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本人于2021/3/30在班级进行分享时所用的讲稿，请勿以论文标准要求之

※PPT使用WPS制作；插图来源已标明；隐去本人及参加分享者的三次元信息

右侧插图图源：《鲁迅杂文集》封面，天津人民出版社

绪论

不知各位是否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对真正喜爱的人，我们是难于分享的。自然，并非由于喜爱的人有何问题，主要问题是，我们恐于自己难以说出其真正可爱之处。鲁迅先生之于我正是这样一个可爱的存在，因此出于一种私心与惭愧，我本不欲在各位面前过分地聊起他，以暴露自己的浅薄。然而我终究是要来暴露我的浅薄了（笑），所以为了防止后续的分享偏于理论化、格式化，以至于因我的叙述而损伤了先生之风采，我想在分享开始之前，聊一点个人偏于情绪化的感受，防止各位因为后续过于无聊而从一开始便失去兴趣。

不知各位对于鲁迅先生的感受是如何的？总之对我而言，他是一个无比真实的存在，而他的文章也是我初中时期唯一看过的课标推荐书目。至于后者，出于某些“不愿将叛逆的时光完全托出”的心思，暂且略过不谈，只稍微聊聊第一点。

我一直以为，文章是有情绪的，这情绪无论是热烈的还是沉郁的，总归是需要情绪的。而这种情绪，是作者真实性的生发。我讨厌在小说中看到过多议论，但我爱在杂文中看到一些颇具情绪的文字。还记得几年前出于兴趣，第一次看《论雷峰塔的倒掉》时，便被篇末的“活该”二字逗乐，觉先生当真真性情，而后越读，便越觉是在同好友聊天，一切嬉笑怒骂尽在眼底。他有温度，有血肉，他是幽默的，也是尖锐的，同时有柔情在，他是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一个偶像，一个冷冰冰的导师。

今天我们要发现什么？这是我想问各位的问题。各位可以自己思考，而我在这里说出我自己的答案——我想要发现“人”。如何才能发现一个人，而不是一个被抽象的符号，我以为首先是要了解全面的，未被涂抹的他的全部言行。只可惜学艺不精，尚未读完全集，只看了不到五分之一，因此我发现的，也只是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的鲁迅。而用这种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的鲁迅，来告诉各位鲁迅是谁，我以为，是不合适的，也是过于狂傲的。因此，我这次的分享，必然是片面的，私人化的，甚至是人云亦云的，于是第一人称视角的讲述成为了最好的选择，而我愿知先生，愿每一个人都能知“我”，知“人”，因而便有了这样一个文题。

要提前说好的是，我下面所述，并非让各位都喜欢鲁迅，都将鲁迅的文章读完，因为如果同作者不投缘，便很难真正去读，甚至会对其产生厌恶的情绪。正如我讨厌带有过多作者议论的小说，所以《悲惨世界》《复活》我都很难带有一种包容的心态读完，当我想要批判的时候，基于文本而生发更是枉论——这是非常不成熟的心态，对此我也很无奈。

闲话休提，并非曹德旺也并非唐·柯里昂的我，终究没有自信认为自己的杂论有多大的分量，有何不可拒绝，因此，如果各位瞌睡了，我对于浪费各位的时间感到无比抱歉。只是虽然抱歉，我还是要将分享的大体框架展示给各位。

插图图源：N.Nekrasov（不太确定）

那么，“颇能睡，但也做不出文章[ 《两地书》第五十篇，鲁迅]”的我，便要结束杂论，将病中所书，分享给各位了。若有疏漏之处，敬请指出。希望各位听完后，能够对“鲁迅是谁”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答案。

1解剖刀所向为何？

今日，我们谈起鲁迅，便不能不提那把锋利的解剖刀。这把解剖刀是如此锐利，以至于所向之处，无不露出血肉与沉疴，以警自，以警人。鲁迅先生，将这把刀刺向自己，刺向旧文化，刺向旧制度，最终，刺向同己相连、沉睡的民族。

1.1解剖自己与国民性

鲁迅先生曾经在《写在“坟”后面》这样写道：“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解剖自己意味着去通过对自身的观察、反省，而将自身的弱点完全暴露，藉此来更加冷静清醒地解剖他人，才能达到寻到“国民性病根”的目的。

