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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国旗(1871-1918)

德意志帝国国徽(1889-1918)
普鲁士王国在德意志帝国中的地位
在德意志帝国成立的三个月后,德意志帝国宪法于1871年4月16日颁布并生效,正式规定了普鲁士在德意志帝国这个新成立国家中所处的地位。这份意义非凡的法律文件不仅是分裂许久的德意志民族的一大进步,同时也是当时所处时代复杂历史所妥协的结果。由于德意志的统一并不是以普鲁士王国为核心的北德意志邦联以武力吞并南德意志等诸邦国(巴伐利亚王国、巴登大公国、符腾堡王国等)等武力方式,因此宪法的内容成了德意志各个邦国主权实体进行博弈的结果,以此达成各自利益诉求的平衡。德意志帝国宪法序言开头,就明确表明德意志帝国的性质:
普鲁士国王陛下以北德意志邦联的名义、巴伐利亚国王陛下符腾堡国王陛下、巴登大公殿下、黑森大公殿下【……】代表黑森大公国位于美因河以南的所有领土,决定建立永久的联邦国家【Bund】,以此为手段来保护联邦的国土、联邦的权利——以及确保德意志人民的福祉。

由上述可以看出,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被视为一个由拥有主权的君主诸侯国组成的联邦国家,因此依据这个理念,所有邦国都保留了本国的议会立法机构和宪法。设立和征收直接税(如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的权力不属于帝国,只属于帝国的各个邦国,所以帝国政府只能把间接税(各邦国的“注册捐税”等)当作主要收入来源。德意志帝国内部保留了大量的国王头衔和朝廷机构,每一位国王、每一个朝廷仍然都享有各种特权及传统封建礼仪排场。体量较大的德意志邦国甚至仍然可以互派使节,设立大使馆,如同过去在德意志邦联中那样。帝国当局一直都没有提及德意志民族的概念,德国国籍也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只不过帝国宪法还是规定,德意志帝国的所有邦国都必须承认,各个邦国的居民均拥有完全平等的公民权。

德意志各邦国在帝国内的地理位置。其中阿尔萨斯洛林省政治地位特殊,属于皇帝直辖领。从此也可以窥见普法战争中普鲁士为何一心夺取阿尔萨斯洛林省,因其地理上是南德四邦抵挡法国的屏障,也是普鲁士为争取南德四邦加入帝国而纳的投名状
而在政治运作方面,则由两套机构组成。宪法规定,德意志帝国的主权机构是由“联邦的各个邦国派出的代表”所组成的联邦议会。联邦议会共有58个席位,普鲁士占有17个席位。联邦议会有权决定哪些议案可以交由帝国议会审议;所有的法案都必须首先得到联邦会议的认可才能成为法律。而帝国的立法机构则由德意志帝国所有的男性国民采用普选制来产生议会代表,行使帝国立法权。所以说,如果一个不甚了解的人在阅读宪法内容后,似乎觉得1871帝国宪法是一个一丝不苟而公平的宪法。

若不含阿尔萨斯洛林皇帝领地则是58票
然而,宪法通常都不是反映政治现实的可靠指南,1871德意志帝国宪法也同样如此。在此后的数十年间,普鲁士在实际演变过程中渐渐撰取了帝国的权力。造成这一现象的最主要原因主要由两方面组成:帝国宪法给予的普鲁士王国的特殊优势地位;以及普鲁士在德意志各邦中不可比拟的优势国力。
宪法明里暗里地给予了普鲁士的主导地位:“帝国主权机构”的联邦议会,普鲁士看似在全部58个席位中只占17个席位,并且法令草案一旦遭到14位议会代表反对就无法通过。但从现实政治角度看,由于种种原因,其作为独立权力中心的意义仍然有限。一方面,普鲁士作为最大的邦国,在58票中只获得了17票,但位于帝国北部和中部,属于前北德意志邦联的小邦国却几乎总是跟随普鲁士的投票。因此普鲁士仍然有足够的实力来阻止其他邦国提出有损于普鲁士的利益的法案。而符合普鲁士相关利益的法令,普鲁士宰相和政府则可从容通过各种外交手段拉拢小邦国,从而让法令通过。而负责参与帝国预算和帝国法令的帝国议会,皇帝则可以通过施压普鲁士首相(兼任帝国总理)、解散议会等方式拒绝法案。

