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
自1903年塞尔维亚王朝更迭后，与奥匈帝国的紧张关系开始缓慢升温，尤其是由于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奥皇弗朗茨·约瑟夫坚信即使无法再控制塞尔维亚，仍可遏制其外交政策野心。但局势在1912年迎来转折点。
当年3月，由俄罗斯幕后操纵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黑山）结成巴尔干同盟，通过一系列双边互助条约体系，旨在剥夺苏丹在欧洲剩余的领地。在维也纳看来，俄国沙皇对这些基督教国家的庇护已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危险程度。塞尔维亚公开要求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从奥匈帝国分离，从而将自己塑造成南斯拉夫民族运动的引力中心。由于俄罗斯还在加利西亚、波希米亚和布科维纳寻求盟友，奥匈帝国深感被敌对势力包围。
1912年10月8日，门的内哥罗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十天后，巴尔干同盟其他成员相继参战。联军迅速向科索沃和马其顿方向的巴尔干南部推进。当年冬季，门的内哥罗军队攻抵斯库台，塞尔维亚人沿阿尔巴尼亚海岸推进至都拉斯。然而塞尔维亚对科索沃和马其顿的攫取不仅遭到同样觊觎该地区的保加利亚和希腊谴责，更受到阿尔巴尼亚民族运动的强烈抗议。自1878年成立的"阿尔巴尼亚民族权利保卫同盟"（通称普里兹伦同盟），多年来要求奥斯曼帝国内部自治未果，甚至在1881年短暂掌控科索沃。1911年当地爆发骚乱，1912年春演变为全面起义，此时建立阿尔巴尼亚民族国家已提上议事日程。
巴尔干军队在征服奥斯曼领土过程中对平民犯下骇人暴行。他们驱逐、迫害甚至消灭不受欢迎的少数族群，以非法侵占土地。这种以"种族清洗"为委婉说法的集体暴行，自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解体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时期便已出现。自19世纪早期塞尔维亚起义以来，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当种族单一性成为欧洲强大民族国家的信条后，暴力同质化政策持续推行。
在民族主义盛行的年代，人口构成成为争夺领土合法性的依据。列昂·托洛茨基报道称："旧塞尔维亚的塞尔维亚人...正系统性地灭绝穆斯林人口"，以此修正有利于己的民族统计。其他国家的武装力量也实施"种族清洗"以摧毁抵抗。独立调查委员会记录道："房屋整村化为灰烬，手无寸铁的无辜民众遭屠杀...旨在彻底改变纯阿尔巴尼亚人聚居区的民族构成。"整个20世纪，每当征服带来政权更迭或帝国解体，特别是二战和1990年代南斯拉夫继承战争期间，此类暴力总会重演。
列强竭力制定遏制策略。但至1912年12月，巴尔干现状已不可恢复，奥俄关系陷入危险危机。最终维也纳成功阻止塞尔维亚获得亚得里亚海出海口，为此承认1912年11月阿尔巴尼亚国民会议在发罗拉宣布的新国家独立。基于此，交战各方于1913年5月30日签署《伦敦条约》，苏丹丧失欧洲大部分领地。
塞尔维亚拒绝接受现状，要求以马其顿部分领土补偿在阿尔巴尼亚的损失，导致巴尔干同盟破裂。保加利亚国王斐迪南于1913年6月29日进攻塞希联军，战败后被迫在8月10日《布加勒斯特条约》中接受惨痛领土损失。阿尔巴尼亚成为受列强监管的独立公国，由德国威廉亲王任总督，但约半数阿尔巴尼亚人仍居境外。
