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须知：本文仅探讨学术问题，不参与宗教信仰的探讨。

也请审核看仔细，本文没有任何不适宜的内容！本文仅属于学术研究范畴，不越界探讨宗教信仰

据目前学术界对佛教文献的最新研究表明：从目前的古代文献成书纪录看，大乘经论成书年代远远早于小乘经论；考古发现上也是如此。

新疆出土的迄今世界上最早明确纪年的汉文佛经———西晋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大乘经典《诸佛要集经》残片，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明确纪年的汉文佛经，也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汉文佛经。

20世纪初曾在中国新疆发现5至6世纪时的大乘佛教经典的抄本，这次的发现将记录提早了约300年，在当时可谓世界上最古老的抄本。

到了2006年，由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的两位学者纳西姆•汗（Nasim Khan）与索黑尔•汗（Sohail Khan）介绍了一批新发现的写本，这就是令人震撼的巴扎尔（Bajaur）搜集品，这个写本最让佛教文献学界激动不已的就是终于找到了犍陀罗语“大乘”佛经！这批写本发现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福尔克（H.Falk）教授就与慕尼黑大学哈特曼（Jens‐Uwe Hartmann）教授共同组织了“犍陀罗出土早期佛教写本项目”团队对之加以研究。这个搜集品共有18个桦树皮写卷，其中最长的一个写卷长度超过了220厘米。

这批犍陀罗语写经创造了至少两个记录，第一是其中有一部《譬喻经》残片，据碳十四断代，其年代是在公元前184-46年之间，也就是说是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最为古老的佛经！以后再要打破这一纪录的可能性几乎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巴扎尔写本之中，还包括一部《阿閦佛国经》残片，（见图13）此经的出现对于净土宗佛教研究也极具意义。

美国著名佛教文献学家那体慧（Jan Nattier）在2000年发表了《阿閦佛国土：净土佛教史中失掉的一环》，此文从最古老的汉译本《大阿弥陀经》来检视净土佛教的印度本源，并认为阿閦佛国土是其中的过渡阶段。以往的研究者往往认为阿弥陀佛凈土思想与此前的佛教思想关系甚少，因而需要从印度域外，比如波斯、希腊来寻找凈土思想的渊源。那氏则直接从印度文化本身寻找相关证据，从而跳出旧有模式，为净土思想的产生找到了新的合理解释。而犍陀罗语《阿閦佛国经》的发现，也完全证明了那氏研究的前瞻性。如果学界对此发现更加重试，或许可以让我们重新来书写早期净土宗的发展史！

除此之外，挪威著名大亨兼收藏家斯柯延搜集品之中也同样存有犍陀语本写经。它们目前正在被慕尼黑大学哈特曼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加以研究，包括《贤劫经》、《菩萨藏经》、《集一切福德三昧经》。而另一位匿名收藏家还藏有一部《大乘顶王经》残片。

而2007年，日本佛教大学教授松田和信在阿富汗巴米扬遗迹中发现了世界最古老的佛经抄本，这又比之前在中国新疆发现的佛经抄本要早三百年。是2至3世纪期间抄写的大乘佛教经典之一的《贤劫经》。这是抄写在椰树叶上的经典断片共20多片，最长约10厘米。经书使用的是从北印度至中亚广泛使用的犍陀罗俗语，用古印度文字记载。抄本是对大乘佛教六种修行“六波罗蜜”的说明，还记载了从过去至现世出现的千佛名号等。

也由于诸多中文文献被重视和重新研究，现在普遍把大乘兴起的时间又推到［公元前一世纪］。

随后根据近年学术界有了的最新历史考证记录，大乘佛法的般若八千颂出现的时间和阿含经几乎是同一时期。这个也是学术界前几年才发现的。佛教文献界更为关注的，就是其中的大乘佛经！也即福尔克自己与日本著名佛教文献学家辛嶋静志所研究校勘的《般若八千颂》的第一与第五品残片。这是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最为古老的“大乘”佛经！它对于佛教史研究的意义极其重大。因为首先就年代而言，其断代为公元后47-147年，而且据研究抄自一个更早的版本，所以我们还可以将大乘佛经的（书面）物质形式再往前推进一步。

同样重要的还有，通过语言学比较，可以大体推断出这部大乘经就是来源于犍陀罗地区，其原始撰成语就是犍陀罗语。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大乘佛教起源阶段的研究多了一个无比珍贵的确凿证据。其次，有意思的是经过多语种《般若八千颂》的对校，学界发现这个犍陀罗语本比十多年前发现的巴米扬贵霜时期（公元后三世纪的下半叶）梵语本《八千颂》残卷，更为接近中国早期支娄迦谶的译本。换而言之，就是这个早期中国汉译本比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梵语本还要更为接近此经的原始本！

