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潮汕在抗日战争时期,划为广东省第五行政区,行政专署设于潮州。下辖潮安、澄海、饶平、南澳、揭阳、潮阳、普宁、惠来、丰顺等9县,以及汕头市和南山管理局。面积约12 00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389公里,人口约450万。潮汕地处亚热带,土地肥沃、海域辽阔、气候温和,盛产大米、番薯、花生、甘蔗、果蔬、鱼虾, 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还有陶瓷、抽纱、棉织、制糖、制盐、采矿、铸造、食品加工等工业。文化教育事业较发达, 素有“海滨邹鲁”之称, 潮州是全国知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旅居海外侨胞达数百万人,是著名的侨乡;潮汕的水陆交通十分方便,境内的韩江、榕江、练江均可通航; 有公路分别连接邻近省、区,汕头与潮州之间筑有铁路;沿海有多处大小港口,北宋年间潮汕已与南洋有商业往来, 其中汕头港为广东省第二大港; 辟有通往厦门、上海、青岛、大连、香港、广州以及东南亚、泰国、印尼各地的航线, 因此商贸事业甚为发达。由于潮汕在经济和军事上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所以在1860年以后,英国、法国、德国、挪威、美国、日本、荷兰、比利时、俄国等国家均先后在汕头设有领事馆。
鸦片战争前,潮汕人民就具有长期坚持反抗封建主义统治,抗击倭寇外夷入侵的革命传统。鸦片战争后, 这种革命斗争更是如火如荼。仅规模大、影响广的就有: 1844年潮阳人黄悟空组织的双刀会起义, 潮阳、揭阳、普宁等县入该会者十室居九; 1854年潮汕各县人民响应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纷纷揭竿起义, 各路义军多者数万, 少者数千, 坚持的时间长达1年多, 规模之大为前所未见; 1905年潮汕人民响应全国掀起的反美爱国运动, 各县均成立废美约会, 广大群众群起抵制美货; 1907年5月, 在孙中山的直接指导下,潮籍革命党人许雪秋、余既成、陈涌波等聚集700余人, 发动了饶平县的黄岗起义。以上的斗争给予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潮汕革命党人组成了粤军第四军, 终于推翻了清王朝在潮汕的反动统治。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工农为骨干的潮汕人民群起响应,抵制日货的运动持续到1920年夏才告结束。五四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潮汕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促进了潮汕工人阶级的觉醒, 为在潮汕建立无产阶级先锋队作了思想和干部的准备。1921年1月和翌年春, 潮州、汕头曾先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 虽因客观原因而存在时间均不久, 但表明马克思主义已开始为潮汕的先进青年所了解和接受。
1924年,中共广东区委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发展了一批潮梅籍进步青年为党、团员, 并成立了“岭东团组”, 展开潮、梅方面的工作。在此期间, 潮汕各县市纷纷成立了工会组织, 并开展了反对贿选县长等政治斗争;农村则纷纷建立了农会组织,仅普宁一县农会会员就达4000多户。工农运动的发展,为在潮汕建立共产党组织准备了群众基础。1925年1月, 广州革命政府为建立巩固的广东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东征,在各地人民支援下,国民革命军很快收复了粤东地区。至此, 成立中共潮汕地方组织的主客观条件均已成熟。
3月中旬,在周恩来、陈延年的亲自指导下,中共汕头特别支部成立, 书记为杨石魂; 共青团汕头特别支部也同时成立, 书记为廖其清。从此, 潮汕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翻开了革命斗争的崭新篇章。6月,潮汕各界群众掀起支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热潮,汕头工人阶级还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汕头罢工委员会,直接参加省港大罢工的行列,并坚持了16个月之久。10月,中共汕头特支组建了第一支农民武装“农民自卫军独立营”, 并发动群众抗击卷土重来的陈炯明军阀部队, 有力地支援了国民革命军的第二次东征。11月, 周恩来被广州国民政府委任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 并设署汕头, 揭开了潮汕革命政治的新纪元。