面对俄罗斯支持的塞尔维亚在巴尔干战争中的扩张，维也纳主战派观点占据上风：塞尔维亚已成为二元帝国存亡威胁，必须武力消除。自此，所谓俄国策动的"塞尔维亚威胁"成为奥匈巴尔干政策的主旋律。而对塞尔维亚而言，战争确立了其地区霸权地位，极大提振民族自信。吞并瓦尔达尔马其顿、科索沃和桑扎克使领土扩大81%，人口增长近50%达430万。贝尔格莱德取得辉煌军事胜利，收复具有历史情感意义的"旧塞尔维亚"——中世纪塞尔维亚帝国核心所在的科索沃与马其顿部分地区。但胜利代价惨重：两场战争阵亡14,000人，伤病死22,000人，伤员54,000人，军费三倍于国家预算。塞尔维亚财源枯竭，面对50万新并入的阿尔巴尼亚和土耳其裔引发的国内问题。当局在新领土安置12,000塞族家庭，数千穆斯林逃亡。自1913年起，塞尔维亚残酷镇压阿尔巴尼亚"卡查克"起义军抵抗，1914年又与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游击队开战。战乱使民生凋敝。
对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塞族和克族而言，巴尔干战争产生巨大动员效应。奥外交部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霍约斯指出："不仅塞尔维亚本土，奥匈治下的南斯拉夫人地区也普遍认为奥匈崩溃在即，南斯拉夫国家只能依靠塞军及其盟友从贝尔格莱德建立。"1913年3月呈交奥皇的机密报告称："南斯拉夫理念——即塞克兄弟情谊...现已深入最高领导层...不仅是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更涵盖文化经济领域。这不仅适用于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更适用于波黑，尤其是革命反君主制情绪蔓延的达尔马提亚。"塞尔维亚的民族煽动和扩张危及奥匈内政稳定与国防安全。1913年4月，塞黑政府开启统一谈判，可能使贝尔格莱德获得梦寐以求的出海口。此外，塞尔维亚通过占领马其顿获得东方铁路部分路段，令持股51%的哈布斯堡王朝承受重大财务损失。
但最令其不安的是俄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庇护，这削弱了奥匈的联盟体系与处理巴尔干事务的军事主动权。对奥匈而言，与塞尔维亚的关系日益成为存亡问题，塞方每次成功都强化此认知。巴尔干战争加速了奥匈巴尔干政策的军事化，为阻止塞尔维亚势力扩张，军事进攻渐成策略选项。维也纳在1913年春、秋两季发出最后通牒，迫使黑山和塞尔维亚军队撤出阿尔巴尼亚领土，此举再次印证奥地利人"武力是贝尔格莱德唯一理解的语言"的观点。当1914年夏对波黑两省的控制岌岌可危时，维也纳决定对"病原体"塞尔维亚实施"外科手术式干预"。事关奥匈内政稳定，乃至王朝存续。在1914年6月24日备忘录中，受德国怂恿的外交部敦促奥皇采取强硬外交路线。该文件显示，早在七月危机爆发前，奥匈领导层已决定启用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1906年制定的进攻策略。
维也纳政策的制定基于多重紧迫考量：巴尔干局势与对外联盟关系恶化，包括与罗马尼亚的紧张、与意大利在阿尔巴尼亚的竞争、巴尔干同盟复活反奥的危险、塞黑统一可能，以及俄国影响力扩张。若干因素为"大战"铺平道路：欧洲分裂为敌对阵营；军备竞赛与亚非拉殖民扩张；激化的社会矛盾；进攻性战争计划、错误军事推测与外交失策。战争将提供消除塞尔维亚威胁的机会，只需等待合适导火索——1914年6月28日奥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
刺杀事件与七月危机