鲁迅在学习过进化论以及科学思想后，在《风筝》中对自己幼年时以极为粗暴的态度阻止幼弟放风筝一事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其中不留情面地表达自己对于过去的悔恨。他说，“我的心也仿佛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他通过自己幼年时这种对儿童精神的虐杀，剖解了自身在这样一种文化体系下的劣根性。

这样一种经历，使他明白了中国为何有那样多“少年老成”，为何那时的中国总是向后，或是原地踏步，只因少年一开始便被老年所挤占了位置，“只能先行萎黄，且待将来老了，神经血管一切变质以后，再来活动。所以社会上的状态，先是‘少年老成’；直待弯腰曲背时期，才更加‘逸兴遄飞’，似乎从此以后，才上了做人的路”[ 《热风·一九一八》随感录四十九，鲁迅]。在这样一个老年者上位的社会，由于自身固为既得利益者，只要维系这样一个旧秩序，便可以让自己在未来衣食无忧，同时庇荫家族，因此后世的变革与创新的难度便大了许多。

这样一种社会形态在思想上的体现便是中庸。中庸这一思想固然可以让文化延续，同时化解纠纷，使文化与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稳定，然而其在发展过程中，中庸一词逐渐成为了一种掩盖惰性与卑怯的借口。他们“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 《华盖集·一九二五年》通讯二，鲁迅]，如此，瞒和骗也渐渐成为了一种概括，由于其“不敢正视各方面”，因此“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坟·论睁了眼看》，鲁迅]，人们日日舐着忠臣的血，用“两间正气”满足了自身的虚荣，在“羊样的凶兽”与“凶兽样的羊”间转换，最终造就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

鲁迅深知这种国民性的可恶，而他为了“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 《坟·灯下漫笔》，鲁迅]，必须“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从正视自己开始，来正视这国民性，而在正视这国民性之际，寻这制度与文化的缘由。

1.2解剖旧制度与旧文化

鲁迅对于旧制度与旧文化的解剖，其一在于封建礼教上，其二则是对于文言，以及对于旧文艺的解剖。同时，由于新旧之交，文艺领域的小丑亦层出不穷，因此这种对于旧文艺的解剖，涉及面便广得多。

1.2.1吃人的封建礼教

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写道：“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 《坟·我之节烈观》，鲁迅]而节烈此事，其一并不普遍，一夫多妻的男子在“妇，服也”这样一种解释下，运用性别意识形态的强化——引以为戒与引以为鉴——和行为规范，单单要求女子节烈，而自身却并不需要如此，也就意味着，这样一种节烈，总是除掉了另外的占人口二分之一的人，谈不上普遍。其二，此事也并无两利。女子节烈更多的是在这种社会话语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的男子掩盖自身问题的借口，用女子节烈一事进行瞒和骗，造成一群烈女后，也“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 《坟·论睁了眼看》，鲁迅]，也由此，国破并无补救，却只造成了不少冤魂。若从密尔理论这一功利主义的角度看，由于女性“没有办法在社会中产生一半足够的能量，她们的能力被抹掉了”——这是并不利于社会化功利计算的，因此，节烈一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的恶事，若延续下去，便并不益于“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与“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坟·我之节烈观》，鲁迅]，人类便无法获得正当的幸福。

同时，节烈一事并不仅仅是性别压迫本身，性别问题虽然不能完全等价与阶级问题，但很大程度上是阶级问题的反映。这样一种阶级问题，不仅仅衍生出了节烈这一虚伪道德观，让史书平添了几页枉死人的名录，也从各个方面，影响着所有人的思想生活。

自董仲舒的新儒学罢黜百家后，儒学便成为了封建家长制的代言，三纲便成为了统治阶级压迫所有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这样一种学说，带有浓厚的神学色彩与秩序性，也造就了一种神化了的人生的范式。这种范式，让人们相信，一旦背离这种标准人生的范式，便不存在真正的好的人生。而集中体现这种范式对人生戕害的，则是祥林嫂悲惨的一生。正如许寿裳所说：“《祝福》的惨事，不惨在狼吃了阿毛，而惨在礼教吃了祥林嫂。[ 《鲁迅的精神》，许寿裳]”在政权、族权、夫权、神权这四条锁链下，祥林嫂并不存在反抗的可能，她已经成为了封建礼教控制下的容器，她只知自己悲惨，却不知自己为何悲惨。而在那个时代，有那样多“祥林嫂”，被三座或是四座大山压垮，成为了封建礼教与维系封建统治的牺牲品。