此外，纪赟老师介绍说，这次发现的断代为公元1世纪的实物大乘佛经，是一个更早的经典版本的抄写本，因此实物大乘经典的更早存在还可以合理地往前推。根据日本著名文献学家辛嶋静志和其老师K.R.Norman的文献学和语言学考证推断，书面大乘经典肯定是公元前就有的了。此外，美国著名文献学家那体慧JAN NATTIER有一本重要的研究大乘佛教的書，叫A few good men，是研究《法鏡經》（即《郁伽長者會》）的，此書第45-46頁中提到此经的時間斷代為“公元前一世紀”，而其他大乘佛經如《八千頌》、《般舟三昧經》等還要早一個世紀，就是出现于於公元前二世紀，只是當時還處於口傳階段，沒有書面存世。這點與小乘佛經一樣，小乘經也是在公元前一世紀才開始寫下來的。

第二辑解篇纪贇：

大乘經典比巴利文經典早的證明

佛教经典大发现时代：

佛教的死海古卷犍陀语佛经篇

而其他大乘佛經如《八千頌》、《般舟三昧經》等還要早一個世紀，就是出现于公元前二世紀，只是當時還處於口傳階段，沒有書面存世。

這點與小乘佛經一樣，（劇學者推斷）小乘經也是在公元前一世紀才開始寫下來的。目前發現最早的（實物證據）巴利文經典是在緬甸出土的20片金箔的貝葉經，年代是5世紀中、後期。

（作者：纪赟，现任新加坡佛学院助理教授兼教务主任、图书馆馆长。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博士论文《梁慧皎<高僧传>研究》200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在印度大小乘教法的分化几乎可以追诉到阿育王的第二次结集，如果按照学者近年来的研究，以及中国21座阿育王塔的出现,则很清晰的反映了印度大乘佛教兴起于阿育王时期。

不少学者也认为，与其说是大乘的兴起，不如说大小乘开始分化更加准确。换句话说：随着部派的产生，大小乘几乎同时分化存在于各个部派。

例如玄奘为什么在《大唐西域记》中竟有五个地方提到“大乘上座部”呢？

先来看看与《大唐西域记》有著密切关系的几部汉文书中对出现“大乘上座部”这个词儿的记载情况。这几部书是《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和《释伽方志》等。这几部书记述的是同一时代同一地区宗教信仰分野的情况，加以对比，可以看出许多问题。现依次写在下面

一、摩揭陀国

《释迦方志》卷下︰“其寺常僧减一千人，习大乘上座部。”

《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师子国王置取此处，兴建斯寺。僧徒仅千，大乘上座部所住持也。”

《释迦方志》和《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在这里使用了“大乘上座部”这个词儿，与《大唐西域记》完全一样。

二、羯錂伽国

《释迦方志》下︰“寺十余，僧徒五百余人，大乘上座部。”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四︰“从此西南行大荒林，千四五百里至羯錂伽国，伽蓝十余所，僧五百余人，学上座部法。”在这里，《释迦方志》仍然同《大唐西域记》一样，保留了“大乘上座部”。而《传》则只有上座部，把“大乘”去掉了。

三、僧伽罗国

《释迦方志》︰“寺有数百，僧二万余人，上座部也。”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四︰“国人信慕，建立伽蓝，见百余所，僧徒万人，遵行大乘及上座部教。”

在这里，《方志》只讲上座部，《传》讲的是“大乘及上座部”，加了一个“及”字。

四、跋禄羯呫婆国

《释迦方志》卷下︰“寺十余，僧三百余，习大乘上座部。”在这里，《方志》完全与《大唐西域记》相同，使用了“大乘上座部”这个说法。

五、苏剌侘国

《释迦方志》卷下︰“寺五十余，僧三千余人，上座部也。”在这里，《方志》同在僧伽罗国一样，只讲到上座部，没有提大乘。

第一卷

阿耆尼国 “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

屈支国 同上

跋禄伽国 同上

缚喝国 “并皆习学小乘法教”

揭职国 “并学小乘教法说一切有部”

梵衍那国 “宗学小乘说出世部”

迦毕试国 “并多习学大乘法教”

第二卷

滥波国 同上

健驮逻国

跋虏沙城 “并小乘学也”( 一伽蓝 )

“并大乘学也”( 一伽蓝 )

第三卷

乌仗那国 “敬信大乘”

露罗国 “学无专习”

呾叉始罗国 “并学大乘”

僧诃补罗国大石门 “并学大乘教”( 一伽蓝 )