而在综合国力而言,普鲁士相对于其他德意志邦国都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普鲁士的领土面积、人口数量分别占到了德意志帝国总面积和总人口的65%和62%。工业能力、经济财政能力更是不可望其项背。这些综合国家实力令普鲁士在联邦体系内的霸权成为了客观事实。在军事方面,宪法规定,普鲁士的国王作为德意志皇帝,是帝国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官。全体军官和士兵必须向皇帝宣誓效忠(Fur den Kaiser);此外,宪法还规定普鲁士的整套军事制度应当在帝国全境内立即实施。这实际上就是令整个帝国的军事后勤制度直接与普鲁士接轨。

德意志帝国的高速发展
历史事物发展的规律总是双向影响的,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尽管,普鲁士牢牢地把持了德意志帝国的政治,但帝国宪法也充分保障了德意志人民的平等权力。德意志各邦的界限与隔阂,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慢慢地消弭。因普法战争的成功和帝国的建立引发了人民普遍的乐观情绪,导致投资大幅增加和建筑热潮。法国支付的巨额战争赔款也为这段黄金时代提供了大量资金基础。整个帝国迅猛发展,经历了人口、经济和社会的根本性变革,也对人们的文化生活和政治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一跃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工业国,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人口
高素质人口是一个国家进行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德意志帝国自成立以来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人口急剧增长。得益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进步,卫生条件改善、医学进步和人们营养改善(→婴儿死亡率急剧下降、产妇死亡率下降)。 1871 年,帝国总人口约为 4100 万,1890 年人口超过 4900 万,1910 年人口接近 6500 万。尤其是由于内部邦国间的移民(最初来自周边地区,后来也通过长距离移民,例如从普鲁士农业区东部地区迁移到柏林或莱茵兰地区),城市人口,特别是大城市人口显着增长。 1871 年,64% 的人口居住在人口少于 2,000 人的社区,只有 5% 的人口居住在人口超过 100,000 人的城市,但到了 1890 年,城乡居民之间已经实现了平等。 1910 年,只有 40% 的人居住在人口少于 2,000 人的社区,21.3% 的人居住在大城市。这也导致了生活方式的改变,并加快了帝国城市化发展。

1890年德意志帝国的人口密度图
工业
在帝国初期,铁路建设、采矿行业与原材料加工(钢铁、纺织业)成为了主要工业发展方向。得益于铁路的完备建设,莱茵兰鲁尔区,西里西亚工业区等吸引了大量移民,煤炭行业增长了三分之一,并在当地逐渐发展出大型辛迪加企业集团。伴随着煤炭行业的发展,钢铁行业在新的生产工艺(例如托马斯法、西门子-马丁炉)使生产率提高了十倍,在钢铁行业甚至提高了 25 倍。金属生产部门的员工数量从 1849 年的 43,000 人增加到 1913 年的 443,000 人。该部门的公司规模和地方集中度高于几乎所有其他经济部门。在最大的 50 家公司中,45% 的员工都受雇于该行业。在行业内,钢铁生产的重要性相对于铁生产显著增加,而轧机和铸件生产的增长更为强劲。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仅轧机产量就占该经济部门总产量的44%左右。蒂森、克虏伯、菲尼克斯、等大型垂直一体化钢铁矿业公司涌现,全方面涵盖了该领域。