1.2.2瞒与骗的旧文艺

在这样一种社会政治氛围中，文艺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时代的尘，变得多少有些面目可憎，失去了其原本的使命。鲁迅对于文艺的论点，其一在文艺本身，其二则在于文艺的载体上。

对于文艺本身，鲁迅认为，文艺应当“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坟·论睁了眼看》，鲁迅]。然而多数旧文艺则是国人不愿正视人生的产物，只是瞒与骗在另一种载体上的表现；而这种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 《坟·论睁了眼看》，鲁迅]。旧文艺成为了封建礼教的一杆长枪，业儒们一面毁了先师，另一面又毁了将来，使将来成了过去，使“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可以假借大义而变得理所应当，使变革为人所不容，最终不得不“柔也”。人类的路铺展不开，竟成死路了。而为了不使这路成为死路，文艺应当“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 《坟·论睁了眼看》，鲁迅]，且这样一种新的文艺，应当让人所懂，而不仅仅只是士大夫们的文字游戏。在这一基础之上，鲁迅提出了文字改革，只是他在此事上更加激进，他认为，“汉字与大众是势不两立的”，如果要让大众受教育，要让大众看得懂文字，“必须用罗马字拼音”[ 《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鲁迅]。这种观点似乎有些不分良莠一并抛弃的意思，然而其本质目的实际上的推行大众语，而在当时的他看来，罗马字拼音刚好是最好的大众语。

而这种激进在当时似乎也有道理可讲，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谈到白话文得以推行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反对钱玄同用罗马字母代替汉字，才勉强让白话乘了机会，得以流行。对此，鲁迅作了一个形象的描述：“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无声的中国》，鲁迅]”

那么抛去罗马字拼音这样一种略显偏激的观点不谈，仅仅谈到白话改革这一变革，于新文艺以及新思想有利的。因为白话的丰富性与准确性，对于传播科学思想与文艺大众化，相较于文言而言更为有利，因为其易懂，并不需要将文言翻译为白话再废一倍的时间。

然而他对于古文的态度，同时又有些矛盾。一面他认为古文已死；但另一方面，在面对一些令人发感的情形时，他也会不自觉地引用古文，并创作诗文。如在纪念刘和珍时，他在篇末引用陶潜的“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拟挽歌辞三首》，陶渊明]”，来表达对逝者的哀悼。而其《自题小像》一诗，更是令人感慨至深。汉语言的表达并没有像当时的他认为得那样窄。而他或许也承认古文所带给我们的韵与感，只是不认为古文有利于新文化的传播吧。

总的来说，“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们，对于西方文化绝对肯定的某些倾向是有的，但并不能因之否认其全部思想或是肯定之。我更愿意去相信那是生命与时代的锚点，正如他先前用文言创作，有时也为稿费而写许多大论一样，只是希望让偏爱他的人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 《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只是希望展现出那些构成他的曾经，希望人们看到一个立体的、作为人而存在的鲁迅。

1.3解剖刀后是什么

许多人见鲁迅，总觉他是冷酷，似一柄利刃，无情而冷然。然而解剖刀后是全然的冷吗？我以为不然。或许，如果鲁迅只是冷，只是批判，只是怒骂，而无情感，他是决然不会让人如此喜爱且敬佩的。

鲁迅之批判是为进步而发的，他解剖缺点，并不是为做一个看客或是键盘侠，作壁上观或骂几句便事了，他实为复兴。而他同样也不是空谈家，在解剖这一缺点时，也提出了解决之道。无论是对于国民性的怯懦、自大、看客心理，还是对于由封建礼教与文化造就的无爱的婚姻家庭、被压迫的可悲的女性、被扼杀天性的老儿童，他都在不留情面地批判的同时，给出了解决方法——正视问题，消除压迫，推翻旧礼教，学习新思想。