在他领导下,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东江的革命统一战线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岭东妇女解放协会、广东省农民协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各市、县总工会等组织得以迅速成立, 有力地推动了粤东地区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1926年7月,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中共潮汕组织立即成立了随军工作团和工农运输队以支援北伐东路军; 潮汕人民还先后筹集了1.000多万元的巨款支援北伐战争。大革命时期, 潮汕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建立巩固的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东国民党反动派也对革命人民举起了屠刀。就在15日当天,中共澄海县部委坚决抵制共产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组织了5000多农军和大批群众率先发动武装暴动, 开了人民群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先河。随后, 潮汕其他县人民在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也纷纷举行武装暴动。其中仅普宁县就有1万多农军和大批群众参加,还成立了普宁临时人民政府,斗争坚持了20天之久。
9月,潮汕人民又以武装斗争积极策应南昌起义军南下潮汕,并在起义军的援助下攻克了澄海、普宁、饶平等县城。此期间,潮汕建立了革命政权, 虽时仅7日, 却影响深远, 揭开了潮汕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同年冬, 在潮汕各县先后成立了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一至六团和十四团, 这些潮汕人民武装在中共东江特委领导下和彭湃、董朗、叶镛、徐向前等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二、第四师的支援参加下, 掀起了声势猛烈的年关大暴动, 建立起一批县区乡苏维埃政权。虽然不久在敌人重兵围攻下, 革命斗争进入了低潮, 但为以后的斗争提供了借鉴。
1929年起, 潮汕的革命斗争再次高涨。不但在边界山区成立了红军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团, 不久又扩建为红十一军, 而且创建了八乡山、大南山、凤凰山等多块苏区。先后以八乡山苏区和大南山苏区为中心的东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牵制了大量敌军, 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和闽西苏区的革命斗争。在共产党领导下, 潮汕人民前仆后继、此伏彼起, 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长期的生死搏斗,用鲜血写下了数不清的可歌可泣的故事。至1935年秋,潮汕各块苏区虽然先后失败了,但革命斗争并没有停止:古大存率领17名红军战士从大南山突围后,转移到大埔县山区进行隐蔽斗争;中共潮澄饶县委和红三大队等武装转移至闽粤边区,与闽南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一起,坚持了闽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一些被打散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则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 利用职业在潮汕坚持秘密斗争。这些斗争均一直坚持至抗日战争爆发。

1937年7月7日, 日本侵略军向北平郊区卢沟桥发起进攻。中国驻军奋起抵抗。至此, 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中华民族危急!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 才是中国的出路! 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 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9日, 中国工农红军通电请缨开赴华北抗日。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和行动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全国各地纷纷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抗日救亡运动。