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即将结束之际，西班牙徒劳地试图"追赶"其以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的竞争对手，累积的压力使菲律宾精英产生了民族主义和日益增长的分离主义反应。以何塞·黎刹（Jose Rizal）、安德烈斯·滂尼法秀（Andres Bonifacio）和埃米利奥·阿奎纳多（Emilio Aguinaldo）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崛起了。霍普金斯称他们的崛起描述了 "这种松散且不断变化的原民族主义力量联盟的演变"，"他们的生涯描绘了民族主义政策从温和走向激进的演变过程"。

与其将这三位英雄人物的职业生涯与菲律宾国家政策的演变联系起来，不如将他们视为菲律宾三类精英的代表，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了19世纪末的自由变革之风。他们所采取的政策的激进程度反映了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与西班牙当局，社会底层的不同关系。

这三位菲律宾民族主义奠基英雄的一直是菲律宾和美国学者争议的主题。菲律宾革命结束后美国对主张非暴力的黎刹推崇，这一点我们已经在《对何塞·黎刹的一点思索》一文中做出讨论。同时，美国学界对激进的革命者滂尼法秀则多有批判，格伦·梅批判滂尼法秀的著作《制造安德烈斯·滂尼法秀》就是这种史学的代表，菲律宾人将滂尼法秀视为其基督教和“革命大传统”的代表者，其在菲律宾左翼人士中多有崇敬。至于阿奎纳多，则是两边不讨好。美国人厌恶他的军事才华，憎恨他在美菲战争中的领导作用。菲律宾人也将最后投降的阿奎纳多视为“革命的背叛者”。这一点我们也在《对埃米利奥·阿奎纳多的一点思索》此文中讨论。

当然，霍普金斯认为，近年来，"从崇敬到批判 "已经发生了转变，"早期对民族主义领袖的颂扬倾向已经让位于更具批判性的评价"。不过，我们不能被批判性蒙蔽。关于这三位民族英雄的讨论中经常忽略的一点是，在美菲战争期间，美军就开始有意打压菲律宾民族了。他们没收了卡蒂普南等组织的的大部分信件和档案，并将其转移到美国军事档案馆，这些文件在战后多年都不见天日。此外，由于美国政府几乎垄断了通过教育系统，某种程度上定义了菲律宾的历史，也就无意间的塑造了菲律宾在20世纪数代人对滂尼法秀和阿奎纳多的不良印象，他们长大后也按照美国的范式来看到自己国家的民族主义人士。二战结束后，菲律宾民族主义史学的讨论都不再需要遵循美国官员和历史学家的著作，而像阿贡希略，康斯坦丁诺等第一代菲律宾历史学家开始尝试脱离这个范式写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他们自小接受的教育还是美国的范式，急于脱离必然造成神话的产生，这导致过分的民族主义史学。美国学者如阿尔弗雷德·麦考伊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民族主义著作一概斥之为 "神化"。

我是倾向于同情菲律宾的，美国学者往往没有将这些著作置于当时的背景之下，在去殖民化的几十年中，菲律宾历史学家在写作时反对的是上几代美国官员学者和他们培养的菲律宾人的叙事。

首先是黎刹。黎刹的形象因为和耶稣受难联系起来而广为人知。在美国统治时期，黎刹的形象得到了美化，因为黎刹不主张暴力，他光辉的职业生涯并没有因为抵抗美国占领而受到玷污，他的死可以说让他成为了在新的公立学校教科书中为菲律宾人宣传的理想英雄。然后美国人可以很方便地将自己与“打败西班牙，让菲律宾脱离黑暗时代的解放者”联系起来。以此来扼杀菲律宾革命的意义。