1914年7月28日下午1时许，塞尔维亚总理尼古拉·帕希奇正在尼什的欧罗巴咖啡馆用午餐时，宪兵递来奥匈帝国的宣战电报。自19岁波斯尼亚塞族青年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刺杀奥皇储夫妇以来，紧张局势持续升级，战备加紧。此前，波斯尼亚青年会成员对皇储夫妇选在具有象征意义的科索沃战役纪念日视察占领区军事演习深感挑衅。6月28日上午，七名携带炸弹武器的年轻密谋者埋伏在阿佩尔码头。刺杀成功纯属偶然，更源于警方安保的重大疏失。
案犯及其教唆者迅速被捕，与约180名同情者受审。普林西普等坚称自主策划，仅从塞尔维亚获得武器。但显然他们存在不同政治动机。普林西普供认自1912年即决心刺杀奥方要员，声称"我不是罪犯，只是消灭恶人"，指斐迪南是"南斯拉夫人之敌"，需为紧急状态与叛国审判负责。他们都希望解放波斯尼亚，统一南斯拉夫人。奥方检察官拒绝承认反斯拉夫政策是作案动机，试图证明塞尔维亚政府因忌惮皇储改革计划削弱塞民族主义而主谋刺杀。
但案犯供词从未提及所谓"三元帝国"改革计划。迄今无证据表明塞尔维亚政府或俄国参与刺杀。相反，帕希奇总理在案发前两周已要求停止向波黑走私武器，审查"黑手会"活动。1914年10月28日，奥方法院判处三名主犯20年重刑，附加每月绝食一日及每年6月28日禁闭黑牢。三人皆死于狱中非人待遇。
贝尔格莱德政府试图缓和局势，早忧维也纳寻衅开战。塞方深表哀悼，承诺彻查案情，同时坚决否认政府涉案。俄国外交官斯特兰特曼7月23日报告称，贝尔格莱德视奥塞关系恶化为"不仅不受欢迎，更危及王国存亡"。维也纳外交部确实在谋划"提出塞尔维亚无法接受的要求"。7月7日，奥匈共同事务大臣会议主张设定无法满足的条件，"以便启动军事干预的彻底解决方案"。12天后决定通过领土瓜分将塞尔维亚变为经济附庸。尽管斐迪南遇刺只是引爆列强长期竞争的火花，且若无德国支持奥皇不会冒险开战，但1908年以来积累的奥塞矛盾自有其爆发逻辑。
7月23日晚6时，奥使吉斯尔向塞尔维亚递交措辞严厉的最后通牒，指控塞政府共谋刺杀，提出十项要求：谴责反奥宣传，取缔颠覆活动，并同意奥方参与镇压行动。塞方须48小时内答复。帕希奇总理与内政部长普罗蒂奇精心起草答复文件，甚至在维也纳赢得暗叹。答复除拒绝外国介入司法外，其余条款皆示妥协。但维也纳当日即断交，7月28日奥皇对塞宣战，酝酿已久的危机终至顶点。
战争、撤退与占领
奥地利人抱有战争将速战速决的幻想，因而派遣了一支资金匮乏、装备低劣且士气低落的军队对抗塞尔维亚。作为预防措施，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达尔马提亚已于7月25日宣布戒严，亲南斯拉夫的报纸遭禁，反对派领袖和"塞尔维亚间谍"遭大规模逮捕、驱逐或处决。维也纳着手镇压预料中的亲塞声援浪潮。
8月11日，奥斯卡·波蒂奥雷克将军率三军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渡过德里纳河进入塞尔维亚。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被强征入伍，某些部队中占比高达40%。其中就包括21岁的锁匠约瑟普·布罗兹（后称铁托）。东波斯尼亚和德里纳河谷成为主要战场，奥军由此向塞尔维亚推进。9月18日，科斯塔·托多罗维奇率领的塞族志愿军攻占斯雷布雷尼察，但不久被奥军击退，指挥官遭杀害。奥军与克罗地亚-穆斯林军团对平民犯下骇人暴行。在塞尔维亚历史记忆中，托多罗维奇成为英雄至今受缅怀，其事迹成为民族牺牲叙事的重要寓言。
由于战略规划失误、后勤问题以及塞军总参谋长拉多米尔·普特尼克老将的精锐之师，奥军很快陷入困境。尽管经历巴尔干战争消耗，塞军仍训练有素且心理坚韧。在切尔山德里纳河与科卢巴拉河交汇处的高原，他们粉碎了波蒂奥雷克的部队。战争第一年奥军阵亡近27.4万人，至1914年底奥匈军队被困巴尔干，战局实际已定。塞尔维亚以爱国歌曲《向德里纳进军》纪念这场关键战役，歌颂士兵的英勇与自由精神。
