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uline Picco (波琳·皮科)

摘要

本文旨在重构1950年代初至1980年代初意大利极右翼政治暴力的理论化。目标是揭示在此整个时期内，右翼的意识形态理论与其激进分子所实施的暴力行动之间存在的差距。极右翼理论、象征性暴力模型和主要知识分子共同构成了一个暴力的背景，这成为了右翼激进分子身份的关键点。然而，自1969年起，暴力总是被呈现为一种防御手段，并有助于构建右翼的殉道形象。

引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second conflit mondial）结束后（指1945年）的三十年里，意大利极右翼（extrême droite italienne）为其外国邻居树立了榜样。它结构稳固，拥有欧洲无与伦比的受众，并主要围绕着意大利社会运动（Movimento sociale italiano，简称MSI）[Ignazi 1998; Tarchi 1995; Parlato 2006] 组织起来，直到1980年代初。MSI成立于1946年12月，汇集了战后创建的、或多或少明确宣称继承法西斯政权（régime fasciste）的各种团体、运动、政党和阵线。尽管战后它没有参与任何政府，但MSI在意大利政治版图中绝非一股可以忽视的力量。从1953年到1968年，它在立法选举中获得了全国平均5.5%的选票，而在1972年，它达到了历史性的约9%的得票率。然而，这些数据并未反映MSI以及更广泛的极右翼在半岛分布的地理差异。意大利的两个主要议会外团体：新秩序（Ordine nuovo）和国家先锋（Avanguardia nazionale）[1]，它们是几代不认同MSI政策的激进分子的真正吸引点，与MSI一样，主要分布在拉齐奥（Latium）、半岛南部和西西里（Sicile）。它们在威尼托大区（Vénétie）——例如帕多瓦（Padoue）——以及米兰（Milan）等北方大城市也拥有一些据点。

• 1971 年，意大利社会运动 (MSI) 的年轻成员在罗马参加示威活动。

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初，极右翼的特点是将其政治行动模式的暴力化作为一种完整的行动方式，这符合其所宣称的政治遗产（héritages politiques）和守护人物（figures tutélaires），以及其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te）立场。这种政治暴力（violence politique）的强度各异，从与左翼分子（gauchistes）或执法力量（forces de l’ordre）的街头冲突（主要在1970年代下半叶），到“大屠杀”（stragi）的恐怖主义，这在集体表象和心态中滋生了极右翼天生暴力的形象 [Rao 2006; 2008]。

然而，在激进主义和政治参与方面，行为是由言论所驱动的。研究极右翼政治暴力的理论，意味着关注语言实践、意识形态、历史、文化和象征性指涉，这些在激进分子看来，至少在团体内部，使暴力行动合法化。事实上，界定意大利议会内和议会外极右翼的母体认同感（sentiment identitaire matriciel），并使其在一个它拒绝其合法性的体系中形成一个被隔离的社群，对于理解驱动它的暴力动态至关重要 [Germinario 2005]。

根据Philippe Braud（菲利普·布罗）被François Audigier（弗朗索瓦·奥迪吉尔）和Pascal Girard（帕斯卡尔·吉拉尔）采纳的方法，我们将在我们对极右翼政治暴力理论的研究中，不仅包括“身体的”、“有形的”（指打击和承受的暴力）和“物质的”暴力，还包括“言语、词语、图像、姿态的暴力”[Audigier, Girard 2011, 9]。事实上，正如François Audigier所强调的，“在暴力方面，词语具有效力，言论具有作用”[Audigier, Girard 2011, 10]。然而，言论和暴力行动不能脱离其产生的背景，我们将从历时性（diachronique）的角度来历史化这一现象：冷战（guerre froide）和殖民地人民解放的背景，滋养了极右翼关于“他者”（Autre）的想象、幻想表象和言论，这发生在一个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高度分裂的意大利社会中 [Jesi 1993]。除了国际和国内背景，还应回顾在此期间影响极右翼的遗产和重组现象——意识形态、政治、激进和世代方面的。1970年代下半叶，确实有新一代年轻激进分子进入政坛。他们受到1977年运动的深刻影响，与MSI以及战后极右翼的一些传统遗产决裂。他们还表现出极左翼言论对极右翼一部分群体的修辞和暴力实践的影响 [Guerrieri 2005]。

如果像Michel Foucault（米歇尔·福柯）那样认为政治是以其他方式进行的战争（l’exercice de la guerre par d’autres moyens），那么当我们讨论政治暴力时，我们就处于极右翼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遗产的核心 [Catanzaro 1990]。组成它的议会内和议会外政治组织确实与激进暴力发展出一种“强烈、几乎是身份认同的关系，将其转化为一种完整的激进实践”[Audigier, Girard 2011, 17]。

这些团体所持的言论围绕着一些主要主题展开，这些主题证明了象征性暴力（violence symbolique）和言语暴力（verbale）的普遍存在，这些暴力构成了极右翼身份的本身，并证明了经常诉诸身体暴力的合理性。对根深蒂固的反共主义（anticommunisme viscéral）的捍卫，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système démocratique capitaliste et bourgeois）的谴责，对意大利抵抗共和国（République résistancialiste italienne）的拒绝，以及由种族主义（raciste）和反犹主义（antisémite）言论所支持的对西方（Occident）的捍卫，构成了战后整个极右翼共享的暴力言论的意识形态骨架。

我们将关注言论与实践之间的差异。

首先，我们将研究带有言语和象征性暴力的极右翼理论和模型。其次，我们将探讨这些理论的载体和载体：杂志、团体和出版社。最后，我们将研究政治实践的理论合法性：殉道史的构建。