此外，黎刹的思想很容易被归入美国革命的自由主义启蒙理想中，美国告诉菲律宾，你们的国父黎刹和我们的主张存在联系。进而为美国的承诺增添分量和合法性，即如果结束对其占领的武装抵抗，就可以完成黎刹发起的国家项目。黎刹的生平和作品为塑造英雄形象提供了便利条件，英雄形象代表着通过教育而非武装斗争逐步实现变革，美国花了近十年（1899-1907 年）的时间来消除这种变革，并不希望这种变革再次发生。

真正的呢？黎刹是华人-他加禄混血儿。该家族从过去半个世纪的经济转型中获益，他们从道明会那里租用的土地，然后开发成大农场，从农产品贸易中获得财富。该家族在镇上的地位日益显赫，但与道明会的冲突使黎刹家族与西班牙政府产生了矛盾。教会是西属菲律宾最大的地主，大主教土地拥有最终控制权。黎刹无法战胜教士，所以他寻找其他道路。时正值西班牙自由派运动，黎刹寄托于让西班牙来反对西班牙。他从在殖民大都市接受的教育中看到了可能性。最后，他从马尼拉搬到了马德里，参与了宣传运动，并创作了两部小说，试图影响西班牙来改造菲律宾。正如霍普金斯所说，黎刹深受19世纪80年代初在马德里学习时吸收的自由主义、反教会主义和启蒙思想的混合影响。他熟悉美国，法国，西班牙的历史，这让他成为菲律宾作家中拥抱现代世界的最佳典范。他小说中描写的菲律宾农村并非真实，而是他想象的中的。这种想象来自于他童年所见的邪恶的修道士及其本地傀儡控制农村，让他的家族产业无法盈利的背景。他的第一部小说《不许碰我!》中描写的圣地亚哥等城镇需要通过让修道士就位，让开明、有远见的当地人掌权来进行改造，就是他希望菲律宾最终实现的目标。

黎刹的社会地位使他能够向西班牙的自由主义者以及菲律宾受过西班牙教育的精英阶层宣传他的自由主义和改革主义目标。但包括阿奎纳多在内绝大多数不懂西班牙语，或者不常看世界的菲律宾人基本上不知道黎刹的存在，当然也不知道他的小说是关于什么的。事实上，黎刹的目标是向和他一样的人进行宣传，他希望这些人能够了解法国和美国自由主义革命之后的世界走向。让城市精英摆脱与他们合作的修道士，让他们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他们就会带动"贫穷无知"的社会成员一起前进。1896年12月 30日，黎刹被公开处决，他在普通人眼中的地位才有所提高。这一事件与黎刹的绝命诗《我最后的告别》（Mi Ultimo Adios）有关。黎刹被处决后，"这首完整的诗被偷运出狱，出版后流传到整个西语世界。

然后是滂尼法秀，美国研究者喜欢称滂尼法秀是一位 "被民族主义作家大大提升了地位"的英雄，而且“在现在看，他被神化的程度还达不到菲律宾人希望达到的程度”。这种观点起于格伦·梅，他在著作《制造安德烈斯·滂尼法秀》（Inventing a Hero: The Posthumous Re-Creation of Andres Bonifacio）中指出，菲律宾历史学家构建了一个神话般的滂尼法秀，以迎合他们的民族主义和其他政治议程。梅将自己的书称为“超脱于政治之上”。嘲讽“菲律宾人因无法摆脱个人和物质利益而撰写颂歌”。我认为，梅无非是在说美国条件更好，可以摆脱个人和物质利益来治史。梅忽视了菲律宾史学家反对的是美国霸权本身，把自己的著作定位为“超脱政治”“无私的学术研究”，这本身也是一种帝国主义思维的反映。

