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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时代(第六期)
七年大乱战
2025年06月06日 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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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219篇

江户时代中期综述

(一)1651年德川家光去世,年仅十岁的德川家纲在江户城中接受将军宣下。德川家光去世后,发生浪人暴乱未遂事件(庆安事件),社会动荡不安,不过由于保科正之和大老酒井忠胜、老中松平信纲阿部忠秋的辅佐才化解这个事件。德川家纲任职29年之间,将江户幕府机构整备的更加完善,并下令禁止殉死,并将父亲德川家光的“武断政治”改为文治政治。德川家纲晚年幕府财政恶化,由于德川家纲天生身体虚弱,时常卧病在床,造成大老酒井忠清专擅幕政,幕府威势逐渐减弱。1680年德川家纲因病去世,享年40岁。由于没有子嗣,由弟弟德川纲吉继承征夷大将军的位置。1682年德川纲吉为整肃财政,设立勘定头差添役,任命佐野正因及与国领重次担任。德川纲吉设置“侧用人”一职,重用牧野成贞和柳泽吉保,疏远老中,实施独裁政治。侧用人是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将军的近侍,由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设置。主要职责是向老中传达将军命令和向将军转呈老中等的奏章,地位等同与老中,但权势往往凌驾于老中之上。德川纲吉禁止以前战国那种杀伐的风气,且推崇重视德行的文治政治,德川纲吉治世的前半部分被称为“天和之治”。1687年二月德川纲吉颁布“生类怜悯令”,这个法令的背景是防范战国时代滥杀狗的陋习,最初是很正经的法令。不过法令逐渐稳定后,甚至是连杀死蚊子都必须被判刑, 这也使得人民怨声载道。而且,德川纲吉允许大奥的奢华,使得在家纲时期就有些不良的幕府财政再度恶化。1698年发生敕额大火,烧毁三百余町,死者三千人以上。1707年富士山火山爆发。1709年德川纲吉去世,享年六十三岁。德川纲吉无后嗣,由甲州德川家宣继任征夷大将军。生类怜悯令是江户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时期颁布的禁止捕杀动物的法令。元和三年纲吉世子、年仅5岁的德松病死,纲吉顿生空寂之感,也开始倾心佛法,桂昌院请隆光为新世继诞生祈福。据《三王外记》记载,隆光此时向桂昌院进言说:“今子供不蕃,皆其前世多杀生之报也。殿下诚欲延嗣,盖当禁杀生。且殿下丙戌生,戌属狗,最宜爱狗也。”

(二)桂昌院便以此劝说纲吉。纲吉本一天性宽悯之人,在天和二年就曾颁发过“忠孝奖励高札”,这份高札虽然主要作用是设置孝子表彰制度,但其中也包括“禁止予马匹过量积载”的条款,谏言可谓与纲吉初意暗合。同时纲吉又极重孝道,对母亲的话言听计从,因此于1685七月在将军御成节上发布“猫狗可自由穿行将军御成道,不得束羁”的命令。这被看作生类怜悯令的先声。到贞享四年正月廿八纲吉正式颁布《生类怜悯令》。生类怜悯令并不是单一的法令,而是“犬猫怜悯令”、“牛马怜悯令”、“鱼介类怜悯令”等的合称,相当于现在的动物保护法。并且不是一次发布,而是陆陆续续补订完成的。贞享4年集中发布法令的主要条目。 正月廿八纲吉首先发布“重病之生类未死则不得舍弃”令。 廿一日幕府开始在江户市中制作饲犬戸籍帐。廿八日禁止饲鱼鸟为食料。 三月廿六禁止养一切鸟。 四月十一纲吉下令:“禽兽之类,为人所伤者可以诉讼。无主之犬当给予食物。”三十日下令“以砾击鸠者严惩” 。七月下令:“市中大八车、牛车当注意犬且以回避。”九月十三下令:“有伤往来之生类者,辻番之番人问其住所以助日后调查,并命其留家听勘不得出行。”十五禁止舍弃马匹。腊月二十三令舍马者远边流配。这以后,法令又有零星增益。1690年十月廿六纲吉下令禁止弃婴。1691年二月廿八纲吉命令收养瘦犬,制止犬斗。1694五月廿九禁止抛弃家犬。九月初五按户统计江户市中金鱼数量。1695年十月十一重申禁止抛弃婴儿与家犬的命令。1705年六月初三禁止令牛马背负重荷。生类怜悯令的颁布给百姓造成深重的灾难,百姓中只要捕鸡、杀猫,甚至弄伤假寐中在身体上攀跑的鼠,都被抓入监狱。蚊、虱、蚤、 蝇都被禁止捕杀,这违背人们的生活常理。禁止捕鱼弹鸟以及玩蛇等生物的杂技,使无数人失去生计而沦为流民,江户町人的金鱼统统送往藤泽游行寺的池子里放生。

(三)又因为对狗的特别优待,如人不得踢狗,狗吃商店的东西不得被驱赶,遇见狗“争执”要调停;狗互相打架受伤,附近的百姓要负担医疗费用等等。使大名们不得不把犬置于轿中往来运送,百姓每次都伏首跪拜,皆敬称狗为“犬样”。百姓为防止犬斗带来麻烦,不得不设立身着犬纹样羽织的番人,专门在各路口负责“犬分水”,阻止狗汇集一处。人们纷纷不敢养狗,导致野狗横行,即使发布“禁止弃犬令”(1694年)也无济于事。于是纲吉于次年先后在四谷·大久保·中野地方大规模建立犬小屋达16万坪,施工费用为银2314贯余,米5500余石。保护野狗数目最高达82000匹,专派医师二人予以看护治疗。每犬1日食白米3合、味噌50匁、干沙丁鱼1合,合银16贯余。每年各种维持经费累计达98000两,这笔花消于是又落到江户町人与众大名的头上。如此重困民力,真犹如以犬食人,市人苦于虐政,怨谤载道,恨幕府入骨。直呼纲吉以“犬公方”的诨名,并将其与两名近臣合称“三条狗”,幕府和百姓已几乎势同水火。尽管如此,生类怜悯令还是给部分百姓带来实惠。在武藏野的狭山丘陵地区的近200所村庄,因为附近树林野鸟野兔生息繁衍,而被尾张德川家定为鹰场。同时这里又属于幕府天领,归代官与地头管辖,受尾张德川家与幕府的双重支配。于是,每年该地区一方面必须承担鹰场的日常管理与鹰狩接待的沉重经济负担;一方面为保证附近鸟兽繁盛,该区域严禁捕猎。因而面对山猪横行,破坏田畑,百姓无可奈何。百姓们也曾多次请愿,要求用陷阱与竹枪保护田畑,但终石沉大海。1693年由于禁鹰狩令的颁布,鹰场被废除,当地人民终于从长达50年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纲吉的生类怜悯令出于戒杀生而为子孙祈福,本无不可。而其涵盖范围以犬马为中心,包括猴子、鸟类、龟、蛇、螽斯、松虫、蝾螈等各种生物。禁止弃婴与提倡保护弱者的超越时代的人文情怀更当加以肯定。禁止食肉是为揭发士众中的天主教徒,因为素食是佛法的固有修行,而天主教徒有积极的食肉倾向。

(四)从元禄七年十月初十纲吉的训令可以看出纲吉发布生类怜悯令根本目标是培养社会“仁爱之精神”,柳泽吉保在《宪庙实录》中说:“纲吉初欲改宇内杀伐之风习,且遍示好生之御德于天下,以彰其盛意。然违背禁令者既寡,则群臣奉行其事者,恣行其道,次第严峻禁网,至于百姓冤苦,诸侯患之。四方役者为阿谀上意,曲意逢迎,网罗文法,厚诬苛责,其行径既冒天下之不韪,亦滑天下之稽,遂使上样一番善意,演化为折磨百姓,滋扰天下的稀代恶政。”纲吉的生类怜悯令给百姓带来巨大的痛苦,也使自己蒙受百世的骂名。但是事过境迁,能够超越道德的评判,从更高的角度观察这一法令。生类怜悯令能够在天领藩领中都得以坚决的贯彻执行,正标志着将军的权力已如日中天。纲吉依靠强力构筑起近世中央集权,极大的改变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举例说,犬料理在战国时代是很常见的食品,但到纲吉期以后便销声匿迹,即使是当代,日本人到韩国旅游,要品尝一下犬料理的风味仍然是要抱很大决心的事情,可以说生类怜悯令至今还影响着日本人。以个人意志导入人间的政策却从根本上改变整个日本民族的行动与思考习惯,这在史上鲜有其例。至少,历来享受好评的家康与吉宗都没能做到这一点。而从另一角度考虑,生类怜悯令这种虐政会持续20多年,也正是纲吉独断专行的直接恶果。德川家宣将德川纲吉时期的大臣柳泽吉保免职后,起用甲府时代的家臣间部诠房新井白石,且推行文治政治。命令荻原重秀进行财政改革。不过德川家宣仅仅在任三年,就在1712年逝世,享年五十一岁。继承他的四子德川家继却只是个四岁的孩子,而家宣和家继的治世被称为“正德之治”。德川家继即位后,颁布正德长崎新例,限制长崎质易,继续上代的政治。但是即位三年就早夭,将军家绝嗣,由御三家中纪州藩主德川吉宗继任为第八代征夷大将军。德川吉宗上任伊始便表现出不同于先代的风范,以后,借鉴先前在大小两藩的藩政经验,开始实行享保改革。1721年至次年,连年灾害导致作物严重歉收,国库收入降到最低点,甚至连旗本的俸禄都发不出来。为此,幕府发布“上贡稻米制”。德川吉宗在任期间花了很大的精力来处理米的生产和售价的问题,因而得个“米将军”的绰号。

(五) 德川吉宗还废除赏赐虚礼,压缩行政开支。享保改革时限制修建寺院,简化佛事,并不再新建将军陵庙。幕府发布节俭令,不仅对大名、旗本、武士,而且涉及一般市民、农民,从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加以限制,匡正不良风气。 1745年德川吉宗辞去征夷大将军职,由长子德川家重继任。德川家重时代因为有德川吉宗推进的享保改革,初期十分安定,而德川家重也进行几个独立的经济政策。1755年因为农作物歉收,郡上藩农民反对藩主金森赖锦的增税、检地,要求免除劳役而掀起被称为宝历郡上一揆(暴动)。同时,健康情况每况愈下的德川家重言语表答方式也越来越不清晰,德川家重的亲信大冈忠光被重用,侧用人制度再度启用,一般认为不良政治家的田沼意次成为大名也是在德川家重时代。1760年德川家重让出将军之位后自称大御所德川家治因此继承第十代将军,翌年德川家重去世。德川家治因为父亲德川家重的遗言,开始重用侧用人田沼意次。家治致力与老中松平武元一起打理政治,意次实施印幡沼和手贺沼的排水开垦,并计划开发虾夷地和对俄罗斯贸易等。 1786年家治逝世,享年五十岁。在德川家治去世后,田沼意次立刻就失势,且马上被罢免老中的职位。1787年德川家齐成为第11代将军,白河藩主松平定信就任老中。为了平息动乱,挽救幕藩体制,实现封建中兴,幕府一反田沼意次的重商主义政策,实行以重农抑商政策为中心的幕政改革。幕府奖励种植粮食作物,限制种植经济作物, 1790年到1794年一再发布《旧里归农奖励令》,劝导城市游民归乡务农,禁止农民离乡入城,以确保农村劳动力。1788年发布《节俭令》,要求士农工商严格遵守等级身份制,禁止奢侈享乐。 削减幕府经费二分之一、将军家内用度三分之一,连同江户城削减下来的经费中提取七成,作为救济贫民的费用和低贷资金,称为《七分金积存法》。享保、宽政年间的幕政改革均未能从根本上缓和严重的社会矛盾,至天保年间,社会矛盾更趋尖锐。

