清）的兴起，延续两百多年之久的明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也进入尾声。仁祖反正时的一个大义名分就是光海君忘恩背德、欺瞒明朝，因此仁祖表现出更加亲明的姿态，在反正之初即捕杀负责执行光海君中立外交的平安道观察使朴烨和义州府尹郑遵，并向驻扎朝鲜境内椵岛（皮岛）的明将毛文龙输饷助军。然而明朝却认为仁祖篡夺明朝册封的合法国王光海君的位置，不愿承认仁祖王位，甚至有“声罪致讨”的主张。仁祖继位后以仁穆大妃（昭敬王妃）的名义上奏明朝，通报仁祖反正的情况，由李庆全等携带赴明。明朝决定先派人调查，由于得到毛文龙的协助，朝鲜的请封得到明朝批准，但明朝并未立刻派出册封使。于是仁祖又派李德泂出使明朝，请求派遣册封使并下赐诰命、冕服。明朝终于答应，以太监王敏政、胡良辅为册封使赴朝鲜，在1625年六月初三日举行册封仁祖为朝鲜国王的仪式，总算解决拖了两年的悬案。为了打点这两位贪婪的太监，朝鲜凑够13万两白银赠送给他们，这对朝鲜而言无疑是巨大的负担。1626年明朝使臣姜曰广、王梦尹以庆祝皇子诞生宣诏于朝鲜，并协调强化朝鲜与明朝共同抗金的同盟关系，此次是明末罕见的没有勒索朝鲜银子的使团。
（十三）1627年发生后金入侵朝鲜的丁卯胡乱，朝鲜被迫与后金结为兄弟之国，但是并未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而且将丁卯胡乱的经过上奏明廷。新继位的崇祯帝也谅解朝鲜的权宜之计，并命朝鲜协助明朝抵御后金。 此后明朝与朝鲜依旧保持宗藩往来，明朝在1634年派遣太监卢维宁去朝鲜册封昭显世子，又勒索朝鲜几万两银子。1636年九月携带崇祯帝“奖敕”（嘉奖朝鲜斥绝后金之举的敕书）的登莱监军道黄孙茂来朝鲜宣敕，此为最后一次派往朝鲜的明朝正式使节。朝鲜亦依前例不断遣使朝贡明朝，1636年以金堉为冬至使赴明，是年冬发生丙子胡乱，使团无法立刻回国，直到1637年五月才在明朝水师的护送下回国，此为最后一次派往明朝的朝鲜贡使。不过明朝与朝鲜的关系并未因后金的威胁而成为同仇敌忾的联盟，相反在暗中互相猜疑、防备。原本自壬辰倭乱以来，明朝允许朝鲜使臣购买硫磺、硝石，朝鲜依赖明朝输入的硫磺、硝石来制造火器。1631年被后金俘虏又逃回明朝的将领黑云龙报告朝鲜与后金贸易往来的情况，促成明朝对朝鲜的贸易封锁。1632年冬至使金蓍国来华时，明朝反复于允与不允之间，最终派太监没收朝鲜使臣已经得到的焰硝。朝鲜上表向明朝喊冤，请求解禁。到了1634年崇祯帝明确拒绝批准向朝鲜输出硝石、硫磺，使朝鲜终未能如愿。此外，1629年袁崇焕斩毛文龙后，将朝鲜的海上贡路的中转站由登州改为自己辖下的觉华岛，以强化对朝鲜的控制，防止朝鲜、东江（皮岛）、登莱三方串通一气。直到1636年金堉出使明朝时，仍在呼吁明朝改贡路、输硝黄，由于丙子胡乱的爆发，无果而终。仁祖时期，朝鲜的明朝之间最棘手的问题还是东江问题。明朝用来牵制后金、联络朝鲜的东江镇开府于朝鲜椵岛（皮岛），一直被朝鲜视为祸根。然而仁祖继位时，需要得到明朝册封而依赖东江平辽总兵毛文龙的协助，所以表面上的关系还算融洽。毛文龙也先后三次上奏明廷，为仁祖请封做出很大贡献，仁祖则在册封前夕的1625年四月为毛文龙立颂德碑于安州。不过仁祖政权从一开始就判断毛文龙没有牵制后金的实力，只能给朝鲜带来麻烦。
（十四）加上毛文龙部下本身也有强买强卖、劫掠朝鲜等不法行为，两者关系因而很快转入紧张。丁卯胡乱时，朝鲜抱怨毛文龙不及时来救，毛文龙则认为朝鲜引导后金来攻击他，双方的矛盾陡然升级。仁祖嘱咐西路副元帅郑忠信说：“西路（平安道）之事，非但胡也，毛将终必贻祸我国，其地将领不可不预备以待之。”也就是将后金和毛文龙共同作为朝鲜的防备对象。毛文龙死后，东江镇虽仍然存在，但内乱不断，实力锐减，因此朝鲜和东江镇的关系相对缓和。刘兴治叛乱时，仁祖以报皇恩为由企图出兵讨伐，却因刘兴治被明朝招抚而中止出兵计划。后来孔有德、耿仲明叛逃后金，仁祖协助东江镇进行围追堵截，为此遭到皇太极的责难。不过仁祖始终对东江镇乃至明朝的援助不抱希望，所以尽管表面上朝鲜和明朝互通音讯、往来密切。实际上两国间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同盟行动，甚至在丙子胡乱后朝鲜还在清朝的裹挟下参与皮岛海战、攻灭东江镇。