极右翼的理论与模型：言语与象征性暴力

对于1945年失败后诞生的意大利极右翼而言，法西斯“神话”（mythe fasciste）构成了解释现实和动员激进分子的强大动力 [Tarchi 2006, 115-135]。法西斯主义暴力行动、其参与者、其斗争、其叙事所带来的情感共鸣，深刻地塑造了意大利极右翼的激进分子表象及其理解和表达暴力的方式。至少在1970年代中期之前，几代属于议会内和议会外极右翼的激进分子的政治想象，都充满了对法西斯主义的提及，更具体地说是对法西斯主义暴力的提及。MSI和**新秩序**的一些成员在法西斯政权或萨罗共和国（République de Salò）机构中的个人参与，以及在“二十年”（Ventennio）期间接受的教育的影响，深刻地标记了战后意大利极右翼领导机构和代表机构的第一代。

以法西斯斗争的战斗遗产为标志的身份构建

正如Franco Ferraresi（弗朗哥·费拉雷西）所强调的，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极右翼的“神话材料主要来源”是“历史法西斯主义，但具有选择性”[Ferraresi 1995, 70]。对于Philippe Braud而言，“记忆工作（…）必然是选择性的（…）在空白处创造了可被遗忘的类别，因为它们微不足道或令人尴尬”[Braud 1996, 95]。从这个角度来看，意大利极右翼“始终偏爱法西斯主义的革命冲动，而不是其复原和秩序的维度，后者被视为法西斯主义屈服于既得利益的标志”[Ferraresi 1995, 64]。

1945年失败的冲击以及共和国法西斯主义（fascisme républicain）的崩溃给极右翼激进分子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对萨洛（Salò）战士、博尔盖塞亲王（prince Borghese）的第十舰队（Xa Mas）、查理曼师（légion Charlemagne）的“英雄”战斗怀有结构性的情感关系，他们认为这些人是他们的战友，他们必须继续为统一的欧洲而战。与提及意大利社会共和国（RSI）相关的深厚情感，让人联想到“军团神话”（mythe légionnaire），这个“战士和信徒的秩序”，它必然会构成一种暴力想象，这是紧张身份的特征。

• 查理曼师的标志

被颂扬的是一种战斗的法西斯主义：1919-1920年的小队主义（squadrisme），由被英雄化的Rodolfo Graziani（鲁道夫·格拉齐亚尼）领导的殖民战争以及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直到1960年代末，在《新秩序》（«Ordine Nuovo»）和《意大利世纪报》（«Secolo d’Italia»）专栏中被赞扬的墨索里尼（Mussolini）形象是革命激进分子[2]、1920年代初小队主义的推动者、非洲之角（corne de l’Afrique）的征服者，以及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领导人。《世纪报》对墨索里尼形象的赞扬[3]远超过《新秩序》，后者在其刊物中给予他的篇幅相对有限。在MSI的日报中，在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耶路撒冷受审[5]期间，墨索里尼被颂扬为“犹太人的保护者”[4]，从而滋养了战后由意大利左右翼政治力量普遍共享的“好意大利人神话”[6][Bidussa 1993]。革命者、黑衫军（chemise noire）、意大利战斗队（fasci italiani di combattimento）[7]的创始人以及“进军罗马”（Marche sur Rome）[8]的煽动者墨索里尼被奉若神明。通过提及“被阉割的胜利”（victoire mutilée）的主题，他被呈现为意大利祖国荣誉的捍卫者[9]。同时被颂扬的还有“理念”（l’Idée）的“殉道者”，他的死亡被升华，因为“一个人可以被杀死，但一个理念不能”[10]。

此外，萨洛的战士们也与墨索里尼的形象紧密相连，几乎等同。这种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失败而英勇的战斗神秘主义在整个1960年代被重新注入并更新，特别是通过秘密武装组织（OAS）的斗争 [Rossi 2010, 21-39]。令人惊讶的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过去，包括其战争和殖民历史，在《世纪报》的专栏中比在更激进团体的杂志中表达得更多。这种差异无疑可以用MSI希望象征性地与法西斯主义历史联系起来的愿望来解释。它也可以从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socialisme）的神话参照物对像新秩序这样的团体所施加的影响中找到解释，后者更倾向于重新利用这些参照物。条顿骑士团（chevaliers teutoniques）、神圣罗马帝国（Saint Empire romain germanique）、传统撒克逊法典（code traditionnel saxon）、查理曼师（division Charlemagne）都参与了对希特勒（Hitler）的欧洲的颂扬，据说这“代表了统一大陆对抗英国阴谋和俄罗斯威胁的意愿”[11]。此外，新秩序重新利用并接受了党卫军（SS）的格言：“我们的荣誉是忠诚”（Notre honneur est fidélité）。一份未注明日期但可追溯到1960年代中期的公告，由议会外团体国家先锋、新秩序和Ar集团[12]的帕多瓦分支发布，公开宣称继承了这一遗产及其最暴力的行动，并声称：

“1945年5月8日，大国家社会主义帝国（Grand Reich national socialiste）的士兵停止了战斗。我们，自豪地认为自己是北方法西斯共和国（République fasciste du Nord）的继承者，我们希望通过发布德国最高司令部（Commandement suprême allemand）的最后一份战争公告来纪念那些优秀的德国同志：我们不是出于一种荒谬且徒劳的怀旧情绪，而是出于对那些轴心国（Axe）二十年前试图在欧洲新秩序（NOUVEL ORDRE européen）中实现的价值观的忠诚。[…].我们无条件地遵守法西斯政权（Régime fasciste）和第三帝国（IIIe Reich）在其斗争中灭亡的意识形态条款。

胜利者不应自欺欺人，认为他们已经在军事和政治力量上压垮了我们。

二十年后，我们与所有被资产阶级民主和布尔什维克（bolchéviques）分裂的人站在一起：我们仍然屹立不倒[13]。”