1900年克虏伯机械车间
而在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出现了新的主导行业: 电气工程、机械工程和大型化工行业。金属加工行业(包括机械工程)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机车和蒸汽机制造领域。期间涌现出如欧宝、奔驰、曼恩等到现在仍然享负盛名的大型企业。化学工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司拥有的、受过大学培训的化学家的就业。1914 年,仅勒沃库森的拜耳工厂就雇用了 600 多名化学家。在此基础上,创新产品不断开发,德国化学工业与瑞士北部的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直处于该领域的领先地位。 1913年,德国占世界化学品出口的28%,英国位居第二,占16%。电气行业在1871年后经历了最快的增长德意志帝国成立西门子与哈尔斯克(S&H)得以长期在德意志帝国保持领先地位。爱迪生应用电气公司则进军新兴的无线通信领域 。 1913年,仅西门子一家就在德国雇佣了57,000名员工,在国外雇佣了24,000名员工。西门子与AEG一起很快占据了世界市场的主导地位。

1890年前后帝国工商业经济指标图
商业、贸易、运输和服务业
除了私营部门之外,帝国时期公共服务部门也日益发展。自19世纪70年代起,德国,特别是普鲁士的铁路大部分已实行国有化。尽管其铁路网络的增长速度不如前几十年那么快,但运输服务却大幅增加。公共部门在电报、邮政以及日益增多的电话服务等最先进的通信技术方面尤为活跃。结果,公共就业部门也大幅增长。除了数量相对较少的行政官员外,还有数百万邮政工人和铁路工人担任工人或初级官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零售业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强。 “杂货店”和专卖店应运而生。第一批百货商店主要建立在大城市。合作社和单一价格商店加剧了零售业的竞争。
在银行业,出现了用于融资房地产的现代抵押银行,以及被称为普鲁士地区的较古老的农业贷款机构。城市政储蓄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变得越来越重要,不仅对私人客户如此,而且对区域性中小企业也如此。大型信贷银行对于工业融资尤其重要。 19世纪下半叶,原本典型的本地银行合并,产生了以股份公司形式组织的大型银行集团,这些集团主要设在柏林和莱茵兰,例如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达姆施塔特工商银行、柏林商业协会和沙夫豪森银行协会等龙头银行集团。
农业
在帝国初期,农业也是德意志帝国最强大的经济部门。 1873年,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37.9%,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31.7%。 1889年,双方占比持平; 1895年,农业仅占32%,第二产业占36%。这种变化也体现在雇佣关系的发展上。 1871年,农业从业人员与工业、运输和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850万比530万,而1880年这一比例为960万比750万,1890年则为960万比1000万。1910年,农业从业人员为1050万人,而工业、运输和服务业从业人员为1300万人。尽管农业就业人数略有增加,但仍然明显落后于其他部门的发展。
农业内部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因此,特别是在波美拉尼亚,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他们从贵族庄园获得货物,然后在资产阶级环境中转售。帝国时期,西方世袭地区的农业用地贸易也显著增加。那里的背景往往是小企业的放弃和以前的农民转向工业。此外,在工业和采矿中心附近,还需要花园和小块土地用于次要农业用途。

德意志帝国的农业分布及农作物产量情况
政治及文化的变迁与发展
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推行了其文化规范,商业资产阶级则(包括主要工业家)引领经济,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则成功使德国成为科学和研究中心。尽管如此,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力仍然有限,例如由于政治制度的特殊性以及工人和新兴中产阶级的崛起。尽管在普鲁士王国,普鲁士的三级议会选举不可避免地成为保守派和右翼的后花园。但在德意志帝国议会,则是全体德意志各邦国采用普选制方式,在全体邦国中的男性国民选举产生。这一鲜明的对比使得普鲁士的西部领土臣民纷纷积极融入帝国政治选举中,而普鲁士只剩下东部保守力量。一项数据表明,1898年的帝国议会选举投票率为67.7%,而到1912年一战前最后一届帝国议会选举时,投票率更是达到惊人的84.5%——这次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SPD)获得了德意志帝国全国的超过三分之一的选票。与之鲜明对比的是,收入最低,被分入第三等级的普鲁士选民纷纷抵制普鲁士议会选举——1893年的普鲁士下议院选举时,第三等级选民的投票率只有区区15.2%。普鲁士西部诸省和各大城市——已经逐渐展露出进步主义观念,还有工人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思想。

