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本人乎

对阿奎纳多和滂尼发秀的评价确实经历了几个波折，美国统治时期滂尼法秀是个敏感词，而阿奎纳多因为1901年被俘后投降，所以就被理所当然的构建成英雄，滂尼法秀的贡献也被加到他身上。战后初期阿奎纳多还在世的时候Teodoro Agoncillo就重构了他们两个人的生活轨迹，然后指出权力斗争是可以理解的，阿奎纳多和滂尼发秀一样爱国。到了60年代David Sturtevant开始尝试自下而上观察历史，因而滂尼法秀的地位被重新提起。70年代菲律宾史学的泰斗雷纳尔多·伊莱托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自下而上的观点，加上70，80年代菲律宾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滂尼发秀在这个时期威望达到最高。之后也有Carlos Quirino等作者极其敌视滂尼发秀，但没有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到了本世纪以来对这两个人的评价基本都认可了他们的国父地位，虽然还有争论。

当然阿奎纳多因为其最后投降了美国，并且处决了滂尼发秀，所以许多时候也会以负面人物的形象出现。据我所知在现在国内编纂的菲律宾史和教材中的提及来看，对阿奎纳多的形象都是偏负面的。

所以问出阿奎纳多有没有背叛菲律宾革命这种问题不奇怪，当然这里我先不说观点。从一部电影说起来。

2015 年的菲律宾电影《卢纳将军》（Heneral Luna）确实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该片也极大的塑造了今天公众对阿奎纳多和卢纳的认知。该电影试图将安东尼奥·卢纳描绘成菲律宾革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将军，亦是菲律宾反帝斗争的先行者。他于 1899 年遇害，被视为唤醒菲律宾人反抗美国之开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故事中最重要的反派不是美军，而是菲律宾共和国总统阿奎纳多本人，导演认为是阿奎纳多一手炮制了卢纳之死。

虽然卢纳在历史上究竟是不是阿奎纳多所杀一直有争议，但阿奎纳多杀死滂尼发秀这一事情没有争议。电影通过对阿奎纳多在1897年处决滂尼发秀这一事件的不断回顾，试图以暗示的方法将这两个事件联系起来，加强观众对阿奎纳多杀害卢纳这一事件的肯认。

影片结尾指出，真正的战争，以及至今仍在继续的战争，是菲律宾社会内部的战争。卢纳将军代表无私的爱国者，代表为保卫祖国而牺牲自己事业甚至生命的知识分子，而阿奎纳多则是目光短浅的地方政客的原型，他渴望通过部下对自己的绝对忠诚和对政敌的清除来维持自己对权力的控制，导演明示，阿奎纳多没有格局和能力领导一个近代国家。

该电影对阿奎纳多的负面描写主要基于Vivencio Jose在1971年出版的《The rise & fall of Antonio Luna》。在1971年费迪南德马科斯不得人心的统治下，“菲律宾总统”本身就带有负面色彩。而中下层出身，自学成才并且与阿奎纳多一起领导菲律宾革命的滂尼发秀地位不断升高——所以杀死了滂尼发秀的阿奎纳多肯定是负面人物。换句话说，1971年这本书中的阿奎纳多无非是对费迪南德·马科斯的影射。Teodoro Agoncillo早已对阿奎纳多一生的文件进行了详细研究，并且重构出了他的生活轨迹。他发现，卡蒂普南和西班牙军队在甲米地的战斗几乎都是阿奎纳多指挥的。后来在领导与美国人的战争时阿奎纳多也表现出了指挥能力。揭示了他作为军事指挥官的能力，这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方面，在卢纳的描述中被掩盖了，用詹姆斯富兰克林贝尔的话来说，阿奎纳多“是菲律宾军队中唯一的将才”。

在主流解释中，菲律宾革命是受到了国外教育的菲律宾混血精英回国后启发的。他们带来的新思想促进了共济会和民族主义在菲律宾的传播，进而给下层中产阶级的小职员安德烈斯·滂尼发秀带来了革命性的灵感。滂尼发秀创立了卡蒂普南这一个分离主义的秘密结社，掀起了对西班牙的革命。革命的领导权最终转移到埃米利奥·阿奎纳多手中,他在长期的矛盾后处决了滂尼发秀。传统学术界将滂尼发秀的死视为遗憾但必要的。

伊莱托并不同意精英阶层对卡蒂普南有决定性的影响。他提到，“事实上，滂尼发秀创建卡蒂普南的背景过度归咎于何塞·黎刹等精英的影响。"相反,我们应该寻找的是"重构群众对卡蒂普南成立及在其中的作用"。为此,我们需要"暂时停止将卡蒂普南视为一种根本独特的现象或是滂尼发秀个人的创造。"