7月15 日, 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了以团结抗日、实行民主政治为主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严重民族危机面前, 经中国共产党不断的批评、推动和督促, 9月22日,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的宣言; 23日, 蒋介石发表谈话, 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宣告实现, 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7年8月22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会议指出,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为此, 会议决定: 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 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在国民党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 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 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次会议制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 是潮汕党组织领导人民抗战,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依据。
1937年上半年,潮汕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存在两个相互没有横的联系因而不知对方存在的系统。一个是由中共闽粤边特委领导的潮澄饶县委(机关设在闽粤边山区),其辖有隆澄、苏南两个区委和隆澄游击队(其活动区域均主要在澄海县)。1937年5月,两个区委和游击队与上级失去联系, 其领导人和主要骨干绝大部分于此前牺牲或被捕, 仅剩隆澄区委书记叶武居和苏南区委委员蚁弟仔。7月,两人同往闽南寻找上级党组织,因发生“漳浦事变”、“月港事件”[1]而未能取得联系,归途又均在闽粤边境被捕入狱。因此, 剩下不多的党员、团员和游击队员也由于失去组织领导而停止活动。
另一个是由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临委”) 领导的中共韩江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韩江临委”)。1936年10月初,设在香港的南临委派潮汕籍党员李平回汕重建党的组织。当时南临委及李平均不知道在闽粤边区有中共闽粤边特委存在, 在潮汕尚有中共潮澄饶县委存在,因此未能与其取得联系。李平回汕后,首先吸收抗日救亡积极分子成立“华南抗日义勇军潮汕大队”,这是一个半军事性质的、党的秘密外围组织, 大队长为曾应之, 指导员为李平,至抗战爆发前有队员200多人。1936年12月底,李平从义勇军骨干中吸收曾应之、陈初明、陈维勤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月在汕头市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同时,经南临委批准,恢复了失去组织关系的李碧山的党籍, 并建立了中共韩江临时工委, 负责人李碧山、李平。至抗战爆发,韩江临委有党员40多名,分布在潮汕、兴梅两个地区。
7月,南临委为加强对潮汕、兴梅两个地区的领导,决定正式成立中共韩江工作委员会(简称韩江工委),书记李碧山, 组织部长李平, 宣传部长曾应之。在此前后, 潮汕各县党组织也建立起来了。9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常委兼政治部主任方方在赴延安汇报工作返经香港时, 与南临委商定: 把韩江工委及其所辖组织划归即将成立的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员会 (简称闽粤赣边省委) 领导。10月, 闽粤赣边省委成立, 书记张鼎丞, 组织部长方方, 宣传部长邓子恢, 军事部长谭震林。韩江工委书记李碧山被选为省委委员。11月,韩江工委机关内迁梅县,为加强对潮汕的领导,于1938年1月成立了中共韩江工委潮汕分委会, 书记由李平兼任,组织部长苏惠,宣传部长曾应之。2月,根据形势需要和上级指示,闽粤赣边省委改称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 方方任书记, 谢育才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李碧山任宣传部长(后为姚铎),范乐春任妇女部长,伍洪祥任青年部长,魏金水参加常委。3月,根据闽西南潮梅特委决定, 韩江工委撤销, 分别在潮汕、兴梅成立中共潮汕中心县委和中共梅县中心县委。潮汕中心县委书记为李平, 组织部长肖明,宣传部长曾应之,机关设在汕头市。其辖下组织有:汕头市委,书记陈勉之;潮安县工委,书记谢南石;澄海县工委,书记陈家珍; 普宁县工委, 书记马士纯; 揭阳县工委, 书记林美南;潮阳县中心区委, 书记余永端; 丰顺县汤坑支部 (由揭阳县工委领导);惠来县总支部 (由普宁县工委领导);饶平县隆都支部(由澄海县工委领导)。此后, 在潮汕中心县委的统一领导下, 潮汕党的各项工作得到更迅速的发展。