1905年德国国会会议场景( Georg Waltenberger作画)
政府部门和军队里,德意志各邦国的紧密联系也促使了大量公务员、士兵的流动。非普鲁士的德意志人担任帝国官员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常见。而1914年时,普鲁士军队里竟然有大约25%的军官由“非普鲁士的德意志公民”担任,士兵中的比例更是远高于此。

1888 年 3 月 9 日,普鲁士国王——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一世去世,其王储弗里德里希·威廉即普鲁士王位,也顺理成章成为帝国皇帝,是为腓特烈三世。腓特烈三世的上台对于普鲁士乃至整个帝国的保守派人士都相当紧张,因为其在王储时期,腓特烈三世由于开明进步的作风,吸引了不少自由主义者的青睐。因此许多人都热切期盼其统治能够给德意志帝国带来更加开明进步的改革。然而由于其身体状况原因,腓特烈三世的统治时期很短暂(99天)。

威廉二世在德意志帝国的三十年统治(从1888年到1918年)也被称为威廉时代。众所周知威廉二世是德意志帝国的末代皇帝,以及普鲁士王国的最后一任国王。我们在这里对其不作过多的指摘和批判(毕竟争论对错是毫无用处的),而应该从多方面(人物性格,政治手腕,外交能力)了解他为何在位期间作出许多在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决定。
人物性格
威廉二世在出生时就并不顺利。其母亲维多利亚长公主分挽时,医生在协助生产时就检查发现是臀位分娩的情况。在当时医疗条件技术并不及现在的情况下,爱德华·阿诺德·马丁(Eduard Arnold Martin)只能为孕妇注射大量的麻醉剂(氯仿),并强行下拉婴儿左臂,旋转婴儿的躯干,才将婴儿的威廉二世拉出。

分挽臀位指的是胎儿在分娩时臀部先露出,而不是通常的头部先露。臀位分娩的风险比头位分娩更高,因此通常建议进行剖腹产正常怀孕在接近足月时生产
现代医学评估认为,由于臀位分娩和大剂量氯仿,威廉二世出生时处于缺氧状态,导致他的脑损伤轻微至中度,这表现在他随后的多动和反常行为、注意力不集中和社交能力受损。臂丛神经损伤导致了埃尔布麻痹,使威廉的左臂比右臂短约 6 英寸(15 厘米)。因此历史学家倾向认为这种生理残疾影响了他的心理以及情感发展。
除了出生时的生理缺陷,威廉二世的成长经历远远称不上幸福。对于母亲,由于出生时的不顺利,威廉二世的母亲维多利亚皇后对威廉并没有投入应得的母爱,而更多把他当成不幸的根源。而青年时期,由于出身原因,母亲维多利亚皇后总是试图以英国自由主义的精神来试图教育威廉二世,引起了他强烈的反感。此外,作为霍亨索伦王室的一员,威廉自幼便接触了普鲁士贵族的军事社会作风。当时普鲁士盛行的男性军事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的政治理想和人际关系,这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看到了一位人物:缺少父母的爱,渴望被关注;智力敏锐但情绪不稳。对普鲁士的专制及军国主义有着浓厚情感却对英国的方方面面嗤之以鼻。