伊莱托的观点基于他对滂尼发秀在《Kalayaan》发表的文章《应该让他加禄人知道的事》（Angdapat mabatid ng mga Tagalog）的研究，伊莱托认为这篇文章的形式和用语比其内容更重要。他主张滂尼发秀的这篇文章依然是按照广大菲律宾中下阶层人士熟悉的pasyon来书写的。他指出，pasyon为大众提供了表达对世界的理解的方式，这种方式由大众所经历的现实和参与pasyon朗诵这两个重要意义单元构成。这些意义单元影响了他们与社会的互动和参与，而滂尼发秀所做的只是基于pasyon为他们提供一种意识形态或关于社会的连贯图景而已。故伊莱托认为，卡蒂普南的成立本身是内部的小传统，而非外来的新事物决定的。[1]

伊莱托进一步指出，阿奎纳多家虽然与西班牙人合作，并且接受过良好教育。但事实上阿奎纳多的西班牙语很差，他也没有去过国外留学。他在晚年承认自己从未读过何塞·黎刹的经典民族主义小说。而很多精英对外国文化的认知也与阿奎纳多差不多，相反滂尼发秀的西班牙语和英语都不错。所以这批精英影响滂尼发秀创立卡蒂普南的观点就更经不起推敲了。

但实际上我认为伊莱托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

首先，pasyon无法解释菲律宾革命在伊洛科斯地区的兴起。据斯科特考证，pasyon译本进入伊洛科斯地区与1896革命爆发仅隔七年。很难相信伊洛卡诺人在这段时间内能够深入理解pasyon并通过其构建自身角色和历史。[2]萨马地区也是如此，其居民直到革命结束后很长时间才见到pasyon被翻译成当地语言。[3]在他加禄语区出现革命热情高涨或许是因为下层人士对pasyon的热潮，但在非他加禄语地区出现类似的热情就无法仅依托下层人对pasyon的传唱解释了。伊莱托显然忽视了不同地区的差距，声称“群众"是指构成菲律宾革命基础的农村和未受教育的菲律宾人"。我们先不谈菲律宾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在1896年有没有“菲律宾人这一概念”，结合伊莱托自己对阿奎纳多和滂尼发秀的评价，我们会发现这个定义明显将阿奎纳多也列为群众了。在菲律宾革命前夕，新的阶级出现，旧的阶级消失，自给自足的农业让位于现金种植和商品生产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虽然1896和1841的阶级关系已经大为不同，但菲律宾的阶级意识仍然极其粘稠，落后于客观环境。也就是说ilustrados在此时和伊莱托声称的群众在财富之外的地方并没有太明显的区分。

奥坎波也认为，ilustrados被用作一种阶层类别并应用于阿奎纳多这样的人物时,它不再意味着启蒙或受过西式教育，而仅仅指菲律宾革命前夕具有混血背景的土生地主阶层。[4]这些土生地主不一定需要靠西方理论或者民族主义来激起卡蒂普南运动，他们靠自己的社会关系和家产也能对革命造成影响。

实际上斯卡利斯已经指出，pasyon对精英阶层也相当重要，他们把pasyon视为自己传统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许多大型的pasyon表演会也由这些精英举办。[5]

何塞·黎刹在回应西班牙人对pasyon的批评时写道：

As poor and rude as they may be; infantile, ridiculous, and mixed compared to those works which belong to Your Excellency, they retain for me, however, great poetry and a certain halo of purity which Your Excellency could not comprehend. The first songs, the first sainete, the first drama which I watched in my childhood, and which lasted for three nights, left in my soul an indelible memory, for in spite of their rudeness and ineptitude, they were in Tagalog. They are, Exalted Sir, like an intimate fiesta of a poor family: the name of Your Excellency, which is of a superior race, would profane and remove all of their enchantment.

