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帝都南京失陷！

帝都陷落

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势如破竹，其侵略气焰十分嚣张，凭借庞大的军事力量，相继占领华中、华南的大片领土。

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武汉是重庆政府的政治军事中心和作战物资主要集散地。拥有2700多架飞机的日本空军，加紧对武汉实施空袭和轰炸，同时在中国到处狂轰滥炸，激起举国同愤。

轰炸后被夷为废墟的城市

为了显示当局抗战到底的决心，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决定采取一次重大行动，派空军跨海东征，对日本进行一次空袭，以此来警告日本侵略者！

其实早在1936年年底，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制定的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就向空军要求，“准备全部轰炸机以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可是自从退守武汉后，不仅中国的空军基地离日本越来越远，而且能担此大任的飞行员也都牺牲得差不多了。

中国虽有600多架飞机，但可用于第一线作战且编入作战部队的仅296架，并且其中战斗机较多，轰炸机只96架。不但轰炸机的数量不足，而且不少飞机限于性能差、航程短，根本无法执行出国作战任务。

并且开战后，中国空军在与日本的血战中伤亡惨重，其中能够飞抵日本本土的萨伏亚S-72和马丁-B10等两种远程轰炸机几乎损失殆尽。

中国空军马丁B10轰炸机

可就连这数量不足的轰炸机中国政府也“无法使用”它们，仅剩的几架马丁-B10轰炸机、伏尔梯V-11轻轰炸机和诺斯洛普G2E轻轰炸机都在“国际飞行中队”手上。

中国空军伏尔梯V-11轻轰炸机

让他们去？外籍飞行员摇头，说执行这项任务风险太大，并提出了要10万美金的天价酬金！(当年的10万美金)

中国政府立马拒绝，倒不是凑不出那么多钱，主要是丢不起那人！

但这时，一个人挺身而出！大声喊到：我去！

他就是政府专机飞行员徐焕升上尉，自告奋勇地提出由他负责重新组建远征轰炸队的具体事宜。

徐焕升  上海市崇明人

徐焕升受领任务后，立刻通知在汉口待命的预先选拔好的第十四中队人员立即飞抵成都报到。1938年3月，中国空军重新制定了《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选定日本佐世保军港和八幡市为轰炸目标。为了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航委会又从飞行第八大队第十九中队调来以佟彦博副队长为首的数名优秀飞行员，与先前到达成都的飞行员会合，成立特别轰炸中队！

特别轰炸中队在徐焕升的率领下，对当时中国空军现有的各种轰炸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最后选定只能是马丁-B10轰炸机。

中国空军马丁B10轰炸机

可这些飞机在外国飞行员手里，怎么办？！

徐焕升让中国空军拉响了一次空袭警报，并通知外籍飞行员们迅速离开飞机。等他们一离开，徐焕升马上让地勤人员把飞机的油料全部卸除。

第二天，等外籍飞行员返回时发现，自己被禁止接近飞机，徐焕升宣布：马丁-B10轰炸机即日起全部由第十四中队接管。

外籍飞行员这才如梦初醒，有恼的、有怒的、有狂呼的、有要大闹一番的。徐焕升明白他一个人吵不过这么多人，只是看看他们，然后一转身走了。

美籍援华志愿大队(注意背景是P-40)

回去后，他给外籍飞行员们写了一封公开信：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奉命而行。作为我本人，其实对你们相当敬佩，感谢你们帮助我国抗战。关于今天的事，我希望你们不要轻易掏枪动粗，否则只会违背你们善良的美德。你们必须心平气和下来，因为你们在这里的任务暂时结束了。

外国飞行员们读完这封情真意切又义正辞严的信，知道他们没有要价的资本了，也只得作罢。

最重要的飞机已经搞到手了，是时候开始我们的第一次远征了！！！

第一步，改装：

特别轰炸中队在成都凤凰山基地开始了临战训练，并对马丁机的性能进行摸索和适应。在训练过程中，徐焕升发现，马丁-B10虽然性能良好，但最大航程还是飞不到日本的中部。

马丁B10和马丁139WC是同一款轰炸机，外贸版为B10，美军自用版为139WC

计划返航途中在宁波基地加油，极可能遭到日本人的追击(其实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狂妄自大，战争初始并未建立本土防御体系，少数的雷达也是面向太平洋方向的，这也是本次行动成功的重要原因)。而且，仅靠眼下这两架飞机投掷炸弹难以取得震慑效果。于是，特别轰炸中队请示航委会，修改原定计划，以两架轰炸机携带传单空袭日本，宣扬我国抗战意志，警告日本当局，并且为了缩短航程，将目标改为九州岛的长崎、福冈和北九州岛。把弹舱改造成油箱，加大油量就可以保证续航时间。最高统帅部同意了他们的建议。