丙子胡乱后的崇德二、三年明将陈洪范两次秘密联络朝鲜，要求朝鲜和他一起抗清，第一次仁祖虽然冒着清朝的问罪的风险而予以回复，但还是委婉拒绝其要求，第二次只派林庆业去请求明朝人不要再来朝鲜，拒绝回信与答礼。1641年后，明将王武纬两次秘密出使朝鲜，要求朝鲜与明朝共同抗清，仁祖亦不敢答应。当然仁祖并非对明朝恩断义绝，仁祖反正后，每月助饷于东江镇，此后尽管对东江镇极其不满，也从未中断过对东江镇的支援接济，仅在毛文龙生前就为其提供米谷268700余石。丙子胡乱期间，仁祖遇节日（崇祯帝圣节及元旦）辄行望阙礼，如对咫尺焉。丙子胡乱后，仁祖在经筵时读到《诗经》中“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一句，不禁“为之太息，潸然泪下”。由于清朝强制征兵于朝鲜，仁祖与崔鸣吉合谋派僧侣独步秘密赴明，转达朝鲜的苦衷，恳求明朝的谅解。1638年正月初一仁祖还在宫中设牌位，西向中原哭拜，可见仁祖在感情上无疑是倾向于明朝的，只是在制定对明政策时不得不基于实力对比和本国利益出发。
（十五）仁祖继位后，标榜亲明排金，故中止光海君时期对后金的国书往来，表示要和明朝“协力讨虏”，以后金为假想敌来强化军备，甚至仁祖表示要“亲征”后金。不过这只是一种姿态而已，仁祖政权没有勇气与实力去招惹后金，所以实际上采取的是尽量避免刺激后金的政策。一个代表性事例是1624年四月毛文龙要派人去咸镜道巡边，朝鲜君臣生怕其挑衅后金而惹祸，不仅仁祖亲自劝阻，备边司也拟定回避策略，以备毛文龙征朝鲜兵的情况，然而朝鲜与后金关系的主动权并不掌握在朝鲜手上。后金新君皇太极继位后于1627年派阿敏等讨伐朝鲜及毛文龙，史称丁卯胡乱。虽然毛文龙未被其消灭，可是朝鲜却连战连败，仁祖被迫逃亡江华岛，并向后金屈服，与其使者刘兴祚（刘海）缔结两国结为兄弟的盟约，其后更不得不向后金纳岁币。朝鲜的后金的兄弟关系只是同床异梦而已，两国外交摩擦不断。丁卯胡乱后，尽管后金释放大部分朝鲜被掳人口，但仍有上万人被后金扣作人质，要求朝鲜或以后金逃人交换或以米粮赎回，朝鲜被迫选择后者。至于后金逃人问题，朝鲜虽表示允诺交出，却又以难以找回散落各地的逃人为由搪塞，交出极少，令后金不满。在开市问题方面，朝鲜自1628年同后金开市于义州，但在时间、价格、场所上多有争端，如原约为春秋开市，然而后金后来又要求夏季也开市，两国为此一直僵持。价格方面两国也按各自有利价格而争论。场所上后金要求咸镜道会宁也开市，朝鲜坚持拖延不开。在给后金的“岁币”上，皇太极嫌弃朝鲜的礼物偷工减料，1631年朝鲜在春秋两次纳岁币时，皇太极都干脆拒绝接受，引发两国关系紧张。丁卯胡乱后，朝鲜对后金的敌视有增无减，仁祖和大部分反正功臣虽然不想和后金失和，但非功臣士人则大力标榜“斥和”，形成主和派和斥和派。1636年皇太极自称皇帝，建号大清，胁迫朝鲜“劝进”并将兄弟之国变成君臣之国，导致朝鲜内部的斥和情绪达到顶峰。
（十六）仁祖也被这种情绪所感染，拒绝接见来要求朝鲜劝进的金使龙骨大（英俄尔岱）、马夫大（马福塔）等，并在三月初一下达以“绝和备御”为要旨的谕书。四月十一日皇太极登极大典上，朝鲜春信兼回答使罗德宪、李廓拒绝跪拜。六月十七日仁祖更向清朝发出斥责其败盟的“檄文”，两国关系濒临破裂。就在斥和派呼声高涨、主和派大多缄默的情况下，崔鸣吉疾呼不可刺激清朝，仁祖在其影响下也冷静下来，逐渐偏向“守和”，并依崔鸣吉建议派遣译官于清朝，沟通缓和两国关系，并罢免反对者弘文馆修撰吴达济。十月入清的译使朴仁范等所携国书被皇太极拒绝接受，仁祖仍不放弃沟通努力，又派朴兰英出使清朝。此时大掠明朝的清军已经凯旋，皇太极决定亲自出兵征讨朝鲜，故在朴兰英前往清朝的途中，丙子胡乱就爆发了。自清军先遣部队渡过鸭绿江不到五日就兵临汉城，仁祖先将自己和大臣的家眷安置于江华岛，等他自己要去江华岛时则因担心被清军俘获而转向南汉山城避难。崔鸣吉前往清营，与清将劳萨、马福塔等周旋，使仁祖得以顺利转进南汉山城。十二月二十九日南汉山城守军作战，被清军打败，从此龟缩不出。于是南汉山城彻底成为被清军围困的孤城，各地援兵也陆续被清军打败，四面楚歌的仁祖只有选择投降一途，但主和派崔鸣吉和斥和派金尚宪还在围绕讲和条件而争论不休。