与属于您（西班牙人）尊贵的作品相比，（pasyon）也许贫穷而粗鲁，幼稚而可笑。但是，它对我来说具有巨大的意义。它带有某种纯洁的光环，是尊贵的您无法理解的。Pasyon是我童年观看的第一首歌、第一部小品、第一部戏剧。在我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尽管它粗糙而笨拙，但它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创作的。它就像一个贫穷家庭的隆重节庆。而您，自认为属于一个优等种族，当然会试图玷污并消除pasyon所有的魅力。

在表演中，pasyon具有共同参与性，它并非是揭示下层阶级感知类别的独特窗口,事实上它是十九世纪他加禄社会中为数不多的跨阶层活动之一。[6]

对卡蒂普南的决定性影响或许来自于内部的小传统，但伊莱托却将ilustrados排除出了小传统中。十九世纪的pasyon不单是农民或城市工人阶层的阅读材料，不代表独特的下层阶级的体验。不同的阶级在pasyon的表演中共享空间，然后以各自的方式解读它。试图将pasyon解释为专属于下层阶级的艺术，然后指出下层阶级依靠pasyon决定了卡蒂普南运动是危险的，这意味着我们会先入为主，把自己的见解强加在19世纪菲律宾的工人和农民身上。

伊莱托提到的“群众“是如何理解自己在菲律宾革命中的参与呢？进入1870年代，天灾的频发，社会和经济的转型摧毁了农民的传统，这些变化也为日常生活中pasyon的核心作用敲响了丧钟。[7]pasyon缓慢而无休止的表演与商品生产需求的强度不相容，他加禄农民与家乡土地根深蒂固的神话已经破裂。农民过上了极为流动的生活，这种生活没有根植于任何特定的土地或家园。随着连年灾害和汽船，铁路的兴起，这一时期叛乱猖獗。[8]许多人认为叛乱代表了对一个礼崩乐坏的社会的挑战，因此也加入，期待着带他们回归良好秩序的弥赛亚出现。也有的人寄希望于卡蒂普南的理念。卡蒂普南用古老而原始的习语塑造了一种革命性的动态意识形态。它与部分人的生活经验和对pasyon的理解高度契合。正是这种契合性让卡蒂普南吸引到了他们。这一点来说滂尼发秀无疑是成功的，但结合卡蒂普南的活动范围和地方上无数小型起义的事实来看，相信弥赛亚的农民依然是多数。

实际上1896年前后，许多菲律宾的农民起义领袖依然从简单的千禧年主义出发去反抗西班牙政府。由于农村经济条件和传统文化形式持续存在，多数农民的看法与阿奎纳多，滂尼发秀都不同。这些农民的诉求依然是前现代的，他们自称弥赛亚，要求改革租佃制。所以当菲律宾共和国成立后，他们又转而和共和国作战。换句话说这些人显然无法对卡蒂普南造成影响。连他自己也承认，在菲律宾革命前夕的伊洛科斯，pasyon的朗读和表演主要由精英阶层主导。[9]

因而我认为虽然狭义上的1896革命并非上层人的一手杰作，但忽视他们对影响群众的大型pasyon活动的主导，以及对卡蒂普南运动的决定影响，将滂尼发秀的理论解释为源于下层传统是错误的。

确实，滂尼发秀是公认的卡蒂普南的创始人，而阿奎纳多是他的后辈。但滂尼发秀毕竟是马尼拉的中下层，其社会关系和思想认知本身就有局限性。因此当菲律宾革命扩张到马尼拉之外，滂尼发秀就变成了局外人。出身甲米地豪门的阿奎纳多社会关系四通八达，在甲米地这个西班牙控制下的重要军镇有非凡的影响力，如果没有阿奎纳多等人的支持，卡蒂普南恐怕只会是一个在马尼拉周边发生，和1841圣何塞兄弟会起义一样很快被镇压的秘密结社。

虽然阿奎纳多和滂尼发秀的矛盾最终发展到了对起义军领导权的争夺，并且导致卡蒂普南分裂。但我们不能忘记二人的冲突最早是因为战争进程发生的，与争夺权力没有关系。滂尼发秀在马尼拉的战斗未能成功，而阿奎纳多在甲米地成功了。所以滂尼发秀意图把革命重心迁移到甲米地——但甲米地的人对滂尼发秀的支持自然不如马尼拉。他自己也吐槽，因为他是个马尼拉人，所以来到甲米地后自己的命令经常得不到很好的服从。

在滂尼发秀到来后，阿奎纳多和他的两个派系还在相当的时间里保持了团结。阿奎纳多公开宣布滂尼发秀是卡蒂普南公认的最高领袖。滂尼发秀也感谢阿奎纳多在甲米地发动起义，让他的部队有了栖身之所。然而，滂尼发秀随后开始试图带走阿奎纳多派系的人以期削弱阿奎纳多的影响力。作为回应，阿奎纳多让许多不是卡蒂普南成员的男女进入甲米地，并且让他们加入起义军，在过去卡蒂普南的入会有非常复杂的仪式，现在却被淡化了。阿奎纳多解释说，对抗装备精良的西班牙人的唯一办法是巩固甲米地这一根据地的资源，并采取整体战略获得市民和农民支持，而不是单靠卡蒂普南成员。滂尼发秀坚持保持卡蒂普南的至高无上地位，他是卡蒂普南的最高领袖，可他的理念已经不再适应革命扩大后的状况了。阿奎纳多具有务实精神，他看到了完全动员的优点，因而修改滂尼发秀一生的心血——卡蒂普南章程，让后者心如刀割。