潮汕的共产党组织在抗战初期的有利形势下, 通过发展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物色培养入党对象, 积极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发展壮大了党组织。1937年底,潮汕仅有约100名共产党员,1938年7月已有700多名,1939年1月发展到1509名, 5月增至2 683名, 到11月底猛增至4038名。
与此同时, 党的思想建设工作也与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同步开展。在1938年至1939年间, 在上级领导下, 潮汕党组织展开了大规模的党内教育运动, 针对党内存在问题, 先后组织党员学习了一批党的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文章, 例如《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等。通过学习, 使全体党员加深了对党在抗日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 增强了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的自觉性, 加强了组织纪律观念, 树立了持久战的思想并进一步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的逐步健全, 党员队伍的不断壮大, 党的思想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 使潮汕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加团结而坚强, 更富有战斗力。这就为在潮汕展开人民抗日战争提供了根本保证。

潮汕的抗日救亡运动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就开始了。此后, 由于一方面潮汕的国民党当局执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对群众爱国活动进行压制; 另一方面潮汕的共产党组织正在进行保卫苏区, 反击国民党军的“围剿”的艰苦斗争, 未能对救亡运动实施有力的组织领导, 因而抗日救亡运动转入秘密状态, 并很快进入了低潮。
1934年夏开始,潮汕兴起了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字运动。该运动的发起者为汕头友联中学读书会的爱国青年学生和汕头《星华日报》社的青年知识分子; 其领导核心是一些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和参加过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运动的进步青年。1936年春, 作为该运动领导机关的汕头新文字研究总会正式成立。此后, 新文字运动, 发展成为有各界群众参加学习的群众性运动,进步知识青年和文化人以及汕头市的大中、一中、女中、友联、岩光、海滨等中学的进步学生成为这一运动的先锋和骨干。对此, 潮汕国民党当局惊慌失措, 以“新文字是宣传赤化的危险文字”为由, 明令“严行禁止, 以杜流传”[2], 并对研究总会的领导骨干进行迫害, 使新文字推广工作被迫停止。1936年9月, 潮汕进步青年又成立了“岭东小学教师救国会”秘密组织。10月, 建立了“华南抗日救国义勇军潮汕大队”。
1936年10月, 华南抗日义勇军潮汕大队派杜桐创办《海岸线》, 以汕头《先声晚报》副刊的名义公开发行。该刊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潮汕、兴梅等地有较大影响。12月11日, 汕头市的国民党当局派大批军警查封了《海岸线》,并逮捕了杜桐等8人,时称《海岸线》事件。
卢沟桥事变前的5月22日, 日本浪人青山清在汕头市闹事,无理殴打岗警, 被拘留。日方借机进行政治、军事威胁, 激起市民和学生的公愤。中共汕头市工委决定利用这个事件, 组织了一个包括教师、学生、职员在内的30多人的各界代表团,向国民党市政府请愿,要求当局向日本领事馆提出强烈抗议,以大中中学、市立一中、友联、海滨、岩光、女中等学校的爱国学生骨干周礼平 (市工委委员、学生支部书记)、郑克临、林克清、曾定石、曾应之、方东平、陈维勤等为核心, 组织发动全市学生, 于5月30日利用纪念“五卅”惨案, 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大游行、并向国民党汕头市当局递交团结抗日的请愿书。而此时, 国民党汕头市政府当局却对日妥协, 压制群众抗日, 制造了“考场事件”:6月21日郑克临、林家全、苏开宏、曾定石、李国成等17名进步学生在考试试场或宿舍被捕,其中有7人被解往潮安监狱囚禁。此事引起各界人士极大的愤慨, 纷纷提出谴责。直到“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 155师师长李汉魂才宣布爱国学生无罪, 具保释放。