(六)1832年到1837年,天灾频仍,导致农业歉收和全国性大饥馑,农民起义频繁发生。为维护封建统治,幕府在首席老中水野忠邦主持下再次实行改革。改革始于1841年,要点是:巩固幕藩领主制经济基础,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强迫外流的农民返乡,严格限定农民外出做工期限,严禁农民从事副业生产;抑制物价上涨,实行公定价格,禁止奢侈,矫正风俗;严格限制城乡人民生活,并且解散“株仲间(同业公会),以废除其对商品的垄断权,实行自由交易,增加江户商品进货量。为增强幕府经济实力,稳定财政收入,于1843年9月发布《上知令(封地调换令),宣布将江户城周围10(日)里、大阪城周围 4(日)里范围内的大名、旗本领地收作幕府直辖领地。为避免重蹈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覆辙,缓和同西欧列强的紧张关系,幕府撤销文政八年(1825年)的《异国船驱逐令》,发布《燃料淡水供给令》。实行富国强兵策,加强对江户湾等战略要地的警备,以巩固海防。幕府的对内改革措施实质在于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维护和加强封建领主所有制,因此未能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反而导致经济混乱,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满。1843年9月水野忠邦下台,改革失败。株仲间是江户时代,幕府和各藩批准的工商业者的行会。“仲间”日语意为“伙伴”,每一个参与商家称为“一株”。株仲间排斥行会之外的商人,能够垄断市场。初期的株仲间是领主为控制外国贸易品、管理质量、统制价格而设立,称御免株。后来,农村商品生产发展,越来越冲破以前的流通机构。已有的问屋商人等为了保护既得权益,更需以来幕府、各藩的势力,而领主也对问屋上人给以特权,进行新的商业统制。因此,十八世纪之后,申请专卖特权已很普遍,由魏晋承认的同业者提出申请而获得专卖特权。田沼时代,幕府和各藩向株仲间征收营业税,这成为重要的财政来源,遂批准成立许多株仲间。但到江户后期,株仲间的垄断成为物价暴涨的一个原因。天保改革时,幕府下令解散株仲间,结果使经济更加混乱。1851年吸收新的商人阶层,重新恢复株仲间。开港后由于出现新的市场关系,株仲间的基础完全崩溃,1872年解散。

德川家纲

(一)德川家纲(1641年8月3日—1680年5月8日)是江户时代第四代征夷大将军,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次子,五代将军德川纲吉的异母兄,母亲是侧室阿乐之方(宝树院)。由于长兄出生即夭折,因此幼名为竹千代,作为继承人来培养。正室为伏见宫贞清亲王的女儿浅宫显子,乳母为矢岛局(大奥御年寄)。1641年八月三日德川家纲出生,生母增山氏,幼名竹千代,1644年十一月改名为家纲。1651年德川家光去世,当时才10岁的家纲在江户城中接受将军宣下。自从家纲以后,将军宣下这个仪式改在江户进行。一年后,其母阿乐(宝树院)病故,此时尚年幼的家纲便接连失去双亲。1657年家纲大婚,取公家之女浅宫显子为正室,婚后二人无子,之后家纲又接连纳两名女子阿振(养春院)和阿满(元明院)为侧室,不过二人也未为家纲诞下子嗣。在家光去世后,发生浪人暴乱未遂事件(由井正雪之乱),社会动荡不安,不过由于叔父保科正之和大老酒井忠胜老中松平信纲阿部忠秋的辅佐,才化解这个事件。由井正雪之乱又称庆安之乱,1651年军事学者由井正雪与浪人丸桥忠弥商议推翻德川幕府统治。由于计划泄露,正雪被迫自杀,忠弥在江户被捕。

(二)该事件之后,幕府为防止众多武士因丧失主家而变成浪人,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稳定。家纲任职29年之间将幕府机构整备的更加完善,下令禁止殉死,并将父亲家光的武力政治改为文治政治。晚年幕府财政恶化,由于家纲天生身体虚弱,时常卧病在床,造成大老酒井忠清专制,幕府威势逐渐减弱。1676年家纲的正室(御台所)显子病逝,4年后,即1680年五月八日家纲也因病去世,享年40岁,没有子嗣。在家纲生前曾经有意让长弟甲府25万石藩主德川纲重继承将军职,而酒井忠清想效仿源实朝死后让皇室的人继任将军,因此打算让和家纲祖父(秀忠)的哥哥结城秀康有血缘关系的有栖川宫亲王做将军,不过由于家臣堀田正俊的规劝,才让家光最小的儿子德川纲吉继承将军职位。家纲葬在上野宽永寺,法号严有院。老中是江户幕府的职名,职位大致和镰仓幕府连署室町幕府管领相当。是征夷大将军直属的官员,负责统领全国政务、在大老未设置的场合上,是幕府的最高官职。定员四至五名,采取月番制轮番管理不同事务,原则上在二万五千石领地以上的谱代大名之中选任。

大奥

(一)大奥是日本江户时代德川幕府中最深处的女性居所,即德川征夷大将的内宅,是江户城中将军的生母、子女、正室、侧室和各路女使居住和当差的区域。大奥之中除将军本人外,所有男子不得进入。所有上到正室夫人,下到最底层的侍女,都是清一色的美丽女性。自第1代将军德川家康的时代起已存在,及1618年第2代将军德川秀忠制定六条“大奥法度”,禁止男子进入大奥及6时后禁止进入江户城等等,使大奥完全与外界隔绝。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统治期间,乳母春日局管理大奥获得极大权力,但其死后,大奥再度陷于纷乱无序的状态。四代将军德川家纲、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时,又分别发布新的“大奥法度”,建立起完整且等级分明的组织结构。大奥法度虽经几度修正,仍被奉行至1868年江户开城方被废止。在日语中,为房屋最里侧的部分称为“奥”。在大名家中,称作“奥向”、“奥御殿”。“大奥”既指江户城中最深处女性居室的部分,也成为将军后宫的称呼,与将军面见外臣的“表向”、将军办公起居的“中奥”相对。大奥建于初代将军德川家康的年代,当时与一般战国大名相同,将执行政治的场域称为“表”、将城主及其家族生活的场域称为“奥”。1607年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时制定最初的大奥法度“六条壁书”,并于幕政改革时将城表作为幕政的行政区域,增设中奥作为将军私人办公区域以及将军私邸的大奥,这时的大奥基本禁止男人进入长局向之后的奥区(除有天野孙兵卫、成濑喜左卫门、松田六郎左卫门陪同的普请、扫除等工作之外)。

(二)同属大奥的“广敷向”准许男性(广敷役人、部屋方商人等)进入,方便大奥内众多人口生活起居,及禁止任何人于下午6时后进出大奥。1618年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乳母春日局完善“大奥法度”。及至1722年第六代将军德川家宣时,新井白石订立“表”与“奥”的区别,使大奥完全与外界隔绝,严厉的法则包括禁止男子进入大奥及下午6时后禁止进入江户城等等。大奥法度虽经几度修正,仍被奉行至1868年江户开城方被废止。1618年正月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发布“大奥法度”,最初的“大奥法度”内容很简洁,仅有六项禁令:不问身份高低,也不问男女,没有通行证的人均禁止进出;下午六点以后禁止进出;逃亡而来的女子,无论任何理由,一律赶走;禁止男子进入;大奥在进行修缮或扫除时,必须由三名总管(男性)陪同壮工进出;大奥由上述三名总管(男性)轮流指挥诸事,任何人都必须听从他们的指示。1670年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发布八项禁令的新“大奥法度”,新的“大奥法度”规定女官及女侍都必须对幕府立誓效忠,并强调不能向外部透露大奥内部的任何事项。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时再度发布追求合理化的新“大奥法度”,这回的法度内容有十九项,增添的禁令包括“不得在大奥做出任何好色之事”、“不得说同事的坏话”、“不得破坏同事之间的情谊”等,关门时间也提早两小时,申刻(下午四点)以后禁止出入。除了将军生母、子女,正室和侧室外,还有负责服侍她们的女使。

(三)将军的嫡夫人被称作“御台所”,多从五摄家(一条、二条、九条、近卫和鹰司)或皇室迎入,作为朝廷与幕府之间信任的默认,但真正为德川将军家诞下继承人的正室只有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正室浅井江(法号“崇源院”)一人而已。将军生母亦可被尊称“生母大人”、“御袋样”,一旦将军去世,正室、侧室皆落饰出家。只有将军正室、下任将军生母可以继续留在大奥内居住,甚至在大奥内掌权(如五代将军纲吉公生母桂昌院和七代将军家继公生母月光院)。没有生下子嗣的侧室和御内证落发出家后都必须离开江户城,迁到樱田御用屋敷居住,余生为逝去的将军祈求冥福。大奥女使被称之为“奥女中”,大奥全盛时期女中总数超过1000人。女中在进入大奥供职前,需提交不泄大奥所见所闻的誓书和血手印。奥女中划分为3类:“御目见以上”(有资格参见将军和御台所)、“御目见以下”(没有资格参见将军和御台所)、“部屋方”(只能在长局内行走,是高级女中私人雇用的女使)。1868年4月德川幕府崩溃,幕臣胜海舟与讨幕军西乡隆盛议和,江户无血开城。当时的大奥总取缔泷山着令奥女中收拾物品离开,居于大奥的上代将军亲眷则转移别处:本寿院(第13代将军生母)、天璋院(第13代嫡夫人)移至一桥家宅邸,原居于大奥西之丸的静宽院宫(和宫亲子内亲王,第14代御台所)、实成院(第14代将军生母)转移至田安家宅邸。4月11日东海道先峰总督率兵进入江户城,大奥法度废止。

德川纲吉

(一)德川纲吉(1646年2月23日-1709年2月19日)是江户幕府第五代征夷大将军(1680年至1709年在位),是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第四子,四代将军德川家纲异母弟,母桂昌院,乳名德松。1680年由馆林藩入继将军家。1680年四代将军德川家纲因病去世,由于没有子嗣,由德川纲吉继承征夷大将军的位置。1684年堀田正俊被若年寄稻叶正休刺杀,堀田正俊(1634~1684)是江户时代大名,下总古河初代藩主,拥戴德川纲吉袭幕府将军位有功,出任大老。其性格刚直,政绩卓越。因得罪权贵,被刺杀。此后,德川纲吉置“侧用人”一职,重用牧野成贞和柳泽吉保,疏远老中。禁止战国时代那种杀伐的风气,且推崇重视德行的文治政治,亲自举办易经授课。1687年二月颁布“生类怜悯令”,使得人民怨声载道。而且纲吉允许大奥的奢华,使不良的幕府财政再度恶化。德川纲吉又听信勘定奉行荻原重秀的建议改铸货币,使得经济情况更加混乱。1698年发生敕额大,。由茶室门外发生火灾经过上野到千住,烧毁三百余町,死者三千人以上。1707年富士山火山爆发。1709年德川纲吉去世,享年六十三岁,朝廷下诏追赠正一位太政大臣。德川纲吉无后嗣,由甲州德川家宣继任征夷大将军。德川纲吉一生可说功过参半,绰号“犬公方”(狗将军)。逝世后法号“常宪院”,墓所在宽永寺的第二灵庙。1646年正月八日德川纲吉出生于江户城本丸,乳名德松,是德川家光的第四子,德川纲吉的母亲是关白二条光平的家臣本庄太郎兵卫之女。1651年四月五岁的德松领兄长长松丸(德川纲重)的旧领地,受封近江、美浓、信浓、骏河和上野十五万石,并且组织家臣团。同月德松的父亲、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去世,享年四十八岁。八月兄长德川家纲(家光次子)接受将军宣下,成为第四代将军,而德松也成了将军之弟。1653年七岁的德松元服,任从三位中将。领兄长家纲的“纲”一字,正式改名为德川纲吉,并且领松平之姓。