对墨索里尼形象的颂扬，以及那些构成意大利极右翼的外国和替代性神殿的人物，如Corneliu Codreanu（科内留·科德雷亚努，罗马尼亚铁卫队）、Léon Degrelle（莱昂·德格勒尔，比利时雷克斯主义）、José Antonio Primo de Rivera（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Otto Skorzeny（奥托·斯科尔兹内），所有这些都与欧洲法西斯主义的经历紧密相关，他们都受到了深深的钦佩，并有助于滋养极右翼的暴力言论。通过这些人物，忠诚于所作出的承诺、全身心的投入、对“理念”的信念都得到了颂扬，它们有助于构建一个“政治士兵”（soldat politique）的模型，这被视为“自我肯定的更高形式”[Braud 2004, 42]。

由于一种被认同的贵族理想，极右翼的政治士兵被呈现为友谊、信仰伦理和牺牲的英雄捍卫者。1960年，MSI的大学组织FUAN（法西斯大学行动阵线）的帕多瓦分部发布了法西斯主义创始文本的节选[14]。战争的再生美德被重申，对男性理想的提及被系统性地援引，而在索雷尔主义（sorélienne）视角下，暴力被视为一个创造性过程。在整个我们所研究的时期内，行动被赋予了净化美德[15]，而源于暴力冲突的死亡则被赋予了更高的意义。只有当战斗注定要失败时，它才最受颂扬。1955年，Pino Rauti（皮诺·劳蒂.MSI创始人之一）就此写道：“一个优秀的斗士不是那个知道自己会赢才去战斗的人，而是那个即使在战斗失败时也能坚守阵地的人”[16]。

• Pino Rauti

所进行战斗的牺牲维度及其英雄化，对于195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在这个少数派和被隔离的极右翼内部更迭的所有世代来说，都具有根本性的动员作用。除了这些意识形态和政治参照物、滋养极右翼暴力想象的守护人物之外，政治暴力也被战后极右翼的主要理论家和意识形态家：Evola（埃沃拉）和Freda（弗雷达）所思考。

埃沃拉与弗雷达：意识形态家的暴力言论

弗朗哥·费拉雷西（Franco Ferraresi）[Ferraresi 1995, 102] 强调。从1968年起，当“激进右翼和极左翼之间的对抗变得清晰”时 [Panvini 2009, 41]，弗雷达（Freda）成为意大利主要的意识形态思想家，其思想被批评者称为nazi-maoïste。他确实重新挪用了一些左翼革命思想的论点，并打算将其与右翼革命思想进行综合，作为对抗“系统”的斗争策略。据他所说，欧洲将“沦为美国和苏联的奴隶” [Freda 1969, 10]。他不仅提出了反资产阶级（antibourgeois）言论，还提出了反资本主义（anticapitaliste）言论，并提出了与极左翼在理论上团结一致的假设，以对抗“系统”。圭多·潘维尼（Guido Panvini）在谈到这一策略时强调，很难划清“真正的革命策略与挑衅性表演之间的明确界限” [Panvini 2009, 100]。

弗雷达将他的行动置于颠覆逻辑之中，并呼吁通过暴力斗争摧毁“系统”。在1970年代下半叶，他无疑加剧了政治紧张局势，为一代年轻的极右翼激进分子提供了回应——革命性地呼吁颠覆“系统”——以满足MSI（作为一个议会政党）无法再也无法容纳的暴力愿望。弗雷达是少数几个在年轻一代激进分子中仍然具有信誉和影响力的“历史领导人”之一，这些激进分子很早就进入政坛——通常在14或15岁时，并在1977-1978年间转向武装斗争。代际方法在这里尤其重要。这些参与武装斗争对抗国家的激进分子确实与上一代决裂，同时重新挪用了一部分极左翼的言论，即“武装自发主义”（spontanéisme armé）[Ferraresi 1995, 283]，这主要由革命武装核心（Nuclei armati rivoluzionari，简称Nar）所倡导，其激进分子在罗马锡耶纳街（via Siena）的FUAN（法西斯大学行动阵线）中接受了政治培训 [18] [Ferraresi 1995, 306; Bianconi 2005; Cingolani, 1996]。

战后，意大利极右翼重新挪用了法西斯神话，这些神话有助于形成一种政治文化，为暴力言论和实践提供了突出地位。埃沃拉（Evola）作为战后意大利极右翼的主要守护人物的知识和政治历程，与法西斯主义经验和意识形态最激进的形式密不可分。通过传播、简化和批判埃沃拉的思想，弗雷达在1970年代为意大利极右翼最激进的年轻激进分子提供了一个颠覆“系统”的暴力模型：他的著作《体制的解体》（La désintégration du système）对于1970年代下半叶在极右翼选择转向武装斗争的一代人来说，构成了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里程碑。

杂志、出版社、传单和内部公告与政治暴力：传播暴力言论

如果说政治行动模式和暴力言论的传播是由这些极右翼理论家确保的，那么它也通过与右翼议会外团体紧密相关的杂志和出版社来完成，这些是政治暴力理论化的主要载体，此外还有一些组织的内部公告，或者主要是1970年代末期宣称对袭击负责的传单。实际上，目的在于通过言论的力量，使诉诸暴力行动合法化。