巴尔干战争的残暴性与全面性自1914年夏初现端倪，并非仅是暴力升级的结果。奥军坚信塞族将借助"科米塔吉"非正规军开展血腥游击战，遂以"战争自卫权"为名，公然违反国际战争法实施恐怖破坏与大规模暴行。奥军设立的"塞尔维亚居民行为指导处"下令："我们进入的这个敌国充斥着狂热仇恨，任何仁慈不仅不当更将危及部队安全。"奥匈军队劫持平民作人质，以"报复"游击队为由屠杀数千妇孺，焚毁村庄，洗劫财物，在塞境与波黑境内皆如是。一位匈牙利国防军士兵报告："我军如三十年战争时的瑞典军般肆虐四方，几无完物，士兵挨户搜刮可用之物。"
洛桑刑侦学教授鲁道夫·阿奇博尔德·赖斯亲赴塞尔维亚前线记录暴行。沙巴茨等城镇仅余废墟："每间房屋...皆遭洗劫，带不走的全被毁坏。"奥军所到之处，男子遭屠戮，妇女被蹂躏，聚落面目全非。7月30日普尔尼亚沃尔村惨案中，109名村民被铁丝捆绑，遭15米外齐射后活埋。目击者约万·马列蒂奇描述："未致命者被拖入墓穴，活埋！"赖斯痛陈："目睹此景者永难宽恕。"
塞尔维亚以惨重生命财产代价赢得胜利。战端初启时国家困境难以言表：需供养数十万士兵、难民与战俘，经济几近停滞。仅首年即有163,557名士兵（占25万总兵力65%）与6.9万平民死亡，近60万难民流离。1915年初爆发的斑疹伤寒导致40万患病、10万死亡，五个月后才受控。
其间奥匈筹备反攻。此次同盟国准备充分，并拉拢保加利亚。1915年10月，10个德军师自北渡过多瑙河，保军自东入侵。为避免全军覆没，普特尼克将军于11月26日下令经阿尔巴尼亚山脉向海岸撤退。最高指挥部、彼得国王、政府要员及知识分子随军撤离，宣称绝不投降。留守的妇孺皆被武装。
昔日骄傲的塞军沦为士气涣散的溃军，许多士兵径自返乡，余部开始向海岸的艰苦跋涉。饥寒交迫的士兵在零下20度严寒中穿越冰雪险径。士兵约西普·耶拉斯日记写道："我们在查科尔山裸岩上艰难攀爬，踏着积雪寸步前移。路边倒毙的难民垂首雪中，雪花飞舞，山风奏响挽歌。"随军难民潮惨状更甚：英国海军少将欧内斯特·特鲁布里奇报告："沿途无屋舍庇护，体力不支者唯有等死。"这场被称为"阿尔巴尼亚骷髅地"的死亡行军导致约15万人丧生、7.7万人失踪，仅14万幸存者经协约国船只转运至科孚岛与萨洛尼卡。至1916年春，塞军重整旗鼓，转战萨洛尼卡前线。
胜利者奥匈、德国与保加利亚决意让塞尔维亚从地图消失，但在处置方式上存在分歧：全境吞并或将其削弱为经济附庸？1915年秋，三国瓜分塞尔维亚并建立严酷占领体制。占领目标与行径实为无情去民族化与掠夺，旨在永久抹除塞尔维亚国家存在。奥方设立塞尔维亚军事总督辖区，实施严苛经济剥削，取缔政治组织，控制教育体系。1916年3月，康拉德将军下令无情镇压抵抗、榨干国家资源，无视民生疾苦。粮食强制征缴，16,500名适龄男子被拘。红十字会报告该冬逾8千塞族人饿死，而奥军司令部数据显示至1917年5月中，17万头牛、19万只羊、5万头猪被征用输奥。
1916年9月底，塞军高层派游击队领袖科斯塔·米洛瓦诺维奇·佩恰纳茨从萨洛尼卡潜回组织抵抗。1917年2月，4千男女战士解放摩拉瓦河谷部分地区，但起义终被镇压。奥匈军方称击毙2万，2,600人遁入山林。
自1915年11月起，保加利亚占据塞尔维亚东部清算旧怨。1912/1913年塞族曾在此强制"塞尔维亚化"：关闭保加利亚督教区教堂学校，取缔保语报刊，将希腊、保语地名改为塞语。权力易手后，保加利亚军政府在塞尔维亚东部、马其顿与科索沃部分地区推行无情保加利亚化、经济剥削与高压统治。塞族首当其冲：18-50岁前军人及教师、医生、记者、公务员遭拘禁、枪决或押送保国，另有4.6万人被强征劳役。塞语姓名、文字遭禁，书籍地图被查没。穆斯林待遇亦未见佳。
奥匈出于生存利益对塞作战，德国则侧重经济利益。柏林掌控矿山、摩拉瓦河谷铁路，设立战线后方补给区为萨洛尼卡前线德军提供给养。由于英国封锁导致德国原料食品短缺，德将塞纳入战时经济规划，成立"德意志东方协会"进行掠夺，其残酷程度连奥驻柏林代表都提出抗议。在保加利亚，德方亦迫使索菲亚同意由帝国战争原料部管理铁矿开采。