1637年正月二十二日随着江华岛陷落、仁祖与大臣家眷被一网打尽，仁祖不得不无条件投降，在接受清朝提出的条件（即《南汉山城条约》）后，于正月三十日在汉江南岸的三田渡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标志着朝鲜成为清朝的属国，战后50万朝鲜人被清军掳走。1637年十一月二十日仁祖正式接受清朝册封为朝鲜国王。《南汉山城条约》是朝鲜仁祖向清朝皇帝皇太极投降的事件。1636年清朝皇帝皇太极亲率12万大军入侵朝鲜，是为丙子胡乱。朝鲜仁祖不能敌，逃往南汉山城。随即皇太极率兵包围南汉山城。在数次交涉之后，朝鲜仁祖于翌年正月三十穿青衣出城投降，到达三田渡（今首尔松坡区三田渡），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
（十七）《南汉山城条约》（丁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鲜封贡关系的正式建立。此后仁祖尽量顺从清朝要求，如交出斥和派三学士（洪翼汉、尹集、吴达济）由清朝处死、送昭显世子和凤林大君为人质、树立大清皇帝功德碑、强制要求大臣使用崇德年号并将不使用者罢职、后更要求公家祝祭也使用清朝年号（但后来朝鲜的祭祀、墓葬等阴事普遍遵用“崇祯后纪元”）。跟朝鲜与明朝徒有其名的同盟关系恰恰相反，尽管朝鲜极不情愿地臣服清朝，却多次实实在在地为清朝卖命。丙子胡乱结束后，清朝就命朝鲜出兵配合清军剿灭皮岛的明军（皮岛海战）。1638年发生库尔喀部酋长加哈禅（朝鲜称庆河昌）等叛逃熊岛（今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俄罗斯岛），清朝命朝鲜由庆兴府出动舟师一千予以剿灭。此后清军围困明朝在辽西的松山、锦州等据点，要求朝鲜出动舟师运饷，仁祖消极抵制无效后被迫顺从，出兵5000人助清攻明。皇太极留其中1500人（其中1000人为炮手），由朝鲜平安兵使柳琳统率参与松锦大战，朝鲜还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筹措粮食和马匹以转运至锦州前线。清军入关后，由于北京所储粮食大部分被李自成军掠走，江南漕运又不通，导致清朝粮食短缺。为此清朝向朝鲜征粮20万石，后经讨价还价，折半为10万石。朝鲜迅速海运至北京，缓解清朝的燃眉之急。由于仁祖小心翼翼地处理对清关系，所以丙子胡乱后的两国关系尽管也有波折（如清朝数落朝鲜十二罪状、抓走崔鸣吉等通明大臣与金尚宪等斥和派、崔孝一攻清计划暴露、林庆业逃亡明朝、清朝反复要求“国王入朝”来敲打仁祖等），不过总体而言还是平稳过渡明亡清兴的关头，因此清军入关后多尔衮就下令削减朝鲜的贡品、放回朝鲜的人质、减轻对朝鲜的控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拜仁祖后期的对清事大政策所赐，朝鲜王朝的宗庙社稷与固有习俗得以保全，但同时也导致仁祖政权的合法性面临危机、在反清气氛浓厚的朝鲜国内声望大跌，这也是后来孝宗即位后大力标榜北伐论以凝聚人心的一个背景原因所在。
（十八）仁祖朝延续并深化光海君时代的对日和解政策，但因丙子胡乱的爆发而产生波折。就在仁祖反正那一年，德川幕府第三代征夷大将军（朝鲜称“关白”）德川家光袭职，负责日朝外交的对马岛于同年冬派源智次出使釜山，祝贺仁祖即位。并将德川家光袭职之事通报朝鲜，希望派遣通信使以维护德川家光的地位。 不久朝鲜爆发李适之乱，李适军中的“降倭”发挥很大的威力，因此在仁祖逃亡途中，朝臣李廷龟和吴允谦主张借兵日本。仁祖病急乱投医，竟一度同意，特赦有罪之臣李景稷并派其去东莱倭馆借兵，后因有所顾虑及叛乱被迅速镇压而未付诸实施。但“降倭”的威力还是给仁祖政权很大的冲击，所以在乱后不仅赦免“降倭”，还将本来推迟派遣的通信使定为立刻派遣，以郑笠、姜弘重、辛启荣为三使臣赴日祝贺德川家光袭职，名目依然跟之前两次一样是“回答兼刷还使”，任务还有刷还壬辰倭乱时期的朝鲜俘虏，此举开启朝鲜祝贺将军袭职的先河。