伊莱托指出：滂尼法秀在历史中的“地位”与其说是客观与神话的问题，不如说是他的传记作者广泛的意识形态差异的反映。滂尼法秀坚定不移地反教会主义，坚持十九世纪共济会秘密社团的形式和理想，最终无法适应扩大的革命。这些都必须与他完全用菲律宾语撰写的文本一起分析，这些文本使他激进的，源自欧洲的革命信息能够被城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读者理解，然后本土化。正如伊莱托在其pasyon and revolution中想要论证的一样。这种小传统推动的大传统导致了卡蒂普南的兴起。而英国和美国作家并不清楚菲律宾本身的文化，忽视了基督教在菲律宾数百年以来的被改造。所以将滂尼发秀视为黎刹的对立面。滂尼发秀的激进倾向使他不适合成为在美国的指导下进行国家建设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对于好战的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来说，滂尼法秀和他的卡蒂普南是组织工人和农民以及后来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的理想典范。他们对滂尼法秀不同的解读和创作并不一意味着编造历史，不同的读者根据自己的目标来解释他的一生。梅将滂尼法秀的形象演变归结为客观性与神话性的对立，无视了菲律宾的“小传统”和“大传统”，以及滂尼发秀出现在历史著作中的帝国背景。

出生于马尼拉小职员家庭的滂尼法秀很少去过菲律宾农村，他自学成才，在一家英国企业工作，因为阅读了英国输入菲律宾的小册子还有黎刹等宣传运动的著作而变得激进。随后他组织了一个秘密社团，致力于让菲律宾与“西班牙母亲”强行分离，从而将"原民族主义"事业推向更高的层次。霍普金斯认为，博尼法乔与其同时代的何塞·马蒂（Jose Marti）在 "目的和方法 "上有相似之处，他的看法是正确的。滂尼法秀的梦想是从西班牙那里获得民族解放，并通过武装起义来实现这一梦想，这与马蒂的梦想并无二致。但与后者不同的是，滂尼发秀来自城市中下阶层，他的家庭没有能力让他接受正规教育，更不用说送他去欧洲深造了。这就导致了一个矛盾的局面，滂尼法修不理解菲律宾的农村，也未亲眼所见外面的世界。他用他加禄语创作了许多反映黑暗的宣传，但这种宣传是想象中的，也许它能打动外镇人或城市人，但当革命扩大到地区，滂尼法秀就无法适应新的游戏规则。

而出身富裕的马蒂前往欧洲，四处游历，亲眼目睹了其他地方的解放斗争，甚至在法国见到了他的文学偶像维克多·雨果。滂尼法秀却只能阅读西班牙语版的《悲惨世界》。他从书籍和小册子中了解到的法国革命、美国革命，毕竟未能亲身感知。所以他只能将其与菲律宾的过去联系起来，来帮助自己理解。他代表了菲律宾英雄的一种类型，表面上看，他土生土长，自学成才，贴近"大众"，但实际上，他在马尼拉阅读了大量书籍和小册子，他的观念是全球化了，手段却还是旧的。说到底，他虽然能一时激起群众热情，但随着时间，他会脱离群众。1896年8月，当他带领卡蒂普南发动反西班牙起义时，除马尼拉附近省份外，大多数城市精英都没有加入。马尼拉东南一百公里处的他亚巴斯省的方济各会修士观察到，居住在离教堂中心最近的城镇居民（taong bayan）仍然忠于他们的西班牙牧师，而许多“镇外人”（taong labas）则被吸引到卡蒂普南运动中来。这些镇外人别说西班牙人，就连菲律宾人自己也看不起他们。他们有滂尼法秀或者黎刹的觉悟，迫使西班牙改革或者推翻西班牙，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吗？也许他们的主张只是简单的千禧年运动。