而在这些不留情面的批判背后，也藏有其极大的同情，正如许寿裳评价，那是“字中有泪的”。《狂人日记》中，他说“救救孩子”，而宁愿“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在《药》中，尽管这世间似乎已冷酷得似是死火所生的地狱，然而他终究在瑜儿的坟上凭添上了一个花环；于《明天》，单四嫂终究也还有梦到宝儿的可能；而在《我之节烈观》的末尾几段，他也以极为沉痛的语气，为节烈的女子哀悼，为被压迫的被迫“节烈”的人民哀悼。他说，“他们是可怜人；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而开完那样一个追悼大会后，我们“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我们最后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最后那句“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是何其热烈啊！

而这样一种热烈，汇聚到一起，则成为了一颗为民族之心。正所谓，爱之深，因此感之切。如许寿裳所言：“爱国家爱民族的心愈热烈，所以观察得愈冷静。这好比一个医道高明的医师，遇到了平生最亲爱的人，患着极度危险的痼疾，当仁不让，见义勇为，一心要把他治好。试问这个医师在这时候，是否极度冷静地诊察，还是蹦蹦跳跳，叫嚣不止呢？[ 《鲁迅传》，许寿裳]”冷静地诊治，热烈地爱，为之悲，为之泣，为之奋战，为之牺牲，解剖刀后，是一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颗既冷静又热烈的爱民之心！

正是由于“他的冷静和热烈双方都彻底”，虽则他自己“所感觉的是黑暗居多”，而对于青年，却“处处给与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自己也仍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 《两地书》第五篇，许广平]”，在冷静与热烈之间，在解剖刀后，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而充满温度的灵魂，看到了一个仁智双修的、既看到了黑暗也不忘记光明之所在的大写的人！

2矛盾导向何方？

矛盾双方是对立统一的，这是现实的必然，也是文艺的必要。没有矛盾的文艺是没有生气的，而一个人如果不经历一些思想的挣扎，往往也不会真正坚定自己的路。鲁迅在其近半生的写作中，展现出了许多有关矛盾的讨论。而希望与绝望，呐喊与彷徨，是我所寻的两个矛盾。

2.1《野草》：希望还是绝望？

《野草·题辞》的开篇，是这样一段话——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在这里，充实与空虚是一组矛盾，前后有一种犹疑，一种拉扯，一种无实感的仿佛处于失重的临界状态，似梦似醒。而《野草》的大多数篇章，似乎都是在这样一种悬空的状态展开的，由此产生了一种荒诞感，一种不确定性，似是一种呓语。然而这种状态，正如阎晶明所言，是“箭正离弦”的状态，“它已开弓，无法收回，但它的速度、方向、目标并未完全显现”。它“比箭在弦上更有动感，比离弦之箭更加紧张[ 《箭正离弦：野草全景观》，阎晶明，（下同）]”，也因之，它更有魅力。

《野草》几乎可以谈得上是“阴暗”了，几乎所有情境都是在一种明与暗的交接处展开，而不同于黑暗过后是光明的寻常论调，影最终选择沉入只有他自己存在的世界中，而不要那个“有你的黄金世界”，但与此同时，他又说“我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这便又带有一种无望之希望的含义，而在这《希望》的最终，他最终提出了这样一句“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同样是一个矛盾，而这种希望还是绝望的矛盾，仿佛一根无形的线，穿插在《野草》间。

比较清晰地表现这种绝望与希望的，是《过客》。对于前路为何，老翁和女孩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坟”意味着绝望，而“百合花”则意味着希望，我们固然可以用老与新这种对立来解释，然而这种解释似乎有些浅薄。阎晶明通过讨论“在路上”与“感激”这两个主题，对这部戏剧下了这样一个结语。他说它“强调了受理想召唤前行的不能终止，又面临即使穿过坟地也终将得到虚无的困境，纵有代表未来的青春力量鼓励、赠予，然而‘没法感激’的窘迫令人迟疑。‘即刻昂了头，奋然向西走去’是过客的毅然决然，同时他又是拖着疲惫的身躯跄踉前行。困顿、受伤，前路渺茫又不肯回到‘最熟悉’的地方。歇脚的小土屋门前仿佛是人生的十字路口，老翁代表了绝望后的麻木，姑娘代表了尚未启程的希望，令人难以抉择”。