• “新秩序”宣言

受埃沃拉和意大利社会共和国（RSI）的强烈影响，新秩序（Ordine Nuovo）组织 [19] 的出版物在1955年至1959年间，特别关注处理种族、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文章，这与MSI的出版物不同，后者远未承担法西斯主义反犹意识形态的遗产，而是捍卫“好意大利人神话”。种族主义被定义为两个世界之间的斗争，“亚非-闪米特世界（asiastico-sémite）和印度-日耳曼世界（indo-germanique）”[20]，这些观念属于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Pierre-André Taguieff）所称的“19世纪末流行的种族主义通俗论，其基础是闪米特人和雅利安人之间的对立” [Taguieff 2002, 26]。在1955年至1960年间，该杂志的作者们利用各种反犹刻板印象来谴责所谓的犹太颠覆。革命者、犹太银行家、资本家、“犹太-共济会国际”（l’internationale judéo-maçonnique）随后被非洲和亚洲国家独立运动所取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围绕着谴责亚非幽灵而形成的种族仇恨。从1960年开始，关于亚非“威胁”、关于“黑人种族主义”[21]的文章，关于殖民化和殖民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支持欧洲在非洲的斗争以及关于捍卫西方的斗争，在杂志中占据了核心位置。通过巧妙的修辞转换，**新秩序**将“法属阿尔及利亚”（Algérie française）转变为“欧属阿尔及利亚”（Algérie européenne），重新挪用了秘密武装组织（OAS）的斗争，并助长了意大利的军团兵神话和“伞兵”（para）神话。OAS神话，再加上外籍兵团（Légion étrangère）“伞兵”的神话，在1960年代持续存在，其影响一直延伸到1970年代，并在极右翼团体散发的出版物和传单中周期性地出现。弥漫在极右翼激进分子，特别是该群体议会外派别心态中的拒绝文化，部分解释了他们对这一神话的认同以及它在他们的期刊中产生的共鸣。抵抗（résistance）的概念，尤其体现在对“系统”的抵抗上，因此是围绕在极右翼内部的个体政治和文化建构的核心 [Picco 2013, 152-201]。

新秩序也重新挪用了“欧非共存”（Eurafrique）的概念，非洲被视为欧洲的“生存空间”[22]。该团体接受了“非洲问题”[23]，并拒绝“放弃”非洲给当地居民。

在一种明显的颓废主义（décadentiste）视角下，新秩序发展了一种种族主义言论，旨在“保卫白人”对抗“一个新的普瓦捷”（Poitiers）[24]，同时它重申了对南非和罗得西亚（Rhodésie）种族隔离政权（régimes d’apartheid）的坚定支持，它们否认这些政权固有的暴力和歧视性质[25]。因此，新秩序隶属于一个白人与幻想中的亚非入侵幽灵之间的“战斗共同体”。

除了媒体，极右翼出版商也促进了以暴力为中心的言论的传播。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弗雷达的AR出版社（éditions d’Ar），以及1970年代初劳蒂的欧洲出版社**（éditions Europa），都为暴力意识形态遗产的翻译和传播做出了贡献。Ar出版社特别重视反犹主义和否定论（négationnistes）著作的翻译：弗雷达在意大利传播否定论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Germinario 2001b; Goldstaub 1996]，同时他还致力于再版《锡安长老会纪要》（Protocoles des sages de Sion）或科德雷亚努的《狱中日记》（Diario dal carcere）[Codreanu 1970] [26]。科德雷亚努在年轻一代激进分子的战斗万神殿中占据了中心地位，这些激进分子从1978年开始将暴力行动作为一种完整的政治行动模式。

如果说出版社促进了无疑属于政治暴力的言论的传播，那么最终是宣称责任的传单和奎克斯（Quex），即极右翼政治犯之间的联络公报 [Nozza 1983, 267-277]，参与了为那些在1970年代末选择武装斗争的激进分子传播理论模型。

杂志、出版社和传单都参与了种族主义、反犹主义言论的传播，这些言论表明了极右翼这一激进派别意识形态的暴力性。然而，这些团体远未承担伴随他们所使用的“词语”和他们所参照的意识形态的暴力政治实践。对于MSI和议会外团体来说，1969年后，政治暴力实践的理论合法性围绕着极右翼殉道史的构建而展开。

政治实践的理论合法性：殉道史的构建（1969年-1980年代初）

1969年12月12日发生在丰塔纳广场（Piazza Fontana）的袭击事件，无疑是战后意大利历史乃至意大利极右翼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直到1980年代初，议会内外的极右翼通过一种系统性受害者策略来使其诉诸暴力行动合法化：意大利极右翼被判处政治隔离，它之所以进行身体暴力，仅仅是为了回应左翼的袭击和“腐烂的”、“腐败且使人腐败的”系统的镇压。

• 丰塔纳广场（Piazza Fontana）爆炸现场

与此同时，MSI在1970年代初经历了其政治信息、所传播的象征以及所援引的记忆的重大转变。米凯利尼（Michelini）于1969年春去世后，阿尔米兰特（Almirante）接任党魁，导致MSI“从一个流动而沉睡的议会政党”转变为一个“完全依赖持续动员并能够控制街头的激进政党”[Ignazi, 1998, 145]。该党与政治系统以及政治暴力使用之间保持着一种根本性的暧昧关系：它将自己定义为“系统的替代品”，但又参与选举并受益于国家政治生活各个层面的代表；它鼓励其激进分子勇敢，并强调有必要挑战左翼对街头的统治，但又否认鼓吹诉诸暴力。这实际上揭示了一个政党在融入议会制度和始终被援引、从未放弃的革命抱负之间的挣扎，而这种抱负意味着使用暴力。吉奥尔吉奥·阿尔米兰特（Giorgio Almirante）的言论，至少在1970年代初，反映了这种身份撕裂的内在暧昧性。在1970年MSI在卡夏（Cascia）为党的青年组织举办的培训课程中，阿尔米兰特在开幕致辞中“采用了明确的革命性语调，正是为了向北方的一些经济力量证明MSI准备好在街头与左翼力量作战”[27]。阿尔米兰特实际上曾宣称，“为了阻止共产主义的斗争，再也不能依赖选举共识，因为这已停滞不前，而有必要在其他人行动之前采取直接行动”[28]。他补充说，这种行动应该“导致一场真正的‘革命’，产生类似于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取得的成果”[29]。这位意大利领导人随后宣称“MSI打算从现在开始采取官方的革命行动立场，采纳极右翼最狂热团体的愿望，这些团体迄今为止至少表面上是分裂的”[30]。阿尔米兰特的讲话内容已超出了激进分子的狭小圈子，几天后他澄清并软化了言论，这“引发了对其澄清真诚性的怀疑”。他致力于重新定义“‘革命’”，这个词并非指“大规模的暴力起义或‘小队主义’式的经验”。他设想的革命“更严格地从政治和组织的角度来看，即为国家及其青年带来道德复兴”[31]。军事信息和安全局（Servizio per le Informazioni e la Sicurezza Militare，简称SISMI）的这份报告的作者强调了“这位议员的语言变化及其更温和的澄清”，这“给人留下了他受到公众舆论和政治圈对其之前严厉言论负面反应打击的印象”[32]。这正是MSI与暴力的关系中所有暧昧之处的体现：私下鼓吹，公开否认。