最难解读的是阿奎纳多。在同一时期西班牙与美国军队的一手资料中，阿奎纳多被公认为是1896-1902菲律宾革命中菲军能力最强的将领，但他最终选择投降美国使他成为一个争议人物。进而阿奎纳多也受到了对其军事和政治领导能力的批判性评价，政治有得谈，但军事我认为没什么好说的，同时代的评价和战例就摆在那里。对阿奎纳多军事能力的批判性重新评价，尤其是中文平台要把他描述为一个cjb，一个投降派，也可以说是不同派系间旧有紧张关系和争议的延续。1901年4月，阿奎纳多被美军用计俘虏，然后投降，最终在马尔韦尔将军与1902年战败后，菲律宾革命可以说结束。在美国占领期间，阿奎纳多继续影响着争取独立的非暴力斗争，他仍然是反美国的象征，将其矮化为一个投降派并非是在二战中阿奎纳多和日本人合作，试图驱逐美国人后才出现，而是在战前就有了。1946 年后，阿奎纳多的形象被进一步割裂，有人认为他是一名杰出的革命家和军事家，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所以他宁愿将终结美国统治之梦交给日本），有人认为他是一位试图压制卡蒂普南的资产阶级投降派。换句话来说，阿奎纳多与滂尼法秀还有黎刹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活的够长，让人们能把他置于一个演变系列中，从他们与社会以及与外部世界所发生的变化之间的不同关系的角度来看待阿奎纳多。

简单来说，阿奎纳多是甲米地的豪门，担任当地镇长。他在甲米地响应滂尼法秀在马尼拉的起义。他的军事能力显然高于滂尼法秀。后者领导的马尼拉及其周边地区的起义开始时声势浩大，但西班牙人的反击很快就将滂尼法秀一部赶出了马尼拉。他被迫前往甲米地。他向阿奎纳多表示感谢，感谢他成功将甲米地建设为根据地，避免了卡蒂普南的进一步失败。然而随后两人却开始就对教士，对国家等一系列事务严重冲突，总之，滂尼法秀的局限性体现出来，对于甲米地来说，他就是taong labas，他被迫寻求甲米地的taong bayan的保护，却桀骜不驯，不适应甲米地的情形。进而导致了他的死亡。

阿奎纳多和黎刹出身类似，但他超越了改良主义的黎刹，"当西班牙显然不会屈服于适度表达的温和要求时"，他支持武装斗争。他追随滂尼法秀的脚步，但在斗争的后期，他却把滂尼法秀处死。阿奎纳多比黎刹家境还要优渥，他也从小前往马尼拉接受正规教育，他本可以成为另一个黎刹。但他的父亲早逝，阿奎纳多被迫辍学回家打理家族生意，并学习如何当一名镇长。这导致他的西班牙语和英语水平都很差，不过，他从一位菲律宾本地牧师创办的组织中汲取了自由主义思想，并在后来加入了卡蒂普南。

与出走家乡，先后在马尼拉和马德里接受教育，深度参与了十九世纪末全球化，因此希望要么成为重振雄风的西班牙帝国的公民，要么通过分离主义来摆脱殖民，进而自强的黎刹不同，阿奎纳多是数百年以来地方上西班牙修道士密切合作的镇长。他和西班牙人共同管理城镇，两者都需要对方。这让阿奎纳多与受意识形态驱使的黎刹和滂尼法秀不同，他学会了从实际利益出发——从19世纪90年代在专制的修道士和他们的教众之间进行调解，处决滂尼法秀来挽救即将分裂的卡蒂普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日军合作都是这种思维的体现。当然，这必然会引发争议，两边都会攻击像他这样的人物。这一点被美国利用，美国将阿奎纳多与黎刹在小说中描写的腐败或与修士勾结的镇长形象联系起来，他们把阿吉纳尔多描写成一个典型的Cacique，说他是一个投降派，以此来清除他对追随者的控制和对美国的反抗。同时，在美国占领菲律宾后的分肥中，诸如阿基诺，蔡，许环哥等家族纷纷获利，阿奎纳多的祖产却被彻底摧毁，怪不得他越来越和美国不共戴天了。阿奎纳多是一个英雄，不过他做的许多事情并不符合人们对英雄的想象，况且他活得太久了，未能像黎刹和滂尼法秀一样成为一个模糊而受人期待的形象。然而，如果没有阿奎纳多和其他具有农村背景的民族主义者，卡蒂普南仍将是一个城市的中产阶级运动，对美国占领的武装抵抗也会因缺乏人力而更早消亡。