威廉二世青年时期,摄于1877年
辞退俾斯麦
由于威廉一世与俾斯麦的长久的合作,德意志帝国大大小小的政务方面都由俾斯麦一人独揽,而威廉一世则很少干涉他。也基于此,德意志帝国初期似乎给人一种“君主立宪”的感觉,然而这只是“帝国首相独裁时期”而已。这对于刚即位的威廉二世而言权力旁落的感觉并不算好。由于从小到大接受的传统封建君主统治的观念,威廉二世对当时以英国为代表的君主立宪制的性质并不感冒,反而想坚持回归君主独裁,这引起了大权独揽的俾斯麦警觉。随后,威廉二世与俾斯麦的交流过程许多政治目标并不一致,于是双方渐行渐远。1889年发生在莱茵兰鲁尔区矿工的罢工罢工事件成为了威廉二世辞退俾斯麦的导火索。威廉二世以矿工也是他的臣民为由拒绝了俾斯麦派出军队镇压工人罢工的请求。1890年3月20日,威廉二世解除了“铁血宰相”的职务,并让他回到庄园养老,随后任命列奥·冯·卡普里维将军为俾斯麦的继任者。

著名漫画威廉二世辞退俾斯麦
然而威廉时代的几任帝国宰相缺乏俾斯麦地政治及外交能力,他们没有在根本上了解德意志帝国在欧洲乃至当时世界地缘格局中的定位,从而无法在政治以及外交领域指定一个长期稳定的外交目标。从另一个角度讲也可以说是后几任宰相对皇帝唯命是从,成为皇帝与帝国议会交涉的工具人。另外,威廉二世并不像他爷爷威廉一世那样传统地只想扮演普鲁士的国王,顺带上皇帝;威廉二世渴望方方面面的关注与认可,更想“名副其实”当好全体德意志人的皇帝。因此在当时舆论报社飞速发展地时代,他便极力通过报刊媒体对皇帝的报道,以此吸引民众注意力。他尤其喜欢夸大其词,口无遮拦,自以为是,抓着一切外出巡视的机会到处演讲。然而每次演讲的效果则褒贬不一,甚至经常就国家外交等领域发表令人瞠目结舌的观点。这可能为自己皇帝的“崇高形象”积累了相当的人气和民意基础,然而于国家政治及外交层面却毫无裨益可言。(这怎么看都很像特朗普)
混乱的外交政策
威廉二世统治时期的外交政策,是被人诟病的重大问题。可以说一战的爆发前的世界格局是他有意无意间一手缔造的。或许是威廉二世的个人性格原因缺乏耐心,反应主观,容易受情绪和冲动的影响,也因此缺乏能力将德国外交政策引导到理性的轨道上。他在位的三十年几乎没有稳定的外交方向与目标(除了专注于奥匈帝国交好),并且处处插手世界各个角落。从1890拒绝与俄国签订的再保险条约(本质上是通过出让奥匈帝国在巴尔干的利益转移给俄罗斯帝国),将俄国推向法国的怀抱;再到第二次布尔战争时对德意志帝国八竿子打不着的德兰士瓦共和国表示支持(纯粹就是和英国对着干);再到谋求阳光下的地盘,引发英德海军军备竞赛;再到1900年八国联军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匈奴”演说;还有1905年摩洛哥危机事件差点提前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桩桩件件并持续积累下事件的影响,导致了德意志帝国在国际舞台的形象就是咄咄逼人的蛮横形象。

威廉二世咄咄逼人的世界政策引起欧洲其他列强的合作对抗

德意志帝国军旗
萨拉热窝的刺杀事件以及随后的七月危机,欧洲各国并没有审慎对待,从而导致事态的升级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爆发初期,许多德国人感受到了一种自帝国建立以来民族主义凝聚力,一批批各行各业的人涌向城市中心,表达对即将到来的战争的热情支持,阶级、宗教和政治差异似乎消失了。在帝国国会,包含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各党派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战争拨款。皇帝威廉二世也发表了著名的“城堡和平”演说,成功呼吁并团结了德国民众,踊跃支持战争。1914年开战前夕的军队构成方面,除了近卫军(两个近卫师和一个近卫骑兵师)外,普鲁士军队总共拥有42个正规师(包括萨克森王国的四个师和符腾堡王国的两个师和诺干小邦国提供的军队力量),巴伐利亚王国则提供了六个师。可以说德意志帝国陆军的核心为普鲁士所提供。