(二)1657年一月江户发生火灾,半个江户都付之一炬,德川纲吉在竹桥的宅邸也被烧毁,而此火灾即是“明历大火”。九月德川纲吉移居神田。1661年八月德川纲吉成为上野国馆林藩藩主,领二十五万石。十二月叙任参议,这时德川纲吉被称为馆林宰相(参议别称宰相)。1670年牧野成贞被拔擢为馆林藩家老,领三千石。1680年德川纲吉的兄长,四代将军德川家纲在没有子嗣的情况下生了一场大病。由于德川纲吉的兄长德川鹤松(德川家光三子)早夭,德川纲重(家光四子)早逝,因此德川纲吉成为德川家纲的养嗣子,进入江户城二之丸。五月八日德川家纲去世,享年四十岁。由于德川家纲无子,老中等商议之后打算按照镰仓幕府的惯例,让京都的亲王继承征夷大将军之位。堀田正俊闻言,建议德川纲吉继任征夷大将军,酒井忠清同意堀田正俊的建议。五月九日德川纲吉继任征夷大将军,叙从二位,任权大纳言。德川纲吉的就职仪式遵照先例,并罢免大老酒井忠清的职务,没收酒井忠清位于大手前的住宅,任命堀田正俊为首席老中,将酒井忠清的宅子赏给有功之臣。酒井忠清受罚是因为他专横跋扈,堀田正俊得到提拔,是因为他拥立德川纲吉有功。1682年八月德川纲吉给大番头、町奉行等各类奉行、幕府小吏实行普调,将其俸禄翻倍。当时旗本武士及各类幕府小吏生活困苦,堀田正信等实在看不下去了,想把大名返还给德川幕府的领地分给旗本武士,以此来接济旗本武士及各类幕府小吏。然而这一做法不符合规矩,于是堀田正信建议德川纲吉给官员加薪。为了让德川氏的子孙们了解祖宗的丰功伟绩,德川纲吉决定编纂德川氏的家谱,于是德川纲吉下令呈上《三河记》。《三河记》有好几种,比较繁杂。德川纲吉命老中阿部正武为奉行,负责梳理各版本的《三河记》。阿部正武命林凤冈等进行校正,选择其中的善本。为了搞好这项工作,幕府命大名、旗本武士等献上自家的古文书及写着祖宗事迹的书籍等。

(三)数月之后,幕府命人汇总成《贞享诸家书》。林凤冈等通过《贞享诸家书》修改《三河记》的谬误之处,并补充《三河记》的缺漏之处。1685年修改后的《三河记》成稿,德川纲吉将其命名为《武德大成记》,并将其作为子孙必读书目。1682年堀田正俊晋升为大老、左近卫权少将,获封总古河城,俸禄为十二万石。堀田正俊的弟弟堀田正英负责教导德川纲吉的儿子,堀田正俊一门的权势如日中天。堀田正俊在世时,仗着德川纲吉对自己的宠信,做事很不检点,有很多出格的行为颇受世人的诟病。1684年堀田正俊被若年寄稻叶正休刺杀,德川纲吉开始设置侧用人一职,由他馆林城主时代的家老牧野成贞担任。牧野成贞成为“奥”内“侧众”的首领,地位虽在“表”的若年寄之下却无隶属关系。堀田正俊之后的“奥政治”主要掌握于另一位侧用人柳泽吉保之手,将军实施独裁政治。随着时代的发展,德川纲吉时代要求改变战国时代那种杀伐的社会风气,改为推崇重视德行的文治政治,德川纲吉曾亲自举办《易经》授课。江户时代成为日本儒学和思想文化发展的极盛期,德川纲吉的大力提携功不可没,这也使他前半段的统治为人所肯定,称“天和之治”。德川纲吉受儒学之中的“孝”所影响,不但让母亲桂昌院介入政治,更采用母亲宠爱的怪僧隆光僧正的话。1687年德川纲吉颁布“生类怜悯令”。这个法令的背景是防范战国时代滥杀狗的陋习。最初是很正经的法令,不过法令逐渐稳定后,德川纲吉不但下令建造养狗的房子、请人保护狗及请人替狗看病,到了最后甚至颁布说连杀死蚊子都被判刑,生类怜悯令也使的人民怨声载道。后来水户藩主德川光圀杀了好几只狗,剥了它们的皮献给德川纲吉,说是可以当护身符。这种公然违法的事情,德川纲吉和桂昌院却因为光圀是为“天下副将军”的缘故,无法定罪给德川光圀。而德川光圀这个举动就是对德川纲吉的直言进谏,只可惜德川纲吉没有听进去,也有德川光圀此举讽刺德川纲吉和桂昌院一说。

(四)而且德川纲吉允许大奥的奢华,使得在德川家纲时期就有些不良的幕府财政再度恶化。德川纲吉又听信勘定奉行荻原重秀的建议改铸货币,不过却也使得江户幕府的经济情况更加混乱。德川纲吉治世期间也出现几个不幸的天灾,具体的有:1698年的敕额大火,由茶室门外发生火灾经过上野到千住,烧毁三百余町,死者三千人以上;1707年富士山火山爆发等。也因此民间盛传那是因为德川纲吉的暴行而遭天谴。德川纲吉的嫡子德川德松死后,江户幕府面临将军继任问题。德川纲吉的侧室饭冢染子曾被德川纲吉下嫁给柳泽吉保,而不久之后染子就生下柳泽吉里,也因此民间盛传柳泽吉里是德川纲吉的御落胤(私生子)。将军候补人选之一是德川纲吉长女鹤姬的丈夫,纪伊德川家的德川纲教。不过鹤姬去世后,德川纲教也病重去世。另一人则是德川纲吉的兄长德川纲重的长子德川纲丰(家宣),不过由于德川纲教的突然去世,才决定让德川家宣继任征夷大将军1709年正月十日德川纲吉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而德川家宣成为将军后,立刻将德川纲吉推崇的“生类怜悯令”废止。德川纲吉继任后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以加强将军的权威。每次新将军就任时都会修订“武家诸法度”,在这次修订中,德川纲吉明确地将儒家精神融入其中,这表明幕府统治已从“武治主义”转变“文治主义”。 德川纲吉继任将军时,作为江户幕府政治中枢的老中、大老、若年寄等要职,只能从谱代大名之中选拔。谱代大名是从关原合战前就开始服仕德川家的家臣子孙,是为江户政权的建立与巩固立下汗马功劳的世勋贵胄。他们虽很难说能具备祖先的才干,却具有很强的幕府中心优越感,并因此而产生相当强的自尊心,这样僵硬的人事选拔制度获得的官僚群体将引导幕府行政走向歧途。德川纲吉通过正休事件,对谱代的代表老中集团予以打压,使其暂时退出权力中心。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势力是大奥,由于将军几乎整日在大奥生活,随着老中集团势力下跌,新的取代机制尚未完善,加之德川纲吉本人是个孝子,于是大奥的代表桂昌院得以干涉幕政。

(五)正俊死后不久发生的发布“生类怜悯令”、大兴土木修造寺社可以看作是大奥干政的写照,但是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阶段。德川纲吉随后以自己为外藩时的近臣组建起第三支势力,这便是鼎鼎大名的御侧用人集团。事实上,将军与老中之间需要侧用人作为媒介,将军也需要有人伴随御侧随时答辩将军的咨问。侧用人早在德川纲吉初即位的1681年即已出现,其时受任命者为馆林藩时代的家老牧野成贞,享禄1万石,位在老中、若年寄之间,待遇以老中为准。但是在堀田正俊身在之日,老中行政制度有条不紊,侧用人并未显示出其对政治生活的重要价值,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侧用人灵魂人物柳泽吉保出现为止。国家经济虽然在天和年间由于吏治的整肃和俭约令的贯彻执行而步入正轨,但是进入元禄年间却再次陷入新的入不敷出的怪圈。堀田正俊死后,在大奥干政的情况下,国家财政急速向尊皇崇佛方向倾斜。为尊崇皇室,德川纲吉斥巨资翻修破败的皇陵宫庙,并于1687年恢复断绝221年的大赏祭。他本推奉儒学,自从亲子去世,又跟随母亲笃信佛教,从此历年营建修复大寺社建筑不绝,总计达106座,共费银70万两,有名的工程如1690年的汤岛圣堂、1697年的护国寺等。生类怜悯令中对狗的豢养也极大的加重政府的负担。德川纲吉建立侧用人制度,破格选拔人才,也致使幕府机构膨胀,俸禄激增。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柳泽吉保一人独领役俸7万石,而像柳泽吉保一样由藩臣入幕府的侧用众共有500人。加之水稻连年丰产,米价大跌,幕府年贡收入有逐年下降趋势。例如1694年幕府年贡征收量达403万表,创历史最高水平,但幕府实际收入却只有116万两,与1686年相同。而当年幕府财政支出则达127万两,赤字10万两。并且作为幕府收入的其他两个支柱,金银矿早已接近枯竭,不堪敷用。海外贸易导致白银外流,加重危机。长年来幕府赖以生存的财源纷纷告急,面对如此日益窘迫的状况,新任老中的吉保理应为国分忧,他当下保举荻原重秀整饬财政。

(六)元禄改铸后,市场上的金银货币量大幅度的增加,满足社会需求,刺激经济的发展,支持绚丽缭乱的元禄文化的繁荣。重秀的政策表面上是用劣币代替良币,在现代看来属于“欺诈”行为,但是却不同于以往以此搜刮差额的封建统治者,而是顺应现代市场经济规律,故而取得成功。1683年德川纲吉世子、年仅5岁的德松病死,德川纲吉顿生空寂之感,也开始倾心佛法,桂昌院请隆光为新世继诞生祈福。据《三王外记》记载,隆光此时向桂昌院进言说:“今子供不蕃,皆其前世多杀生之报也。殿下诚欲延嗣,盖当禁杀生。且殿下丙戌生,戌属狗,最宜爱狗也。”桂昌院便以此劝说纲吉。纲吉本一天性宽悯之人,在天和二年就曾颁发过“忠孝奖励高札”,这份高札虽然主要作用是设置孝子表彰制度,但其中也包括“禁止予马匹过量积载”的条款,谏言可谓与纲吉初意暗合。同时纲吉又极重孝道,对母亲的话言听计从,因此于1685年七月在将军御成节上发布“猫狗可自由穿行将军御成道,不得束羁”的命令,这被看作生类怜悯令的先声。到1687年正月二十八德川纲吉正式颁布《生类怜悯令》,生类怜悯令并不是单一的法令,而是“犬猫怜悯令”、“牛马怜悯令”、“鱼介类怜悯令”等的合称,相当于现在的动物保护法。并且不是一次发布,而是陆陆续续补订完成的。贞享4年集中发布法令的主要条目。正月二十八德川纲吉首先发布“重病之生类未死则不得舍弃”令。二十一日幕府开始在江户市中制作饲犬戸籍帐。二十八日禁止饲鱼鸟为食料。 三月二十六禁止养一切鸟。 四月十一纲吉下令:“禽兽之类,为人所伤者可以诉讼,无主之犬当给予食物。”三十日下令:“以砾击鸠者严惩。” 七月下令:“市中大八车、牛车当注意犬且以回避。”九月十三下令:“有伤往来之生类者,辻番之番人问其住所以助日后调查,并命其留家听勘不得出行。”十五禁止舍弃马匹。腊月二十三令舍马者远边流配。这以后,法令又有零星增益。1690年十月二十六纲吉下令禁止弃婴。1691年二月二十八日纲吉命令收养瘦犬,制止犬斗。1694年五月二十九禁止抛弃家犬。九月初五按户统计江户市中金鱼数量。1695年十月十一重申禁止抛弃婴儿与家犬的命令。1705年六月初三禁止令牛马背负重荷。