国民党当局以制造“《海岸线》事件”和“考场事件”, 对抗日救亡运动横加打击。但是, 在共产党领导下, 潮汕的抗日救亡运动仍顽强地向前发展, 如地火运行, 任谁也阻止不了。
全面抗战爆发后,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 国民党当局被迫倾向抗日, 逐步放松了对群众爱国运动的统制, 如李汉魂释放考场事件被捕学生。特别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宣告实现后,一个非常有利于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发展的时机终于出现。
韩江工委紧紧地抓住了这一时机。在此前后, 韩江工委为贯彻南临委关于建立党领导的公开合法抗日群众组织的指示, 先后派曾应之、陈华(陈光)、王勖等党员, 与潮汕驻军一五五师政训处进步青年军官、政训员张其光建立了联系, 并通过张其光争取了该师师长李汉魂的支持; 通过《星华日报》社副主笔、爱国进步知识分子张问强争取了国民党汕头市党部特派员林伟民、汕头市长何彤等的同意, 于1937年8月13日, 在汕头市国民党部礼堂成立了汕头青年救亡同志会。该会理事有5名是共产党员, 其余均为接受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爱国青年。会中还成立了秘密的中共支部作为核心领导。汕头青救会成立后即按韩江工委的指示,先后派出“一五五师随军工作队”等多支工作队分赴潮汕各县, 乃至东江部分县镇以及粤北、华东等地活动, 有力地推动了所到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各县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和汕头青救会的帮助下,至1938年1月, 潮安、潮阳、丰顺、惠来、南山、澄海、揭阳、普宁、饶平等县均建立了青救会的组织, 并在粉碎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统制青救会的企图后, 统一改称青年抗敌同志会(简称青抗会)。在青抗会帮助下, 各县又根据本地实际, 分别成立了妇女抗敌同志会、华侨抗敌同志会、教师抗敌同志会、学生救国联合会等抗日团体。上述各抗日团体绝大部分均由共产党员担任领导职务, 并成立了秘密的中共支部。
由于这些团体均为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为了统一其行动,避免各自为战,以加快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938年2月成立了岭东各地青年抗敌同志会通讯处作为公开合法的领导机关, 并创办了《抗敌导报》作为机关刊物, 以指导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岭青通讯处的5名常委均为共产党员, 其中曾应之、徐扬都是中共潮油中心县委的部长。此后, 共产党成为潮汕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领导, 青抗会成为潮汕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组织。因此, 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在潮汕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和贯彻。
为了尽快地发动潮汕人民大众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来,青抗会等团体运用潮州方言歌谣、戏剧、歌咏、美术、新闻报道等手段, 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宣传运动; 利用学校、夜校、识字班等阵地, 展开了抗战教育运动。通过这些运动, 把潮汕民众广泛发动起来。例如, 1938年8月, 武汉各界慰劳前线抗战将士委员会向后方民众征求30万封慰问信,岭青通讯处闻讯即发出了征集1万封慰问信的号召。号召发出后,各地青抗会等团体和机关、学校、各阶层民众纷纷响应,仅20天就收到了5万多封慰问信和1万多个装满物品的慰劳袋。9月中旬,岭青通讯处又发动了“纪念‘九一八’, 拥护政府保卫武汉争取抗战胜利三十万人签名运动”,这一号召刚发出, 就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热烈响应, 上自国民党的行政专员、市长、县长、党部书记长, 下至中、小学生都纷纷签名, 不久就超额完成了任务。9月下旬, 岭青通讯处又发出征集5000件棉背心、慰劳南澳抗战将士的号召, 各地随即出现民众节衣缩食缝制棉背心的热潮。