迦湿弥罗国 “并学大乘法教”( 一伽蓝 )

例子不必再举了。分析以上三卷中的例子，可以看出有三种情况︰第一，“学无专习”，就是大小乘都学；第二，只讲大乘或小乘；第三，讲明了乘再加上部派。这三种方式可以说是贯穿全书。根据第三种情况，“大乘上座部”只能理解为“大乘的上座部”，两个东西决不能并例。如果标点为“大乘、上座部”，那是违反玄奘的固定的程式的，因而也就是错误的。

这似乎在说明一个问题——大乘和小乘的形成，与部派的形成完完全全是两回事。

貌似在每一个部派中，都有两个教法︰一个大乘教法，一个小乘教法。一个僧侣必须从属于一个部派，他在这个部派中出家，这个部派的律他必须严格遵守。但是他可以采用大小乘教义的任何一种，或两者兼学，而不必脱离这个部派。

让人最感兴趣的是下面一段记载︰

菩提树北门外摩诃菩提僧伽蓝，其先僧伽罗国王之所建也。……僧徒减千人，习学大乘上座部法，律仪清肃，戒行贞明。昔者，南海僧伽罗国，其王淳信佛法，发自天然。有族弟出家，想佛圣迹，远游印度，寓诸伽蓝，咸轻边鄙。

于是这位族弟转回本国，请求王兄在印度修建伽蓝，让僧伽罗国来的和尚在这里居住。王兄就以重宝献印度王，终于建成了这一座摩诃菩提僧伽蓝。

这一段记载非常重要，它说明了北方摩揭陀国所崇奉的大乘上座部法教是从南方的僧伽罗国（锡兰）传过来的，这里需要加一个解释︰这个故事里面的“印度王”是指的印度笈多王朝的三牟陀罗王，这件事情发生在他在位的时期( 公元326至375年 )。

印度的其他三个国怎样呢？羯［食＋夌］伽国属于南印度，跋禄羯呫婆国也属于南印度。这两个国都距锡兰很近。至于苏剌侘国，虽然属于西印度；但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国当西海之路，人皆资海之利，兴贩为业，贸迁有无。”这个国同外国往来，其中当然也包括僧伽罗国在内，在交通方面有有利的条件。所以它受到锡兰“大乘上座部”的影响，也是很正常的。

归纳起来，可以这样说，印度境内的四个国崇信大乘佛教（或准确说大乘上座部），是从锡兰过来的。这也引证了早期佛教传入锡兰时［僧伽罗国。先时唯宗淫祀。佛去世后第一百年。无忧王弟摩醯因陀罗。舍离欲爱志求圣果。得六神通具八解脱。足步虚空来游此国。弘宣正法流布遗教。自兹已降风俗淳信。伽蓝数百所。僧徒二万余人。遵行大乘上座部法。佛教至后二百余年各擅专门。分成二部。］的记载。

玄奘对于当时锡兰和印度大乘与上座部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在他生时，已经有一些佛教界人士对这种关系弄不清楚。到了近代，许多国家的学者几乎已经弄不清楚了，才会出现上座部是小乘佛教；大众部是大乘佛教这样讹谬的说法。

因此，自上世纪以来，一直有学者认为大小乘经典起源于同时。如日本著名学者伊藤义贤认为“第一次结集中已存在［方广大乘经典］”

这样说有依据吗？

南传三藏中《小部》（巴利语系佛教典籍中的经藏共有五部，其中最后一部(第五部)是小部。虽然这部名曰“小部”，但却是五部之中最大的一部。）的《本行藏》（《所行藏》）收集了三十五个本生故事（与汉文经典中《六度集经》等菩萨本缘内容相仿）。即集录各种波罗蜜行的事迹，承认佛道不与声闻道同的基础大乘理论。至此，完全有理由认为——声闻藏、菩萨藏是共同组成完整佛教理论体系的重要环节。因为根据大小乘共通的经典教义，可知如无菩萨藏，亦无菩萨行，亦无能有佛出世、住世，亦无能有佛喧说声闻乃至一切修行教法；

那么考古学方面是不是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小乘经典先于大乘经典呢？这么说有依据吗？

事实上这本身也是随着大乘起源问题的由来，不断研究考证起源时间而得出的一个近乎讽刺的结论。——从目前的古代文献成书纪录看，大乘经论成书年代远远早于小乘经论；考古发现上也是如此。

最后，引用一位南传佛教学者的话，做这个问题的结论：

作为锡兰大学佛教文化方面第一位教授的马拉拉·塞克拉，对佛教的历史演变有非常透彻的了解。他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对于佛教徒，有更多的理由去联合而不是分裂。

本文资料转自原佛公众号和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