德川家宣

(一)德川家宣1662年—1712年)乳名虎松,初名德川纲丰。德川幕府第六代将军,1709年至1712年在位。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之孙,甲府宰相德川纲重的长子,四代将军德川家纲,五代将军德川纲吉之侄,母亲是侧室于保良(长昌院)。德川家宣首先推翻德川纲吉一定要将《生类怜悯令》持续下去的遗言,废止该法令。果断进行幕府人事调整,为实施新政做准备。德川家宣将自己担任甲府藩主时约两百名近臣纳入幕僚队伍,罢免纲吉时代的侧用人柳泽吉保,引用新人新井白石间部诠房德川家宣执政时期,听从新井白石建议,使用“日本国王”称号。 但德川家宣体弱多病,在位仅四年便与世长辞。之后,德川家宣未满四岁的儿子德川家继成为幕府的第七代将军。德川家宣与其子第七代将军德川家继在位时期并称为正德之治。正德之治是德川幕府第六代将军德川家宣和第七代德川家继的时代,以儒者新井白石为中心所实行的文治政治,因“正德”是期间主要的年号故名。白石以儒学的理念治世,实行财政改革,发行质量上乘的正德金银币,以取代元禄时代以来的劣质货币。虽然颁布《生灵怜悯令》是为了给德川纲吉祈求子嗣,但最终还是未能如愿。1709年德川纲吉去世,接任将军之位的是德川纲吉的侄子、甲府城德川家宣(纲丰)。德川家宣上任后首先清理德川纲吉留下来的“负遗产” 《生灵怜悯令》 ,虽然德川纲吉去世时曾留下遗言,要这部法律持续100年,但德川家宣还是很快将之废除。德川家宣又罢免德川纲吉侧用人、权倾一时的柳泽吉保,任命新井白石为谋士,着手政治革新。改良德川纲吉时期发行的货币,通过调整朝鲜通信使朝鲜派来的外交使节团)的待遇来缩减经费。这一系列改革使日本社会逐渐稳定,但德川家宣即位4年后就去世了。

(二)1713年德川家宣的三子、仅4岁的德川家继继任将军之位,间部诠房和新井白石联合辅政。家宣和家继父子的统治被称为“正德之治”。1662年四月二十五日德川家宣出生于江户谷中千駄木邸,甲府宰相德川纲重的长子,生母为田中氏(於保良、长昌院)。 德川家宣是父亲纲重十九岁尚未娶正室之前,与身份低下的二十六岁侍女所生的长子,乳名虎松丸。由于纲重有些忌惮,因此把刚出生的虎松托付给家臣新见正信,所以也曾名为新见左近。九岁的时候由于父亲纲重没有其他儿子(排除与虎松同母的熊之助,也就是松平清武),虎松以父亲的嗣子名义回到甲府城里。1676年虎松元服,官任从三位左近卫权中将,并改名为纲丰。1678年十月二十五日其父德川纲重去世,十六岁的纲丰继任甲府藩主,翌年纲丰与近卫基煕之女煕子结婚。1680年家纲在没有任何男嗣的情况下去世,享年四十岁。而较适合,也因此纲丰并没有成为第五代继承第五代将军就有了两个人选,即是纲重的弟弟、馆林藩藩主德川纲吉和纲丰。不过因为堀田正俊提出说与家光血缘近的纲吉比较适合,也因此纲丰并没有成为第五代将军。而要是论辈分来说,纲丰反倒比纲吉更有资格成为将军。德川纲吉在长子德川德松夭折之后,也不再有子嗣。德川德松早逝,德川纲吉没有其他的儿子。在奸僧的蛊惑下,他不惜花重金让奸僧为自己祈祷,保佑自己能再有儿子。然而祈祷丝毫不起作用。于是德川纲吉打算让自己的女婿纪伊藩藩主德川纲教继承征夷大将军之位。然而水户藩德川光圀等主张立甲府的德川纲丰,在议事厅上,德川光圀在大名和老中等幕府官员的众目睽睽之下,像对待征夷大将军的接班人一样对待德川纲丰。德川纲吉见状,感到立德川纲教为接班人的阻力太大,就不再提及此事。1703年德川纲吉的女儿、德川纲教的夫人鹤姬患病,奸僧们认为是祈祷有效,鹤姬有喜了。

(三)德川纲吉也十分兴奋,如果鹤姬生下儿子,就可以将其立为征夷大将军的接班人。结果,后来才知道鹤姬和德川纲教都感染麻疹。元禄十六年四月十二日鹤姬病死,而且没有儿女。德川纲吉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立德川纲丰为自己的接班人。1703年十二月四日德川纲吉遣使到甲府,让德川纲丰到江户。柳泽保明看出其中的苗头,为了巴结德川纲丰,柳泽保明遣使告诉德川纲丰:德川纲吉有可能立他为接班人。然而德川纲丰不仅不感谢柳泽保明,还认为泄露国家机密属于大罪,对柳泽保明没有好感。十二月五日德川纲丰谒见德川纲吉,德川纲吉当面宣布立德川纲丰为自己的接班人的命令。之后,德川纲丰回到甲府。十二月六日柳泽保明、老中及其他幕府高官到甲府把德川纲丰及其夫人迎接到西之丸,当天德川纲丰叙正二位,升为权大纳言,并改名为德川家宣。十二月七日大名、幕府官员、旗本武士等前来祝贺,江户市民听说此事后,额手称庆。1705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川纲吉的生母桂昌院去世,德川纲吉不再理政,一切政务都由柳泽保明处理。德川家宣被立为征夷大将军的接班人,柳泽保明便经常到西之丸向德川家宣请示。以往来自各地大名、幕府官员的公函都由柳泽保明一人处理,而今柳泽保明把这些公函交给德川家宣处理。德川家宣对柳泽保明采取明升暗降的措施,夺柳泽保明的实权。1709年正月十七日德川家宣下令禁止大钱流通,又罢免松平辉贞、松平忠周等,停止建造北之丸殿舍。1712年德川幕府命久世重之负责记录赏罚,命仙石久尚监督这项工作。一直以来在征夷大将军出行时,所有人都要避让。正德二年二月一日德川幕府规定在征夷大将军出行时,医师和产婆不必避让,由此可以看出德川家宣具有仁慈之心。 德川家宣继任将军后,任甲府城城主时聘任新井白石为侍读。新井白石不仅学问做得好,还有经邦济世的才能。

(四)德川家宣非常赏识新井白石,不仅跟着新井白石学习做学问,还让新井白石做自己的顾问,处理政务。长期以来,德川幕府的各代征夷大将军都重用林家的人,让林家的人做顾问,辅佐政务。朝廷任命德川家宣为征夷大将军的仪式对于德川幕府来说是最重要的仪式,德川家宣破格让新井白石参加这个仪式。林凤冈从未享受过这一待遇,对新井白石更加不满。按照德川幕府的惯例,德川家宣继任征夷大将军之后,需要重新颁布《武家诸法度》,而起草《武家诸法度》的工作向来都是由林家负责的。林凤冈和新井白石在很多问题上都持不同意见,而且往往是林凤冈处于下风。加重幕府内的矛盾。太政大臣近卫基熙是德川家宣的夫人近卫熙子的父亲,有继承皇统的资格。近卫基熙经常向后水尾上皇请教《古事记》、《日本书纪》、《源氏物语》、《伊势物语》等,所以近卫基熙非常熟悉《式》、《令》、《格》等。因此,德川家宣邀请近卫基熙到江户讲学。近卫基熙每天来往于下榻之处和江户内城,讲解《日本书纪》和《源氏物语》,同时给德川家宣、新井白石等讲解日本宫廷的典故。德川家宣在听讲的过程中若有不明白的地方,第二天就会派新井白石去请教近卫基熙,之后新井白石再转告德川家宣。本来这项工作是由林凤冈负责的,如今却被新井白石取代了。因此,林凤冈和新井白石的关系更加紧张。近卫基熙讲的典故与典章制度关系密切,以古比今,用案例讲解治理国家的大道理。在听讲的过程中,德川家宣发现当时的政务中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便进行改革。近卫基熙建议德川家宣应该由朝廷为武士叙任官位,分出上下品级,让武士的行为举止符合自己的品级,遵循礼节。不仅如此,不同品级的武士穿不同的服装。

(五)德川家宣认为这一建议很有道理,便下令改革服制,武士要穿与自己的品级一致的服装。另外,近卫基熙就德川幕府的建筑是否符合规范提出建议,德川家宣都依照建议进行小幅度修改。1712年德川家宣逝世,享年五十一岁。继承他的四子家继却只是个四岁的孩子,而家宣和家继的治世被称为正德之治,死后葬于今东京都港区的三缘山广度院增上寺长期以来,大名到江户参勤交代时,要分别给幕府和征夷大将军献贡,还要给老中等幕府大员送上价值不菲的礼品。1712年三月德川幕府规定以后大名不必给征夷大将军及老中等幕府大员送礼,德川幕府还规定歌舞伎演员、能乐演员等不准佩腰刀,幕府官员除棉麻制服装之外不得穿华丽的服装。不仅如此,幕府还命令监察官、町奉行等官员进行监督,如有违反上述禁令者逮捕法办。 一直以来,德川幕府在接待朝鲜使臣时过分尊重,其待遇甚至超过接待朝廷敕使的待遇,新井白石主张要降低接待朝鲜使臣的规格。另外在给朝鲜国王回礼时,德川幕府送的是源平战役图。新井白石认为这是在揭日本的国丑,应该送其他礼物。1711年七月五日朝鲜使臣抵达对马,1711年八月九日朝鲜使臣离开对马。1711年八月十七日朝鲜使臣抵达筑前丰岛,十一月一日朝鲜使臣拜访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宣。在此期间,德川幕府改变接待朝鲜使臣的方式,从征夷大将军到一般的幕府官员无不身着正装,御三家也参加征夷大将军接见朝鲜使臣的仪式,朝鲜使臣对日本刮目相看。在接见朝鲜使臣之后,德川幕府需要写回信给朝鲜国王。朝鲜使臣说日本国书中使用的一个字犯了朝鲜第七代国王的名讳,德川幕府则说朝鲜国书中使用“光”字,犯了德川家光的名讳。在新井白石的建议下,德川幕府在回信中使用“日本国王源家宣”几个字。

德川家继

(一)德川家继(1709年7月3日—1716年4月30日)是江户幕府第七位将军,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曾孙,甲府宰相德川纲重之孙,六代将军德川家宣第五子。母侧室月光院(阿喜世之方),幼名锅松丸。五岁承继将军职,因幼小而实权被侧用人间部诠房所握。因新井白石献策,于1714年铸造正德金银。翌年颁布正德新例,限制长崎贸易,继续上代德川家宣的政治。他与灵元上皇的皇女八十宫吉子内亲王有婚约,在位三年就去世了,年仅八岁,法号有章院。第六代将军德川家宣缺少子嗣,正室是关白近卫基熙的女儿近卫熙子,熙子于1681年八月生下丰姬,但这个孩子却在同年十月就夭折了。十八年后的1699年九月熙子又生了一个孩子,却在当天就死亡了。1707年七月侧室古牟生下家千代,但孩子没能活过9个月。直到家宣继将军位后的1709年七月三日喜世生下锅松丸(家继)。此后又有两个侧室先后生了两个孩子,但是都夭折了,因此家宣的七个孩子中存活下来的只有家继一个。家宣死于感冒加重而引起的并发症,在预感到生命将尽的时候,他把间部诠房新井白石叫到身边,留下遗言说:“下任将军由尾张的吉通继承为好,就这么办吧。”但是家宣死后,新井白石却认为:“如果由德川吉通继位,尾张家臣跟幕僚之间恐怕会爆发权力之争,这样一来定将各个大名牵扯进来引起天下动乱。如果让锅松丸成为将军,由我们来辅佐,天下才会太平。”但是由于锅松丸是年才三岁零四个月,不少幕僚和大名任把希望寄托在吉通身上。然而间部诠房却同意新井白石的意见,说:“如果锅松丸有什么意外再从御三家里面选择不迟。”于是间部诠房制住反对意见。1712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锅松丸受灵元上皇赐名为家继,1713年三月家继举行将军即位大典。家继继位两年后,1715年大奥发生生岛事件(全称生岛绘岛事件)。