而这种难以抉择的悬空状态之外，他强调了一种实有，即“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而这种实有，让人联想到《题辞》中的“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借这样一种解释，阎晶明认为，“因为连虚无都是实有，绝望都是一种虚妄，所以它们就不可能成为充实和希望的完全的灭绝者。这使得所有这些无论光明、黑暗，积极、消极的概念一概都成为不能去除的火种、力量、存在，同时，也变成永远挥之不去的纠缠、痛苦、宿命”。这样一种转机，让绝望与希望的哲学透露出一种倾向性，让好的战士有了战斗的意义与宿命，而那杯苦酒似乎也有了甘意。

但即便我们不去从实有与否定之否定这样一种复杂的论证中看，在《希望》中，那“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也曾经存在，“而我的面前又竟至并且没有真正的暗夜”，《墓碣文》中的“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以及“去罢，我的野草，连着我的题辞”也体现出了一种极其磅礴的力量，以及绝望中的希望。而这一切似乎都同阎晶明之“虚妄，在精神上无不悲哀的色彩，但同时也是一种理想不灭的力量”相合，而这生发于矛盾之上、人间存在之论的《野草》，充满了一种力量，也在“悬置、临界的紧张中发出闪电般的、彗星似的光芒”，让人不至于绝望。而这种不让人绝望的力量，让“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记念刘和珍君》，鲁迅]”。

而这种“野火烧不尽”“更行更远还生”的力量，似乎正与文题相合。

2.2《呐喊》还是《彷徨》？

在座的或许有几位知道我于去年十二月所写的一个剧本，但或许并不知道那是受什么影响而写出的；而有些朋友或许也曾读过我高一所写的一首诗，但大概也不知晓这种近乎自戕的呐喊究竟从何而来。实际上，这些都是受《呐喊》与《野草》的影响写成的，也因此带有一些激烈的、战斗的意味在。然而，多数人不知晓的是，在那次月考以及请假之后，我渐渐不愿继续呐喊，而在无止境的像吕纬甫那样陷入了无尽的彷徨中，纠结于像剪绒花那般的事情上；我在那时几乎也写不出文章了——我的心火似乎燃尽了。

在这件事上，鲁迅或许也有同样的感受——当一个人发现自己所做的事似乎对己对旁都是一种戕害后，或许就无话可说了；而这是悲哀与无望，是我初读《彷徨》所得到的。

单从色调上看，《呐喊》与《彷徨》是很不一样的，可以说，《呐喊》是激烈的，而《彷徨》是低沉的，仿佛是流水在低谷中流，也若“日忽忽其将暮”。在《伤逝》与《孤独者》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那种寂寞与孤独，一种对于“真实”本身的慨叹，让人想到两年后他对于“醉虾”的思考。

对于呐喊与彷徨本身来考量，一个是果断的，几近全然的反讽与抨击，带有新文化运动前期与五四运动高潮期独有的热切，以及无所畏的果敢；而另一个则是带有求索意味的行板，是一种彷徨与犹疑，而这种彷徨，一方面是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本身特点所决定的，其进退两难，并且在路线选择上产生了疑惑；另一方面，或许也是鲁迅本人在剖解自身所生发出来的一种疑惑。

在《伤逝》中，涓生以为子君“她早已什么书也不看，已不知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是奋身孤往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因而他说他不再爱她，也告知了她他所认定的真实，而这虽然是为激起子君前行的勇气，却最终也“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她”，出于一种愧疚，也出于一种对过去的反思，涓生彷徨着，在最后感慨道，“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向导”。

由于我实在没有看论文之类，所以在这里我并不想将讨论《彷徨》的整体风格以及所批判对象之类作为重点，我只想谈呐喊与彷徨的关系，想阐明我眼中的彷徨本身的意义。

呐喊是由于确定，彷徨是由于不定；彷徨之后呐喊，呐喊之后彷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由确定走向不定，人们由绝对认可到反思正确性。而这种反思，这种迟疑，是人之真实的体现，也是防止其自大，以致与理想背离的调节器。一味以为自己正确，往往只会同所爱之人相去甚远，只有在彷徨中发现自己可能存在的错误，才能不让自己同自己背离太远。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彷徨的鲁迅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也无法想象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人彷徨是什么样的，彷徨更是人之常情，而彷徨之后依旧呐喊，彷徨之后找到解决方法之人，是值得敬佩的。彷徨所代表的一种思考，一种质疑，是一种对于正确性本身的思考，也是真正为理想呐喊的铺垫，是一个人情绪的体现，我以为，在几声呐喊后，有思的彷徨比起莽直的呐喊更为重要。