该党在使用暴力方面的根本性暧昧并没有阻止它从1963年起就建立了一个准军事激进组织，该组织名义上是为了在示威活动中保护党员并被授权使用暴力。国家志愿者（volontari nazionali）的存在是MSI在暴力行动及其议会外派别方面双重矛盾的症状[33]。由第一部分提到的阿尔贝托·罗西（Alberto Rossi）领导的这个新组织“是在全国书记米凯利尼的明确推动下诞生的，其双重目标是：拥有一个能够进行街头对抗的组织，无论是防御性的还是进攻性的，并建立一种直接听命于他的‘禁卫军’，在大会期间作为秩序维护服务”[34]。米凯利尼因病造成的权力真空使得国家志愿者得以随心所欲地使用暴力，直到阿尔米兰特上任党书记后才重新掌控局面。阿尔米兰特在宣称控制意愿的同时，也致力于加强他们，为此他“任命西尼奥雷利教授（prof. Signorelli，意大利极右翼内部一个颠覆性人物）组织特别秘密小组，任务是实施报复行动”[35]。因此，阿尔米兰特确实推广了一个特定的、理论上致力于行使暴力的组织。虽然不能说MSI是黑色恐怖主义（terrorisme noir）的中心，但不排除1970年代转向武装斗争的一部分极右翼激进分子曾受益于国家志愿者的暴力训练。

阿尔米兰特通过看似站不住脚的词语区分来为极右翼及其使用暴力的指控辩护。他将左翼的“战士”（guerriers）与右翼的“斗士”（combattants）对立起来，后者自称继承了“先锋队精神”（arditismo）的传统，以对抗“破坏主义和恐怖主义”。在他看来，“先锋队精神”是自愿的，而非雇佣兵；是公开的，而非秘密的；是合唱的，而非大规模或个体的；是自由的，而非奴役的；它是慷慨和勇敢的，它不致力于系统的暴力方法，也不致力于伏击、破坏主义和恐怖主义。如果阿尔米兰特承认该国正在发生一场“真正的内战”，他则以一种令人怀疑的修辞手段为他的年轻激进分子辩护，否认他们对此负责[36]。意大利所谓的“内战”状态确实允许他为其最活跃的激进分子在米兰或罗马日常实施的暴力行为进行辩护。

此外，暴力总是被系统地理论化为防御性的，同时又呼吁颂扬构成极右翼身份建构的男性理想。将暴力归咎于“系统”是极右翼修辞和意识形态中普遍存在的受害者化过程的一部分，这种过程源于左翼分子将获得司法或国家保护的观念。1969年12月，一份新秩序的内部公告将暴力重新定义为“右翼的反暴力”，旨在弥补国家为对抗极左翼而设立的防御体系的不足。该文本补充道：“与其他政治和社会犯罪领域的人相比，我们是新手，胆小而天真，还有很多很多要学习！”[37]。当人们知道1966-1967年意大利警方在意大利北部从新秩序激进分子手中缴获了真正的军火库[38]，并且该团体直接参与了1969年丰塔纳广场的“大屠杀”时，这段文字并非没有讽刺意味。弗雷达随后被捕，然后劳蒂也被捕，这被谴责为“系统”迫害的结果。因此，极右翼试图通过一种特别卑劣的修辞和象征性逆转来为自己洗脱对其正当的指控。

• “弗雷达在监狱里——加入争取自由的集会”

为了回应这种“激进反法西斯主义”（antifascisme militant）的迫害以及他们自认为受害者的“被隔离化”（ghettoïsation），极右翼在整个1970年代逐渐构建了一个真正的殉道史，旨在提醒“系统”的沉默，那些被遗忘的“系统”和左翼主义的受害者。一个激进的万神殿正在形成，并在1970年代末，根据“复仇是神圣的”（la vendetta è sacra）原则，成为暴力行动的基本动力之一[39]。革命武装核心（Nar）在1978年至1982年间犯下的杀人事件的责任声明传单，证明了复仇和个人关系作为暴力行动动力的重要性。针对法官马里奥·阿马托（Mario Amato）遇刺后散发的传单，这一点非常明确。其作者解释道，“鉴于[他们]的人数”，“[他们]能做的最大限度就是为被杀或入狱的同志报仇，因为复仇是神圣的”[40]。因此，革命武装核心所实施的暴力行动的性质及其理由与前几代人有显著不同。

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初，意大利议会内外的极右翼都深受暴力言论和实践的影响，这些言论和实践从根本上构成了其身份。它重新挪用了特别暴力的法西斯遗产，同时在组织层面也参照了秘密武装组织（OAS）的模式，或者后来科德雷亚努的鸟巢（Cuib）[41]。虽然其议会外派别的激进分子相对承担了暴力言论和行动，正如国家先锋或新秩序在支持“白人种族”人民斗争方面的例子所示，但在MSI内部情况并非如此，它逐渐致力于摆脱法西斯遗产，并将自己定位为秩序党。然而，该党与暴力的根本性暧昧关系（总是被理论化为防御性版本）使得这种选举策略步履维艰。尽管该党在1970年代初进行了这些理论化努力，以及阿尔米兰特的修辞技巧，但该党最激进的派别仍然脱离了它的控制，并将武装斗争作为其政治暴力的主要表现形式。

参考文献列表

* Audigier F.（奥迪吉尔, F.）, Girard P.（吉拉尔, P.）（编）2011, 《为理念而战》（Se battre pour ses idées）, 巴黎: Riveneuve éditions.