(二)1715年正月绘岛代表月光院参谒芝增上寺,回转归城的路上与代参上野宽永寺的同僚女中宫路一起停留在“山村座”观戏(一说是吴服商后藤缝殿助接待绘岛一行人,安排到芝居町观戏),并且与歌舞伎男优生岛新五郎熟识,产生一段有悖当时伦理的恋情及至私通。演出结束后,绘岛迟迟未归,甚至错过大奥的门禁时间。这个事件传入打算纠正大奥的风纪的老中秋元乔知之耳,绘岛被告发,受到调查,结果判处死刑。由于月光院的请求免于一死,改处“远岛”(流放),同年3月遣送至信州高远藩内藤家,生岛新五郎则被流放三宅岛(一说八丈岛)。受事件的牵连,绘岛之兄白井平右卫门胜昌被判死刑。剧团“山村座”被毁,1500名关系人员遭受处罚,成为当时的大事件,又称“大奥肃清事件”。此后为了摆脱丑闻不良影响,月光院下令给予江岛等人严厉处罚,另一方面她更加严格地约束和管制大奥女佣,禁止她们使用京都方言,并带头薄施脂粉,对浓妆艳抹者严厉处分。然而该事件被六代将军德川家宣正室天英院利用,她藉以处罚月光院的侧近女中绘岛,以达到打击以将军侧用人间部诠房和新井白石为首的月光院势力之目的,撞碎月光院企图执掌大奥天下,跻身政界的野心。绘岛生岛事件简称“绘岛事件”,时值德川幕府七代将军德川家继之生母月光院与六代将军德川家宣正室天英院对立。藉以处罚月光院的侧近女中绘岛,以达到打击以将军侧用人间部诠房和新井白石为首的月光院势力之目的,天英院为首的谱代大名势力阴谋策划此事件。绘岛别称江岛(流罪后),江户城大奥女中。1681年生于三河国刈谷,在江户长大,卒于1741年。生父是甲府藩士疋田彦四郎,一说为达磨屋三郎兵卫。生父死后,母改嫁,绘岛成为御家人白井平右卫门久俊的养女。养父家白井氏是战国大名豊岛氏的子孙。

(三)武田家出仕的豊岛秀有之孙胜久,以母方之姓“白井”自名后,始见于史册。绘岛先在尾张德川家担任侍女(另有一说绘岛即是纪州德川家御帘中鹤姬),其后出仕樱田御殿,在甲府藩主德川纲豊(即德川家宣)的侧室于喜世之方(后之月光院)身边做侍女。六代将军德川家宣进入江户城后,于喜世之方迁入大奥绘岛出任她身边的御年寄,握有大奥实权。1714年受亲族奥医师奥山交竹院和小普请组金井六左卫门的邀请,至江户芝居町(一说木挽町)“山村座”观赏歌舞伎表演,得以见到当时颇受欢迎的役者生岛新五郎生岛新五郎事件发生时40岁出头,无论作为演员,还是男人,都正当盛年。主演剧目《濡れ事》和《やつし》因其美丽的秀目和出色的演技,成为歌舞伎剧团“山村座”的专属俳优(演员),非常受观众欢迎。1715年正月绘岛代表月光院参谒芝增上寺,回转归城的路上与代参上野宽永寺的同僚女中宫路一起停留在“山村座”观戏(一说是吴服商后藤缝殿助接待绘岛一行人,安排到芝居町观戏),并且与歌舞伎男优生岛新五郎熟识,产生一段有悖当时伦理的恋情及至私通。演出结束后,绘岛迟迟未归,甚至错过大奥的门禁时间。这个事件传入打算纠正大奥的风纪的老中秋元乔知之耳,绘岛被告发,受到调查,结果判处死刑。由于月光院的请求免于一死,改处“远岛”(流放),同年3月遣送至信州高远藩内藤家,生岛新五郎则被流放三宅岛(一说八丈岛)。受事件的牵连,绘岛之兄白井平右卫门胜昌被判死刑。剧团“山村座”被毁,1500名关系人员遭受处罚,成为当时的大事件,又称“大奥肃清事件”。德川将军家草创之期的辉煌已然在五代目当政时期完全变质,大奥从幕后堂而皇之登上政治舞台,介入、干预、拥立全然没有执政能力的幼儿为将军。

(四)六代将军家宣打算整改前将军纲吉执行政策方面的错失,尝试起用新井白石等人。然而仅仅在任四年,壮志未酬,中道崩殂。其后形势更加严峻,新将军家继只是不足五岁的幼儿,政权很自然落入所谓“亲信”们手中。这时候将白石推向政治颠峰,是实权在握的间部诠房,其背后尚有将军生母月光院撑腰。年轻的未亡人与壮年的政治家这一组合使人们产生各种各样的揣测,撇开其中禁断的关系不说,月光院与前将军的正室天英院熙子之间,孀居的正室与侧室,一个并无子息,一个是新将军生母,身份再度的倒错,使她们亦正处于争权夺势的炽热阶段。不幸的是绘岛生岛事件如飞来横祸,撞碎月光院企图执掌大奥天下、跻身政界的野心。具有敏锐政治手腕的目付稻生次郎左卫门,以最快的速度对绘岛生岛事件作出判决,作为绘岛的庇护者,月光院与间部都被震慑,无法替绘岛出面。结果,天英院在将军家内部的发言力增强,月光院、间部一派迫不得已让步。幼儿将军家继九岁逝去,天英院声称奉六代家宣的遗言推举纪州的吉宗,拥立其为八代将军。日后有关人员的大半被赦免,而绘岛始终没得到宽谅,宽保元年在发配地去世,得年61岁。墓所莲华寺,法名信敬院妙立日如大姐灵。德川家继在新井白石和间部诠房的教导下学习如何做一名君主,聪明懂事的他也很清楚作为一名将军的职责。据说在拜见过将军的大名中就有人感动的评价说:“他虽然年幼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德川的天下一定会国泰民安。”间部诠房掌权时期仍然跟新井白石一道继续推进德川家宣的正德改革,然而遭到部分幕僚和大名们的坚决反对,并为此拒绝上朝、玩忽职守,政治改革遇到极大阻碍。正德六年三月家继变得体弱多病,四月三十日不幸病故,年仅八岁。

享保改革

(一)享保改革即江户幕府第八代征夷大将军德川吉宗在位期间的幕政改革,1716年将军家绝嗣,又以贤侯身份继任将军职。以后,借鉴先前在大小两藩的藩政经验,开始推行享保改革。德川吉宗在其在位期间精简行政机构,削减旗本的数量,废除旗本的官位和俸禄的世袭制,同时他也裁减不少御家人。军事上,针对幕府武备松懈,德川吉宗恢复德川纲吉时代禁止的鹰狩,并加强幕府军队训练的强度。并且在经济和民政各方面都实行改革,允许输入与天主教有关的外国书籍。他最大的功绩在于稳定米价,从而使社会呈现稳定的局面。享保改革与宽政改革、天保改革并称为江户时代的三大改革。历史背景:德川幕府结束战国时代以来的兵乱,完成国家的统一,确立锁国体制,这为劳动生产提供一个相对较为稳定的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幕藩为巩固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统治,保证贡赋的收入,竭力扶植自耕农的发展。为了增加年贡米来源,积极开垦土地,通过地方官吏招收农民包垦荒地,栽培经济作物。至江户中期(1680-1716年),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有了极大的飞跃,农业生产力几乎成倍增长。近世初期庆长年间,全国田地总面积为150万町步,米产量为1800万石,到享保年间则增至300万町步、3000万石。一部分农民除年贡米和自己生活资料外,有了剩余产品,这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此外以农业为基础,矿、工及其其它诸产业的生产力也飞速发展。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生活费用增大,靠禄米为生的武士日益贫困。幕府、大名诸侯也因支出增加而出现财政危机,元禄年间(1688-1703) 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执政期间幕府滥铸货币更使通货混乱、物价上涨。 1716年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继承将军位,其在位期间正是日本封建统治逐渐发生动摇的时期。

(二)以农工生产力飞跃发展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十分迅速,町人阶层兴起,农村阶级分化现象很严重,幕府财政出现危机,幕藩体制面临着一系列的矛盾。德川吉宗是个极为富有进取心的人,刚一上任,就着手进行改革。主要内容:政治:幕府体制:德川吉宗就任将军后,重视老中、若年寄和三个奉行这样一种历来幕府领导体制上的行政机关,而没有靠左右心腹执政,然而这也绝非重演德川纲吉以前的那种与谱代大名联合政权式的幕府政治。德川吉宗以老中们这些官僚为辅佐,一切由自己独裁。历来的领导机制都是由老中会议决定政策后实行,日常政务由按月值班的老中承担,但德川吉宗却将老中之一定为“财政官”,授予财政大权。至于“勘定奉行”则将其分为司法官与财政官,重点置于财政官上,并由他指挥全国“代官”。而起对代官还进行大批调换,各“代官”办事机构中的官吏也进行更新,这是沿着德川纲吉的改革又前进一步。 另外对主要负责民政关系的勘定奉行办事机构中的官吏与代官等则按其职位决定俸禄多少,称为“足高制”。不问家族关系擢拔人才,并实行按职位所应得规定家禄的制度。如勘定奉行按规定须由家禄3000石者担任,1000石的旗本担任勘定奉行时,可得差额补贴2000石。目安箱:1718年正月在上野参诣的吉宗于归途中接到町人的直接上诉,目付当即把他捆了起来,但是吉宗责备目付,并受理他的上诉。德川吉宗对直接上诉的态度就是如此宽容大度,但是他不仅认为接受直接上诉是一种美德,更应该形成一种制度,于是在评定所设置“目安箱”听取百姓的心声。有不平者以书信形式,写上姓名、住址,提出诉讼。“目安箱”被坚固的封存,只有将军有资格打开。据说一开始旗本、御家人也可以投书上诉,但后来“目安箱”演变成他们争权夺利、互相攻讦排斥的工具,将军一怒之下,取消他们的直诉资格。由于目安箱而产生的政策,有“小石川养生所”的设立、“江户町火消”的创设等等。

(三)经济:商业统制:德川幕藩体制,其基础正是建立在农业的封建制度之上。农民(本百姓)每日流血流汗,勤苦艰辛地在田地工作,并向领主(大名、幕府等)交纳税。领主只要体恤农民,就能维系这系统的稳定运转,进而维护社会的泰平。对于力求该系统的持续性的领主来说,那些现实中参与剩余生产品的市场流通并从中获利的商人实在值得警惕。原因在于不定向的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农民卷进其中而大量破产,间或有少数农民因之获得巨额利润而疏忽辛勤劳动的必要,并且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也似乎对权力和财富两极分化感到无法容忍。因此,领主的政策必然从重视农业压抑商业的“贵谷贱金”向“贵谷贱商”方向转化。吉宗政策虽然同样是以“贵谷贱金”为基调,不过也表现出与以前的幕政不同的姿态,即只供给已加入官方认可的同业者团体“仲间”的商人22种被限定的商品。幕府打算通过政府许可的办法,把商业流通活动置于幕府的统辖之下。农民对策:为了抵制本百姓破产事件的大量发生,1643年幕府颁发“田畑永代买卖禁令(禁止令)”。而实际上,田畑(土地)仍然以“质流”的形式秘密交易流通。农民因为贫困,不得不将土地典当给豪农富商,但是过期无力赎回(即所谓“质流”),于是土地归对方所有,这是一种变相的土地买卖。土地集中于少数豪农之手,以“本百姓维持”为基调的幕藩体制受到很大的动摇。为了对应这样的情况,1721年幕府颁发“田畑质流禁止令”,禁止今后一切土地的质流。同时已经被典当抵押的土地,以无利息毎年偿还原本15%的形式还清。但事实上因为典当而失去土地的贫穷农民只会变的越发贫苦,这样对这些农民来说每年交纳反济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该法令并不能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在越后頚城郡出羽村山郡获知“质流禁止令”发布的农民开展要求质地返还的强诉和暴动,由于这个缘故,在命令发布仅仅2年后,幕府不得不再次承认质流。 并且在吉宗离开将军职位的前一年(即1744年),“田畑永代卖买禁”得以缓和,处罚条例也被减轻放宽了。