阿奎纳多的争议始于他处决滂尼法修，这一事件我们已经在之前的文章中讨论过，他的第二件争议是与西班牙人达成协议，自愿放下武器流亡香港。

阿奎纳多将香港和新加坡形容为“在贫瘠的土地上过上宁静而繁荣的生活”，这与菲律宾群岛“在茂密丰饶的土地上过着不安全的生活”形成对比。在他的理解中英国殖民地不仅预示着未来的菲律宾，还将成为那些决心改造祖国的人的安全基地。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理解的诞生以及流亡香港的决定让阿奎纳多成为了英美消灭老对手西班牙的棋子。

5月，阿奎纳多在美国援助下返回菲律宾，并且连续取胜。市政精英们最终转而支持他。在整个岛屿上，西班牙人的城镇中心和军事据点土崩瓦解。修士们变成了政治犯，菲律宾土生教士接管了教堂。6月12日，阿奎纳多宣布从西班牙独立，并在第二年成立了菲律宾第一共和国。

菲律宾第一共和国是一种有可能确立他加禄人统治地位，而排挤其他民族的造物。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战争宣传的产物。美军在菲美战争期间缴获的阿奎纳多政府的官方文件显示，新生的共和国与吕宋岛、米沙鄢群岛和棉兰老岛北部的省级精英之间有着密切的合作。三个岛屿的代表对1899年国会代表权的争夺反映了这个共和国的影响力，即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他加禄人国家。或者说并非只有他加禄人才肯认阿奎纳多的共和国。我们可以定论，菲律宾第一共和国的问题不是它能代表谁，而是它在代表如此广泛的情况下，能在多大程度上维护地方利益。这问题没有结果，在阿奎纳多，马比尼，与米沙鄢，棉兰老各地的领导人争论时，美国人炮击了马尼拉。美国的宣传和军事胜利确保了阿奎纳多和他的国家被降格，他所领导的基础广泛的共和国被降格为他加禄人的叛乱。这正是麦金莱想要的。麦金莱通过矮化菲律宾成为地方暴乱，证明菲律宾人思维落后，无法形成一个现代的共和国。于是麦金莱要给他们带去“仁慈同化”，帮助他们建立国家，随之而来的是战争和屠杀。的确，多个联系不紧密的岛屿塑造的不同意识是1898年菲律宾最大的障碍，但这并非入侵的理由。最终，美国巩固了西班牙未巩固过的许多地方的统治，菲律宾的国家认同是依赖美国形成的，这个统一的国家中不需要阿奎纳多。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天主教对菲律宾的影响。阿奎纳多政府异常重视将黎刹培养成民族英雄，并且主动把他和菲律宾各地基督徒都熟知耶稣受难记联系起来。这表明宗教是将不同地区团结在一起的纽带。新民族国家的文化根基在于西班牙化的天主教村落。但即使在村落之外，19世纪末兴起的所谓千禧年运动也不是他加禄族特有的，证据指向菲律宾的神职人员，他们来自地方，前往马尼拉的神学院学习。他们不仅学习神学，还学习宗教史。他们本可以成为神父，但由于逃离美洲革命的西班牙神父大量涌入，教区竞争激烈，大部分本地神职人员只能当助理牧师。他们也在暗地里开展工作。在吕宋岛、米沙鄢群岛和棉兰老岛北部的许多千禧年起义中，政治主张的来源往往是土著神职人员。

当西班牙修士离开时，菲律宾神职人员已经准备好接管他们的教区。在一段短暂的时期内，他们做到了，至少在菲律宾的天主教地区，交接都是相对和平的。但菲律宾很快就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在麦金莱的号召下，美国发起了十字军运动，“要给落后的土著人带来民主和自由。”然后就没有然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