1914年德意志帝国战时宣传海报
然而随着德国在西线施里芬计划的失败,协约国陆续动员出远超同盟国的人力物力情况下,德意志帝国的处境已经愈发艰难。而在此期间,身为国家元首的威廉二世,却“匪夷所思”地将整个帝国的民政事务,交给了最高陆军司令部(Oberste Heeresleitung (OHL))和总参谋部全权负责,这一操作直接将帝国首相等文官官僚集团置于军方的从属地位。并且随着战事的进行,到了 1916 年 8 月,这种广泛的权力下放导致了军队的权力逐渐不受控制。威廉二世甚至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其中暗含的危机,甚至为了不择手段的“胜利”,反而支持军方的各种荒唐决定。无限制潜艇战的决定外加齐默尔曼电报事件,直接导致了美国的参战,从而让帝国走上不归路。另外,自坦能堡战役的胜利后,在舆论媒体的大肆渲染下,保罗·冯·兴登堡将军逐渐崛起,成为了德国民众关注的“胜利象征”。此时的威廉二世反而没有了和平时期爱出风头的作派,逐渐在民众的视线中消失,其形象及重要性愈发减弱。及至1916年凡尔登战役的失败,埃里希·冯·法金汉被迫辞职及随后兴登堡上位,威廉二世已经日益被排除出政治以及军事决策之外。

兴登堡、威廉二世与鲁登道夫。1917 年 1 月于总参谋部
于是乎,整个德意志帝国,已经被最高陆军司令部裹挟着,成为了一个不择一切手段追求胜利的战争机器。没有停战,没有和谈,必须拼出个你死我活。而威廉二世无动于衷,也或许是爱莫能助,他希望交出权力来确保胜利。然而不管是否胜利,整个德意志帝国,甚至普鲁士王国,也已经与他,与霍亨索伦家族不会再有任何的关系了。
军队与国家
纵观普鲁士的历史,无法令民政事务和军事事务进行有机结合并遵从统一的权威,是普鲁士一直以来的桎梏,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也同样继承下这样的缺点。这也是普鲁士被诟病为军国主义大本营的根源所在。而这军国主义的典型代表容克军事贵族阶层,自诞生之初便与霍亨索伦——普鲁士国王有着合作共生的关系:从士兵王腓特烈·威廉一世开始,容克贵族军事阶层似乎不同于当时欧洲其他国家那样喜欢处处掣肘君主,从来都是扮演了一个温顺听话,军事素养极高的军队打手。然而自法国大革命后,社会的进步与变迁,以及德意志的统一所带来的各方各阶级的利益平衡,容克贵族阶级发现他们拥戴的君主威廉二世,似乎不再是能最大程度保证其利益的君主,并且意识到威廉二世反而需要依靠自己军队的力量来维持其统治基础。在意识到战争不可避免的失败后,以兴登堡为首的容克军事阶层,(本着“死道友不死贫道”)果断地抛弃霍亨索伦家族,并劝说威廉二世退位以结束战争。于是乎,普鲁士国王、德意志帝国皇帝,这两个所谓“君权神授”下有名无实的头衔,进入了历史的尘埃。1918年11月28日,失去统治德意志帝国合法性的威廉二世,不得不签下退位诏书,并乘坐皇室专列逃往荷兰流亡。至此,持续了300多年的普鲁士君主统治时期宣告结束。

威廉二世亲笔签下的退位诏书

1918 年 11 月 10 日,威廉二世逃亡:德皇(中,左四)在前往荷兰流亡前不久,站在艾斯登比利时-荷兰边境口岸的火车站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