另外仁祖还需要从日本购入鸟铳等武器，仁祖继位后采取的对日亲善政策虽然是为了稳定政权起见，但客观上促进日朝关系进一步正常化，同时由于朝鲜国内仇日情绪甚重，仁祖的对日亲善政策也遭到一些士大夫的批评。当时后金对明和朝鲜的侵略已为日本所知，丁卯胡乱后，对马岛提出出兵援助朝鲜，被仁祖拒绝。此时日本德川幕府一直致力于恢复同明朝的关系，所以对马岛方面又提出“平辽通贡”的主张，即日本帮助明朝击退后金以使明日邦交正常化，并于1629年派僧侣规伯玄方等出使朝鲜，请为其“平辽通贡”开路。仁祖允许其来汉城（这是壬辰倭乱后到高宗时唯一一次进入汉城的日本使节），但是不接受其要求。1632年发生柳川一件，对马岛私交朝鲜之事被其家老柳川调兴告发，德川幕府中断向朝鲜的岁遣船。此种非常事态引发朝鲜对日本入侵的恐慌，仁祖甚至下令在南部三道筑城以防备日本入侵。
（十九）1635年柳川一件解决后，仁祖于十一月初六、初七日召集大臣讨论日本侵略朝鲜的可能性，仁祖显得很乐观，判断日本“无可忧之端”，翌年正月停止南部三道的筑城工程。1636年仁祖还应日本邀请，以任絖、金世濂、黄戾为通信使，赴日祝贺日本国“泰平”，这是壬辰倭乱结束后首次以“通信使”为名的使团。随着丙子胡乱爆发，朝日关系又发生微妙变化。对马岛得知丙子胡乱的消息后，再度提出派遣援兵的建议，朝鲜方面撒谎说清军大败，被迫乞和。日本人不相信，1637年十二月对马岛使节平成连提出包含七款条目的书契，涉及朝鲜与明、清的关系以及交涉礼仪的对等化。仁祖拒绝向日本透露朝鲜臣服清朝的事实，此后朝鲜在与日本的交往过程中一直使用崇祯年号，直到明亡为止，目的就是不让日本人知道朝鲜在丙子胡乱中战败。1646年朝鲜应清朝要求将漂流到清朝的日本商人国田兵右卫门等送回日本，仁祖才发觉事情难以隐瞒下去，遂在翌年指示官员许积将其臣服清朝的事实向对马岛和盘托出。另一方面，朝鲜也对清朝要求其引导日本与清朝交往的要求虚与委蛇，尽量不让日本卷入朝鲜半岛事务中。以丙子胡乱为界，仁祖对日本的态度也由乐观转为警惕，并采取拒绝对马岛提出的七款条目的强硬政策，甚至企图依靠清朝来防备日本。反之，许多大臣主张联合日本对抗清朝，如赵䌹即认为日本是可以用来“复仇雪耻”（指向清朝复仇）的“邻援”。仁祖不顾大臣们的反对，执意贯彻自己亲清防日的政策，主动地向清朝汇报日本国情，先后十次呈上“倭情咨文”，渲染“日本威胁论”。1643年仁祖虽应邀派遣通信使尹顺之、赵䌹、申濡东渡日本，祝贺德川家光得子，却趁机搜集日本情报并汇报给清朝，仁祖实行上述举措的目的就是构筑清朝和朝鲜共同防备日本入侵的合作机制。其时日本德川幕府在听说清军入关后，也存在假道甚至直接攻打朝鲜的构想，这类风闻通过对马岛传入朝鲜，无疑会进一步引起仁祖对日本的警惕。但日本最终对大陆局势采取旁观政策，故朝日关系亦未因这些波折而恶化。
松锦之战
（一）松锦之战是1640年到1642年间清帝皇太极发动的旨在消灭明朝关外最后一支劲旅，打通关宁锦防线的战役。松锦之战开始于清军围困锦州，结束于松山城被清兵攻陷，明军主帅洪承畴被俘止。战争共经历两年，以明军惨败告终，明朝倾尽国力打造的九边精锐损失殆尽，只剩三万残兵跟随吴三桂退守宁远。之后明朝在关外的城池悉数陷落，关外铁骑被歼灭殆尽，仅剩孤城宁远。松锦之战是明、清在辽西战场的最后一仗，可以说是皇太极一生军事生涯中最精彩之作，也是中国军事史上围城打援的范例，以后明朝再也没有能力组织起对清军的有效反击。战争背景：明廷设防：宁远之战后，袁崇焕为了防卫清兵的进攻，开始着力构筑关宁锦防线。其中以山海关为后盾、宁远为中坚、锦州为先锋，其间筑有多个堡台作为联防据点。关宁锦防线分南北两段：南段为关宁防线，长约100公里，自山海关到宁远；北段为宁锦防线，也长约100公里，自宁远经连山、塔山、松山、锦州，抵大凌河。其中北段主要由赵率教负责修建，后明军凭借关宁锦防线，在宁锦之战中使皇太极无功而返。清兵攻势：皇太极称帝之后，一方面不断派遣大军入关，深入明朝腹地，沉重打击明朝的有生力量；一方面又在关外宁锦一线与明朝展开激烈的争夺。锦州是明朝设置在辽西的军事重镇之一，广宁中屯卫、广宁左屯卫设在这里。大寿诈降：1631年七月祖大寿奉命于大凌河筑城保卫锦州，在他修了不到半个月，城墙雉堞还没修完时，皇太极大军便兵临城下，将大凌河城包围。祖大寿只好关闭城门，仓促应战。城中粮草仅够几天之用，围了不几天城中就断粮了。城中将士无不惊恐万状，祖大寿作过几次试探性的突围，都被金兵杀了回去。无奈之下，只好坐困愁城，盼着援兵。皇太极在围困大凌河城十天后，便开始对祖大寿的劝降工作。祖大寿弹尽粮绝，在要求皇太极对天宣誓，不杀将吏兵民之后，他开城投降。皇太极赏赐他自己用的狐皮帽子、貂皮袍子、金玲珑皮腰带、白马、雕鞍等等，没想到祖大寿觅机跑到锦州，又把锦州死守起来，令皇太极奈何他不得。即便如此，皇太极仍旧为了收服祖大寿而继续努力，他先派人搜捕居住在永平三十里村的祖大寿的族人软禁起来，但待遇相当优厚。