萨洛尼卡战线横贯马其顿全境，形成80-95英里长的毁灭地带，遭双方炮火反复犁耕。至1916年中，战事陷入僵局，军民补给危机达灾难程度。同盟国士兵（含大量保军）抗命、逃亡、投敌现象剧增。两年后的1918年9月15日，塞军发动总攻突破防线，在盟军配合下向多瑙河推进，11月1日光复贝尔格莱德。自1912年巴尔干战争至1918年停战，塞尔维亚、马其顿与科索沃几乎持续遭受极端暴力、饥荒与疾病。这些经历引发深层次物质、社会、政治与文化变革。
一战参战国中，塞尔维亚损失最为惨重：120万人丧生，18-55岁男性死亡53%，26.4万人伤残，牲畜几近灭绝。对奥匈南斯拉夫人而言，战争经历具有决定性意义：伊松佐战线穿越斯洛文尼亚领土，致数万斯洛文尼亚人流放意、奥、匈；近30万塞、克、波、斯族士兵为异国战死。数百万人历经生死考验，被迫逃离家园，失去亲人与财产，旧社会秩序由此瓦解。当70万男子征战在外，传统性别角色被迫重构：妇女成为家庭支柱，为占领军从事苦役，参与抵抗运动，性道德更趋开放。
流亡科孚的26岁塞国摄政王借危机处理"黑手会"——该组织涉嫌策划政变以建立大塞尔维亚或塞主导的南斯拉夫。1917年萨洛尼卡审判以叛国罪处决十名军官（含首领"阿庇斯"），终结1903年以来的军政权力之争，巩固国家集权。
战争遗留的毁灭创伤与巨量生命损失，使整个南斯拉夫地区亟需为牺牲赋予意义。民族复兴与伟大前景满足了塞族舆论需求。史家、政客与知识分子将战争经历融入公共记忆文化，通过纪念碑与老兵崇拜将塞族塑造为殉道者与受难民族。培育这种战争文化作为共同参照系，旨在构建新的民族共同体认知与政治合法性，使战争升华为新南斯拉夫国家的建国神话。
南斯拉夫统一与国家建立
一战根本性激化了南斯拉夫精英阶层关于国家体制的相左民族理念与对立意识形态。整个20世纪，这些矛盾引发的冲突成为主导性主题，在二战与1990年代等关键转折期反复爆发。南斯拉夫精英带着迥异且部分不可调和的期待、目标与秩序观卷入战争：南斯拉夫人是否已是同族异名？抑或需人为创造？未来国家应行联邦制或中央集权？
塞尔维亚自认无辜卷入生存之战，须以领土扩张摆脱列强影响。为此，原本异质的南斯拉夫理念被吸纳为具体战争目标。1914年9月4日塞政府通函宣布建立"强大的西南斯拉夫国家，联合所有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与斯洛文尼亚人"，认为分裂为小国将危及和平。塞民族主义遂与南斯拉夫统一思想合流。
"三族同源"论日渐突出。语言学家亚历山大·贝利奇、地理学家约万·茨维伊奇（笔名"Dinaricus"）等学者构建南斯拉夫民族理论与表征体系。至1914年9月底，未来国家版图与结构渐明。10月塞政府确认南斯拉夫应行中央集权，但保障"各部族民族特性"，宗教文字平等，兼顾克罗地亚历史象征。
建国斗争不仅需战场决胜，更需外交博弈。1914年11月，流亡的塞克政要成立委员会”游说协约国与舆论。1915年5月该委员会在克人安特·特伦比奇主持下于伦敦展开工作，主张明确的统一纲领”，宣称三族”实为一体"。这对援引威尔逊自决”原则至关重要。尽管存在分歧——克方强调平等建国，塞方视之为解放战争奖赏——双方同意暂搁宪法细节。
委员会成员展开不懈外交攻势，争取最初冷淡的列强支持。克人弗拉诺·苏皮洛被英国前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誉为“自然之力”，重点挫败意大利对亚得里亚海沿岸（协约国允诺予意参战）的领土要求。在美国游说的弗兰科·波托奇尼亚克坦言：“我们亟需向世界证明三族同源，但连国内都未解决此问题。”
关于国家结构，1917年三方势力凸显：科孚流亡的帕希奇政府主张塞族主导的集权国家；伦敦南斯拉夫委员会要求基于自决的联邦制；奥匈议会南斯拉夫俱乐部寻求哈布斯堡框架内解决。1917年5月30日俱乐部呼吁"按民族原则与克罗地亚宪法"统一奥匈境内南斯拉夫人地区。"五月宣言"激发民众运动，但政治影响短暂，俱乐部最终放弃效忠哈布斯堡。