潮汕是著名侨乡,旅居海外的潮侨数以百万计, 主要聚居在东南亚一带,素以爱国爱乡而闻名。为了动员起这支爱国力量,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指示潮汕中心县委:“潮汕与南洋各地关系至为密切, 关于南洋的国际宣传, 潮汕也应负责去进行。应该不断地向南洋各地如暹罗(现泰国)、安南(现越南)、新加坡、菲律宾、荷属仰光报导关于新四军的建立及其意义, 扩大政治影响, 鼓吹募集给新四军; 报导潮汕救亡工作动态, 批评当局的每一不够与错误地方,造成海外舆论来推动之;同时鼓吹组织回国工作队、服务团, 回潮汕来进行救亡工作。”[3]根据党的指示, 岭青通讯处设立了海外组, 先后向南洋各地派驻特派员或派专人前往宣传, 并向各华侨抗日团体寄送《抗敌导报》等, 使更多的潮籍侨胞了解到共产党是坚决抗日的爱国政党, 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坚决抗日的爱国军队, 潮汕青抗会是坚决抗日的爱国团体等。由此, 潮籍侨胞掀起了支援家乡抗日运动的热潮,先后捐献给家乡大批财物,购运大米回潮汕平粜;捐赠多批款项支援新四军以及潮汕青抗会;动员数以百计的热血青年回家乡参加抗日, 其中数十名被选送往参加新四军;并长期从舆论方面声援祖国及家乡的抗日运动。此外,潮汕著名的革命学校南侨中学也是在海外侨胞支持下创办起来的。潮籍侨胞在抗日历史上留下了爱国爱乡的光辉一页。
潮汕人民大众 (包括潮籍侨胞) 动员起来后, 潮汕的抗日救亡运动以前所未见的汹涌之势进入了高潮。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团体也由此得到迅速的发展壮大。至1939年5月,仅青抗会员就达1. 2万人以上, 妇抗会员也达到 8000人以上, 与各抗日团体有着密切联系的各界民众则数以十万计; 青抗会、妇抗会等团体发展至区、乡基层, 其成员由原来以知识青年为主发展成为以工农群众为主。这就为此后展开的抗日游击战争准备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为了准备打仗, 根据党的指示, 各地青抗会在成立之初均设立了训练部或训练股,以组织会员学习军事知识,进行军事训练。其先后成立的各种工作队均过半军事化的生活。抗日形势的日趋紧张, 使初级军事训练成为青抗会的一项经常性工作。这就从组织上为以后建立抗日游击队做了准备。
此外, 还在广大城乡对地方实力派进行统战工作。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 潮汕的中共组织曾派出党员干部、青抗会员参加广东省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在广州举办的“民运干部训练班”和民运督导团”;参与翁照垣举办的“广东省第八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妇女干部训练班”, 和刘志陆、林先立举办的“广东省第九区抗日自卫团分队长教导队”等, 共产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借助这种形式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另外, 在揭阳、丰顺、澄海、潮阳等县的保安团队、壮丁训练队等方面, 中共潮汕地区组织指示各地也派人员进去,争取掌握其领导权;在广大乡村,对国民党的乡、保长, 士绅, 族长, 也积极开展工作, 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广泛、坚实的基础。

1938年6月21日, 日本侵略军为夺取侵犯潮汕及广东的前进基地,派20余艘军舰、300多海军陆战队向南澳县发动进攻。岛上的国民党保安营一触即溃、逃回大陆, 南澳当天即告失陷。时已接替一五五师驻扎潮汕的一五七师, 于7月中旬组织了有360人、由正规军和地方抗日自卫队混编的“义勇军”, 由一五七师的吴耀波营长率领偷渡登岛,并于17日收复了南澳县城。日军随即增派兵力封锁南澳并向义勇军发动进攻。义勇军与数倍于已的敌人展开血战, 坚持了约20天, 因弹尽援绝,南澳再告失陷。此战毙伤敌人约500名。义勇军也仅有数十人生还。
10月12日,日军在惠阳县大亚湾登陆,13日侵占惠州后,又向广州进攻。国民党军大部分一触即溃。广东危急!
在此形势下, 中共潮汕中心县委为了准备迎击敌人对潮汕的入侵, 于10月中旬在澄海县第四区岐山乡召开了执委扩大会议。与会者有: 刚赶到潮汕的闽西南潮梅特委书记方方, 潮汕中心县委全体执委, 各县委负责人以及岭青通讯处、汕头青抗会的党员负责人等近20人。会上,方方传达了本月初接获的中共中央关于华南工作一切为着准备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并作了重要讲话。方方精辟地分析了广东形势, 指出潮汕防务空虚,因此存在敌人乘虚登陆的可能性; 号召潮汕党组织紧急动员起来, 全面投入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 并积极推动潮汕国民党当局向坚持抗战的方向走。接着, 方方又指出在潮汕独立自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6个有利条件和5点不利因素, 要求潮汕党组织各级领导对此要有清醒认识, 并努力工作, 克服困难消除不利因素。方方还点明了建立抗日游击队的途径是打入并掌握现成的地方性武装; 强调建立平原地带游击小组网的重要性; 指示潮汕各地党组织要尽快在桑浦山、凤凰山、大南山和潮梅边界山区建立巩固的抗日游击支点。会上, 潮汕中心县委书记李平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作了动员报告。