（二）起用祖大寿的旧部担任汉人“承政”，其中包括祖大寿的儿子祖泽洪，过房侄儿祖泽润、养子祖可法等等。十月二十八日祖大寿杀死宁死不降的何可纲，大开城门，率众将来到金营。皇太极与代善、莽古尔泰及众贝勒众大臣，一齐隆重迎接祖大寿一行。后双方登坛发誓祭天，盟誓祭天毕，皇太极携祖大寿手进入大帐，为祖大寿设宴庆贺。崇祯皇帝三次下诏，命祖大寿进京觐见，祖大寿都借故推辞，始终坚守在锦州城里。后金方面，皇太极三番五次派密使前来，提醒祖大寿不要忘记以前的约定，即刻动手夺下锦州城。祖大寿以各种理由搪塞，并且多次与清兵激战。皇太极对留在后金军营中的祖大寿之子祖可法等人，一直以礼相待，并且频繁给祖大寿写信。战争起因：1631年祖大寿的诈降，令皇太极震怒不已。自从明清（后金）交战以来，锦州的战略地位日益显得重要。明朝派遣重兵驻守，加固城池，力图使锦州成为阻止清兵西进的一座坚固堡垒。皇太极知道：“率领大军屡次入塞，最终得不到明朝的尺寸之地，都是因为有山海关的阻隔。想要取山海关，一定要先取关外四城（松山、杏山、锦州、宁远）不可，而锦州则首当其冲。”皇太极想趁机包围锦州，打通关宁锦防线，为清兵入关扫清障碍。1638年十月皇太极亲自率领部队进攻明朝，率领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出宁远、锦州大道；睿亲王多尔衮为左翼，自青山关入；贝勒岳讬为右翼，自墙子岭入。祖大寿在中后所（今辽宁绥中县城）屯兵，领兵偷袭多铎，多铎战败。第二天多铎与济尔哈朗合兵出战，祖大寿收兵回中后所。不久皇太极亲自来到中后所，派使者给祖大寿带话，劝降祖大寿。祖大寿却始终没有露面。战争经过：清兵围锦：1640年三月清太宗皇太极吸取过去强攻宁远、锦州受挫的教训，制定长围久困、迫其出降的作战计划，命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多铎等人领兵修筑义州城（锦州义县义州镇）。义州处于广宁与锦州之间的大凌河畔，地势开阔、土地肥沃，在此筑城屯田，实际上是建立攻锦的前哨阵地。同时一旦攻锦，此地又是一个绝佳的后勤补给基地。
（三）同年六月皇太极指挥清兵兵临锦州，开始围城的持久战。皇太极将围城清兵分为两班以个月为一期轮番更换，同时清兵将锦州城外的庄稼收割完毕，并扫荡清除明军在锦州外围的据点，彻底切断驻锦明军与外部的联系。翌年三月皇太极进一步采取措施，在锦州城外筑起座营垒，环城相列，在营垒外深挖壕沟，树起栅木。而各营间又有深壕相连，将锦州围得“水泄不通”。明军守城主将为昔日袁崇焕帐下大将、征辽先锋大将军祖大寿，其所率军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蒙古人，城既被围，遂起叛心，秘密与济尔哈朗联系。此事为祖大寿侦知，欲计擒叛军首领，无奈行事不密，反被叛军窥破，抢先与明军交战。济尔哈朗闻讯后，趁势攻城，内外夹攻，祖大寿难以支持，只能退入内城坚守。 1641年三月锦州东关守将吴巴什降清，清兵攻占锦州外城。至此清兵完成对锦州城的包围，填补护城河，毁坏城墙，明朝的外援给养都断绝。 锦州守将祖大寿向明廷报称：“锦城的粮米仅供一月余，而喂马的豆则不能支撑一月，倘若清兵再次急攻，宁锦两城就要攻破，那么松、杏、锦三城就岌岌可危、朝不保夕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崇祯帝命洪承畴领王朴、杨国柱、唐通、白广恩、曹变蛟、马科、王廷臣、吴三桂八总兵，步骑十三万，速令各镇总兵“刻期出关”，速会兵于宁远，解锦州之围。明军推进：1641年三月洪承畴从北京出发前往锦州，洪承畴不敢冒进，驻扎宁远，以窥探锦州势态，并向朝廷表示：“大敌在前，战事十分凶险，想要急于解围锦州，兵马形势实在难以平缓。战死的士兵刚刚掩埋，受伤的战士也没有痊愈。半月之内，请再次下令决战，来缓解锦州之急。”但是兵部尚书陈新甲以兵多饷艰为由，主张速战速决，催洪承畴进军，崇祯帝诏令洪承畴“刻期进兵”，又分任马绍愉、张若麒为兵部职方主事、职方郎中督促决战。1641年七月二十六日洪承畴在宁远誓师，率八总兵、十三万人。七月二十八日抵锦州城南乳峰山一带，明清双方在乳峰山战事胶着，清朝的兵马，死伤甚多。初战清兵失利，几至溃败。