3鲁迅思想带给我们什么？

今天，距离鲁迅的时代已有一世纪之久，尽管时代不同，文化不同，然而鲁迅的思想终究没有死去。鲁迅，正如臧克家所言，他是那种死去却仍然活着的人。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鲁迅思想还能带给我们什么？这沉疴又有何种新的表现形式？由于在上一次讲《千秋》时，我已经提到了一些有关家庭关系、国际关系之类的分析思路，故本次不予以展开，而将从另外的三个方面，聊聊我个人十分浅薄的认识。

3.1从“鲁迅曾经说过”谈起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句话不是我说的——鲁迅”“这话我确实说过——鲁迅”便成为了一个梗。假借鲁迅之口，说出自己想要说的话，成为了私下里朋友间的一种玩笑，也成为了一种网络现象。“鲁迅是否真的说过”成为了一种未知，而鲁迅本人真正说过的话，也成为了难以分辨的一部分。若情致相合，倒也无碍，问题在于借人皮囊，说出并不属于那人的话，则是一种莫大的侮蔑。正如鲁迅死后，假借鲁迅之名出版自己的文集，或是盗印，并不征得授权之行为，不仅对于鲁迅本人之名誉有碍，且若借此名传达些不入流之思想，则更是罪孽深重。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或许问题之一在于权威性。为了让自己的文章更具权威性，我们来引用名人名言。只是有时，我们在已知的名人名言中，无法找到自己想要的那句。怎么办呢？为了自身利益服务，便只得捏造一番了。这便是为了证明自己，为了自身利益而妄加自身思想于前者，这是话语被涂抹的论据之一。

无鱼曾经在他十八岁那年的杂感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刀尔登笔下的那个叫希里花斯的国家是存在的，因为他计划要去，我也确实去过。有两个活生生的人证实了某些事物的存在，在互联网时代，就可以有第三个人拿来引用，并广为流传。借着今天的机会，我讲一讲我在希里花斯的见闻”[ 《贪、痴、嗔——18岁，思想花，佛说》，无鱼]。无鱼是否去过那里我们不得而知，只是如今我作为第三个人引用了无鱼的话，一旦我并没有说明“我不知晓无鱼是否去过”，无鱼便“真的”去过希里花斯。

无鱼的真实意图是否如我所想呢？我不得而知。但世间有许多不知而用之事，我方才在做的，便是用无鱼的话证明自己；而更前的，则是在用鲁迅、许寿裳、许广平等人的话证明自己的观点；而这篇文章出现的缘由，同样如此。而我的力量终究是小的，即便引用了某些话，做了一些不当的理解，似乎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顶多是无条件相信我的人会遭殃，或者有人说我“腐蚀青年”；然而这世上会无条件相信一个具体之人的人，终究是少数。一个具体的人由于其“人性”，并不会被打上“完美”的标签，从而被过分地期待些什么。然而一个bot（robot的简称）、一个大V、一个权威性媒体就不同了。

那么，我在这里做一个测试。

其实许多朋友只是知晓我写了一个剧本，却并不知晓为何它只“昙花一现”，并未在我的空间留下痕迹？那么，请你思考，你以为我的剧本遭遇了什么呢？你是否会想到我的剧本被某些机制删除，或是审核不过而从此消失了呢？如果我在一开始的问题提出之后，用只言片语表达我被“约谈”了，你会怎样想呢？

然而实际上缘由并非如此，在一个适当的时候，它或许会重见天日，只不过不是现在。

那么我突然聊起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只想说，当你无条件地相信了我所暗示的东西，你也会无条件地相信一个广有拥趸的大V，尤其是当这个大V还顶着“鲁迅bot”的名号时。