滂尼发秀与阿奎纳多的军队开始分化，双方都在未经对方同意拉拢和调遣对方派系。滂尼发秀随后被称为Supremo（最高领袖）和 Haring Bayan（君主），而身边有更多西方影响的阿奎纳多则更愿意做President。在种种不满下，阿奎纳多开始批判滂尼发秀背叛革命，“想当皇帝”。

在那个历史时期中下层菲律宾人的民族主义情节实际上是有缺陷的。因此，滂尼发秀的保皇主义情结就可以理解了。1841年，阿波利纳里奥·德·拉·克鲁兹发起圣何塞兄弟会起义。他被他的追随者拥立为他加禄人的国王，他们沉浸在菲律宾本土化的基督教文学的世界里。自学成才的滂尼发秀也是这种文学的爱好者。Telesforo Canseco提到，1895年复活节期间，滂尼发秀及其他8名其他领导人在"塔普西山"进行准备起义的旅程。在传说中的民间英雄Bernardo Carpio藏身的洞穴中,他在墙上写下"菲律宾独立万岁!"这句话，转头却又让他的助手带领公众祈祷“他加禄人国王的胜利”，国王是谁？不言而喻。

阿奎纳多和滂尼发秀都认为，西班牙神职人员对菲律宾社会的控制是必须结束的，但阿奎纳多出生在一个思想开明又与传统关系密切的豪门家庭，当过镇长，与许多教会人员联系密切。这导致他并没有将西班牙教士视为一整个阶级，而是根据他们在教区的具体作为来评判他们。他叙述了他如何恳求滂尼发秀饶过被马格达洛派关押的两位西班牙修士，并将他们转交给自己的马格迪旺派。阿奎纳多的理由是，这两位在当地的口碑很好。滂尼发秀轻蔑地拒绝了他的请求。

Talang Buhay将滂尼发秀描述为绝对反教士。就他而言，教士都是假装成圣人的假和尚，他们对人民施加了无数的暴行。他发誓要处决所有落入他手中的西班牙教士，以报复他们对黎刹和人民所做的事情。这种说法肯定有所夸大，因为滂尼发秀也和西班牙教士有谈判。但不管怎么说，出身小职员的滂尼发秀都有一种冲动，这种冲动让他认为菲律宾革命是一个角色颠倒的时代，自己理应凌驾于过去最大的地主——教士之上。

作为卡蒂普南的最高领袖，滂尼发秀希望外国教士对他表示尊重。有一次，当他听说一位西班牙耶稣会教士试图通过与阿奎纳多接触来谈判停战时，滂尼发秀对这位西班牙教士没有首先与他接触感到愤怒，因而大发雷霆。

伊莱托指出，事实上,滂尼发秀与阿波利纳里·德拉·克鲁兹等过去的“弥赛亚”之间存在着一种强烈的亲和力。这些洞见导致了滂发法秀对"神圣理想"和道德改造有近乎偏执的执着，而正是这种执着最终导致了他未能适应扩大的革命，导致了自己的覆亡。[10]

最终，滂尼发秀和阿奎纳多的关系彻底破裂了。阿奎纳多的部队（马格达洛）被西班牙步兵和游骑兵部队包围。西班牙将领波拉维耶甚至准备了一个铁笼来活捉“叛徒”阿奎纳多。相比之下，滂尼发秀的马格迪万控制的领土仍然相对和平。阿奎纳多向滂尼发秀求助，后者却无动于衷。认为他的部队需要保持完整，以应对不可避免的西班牙人的突袭。

阿奎纳多最终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突出重围，这加强了学者之间的共识，即阿奎纳多是比滂尼发秀更好的军事指挥官。阿奎纳多曾经担任过警官和镇长，加上他的军事天赋，再连同大本营在甲米地带来的威望加成，他成为菲律宾革命军队司令是很正常的事情。而在卡蒂普南起义之前，滂尼发秀从未领导过一个武装组织。