其间塞政府与南斯拉夫委员会达成平等合作。1917年7月20日双方签署《科孚宣言》，宣布在卡拉乔尔杰维奇王朝下建立"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与斯洛文尼亚人王国"，承诺宪政君主制、普选权、领土完整、宗教与文字平等，但未决中央与联邦制之争。
奥匈军事失利、民生凋敝及俄革、美参战等国际变局，催生跨党派跨国界的南斯拉夫建国共识。斯洛文尼亚与克罗地亚支持强烈（仅部分天主教会反对），波黑穆斯林有所保留，马其顿与黑山存疑。但随着战争终结临近，反对声渐消。
奥匈全境媒体与文化机构宣扬构建"三族统一民族"的"伟大目标"，无视卡尔一世皇帝通过"三元帝国"改革挽救王朝的徒劳尝试。1918年10月6日，73名奥匈议会议员成立"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国民议会"，旨在统一奥匈境内南斯拉夫人并建立自由独立国家。10月17日组建临时政府，获贝尔格莱德初步承认。
此时奥匈军力彻底崩溃：1917年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宪兵司令部记录逾2万逃兵，至1918年夏达10万。战地军事法庭亦难阻士兵从运兵车跳窗遁入山林，数千人组成"绿色军团"。1918年9月萨洛尼卡战线失守后，奥匈军队全面瓦解。
随着军队崩溃，二元帝国时日无多。地方首府街头压力骤增：10月21日起萨格勒布民宅悬挂蓝白红三色旗；示威者挥舞克、塞、斯族旗帜与红旗，高呼威尔逊、马萨里克、绿色军团与帕希奇之名；咖啡馆传出《马赛曲》与各族国歌。10月29日，克罗地亚议会召开特别会议，宣布"解除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达尔马提亚与匈牙利、奥地利的所有宪制关系"，建立"涵盖该民族全部人种区域的独立主权国家"。斯洛文尼亚国民议会亦表决脱离帝国，奥匈机构交权。11月24日宣布与塞尔维亚统一。克作家米罗斯拉夫·克尔莱扎写道："我们的奥匈现实如同空酒瓶，在卡拉乔尔杰维奇王座下醉醺醺作响。"
黑山虽与塞并肩作战，但面临保留王朝与制度的难题。流亡的尼古拉国王主张联邦制，11月26日遭国民议会废黜，宣布与塞合并。马其顿政界分裂：部分有条件支持《科孚宣言》，部分要求独立建国。但南斯拉夫构建者与列强皆未考虑散居三国的马其顿人自决权。
1918年12月1日，摄政王亚历山大·卡拉乔尔杰维奇盛大宣布"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与斯洛文尼亚人王国"（SHS）成立，仅克罗地亚与黑山少数地区发生武装抵抗。新国家于1919年巴黎和会获国际承认。此前美国观察员未发现克、斯地区显著反对，达尔马提亚秘密公投更以96%支持率通过建国。
南斯拉夫绝非列强出于无知或私利制造的"人造国家"。其建国动力源远流长：种族混居区的文化相似性与共同经历、受挫且极端化的民族主义、新型社会经济挑战与意识，以及哈布斯堡王朝的守旧、傲慢与拒改。一战催化了十九世纪末以降的自决力量。
同时，建国进程充满偶然性：若无一战引发的政治、社会与意识形态剧变，特别是哈布斯堡帝国的彻底崩溃，解决民族问题的其他方案不会失效。对沦为列强博弈棋子的恐惧（尤其意大利对伊斯特拉与达尔马提亚的领土要求）产生凝聚效应。塞族的抵抗精神、牺牲意愿与坚韧品质使其在1918年战胜衰朽帝国，难以被剥夺建立南斯拉夫的终极战争目标。跨越地域、民族与意识形态界限的军事、经济与人道灾难，促使广大民众（含农民）态度转变。长期的社会屈从与政治边缘化经历，经战争创伤浓缩，最终在1918年历史转折点爆发为对新生的无限热望。对许多人而言，"南斯拉夫"成为尊严、和平、自由与繁荣的代名词。新国家就在这种对未来极度的优渥感中启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