(四)相对济令:伴随着全国的大规模经济活动商品流通的発展,私人间的金钱纠纷案件也与日俱增。幕府于1661年发布第一个“相对济令”,这条法令摒弃金钱纠纷案件投诉公堂的权利,而是转为在当事者间谋求解决。这个律令虽不否认债权,但也陷町人于政治无权地位,这为武士赖债开辟方便之门。享保改革的1719年幕府发布第二个“相对济令”,里面提到“旗本·御家人理当救济,今命札差(金融业者)放弃贷金”。不过这么做的理由除了关连金钱的诉讼=金公事激增以外,还有裁判的迟滞拖延、解决不及时等原因。江户町奉行所前一年即1718年受理的诉讼约有36000件,其中9成以上就是关于金公事的。稳定米价:德川吉宗采取非常措施,命令大名献米,每一万石献米百石,称为“上米制”。作为补偿,缩短大名住在江户的时间由一年改为半年。根据这项法令,1722年起到1730年幕府每年增加收入18万7000石(1730年贡米制度停止,参勤交代制度恢复)。另外与参勤交代时间减半同时,划定承担江户火灾灭火的义务的“诸侯消火”令被废止了,取而代之的是“町消火”。德川吉宗在命令中甚至说他是“不顾羞耻”地下这个命令的,因为从来都是幕府赏赐大名,现在反过来幕府要求助于大名了。而且以缩短参觐交代的在府时间作为代价,而参觐交代是维护幕藩体制的重要手段,幕府从来都是严格实行的,现在也不得不进行修改,可见财政问题之严重。“上米制”延续10年,到1731年取消,参觐在府时间仍恢复一年,说明经过十年后幕府的财政已经好转。历来粮食征收实行“检见法”,有特定官员评估当年收成的丰作,凶作来指定税率的高下。但这就出现这些官员随意增加地方的税率这样不公平的事,比如特派官员来村庄评审时受到较好接待的话,年贡负担就会得到减轻,这在当时几成惯例。所以决定指定统一固定的税率,杜绝上述腐败事件发生,这也保证幕府稳定的年贡收入。

(五)新田开发:1722年江户日本桥立起布告牌,呼吁富商与幕府合作,开发新田。虽说新田开发已逼近极限,但本次通过对下总的饭沼新田、越后的紫云潟新田、武藏野新田等的开发仍然使幕领(天领)的领知高从400万石增加到450万石。铸造新币:1736年铸造“元文小判”,把金的含有率下降,意图是以增加社会上的货币量来促进通货,抬高米价。这个政策很有效,市场也逐渐变的景气起来,“元文小判”此后流通80年。自古来就有政府将货币金含有率降低,已期获取货币价值和实际价值见的差额作为自己的收益的行为。“元文小判”的铸造与上述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应当予以注意。军事:恢复鹰狩:当时从江户到各藩,武备松懈,机构臃肿膨胀,官绅勾结。针对这种状况,德川吉宗恢复德川纲吉时代禁止的鹰狩(这当中当然有其个人喜好),并加强幕府军队训练的强度,在关东平原和富士山区进行几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和以军事训练为目的的狩猎。文化:扶持朱学:德川吉宗继任将军后,采取振兴文教,奖励朱子学,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政策。德川吉宗时再开圣堂(孔庙)讲解朱子学,并翻译出版《六谕衍义》,作为民间的教养读本,以劝善惩恶。引进兰学:江户幕府实行严格的锁国体制之下,日本只保留长崎一口与外界联系,这无疑缩小日本吸收西方文化的渠道。直到1720年德川吉宗颁布“洋书解禁令”,兰学勃兴一时,这种局面才有根本的改观。在那时,日本进口由中国(清)翻译的欧洲的科技文化书籍(汉译洋书)是被严厉禁止的,仅仅有部分与基督教无关的书物,输入的禁令略微缓和,被限定准许进口。1740年德川吉宗指令幕臣青木昆阳、野吕元丈学习荷兰语,以便更加深人学习西方文化。青木昆阳编写《和兰话译》、《和兰文译》、《和兰货币考》、《和兰文字略考》等著作,野吕元丈也著写《阿兰陀本草和解》、《阿兰陀禽兽虫鱼图和解》等。

(六)此外他还命建部贤弘于享保四年至八年绘制《日本总绘图》,对正保、元禄的地图进行大规模的修正,这些都大大促进当时日本实学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社会风气:德川吉宗废除赏赐虚礼,压缩行政开支。享保改革时限制修建寺院,简化佛事,历代将军陵庙也减少费用,并不再新建将军陵庙。发布节俭令不仅对大名、旗本、武士,而且涉及一般市民、农民,从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加以限制。禁止制造奢侈品、高价品和新产品,享保改革时发布“初物”禁止令,规定36种新商品不许制造。匡正不良风气,严禁情死,情死而未死者罚为非人。禁止私娼、艺妓、混浴,禁止赌博、破戒僧,禁止色情书刊和色情戏剧,享保改革时规定可进入武士家内查赌。 救济武士: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町人的财富日益增长,而武士阶级则越来越贫困。武士不得不向町人借债,由此经常发生债务纠纷,而这有损于领主的体面。因此,救济武士、打击町人成为德川幕府中后期的重大经济问题之一。1791年德川吉宗发布新令,停止“金银出入之公事”,规定凡是有关金银债务的诉讼,幕府一律不过问,而由当事人协商解决。这虽不否定债权,但町人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当事人协商显然不利于町人,这个法令为武士赖债开辟方便之门。1724年幕府批准扎差(金融业者)建立株仲间,统一规定利率,最高不得超过15%。 相关评价:享保改革在三大改革中,从安定幕府财政这一点来说,效果是最良好的。稍微松动闭锁的国门,通过放松对西方书籍的进口限制、鼓励科学研究、提倡节俭、完善法律制度以及开垦荒地等措施,使幕府的财政状况得以改善。同时,德川吉宗的抬高米价政策也对都市商人带来沉重的打击,封建制度的强化实质上是一种复古气息浓厚的表面化行为,与现实社会的变化趋势(商业发达)完全不能对应。农民的状况仍旧得不到改善,农民们的不断反抗使幕府统治始终处于不稳定的危机之中。

德川吉宗

(一)德川吉宗1684年10月21日-1751年6月20日)是江户幕府第八代征夷大将军(1716-1745年在位),“享保改革”的推行者,被誉为江户幕府的“中兴之祖”。德川吉宗是德川御三家中纪伊藩(和歌山县)藩主德川光贞第四子,生母纹之方,与四代将军德川家纲、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同为初代将军德川家康之曾孙,六代将军德川家宣的族叔。德川吉宗幼名源六,十岁改名新之助。任越前国福井县)丹生3万石藩主时曾主持过藩政改革,积累不少财政经验,广受好评。三位长兄接连去世后,回归本家纪伊藩继承藩主。1716年七代将军德川家继早夭,将军家绝嗣,德川吉宗在德川家宣正室天英院等的支持下继任征夷大将军。以后,借鉴先前在大小两藩的藩政经验,开始实行“享保改革”。在位期间恢复纲吉时代停止的鹰狩,奖励武艺与俭约风尚,开发新田,允许输入与天主教有关的外国书籍。他最大的功绩在于稳定米价,从而使社会呈现稳定的局面,百姓赠给他“米将军”的雅号,堪称江户幕府“中兴”的一代英主。1745年德川吉宗辞去征夷大将军职,由长子德川家重继任。1751年7月12日德川吉宗因脑疾去世,享寿68岁。安葬于上野宽永寺第二灵庙,法名“有德院赠正一位大相国尊仪”,并被朝廷追封为正一位太政大臣德川吉宗出自御三家中的纪伊德川家,是初代将军德川家康第十子德川赖宣的孙子。“御三家”是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时制定的德川家独特的宗法,指的是德川家族在尾张纪伊水户这三个地方的分支,他们的祖先分别是德川家康第九子德川义直(尾张)、第十子德川赖宣(纪伊)和第十一子德川赖房(水户)。这三支被认为是跟宗家,即德川秀忠这一支最亲近的。地位上尾张德川是三家之首,其次是纪伊和水户1684年11月27日天空中发生日食,就在这特别的一天,德川吉宗出生于和歌山城若山吹上屋敷,幼名源六。他是纪州藩第二代藩主德川权大纳言德川光贞的第四子,母亲是巨势利清之女浄円院(纹之方)。因为德川光贞的第二子早死,所以也有说德川吉宗是老三的。

(二)一些文艺作品和应该是出自野史的说法,德川吉宗是跟私生子差不多的,但是德川光贞在德川吉宗很小的时候就与他相认了。因为母亲的身份低微,德川吉宗自幼和母亲分离。德川吉宗生活在比较开放的环境之中,时常到野外、乡村游玩,也体验过乡间生活,因而对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疾苦比较了解。这样与众不同的身世和经历造就德川吉宗活泼好动的性格,也造就他日后独特的作风和眼光。1695年德川吉宗十岁时,改名新之助。1696年12岁的德川吉宗跟随父亲德川光贞和次兄德川赖职前往江户朝见将军,当时的将军是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德川纲吉很喜欢聪明活泼的德川吉宗。同年12月11日德川吉宗在江户赤坂的纪州公馆中元服,起名松平赖方。因为不是长子,他只能姓松平。德川纲吉封他为从四位下左近卫权少将,次年又赐他越前丹生3万石。虽然德川吉宗母亲出身卑微,但是父亲和将军似乎都没有因此嫌弃德川吉宗,这使得德川吉宗从来没有因为自卑出身而故意讲排场、摆阔气,相反他在日后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从另一方面讲,虽然不排除将军有拉拢纪伊的成分,却也说明少年的新之助已经表现出不凡的气质。德川光贞一行在江户住了一年多,1698年回到纪伊藩后,德川光贞隐居,长子德川纲教继任家督和藩主职位。1705年德川吉宗的长兄德川纲教突然生了一场大病,当时德川纲教并没有子嗣,德川纲教三弟德川赖职便以纲教养嗣子的身分。同年五月纲教去世,享年四十岁。德川赖职继承藩主之位,成为纪伊藩第四代藩主。德川纲教死后不到三个月,失去爱子的德川光贞也逝世了,享年八十岁。一个月后,年轻的赖职逝世,享年才二十六岁。一年之内,吉宗之父与两个兄长俱逝世。所以十月六日21岁的德川吉宗成为纪伊德川家督,并得到将军德川纲吉赐偏讳,改名德川吉宗。1706年1月德川吉宗正式成为领有五十五万五千石的和歌山藩第五代藩主,同年德川吉宗迎娶伏见宫贞致亲王的女儿真宫理子女王。成年的德川吉宗长得皮肤黝黑,强壮有力,身材高大,六尺有余。

(三)相传他曾经亲手降伏一头野猪,还有一次为追逐一只鹤一口气跑出两千米。健康的体魄是他的特征,也是他的资本。他总是勤于政事,却也总是精力充沛的样子,好像从不疲倦似的。但他绝非只是空有一身力气,和祖父赖宣、父亲光贞和兄长一样,他也爱好诗歌、围棋和艺术。德川吉宗虽然在父兄相继离世后继承纪州藩藩主之位,然而先辈们交给德川吉宗的却是一块烂摊子。先不用说纪伊藩早在德川赖宣时就向国库借的债仍没还清,历代招待将军和京都的公卿们所花费的公款,加上一场严重火灾后的重建费用,纪藩已经是负债累累了。不巧在1707年南部海岸又连续发生海啸(史称“宝永大地震”),淹没农庄。这些天灾人祸都考验着年轻的德川吉宗,但是他却处理得很好,在以民风强悍著称的纪州,灾害没有并引发大的动荡。首先他一开始就表现出对民众的关心,他时常下到町间村头探访百姓,有时甚至故意甩开家臣,自己去和百姓打交道。无论是带着家臣还是自己一个人下去视察,他都穿得和平民无异。为了节省开销,德川吉宗带头过着俭朴的生活。平日里他只穿普通的棉布衣服,每天只有两顿饭,以糙米和青菜为主,并坚持每餐三菜一汤。这个用餐习惯一直到他当将军了,还是如此。除了缩减开支,他还积极修水利改善农田。德川吉宗当藩主时纪伊有两项有名的水利工程:一个是在1707年大畑才藏修筑小井田堰;另一个是1710年井泽弥惣兵卫建造水库“龟池”。这些水利设施直到现在都还在使用。德川吉宗和前代的藩主们一样,都很注重在领地内鼓励研究学问。1713年和歌山城下的凑寄合桥设置讲释所,知名的儒者们被邀请来讲学。德川吉宗自己也积极地学习农业和天候方面的知识,以针对各类气候变化来调整政策。就这样,德川吉宗渐渐地赢得纪伊百姓们的信任,财政状况也有了明显的好转,他因此扬名日本各藩。1709年德川吉宗掌管纪伊后四年,将军德川纲吉去世。德川纲吉在位期间好享乐,挥霍无度,又把钱大把大把地捐给寺院。