* Bianconi G.（比安科尼, G.）2005, 《武装起来：新法西斯恐怖分子久斯瓦·菲奥拉万蒂的暴力人生，几乎是偶然》（A mano armata. Vita violenta di Giusva Fioravanti terrorista neofascista quasi per caso）, 米兰: Baldoni Castoldi Dalai, (第3版).

* Bidussa D.（比杜萨, D.）1993, 《好意大利人神话》（Il mito del bravo italiano）, 米兰: Il Saggiatore.

* Braud P.（布罗, P.）1996, 《政治中的情感》（L’émotion en politique）, 巴黎: Presses de Sciences po.

* Braud P.（布罗, P.）2004, 《政治暴力》（Violences politiques）, 巴黎: Points Seuil.

* Catanzaro R.（卡坦扎罗, R.）（编）1990, 《暴力政治》（La politica della violenza）, 博洛尼亚: Il Mulino.

* Cingolani G.（钦戈拉尼, G.）1996, 《武装的右翼：1977-1982年间反叛与颠覆中的意大利新法西斯分子》（La destra in armi. Neofascisti italiani tra ribellismo ed eversione, 1977-1982）, 罗马: Editori Riuniti.

* Codreanu C.（科德雷亚努, C.）1970, 《狱中日记》（Diario dal carcere）, 帕多瓦: Edizioni di Ar.

* Evola J.（埃沃拉, J.）1950, 《导向》（Orientamenti）, 罗马: Imperium.

* Evola J.（埃沃拉, J.）1953, 《人与废墟》（Gli uomini e le rovine）, 罗马: Edizioni dell’ascia.

* Evola J.（埃沃拉, J.）1961, 《骑虎》（Cavalcare la tigre）, 米兰: All’insegna del pesce d’oro.

* Ferraresi F.（费拉雷西, F.）1995, 《对民主的威胁》（Minacce alla democrazia）, 米兰: Feltrinelli.

* Ferraresi F.（费拉雷西, F.）（编）1984, 《激进右翼》（La destra radicale）, 米兰: Feltrinelli.

* Freda F.（弗雷达, F.）1969, 《系统的解体》（La disintegrazione del sistema）, 帕多瓦: Edizioni di Ar.

* Germinario F.（杰米纳里奥, F.）2001a, 《血之种族，精神之种族》（Razza del sangue, razza dello spirito）, 都灵: Bollati Boringhieri.

* Germinario F.（杰米纳里奥, F.）2001b, 《民主的陌生人：激进右翼的否定论与反犹主义》（Estranei alla democrazia. Negazionismo e antisemitismo nella destra radicale）, 比萨: BFS edizioni.

* Germinario F.（杰米纳里奥, F.）2005, 《从萨罗到政府：意大利右翼的想象与政治文化》（Da Salò al governo. Immaginario e cultura politica della destra italiana）, 都灵: Bollati Boringhieri.

* Goldstaub A.（戈尔德施陶布, A.）1996, 《意大利的反犹主义》（L’antisemitismo in Italia）, 载于 Poliakov L.（波利亚科夫, L.）（编）1996, 《反犹主义史 1945-1993》（Storia dell’antisemitismo 1945-1993）, 佛罗伦萨: Scandicci, 425-483.

* Guerrieri L.（圭列里, L.）2005, 《去霍比特！去霍比特！我们是法西斯！霍比特营中的年轻右翼》（All’hobbit, all’hobbit…siam fascisti! La giovane destra nei Campi Hobbit）, 《宪法史杂志》（«Giornale di storia costituzionale»）, 10 (2): 165-174.

* Ignazi P.（伊尼亚齐, P.）1998, 《被排斥的一极：意大利社会运动概况》（Il polo escluso. Profilo del Movimento sociale italiano）, 博洛尼亚: Il Mulino, (第1版. 1989).

* Jesi F.（耶西, F.）1993, 《右翼文化》（Cultura di destra）, 米兰: Garzanti (第1版. 1979).

* Nozza M.（诺扎, M.）1983, 《奎克斯：自发主义还是民族革命计划？》（Quex: spontaneismo o progetto nazional-rivoluzionario?）, 载于 《1980年代的新右翼与反动文化，研讨会论文集》（Nuova destra e cultura reazionaria negli anni Ottanta, Atti del Convegno）(库内奥, 1982年11月19-20-21日), 《库内奥及省抵抗运动历史研究所通报》（«Notiziario dell’Istituto storico della resistenza in Cuneo e provincia»）, (23): 267-277.

* Lebourg N.（勒布尔格, N.）2010, 《从最极右翼看世界：从法西斯主义到民族革命》（Le monde vu de la plus extrême droite. Du fascisme au nationalisme-révolutionnaire）, 佩皮尼昂: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Perpignan.

* Panvini G.（潘维尼, G.）2009, 《黑色秩序，红色游击队：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意大利政治暴力（1966-1975）》（Ordine nero, guerriglia rossa. La violenza politica nell’Italia degli anni Sessanta e Settanta (1966-1975)）, 都灵: Einaudi.

* Parlato G.（帕拉托, G.）2006, 《没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分子：意大利新法西斯主义的起源，1943-1948》（Fascisti senza Mussolini. Le origini del neofascismo in Italia, 1943-1948）, 博洛尼亚: Il Mulino.

* Picco P.（皮科, P.）2013, 《法国和意大利极右翼交织的历史：政治文化、历程、网络（1960-1984）》（Histoire entrecroisée des extrêmes droites françaises et italiennes: cultures politiques, itinéraires, réseaux (1960-1984)）, 博士论文, 巴黎索邦大学, 152-201.

* Rossi G.S.（罗西, G.S.）, 《阿尔及利亚战争对意大利极右翼的影响》（L’influenza della guerra d’Algeria sull’estrema destra italiana）, 载于 Ventrone A.（文特罗内, A.）（编）2010, 《革命的诅咒者：1960年代和1970年代意大利的政治暴力和历史》（I dannati della rivoluzione. Violenza politica e storia d’Italia negli anni Sessanta e Settanta）, 马切拉塔: EUM, 21-39.