最后, 会议提出了“一切为了发动群众, 准备开展潮汕抗日游击战争”的口号, 并作出了五项决定: (一) 潮汕全党及党领导的各抗日团体的工作全面转入备战,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向农村,迅速在重要乡村和山区建立游击支点;(二)各级党委设立军事部以加强对军事工作的领导, 尽快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 培养武装斗争骨干;(三)继续扩大党的组织,特别注意在重要乡村和山区建立党的支部;(四)成立潮汕中心县委潮普惠南分委,如敌人占领汕头、潮安将潮汕隔为两片, 分委即改组为中心县委, 直接由闽西南潮梅特委领导;(五)如日军近期在汕登陆,即以游击干部训练班和汕头青抗会成员为骨干, 到桑浦山区成立抗日游击队, 开展游击战争。此外, 对各市县党组织的行动计划和青抗会等团体的工作, 都作了具体的研究和部署。
岐山会议是潮汕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中共中央以及闽西南潮梅特委的指示,使潮汕党组织统一了思想,统一了步调, 明确了工作目标, 转变了工作重心。所以, 在此后短短的7个月中, 战备工作得到了迅速的落实。
岐山会议后, 闽西南潮梅特委加强了对潮汕的领导;11月派特委副书记谢育才到潮汕检查并帮助工作;12月从新四军调潮籍干部陈谦返回潮汕工作; 同月又委任潮汕中心县委宣传部长钟骞为特委机关报《前驱》的社长, 并指示他以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代表的身份公开在汕头市设立《前驱》报社, 争取在潮汕公开出版, 以加强对潮汕工作的指导。因此钟骞成为抗日时期潮汕唯一一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1939年春从闽西调军事干部黄玉屏、从闽南调潮籍干部卢叨至潮汕工作。5月上旬,特委书记方方再次亲临潮汕检查战备工作。
为适应战时环境, 潮汕党的部分领导机关进行了调整。1938年10月,潮汕中心县委设立了军事部,部长为卢叨(1939年春到职);11月,潮汕中心县委潮普惠南分委成立,书记为陈初明;同月, 为加强对汕头市郊及桑浦山区的领导, 汕头市委改组为汕庵区委, 书记为陈勉之 (兼)。与此同时, 各地党组织在大南山、桑浦山、大北山、八乡山、凤凰山、莲花山等山区的乡村发展党员,建立了数量不等的支部, 秘密进行开辟游击支点的工作。
打入地方武装和培训军事骨干的工作也全面展开。岐山会议后, 潮汕中心县委提出了“最优秀的忠实于党的共产党员到自卫团中去”的口号, 并先后派出多批干部、党员通过各种关系进入国民党的地方武装组织中。仅第九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办的自卫团分队长教导队中, 就有以潮汕中心县委青年部长徐扬为首的20多名共产党员在其中工作或学习,其学员多数是由各县党组织秘密选送的青抗会员。1938年11月,潮汕中心县委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 以岭青通讯处办“抗敌学术讲座”的名义, 在汕头市公开举办,.学员有以青抗会员身份出现的各县委负责军事工作干部和部分青抗会骨干, 谢育才、黄玉屏主持讲授游击战术及其他军事知识, 时间为半个月。1939年1月, 潮普惠南分委也在普宁县流沙墟以“青年学术讲座”形式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参加者有200多人,时间20多天。这些工作的开展,使潮汕中心县委拥有了一批具备一定军事知识的骨干,并掌握了一些地方武装。
与此同时, 青抗会等团体根据岐山会议的有关部署, 在公开战线上积极配合党的秘密工作。首先是建立战时工作队开赴各战略要地配合党开辟游击支点。例如, 汕头青抗会组建了4支工作队分赴市郊各大乡村和桑浦山区工作; 潮安青抗会成立了基本工作总队, 分赴铁路、公路沿线乡村活动; 澄海青抗会的工作队则开进莲花山区建点; 揭阳青抗会和丰顺县汤坑青抗会的各支工作队则分赴与兴梅地区接壤的大北山区及小北山区工作; 潮阳、普宁、惠来、南山的青抗会工作队则分别到大南山区和沿海渔村工作。
其次是加紧组织会员进行军训, 并配合党打进地方武装团队以掌握枪杆子。汕头青抗会组织市郊金砂乡40多名工农青年会员成立了“金砂乡工农抗日自卫队”,还先后组织会员进行了数次游击战演习; 潮阳、惠来等各县青抗会也均组织精壮会员进行军事集训。在打入地方武装团队方面,各县青抗会也做了大量工作,掌握了一批护乡队、守青队、自卫队的领导权。例如, 揭阳青抗会先后在瑞来、朱竹坑、高明等乡村推动成立了由青抗会领导的自卫队; 惠来青抗会通过与该县自卫大队建立良好统战关系而成立了由40多名青抗会员组成的“惠来县抗日自卫团志愿队”, 等等。