在此我不谈这个bot的立场，因为“一旦立场改变正义也会露出獠牙”，我不愿以一个正义者的姿态去对他横加指责，而我只想聊聊当时发生的事。

大约是两年前的，微博上有一个鲁迅bot，它会摘录一些鲁迅语录，而每条微博的评论区下几乎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缩写。大家愤慨着，抨击着，不亦乐乎。直到有一天，鲁迅bot说自己被约谈了，而同一天，它上了热搜。自然，如果bot仅仅是一个bot，而不夹杂个人情绪，实则并不会带来什么特别的影响。而有一天，bot运营者用私人的身份拉黑了另一个bot，bot带有了情绪，而这也证明，之前其所摘录的，并非一个bot随机所述或是旁人投稿，而是运营者假借鲁迅之口，来引导舆论。

其实重点并不是引导舆论本身，而是有人将bot当成了鲁迅——bot退号后，他们不是为bot消失而叹息，而是为鲁迅本人“消失”叹息。这种情形之下，鲁迅被同bot划了等号，而鲁迅本人被抹杀了，或者说，被替代了。一旦鲁迅被替代，鲁迅本人便成为了传声筒，这正同其所说的“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大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鲁迅]”。鲁迅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当鲁迅被无条件支持时，鲁迅本身作为个体存在的意义便会被附加的意义所删刈，从而成为一个非自愿的“意见领袖”，成为了一个被制造出来的偶像，成为神，成为信徒的唯一的精神港湾。在那时，便不会存在独立思考之精神，而是只有“只要是他说的，便一定对”这样的思想。

然而，在鲁迅问“从来如此，便对吗”的时候，这些追着bot喊鲁迅先生的人，是否曾经想过，鲁迅bot甚至是鲁迅这样说，便对么？

由此延伸来看，我们真的需要“意见领袖”吗？意见领袖是否会挟持我们的思想？意见领袖带给我们的信息，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被他掩盖的？不知各位是否关注过cf（人名缩写）所转发的那条聊天记录，有关胡适之与鲁迅的讨论，其中的论据多数都是真实的，然而，七分真三分假便是一个好的谎言，九分真甚至十分皆真而只是加上了不同的个人理解，那个言论便足以将朝向转变。如果一个人无条件相信一个意见领袖，无条件地崇拜一个偶像，那么他便难以具备真正意义上独立思考的能力，只能成为他人的傀儡，说出些“鲁迅说，我没说过”这样的话。

可我终究也仍需要鲁迅的话来证明自己，来使我今日的分享存在些许带有权威性的意义，因此，便不得不再加上一句鲁迅曾经说过的话来作为本篇的结束，而不能仅仅只探究鲁迅作为一个个体的存在。

“旧像愈摧破，人类便愈进步；所以现在才有比利时的义战，与人道的光明[ 《热风·一九一八》随感录四十六，鲁迅]”，摧毁偶像与权威下的盲从，似乎是从“鲁迅曾经说过”谈起的意义；而自然的，反思仍在继续。

而我仍然需要请各位思考：

我这样说，便对么？

3.2未有……之前

鲁迅曾经在《未有天才之前》中说过，“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这话说得极好，甚至可以说，“未有……之前”，其中的省略号，可以填上任何，像伟人、为民者之类的词语。自然，我们不否认这省略号本身的价值，然而如何让他们安心，让他们的群体成长、壮大，不至于使“为人抱薪者，冻毙寒风中”，民众，及其背后的许之生存生长的环境，是不可或缺的。

关于鲁迅是如何死去的，许寿裳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心境的寂寞，二是精力的剥削，三是经济的窘迫[ 《鲁迅传》，许寿裳]。而这三个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的民众以及那种环境造成的。