(四)还靠滥发钱币、改变币值来“解决”物价问题,结果国库被他搞得赤字满帐。晚年,他还颁布“生类怜悯令”,严令禁止杀生,尤其是对狗。无论大名或草民,违者最高被判处死刑。结果国内产业不平衡,据说江户街头还恶狗当道。临死前,他还叮嘱继任的第六代将军德川家宣一定要把“生类怜悯令”坚持到底。德川家宣一上台就听取他的顾问,著名政治家新井白石的建议,把“生类怜悯令”废除了,还开始革除其他的弊政。次年德川吉宗正室真宫理子不幸流产而死。1712年第六代将军德川家宣也一命呜呼了,由四岁的独子德川家继接任,是为第七代将军。但是这个德川家继也是身体很弱,八岁那年四月的一个晚上,他突然发病,将不久于人世。至此,德川宗家的血脉就要断绝,征夷大将军的位子只能由御三家的人来承传了。在德川家继奄奄一息的时候,德川家族的重要成员和幕府重臣们赶紧召开会议讨论将军的继承问题。会议上,德川家分成两派:以德川家继的生母月光院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按照宗法,由御三家笔头、尾张德川家的藩主德川继友担任将军;德川家宣的正室天英院为首的一派则推举他们认为是最有才干的德川吉宗出任将军。1716年4月第七代将军德川家继去世,年仅8岁。德川氏本家(本支)从此血缘断绝,新继承御三家之一和歌山(纪伊·纪州)藩55万5千石第5代藩主,时任権中纳言的32岁德川吉宗在众谱代大名的支持下,登上第八代将军的宝座。德川吉宗上任伊始便表现出不同于先代的风范,正式入主江户城那天,在幕臣们的迎接仪式上,他穿得很朴素,因为是以旁支身份继任的将军。而幕府的旗本们大多为前朝遗臣,搞不好德川吉宗就要大权旁落。他首先做的便是清除前朝势力,他罢免侧用人间部诠房并不再设侧用人,任命水野忠之担任老中。同时罢免新井白石的顾问职务,代之以另一位大儒,此外他还启用大冈忠相德川吉宗改革的第一步是精简机构,为了削减旗本的数量,他废除旗本的官位和俸禄的世袭制,同时他也裁减不少御家人

(五)他这么做不仅仅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他也是在趁机加强自己的权威。为此他提拔一批在纪伊时就跟随他的家臣,但是他并没有给他们太多的特殊照顾,公务上的事他尽量自己来做,却又很放得开手让家臣们去办。对于当年饱受侧用人压制的谱代幕臣们而言,德川吉宗的办事作风很受他们欢迎。此外,他还增加日本沿海地区的守备以强化锁国政策。德川吉宗并非不信奉儒教,他结交和重用的儒者也不少,只是他试图从过去几代由侧用人(往往是有一群儒者作智囊)掌权的统治方式恢复到江户时代初期将军本人独揽大权的体制。 在民政方面,德川吉宗对当年江户的大火灾仍然记忆犹新,于是1720年他建立47人的江户町火消组,由江户町奉行大冈忠相指挥,这是日本最早的直属于政府的专业消防队。德川吉宗改革中的最大课题就是重建幕府的财政,幕府出现财政危机的原因即在于:新田开发几乎已经达到最大限度,矿山枯竭、金银产出量逐渐减少,元禄期物价上涨、米谷价下跌等因素。德川吉宗采取的基本方针概括为八个字:增入减出,开源节流。此后其颁行的几项措施目的均在于増加收入和减少支出。德川吉宗并不满足于仅仅由德川幕府自身进行改革,1721年至1722年间,连年灾害导致歉收,不但国库的收入降到最低点,连旗本的俸禄都发不出了。为此德川幕府发布“上米制”,规定各藩上交的年贡为每一万石中交给幕府一百石。同时大名们“参勤交代”的时间缩短一半,这样就减少大名们在江户的开销。此外,财务上德川吉宗废除老中轮值制度,改由设立勘定方专门负责财政,由水野忠之领导。这一来,幕府一年总共收到175万石米,首先解决旗本和御家人的俸禄问题。但是这个制度大大加重赋税,在财政状况好转后于1730年被废止。同时幕府发布的还有要求幕臣们节省各类开支的“俭约令”,后来俭约令的对象扩大到各大名,甚至对个人的生活消费,如婚礼上用几顶轿子这种事都进行要求。

(六)不过要指出的是,其实俭约令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德川吉宗在位期间曾多次重申这个约令。1745年德川吉宗辞去征夷大将军职,由长子德川家重继任。德川家重和强壮机智的父亲完全不同,绰号“尿床将军”,没有人能明白年老的吉宗究竟是怎么想的。1751年7月12日德川吉宗因脑疾去世,享寿68岁。安葬于上野宽永寺第二灵庙,法名“有德院赠正一位大相国尊仪”,并被朝廷追封为正一位太政大臣德川吉宗就任将军后,重视老中若年寄和三个奉行这样一种历来幕府领导体制上的行政机关,而没有靠左右心腹执政。然而这也绝非重演德川纲吉以前的那种与谱代大名联合政权式的幕府政治,德川吉宗以老中们这些官僚为辅佐,一切由自己独裁。历来的领导机制都是由老中会议决定政策后实行,日常政务由按月值班的老中承担。但德川吉宗却将老中之一定为“财政官”,授予财政大权。至于“勘定奉行”则将其分为司法官与财政官,重点置于财政官上,并由他指挥全国“代官”。而起对代官还进行大批调换,各“代官”办事机构中的官吏也进行更新,这是沿着德川纲吉的改革又前进一步。另外对主要负责民政关系的勘定奉行办事机构中的官吏与代官等,江户幕府则按其职位决定俸禄多少,称为“足高制”。不问家族关系擢拔人才,并实行按职位所应得规定家禄的制度。如勘定奉行按规定须由家禄3000石者担任,1000石的旗本担任勘定奉行时,可得差额补贴2000石。江户时代中期以来,从江户到各藩,武备松懈,机构臃肿膨胀,官绅勾结。针对这种状况,德川吉宗恢复德川纲吉时代禁止的鹰狩(这当中当然有其个人喜好),并加强幕府军队训练的强度,在关东平原和富士山区进行几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和以军事训练为目的的狩猎。1718年正月在上野参诣的德川吉宗于归途中接到町人的直接上诉,目付(监视家臣行动的官职)当即把他捆了起来,但是德川吉宗责备目付,并受理他的上诉。

(七)德川吉宗对直接上诉的态度就是如此宽容大度,但是他不仅认为接受直接上诉是一种美德,更应该形成一种制度,于是在评定所设置“目安箱”听取百姓的心声。有不平者以书信形式,写上住所、氏名,提出诉讼。“目安箱”被坚固的封存,只有将军有资格打开。据说一开始旗本、御家人也可以投书上诉,后来“目安箱”竟后来演变成他们争权夺利、互相攻讦排斥的场所。德川吉宗一怒之下,取消他们的直诉资格。由于目安箱而产生的政策,有“小石川养生所”的设立、“江户町火消”的创设等等。德川幕藩体制,其基础正是建立在农业的封建制度之上。农民每日流血流汗,勤苦艰辛地在田地工作,并向领主(大名、幕府等)交纳税。领主只要体恤农民,就能维系这系统的稳定运转,进而维护社会的泰平。对于力求该系统的持续性的领主来说,那些现实中参与剩余产品的市场流通并从中获利的商人,实在值得警惕。原因在于:不定向的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农民卷进其中而大量破产,间或有少数农民因之获得巨额利润而疏忽辛勤劳动的必要。并且,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也似乎对权力和财富两极分化感到无法容忍。因此,领主的政策必然从重视农业压抑商业的“贵谷贱金”向“贵谷贱商”方向转化。德川吉宗政策虽然同样是以“贵谷贱金”为基调,不过也表现出与以前的幕政不同的姿态,即只供给已加入官方认可的同业者团体“仲间”的商人22种被限定的商品。江户幕府打算通过政府许可的办法,把商业流通活动置于幕府的统辖之下。为了抵制本百姓破产事件的大量发生,1643年江户幕府颁发“田畑永代买卖禁令(禁止令)”。而实际上,田畑(土地)仍然以“质流”的形式秘密交易流通。农民因为贫困,不得不将土地典当给豪农富商,但是过期无力赎回(即所谓“质流”),于是土地归对方所有。这是一种变相的土地买卖,土地集中于少数豪农之手,以“本百姓维持”为基调的幕藩体制受到很大的动摇。为了对应这样的情况,1721年德川吉宗颁发“田畑质流禁止令”,禁止今后一切土地的质流。

(八)同时已经被典当抵押的土地,以无利息毎年偿还原本15%的形式还清。但事实上,因为典当而失去土地的贫穷农民只会变的越发贫苦,这样对这些农民来说每年交纳反济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该法令并不能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在越后頚城郡出羽村山郡,获知“质流禁止令”发布的农民开展要求质地返还的强诉和暴动。由于这个缘故,在命令发布仅仅两年后,幕府不得不再次承认质流。并且在德川吉宗离开将军职位的前一年(即1744年),“田畑永代卖买禁”得以缓和,处罚条例也被减轻放宽了。 伴随着全国的大规模经济活动商品流通的发展,私人间的金钱纠纷案件也与日俱增。江户幕府于1661年发布第一个“相对济令”,这条法令摒弃金钱纠纷案件投诉公堂的权利,而是转为在当事者间谋求解决。这个律令虽不否认债权,但也陷町人于政治无权地位,这为武士赖债开辟方便之门。1719年江户幕府发布第二个“相对济令”,里面提到:“旗本、御家人理当救济,今命札差(金融业者)放弃贷金。”不过这么做的理由除了关联金钱的诉讼公事激增以外,还有裁判的迟滞拖延、解决不及时等原因。江户町奉行所前一年(即1718年),受理的诉讼约有36000件,其中9成以上就是关于金公事的。德川吉宗采取非常措施,命令大名献米,每一万石献米百石,称为“上米制”。作为补偿,缩短大名住在江户的时间,由一年改为半年。根据这项法令,1722年起到1730年,江户幕府每年增加收入18万7000石(1730年贡米制度停止,参勤交代制度恢复)。另外,与参勤交代时间减半同时,划定承担江户火灾灭火的义务的“诸侯消火”令被废止了,取而代之的是“町消火”(消防机构)。德川吉宗在命令中甚至说他是“不顾羞耻”地下这个命令的,因为从来都是幕府赏赐大名,现在反过来幕府要求助于大名了。而且以缩短参觐交代的在府时间作为代价,而参觐交代是维护幕藩体制的重要手段,幕府从来都是严格实行的,现在也不得不进行修改,可见财政问题之严重。