* Rao N.（拉奥, N.）2006, 《火焰与凯尔特人》（La fiamma e la celtica）, 米兰: Sperling & Kupfer.

* Rao N.（拉奥, N.）2008, 《血液与凯尔特人》（Il sangue e la celtica）, 米兰: Sperling & Kupfer.

* Taguieff P-A.（塔吉耶夫, P-A.）2002, 《新反犹太主义》（La nouvelle judéophobie）, 巴黎: Mille et une nuits.

* Tarchi M.（塔奇, M.）1995, 《五十年的怀旧》（Cinquant’anni di nostalgia）, 米兰: Rizzoli.

* Tarchi M.（塔奇, M.）2006, 《右翼、法西斯主义的遗产与对手的妖魔化》（Le Destre, l’eredità del fascismo e la demonizzazione dell’avversario）, 载于 Ventrone A.（文特罗内, A.）2006, 《敌人的执念：共和国历史中分裂的记忆》（L’ossessione del nemico. Memorie divise nella storia della Repubblica）, 罗马: Donzelli, 115-135.

注释

1. 国家先锋（Avanguardia Nazionale）团体由Stefano Delle Chiaie（斯特凡诺·德莱·基亚耶）于1959年创建。它于1965年自行解散，1970年重组，随后于1976年被意大利政府永久解散。新秩序研究中心（Centro studi Ordine Nuovo）由Pino Rauti（皮诺·劳蒂）于1954年创立。1968年，它更名为新秩序政治中心（Centro politico Ordine Nuovo）。

2. 《为了一场伟大战斗》（Per una grande battaglia）, 《新秩序》（«Ordine Nuovo»）, V (3-4), 1959年3-4月, 129-132页。

3. 此说法仅适用于我们系统整理过的《世纪报》（«Secolo»）刊物（1961年1月至1968年12月，以及1969年7月至12月；1970年1月至3月；1972年10月至3月；1973年1月至4月）。

4. 耶路撒冷审判中控方已承认：墨索里尼挽救了数千名犹太人的生命, 《意大利世纪报》（«Il Secolo d’Italia»）, 1961年4月19日；意大利在克罗地亚解救了犹太人, 《意大利世纪报》（«Il Secolo d’Italia»）, 1961年5月10日, 第8页；关于意大利在犹太问题上态度的真相, 1961年5月12日, 第5页；艾希曼（Eichmann）：意大利人反对迫害犹太人, 1961年7月4日, 第5页；意大利和犹太人在以色列的证词中, 《意大利世纪报》（«Il Secolo d’Italia»）, 1962年6月5日。

5. 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于1961年4月至1962年3月举行。他最终被判处死刑。

6. 这个词语指的是将意大利人描绘成集体上免于反犹迫害责任的倾向，原因在于他们所谓的天然人道主义。这个神话自解放（Libération）以来就已确立，直到1980年代末才在意大利真正受到质疑：Bidussa 1993。

7. 1919年3月23日：意大利战斗队（fasci italiani di combattimento）成立, 《意大利世纪报》（«Il Secolo d’Italia»）, 1968年3月23日, 第3页。意大利战斗队由墨索里尼于1919年3月23日在米兰创立。

8. 10月28日, 《意大利世纪报》（«Il Secolo d’Italia»）, 1963年10月27日, 第3页。

9. 被阉割的胜利：墨索里尼严厉抨击奥兰多（Orlando）的工作, 《意大利世纪报》（«Il Secolo d’Italia»）, 1964年10月22日。

10. 祂殉道之日, 《意大利世纪报》（«Il Secolo d’Italia»）, 1966年4月28日, 第3页。

11. Romualdi Adriano（罗穆阿尔迪, 阿德里亚诺）, 西方与西方主义的局限性, 《新秩序》（«Ordine Nuovo»）, I (2), 1970, 49-54页。

12. 指由Franco Freda（弗朗哥·弗雷达）于1963年在帕多瓦（Padoue）创建的团体。

13. 记忆之家（Casa della Memoria）, 米兰法院（Tribunale di Milano）, 调查办公室第八组（Ufficio Istruzione Sez. 8）- N. 197/72, 针对Freda Franco等人的刑事诉讼, 在Freda的工作室、Freda的Edizioni di Ar出版社总部、Freda的住所、帕多瓦（Padova）的Ezzelino书店进行的搜查, 2号信封, Bianchi印刷厂（tipografia Bianchi）传单 - 帕多瓦 - Ar-新秩序-青年欧洲团体。

14. 记忆之家（Casa della Memoria）, 米兰法院（Tribunale di Milano）, 调查办公室第八组（Ufficio Istruzione Sez. 8）- N. 197/72, 针对Freda Franco等人的刑事诉讼, 在Freda的工作室、Freda的Edizioni di Ar出版社总部、Freda的住所、帕多瓦（Padova）的Ezzelino书店进行的搜查, 27号信封, S. Marco大学团体（gruppo universitario S. Marco）的油印小册子《法西斯主义的教义》（«La dottrina del fascismo»）, 帕多瓦, 1960/61学年。这本小册子收集了《法西斯主义的教义》（La dottrina del fascismo）, 《劳动宪章》（La carta del lavoro）和《维罗纳18点》（18 punti di Verona）的摘录。

15. 在这一点上，我们参考Julius Evola（尤利乌斯·埃沃拉）的著作和囚犯之间的联络公报《奎克斯》（Quex）。

16. Rauti Pino（劳蒂, 皮诺）, 传统、反动与国家, 《新秩序》（«Ordine Nuovo»）, I (2), 1955年5月。

17. 《锡安长老会纪要》（I protocolli dei Savi anziani di Sion）, 罗马, La vita italiana, 1937。

18. 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参考Loredana Guerrieri（洛雷达娜·圭列里）的研究。