这种寂寞与痛苦，鲁迅曾经在致许广平的信中提到，“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我听得甚至有人说：‘他一世过着这样无聊的生活，本早可以死了的，但还要活着，可见他没出息。’于是也乘我困苦的时候，竭力给我一下闷棍，然而，这是他们在替社会除去无用的废物呵！这实在使我愤怒，怨恨了，有时简直想报复。我并没有略存求得称誉，报答之心，不过以为喝过血的人们，看见没有血喝了就该走散，不要记着我是血的债主，临走时还要打杀我，并且为消灭债券计，放火烧掉我的一间可怜的灰棚”[ 《两地书》第九十四篇，鲁迅]。而根据许寿裳的叙述，将自个儿的整个生命献出的鲁迅，并没有能够让他好好奉献的同胞，他们“倒是重重剥削，各各脔分，有许多人都争着挖取他的精神的一分。有些书店老板借它以牟利，有些青年作家借它以成名。还有，他的生前和死后，版权毫无保障，翻版或偷印本层出不穷，单是一本《南腔北调集》，改头换面的就不知道有若干种。自政府以至人民，自亲朋以至社会，有谁曾经保护过他点什么，赠给过他点什么？毕生所受的只有压迫，禁锢，围攻，榨取。……譬如一池清水，这个也汲取，那个也汲取，既没有养活的源头，自然容易枯掉”，而对青年，他到头来他也不得不叹一句，“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 《华盖集·导师》，鲁迅]”，虽然其重点落脚在“前进的”之上，然而先前所述那样的恶的青年，数量究竟又有多少呢？

而不仅仅是鲁迅的时代，或者我们说，自有人类起，这样的能够用来替换省略号的人们，便无不被剥削着，被迫接受着一种过高的、近乎是偶像似的要求。只是，勇士也需要吃喝，需要睡眠，而那些要求这些与那些的人，那些要求为民者奉献得“连一条裤子都不剩”的人，又何能比得上为民者一分一毫呢？

人们乐于看到牺牲，或许是由于这可以满足他们对于某些戏剧性现实的期待，他们流下一滴两滴或许真情或许虚伪的眼泪后，做了些什么呢？陶勇、李文亮，那些被侮蔑的先烈，以及那位网友不无恶意所嘲讽的鲁迅，被那许许多多的键盘侠，以辩的魂灵来仿着《牺牲谟》中的冷漠，却又在一个个英灵殒没后，叫嚣着“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天才”，却不看看自己是否先改造了自己。

所以我们应该怎样做呢？将心比心，少些苛责，多些尊重。当我们发现，我们根本无法达到为民者那样的高度时，对于那些所谓的“瑕疵”，还请包容些。我们或许只是泥土，但是我们一定不能是尘土。泥土并不卑劣，肥沃的泥土不仅能培育出供我们欣赏的好的花卉，也可以让着世界变得更好。

3.3思考：呐喊还是缄默

关于呐喊与缄默，或许是斗争方式的问题，鲁迅在与许广平的通信中也有所提及。

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这就是我之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子路先生确是勇士，但他因为“吾闻君子死冠不免”，于是“结缨而死”，我总觉得有点迂。掉了一顶帽子，又有何妨呢，却看得这么郑重，实在是上了仲尼先生的当了。仲尼先生自己“厄于陈蔡”，却并不饿死，真是滑得可观。子路先生倘若不信他的胡说，披头散发的战起来，也许不至于死的罢。但这种散发的战法，也就是属于我所谓“壕堑战”的。[ 《两地书》第四篇，鲁迅]

但在这里，我并不愿过多地去进行个人的、灌输式的分享，而想给各位两种不同的观点，以及二者所出示的不同论据。各位也可以自己思考一下，如果是你，你选择谁呢？

（现场讨论）

或许也正如B所言，如果所有事情都以目的论而思之，或许这世间也不会有那样多变革，娜拉也终究不会出走。然而这个问题实则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有人愿意选择这条路，有人愿意走这一条，我并不希望所有人都走同一条路，因为这也意味着人的消失。提供多元的选择，并且让这多元的选择产生更大的力量，来对抗作为一种体制问题的“内卷”，是我以为这种思考存在的意义。

4总结：冷静与热烈之间

“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 《且介亭杂文二编·“题未定”草（六）》，鲁迅]”——这以鲁迅起的论稿，自然也应以鲁迅结束。在这里，我不愿过多地总结鲁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只想问各位，在这样的冷静与热烈之间，在几个矛盾之中，你是否看到了一个人，你是否有自己的思考，并且能够知“我”呢？

而文题的由来，除了开篇所提到的外，实则还与一首歌有关：

右侧插图图源：《四张机》专辑封面

谢谢大家！

右侧插图来源：网络