(九)“上米制”延续10年,到1730年取消,参觐在府时间仍恢复一年,说明经过十年后幕府的财政已经好转。历来粮食征收实行“检见法”,有特定官员评估当年收成丰欠情况来指定税率的高下,但这就出现这些官员随意增加地方的税率这样不公平的事。比如特派官员来村庄评审时受到较好接待的话,年贡负担就会得到减轻,这在当时几成惯例。所以决定指定统一固定的税率,杜绝上述腐败事件发生,这也保证幕府稳定的年贡收入。1722年江户幕府树立起布告牌,呼吁富商与幕府合作,开发新田。虽说新田开发已逼近极限,但本次通过对下总的饭沼新田,越后的紫云潟新田,武藏野新田等的开发,仍然使幕领(天领)的领知高从400万石增加到450万石。1736年德川吉宗下令铸造“元文小判”,把金的含有率下降,意图是以增加社会上的货币量来促进通货,抬高米价。这个政策很有效,市场也逐渐变的景气起来,“元文小判”此后流通80年。自古以来就有政府将货币金含有率降低,以期获取货币价值和实际价值间的差额作为自己的收益的行为,“元文小判”的铸造与之前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在当时幕府实行严格的锁国体制之下,日本只保留长崎一口与外界联系,这无疑缩小日本吸收西方文化的渠道。直到1720年德川吉宗颁布“洋书解禁令”,兰学勃兴一时,这种局面才有根本的改观。在那时,日本进口由中国(清)翻译的欧洲的科技文化书籍(汉译洋书)是被严厉禁止的,仅有部分与基督教无关的书籍,因禁令放缓,被限定准许进口。1740年德川吉宗指令幕臣青木昆阳野吕元丈学习荷兰语,以便更加深人学习西方文化。青木昆阳编写《和兰话译》、《和兰文译》、《和兰货币考》、《和兰文字略考》等著作,野吕元丈也著写《阿兰陀本草和解》、《阿兰陀禽兽虫鱼图和解》等。此外他还命建部贤弘于1719年至1723年绘制《日本总绘图》,对正保、元禄时期的地图进行大规模的修正,这些都大大促进当时日本实学的进一步发展。据说德川吉宗在位时期,荷兰商馆长来到江户拜见幕府将军,德川吉宗打破以前的惯例没有在自己与荷兰人之间悬挂竹帘。

(十)据说同时他还对欧洲的医学、天文、地理、船舶、钟表、动物等都表现强烈的兴趣。德川吉宗继任将军后,采取振兴文教,奖励朱子学,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政策。德川吉宗时再开圣堂(孔庙)讲解朱子学,并翻译出版《六谕衍义》,作为民间的教养读本,以劝善惩恶。 德川吉宗上台后废除赏赐虚礼,压缩行政开支。享保改革时限制修建寺院,简化佛事,历代将军陵庙也减少费用,并不再新建将军陵庙;发布节俭令,不仅对大名、旗本、武士,而且涉及一般市民、农民,从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加以限制;发布“初物”禁止令,规定36种奢侈品、高价品或新商品不许制造;匡正不良风气,严禁情死,情死而未死者罚为罪人;禁止私娼、艺妓、混浴;禁止赌博、破戒僧;禁止色情书刊和色情戏剧。改革同时规定可进入武士家内查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町人的财富日益增长,而武士阶级则越来越贫困。武士不得不向町人借债,由此经常发生债务纠纷,而这有损于领主的体面。因此,救济武士、打击町人成为德川幕府中后期的重大经济问题之一。德川吉宗发布新令,停止“金银出入之公事”,规定凡是有关金银债务的诉讼,幕府一律不过问,而由当事人协商解决。这虽不否定债权,但町人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当事人协商显然不利于町人,这个法令为武士赖债开辟方便之门。1724年幕府批准扎差(金融业者)建立株仲间,统一规定利率,最高不得超过15%。德川吉宗主导的享保改革在德川幕府的三大改革中,从安定幕府财政这一点来说,效果是最良好的。但与现实社会的变化趋势(商业发达)完全不能对应,年贡増征政策也导致百姓一揆问题的激化。同时,德川吉宗抬高米价政策也对都市商人带来沉重的打击。德川吉宗留下的并不是一个太平盛世,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一场新的经济危机又来了。有人很怀念他,特别是在他的老家纪伊,人们把他视为纪州的骄傲。有人对他很失望,把他当成讽刺的材料,之后的江户幕府就再也没有出现能够超越他的将军,这就是所谓的中兴之后就是末路。然而因为他生前努力改革制度和再建财政,德川幕府后来还比较平稳地走过将近一个世纪。

德川家重

(一)德川家重(1712年1月28日—1761年7月13日)是日本德川幕府第九代将军,在职时间为1745年—1760年。德川家重是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的长子,母亲是侧室大久保于须磨之方,乳名是长福丸。由于父亲吉宗和正室理子之间并没有子嗣,因此家重被认定是世子,1725年元服后改名为家重。病多体弱,说话口齿不清,绰号小便公方(尿床将军)。1745年袭将军位,推行享保改革,勘定吟味役,启用侧用人制度。1760年五月十三日家重让位给长子德川家治,翌年逝世,享年五十岁。德川家重天生体质就比较虚弱,无法用很清楚的言语表达事情,且年幼时在大奥沉沦在酒色之中,健康状况十分不好。因为这个缘故,外人对擅长文武的家重长弟德川宗武田安德川家初代)较为看好,也很自然的认为宗武将来会继承将军。不过吉宗依然选家重为继嗣。德川家重时代因为有吉宗推进的享保改革,初期十分安定,而家重也充实纲吉时期的勘定吟味役,进行几个独立的经济政策。1755年因为农作物歉收,郡上藩农民反对藩主金森赖锦的增税、检地,要求免除劳役而掀起被称为宝历郡上一揆的暴动(“一揆”即暴动之意),社会不安再一次增加。同时,健康情况每况愈下的德川家重言语表答方式也越来越不清晰,不过德川家重的亲信大冈忠光却能听出自己在说什么,也因此他十分器重忠光,并再度启用侧用人制度。一般认为不良政治家的田沼意次成为大名也是在家重时代,实际上在德川家重时代田沼意次并没有掌握很大的权力,而是德川家重亲信大冈忠光滥用权力,实施暴政。从1767年至1786年约20年间,史称“田沼时代”田沼意次(1719年9月11日-1788年8月25日)是江户时代中期的武士、大名,幼名龙助,远江相良藩的初代藩主,相良藩田沼家初代是纪州藩的下级武士。

(二)田沼意次跟随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来到江户,一路攀升,俸禄从六百表增加到一万石,成为御用人。德川家重在1762年传位给儿子德川家治,家治格外宠信田沼意次,1772年竟然把他破格提拔为老中。从此田沼意次大权在握,开始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革幕政。田沼意次当政期间采取的是与商业资本相结合、从商品经济发展中寻求幕府财政来源的政策,他下令承认手工业和商业的同业公会,对其征收“运上”、“冥加”等税,同时企图通过同业公会控制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商品生产。田沼意次积极筹划开发虾夷地(北海道),计划开垦农田116万町步,但最终由于田沼本人下台而未能实现。田沼意次在人事方面敢于打破重视身份和门阀的惯例,破格提拔町人为幕臣,但这造成贿赂公行。他的拜金主义思想也助长武士阶级道德的败坏,田沼意次终于成为从武士到民众激烈抨击的对象。1788年田沼意次在江户逝世,享年七十岁。戒名隆兴院殿耆山良英大居士,葬于万年山胜林寺。老中首座松平武元以意次为中心的幕僚着手进行数次的幕政改革,为了遏制幕府的财政恶化,田沼意次采取重商主义的政策,其内容是允许商人间组成株仲间,实行铜座专卖制,开发矿山,策划开发虾夷地,实行画和表物的专卖以及扩大与外国的贸易,并着手下总国印旛沼的开垦工程。这一系列的政策使得幕府的财政恶化得到遏制,出现景气的景象。但是也因此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城市的百姓以及官员的生活逐渐变得以金钱为中心,这导致贿赂的盛行。另外在町人文化发展的同时,日益衰弱的农业使得贫困的农民放弃田地,进入城市,因此农村开始荒废。此外,印旛沼运河工程的失败以及明和大火,浅间山喷发等灾害的发生,导致农村发生天明饥荒,出现粮食短缺和疾病。意次在制定对策时,无法逆转事态的发展。

(三)与外国贸易的黑字使得国内存储有大量的黄金,并且也与北方的俄罗斯帝国进行贸易。田沼意次大力保护兰学,尝试打破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以实力主义来登用人才,一系列激进的政策招来重视身份制度和朱子学的幕阁的反对。1784年其子田沼意知在江户城内被旗本佐野政言暗杀,以此为契机,权势开始衰弱。1786年8月25日将军家治去世,之后田沼意次被赶下台,这一举动是反田沼派和一桥家(德川治济)策划的。8月27日辞去老中,被下放到雁之间。闰10月5日德川家治时代加増的2万石被没收,并且大坂蔵屋敷的财产的没收和要求交还江户宅邸,此后,意次被下令蛰居,并再次被减封。相良城被破坏,城内所储藏的黄金被彻底没收。长男田沼意知被暗杀,其他的三个孩子全部过继做养子,其孙龙助被转封到陆奥的一万石领地。1788年田沼意次在江户逝世,享年七十岁。田沼意次成为御侧御用取次的宝历八年,成为相良1万石的大名。那时候因郡上一揆而改易的本多忠央是相良的前领主,而那时的相良只有阵屋。之后在1767年取得建造城的许可,升至城主格,从第二年开始建造相良城,到完成时一共用11年,意次把相良城的建造全权委托给家老井上伊织。1780年完成时已62岁的意次以检查的名义回到自己的领地,特别被许可建造天守,由专业的北条流军事家须藤治郎兵卫担任,建造三重望楼的天守阁,而最终意次所领的领地增至五万七千石意次为在江户定府进行幕政职务的工作,在领地的藩政中明确町方役人和村方役人的统治,并在领地配置城代和领国家老等担当藩政的家臣。除了以上提及的天守阁的建造以外,在城下町的改造,之后被称为田沼街道的从东海道藤枝宿到相良的分岔路的整备以及相良港的整备,给予补助金奖励制砖业,火灾的对策等城市基础建设的方面倾注大量精力。

(四)意次曾调查郡上一揆的起因以及裁定,明白一味增加民众的年贡是行不通的,因此在家训中写明禁止增加农民的年贡。他采取殖产兴业政策,奖励养蚕,种植野漆树,推动制盐业的发展,整备食粮储备制度。这一系列的政策使得藩政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田沼意次的经济政策使得在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流通速度得到控制,并且活跃经济。然后意次根据对商人征税使幕府的财政健全化的有目的的说法有力,反过来刺激经济,扩大内需,这一结果是向获利的商人课税就成为可能。.田沼意次为调查虾夷地,组建幕府的探险队,探险队的成员有青岛俊藏、最上德内、大石逸平、庵原弥六以及其他。并且,进行虾夷地的开发调查事宜的还有勘定奉行松本秀持,勘定组头土山宗次郎。幕府为虾夷地开发提供大量的资金,但是并没有什么成果。田沼意次下台后,松平定信终止作为田沼政策一部分的虾夷地开发。那时,幕府为虾夷地近海频繁出现的俄罗斯舰船感到不安。于是着手开始虾夷地的天领化,并开始在北方警备。当时幕府正面临着财政危机,吉宗时代的开垦新田几乎以失败告终,年贡上涨的空间也极为有限。于是田沼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积极利用商业资本,扶植财政。首先,他为了促进长崎的贸易而缓和规则,同时输出铜和海产(干鲍鱼、海参、鱼翅)替代大量外流的金银,促进金银的输入。另外他积极承认商会,增收运上金(类似法人税),同时扩充专卖制度,推行幕府自主经商。不仅如此,为了使虾夷的海产增收,他瞄准对俄贸易。当时的俄国船只频繁出现日本海域,工藤平助因此写了倡导国防的《赤虾夷风说考》。田沼意次在那一时期通过和俄国缔交及贸易,保护受俄国威胁的日本,这证明他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执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