滂尼发秀和卢纳拥有恢复乱军秩序与纪律，通过鼓舞人心的演讲提高士气的能力，也有一手百发百中的射术。但在Silang战败后，立即赶往前线，重组分散的部队，并发动反攻的人是阿奎纳多。阿奎纳多的战功比菲律宾革命中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多。这解释了为什么他最终成为共和军的总司令。

阿奎纳多的哥哥克里斯普洛•阿奎纳多在帕松桑托战役中的阵亡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稻草。这场战役本来应该由他的弟弟指挥。但由于阿奎纳多被选为总统，所以克里斯普洛接替了他的职务。阿奎纳多在得知哥哥阵亡的消息后失去了理智，认为是滂尼发秀的冷血导致了这一切，甚至进一步的认为滂尼发秀想杀害自己。然而，从军事角度看，滂尼发秀并不是没有大局观或者被私利冲昏头脑的人。他没有动机加害阿奎纳多兄弟。克里斯普洛的死不是善恶之争，而是失误导致的严重后果。但这最终大大加速了阿奎纳多对滂尼发秀的捕杀。

阿奎纳多和滂尼发秀对菲律宾革命的意义同样重要，二人也是互相成就的。但很显然阿奎纳多是更老练的将军和政治家。我想，关于滂尼发秀，中下层和pasyon的联系被过度神话了。滂尼发秀只能指挥革命的初期阶段。但没有他，卡蒂普南也必然失去灵魂。滂尼发秀固然能力欠缺，性格偏执，新的共和国已经容不下他。但阿奎纳多也有独断专行，容易冲动，对美国存在病态的仇恨（甚至不惜在后来和日本合作）等问题。像May一样，基于部分滂尼发秀伪造的文件，还有后世菲律宾人对卡蒂普南秘密社会的文件如何在几次大火、洪水、白蚁和胡克起义中幸存下来的神话的肯认。就将滂尼发秀对卡蒂普南和菲律宾革命的贡献视为完全的谎言[11]，亦大可不必。

但比起滂尼发秀，阿奎纳多在更多时候确实以负面形象出现。如果他真的是一个贪恋地位，容易变节之人，他就不会放弃自己的万贯家财和与西班牙世代合作的家庭背景，加入卡蒂普南，与西班牙，与美国作战，淌过沼泽，跨过群山，踩过尸骸了。自然，阿奎纳多在平反后也有许多过度的美化，似乎世界就是个巨大的二极管，这些当然也应予以批判。阿奎纳多背叛了菲律宾革命吗？和西班牙的议和现在多被视为是不得已的决定——而他在与美军作战一年后被俘，没有宁死不屈却选择投降依然被视为他的严重污点，也许他在向美军投降的那刻确实是怕死了，但从1896-1902整个菲律宾革命的过程来看，我认为他完完全全对得起卡蒂普南。

阿奎纳多和滂尼发秀的自相残杀是绝对的悲剧。无论怎么说，能拒绝不假思索地接受《勇敢的心》或《卢纳将军》中对主要人物脸谱式的描绘才是最重要的，虽然这两部片子确实好康。

最后，我想用David Sturtevant的一句话来评价阿奎纳多，滂尼发秀和卡蒂普南——————“没有起义会失败，每一次尝试都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可惜搜出来的Katipunan的插画上都没有Aguinaldo,只能单独再发一张了

参考

^Ileto, R. C. (1979). Pasyon and revolution: Popular movements in the Philippines, 1840–1910.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p.83.^Scott, William Henry. Ilocano Responses to American Aggression 1900–1901. Quezon City: New Day, 1986.^Marco, Sophia. “ ‘Dios-Dios’ in the Visayas”. Philippine Studies 49, no. 1 (2001): 42–77.^Ocampo, Ambeth. Bones of Contention: The Bonifacio Lectures. Manila: Anvil, 2011.^Scalice, J. (2018). Reynaldo Ileto’s Pasyon and revolution revisited: A critique. Sojour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33(1), 29–58.^enida, Victor S. “The Santo and the Rural Aristocracy”. Philippine Studies 44, no. 4 (1996): 500–13.^Scalice, J. (2018). Reynaldo Ileto’s Pasyon and revolution revisited: A critique. Sojour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33(1), 29–58.^Bankoff, Greg. Crime, Society and the State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Philippines.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1996.p.61-62.^Ileto, R. C. (1979). Pasyon and revolution: Popular movements in the Philippines, 1840–1910.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p.9..^Ileto, Reynaldo C. Filipinos and Their Revolution: Event, Discourse, and Historiography.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1998.^May, Glenn Anthony. Inventing a Hero: The Posthumous Re-Creation of Andres Bonifacio. Madison: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