为推动闽粤边国民党当局采取积极的备战措施,方方在1938年9月1日出版的《前驱》报上发表了《从目前战局说到闽粤边军事上应有之部署》一文。该文以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观点为指导, 精辟地分析了闽粤边的形势, 向闽粤边国民党当局提出了4条在闽粤边, 特别在潮汕和闽南地区进行正确的军事部署的意见。10月, 潮汕中心县委指示各地青抗会以岐山会议决议和方方的指示为依据, 向潮汕各地国民党当局提出积极进行备战的意见和措施。10月下旬, 岭青通讯处和汕头青抗会联合率先发表了《保卫潮汕紧急宣言》; 11月7日, 岭青通讯处又召集了汕头、潮安、澄海、揭阳、丰顺5县青抗会代表在汕头市开联席会议, 并向第五行政区专员胡名藻、第九区统委会主任刘志陆和5县市国民党当局上书, 提出备战具体措施; 此后潮阳、普宁、惠来、南山的青抗会也向各县当局, 特别是第八区统委会主任翁照垣上书备战意见。在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各抗日群众团体的批评、推动、督促下, 潮汕的国民党党政当局也略为增强了抗战决心, 采取了一些较积极的抗战措施。例如, 成立“动员委员会”并吸收青抗会骨干担任实际领导工作; 成立工作队下基层发动群众; 充实抗日自卫队, 并默许青抗会员到其中担任政训工作等。
对国民党驻军的统战工作, 是潮汕中心县委的工作重点, 此前就曾与一五五师、一五七师建立了较良好的统战关系。1938年11月, 独立第九旅接替一五七师来潮汕驻防, 旅长华振中兼任潮油警备司令, 统辖潮汕的国民党武装。潮汕中心县委认为华振中曾在十九路军任职, 是一个民族意识较强、主张团结抗日的爱国将领; 该旅部秘书徐先兆也是一个进步爱国军官, 因此决定对独九旅的统战工作从这两人入手。12月29日,钟骞以闽粤边共产党组织代表的身份拜会了华振中, 开诚布公地向其阐明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及与独九旅合作保卫潮汕的诚意, 并提出了发动潮汕民众紧急进行备战的具体建议。钟骞为民族利益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登门拜访、慷慨陈词的真诚态度,给华振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初次会唔不可能有实质性的结果, 但与独九旅的良好关系由此开始建立起来了。此后, 潮汕中心县委派杜桐、徐扬以青抗会领导人的公开身份负责与独九旅的联络工作。华振中则派徐先兆作为与青抗会的联络人, 并多次亲临《前驱》报社与钟骞长谈以洽商抗日问题;数次参加汕头、潮安青抗会举行的大会以示支持;通令各交通要道、战略要点的乡保甲长须参加青抗会、赞助青抗会的工作; 还要求青抗会派代表驻其警备司令部, 派会员参加警备司令部战时工作队等等。与此同时, 汕头青抗会的黄玉屏、冯志坚等人也在金砂乡青抗会的协助下, 展开了对驻扎该乡的广东省保安团第五团第三营的统战工作, 并与其营长、爱国军官李平建立了良好关系。金砂乡青抗会帮该营密切与群众的关系, 发动乡民助其构筑军事设施; 该营长李平则派军官协助黄玉屏、冯志坚训练金砂工农抗日自卫队。
潮汕党组织及青抗会等团体抓紧时机, 推动、帮助潮汕国民党党政军当局增强抗战决心采取有利于抗战的措施, 巩固和扩大了潮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受到闽西南潮梅特委的表扬。特委在1938年11 月20日向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报告中写道: 潮汕当局从慌乱中准备逃跑退却到增强了抗战决心、做了相当的抗战准备工作, 除了因战局的关系之外, 显然就要算到我们这次的推动力量了。
由于岐山会议后, 潮汕党组织全面地、扎实地、卓有成效地展开了备战工作, 因此当日本侵略军进攻汕头的炮声一响, 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即迅速成立, 并展开了有声有色的抗日游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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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7年7月16日, 闽粤边区红军游击队领导人何鸣在同国民党军第一五七师谈判红军改编时,丧失警惕,致使近千人的部队在福建漳浦县被国民党军包围缴械,时称为“漳浦事变”。同日下午,国民党军又在诏安县月港村围捕并惨杀了中共闽粤边打委代理书记张敏和潮澄饶县委、云和诏县委、饶和埔县委主要领导干部共10余人,时称为“月港事件”。
[2]见《汕报》, 1936年7月15日。
[3]《中共闽西南特委给潮汕中心县委指示信》(1938年4月1日),载福建省、广东省档案馆:《闽粤赣边区革命历史档案汇编》第三辑, 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