准备行动的马丁B10轰炸机

第二步，远征：

经过两个月的准备，终于在梅雨季节里等来了一个风清的月夜。

1938年5月19日15时23分，由1403号机组和1404号机组，还有中国空军仅剩的最后1架He-111A轰炸机1902号担任后勤支援运输。

这种构型的He 111仅生产了10架，德国空军测试后证明了动力不足而最终卖给中国，中国购入了8架（2架作为零拆机用，实际服役的仅有6架）。

3架战机从汉口王家墩机场起飞，两个小时后降落在宁波栎社机场，补充燃油。23时48分，其中两架战机出发去日本执行任务。

携带有100万份传单的机队自宁波出海后先转向南，然后向日本九州岛飞行。5月20日凌晨2时25分，飞机到达日本九州岛上空，飞行员查证航图，推定底下的城市就是长崎，于是飞机开始降低高度。机组成员立刻将各自尾舱内装满传单的麻袋搬出，当飞机高度降至3500米时，一份份传单像白色的炸弹一样从舱板下的方形射击孔投出，纷纷扬扬地飘向日本的领土。

而后，双机编队以长崎编队为起点，向北做大圆弧飞行，于凌晨3时45分到达福冈上空，在撒下传单的同时投下了照明弹。4时32分，编队飞越北九州岛上空，将剩余传单全部投放。之后，飞机掉头向西南沿原路返回。5时23分，双机飞到公海。

第三步，返航：

8时40分，1404号机经宁波在江西玉山机场降落。9时24分，1403号机经临海在南昌着陆。9时30分，所有机队人员接到通知前往汉口会合。11时30分，两架马丁-B10轰炸机在空中编队后，降落在汉口王家墩机场。机场上欢迎的群众人山人海，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军政部部长等也到机场迎接。5月22日，周恩来,等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办事处亲自到国民党空军司令部，对凯旋的飞行员进行慰问，并赠送锦旗一面，上面写着八个大字，“德威并用，智勇双全。”周恩来还发表了讲话，赞扬他们的成绩和英勇行为，并与徐焕升和佟彦博合影留念。

返航后的机组成员

日方反应：

在中国飞机飞临日本本土并进行长达1小时43分的“轰炸”期间，并没有遭到日本防空力量的有效拦截，据徐焕升后来向日本作家古屋奎二回忆说：“当时日本的防空哨警戒能力相当幼稚，我们侵入日本上空时，并未被发现；在飞临九州北部城市福冈上空时，机上报务员向国内发报：“空中没有阻拦，地面发出警报；灯火管制；无数探照灯柱直插云宵；高射炮火密集发射；我机安全飞离……”。两架飞机依次飞临久留米、佐贺、佐世保、福岗等其它九州各城市，撒下传单上百万份，在日本本土上空飞行了2个小时。途经久留米时还可见地面灯火，但到达福冈以后日本则实施了灯火管制，全城一片漆黑，说明直到此时日本人才有所察觉。乃至天色通明飞到我国东海岸上空之际，接到地面联络，得知在上海、杭州一带有多架日本飞机升空拦截我们，但我们则掩蔽在云雾中安全返航。”

双机编队的中国空军马丁B10

总结：

尽管军事效果有限，但从宣传和政治效果看，此次远征的确得到了各方抗战势力的赞许，激励了国人的士气。当时国内出版的大小报章纷纷刊文称许此次远征壮举，香港舆论则说：“传单比炸弹更具威力，中国空军来去自如，足见日空防不可靠，今后日人不得安宁矣！”

可惜此后直到1944年上半年，中国空军再也没有能力对日本本土采取过进一步的打击行动。直到1944年6月，中美联合空军第20航空队63架B-29型“超级空中堡垒”战略轰炸机满载600多吨重磅炸弹和凝固汽油弹首次从成都机场起飞，直扑日本九州，盟军才正式开始对日本本土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

B-29型“超级空中堡垒”战略轰炸机

相信大家一定对传单的内容很感兴趣，下面就是UP主整理的网上的资料，带大家认识一下日本本土第一次落下的“炸弹”是什么样的：

郭沫若(时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编写传单多达数十种，如《告日本国民书》、《告日本工人书》、《告日本农民大众书》、《告日本士兵书》、《告日本全体劳动者书》、《告日本工商者书》等，定稿后请鹿地亘翻译成日文。日本反战同盟也编写了署名为《反战同盟告日本士兵书》、《一桩真实事》两种传单。这些传单总印数达一百万份之多，此外还有200万份的说法，其中有告诫的，如《告日本国民书》：“老早从昭和六年，贵国军阀就这样对人民宣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只要满洲到手，就民富国强。可是，占领满洲，今已7年，在这7年之间，除了军部的巨头做了大官，成了暴发户以外，日本人民得到些什么呢？只有沉重的捐税，昂责的物价，贫困与饥饿，疾病和死亡罢了……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国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侵华迷梦，迅速撤回日本本土。”有劝谕的，如《中华民国全国民众告日本工人书》内容是：“诸君，等着等着，解放是不会自己来的，现在正是人民争回自由的时候了。你们掌握着生产，掌握着日本军阀之心脏的工人兄弟！觉醒诸君伟大的力量吧！诸君掌握着东洋的命运，打倒日本军阀，为着解放两国人民的苦痛，以同盟罢工来战斗吧！”更有有严厉警告的：“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变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