（四）洪承畴将吴三桂列为首功，说：“吴三桂英气勇略，两年来，以清廉和英勇大大振奋辽东兵马的勇气，作战的气势更足，特别是此次作战战功犹多。”二十九日洪承畴命总兵杨国柱率领所部攻打西石门，杨国柱中箭身亡，以山西总兵李辅明代之。此时明军士气正锐，皇太极对清兵失利心急如焚。八月皇太极带病急援锦州，史书记载此时皇太极正流鼻血。但皇太极不顾急病，昼夜兼行500余里，到达锦州城北的戚家堡（辽宁锦县齐家堡）。皇太极登山岗观看明军阵式，见洪承畴的阵势布置严整，感叹说：“人们都说洪承畴善于用兵，果然是这样的，我们的兵将一定要小心。”他看了很久，苦苦思索，见明军是“重兵集结在前，但是后队的疏漏很大”，便想出破敌之法，对诸将说：“洪承畴的兵阵'有前权而无后守'，可以攻破了。”他根据明军首尾不相顾的弱点，定下掘壕围困断敌粮道之法，壕深八尺，上广一丈二尺。下极狭窄，仅可容趾，马不能渡，人不能登。有掉落的，没有容纳脚的地方，不能再次出来。在二十日这一天里，清兵拼命掘壕，从锦州西面往南，穿越松山、杏山之间的通道，一直到海口。连掘三道大壕，将明军包围起来，切断其与后方的一切联系和粮饷供应。二十一日洪承畴统兵进攻，双方激战，明军未能闯壕。洪承畴与清兵决战于松山、锦州地区，皇太极秘令阿济格突袭塔山，趁潮落时夺取明军屯积在笔架山的粮草十二堆。此时论兵力，双方人数相当，明军火器超过清兵，本可以决一雌雄。尤其是又已被清兵断绝了后路，只有拼死厮杀，方能死中求生。正是处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境遇，照说这八大总兵官应当督兵奋战了。可是十几年来的连战连败，朝廷腐朽无能，调度无方，有功不赏，有过不罚，各级将领早已丧失斗志，唯知保命逃窜。 由于崇祯帝和兵部尚书陈新甲不顾实情一味催促，洪承畴被迫放弃“且战且守”的“持久之策”，率兵匆匆赶来。此时仅有三天军粮，眼看粮道断绝，将士大为恐慌，多有逃跑之心。
（五）在此危急时刻，久经征战的洪承畴召集诸将会议，提出决战突围方针说：“诸将当各自催促本部力战破敌，我们应迅速执行这一方法，解围就在此一举。”但诸将胆怯，不愿死战，主张逃回宁远。力主速战昏庸无能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之亲信监军张若麒也反对决战，希望撤回宁远，这进一步涣散将士斗志。洪承畴无可奈何，只好下令于明日突围，说：“以往诸位将领都说要誓死报效国家，如今正好有机会。虽粮尽被围，也应该明确告知诸位兵士：守是死，战也是死，如果奋力一战或许能够死中求生。我智术短浅决意孤注一掷，明天望诸位能够竭尽全力。”他分遣八总兵为左右路，准备于明日死战突围。皇太极于交战之后料定，明兵缺粮，夜里一定会逃跑，分遣王公将领进入汛地，阻截明兵。城陷降清：大同总兵王朴一回营便率本部人马首先乘夜突围逃跑，结果各处兵马在混乱中逃跑，骑兵和步兵相互践踏。黑夜中，明兵大乱，死伤无数，不能分辨是哪路兵马。总兵吴三桂、王朴等逃入杏山，总兵马科、李辅明等奔入塔山。洪承畴等人突围未成，困守松山城（锦州松山区松山镇），几次组织突围，皆告失败。不久明朝的粮饷断绝，城中粮食短缺。松山副将夏承德遣人密约降清，以为内应。1642年二月十八日城陷辽东巡抚邱民仰、总兵王廷臣、曹变蛟被杀，洪承畴、祖大乐兵败被俘至沈阳。三月八日祖大寿率部献城归降，清兵占领锦州。1642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兵用红衣大炮轰毁杏山城垣，副将吕品奇率部不战而降，松山、锦州、杏山三城尽没，至此松锦大战结束。洪承畴为表示忠于明室，宣布绝食，到了五月剃发降清。