19. 我们基于对新秩序（Ordine Nuovo）在1955年至1971年间出版的期刊：《新秩序》和《我们欧洲》（«Noi europa»）的整理工作。我们获得了《我们欧洲》的完整合集，并查阅了四十五期《新秩序，革命政治月刊》（«Ordine Nuovo, mensile di politica rivoluzionaria»）。根据从证人那里收集到的信息和对杂志的阅读，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们的研究基于对大约四分之三已出版刊物的研究。

20. Acquaviva Bruno（阿夸维瓦, 布鲁诺）, 纳粹主义的“种族主义神话”, 《新秩序》（«Ordine Nuovo»）, I (1), 1955, 无页码。

21. Alpino Federico（阿尔皮诺, 费德里科）, “黑人种族主义”威胁欧洲, 《新秩序》（«Ordine Nuovo»）, VI (2), 1960年5月, 68-72页；Aryas（阿利亚斯）, 在与意大利共产党（PCI）的辩论中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 《新秩序》（«Ordine Nuovo»）, VII, 1961年2-3月, 6-10页；Graziani Clemente（格拉齐亚尼, 克莱门特）, 先锋文学与当代文明危机, 《新秩序》（«Ordine Nuovo»）, VIII (1), 1962年3月, 23-30页。

22. 对欧洲新秩序（Ordine Nuovo europeo）战役的贡献, 《新秩序》（«Ordine Nuovo»）, VIII (1), 1962年3月, 57-60页。

23. 被黑色大陆围困的南非的悲剧, 《新秩序》（«Ordine Nuovo»）, VI (2), 1960年5月。

24. Rauti Pino（劳蒂, 皮诺）, 欧洲与第三世界, 《新秩序》（«Ordine Nuovo»）, X (5-6), 1964年6-7月, 第8页。

25. 被黑色大陆围困的南非的悲剧, 《新秩序》（«Ordine Nuovo»）, VI (2), 1960年5月；Rauti Pino（劳蒂, 皮诺）, 欧洲与第三世界, 《新秩序》（«Ordine Nuovo»）, X (5-6), 1964年6-7月；武装的南非, 《新秩序》（«Ordine Nuovo»）, X (5-6), 1964年6-7月, 第73页；印欧世界, 《新秩序》（«Ordine Nuovo»）, I (3), 1970年12月, 第63页。

26. 这是二战后在意大利出版的《锡安长老会纪要》（Protocoles des Sages de Sion）的第一个意大利语版本。Protocolli dei savi anziani di Sion, 帕多瓦: Edizioni di Ar, 1971。

27. 布雷西亚记忆之家（Casa della Memoria di Brescia）, 刑事诉讼程序编号91/97 mod. 21, 顾问Aldo Giannuli（阿尔多·贾努利）于1997年3月12日的专家报告, 附件299, APP-mi, 文件“MSI”, 1970年9月25日的机密备忘录。

28. 布雷西亚记忆之家（Casa della Memoria di Brescia）, 刑事诉讼程序编号91/97 mod. 21, “Brendao Eugenio, Santos Alberto, Munoz Alvarez资料”, SISMI（军事信息和安全局）秘密备忘录, 1970年9月15日 (Ga71)。

29. 同上。

30. 同上。

31. 布雷西亚记忆之家（Casa della Memoria di Brescia）, 刑事诉讼程序编号91/97 mod. 21, “Brendao Eugenio, Santos Alberto, Munoz Alvarez资料”, SISMI（军事信息和安全局）秘密备忘录, 1970年9月23日 (Ga71)。

32. 同上。

33. 布雷西亚记忆之家（Casa della Memoria di Brescia）, 刑事诉讼程序编号91/97 mod. 21, 顾问Aldo Giannuli（阿尔多·贾努利）于1997年3月12日的专家报告, 附件167, APP-mi, 文件“MSI”, 1963年11月7日Aristo来源的备忘录。

34. 布雷西亚记忆之家（Casa della Memoria di Brescia）, 刑事诉讼程序编号91/97 mod. 21, 顾问Aldo Giannuli（阿尔多·贾努利）于1997年3月12日的专家报告 (1996年1月21日委托), 第186页。

35. 布雷西亚记忆之家（Casa della Memoria di Brescia）, 刑事诉讼程序编号91/97 mod. 21, 顾问Aldo Giannuli（阿尔多·贾努利）的专家报告, 1997年3月12日, 附件182, APP-mi, 文件“MSI 国家志愿者（Volontari nazionali）”, 匿名机密备忘录，无日期（推测为1971年2月）, 未协议。

36. 布雷西亚记忆之家（Casa della Memoria di Brescia）, 刑事诉讼程序编号91/97 mod. 21, SISMI（军事信息和安全局）, 罗马ROS（罗马行动中心）, 全国书记阿尔米兰特（Almirante）对年轻人的讲话。

37. 记忆之家（Casa della Memoria）, 米兰法院（Tribunale di Milano）, 调查办公室第八组（Ufficio Istruzione Sez. 8）- N. 197/72, 针对Freda Franco等人的刑事诉讼, 在Freda的工作室、Freda的Edizioni di Ar出版社总部、Freda的住所、帕多瓦（Padova）的Ezzelino书店进行的搜查, 26号信封, 欧洲, MSI新秩序研究中心（centro studi «Ordine Nuovo»）内部公报, I (7), 1969年12月。

38. 布雷西亚记忆之家（Casa della Memoria di Brescia）, 刑事诉讼程序编号91/97 mod. 21, MI, DCPP, 内阁档案（Archivio di Gabinetto）, 内政部（ministero dell’Interno）, DGPS, AA. RR司, 第三科致共和国宪兵队长的“私人双封”信件, 1966年5月17日 (Ga95)。

39. 革命武装核心（Nuclei armati rivoluzionari，简称Nar）宣称对袭击负责的传单，在这一点上特别明确。

40. 宣称对法官马里奥·阿马托（Mario Amato）遇害负责的传单。

41. 特别是第三立场（Terza Posizi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