洪承畴投降以后，明朝不知道他已经变节，思宗闻之大震，辍朝特赐祭九坛。祭到第九坛的时候又得到军报说洪承畴降清，京城大哗。战争结果：松锦之战以清兵的全胜而告终，明朝经此一役，元气大伤，洪承畴与祖大寿相继降清。据《清太宗实录》记载：“是役也，计斩杀敌众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获马七千四百四十匹，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件。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
（六）松锦大战标志着明朝在辽东防御体系的完全崩溃，明朝在辽东的最后防线仅剩下山海关的吴三桂部。战争分析：清朝方面：自皇太极即位以后审时度势，对明清之间将不可避免的要进行一次大决战是作了充分的各方面准备的，如进行内政改革，加强君权。对外入侵朝鲜，与其结盟。征服蒙古，与其联合。于是孤立明朝，因此清朝不仅上下团结一致，而且又无后顾之忧。所以它就有了充足的人力和物力投入这场战争，从而保证松锦大战赢得胜利。另外皇太极在松锦大战中，战略打击目标的选择，作战时机的掌握，用兵方略和临阵指挥等方面都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最为突出的是：他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如以往八旗精兵良将善于奔袭野战之长。为了避其不长于攻坚城之短，因此在松锦大战中，始终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不仅消灭洪承畴率领的十三万援军，而且困逼松山、锦州、杏山的明军守将献城投降。摧毁明军经营多年的宁锦防线，为进取中原铺平道路。明朝方面：松锦大战失败致使关外明军精锐尽丧，松锦杏三城俱失，造成这种惨败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明廷的政治腐败，在此战役中反映尤为突出的有以下几点：盲目催战：当时崇祯皇帝、兵部尚书陈新甲等人，偏信“原属刑曹，本不知兵”的辽东监军张若麒轻敌冒进之言，一味催战。因此洪承畴轻进顿师，进不能突围，退不能善后，形见势绌，遂使重臣宿将选率骁骑，十万之众，覆没殆尽。督监不和：蓟辽总督洪承畴根据关外兵力和锦州守将祖大寿“逼以车营，毋轻战”的意见，主张且战且守，步步为营，逐步向前推进以解锦州之围。而监军张若麒却反对，振臂奋袂，扶兵之势，收督臣之权，纵心指挥。于是明军但知有张兵部，不知有洪都督，而督臣始无可为矣。总督和监军两者互相掣肘，明军不知所从。指挥失误：洪承畴虽然精通兵家权谋，由于考虑到个人的得失安危，所以屈从于陈新甲、张若麒等人的权势。当“陈新甲趣之，未免轻进以顿师”时，他就孤军深入；当“张若麒惑之，倏焉退师以就饷”时，他就率军南逃。因此洪承畴在指挥作战上表现出犹豫和动摇，这就必然导致明军失败。
（七）将官畏死：明军在松山与清兵对阵时，兵员和火器都胜于清兵。本应决一死战以解锦州之围，但是一些明军将领畏死，却弃战南逃。如总兵王朴为了自己活命，不顾全军安危，违约先遁，造成明军松山大败。又如明廷为了解救洪承畴，命顺天巡抚杨绳武、兵部侍郎范志完率军赴松山解围，可是“皆敛兵不敢出”。战争影响：明朝态势：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四城失陷，祖大寿举城投降，致使“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京师大震，王朴以“首逃”之罪被逮捕，法司开庭审讯。御史郝晋发言：“六镇罪同，皆宜死。三桂实辽左之将，不战而逃，奈何反加提督。”兵部尚书陈新甲覆议：“但姑念其（吴三桂）守宁远有功，可与李辅明、白广恩、唐通等贬秩，充为事官。独斩王朴。”1642年五月十九日处死王朴。职方郎中张若麒被弹劾下狱，兵部职方主事马绍愉给予削籍的处分。吴三桂受到降级处分，镇守宁远。松锦大战标榜着明朝在辽东防御体系的完全崩溃，明朝在辽东的最后防线仅剩下山海关的吴三桂部。从此明朝山海关外仅剩下宁远一座孤城，关宁锦防线彻底被摧毁。而此时清兵则加强对明朝的军事压力，锦州落入满清之手后，取代义州成为清兵伐明的前进基地。清兵采取更番驻防的办法在锦州前线屯驻兵力，并且征调朝鲜兵驻防，力图把锦州打造为蚕食明朝领土的前进基地。面对清朝的步步紧逼，明人的危机感十分强烈。1643年辽东巡抚黎玉田题本称：“全宁仅马步四万余，瘦弱马匹数千余。堪战马兵仅三千，且分守于新旧十二城，其余将士不过寥若晨星。面对铸火造药百倍于我，且虎视眈眈的清兵，如果不增派兵力，加强防守，后果不堪设想。”可见在松锦之战后，明朝用于辽东抗清前线的正面兵力十分单薄，无法满足对抗满清主力部队的需要。
（八）如果清兵进一步发动进攻，明军则无法做出有效应对。锦州正面的清兵防御森严，明军是无法突破的。对于清兵占据锦州，蠢蠢欲动，明朝几乎毫无对策。因为此时的明朝内部已经千疮百孔，由于李自成农民军进展神速，关内大批明军主力不得不聚集在河南周围围剿农民军。辽东防线虽然吃紧，但并没有获得明朝大批援军，因此只能维持消极防御状态。军队状况：在军队方面，明廷并非不知辽东前线的军队实力寡弱，对此明朝当局也做了一定的补救措施。他们令辽东镇自己募兵训练，新募兵额为三千人，负责人为辽东分练总兵黄诗。此人专门负责募集新兵补充辽东前线的损失，他在题本中称因为辽东前线连年用兵，流离兵焚之余，虽经几番勾补招募难全。表示交给他的募兵三千的任务很难足额完成，在短期内只能逐渐募集，逐渐训练。明军实力严重被削弱，不仅兵力存在严重的缺额，且战马和大炮的数量十分匮乏。该年二月黎玉田称宁远只有西洋红衣大炮十余位，而到了黄诗题本的六月期间，红衣大炮的数量也未增加，只有火力逊于红衣大炮的光明灭虏炮一百位。且募集的新军一切装备都没有到位，所以黄诗要求朝廷发“大炮二百位，三眼枪六百杆、盔甲一千顶副、大弓一千张、大箭一万只、腰刀一千把”，用以教练、装备新兵。由于史料缺乏，明廷是否采纳他的建议不得而知。从之后的史料来看，明廷并没有大规模增派兵力。1644年山海关之战时，吴三桂的兵力不过数万人之数，兹可证明辽镇军兵并没有获得补充。清兵蚕食：松锦沦陷后，明清双方都付出巨大代价，明朝固然一败涂地，但做为胜利者的清朝方面的损失也很大，一时双方都无法展开大规模攻势。虽然如此，小规模冲突却不断发生。这说明清兵对占据全辽势在必得，且也拥有攻占中原、取代大明王朝的野心。
（九）在1642年和1643年清兵曾发动两次对宁远等地的攻击，并取得一定的战果。1643年清兵派郑亲王济尔哈朗、武英郡王阿济格率军攻占中后所、前屯卫等地。这次清兵的目的是“往征宁远”，这次行动清兵调动红衣大炮和其他火器，可见是有准备而来。九月二十三日清兵大部队抵达中后所，二十四日薄暮，移军城北，以云梯挨牌及红衣炮急攻之。到了二十五日中后所就被清兵攻占，二十八日前屯卫被攻占。根据《清实录》中的记载，清兵的战果十分丰硕，中后所明军被杀四千五百人，前屯卫明军被杀四千余人，此外还有不少俘虏，可能有所夸张。明总兵李辅明、袁尚仁等战死，损失惨重。清兵利用红衣大炮接连攻陷中前所和前屯卫，沙河卫和中前所被明人所放弃。但清兵此次进攻的最终目的在于攻占宁远，在宁远城外最后却遭到明军吴三桂沉重打击，被迫撤退对宁远的包围。根据明方的塘报来看，该年十月初八日清兵六万余逼近宁远城下，拥载大炮，排山倒海而来，可谓气势汹汹。清兵不知我阵内有炮，蜂拥直前。明军伺其渐近，而发射红衣大炮。清兵则惊魂拉尸，踉跄望老营奔回，嚎哭一夜，至次日卯时分，尽皆开营向东北遁去。朝鲜史料《沈馆录》也印证明军在此战中英勇抵抗：中后所、前屯卫两城将陷之际，城中公私家舍一齐放火，无论男女，各自烧死，资粮机械，亦皆烧尽。分叱不喻，沙河卫段收入于宁远，中前所段收入山海关，举皆称守城清野之。故欲进欲留，军无见粮，且孔耿二将以前锋伤损。其军兵有倍于清人，以此速还，以为修养进去之计。由此可见明军奋勇作战和清兵损失之情况。此战之后，清兵没有发动对宁远的大规模进攻。但是当时关外的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已为清兵攻占，宁远孤悬关外二百里，难于固守。所以从长远来看，明朝放弃宁远、退守山海关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